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之英老人今年九十五岁,她少年时代受到大姐杨之华和姐夫瞿秋白的思想熏陶,青年时代曾为保护大姐到处奔波,同时在丈夫邵志刚和公公邵力子追求社会进步的影响下生活。她在日本留学期间曾与日本进步人士有所接触,还帮助日共老师渡过难关。前夫邵志刚去世后,她在公公邵力子的支持下,与进步青年吴元坎结合。抗战胜利后,她不惧的白色恐怖,帮助***内人士,躲避的迫害。***后,她积极参加里弄工作,热心参与各种社会活动,忍辱负重,支撑着全家渡过“”十年受到的冲击。
杨之英老人从未正式参加过工作,她生有五女三子,举家生活和子女教育全由她一人操持,如今子女们个个成家立业小有成就。这位时代女性走过的生活历程,见证着近代百年社会进程的深深印迹。
少年时受***熏陶
杨之英,浙江萧山坎山镇三岔路村人,生于1912年10月13日,祖父杨景轩以经营粮食发家,置有房屋和田产,是闻名萧山的三户富家之一。祖父生有二子,大伯是温州县官,父亲杨羹梅排行老二,在上海经营蚕茧生意,经常到安徽、无锡等地收购蚕茧,运到上海卖给缫丝工厂。母亲钱福庆,出生于绍兴一大户人家。杨之英有比自己大14岁的哥哥杨葆青和大自己13岁的姐姐杨之华。姐姐1922年参加***,1924年由瞿秋白、向警予介绍参加中国***,同年与瞿秋白结婚,是一对***伉俪。杨之英在家中最小,9岁到上海和父亲住在北京路余荫里,10岁时回萧山乡下在沈定一开办的农村小学读书。因父亲不善经营,加上乡下田地常遭钱塘江水害,农田难有收成,故家境日渐衰落,生活处境困难。
1927年4月间,杨之英来到武汉姐姐、姐夫处。后来哥哥杨葆青和嫂嫂也一起到了武汉,在***的机关工作。在武汉,15岁的杨之英除在学校读书外,还帮姐姐做些家务,每天总要把姐姐给的各种报纸、资料,根据要求剪贴整理后,随一些文件、信件等一起送到三教街33号,在***的机关工作的嫂嫂那里。她工作细心、认真,从未出过差错。在嫂嫂的三教街33号住处,许多同志经常以打麻将作掩护,传达上级指示,研究***的工作。当时住在那里的还有王乙知、苏兆征、张太雷、罗亦农等。那时哥哥住在辅仁里机关,负责农***方面事务,也常去那里。
在武汉期间,姐夫瞿秋白曾教她学习俄语,由于瞿工作太忙,所以学习断断续续。在杨之英眼里,姐夫身体瘦弱,经常咳嗽,爱喝红茶,是个书生气十足、和蔼可亲的人,他戴着一副深度近视眼镜,因为工作劳累常常显得非常疲惫。姐姐杨之华每晚总要为他泡一杯红茶加些白糖。
瞿秋白在写文章时,常常在纸边画些小***,现在看来这也是他思考问题的一种方式。杨之英无意中曾听姐夫戏谑说:“我是一只狗(因为他属狗),如今做的是牛的工作,实在是力不从心啊!”
