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文网季羡林篇1
有一年，一位扛着行李的新生来北大燕园报到，看见一个穿着旧中山装的老头，就请他帮助看一会儿行李，自己去报到。老头没说什么，答应了，老老实实地在那儿守着。9月的北京，天气还很热，旁边有人说：“您回去吧，我替他看着。”可老人说：“还是我等他吧，换了人他该找不着了。”那位学生回来后，老头什么也没说就走了。三天后的开学典礼上，这位学子吃惊地认出了台上的副校长、大名鼎鼎的季羡林教授就是那天帮自己看行李的老头，羞惭地对同学说：“他那天就像个邻居大爷，一点儿也看不出来是季羡林先生。”
魏林海是北京海淀区的一名淘粪工人，家住六郎庄乡，喜欢学问，也爱书画，久慕季羡林大名，但无缘相见，引为憾事。1997年迎香港回归时，魏林海终于觅到了一个拜访季羡林先生的机缘：魏林海与几位乡间书画之友拟在自家西屋搞一个书画展，以表香港回归祖国的喜悦之情，并想请一位名人写个条幅以壮声色。最初找了一个小有名气的画家，不料此人傲气十足看不起淘粪的。魏林海一气之下，发誓非找一位大名人题写不可。于是斗胆找到了季羡林先生。季羡林闻悉是淘粪工人求题，十分高兴，很快就写好了“六郎庄农民书画展”的横幅。字苍劲有力，韵味高古，挂在展室中颇有高雅之气。自此，二人成了忘年交。
1958年“***”时，季羡林等北大教授到海淀公社的一个生产队参加劳动，劳动的内容是砍玉米秸。当季羡林拿起砍刀干活时，腰哈不下，刀砍不准，步伐也乱，根本找不着感觉。一位老大娘看不下去，就接过他手中的砍刀给他做示范动作。季羡林看老大娘的动作那么优美利落，不由感叹：“术业有专攻啊！”
“***”期间，季羡林开始是蹲牛棚，后来他成了北大女生宿舍的守门人。他在那里除了收发报纸信件外，就是在那里翻译。因为怕被***发现，他偷偷地在家里把原文抄在小纸条上，然后在传达室趁没人时拿出来，躲在角落逐字翻译。他说严复翻译文章，“一名之力，旬月踟蹰”，而他是“一脚(韵脚)之找，失神落魄”。
季羡林有二百多个“职务”和“头衔”，如“国学大师”、“学界泰斗”、“国宝”等等。季老很谦虚，诚恳地、坚决地要求辞去那些头衔。他说，在一次会议上，北京市的一位领导突然称我为“国宝”，我极为惊愕。我所到之处，“国宝”之声不绝于耳，我很疑惑。是不是因为中国只有一个季羡林，所以他就成为“国宝”？但是中国的赵一钱二张三李四等等，也都只有一个，难道中国能有十三亿“国宝”吗?
季羡林篇2
高卧******总医院的季羡林先生也许并不清楚，最近3个月来，他的名誉已被迅速败坏。
诞生于民国初年的季羡林是中国当代不多见的几位高龄知名学者之一，他的炫目光环令附于翼下的人得到了诸多实惠，希望与他接触的人比比皆是。
已有诸多迹象显示，有人经过精心设计来到这位学术名宿面前，利用他因年老体衰而陷于视听等多重功能障碍的困境，假他之手一连炮制出“北大软禁”、“字画失窃”等数起闹剧，令不明真相的公众遭到蒙蔽。
据记者了解，一些当事人在未能掌握基本证据之时，即做出了“人身软禁”以及“藏品失窃”等指控。没有证据表明这些指控能够成立。而依据一些检举人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所做陈述，他们更多时候是基于某种“感觉”做出了这些指控。
季氏的一些门生故旧则表示，这是一场事先预谋的行动，有人试***摧毁季先生周围的屏障，以便在这位孤苦伶仃、信息闭塞的老人身边“有所作为”。
真假“软禁门”
“软禁门”指控颇为蹊跷。尽管季承早前曾向媒体控诉自己与父亲季羡林之间的见面遭到百般阻挠，但是在过去13年间，有若干文献表明，季老一直不曾中断过社会往来，陌生求访尚不拒见，亲人阻隔一说存有疑窦。
现已退休的张国铸是季羡林亲妹妹季漱林的女婿。1995年，季羡林84岁。在济南一家设计院工作的张国铸前来北京学习，受岳母等人委托，学习间隙前去北大朗润园探望舅舅。
季羡林当时还在带研究生，状态不错。他告诉张国铸，有一次自己要出门，门锁了，又忘了钥匙，就从一米多高的窗台上翻了出来。那次见面，张国铸证实并没有遇到任何阻挠。他表示，90年代季家的一些亲戚亦有来北京探望。
“1994年季老还去了泰国，1995年他还在国内到处走，这不稀奇，”北京大学一位工作人员对本刊记者说，“他那时候还住在北大，家里不相干的访客都能进，更不要说儿子和亲戚了。”
由于来北京一趟不容易，张国铸就把济南亲人的电话一一留给了季老。之后逢年过节，济南亲戚都要通过电话问候。据张说，结果大都接不上，“不是说正在休息，就是说正在学习”。
