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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脱口秀”是对英语“talk show”的音译，指的是主持人对来宾的访谈或者是上门对人物进行的访问，通常主持人和来宾都不准备讲稿，而是靠现场随机应变，美国业内人士通常将日间和夜间时长在一个小时左右的聊天或杂耍节目称作“talk show”。在美国，电视“脱口秀”是从广播“脱口秀”中走下来的，早期的“脱口秀”以新闻评论为主，主要对近期发生的新闻热点进行谈论评说。1948年，由艾德・萨文莉主持的一档娱乐型“脱口秀”节目《小城大腕》，开创了不谈***治的轻松聊天节目时尚。至此，“脱口秀”分为两个类型，即新闻评论型“脱口秀”和娱乐型“脱口秀”。
“脱口秀”无疑符合汉娜・阿伦特和哈贝马斯关于公共领域的经典定义，即其主体是公民个人，其空间对每一个公民开放，人们在一起沟通和讨论，具有公开性和平等性。哈贝马斯认为：“大众传媒充当了个人疾苦和困难的倾诉、生活忠告的权威人士：它们提供了充分的认同机会――在公共鼓励和服务的基础上，私人领域获得了再生。原先内心领域与文学公共领域之间的关系颠倒了过来：与公共领域相关的内心现象逐渐让位于一种以内心领域相关的客观化现象。在某种程度上，私人生活的问题被吸收到公共领域当中，在新闻机构的监督下，这一问题即便没有得到彻底的解决，也至少被公开化了。另一方面，正是通过这样一种公开化过程，由大众传媒建立起来的领域获得了次内心领域的特征，而私人意识也得以提升。”“脱口秀”满足了人们渴望沟通交流的愿望，在当今社会具有公共论坛的性质，受到了人们广泛的青睐。
二
“脱口秀”在当今的电视节目中占了越来越大的比例，以美国电视业为例，日间和夜间都会安排“脱口秀”，星期一至星期五，从12点到18点，各大电视网都开设了“脱口秀”。各“脱口秀”又有自己的特点和风格，其中涌现出的名牌节目，有《拉里・金直播》、《杰・雷诺今夜秀》等。而最著名的当数《奥普拉・温弗里节目》，它以沉静、温馨的倾谈为特征，涉及人际关系并辅以一定的心理分析，内容多积极向上。美国电视“脱口秀”成为包括英国和澳大利亚在内的许多国家电视业者借鉴和模仿的对象。
几年时间，“脱口秀”也在中国大有遍地开花之势。1992年，上海东方电视台开办的《东方直播室》被认为是中国最早的电视谈话类节目。随后，各个电视台争相开办“脱口秀”节目，花样繁多，质量参差不齐。如央视的《实话实说》、《艺术人生》、《东方之子》，凤凰卫视的《锵锵三人行》、《鲁豫有约》、《有报天天读》，东方卫视的《东方夜谭》、华娱卫视的《夜来女人香》、以及港台的《康熙来了》、《麻辣天后官》等等。像央视、凤凰台这样的重量级电视台开办的“脱口秀”很少走纯娱乐化的路子，一般定位于社科类或新闻专题类，强调人与人之间要求沟通的本能。而地方台、港台开办的节目，一方面凸现地方特色，一方面偏向于娱乐化。如东方卫视的《东方夜谭》，其创办主旨就是“无益无害”、“纯讲笑话”。据悉，1996年诞生的《实话实说》直接参照了《奥普拉・温弗里节目》，《东方夜谭》则完全模仿美国已经走红30多年的夜间谈话节目《TONIGHT SHOW》。而湖南经济电视台推出的《娜可不一样》完全照搬台湾走红的娱乐“脱口秀”《康熙来了》，连取名方式、演播室布景都与之类似。杨锦麟的《有报天天读》成名后，不少电视台模仿开办了读报节目，很多主持人不管近视与否一律戴着眼镜，让人啼笑皆非。
三
虽然《实话实说》学习了《奥普拉・温弗里节目》，但《实话实说》在移植后有了自己的特点，而且《实话实说》是中国主流媒体创办，大众波及面广，而《奥普拉・温弗里节目》在世界范围内都享有声誉，所以将两者进行对比解析是有意义的。
