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文网古人作史，讲究的是“寓论断于序事”，到了当代，这个传统几乎消失殆尽，历史学家们丧失了讲故事的能力。八十年代，黄仁宇的著作着实给中国人上了一课，后来的吴思、张鸣、易中天、张宏杰，包括从网络走到前台的当年明月，每个人的出现都带来一股热潮。历史的写法有N种，N的数值在迅速膨胀。
在N等于1的那个年代，很多读者失去了思考的能力，阅读一段历史，只想知道结论，为什么这样说，有何证据，还有没有其他的可能性，全然懒得去问。一个正常的社会需要不同的历史记忆和历史解读，只要有根有据，符合逻辑，不胡说，不想当然，这个N越大越好。
前两年，新闻人李辉在《收获》上发表了一系列历史散文，并凭此获得第五届华语文学传媒盛典“2006年最佳散文家”称号。这些散文结集出版，叫做《封面中国》。李辉接受访谈的时候说，自己不是学历史的，理论上也没有研究，这部作品是他“个人化历史研究”的成果，属于哪一种历史，他还不知道。我想，说他是第N＋1种，他多半不会反对。
第N+1种是怎样炼成的
从1923年创刊开始，几乎每期《时代》杂志都会以一个知名人物作为封面，其中不乏中国人或与中国紧密相关的外国人，李辉的文章就是以这些人物为主线，将《时代》的报道原文与各种回忆录、历史资料相对照，力求去伪存真，勾画出一副尽可能接近真实的立体的历史画卷。
光这样说似乎还不足以讲明这本书的写法。前几天在报纸上看到有人给李开元总结了一个写史公式，觉得不错，干脆照猫画虎一番：《封面中国》＝（《时代》报道＋大量资料）×（实地寻访＋现实思考）。
学新闻的都知道这句话――“新闻是易碎品”，意思很明白，事情过去了，新闻就“碎”了，在时间面前，它不能保值，更无法增值。然而，过期的新闻在历史叙述者眼中却有着不可替代的价值。报道正在发生或刚刚发生的事件是新闻最基本的功能，通过它，人们可以看到一件事情如何发生，或曾被认为如何发生。而且，新闻报道的现场感极强，它记录整个时代的氛围，从各个方面对正史进行着补充。当年哈顿和他的同伴卢斯创办杂志的时候，将其定名为“Time”，本意是尽量将新闻浓缩并重新组织起来，为快节奏生活的人们提供便捷的资讯服务。但在后人看来，那些碎片化的“时间”，以及那些被精心挑选出来的人物，构成了一个“时代”的广阔***景。
必须注意的是，这个***景是不充分的，甚至是有误的。现在有些人写史，只要史料上有所记载或者当事人说过，他就尽信不疑。这实在恼人。前几天看《哈利波特》，发现老校长邓布利多对哈利波特进行了很好的口述史教育。魔法师们只要将魔杖轻点太阳穴，记忆就会如银丝一般从头脑中抽出，其他人可以凭此身临其境地体验当事人的经历。但是一个人的回忆很可能是不准确的，甚至经过篡改，所以老校长寻找尽可能多的回忆，并且让哈利波特到当事人身上去挖掘掩盖在虚假记忆之下的真实。想要相对准确、全面地描述历史，必须静下心来，将大量的资料进行细致的归纳和梳理。李辉在大洋彼岸的“旧闻”里挑挑拣拣，有人说他讨巧，看过书就知道，这样的讨巧是建立在钻研资料、下苦功夫的基础上的。
李辉学文学出身，又干了多年新闻，不仅语言纯熟、老练，而且善于把握叙述的节奏。他写作好似拍电影，通过材料的整合，把事情的起承转合交代得十分清楚，同时将实地考察和现实思考融入其中，运用娴熟的蒙太奇手法，带着读者时进时出。做历史研究，将一口井挖深固然重要，但是若只执着于挖井，一不留神就成了井底之蛙。只有跳出具体的事件、人物或时代，才能发现特殊的意味，以及事物之间的关联。所以，这些史料之外的东西不仅仅为文章增加了一些个人的情绪，而是对人物和事件做了整体上的提升。阎锡山成为“山西王”之后，每当***局危难就回到家乡，以不变应万变。李辉到山西河边村寻访阎锡山故居，详细描述了阎宅的诡谲和幽深。然后笔锋一转，文章中出现了冯玉祥到阎家做客的情景。随后稍作停顿，阎锡山、冯玉祥、之间忽而称兄道弟，忽而刀刃相见的好戏才正式上演。