2001年，山东大学百年校庆，季羡林应邀以贵宾身份出席，并在济南南郊宾馆与19年没有见面的妹妹等亲属相见。不愉快随之发生了。
已是傍晚时分，室内光线暗淡。亲人们提议一家人集体合影留念，陪同在侧的李玉洁不同意，说照相机的闪光灯会伤着老爷子的眼睛。此言一出，一屋子的人都静默下来。张国铸说，亲人之间19年没有见面，合个影都不允许，一种被阻碍的感受立刻产生。
夹在秘书和亲人之间的季羡林显得为难，拿眼睛左右看看，结果没有理会李玉洁，携亲人们来到贵宾室门外集体合影。李玉洁没有出去，只有杨锐陪着。照完相离开，陪同季羡林送他们的杨锐还安慰一行人说，回北京后会把相片寄给他们。明知是安慰，但张国铸说，这些话让他们心里暖和。
2007年农历除夕上午，坐了一夜火车的张国铸来到******总医院，探望时隔6年不见的舅舅。由于忙了一晚，没有得到充分休息，那天早上季羡林很虚弱。张国铸和他聊了一会儿，向他索要了一个签名，并拿出自济南带去的相机合了一张影，就此告别。
2008年除夕下午，张国铸再次到北京探望季老。这次他带着精心准备过的两份以提案形式写成的书面材料，准备通过季老递给中央领导，以助他那曾是地下***员身份后被遗忘的岳父恢复名誉和地位。这一次，季羡林换了病房，安检也没有放行。杨锐告诉他。季老身体虚弱，正在接受***，不宜见客。
张国铸把材料交给杨锐。杨锐表示，季老既不是人大代表，又不是***协委员，这种事情恐怕办不了。但她答应转交给季。张国铸回到济南后，打电话询问杨锐事情进展。“杨锐当时的回答好像是舅舅不愿听还是太累了之类，反正这事儿就这样压下来了。”
“他就是这样，不好开口求人。”季羡林的一位故旧兼同事对记者说，有位香港商人曾想通过他的关系向中央领导谋一个***协委员当当，结果被他沉默以对。他晚年主持的学术工程“东方文化集成”，本来也有机会得到一些商界资金支持，碍于脸皮太薄，又不愿意主动向人提起。
没有走通季羡林这条门路的张国铸回忆，那时候他还不知道杨锐的爱人吴志攀在北京大学担任***副书记，否则他也许会去找吴志攀，托他帮忙过问一下自己岳父的事儿，“这也是季羡林的家事啊”。
让张国铸感到气愤的是，除夕的第二天也就是正月初一，媒体有报道说季老在病房里接受了学生拜年。季老坐在沙发上，状态不错。身在济南的张国铸把这条消息连同***片从网上***，并附上一段话，“我们被骗了，季老家中亲情被人为阻隔”。
父子交恶
在日常面向社会就诊之外，******总医院同时还承担着***和***的医疗保健任务，和所有医疗机构一样，***方卫生系统的人士对本刊记者表示，医院一般均有探视规定，确保正常有序地开展医疗工作。在这种情况下，探视不成功并不奇怪。
季羡林的老同事和老朋友也回忆，他们一般若要去探望季羡林，要提前和他的秘书打好招呼，征得病人和院方意见后，再做安排，并非想见就能见。
季承及女儿季清早前提出多般抗议，声称亲人被阻隔。北京大学核心层的一位工作人员对本刊记者表示，北京大学从来尊重季老的意愿，一切都是按照老爷子的意思办，“他说不见，那我们就去落实”。
据这位工作人员介绍，季羡林住进***方医院高干病房是北大努力争取来的，即使是与季羡林同年龄和同名望的侯仁之先生也没有得到这种待遇，依然住在校办医院。这些年，都是北京大学出钱出力替季承照顾季老，“现在我们反被咬上一口”。
季羡林与季承的父子关系僵持，一直是圈内人所共知的，这也是父子不相见的焦点。否认存在软禁的季承表示，他与父亲的这种关系正遭人利用。但北京大学方面强调，季羡林父子关系一直很僵，关于此事，北京大学手里握着许多季羡林写的纸条，但“我们不敢公布，毕竟是他们的家事儿，我们也怕伤害季老，所以迟迟不出手”。
季承与父亲的关系在13年前之所以恶化，至少由两起事件导致。本刊记者从包括季家亲属在内的多方人士那里了解到，大约在1994年，季羡林的妻子彭德华因病去世，在4万元丧葬费用中，季羡林要求作为儿子的季承出2万，一个要求出，一个不愿出，结果父子交恶。季羡林此时便扬言要与之断绝关系。
另一件事情，即季承与他们家的小保姆有私情，父子由此反目。70多岁的季承老来得子，今年已与他的继妻诞下一子。张国铸说，
“这是健康的表现，我见到他的时候，我就说，我不如你啊。”
就这些事情，张国铸很认真地谈到，他们父子即使一时决裂，也不会持续13年。他认为，哪怕拒见确是季羡林本意，杨锐等做秘书的也应该从中撮合。“得想办法化解他们的矛盾，”他说，“像这次见面一样，你把季承引进去，给老人一个惊喜，不行吗?”