1927年4月中旬,背叛***,国共关系急转直下,形势日趋险恶,8月,杨之华他们受命撤离武汉,杨之英也重回萧山老家,后在杭州惠兴女中求学。19岁那年,因父亲病重又回上海照顾老人,从此就留在上海。杨父病故后,杨之英开始在李公仆办的申报馆妇女学习班学习,后来进入胶州路大夏大学附属幼稚师范学习。
年青时在邵公身边
杨之英的第一位丈夫是邵力子的儿子邵志刚。他早年在苏联学习时就常与在苏联第三国际工作的杨之华和瞿秋白有所联系,1930年学习结束时,由组织派回国内做地下工作。行前杨之华曾对邵交待:“到了上海如有困难可找我妹妹杨之英。”邵志刚途经海参崴时,组织决定让他回国后以理发师作掩护。他回到上海后径直找到了杨之英,并暂住杨家。在寻找***组织期间,邵的为人举止颇得杨家的好感,在相互接触中,杨之英与邵志刚相互产生了感情,并结为伴侣。
由于王明路线的错误领导,上海地下***遭到严重破坏,他们的处境亦非常危险,两人在征求了父亲邵力子的意见后,本来决定到瑞士留学深造,暂离白色恐怖的上海,但因杨之英已有身孕,只能暂留上海,邵志刚一人赴欧。时任甘肃省***的邵力子,节假日常回上海小住,待杨之英如女儿一般,在共同生活的日子里,杨之英深感公公热爱祖国,为人正直,生活节俭,他还要求家人不要使用日货。次年农历2月24日杨之英临产,由公公亲自送到红房子产科医院,顺利产下一男孩,邵力子为孙子取名美成。
邵志刚初赴瑞士还常有来信,后来近一年之久不见音信,经多方联系,从在法国的邵志刚大哥那里得知他已在瑞士故世。这一消息使全家悲痛万分,邵力子强忍着丧子之痛,百般宽慰儿媳,对杨之英讲:“你还年轻,可以改嫁,如自愿留在家中,生活上仍是一家,经济上绝对有保障。”这在杨之英心里激发起一股温暖的热流。
保护姐姐四处奔波
从1931年起瞿秋白受王明路线的打击,被排挤出***中央,姐姐杨之华亦受到牵连,她的中央妇女部秘书和全国女工部部长职务均被撤销,他们在鲁迅和茅盾的帮助下隐居在虹口施高塔路东照里(今山阴路133弄12号)二楼一间约20平方米的房间里,参加“左联”活动,从事***文学创作和翻译工作,直到1934年1月瞿秋白离沪去苏区。期间,***派的白色恐怖活动越发猖獗。一天,大姐杨之华突然来到北京路余荫里找杨之英,称地下***机关被敌人发现,处境非常险恶。杨之英立即叫了一辆祥生出租汽车,把姐姐送到爱多亚路(今延安中路)一位亲戚处。杨之华以一个秘密工作者的嗅觉,觉得此大楼底下是吴邦蕃开的跳舞厅,人多眼杂易出问题,即刻上车转移到辣斐德路(今复兴中路)亲戚家。杨之英又认为此处也不安全,遂又将姐姐转送到在海格路(今华山路)复旦中学教书的一位至亲周仲丹家里,周仲丹将杨之华安顿在自己的一个亭子间里,但要求杨之英以后不要再来复旦,以防特务盯梢暴露目标。那时复旦中学还地处西郊,比较僻静,这里原是李鸿章祠堂。
1935年2月,瞿秋白在福建武平被俘。不久,有一不速之客找到杨家,自称上虞人士,从福建长汀来的,在看守所服务,此人表示赞赏瞿秋白的文才,同情瞿秋白的处境,特为杨之华送来瞿秋白的亲笔书信,要求将信面交杨之华。由于当时***治形势复杂险恶,杨之英推说杨之华不住这里,是否可将信留下,由她转交杨之华,那人不肯,约定过几天再来,走时还叮嘱一定要设法通知本人。杨之英即刻将此事告诉了姐姐。杨之华觉得这个人也许不是好人,叫杨之英设法让那人将信留下。第二次那人来时,为证明此信确实是瞿秋白亲笔所写,还当场将信笺抽出让杨之英看了一眼,又立刻将信收回,执意要亲手交给杨之华。在留了他家新闸路的地址后讲:“要么下次你到我家来拿。”经再次与姐姐商量后,姐姐说:“你不能到新闸路去,也不能再到我家来”,要杨之英马上离开上海。事后杨之英回忆此信笔迹很似姐夫,至于信中内容,送信者到底何人,已成了历史之谜。瞿秋白于1935年6月18日在福建长汀英勇就义后,杨之华在周仲丹家住了两个多月,经组织安排去了苏联。
留学日本结交日共
