学文网明代是贵州书院讲学运动兴起和发展的重要时期，这一契机肇始于阳明先生在“龙岗书院”和“文明书院”的讲学活动。
贵州是王阳明龙场悟道之地，故贵州独得风气之先，首传阳明心学。在王阳明之后一百年间，黔中王门弟子在贵州新建40多所书院，掀起了三次书院讲学运动高潮，形成五大王学重镇，对贵州民族地区社会文明和文化教育的发展起到十分重要的推动作用。
明代贵州书院讲学运动的兴起
正德三年（1508）春，贵州历史上迎来了一件引人瞩目的大事。是年，王阳明因忤权阉刘瑾而谪戍贵州龙场驿（今贵州修文县）。他在生死边缘之际，仍潜心探究圣贤之道，终于大悟“格物致知之旨”，于是提出“心即理”、“心外无物”学说。第二年（1509），又形成“知行合一”学说，标志着阳明心学体系在贵州初步形成。这一事件就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龙场悟道”，当代学者称其为“思想史上的一声惊雷”。
王阳明龙场悟道以后，旋即在贵州展开书院讲学活动。他在龙场修建“龙岗书院”，向当地“苗夷”弟子讲授心学。“先生抵龙场，履若中土，居职之暇，训晦诸夷，士类感慕者云集听讲，居民环聚而观如堵焉，士习丕变。”“当日坐拥皋比，讲习不辍，黔之闻风来学者，卉衣舌之徒，雍雍济济，周旋门庭。”贵州、湖南、云南学子纷纷前来就学。如贵阳陈文学、汤、叶梧等前往就学于门下；湖南蒋信、冀元亨千里求教，“大有得而归”；云南朱克明、朱克相兄弟也拜学于王阳明门下。他们后来都成为西南地区传播阳明心学的著名学者。
王阳明的龙岗书院讲学引起贵州土司和地方高级官员的高度重视。贵州彝族土司、贵州宣慰使安贵荣多次遣使问候，表达崇敬之情，结下深厚友谊。贵州提学副使毛科、席书先后两次邀请王阳明到贵阳讲学。正德四年（1509），王阳明接受席书邀请，主讲贵阳“文明书院”。席书亲率书院弟子二百余人“以所事师礼事之”，“诸生环而观听者以百数，自是贵州人士始知有心性之学”。是年岁末，王阳明调升任江西庐陵知县，离别之际，贵州弟子与他依依惜别。王阳明在镇远邸店中致信贵州弟子，嘱咐他们管理书院，勉励“努力进修，以俟后会”。
王阳明在贵州虽然只有短暂的两年时间，但他的龙场悟道和书院讲学活动，却是贵州史上第一次破天荒的大规模学术活动，不仅为贵州播下了阳明心学的种子，而且也揭开了贵州持久的书院讲学活动的序幕。“黔中之有书院，自龙岗始也；龙岗之有书院，自王阳明先生始也。”王阳明为龙岗书院拟定的“立志”、“勤学”、“责善”、“改过”四大学规，成为明代贵州书院讲学运动的旗帜和指针。明代江右王门郭子章称：“海内谈圣学，半宗余姚；余姚之学，成于龙场。”清代贵州学者翁同书称：“黔学之兴，实自王文成始。”民国贵州学者陈矩称：“终明之世，吾黔学祖，断以文成为开先，信不诬也！”王阳明因教化边地之功，被学者称为“黔学之祖”；而贵州因首传阳明心学，也被称为“王学圣地”。
明代贵州书院讲学运动的发展
在王阳明书院讲学活动影响之下，贵州书院讲学之风从贵阳地区向全省范围迅速发展。王阳明之后一百年间，贵州出现了三次大规模书院讲学运动高潮。
第一次书院讲学高潮发生在嘉靖初年，以黔中王门弟子陈文学、汤、叶梧为代表。陈、汤、叶是王阳明在贵州的及门弟子，他们曾以诸生身份就学于阳明先生，潜心向学，深受赞许。嘉靖八年（1529），王阳明逝世，由于阳明心说遭到诋毁，朝廷将其定为“伪学”，禁止天下学子讲习。陈、汤、叶不为朝廷禁令所动，尊奉阳明先生如初。他们弃官归里，慨然以弘扬师说为己任，阳明心学在贵州得以继续传播。在王阳明逝世五年之后，王阳明浙中私淑弟子王杏巡按贵州，陈、汤、叶于是联络黔中弟子数十辈，恭请王杏兴建“阳明书院”。王杏允其所请，“以慰士民之怀”，“以激劝边人”。嘉靖十三年（1534），贵州“阳明书院”建成，王杏亲自作《阳明书院碑记》，是为中国最早一家阳明书院。嘉靖十八年（1539），王阳明楚中弟子蒋信提学贵州，陈、汤、叶又请置龙岗书院祠田，重修文明、阳明两书院，新建正学书院。在当时全国禁毁阳明心学的背景下，黔中王门弟子率先掀起龙岗、文明、阳明、正学四大书院为中心的心学讲学运动，表明阳明心学在贵州已经深入人心。