新闻人因写史而名声大振的并不罕见。曾与张季鸾并称报界“双杰”的民国记者陶菊隐以一部《武夫当国》写尽北洋***阀统治时期的纷繁复杂，被曹聚仁赞为“目光如炬的史学家”。美国记者威廉曼彻斯特的《光荣与梦想》早已成为了解美国现代史的必读之书。李辉与他们一样，是将“新闻”化作“历史”的一等高手，不“戏说”，也能把故事讲得很好。
透过故事审视历史
辛亥***之后，中国一直没有消停，大小***阀常年征伐，战事一日未绝，***权内部钩心斗角，惊心动魄。这么说吧，这段历史具备孕育好故事的一切条件。《封面中国》在时间上跨越了民国三十八年历史的三分之二，当时中国大地上引人注目的人物几乎都有涉及，然而，表面的精彩纷呈遮挡不住背后作者审视历史的深邃目光。
读罢全书，我觉得作者在两方面的思考最多，它们与书中的资料相映衬，常常给我以震撼。
思考之一：一个人的声名究竟由谁决定？
人说“盖棺定论”，其实，给一个人下结论往往不在盖棺之时。如果历史的指针停留在1931年9月18日，张学良将永远是一个因自负和软弱而令东北大地易主的罪人。但是，经历了石破天惊的1936年，张学良付出了之后几十年自由的代价，在中国历史上留下了一个忍辱负重的少帅形象。这个形象转化的过程是在多少复杂因素的作用下完成的，到现在还没有人完全说得清楚。在《时代》的描述中，“外表潇洒、敏感、表情丰富”，作为孙中山坚定的继承者，他与以往的老派领袖迥然不同，在今后的从***道路上大有可为。后来的所作所为令人不齿，名字上烙上了***的印记，但是，一个人的一生真的可以用一两个名词或者形容词替代吗？
思考之二：历史究竟还留有多少空白？
二十年代的两个土匪孙美瑶和“老洋人”张庆地位非常特殊，他们影响力极大，甚至可以左右***局的发展。但是，历史大事记和名人词典中几乎找不到此二人的踪影，史学著作中也很少有相关论述。“九・一八”事变之前两个月，东北***的一个团长关玉衡处死了被俘的日本特务中村震太郎，中日关系一度因此紧张。这也成了日本关东***策划“九・一八”事变的借口。现存的有关关玉衡的资料相当匮乏，这样一个关键事件中的关键人物带着世人所不知的历史细节隐没在泛滥的宏大叙事之中。
不管读哪段历史，能给人以启迪的无非是两方面的内容――或于细微处着眼，看人、看事；或于宏大处着眼，看大局，看天下。当然，最妙的是两相结合，看人和事如何影响大势，或看天下的变局如何改变个人的境遇。我想，历代史家都是这样读史的，只不过年代久远，历史的肌理逐渐风化，只留下了脸谱化的人物和抽象的道理。世界上发生过那么多事情，谁都不可能全部了解。一个人了解得少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所有人掌握的都是相同的知识，而且不承认那许许多多空白的存在。《封面中国》处处显露出作者对简单化、扁平化历史的坚决抵制。他所提出的问题也许永远没有答案，也不需要答案。如果他的思考可以变成读者的思考，民国的那些人，那些事儿，还有其他的很多人，很多事儿，就会有更多的人去说，一代一代地说下去。
说来也巧，读这本书的时候，偶然翻看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发现一件趣事：1951年，正在美国留学的夏志清被聘用编写《中国手册》，供美国***官参阅，他找不到可用的资料时就凭常识硬写。后来书稿由于各种原因没有被***队采用，只印了350册，在美国的***书馆都不容易找到。五十年代后期，有一期《时代》以为封面，描述中国各地区的风俗人情。夏志清发现这些内容基本上改编自他撰写的材料，有些地方甚至连字句也不改，不禁“人仰马翻，大笑不止”，觉得“生平看《时代》周刊，从来没有这样得意过”。50年代的事情李辉会在下一本书中写到，不知道他会不会把这件趣事记录下来，当作一个点缀。说不定他还能挖掘出更多的人，跟夏教授一样，在命运的魔术棒下阴错阳差地成了《时代》的撰稿人。
周效里：中国外文局对外传播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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