“秘书有秘书的工作，没有义务包办你的家事。”熟悉杨锐的人士对记者说。即使是这样，吴志攀也曾提醒杨锐，季承与季老毕竟是父子，人家要见面，你不要阻挡。
问题是，季老的脾气似乎并不允许通融。有时候，他的沉默就是一种不容违拗的旨意。据一位故旧介绍，季羡林的性格是，凡你就一件事情征询他的意见，如果他一声不吭了，那你最好趁此打住，不要再说。“50多年了，我们已经摸透了他这点性子”。
没有人清楚季氏父子之间的感情冷战何以长期持续。见诸文献的一个事实是，季羡林应媒妁之言迎娶了彭德华，于1935年在山东诞下季承之后，翌年即抛妻别子、远赴德国，从此天人远隔。直到1946年，季羡林方始回国，执教于北京大学，但并没有迅速回家探望。1960年代，季羡林才将一家人正式接到北京，结束了独居生活。
在季承最需要父爱的幼年时期，季羡林并不在身旁。
季氏的外甥在文章里写道，有一天看到一位叔叔走进屋里，摸了摸他们的头，然后进了里屋，听到里面一片嚎啕哭声。季羡林归来，但陌生的记忆使这种亲情显得脆弱。在后来的一连串变故中可能危机四伏，加速了碎裂。
据季老一位已退休的北大故交介绍，季氏父子关系恶化到顶点的时候，他甚至扬言遗嘱之中不会将一分钱留给儿子。这可能也是他将毕生的积蓄、收藏大半捐赠给北大和其他机构的原因之一。据信，包括汶川地震捐助希望小学的20万在内，由秘书经手的这个数目大约为250万之多。
父子决裂之后，季羡林的生活空间里除了护工，还先后经历了三任私人秘书。2003年之前，他尚能过着行走自如的生活，及至住进******总医院，终日与秘书、护工朝夕相对，老人只能以病房为家。
北京大学校方人士向本刊记者表示，季承现已和父亲重聚，倘若他决定照顾父亲、痛改前非，十几年恩怨一笔勾销，归于和好，“我们乐见其成”。
抢夺季羡林
13年后，季承终于重新来到季羡林身边。与此同步的，是一场“字画失窃”风波，以及在此前后出现在季羡林身边的另外一些面孔。
名叫张衡的那位字画商人之前突然宣称，自己拥有一批季羡林的藏品，并指控这些物品系季身边秘书窃取而流入市场。这位商人通过新华社摄影记者唐师曾向媒体进行了检举。
“字画检举只是一种手段，”至今还无法确定自己手中字画真伪的张衡对本刊记者说，“意***是要替换季身边的秘书。”
已有视频信息显示，这位字画商人在病房里要求季羡林授予他负责撤换秘书事宜的权力，并指导视力不佳的老人出具了一份授权书给他。由于嫌书写不够明晰，末了他甚至拿过纸笔，亲自动手在授权书上做了标示。已知这些视频系唐师曾携同前往时摄录。
视频内容显示，还有一些人对季老进行了一番盘问。在尚不能确定字画真伪以及是否属于盗窃流入市场的时候，一位男士对季羡林说道，“我们崇拜您，您高兴我们就高兴。他们不能因为您住院就把您家里的东西处理掉。”
秘书撤换之后，季承在唐师曾、蔡德贵等人陪同下来到病房，掌握了局面。北京大学此后又派出另一位人员前去看护季氏。但据知情人士透露，对于季羡林的真实控制权已落入季承等人手中。季承此后也向本刊记者介绍，自己每天都要去医院看看，但他似乎并没有很快接手照顾父亲，有护工和新秘书打理此事。
“季承不要老头儿，他要的是钱，”知情人士对记者说，“他就是为了让父亲写纸条给他去要这要那，房子是我的、钱是我的、人也是我的，什么都是我的，都交给我。”
张衡也从侧面证实了这一说法。据他称，在字画风波中他与季承有过接触，归结起来，对于季承的印象只有一句话，“季承根本不关心季老别的，他眼里只有钱、钱、钱。”
见到季羡林后，季承旋即持着据称是父亲出具的纸条向北大提起了财产诉求，其中包括季羡林在2001年通过正式协议捐赠给北大的那一批藏品。本刊记者自北大方面了解到，对于这些捐赠，季承从来持反对意见。2006年，季承曾致信北大，表示季羡林的一切捐赠都是不合法的，他无权捐赠，“我们不同意”。据信，在此间隙季承曾两次前往******总医院，寻求与季羡林见面，但未能得见。
面对重新找上门来的季承，北大方面给予的答复是，这些公益性捐赠都是季老早年和北大签署过协议的。如果季承对此有不同主张，不应找北大交涉，而是需要去起诉他的父亲。北大方面的人士对本刊记者表示，“这已不是我们和季承之间的事情。我们不可能单方面把合同撕毁，请他逐一清点并搬走。”
财产诉求也许只是抢夺季羡林的一个分支，更深一层可能还涉及出自北大的不同派系对于季羡林的抢夺。
