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文网公元1644年，清顺治皇帝入主中原，定鼎燕京。清承明制，继承和发展了历代王朝的典章制度，吸收了汉民族和其他民族的思想和文化，形成了具有鲜明多民族特点的东方文化传统。清代皇帝宝玺制度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之一。
清代皇帝宝玺，按其内容可分为两种，即代表皇权的国宝和为皇帝收藏、鉴赏用的宝玺。这两种宝玺，都是中国古代印章文化艺术在清代宫廷中的反映。
代表清代皇帝权力的国宝，最典型的莫过于二十五宝玺。从清入关前的努尔哈赤、皇太极时代，到统一中国后的顺、康、雍时期，是清朝皇帝宝玺制度初创和形成时期。努尔哈赤的后金汗国，宝玺刻制尚无章法。他所管辖的势力范围，仅限于东北松辽地区。为了有效的行使***治权力，努尔哈赤用当时的老满文刻制了两方后金汗国的宝玺，即“天命金国汗之宝”和“后金国天命皇帝”。当时汉族和汉官在后金***权内还地位不高，在这两方汗国宝玺上，仅有满文而无汉文。皇太极即位后，改后金为大清国，其统治范围不断扩大。在大清国***权内部，汉族成份日益增多，部分汉族豪强和士大夫已在清***权中做官，而且起着前所未有的重要作用。这在代表皇帝权力的宝玺制度上也有所体现。其时宝玺名称多依明制；玺文除青玉“皇帝之宝”为满文外，其他宝玺开始满汉文并用，数量亦有增加，除“皇帝之宝”外，还有“奉天之宝”、“敕命之宝”、“饬命之宝”等。顺治、康熙、雍正等清初诸帝面对汉族占全国人口的绝大多数，思想文化又有几千年历史传统的局面，如何统治和管理这偌大帝国便成了摆在他们面前的最重要的课题。清初统治者除了大量吸收汉族官员参与***权，实行满汉官员并用外，他们又不得不勤奋学习和大量吸收汉民族丰富的思想文化，按照历代王朝的礼制典章，结合满族贵族占统治地位的实际，逐步塑造清王朝。皇帝宝玺的刻制和使用，基本沿袭明制。清初皇帝宝玺已达二十九方。至乾隆十一年（1746年），收藏在交泰殿的皇帝宝玺，已有三十九方之多。其许多宝玺名称与明代皇帝的前十七宝相同或相近，初步形成了清代皇帝的宝玺制度。清初的皇帝宝玺制度还有不尽完善的地方。其一，宝玺的数量和设放地点尚未制度化。乾隆皇帝弘历在《国朝传宝记》中，明白指出了这一不规范地方：“尝考《大清会典》，载御宝二十有九，今交泰殿所贮三十有九。《会典》又云：‘宫内所贮者六，内库收贮者二十有三’，今则皆贮交泰殿，数与地皆失实。”其次，用途不规范。清初皇帝宝玺，除少数宝玺如“皇帝之宝”、“敕命之宝”有明确的使用范围外，大多数宝玺的使用没有明确的制度规定，文献记载也不详实，基本上沿用明代皇帝宝玺的册档记载使用。所以乾隆皇帝批评说：“盖缘修《会典》，诸臣无宿学卓识，复未尝请旨取裁，仅沿明时所书册档，承伪袭谬，遂至于此”。其三，玺文篆刻不一。清初宝玺，除青玉“皇帝之宝”为清文篆书外，其他宝玺皆满汉两文并用。按，此前历朝皇帝宝玺皆篆书，清初国玺汉文亦篆书，而满文皆是本字，与宝玺皆篆书之制相悖，所以乾隆皇帝也认为清初国玺刻制不合规章，“因思向之国宝、官印，汉文用篆书，而清文则用本字者，以国书篆体未备也”。清初皇帝宝玺制度的不完备，与其同时的各种典章制度的不完备有密切关系。到乾隆时期，清代的***治、经济和文化已发展到鼎盛时期，世所谓的“康乾盛世”即指这一时期。为适应统治的需要，各种典章制度，必然要有进一步的修改和完善，得以制度化、规范化。皇帝的宝玺制度也是如此。
