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4738(2012)04005705
历代对“吴起列传”的解读主要从以下几个角度:其一:吴起作为一个兵家存在和对他功业的评述,凌濛初在《史记评林》中谈到“通篇以‘兵法’二字作骨”[1]570,张履祥在《杨园先生全集》中也有同样的认识“吴子以‘用兵’二字作骨。”[1]571其二:探析吴起悲剧的一面及其原因,凌雅隆曰:“按吴起在卫则乡***谤之,事鲁则鲁君疑之,将齐则公叔害之,相楚则贵戚射刺之,岂所然哉。观太史公首著其杀妻一节,与鲁人恶起者,则起猜忌之性所如,不足怪也。”彭振人在《吴起悲剧与人才环境》一文中提出了不同的观点“铸成这一悲剧的,不是吴起自身的‘刻暴少恩’,而是当时的社会环境扼杀了这一位天才的英雄。”[2]然而学界对《史记》中贯穿吴起这一人物命运始终的主体精神探讨甚少。本文从一个崭新的视角,来分析和探究这一人物的性格与精神的本质和本真的一面。 在《史记·孙子吴起列传》中的,我们发现“吴起列传”似乎是没有任何关联的人物事件的拼接,看似杂乱无章,仅仅是吴起生活片段的剪辑。其实经过细细的剖析,我们会发现这些杂乱的生活事件共同指向了这个人物最本真的一面,更加接近这个人物灵魂的内心深处,这种真实建立在历史真实基础之上又高于历史真实。吴起的人物精神与个性是统一的,同时司马迁的褒贬,理性与情感的权衡贯穿其中。正如李长之所说:《史记》是一部司马迁个人绝好的传记[3]。《史记》中的人物不仅仅是历史的存在,也深深的打上了司马迁个人的印记,特别是史学家的褒贬与评判。《史记》不是历史的客观再现,而是融入了作者的主观理性评判与情感认识。司马迁著史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4]通过历史的叙事来“成一家之言”。所以吴起这一人物形象的解读是建立在司马迁的人生观和价值观之上的。同时在在解读吴起时我们不应该孤立看“吴起列传”本传,还应把它放在整部《史记》的大视野下,并把它放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中与其他的人物传记相互推求。本文从三个角度来分析“吴起列传”:其一,从吴起列传本身,通过人物事迹的分析来探析背后贯穿始终的精神。其二,把“吴起列传”放到整个《史记》时空叙事中,与其他历史人物相互推求。其三:我们应从司马迁的创作宗旨和列传人物立传标准等角度来分析。
一、吴起人物精神内涵分析
吴起的一生是追求功名的一生,用《史记》中的原话就是“欲就名”;战国以至秦汉是一个重事功的时代,崇尚积极有为的价值观和人生观,孟子的“如欲平治天下舍我其谁”,最能说明当时人们积极的人生态度。表现在纵横家身上,是对功名显达的不懈追求;表现在兵家身上,是***事上的战功;表现在儒家身上,由孔子的积极入世转向孟子式的舍我其谁的霸气;表现在法家身上,则是不惜毁掉一切尘俗旧套而建立新的法治。具体到个人身上,是对自我价值的无限渴望与追求,在有限生命之中建立无限之功业。当时的士人高扬着一种积极进取的精神。正如《论语》中所说: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具体到吴起个人,他所展现给我们的就是一个对功名、权力狂热的追求者。为了“名”, 可以抛弃一切。功名就是他的生命甚至重于他的生命。
在《史记》中,吴起对功名的急功近利的追求表现的极为深刻。通过一件小事的简单叙事,深刻的刻画出了吴起性格的本质和精神世界。
“其少时,家累千金,游仕不遂,遂破其家。乡***笑之,起杀其谤己者三十余人,而东出卫郭门。与其母诀,啮臂而盟曰:‘不为卿相,不复入卫。’其母死,起终不归。”①(孙子吴起列传)陈恒新 :《史记》中“吴起”形象探析十堰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2012年第4期 第25卷第4期
在封建土地所有制框架下,家产是身份和地位的象征,是一个家庭的生命线。“苟无恒产而有恒心者唯士为能。”在封建宗法制的框架下,宗族的力量对一个人仕途发展提供最有力的支持。同时,“孝”在当时是一种共同的行为准则,孝乃维持家庭和宗族稳定的重要基础。吴起破千金之家,杀乡***三十余人,啮臂而盟,终不归,从而失去了家业和宗族的支持。这一系列举动背后是吴起十分强大和坚忍的心灵的支撑,这背后的支撑是他对功名的坚持。通过这一段的叙述,具体而深刻的揭示了吴起人生的抉择与追求以及吴起的性格本质,深刻影响了吴起的人生走向。
在这种冲破一切束缚建立功名的价值观念指导下,他建立了巨大的功业:在鲁为将,战胜了北边强大的齐国。值得注意之处在于:当时鲁国是一个没落的国家,而齐国则是新兴的***事强国,国力不可同日而语,弱小的鲁国战胜强大的齐国,吴起在其中起了最为关键的作用。在魏国为将,强国富兵,充实国库,西拒强秦。与田文的对话中,吴起表现出对功名的急功近利的追求,从正面写出了吴起的功业以及吴起对功名的渴求。在楚国,展现了他作为一个改革家卓越的才能,“明法审令,捐不急之官,废公族疏远者,以抚养战斗之士。要在强兵,破驰说之言从横者。于是南平百越;北并陈、蔡,却三晋;西伐秦。诸侯患楚之强”。吴起在楚国的功业影响深远。 固然吴起建立了巨大的功业,但是我们通过吴起与田文论功可以看出,田文之功高于吴起,甚至公叔之功也不在吴起之下。而司马迁没有为田文,公叔立传。而是为了一个司马迁心中“刻暴少恩”的一个人的传。司马迁的真精神是无功利,不以成败论英雄。其实,吴起不是一个单纯追求事功的人。不像李斯那样单纯的追求自我功业与利益,丧失自己的***灵魂。
吴起为人节廉而自喜名也……“君因召吴起而与归,即令公主怒而轻君。吴起见公主之贱君也,则必辞。”于是吴起见公主之贱魏相,果辞魏武侯。(孙子吴起列传)
在“功业”与“名”的建立两者的抉择中他选择了后者,惜“名”如命,这背后反映的是,他有强烈自我的***意识与意志,不屈服于权贵。功业是“名”建立的基础,但是不能因功而牺牲“名”。
固然贯穿《孙子吴起列传》始终的是“名”,我们在读吴起列传是会发现一个问题,吴起在春秋战国史上建立了巨大功业, 吴起至一国则国重,可谓国士无双。鲁以为将,破强齐;魏文侯以为将,破强秦;楚以为将,诸侯患楚。而通观全文,吴起的功业只是粗线条的简单几笔带过。而司马迁却孜孜不倦的写吴起的一次次挫折和困境。写吴起破家,杀妻,母死不归,吴起与士兵同甘共苦,写公叔害吴起,写吴起之死等等。吴起的一生不仅是对名不懈追求的一生,也是突破客观现实和世俗力量的种种束缚不断实现自我的过程。人是社会中的人,受一定社会观念的束缚,受一定时空下历史条件的约束。命运与客观环境处处制约着个人的发展,吴起正是在与现实的困境的斗争中匍匐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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