在北京，新近兴起有关“字画门”乃系一种阴谋的声音，将矛头直指现以助手名义贴近季羡林的蔡德贵，以及他称之为师弟的钱文忠。据悉他们二人现正同时担任设在山东大学的季羡林研究所副所长职务。季羡林研究所由中国孔子基金会发起，山东大学***书记任所长。
一种指证认为，与季承殊途同归，蔡氏与钱氏借助字画风波清除了代表北京大学东语系阵营守护在季羡林身边的杨锐，而杨锐又恰恰是北京大学***副书记吴志攀的妻子。
“唐僧”门下
蔡德贵和钱文忠曾分别求学于北京大学阿拉伯语系、东方语言文化系。消息显示，1960年代蔡德贵进入北大阿拉伯语专业就读8个月，时逢“***”，离开北大；1984年，钱文忠由华东师大附中被招人东语系梵文班就读。
知情人士回忆，二人均因追随季羡林而获益，也皆在北大留下过一些不愉快。自称出于季门的蔡德贵，擅长阿拉伯哲学，所修专业与季羡林的研究领域相去甚远，亦没有就读于季氏执掌的东语系，本无联系。据蔡德贵自述，一向仰慕季氏的他于1980年代开始与季氏往来，此后又着手写作《季羡林传》。
圈内人士告诉记者，这本传记出版后。季羡林并不感冒。究其原因，主要是书内一些情节存在出入，令季不满。季氏本人没有给这本为自己创作的传记题序。蔡德贵自己亦表示，当出版社准备在北大为这本书举办宣传活动，邀请季氏出席，被季坚决回绝，并说，“我肯定不去，老师和学生互相吹捧，像什么话!”
1993年，季羡林开始主持“东方文化集成”大型丛书项目，旨在建立一个囊括500部堪以传世的东文学术思想文库。该项目由东语系一些学者和国内顶尖学术人物联合设立。消息显示，大约在两年前，蔡德贵拟再
版一部阿拉伯哲学史。编订书稿后，寻求列入“东方文化集成”丛书出版。审查过程中，一些阿拉伯专业权威发现书稿存在一些硬伤，几易稿件，均未能通过。
据说，为此蔡找到了季羡林那里，丛书一位主要负责人后来接到时任季氏秘书李玉洁的电话，过问何以不出版蔡德贵这部书。这位负责人说，季先生规定的标准是要保证质量。有鉴于此，最终没有放行。
多年以来，蔡德贵逐渐融入了季家的圈子。季家亲属对记者说，最初翻翻他的书，再接触接触这个人，并没有什么好感。但后来大家慢慢熟悉了，也就成了朋友。
蔡德贵近年还与杨锐合作出版了《季羡林说自己》，并一道参与季羡林口述历史的录制和整理工作。熟知情况的人感到奇怪，不明白季羡林为何指名要他也参与此事。后来了解到，老先生的用意，是要通过自己的口述纠正他传记写作中那些有出入的细节。
字画风波后，蔡德贵被指名成为季氏的正式助手。他在接受采访时表示，每天会给季氏做口述录音一个多小时。季承也向本刊记者称，当需要录音的时候，蔡德贵就会来到季氏身边。
圈内人士表示，蔡德贵身后的山东大学季羡林研究所除了展示一些季氏各个版本的作品、***片、物品以及蔡一手撰写的传记之外，无精髓可撑门面。如能得到一些独家的季氏口述和手稿，内容将会大大充实。季家亲属也向记者承认，蔡德贵和他的研究所需要这些。
由于身兼季羡林研究所的副所长职务，此轮风波中钱文忠亦遭到怀疑。这位最近为季氏父子受阻13年而疾呼不平，并一口认定季氏有不少字画流失、张衡手中字画系真品的原北大才俊，在师长眼中是一位乖巧、聪明、常往季家跑的学生。
钱文忠自谓与季氏有着祖孙般的感情。他说，自己对他存在绵绵敬仰。季先生有“玄奘情结”，对玄奘的崇敬之情由来已久，“季先生一生只用了一个笔名，就是‘齐奘’。‘齐’可以理解为见贤思齐，也可以说他是齐鲁大地的玄奘”。
擅长社会交际活动的钱氏，曾担任东语系学生会***。凭他的天分本是可以留校的。消息显示，有一些事情最终迫使他离开。据称当他念完硕士之后，考季羡林的博士时英语未能及格，系领导请示季氏意见，季氏答复按规定办。于是没有通过。
版本不同的另一件事情与***治有关。钱氏当年的一位师长告诉记者，钱文忠在读时是一位预备***员，因为一些综合问题被延长预备期。经过一番思想教育，依然“很骄傲，听不进去”。系***组织领导请示已担任副校长的季羡林之后，撤销了他的预备期，未予转正。另有消息人士向记者透露，钱文忠当时可能卷入了一场***治风波。
返回上海的钱文忠据说与季氏依然有联络，后来又以季“关门弟子”的身份自诩，遭同门师兄揶揄。北京大学一位内部人士表示，近年与季羡林一家来往频繁的钱文忠是知道季氏父子之间怎么回事的，却还要为父子被阻隔一说张目，“居心何在?”