杨之英在公公邵力子担任陕西省***以后,曾与儿子美成一同随往西安。儿子5岁时,杨之英在邵家的资助下去日本留学。1935年春,杨之英进入日本东亚日语补习学校,而后学习齿科。杨之英在日本留学生中生活条件是最好的,每月200元生活费均由邵家按时寄去,杨之英本人也好与同学结交,为人好客热情,所以节假***的住所成为许多中国留学生的聚会处,经常由她作东招待大家,其中就有在日语补习学校高级班学习,后来成为她终身伴侣的吴元坎。吴毕业于复旦大学,后到日本中央大学学习法律,在日本留学期间,杨之英与吴元坎就常有接触,相互间有了一定的了解。
杨之英在日语学校学习时,曾请过一位日语家教渡边滨子,后来知道她是日共***员,还用了一个帮工也是日共***员。通过接触,他们知道杨之英的姐姐、姐夫都是中共领导,因而相互间更加亲切和信赖。当时,日本当局对日共加紧迫害,渡边老师曾将她们的***旗和其他宣传物品秘密放在杨之英住处代为保管。1937年“七・ 七”事变以后,当局对中国留学生亦加紧严密的监视。无奈,杨之英只好将渡边老师所藏之物品偷偷拿出去销毁以免惹祸。果然有一天,日本警察闯入杨之英住处,询问她是否资助过日共,还翻箱倒柜,到处搜查,让杨之英受惊不小,
所幸什么也没搜到,渡边老师也免遭逮捕。
辗转赴渝喜结良缘
1937年,杨之英从日本回到上海后,“八・一三”淞沪抗战爆发,杨暂避乡下,不久日***飞机大肆轰炸钱塘江大桥,家乡也不得安宁。她带着母亲和儿子美成逃到诸暨王家宅山区,后来听说上海租界比较安全,就乘汽车经绍兴,坐舢板过余姚,走水路到宁波,再坐轮船到上海。这次住在爱多亚路(今延安东路)四明里周建人家中。周建人曾劝说杨之英:“你年纪那么轻,跟邵家的关系要做个决断。”不久,上海沦陷,杨之英暂时失去邵家的接济,母子生活发生了困难。于是,杨之英向至交王德继先生借了三千元路费,经周建人介绍,于1940年初,乘船经厦门,过香港,再到越南海防,由河内过老街到昆明。在《朝报》总编辑王先生家小住两周,期间认识了罗叔章女士,拜访了邵家亲戚邵景源姐妹。两天后乘欧亚航班到达重庆,到机场接机的是邵力子的副官和吴元坎(那时吴在重庆国联同志会任编辑)。母子俩径直到了领事巷16号邵家。
时值邵力子即将出任国民***府驻苏联大使,因行期临近,杨之英被安排在于右任家居住。此时,邵力子秘书张九如和婆婆傅学文曾为杨之英介绍过一位丧偶的显贵,因杨不***权贵便予以谢绝。邵力子也认为儿媳如能再组家庭有一归宿也是一件好事,在赴苏联前夕很想将这件事情作个安排。所以,他问杨之英:“那天到机场接机的青年是谁?”杨之英说:“他叫吴元坎,是自己在日本留学时的同学,为人老实,思想进步,回国后与他常有通讯联系。”一天晚上,吴元坎被请到邵家,邵问及吴的一些情况,并征求吴元坎的意见说:“你是否愿意和之英结婚?”并真诚地对他说:“我是以义父之名将之英出嫁,成婚以后你即是我的女婿。”
1940年5月25日,吴元坎与杨之英在重庆结婚,于右任作证婚人,邵力子为主婚人,婚礼在重庆一间大礼堂内举行,还邀请了重庆各界人士和报社记者。那天晚上邵公非常高兴,他兴奋地对各位宾客讲:“新娘是我的儿媳,自古以来女子丧夫要终身守寡,而男子丧妻却能续弦,今天我要把我的儿媳作为女儿一样出嫁……树立新的榜样……祝愿他们美满幸福、白头到老!”礼堂里顿时响起一阵热烈的掌声。次日,重庆各报也登载了这一新闻。杨之英老人直到今日依然感激公公邵力子的开明、新潮,为他们构建了一个幸福美满的家庭。
往返重庆远赴印度
杨之英与吴元坎婚后原住重庆张家花园,因城里屡遭日机轰炸,后搬到歌乐山居住。1941年底杨之英生了女儿吴小英,因对留在上海沦陷区的母亲放心不下,欲与吴元坎一起带着儿子美成回上海,当时吴元坎还为此辞去了国民***府粮食部的工作。邵力子在得知杨之英一家欲回上海后,即从苏联电告重庆,上海太不安全,不能让他们回去。在他们全家飞抵香港后仅二、三天时间,就发生了珍珠港事件,太平洋战争爆发,香港处在日***的炮火之中,整个香港市民吃住都发生了困难。上海的日***亦正向租界进犯,再去上海已不可能,思考再三只得再回重庆,此时香港机场已被日***占领,他们只得先冒险偷渡澳门,在澳门与友人叶浅予、戴爱莲夫妇相遇,同时有十几人结伴同行。