在对比中我们可以窥见中外“脱口秀”节目的一些异同。相同之处在于，它们在本质上都属于“公共论坛”，人们借助这个平台发出自己的声音，两者关注的都是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关心人们的生存状态。
不同之处在于，首先，媒介所处的社会体制不同，导致其价值取向不同。美国是一个自由主义传播体制的国家，大众传媒业高度发达，并且具有全面成熟的信息传播业法律体系。同时由于高度的商业化，使媒介将盈利摆在首位，功利主义和实用主义充斥其中，“脱口秀”节目的制作往往考虑到的是最大经济利益的追逐。《奥普拉・温弗里节目》主持人奥普拉坚持不同流合污，尽量保持了其格调的严肃积极，但也无法完全避免。综观美国“脱口秀”节目，已经出现了低俗媚众的消极面。而我国的社会制度要求大众媒介以社会利益为主，倡导社会责任感和集体主义，要求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相协调，必要时个人主义必须服从于集体主义。这样的导向，使得媒介社会责任感强，市场竞争力不足，经济效益不显著。
其次，中外文化氛围、规范不同。美国倡导英雄主义和个人主义，在“脱口秀”节目中，不管是主持人还是观众，都充分张扬个性，各抒己见，有的甚至与来宾发生冲突，节目中不乏尖锐地揭露社会现象和社会问题的种种根源。而中国电视谈话类节目规范较多，如崔永元曾谈到像“下岗是否等同于失业?”这样的话题是无法做成节目的。而且在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下，人们表达含蓄，谈话节目现场气氛理性、调适，多为机智而幽默的谈话，自然而不出格，节目希望通过以真诚地倾听达到理解的目的，观众习惯于以提问的方式来附和嘉宾的观点，带有从众和崇拜的心理，欠缺自我的鲜明个性。
其三，主持人的角色不同。美国“脱口秀”节目的名称多以主持人的名字命名，如《拉里・金直播》、《奥普拉・温弗里节目》。一旦主持人不在，这档节目也就撤销了，主持人的个人魅力和能力被提到了第一位，主持人是节目的灵魂。但中国电视业长期形成的是棚内串场型主持人，缺乏主编型的主持人，杨锦麟认为，国内清谈节目的主持人大多没有平面媒体从业经验，表达的全是幕后人员的想法。主持人还停留在主播的角色。
目前，“脱口秀”在中国正如火如荼地发展，然而，崔永元在2002年接受采访时就表示：“我看不到谈话类节目的前途。”他以当时的《实话实说》举例，“从央视收视排名看，《实话实说》这几年没有什么太大变化。现在我们的占有率是5％～8％，但以前我们早上播出的时候能达到50％～70％，也就是早上看电视的人有一半是在看《实话实说》，现在这种盛况不可能再出现了”。这种失落感是可以理解的，但愿《实话实说》最初的成功与央视庞大的观众群和小崔的主持风格有很大的关系，而现在，其市场占有率的下降并不代表谈话类节目前途的暗淡。谈话类节目的经济效益很可观，也促使各媒介都想分一杯羹。凤凰卫视的总裁刘长乐直言不讳地说过，凤凰卫视有近一半以上的谈话类节目，摆几张椅子，邀请两三个嘉宾，直接成本投入几乎为零，甚至可以说是零成本运作，但收益却是几千万倍。诚然，中国的电视谈话节目还存在着粗制滥造、简单模仿的弊病，但它尚需时间慢慢成熟，摸索出符合中国市场的特色，同时需要避免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下出现的低级庸俗化，真正服务大众，为大众所喜闻乐见。并且，电视谈话类节目需要多一点人文关怀，多一点的社会责任感和能担当起灵魂作用的主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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