没有人知道针对季羡林的抢夺会以什么方式结束。对于这位大师而言，他在有生之年得到了无以复加的名望，同时又付出了惨重代价。没有一个完整的家庭，也几乎没有一个人能够守护他，这使他时刻面临着各种利益诉求的打扰。字画风波只是其中一件。
季氏的一位嫡传弟子说，那些经常往他身边跑的人，无非都是一些想利用他的人。最近的字画风波可能正在印证他的以下说法，他说，“来到先生面前的人，差不多都带着一把刀，他们把他视作唐僧，想吃他的肉。”
季羡林篇3
季羡林是世界著名的东方学家，涉猎范围之广、造诣之深世间罕见。可季老说：“我是一个微不足道的人。”（《悼沈从文先生》）“我是一个上不得台盘的人。”（《怀念乔木》）对于那些摆官谱者，他是理也不理，见面连招呼也不打的，我不知道这是不是中国知识分子的狂狷。可对待师友、亲族，季老却说“无论如何也做不到忘情的地步，只有把自己钉在感情的十字架上”。这浓浓的人情味，正如草木之于土地，游子之于故园，承袭而来的“根”的情结是永远也割舍不断的。
1958年***，季羡林等北大教授到海淀公社的一个生产队参加劳动，干的活儿是砍玉米秸。他拿起砍刀，腰弯不下，刀砍不准，步子走不稳，根本找不到感觉。一位老大娘看不下去了，就接过他手中的砍刀做示范。接刀的一刹那，他触摸到大娘手上的老茧。季老由手茧想到了劳动人民的勤劳朴实，想到了生他养他的劳苦一生的农村母亲，进而又想到了知识分子是应该参加劳动锻炼的。这一联想体现了他对民生的关注，展示了他作为农民之子的拳拳之心。
沉醉于季老的文字之中，我有一种强烈的感觉：季羡林是平民中的大师，是大师中的平民。他在字里行间透露出的是一股旷达之气：写10年“***”而不觉其重，状身边事物而不觉其轻。这是一种历尽沧桑后的宁静与淡远，有如秋后的山林，雪霁的原野，人生况味溢于笔端，行云流水一般。当今文坛日渐浮躁，文学失去了理想主义飞翔的天空，人们的阅读只好复归于平实。季老平和中的幽默，绚烂后的淡泊，恰好为我们营造了适宜阅读的空间。因此，季老笔底涌出的那些让人沉静，让人充实的篇什，确是浮世之中难得的佳构。
在北大有一个故事流传很广：某年新生入学，一青年大包小包，肩扛手提，偌大燕园让他找不到北。情急之际，看见一着布衫的长者，便把行李往他身边一放，喊到：师傅，帮我看着点儿！这位北大新青年逛够了回来，才发现被当做工友的长者依然为他守着行囊，寸步未离……他后来才知道，这个人就是季老。
谈笑有鸿儒，往来有白丁，这是季老的生活写照。有个叫魏林海的掏粪工人，家住海淀区六郎庄乡，喜学问，好书画。香港回归时，魏林海与乡间几位朋友拟在自家搞一个书画展，以表香港回归祖国的喜悦，想请一个名人写个条幅以壮声色。最初找了一个小有名气的画家，不料此人倨傲十足。魏林海一气之下，发誓非请一位名人题写不可。于是斗胆找到了季羡林先生。季老知悉掏粪工人求题，欣然提笔，“六郎庄农民书画展”的横幅很快就写好了。季老墨迹苍劲有力，韵味高古，挂在展室，颇具高雅之气。缘此，二人遂成忘年之交。
季羡林篇4
1996年6月1日，我客居京城东皇城根下一家宾馆。那天早晨，我的朋友苏东河找我说：“我约好去北京大学看望季羡林先生，你想不想和我一起去？”听到季羡林的名字，我怦然心动，脱口说道：“去！当然去。”
季羡林先生博古通今，学贯中西，是20世纪中国最为杰出的人文学者，他在佛教学、人文科学、古代语言等领域的研究，硕果累累，成就辉煌。此前，我就读过他的《天竺心影》《朗润集》《留德十年》《赋得永久的悔》等著作。先生的散文淳朴恬淡，内涵深厚，读之有如高山流水、梵钟悠韵，给人以甘之如饴的精神享受。
来到北京大学，校园里湖光塔影，苍松翠柏，那极富园林之美的景色令人心旷神怡。我们沿着弯曲的小路，来到朗润园，在花木扶疏、幽静绝尘的林荫下，一位气质儒雅、神情安详的白发长者正在漫步。东河兄说那就是季老。来到先生身旁，我恭恭敬敬地向他鞠了一躬说：“我过去读过您的许多文章，对您仰慕已久，今天见到先生非常荣幸。”他握住我的手露出谦和的笑容，轻轻点了点头说：“谢谢。”然后带我们向他家走去。先生家住一楼，一位高个女士略带歉意地说：“我们正在整理书籍，屋子太乱，干脆大家到阳台上谈吧，那里清静一些。”她就是先生的助手李玉洁老师。
