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文网1965年春，郭沫若写了两篇涉及书法的文字，一称的墨迹“成为了书法的顶峰”， 一称《兰亭序》并非出自王羲之手笔。是偶然的巧合，抑或自有其内在的联系？公开发表之后，前者悄无声息，后者郭自谓“四面八方都骚动”。
这年3月，郭沫若写成长达一万六千字的《由王谢墓志的出土论到〈兰亭序〉的真伪》， 发表于《文物》6月号。6月10日至11日，《光明日报》全文转载这篇引起文化界特别是书法界震动的翻案文章。郭文的基本观点是：传世《兰亭序》文的作者并非王羲之，则《兰亭序》帖的书者更不可能是王羲之；他是《临河序》的作者，传世《兰亭序》乃后人在《临河序》的基础上窜入140余字而成，与王羲之的思想不合；《兰亭序》帖书者为隋代智永。
王羲之是公认的“书圣”，《兰亭序》被公认为天下第一行书，否定了《兰亭序》的作者，也就在相当程度上动摇了这位“书圣”的地位。尽管郭沫若在文中表示并不否定王羲之在书法史上的地位，承认《兰亭序》帖自有其价值，并称自己至今仍能不依帖而临出全文，但真实情况如他后来所形容的，“文章一出，四面八方都骚动”。
章士钊上书，全力推荐书法家高二适的《〈兰亭序〉的真伪驳议》，嘲讽郭沫若“主帖学***”。陈叔通屡屡驰书沪杭，敦请书界名宿顾廷龙、邵裴子等人撰文反驳。沈尹默在与《光明日报》驻沪记者的谈话中明确表示不同意郭的观点和结论：否定《兰亭序》帖，就否定与他同时代的一大批人，就要重新考虑宋齐梁陈以后书法的传统。沈还称赞唐太宗是很厉害的，他本人懂书法。但这位书界巨擘出于种种考虑，“述而不作”，不愿撰文参与争鸣。
高二适的《驳议》在7月23日《光明日报》发表之后，这场学术争鸣便展开了。就当年发表的文章以及对记者的谈话看，大致可分为三种情况——
赞成郭说的名家有顾颉刚、翦伯赞、郑天挺、启功等；不同意的有商承祚、严北溟、魏建功、吴组缃等；认为双方文章论述均不充足的有唐兰、黎锦熙、周振甫、溥雪斋等。郭沫若在读到高二适的《驳议》等文章后，又在8月和11月写了《〈兰亭序〉与老庄思想》《〈兰亭序〉并非铁案》等4篇应战文字，申说自己的观点。
这场关于《兰亭序》真伪的论辩大约持续了五六个月。是年11月中旬，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发表后，文化界的注意力才为之转移。真正的学术争鸣未必会有定论，“兰亭论辩”最终不了了之，原本也属常事。近半个世纪后，回首往事，有两种截然不同的评价。一说在讨论中认真执行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是曾为学术界称道的一次比较成功的讨论”；一说“是学术其表而***治其里——‘对外’称之为‘笔墨官司，有比无好’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内部掌握’的‘口径’则是‘唯物史观的问题，即主要是阶级斗争的问题’”。前者就学术论学术，以多数参与者的感受，特别较后来的批判《海瑞罢官》（一开始也是打着学术争鸣的旗号），确实因其讨论对象而较具学术气息；后者透过表象，征引某些***要有关这次讨论的材料，得出在当年的大背景下不可能有真正意义上的学术争鸣的结论，可谓见仁见智。笔者所侧重的，在于探究郭沫若撰写此文的心态。
郭沫若为这篇翻案文章取这样一个标题，是告诉人们写作的缘起。陈叔通、沈尹默等人感到困惑的是：“南京出土之王谢墓志，自别是一事，与兰亭序无涉……郭公对此忽尔兴发，写此弘文实不可解也。”但这种“实不可解”，在仔细研读文章之后，还是可以见出端倪的。