当时天气已日渐变凉,偏偏随身行李在旅馆中遭窃,幸有路人同情赐予衣服才得以御寒,杨之英夫妇又卖掉了手表和首饰才继续上路。经广东过广西,他们一天要步行80里路程,当时杨之英腹中还怀着孩子,有一天途径粤北山区白阳村时,天空飘着雪花,走在泥泞的羊肠小道上,杨之英精疲力尽,脚下一滑,跌进了路边的池塘,冷水浸透了半身,被救上来后,浑身冷得瑟瑟发抖,待走到一乡村客栈,换了一身***衣服,喝了杯热开水才缓过神来。他们历经千辛万苦总算又回到重庆,依旧住在歌乐山上。此时正值杨之英又一个孩子降生,由于住在山上,没有医生接生,逃难时又长途跋涉,身体虚弱,杨之英患了血崩症,婴儿因消毒不严患脐带风而夭折。
1942年年中,盟***为开辟对日***的东南亚战场,在重庆招募工作人员,吴元坎考取了英国远东***司令部的甲级翻译官工作。当时的英国远东***司令是魏菲尔将***。他们把儿子留在邵家,带着女儿小英去了印度,由重庆坐飞机经9个小时的飞行,在加尔各答盟***招待所过夜,然后转车去新德里。杨之英在那里生了两个女儿―吴宜英和吴珊英。
她家的隔壁邻居是当地的一个土皇,住了两年也稍有来往,这位土皇还叫他的宰相给珊英送来了一件金饰品和其他用品,还为她取了个印度名字。在杨之英家里至今还保留着他们送的一把铜汤匙。这位土皇还不时来邀请他们大人小孩去他家玩。在生二女儿吴宜英时,印度医院的产房是单独一幢洋房,陪护的佣人住在另一套房子里。据杨之英回忆:那里的产妇都喝冷水,接生时电风扇都直接对着产妇吹,按中国人的习惯那是大忌,虽不习惯,倒也未曾因此染病。这也许就是世界上不同地区不同的风土习俗吧!
吴元坎当时以少将***衔在盟***司令部担任日语翻译,还在印度新德里广播电台担任过华语播音员,对中国华南和还是英国殖民地的东南亚各国华裔居民广播。在印度新德里家中常有吴元坎的同事盟***司令部的各国***官来玩,杨之英常以一手中国美味菜肴招待客人,他们竟然要求在吴家搭伙吃饭并搬来同住。因当时房子宽敞,也因女主人好客,答应了他们的要求,于是家中顿时热闹起来,因有各国人士,这家里俨然成了一个小小“联合国”。杨之英对这段生活往事至今还难以忘怀。1945年日本投降后,杨之英一家于1946年7月又重回上海,在途径香港时杨之英生了四女吴幼英。
慷慨接济***人
1946年夏,杨之英一家六口从印度回到上海,暂住威海卫路亲戚家,全家挤在一间20平方米的石库门老房子里。吴元坎进大公报当记者后,全家搬到其美路(今四平路)宿舍,那时物价飞涨,靠吴元坎一人工资生活,经济相当拮据。杨之英回乡看望母亲后还带了三个乡邻来沪,家里人口骤增,连吃饭都成问题,经常要典卖家中物件才能买米开伙。在其美路宿舍,地下***同志王一飞的爱人陆缀文常来窜门。***前夕,因地下***机关被破坏,陆缀文逃到杨的住处,躲避特务的追捕,杨之英依仗自己是邵力子儿媳的身份,大胆保护了这位地下***朋友,并筹措了路费,送她到香港避难。
杨之英非常好客,吴元坎在《大公报》或出版社的同事、朋友都喜欢到她家里聚会,有时就在她家吃了饭再走,如唐振常、纪崇威、苏济生、倪力新、詹琛等不少《大公报》的同事友好,都曾多次在杨之英家品尝过她亲手烹调的菜肴,她的拿手好菜是青椒肉丝、熏带鱼、素什锦、炒虾仁等,她烹调的印度咖喱鸡、炸猪排、炸明虾和炸鱼肉洋山芋饼更是出色,就连号称沪上美食家的唐振常先生也赞不绝口,逢人就夸。
***后杨之英积极参加里弄工作,拿出自家的缝纫机供里弄生产组使用。和许多知识分子家庭一样,杨之英一家在十年浩劫中遭受无端批判和审查,她以宽广的心胸,支撑着全家渡过了难关。
1973年10月,倍受“”摧残的大姐杨之华病重,杨之英前往北京医院一直陪伴在姐姐身边,渡过了姐妹间生死之别的几天。1989年9月28日,杨之英又目送与自己患难与共50年的伴侣吴元坎走完人生的旅途。
杨之英在数十年动荡生活中将五女三子培育成人,他们大多接受过高等教育并学有所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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