坐在阳台上，后湖景色尽收眼底，一阵轻风拂过，湖水荡漾，垂柳摇曳。稍示寒暄，便随兴倾谈。季老说：“我1983年去过你们甘肃，参加第一届敦煌吐鲁番学会成立暨全国第一次敦煌学术讨论会。第二次是从***过来到柳园下车，参观敦煌石窟，然后乘车直接回到了北京。那两次甘肃之行，我写了《兰州颂》和《在敦煌》两篇文章。”看着陈旧的楼房，我问先生在这里住了多久，他说：“这栋楼是1962年盖的，我住了三十五年，一起搬来的许多老先生，有的去世了，有的搬走了。”先生流露出伤感的神情，怅然若失。我急忙换了一个话题：“我听到过一则趣闻，一个学生曾把您误当成了‘老师傅’，给他看了很长时间的行李，后来在开学典礼上才知道您是北大副校长。”先生笑道：“有这么一回事。”
我向先生谈到他的散文：“没有真情，就没有散文，您的散文深沉隽永、大朴无华，是每个特殊阶段的人生感悟，写景、抒情、怀人、纪事，每一篇都堪称范文。”先生说：“你过奖了，一来我本身就是研究语言的，二来中国是世界散文大国，从古到今各种不同的风格，不同的流派纷然杂陈，散文家人才辈出，我的散文只能说是一种探索和尝试而已。”
说到荷花时，先生谈兴更浓了，他指着眼前的荷塘说：“这里原来是没有荷花的，后来有人从湖北洪湖带来了莲子，我用榔头砸破后，扔到了湖里，隔了好多年才长出来，以后长得极快，两年之内就长满了整个湖面……”先生向我讲述着他与荷花的故事，洋溢着对蓬勃生命的礼赞和对未来的憧憬。不久，他写成了那篇富有哲理的散文《清塘荷韵》。
我又好奇地问：“您研究古梵语和吐火罗文，听说懂这种语言和文字的全世界也只有几个人？”季老说：“这两种都属印欧语系，和汉文不是一个体系。这种文字刚发现后，都不知道是什么，我的德国老师用了二十年的时间才把它读通，后来又教给了我，懂这种文字的人在英国、法国、美国都有，但人数不多。”我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如果可以的话，让我拜在您的门下，做您研究梵文和吐火罗文的学生吧。”先生说：“完全可以，不过你得先补课，那比背英文字母和汉语拼音难呀。”听到这里大家都笑了。
先生端俨仁慈，蔼然可亲，没有一点大师的威严，和我们交谈时，像拉家常般缓缓缕述、娓娓道来。这次见面虽短，但他的博学、朴厚和真诚给我们留下了深刻印象。
季羡林篇5
“要讲后悔之事，那是俯拾皆是。要选其中最深切、最真实、最难忘的悔，也就是永久的悔，那也是唾手可得，因为它片刻也没有离开过我的心。”这是赋予他永久的悔：不该离开故乡，离开母亲。
六岁那年，为了让季羡林受到更好的教育，父亲将他送到济南的叔叔家，从此开始接受全新的教育和寄人篱下的生活，万万没有想到的是，这让他抱恨终身。
幼年的他与母亲形影不离，可是那时候的他毕竟只有几岁，脑子里仅存有模模糊糊的记忆，以及自己和母亲零零碎碎的生活片断。
在那个青黄不接的年代，红高梁饼子是家常便饭，季羡林经常去富人的地里拾麦穗，为了奖励他，母亲便把拾来的麦子磨成面，蒸成馒馒或贴白面饼子，让季羡林解馋。还有一次母亲不知从哪里得到一块月饼，拿给季羡林，当时的他如获至宝，觉得这是世界上最神奇的东西，龙肝凤髓也难以企及，于是大块朵颐，根本没有想到，母亲是否也在吃。后来想起，不仅是月饼，恐怕连白面，母亲都没有尝过。
他还想起自己与母亲在绿地豆里比赛摘豆荚，尽管他全神贯注，使出了全身力气，却总也赛不过母亲。失望之余，他细心观察，发现这里面没有什么奥秘，关键就在母亲那一双长满老茧的手上。此后，母亲的那双手便深刻地印在了季羡林的脑海中。
1933年，正在读大学的他，接到了母亲病逝的噩耗，他跌跌撞撞地奔回家中，已经人天悬隔。看见母亲砍伐过的树木，看见母亲熏黑的厨房，看见母亲死前吃剩的半个茄子、半棵葱，饭碗里还留有母亲的口泽，他痛哭不止