郭文分为七节，前三节分别介绍与论列王兴之和谢鲲的墓志，并由墓志而及于书法。第四节论《兰亭序》真伪，值得注意的是，作者认为“事实上《兰亭序》这篇文章根本就是假托的”论据，“是最近由于***同志的介绍，才知道”的。那是清光绪年间李文田的一篇跋文。接着，作者写道：“伯达同志已经把他所藏的有李文田跋的影印本《兰亭序》送给了我，我现在率性把李文田的跋文整抄在下边。”不好因人废言，说***对此不可能有真知灼见，但在当年那种官本位意识十分浓重的背景下，特别标明材料的由来，似乎并非完全出于不敢掠人之美的心态。文章第五、六两节申说“依托说”的补充证据并论证依托的时间与人物。第七节的标题是“王羲之的笔迹应当是怎样？”有破有立，颇关紧要。郭沫若称：“关于这个问题，康生同志就文献中作了仔细的探索。他认为‘王羲之在唐以前和唐初是以善草隶、隶书、章草著名的’，他收集了资料五条如下。”接着，郭沫若不厌其详地开列康生提供的五则史料，值得注意的是，其中四则史料出于《晋书·王羲之传》。
如果说***提供的李文田跋文“距今已七十五年”，郭沫若素未闻知，那么，身为史学家的郭沫若对晋书可以说是耳熟能详了，加之要写这样的翻案文章，这些史料在他而言，断不是什么新鲜货色。然而，郭沫若似乎依然不愿掠人之美，指名道姓地告诉世人，这是较之***见报率和出镜率更为频繁的另一位主管意识形态的***要。
开列五则史料后，郭沫若直接引用“康生同志的结论”：“王羲之的字迹，具体地说来，应当是没有脱尽隶书的笔意（着重号为郭所加，郭在文中最为看重而反复涉及的就是这个结论——作者注）。这和传世《兰亭序》和王羲之的某些字帖是大有径庭的。”郭沫若强调：“这见解非常犀利。” 康生纵然作恶多端，已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同样不宜因人废言。问题是郭沫若何以如此无所顾忌地等于为当今***要“作注”。这恐怕也就是沈尹默、邵裴子等阅历深广的名宿，始终不愿撰文参与争鸣的原因所在。
事情还并不止于此。时任浙江省文史馆副馆长、年届82岁的邵裴子在复陈叔通的信中，有高二适《驳议》“以郭为‘小姐’而以李（文田）为‘丫头’”之喻。后来郭沫若看到这封信，以嘲讽的口气很不以为然地说：其实，在他们看来，我郭沫若何尝不是“丫头”？“小姐”另有人在，只是他们没有胆子说出罢了。确实，在当年那样的情势下，是没有人敢于与***、康生这样重权在握的人叫板的。更何况聪明人也不难悟到，郭沫若借重康生，还有更深的背景。
7月16日，章士钊上书，推荐高二适的《驳议》，并以“此人民***权下文治昌明之效”请求“公表”。是乐于听到这话的，更重要的是， 这对后来发起对《海瑞罢官》的批判而一度让人们产生“学术讨论”的错觉极有好处。7月18日，函复章士钊，谈到“大问题是唯物史观问题，即主要是阶级斗争问题”。但这是针对章著《柳文指要》，非指“兰亭论辩”。对高二适《驳议》一文，毛肯定其“草书不会书碑”的论点，至于真、行是否书碑，“尚待地下发掘证实”。但高文主要论点不在此，毛对高的反驳未置可否，只是表示“我当劝说郭老、康生、伯达诸同志赞成高二适一文公之于世”。事实上，郭的论点不但是康生、***的论点，而且也是毛的论点。这就不难理解，毛在同一天致函郭，指出“笔墨官司，有比无好”，而且还将复章士钊函并章信、高文一并寄去，让郭预先了解自己对章信和高文的态度。对于这种并非不偏不倚的态度，郭自然领会。
郭于8月7日作《〈兰亭序〉和老庄思想》，12日作《〈驳议〉的商讨》回应高文，并一再引用毛的“唐宗宋祖，稍逊”，对“迷信”唐太宗不无揶揄。此点得到毛的回应，值得注意。8月17日，接见出席某次会议的***队干部时，向陪同接见的康生询问：郭老的《兰亭序》官司能不能打赢？康生回答可以打赢，并将郭沫若上述两篇尚未发表的文章大意告诉毛。当天，康生致函郭，转告上述情况，并说毛愿意看到郭的这两篇文章。郭沫若即于当天致函毛并寄上两文的清样。8月20日，毛在退回清样时致函郭：
8月17日信及大作两篇清样，均已收读。文章极好。特别是找出赵之谦骂皇帝一段有力。看来，过分崇拜帝王将相者在现在还不乏其人，有所批评，即成为“非圣无法”，是要准备对付的。