乾隆十一年，乾隆皇帝对当时所有皇帝宝玺加以整理和完善。首先，考定宝玺的数量，“今交泰殿所贮，历年既久，纪载失真，且有重复者。爰加考正排次，定为二十有五，以符天数。”其次，确定了二十五宝玺的名称、尺寸、钮式和用途，其质有玉，有金，有檀木。玉之品种有白，有青，有碧。钮有交龙、盘龙、蹲龙等。二十五宝玺分别用于***治、法律、***事、文教、宗室、外交等诸方面，反映了国家一切******大权集于皇帝一身，皇帝的权力至高无上。其三，统一篆刻。乾隆十三年（1748年），乾隆皇帝命内务府造办处工匠改镌宝文，满汉统用篆体，左为清篆，右为汉篆。乾隆皇帝在《交泰殿宝谱序后》说：“既定为篆法，当施之宝印，以昭画一。按谱内青玉‘皇帝之宝’，本清字篆文，传自太宗文皇帝时，自是而上四宝，均先代相承，传为世守者，不敢轻易。其香‘皇帝之宝’以下二十有一，则朝仪纶所常用，宜从新制。因敕所司一律改镌，与汉篆文相配。”其四，固定二十五宝收藏地点于交泰殿。清初宝玺大部收藏交泰殿，至乾隆十一年前已全部收贮于此殿，但制度上没有明文规定。到乾隆十一年考定二十五宝后，才“详定位置，为文记之”，固定收贮交泰殿。其他诸宝，除重复十宝令贮清帝龙兴之地东北盛京凤凰楼上，其他国玺则藏之别殿。从此，有清一代的皇帝宝玺制度，在乾隆时始成定制。
乾隆皇帝二十五宝玺的考定，反映了清代典章制度的完善和规范化，也体现了他的历史观和治国安民的思想，表现出乾隆作为一个有作为的皇帝所具备的风度和品格。乾隆皇帝将皇帝宝玺核定为二十有五，取意于《周易》大衍天数之义。其义有说乎？乾隆皇帝自己作了明确的回答：“有说。盖天子所重以治宇宙，申经纶，莫重于国宝，而涉笔记事之玺，即其次也。我国家礼服，饰以朝珠，祖宗所御，典礼攸存。定宝数之时，密用周姬故事，默祷上苍，祈我国家若得仰蒙慈佑，历二十五代以长，斯亦韪矣，此亦侈望。然郏定鼎，卜世卜年，已著其例。敬思自古以来，未有一家恒享昊命而不变者，此意恒存于心而不敢言。兹予以难期八十有六岁之侈望，而得符望传位授权，实赖鸿眷，或者侈望我大清得享号二十有五之数，亦可俯赐符愿乎。夫卜世卜年固在人，而赐世赐年则在天，叨天之佑，非敬天爱民别无道。”这段发自乾隆皇帝内心的独白，反映了乾隆皇帝承认事物无不万变的历史观。乾隆通晓中国的历史，他看到了历代王朝，没有一个是“恒享昊命而不变者”，多者二三百年，少者十几年或几十年，不是亡于峻法酷剥，就是在诸侯贵族割据混战中殒命，***权的生存长短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乾隆皇帝得出了结论，若大清王国能传二十五代之久，就算侈望，甚至可以说“实赖鸿眷”，天之“赐世赐年”了。这里，乾隆皇帝的历史观虽然不是唯物史观，但他已看到了历史的实际发展状况，而且能够承认这个现实，不再固守天命和万世不变的观点，敢于说出大清王朝能传二十五代即是侈望的话，这可说是难能可贵的了，是乾隆皇帝经世致用的思想在历史观上的表现。这段独白，更突出反映了乾隆皇帝的德重宝轻的思想。宝玺是皇帝权力的凭证，但这种凭证作用的大小和存在，不在宝玺本身，而在于皇帝的修养道德和品质。不论是汉武、唐宗的盛世，还是元世祖、明太祖的雄才大略，都在于他们勤***治国的美德。乾隆皇帝引用唐梁肃对德玺之间关系的论述，说明自己对德玺的看法，“鼎之轻重，玺之去来，视德之高下，位之安危”。也就是说，作为全国最高统治者皇帝，只有“日新厥德，居安虑危”，把国家长治久安放在首位，才能治理好国家，号令全国，行使宝玺的凭证作用，这就是“德足宝重，而宝以愈重”。否则，皇帝宝玺再多也没有用处。清初几代皇看到了这一点，注重勤***爱民，才出现了当时将近一个世纪的稳定发展的盛世。清代中叶以后，由盛变衰，至清未，由于统治者昏庸和内乱外患，传至末代皇帝宣统溥仪，清王朝终于被轰轰烈烈的辛亥***，乾隆皇帝侈望清代传至二十五代的幻想也随之破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