从邻人那里得知，母亲经常说的一句话就是：“早知道送出去回不来，我怎么也不会放他走的。”简短的一句话道尽了母亲思子的辛酸与悲伤，他想起了无数个日日夜夜里母亲的眼望与彻夜难眠，肝肠欲碎，晚年的他，有着洞彻生死的达观，唯有提起这件事，老泪纵横。
九十岁那年，季羡林回官庄扫墓，看到母亲就在自己的眼前，却是“你在里面，我在外面”，他“扑通”一声跪了下去，眼泪夺眶而出，泪水滴在眼前的香烛上，心中暗暗地说：“娘啊，这恐怕是儿子今生最后一次来给你扫墓了。将来我要睡在你的身边！”
季羡林篇6
季羡林和臧克家去小饭馆吃饭，邻桌是一对母子，女人起身上卫生间。女人一走，孩子就大胆起来，站在凳子上伸手去抓桌上的花生米，脚下一滑，从凳子上摔下来，顿时“哇哇”大哭。季羡林连忙上去把孩子抱起来，并用手安抚孩子不要哭。可是由于摔得太疼，孩子哭声更大了。这时，女人从卫生间出来，以为是季羡林弄哭了孩子，很不客气地骂道：“你一个大人干吗欺负小孩？”季羡林没有还嘴，转身就回到原位。女人见季羡林不吭声，更加来劲：“要是我儿子受伤了，我跟你没完。”说完，就检查起孩子的伤情来。这时，周围的顾客指责女人的蛮不讲理：“是你的孩子自己摔倒了，这位先生好心帮你扶起他，你怎么能不问青红皂白就骂人呢？”女人羞了个大红脸。
臧克家问季羡林：“你明明被人误解了，她骂你，你为何不还嘴？”季羡林说：“大家都看着呢，我何须解释。”季羡林真是好脾气。确实，如果他当场解释，会让人觉得他小气。很多时候，人在做，天在看，无须解释，清者自清，这是智慧，更是涵养。
季羡林因为一贯不出风头，被称为“好好先生”。“***”到来时，他成了造反派拉拢的对象。当时他并不是有名的教授，于是像他这样的一些教授会很主动很积极捡举揭发名教授，可是他依然事不关己。随着“***”的风起云涌，必须人人表态，人人过关，要么被打倒，要么就打倒别人。于是他的学生让他对胡适、俞平伯、陈寅恪等人展开批判，让他写揭发文章。他却还不知趣地说胡适是一个好人。学生们反复做他的工作：“你不说他们的不是，他们也保不住。”“可是颠倒黑白的话我说不出。”“那你就说些他们客观存在的缺点和错误。比如陈寅恪在抗日战争时就说过中国打不过日本之类的话。”“可是评价一个人要全面、客观，不能以偏概全。”就这样，他硬在那颠倒黑白、人人自保的年代，没有胡说八道，保持了难得的沉默。
在那样人人自危，选择站队、表态、立功的年代，很多人都向自己的领导、老师开火，出了名、过了关，可季羡林却始终坚守着：“要说真话，不讲假话。假话全不讲，真话不全讲。”事后他回顾自己的“运动史”，他给自己一个“大节不亏”的判语，真是难能可贵。
季羡林专心学术，在学术上有很高的造诣，他对21世纪世界文化发展趋势，做出两点预测：“21世纪东方文化将再领风骚。”他说：“东西方文化的根本差别在于思维方式不同，东方文化的特点是综合，西方文化的特点是分析。目前流行全世界的西方文化并非历来如此，也绝不可能永远如此，以‘天人合一’为特点的东方文化才能拯救人类。21世纪，将是东方文化的世纪，这是不以人的主观愿望为转移的客观规律。”此话一出舆论大哗。有支持者，但批评者也态度鲜明，视之为文化民族主义，认为“河东河西”的预测根本不值一驳，和算命先生的卦辞差不多。更有激烈者，直斥“季羡林老糊涂了”。于是，大伙儿就等着看论战。谁知老先生一不商榷，二不反驳，而是高挂免战牌，上书三个大字“不争论”。
为什么呢？季羡林认为，这不是一个理论问题，而是一个将由历史发展来证明的事实，没有争论的必要。再加上季羡林从多年的经验教训中悟得：“如果打笔墨官司，则对方也必起而应战。最初，双方或者还能克制自己，说话讲礼貌，有分寸。但是笔战越久，理性越少，最后甚至互相谩骂，人身攻击。到了这个地步，谁还能不强词夺理，歪曲事实呢？这样就离开真理越来越远了。”所以他就像***说的“让事实说话”。