第二次书院讲学高潮发生在嘉靖隆庆时期，以黔中王门再传弟子马廷锡为代表。马廷锡，贵阳人，受学于蒋信门下，曾任四川内江知县，后弃官归里，于贵阳城南渔矶构栖云亭（今甲秀楼址），一意讲明心学，前后达30余年之久。在此期间，王阳明著名弟子徐樾、王学益、胡时尧、刘大直、赵锦等先后出任贵州巡抚等高级官员，他们刊刻阳明遗著，大讲阳明心学，又与马廷锡相互论学。隆庆四年（1570），冯成能于贵阳城东扩建阳明书院（今贵阳省府路），移马廷锡讲学其中。冯成能时时来会，听者常数百人。马廷锡讲诲不倦，兴起者甚众，“盖自阳明、道林后仅见云。”“盖若先生（阳明）复出而相与周旋问难于何陋、宾阳间也。”
第三次书院讲学运动发生在万历前期，以李渭、孙应鳌、陈尚象等为代表。李渭，思南人，早年受学于蒋信，后遍交天下名贤，与湛若水、罗近溪、耿楚侗兄弟切磋心学。晚年归里，建思南“为仁书院”，“远近问学者以千计”，培育出众多弟子。万历十七年（1589），李渭卒，耿氏兄弟作墓志铭曰“好学君子”；明神宗赐联曰：“南国躬行君子，中朝理学名臣。”孙应鳌，清平（今凯里炉山）人，早年受学于蒋信、徐樾门下，“学术纯正，识见高明”，与耿楚侗、赵大洲、罗近溪齐名，海内以“名臣大儒”称之。隆庆三年（1569），孙应鳌辞官归里，在清平筑“学孔书院”、“山甫书院”，一意著书讲学，又与马廷锡、李渭相互论学，共同培养王门后学人才。万历五年（1577），东林***领袖、江右王门邹元标谪戍都匀卫，所至必称马廷锡、李渭、孙应鳌三先生。他居匀6年，“日惟讲明王守仁良知之学”，“问学者何啻百数”，培养出陈尚象等著名弟子。陈尚象继承乃师讲学精神，削籍归里后，在都匀建“南皋书院”，讲学达20余年之久，“惟以兴起学术为事”，为黔南少数民族地区文化发展起到重要推动作用。
明代贵州书院讲学运动的影响
王阳明龙场悟道及其书院讲学活动，是明代贵州文化史上的标志性事件：不仅使中原儒学大规模进入贵州，而且揭开了贵州书院讲学运动的序幕，同时也促成了贵州历史上第一个完整的地域性学术派别――黔中王门的形成。在王阳明之后一百年间，贵州书院增加到40多所，每二三年增加一所，黔中王门产生四代弟子，形成了贵阳、龙场、思南、凯里、都匀五大王学重镇。
为了适应书院讲学之风在贵州迅速发展的实际需要，早在嘉靖十三年（1534），贵州思南府进士田秋会同巡按王杏上疏明世宗，请求在贵州单独开科取士。嘉靖十六年（1537），贵州第一次***举行科举考试，1000余人踊跃参考，中举者25名，次年（1538），4人同中进士，这是贵州建省125年以来（1413-1538）来中举人和中进士最多的一次，以后贵州每届科举名额25人成为定制，极大地促进了贵州文化教育的发展。万历三十六年（1608），王阳明悟道讲学100年之际，郭子章巡抚贵州，刊印出版《黔记》60卷。该书收录黔中大量史料，特别是收集了黔中王门的历代弟子的珍贵资料，并特为孙应鳌、李渭、马廷锡三人作《理学传》。这是王门后学对黔中王门进行的第一次比较系统的总结，为后人研究王阳明和黔中王门提供了便利条件。
明代贵州书院讲学运动从贵阳地区波及全省边远少数民族地区，使贵州原有的质朴民风为之一变。黔中王门四代弟子凭借40多所书院，在贵州大力传播阳明心学，使贵州各民族学子不再安于土俗，他们潜心向学，人才蔚然兴起。民国学者杨恩元说：“（贵州）人才极盛，实在明中叶以后。”据统计，明代贵州1720余名举人中，王阳明之前100余年仅有350余人；王阳明之后100余年则有1360余人，增加约4倍。另外，明代以前，贵州几乎没有经学著作，而明代贵州的经学著作约有18部，它们绝大部分都是王阳明的黔中王门弟子所著。由此可见，王阳明亲自开启的贵州书院讲学运动，对加快贵州少数民族地区社会文明和推进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的确作出了极大贡献。（作者单位：贵州大学人文学院 责任编辑/李 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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