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文网何兆武先生的书我很喜欢看。认识这位文化老人是因近两年他的一本叫做“上学记”的书的出版。因这两年我一直在读民国时期一些大师的传记，比如王国维、梁启超、赵元任、陈寅恪、吴宓、蔡元培等人的故事，总在想那时战乱，烽火连天，中国文化史上怎样能出这样的巨星，而且是群星闪烁。
由于喜欢何老先生，前几天在书店看到有一本《西方哲学史――从苏格拉底到萨特及其后》，书的封面上有“何兆武作序”这样几个字，我没有一丝的犹豫就买下了。著名学者葛兆光先生为《上学记》所作的序的题目是“那一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幸福和自由”。葛兆光后来听到何兆武先生讲起他们那一代人求学和做学问的事情时，感叹道：“真的是和我们不同，有点像精卫填海，像飞蛾投灯。”
自从那个著名的“钱学森之问”出现后，人们感叹大师再难出现，我想原因恐怕是现在的读书人身上已少有“精卫填海”和“飞蛾投灯”这样的一种精神了。何兆武曾和王浩谈起他的幸福观，说“幸福是日高日远的觉悟，是不断的拷问与扬弃。”这样的幸福观恐怕就是民国时期那一代文化人普遍持有的幸福观，故而他们才会把做学问当成天大的事情和一生的追求，不顾个人利益得失，甚至说出一些“傻话”和一些“不合时宜”的话来，如梁漱溟先生、马寅初先生。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保罗・克鲁格曼说：
“我所研究的准则无外乎四点：倾听意见；质疑问题；敢当傻瓜；简化，再简化。”可见，一个人学术上的发展虽有大环境上的原因，比如社会上应给读书人更多的包容和尊敬，但读书人也要坚持做学问的原则。
2001年清华大学准备为何老先生做八十大寿，何先生说他不是什么大人物，不配开祝寿会，也不配出纪念集，予以婉拒。那天早上他的学生彭刚去接他，他却把家门锁上，一人飘然离开。何先生淡泊明志，一生著作多多，由此我还想起这两天报纸上登载的老艺术家阎肃先生的事迹。阎先生一生也是不计名利得失，工作生活都很谦虚、低调、勤奋。相比之下，如今还有多少所谓的学者能做到这一点呢?土耳其著名作家、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奥尔罕・帕慕克在《伊斯坦布尔》一书中说：“伊斯坦布尔的命运就是我的命运。”我们的读书人能否都持有这样一种认识，即中国的命运就是我的命运呢?如果我们心中有爱，还会发生40名教授去争1个处长的位置和临毕业了导师还不认识学生的怪事吗?怎会有“抄袭门”事件频发呢?
文章结尾，我想套用13世纪神学大师安多尼的一句话：“学问若不转向爱，有何价值?”我想说的是，如果做学问的人心中没有了爱，何来大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