这最鲜明不过地表达了毛对“兰亭论辩”的观点。后来章士钊——这位以毛的老朋友自居而敢于上书的中央文史馆馆长，亦改变了在初视兰亭论辩只是百家争鸣的“论学”，纯粹是学术问题的观点，深悔上书之举，“一下子又卷进了***治漩涡。这个问题现在不单是学术问题了”。章氏的这种邃变颇有意味，也正从一个侧面昭示学术背后的***治意味。以在《沁园春·雪》中所表露的雄视古今，睥睨包括秦皇汉武、唐宗宋祖在内的一切帝王的心胸，以其对书法艺术尤其是草书的酷爱，对在《兰亭序》帖上“迷信”唐太宗的陈见，是完全可能不以为然的。以康生、***的一贯作派，也不大可能无所依傍地标新立异，进而将这种“新”、“异”通过郭沫若公之于世。康生的书法功力甚深，对他的倚重亦不独以主持起草“反修”文章为限。1960年代以来，在中共高层，带有私交色彩的通信对象，最为频繁的便是康生，甚至***将自己诗作呈送阅改亦由康转致。后来康生成为向***治局及其***传达意旨的角色，绝非偶然。
康生这类人物最擅长揣摩和迎合领袖心思，不但在大***方针上，而且在看似细微类同书法这样的“经纶外”的“余事”上。1959年10月，康生去寓所开会，见书桌上有刚刚书写的三首自作诗词《清平乐·蒋桂战争》《采桑子·重阳》《减字木兰花·广昌路上》的墨迹，请而得之，在当天所写题记中有这样的文字：“今经手书，尤为珍贵，可谓光腾万丈，笔扫千***矣……加以装潢，传之后世，诚社会主义文坛一大胜事也。”1964年和1965年春节，康生指令《光明日报》在头版头条刊登的毛词墨迹，即为这三首中的作品。康生作这种超乎常规的安排，显然是出于某种考虑。他还破天荒地指令《文物》杂志，在1965年1月号上刊登不久前题写的“遵义会议会址”墨迹。这本向来限于刊登民国以前的文物***片及考证文字的专业性刊物，迫于康生的指令，作出这样“***化”的安排。
康生以行家的身份如此推崇毛的墨迹，在旁人看来，显然有更大的说服力。与康生过从亲密的郭沫若，也正是在这一时期称颂毛的墨迹成为书法的“顶峰”，看来并非巧合。根据康生的指令，《光明日报》继1964年春节又一次在头版登载诗词墨迹，这年刊出的是《清平乐·蒋桂战争》。郭沫若照例“高兴地接受”了为之诠释的任务。
与一年前的《“寥廓江天万里霜”》比较，这篇题为《“红旗跃过汀江”》的释文不但篇幅近于前者的三倍，史实考证翔实，更重要的是以行家的眼光评论墨迹本身。这种新的写法拓展了评论的范围，然而问题恰恰出在这个地方：
***的墨笔字每是随意挥洒的。***更无心成为书家，但他的墨迹却成为了书法的顶峰。
例如以这首《清平乐》的墨迹而论，黄粱写作“黄梁”，无心中把粱字简化了。龙岩多写了一个龙字。“分田分地真忙”下没有了句点。这就是随意挥洒的证据。然而这幅字写得多么生动，多么潇洒，多么磊落，每一个字和整个篇幅都充满豪放不羁的***气韵。
说“随意挥洒”还不很离谱（这大体上是一个中性词），但要将笔误之类的瑕疵说成玉瑜，终究使人难以接受。然而这位书法大家竟以此为据，证明虽“无心成为书家， 但他的墨迹却成为了书法的顶峰”。作为诗家和书家的郭沫若当然明白，艺术是不存在顶峰的。只是康生和都鼓吹过思想是当代马克思主义的“顶峰”，郭沫若赶的正是这个时髦。
1959年接替被罢官的主持中央***，以“高举”治***，用独特的语言，标新立异的“理论”，强劲地推进个人崇拜的势头。郭沫若以诗词和墨迹来附会“顶峰”说，正是出于这样的背景。
这便是郭沫若在翻案文章中无所避忌地征引***和康生提供的材料，甚至直接沿用康生结论的原因所在。这也正是郭沫若一再以诗词揶揄唐太宗及“迷信”唐太宗的学术对手的原因所在。
郭沫若曾是一位有创见的学术家，但包括自身的原因限制了这种独创性。对《兰亭序》真伪的论辩，可以透过主动引介康生和***所提供的材料及其论点，透过的持论，来推测郭沫若的学术精神状态。他的关于中国古代社会历史分期的改换，对秦始皇评价的遽变，对曹操的拔高以及后来对杜甫的酷评等，都是在既定框架内的“发挥”。
（作者系文史学者）
原载于《同舟共进》2013年第12期，转载请注明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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