在“***”最甚时，不少教授受不了污辱，自杀了。在北大造反派最猖狂的时候，哪有道理可讲，可季羡林却敢于主持正义，主动“跳出来”，公开反对那位北大“老佛爷”聂元梓。那次，北大的两大派在大饭厅中举行公开辩论。季羡林经过长期观察、思考，他反对造反派的思想观点与做法，在会上季羡林来了“牛劲”，他抱着粉身碎骨在所不辞的决心，反对“老佛爷”。要知道那时，聂元梓正如日中天，季某竟敢在太岁头上动土，这是公然与***唱反调，可想而知，他没有当场被乱拳打死就算是幸运了。之后他的处境越来越危险，成了女头领的眼中钉、肉中刺，不仅多次被批斗，而且受到了各种各样的人身攻击，每每召开批斗大会，都要把他捎带上臭批一顿。而且对他也实施了抄家行动，之后被打入牛棚，挂牌游街，甚至被毒打至血肉模糊。
季羡林是个老学究，对自己认识的事认死理，而认为不对的事，天王老子说的他也不买账。当别人指鹿为马，他却偏信历史是人民和时间写的，敢于坚持真理。他的低调、不说是相对的，在需要明辨是非、大家都不敢说时，他却要主持正义。在季羡林的回忆中，这是他所做的“最满意的一件事”。
季羡林篇7
先生的学问非我等门外人可以问的,但先生的处世风范是各色人等可以学的。先生是“学界泰斗”,更是做人的大师。大师者,待人以真情也。
一
先生在《怀念母亲》一文中说,“我一生有两个母亲:一个是生我的那个母亲,一个是我的祖国母亲”,“我对这两个母亲怀着同样崇高的敬意和同样真挚的爱慕”。
对于生身之母,1994年,先生写道,“我这永久的悔就是:不该离开故乡,离开母亲”。
1917年春节前夕,作为当时季氏家族中唯一的男孩,他被从乡下送到济南叔叔家,为的是把他培养成人,光宗耀祖――穷得不能再穷的父母也没有别的办法。就这样,年仅六岁的他离开了母亲。没娘的孩子最痛苦。寄人篱下的他想念故乡的娘亲,常常半夜醒来一个人偷偷哭泣。稍大的他立下誓愿:一旦大学毕业,自己找到工作,立即迎养母亲。然而没有等到他大学毕业,母亲就永远地走了。当他看到母亲的棺材,看到那简陋的屋子,“我真想一头撞死在棺材上,随母亲于地下”。
后来,他常梦到母亲――
留学时,“夜里梦到母亲,我哭着醒来,醒来再想捉住这梦的时候,梦却早不知道飞到什么地方去了”。
耄耋之年,“我仍然频频梦到面目不清的母亲,总是老泪纵横,哭着醒来”。
他回忆不起母亲的笑容来,母亲好像是一辈子都没有笑过。“家境贫困,儿子远离,她受尽了苦难,笑容从何而来呢?” 他为自己未能侍养母亲而悔恨终生。他老年时说:“世界上无论什么名誉,什么地位,什么幸福,什么尊荣,都比不上呆在母亲身边,即使她一个字也不识,即使整天吃‘红的’。”
200l年,90岁高龄的先生回到故乡,在母亲墓前,长跪在地,泪水滴到了眼前的香烛上:“娘啊!这恐怕是你儿子今生最后一次来给你扫墓了。将来我要睡在你的身边。”
对于“养身之母”,先生说:“当一个中国人是感到很光荣的。”
留德期间,他对祖国充满了怀念。“这种怀念,在初到哥廷根的时候,异常强烈。以后也没有断过。”当博士论文加口试,共得了四个sehrgut(优)时,他觉得“我没有给中国人丢脸,可以告慰我亲爱的祖国”。
他爱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秉承中国知识分子的美德,“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即使老年时住在医院,他每天也要“听”《参考消息》《光明日报》。听到“和谐”,他思考;得知地震,他捐款……他感动了中国。
他说,“爱国不敢后人,即使把我烧成了灰,每一粒灰也还是爱国的”。
二
先生的妻子彭德华文化不是太高,只念过小学,同先生这个大知识分子在文化上毫无共同的语言,但这并未影响先生对她的尊重。先生说,“在道德方面,她却是超一流的。上对公婆,她真正尽上了孝道;下对子女,她真正做到了慈母应做的一切;中对丈夫,她绝对忠诚,绝对服从,绝对爱护。她是一个极为难得的孝顺媳妇,贤妻良母”。
先生在哥廷根时,同美丽的伊姆加德小姐产生爱慕之情。但是他内心充满矛盾与痛苦。他是一个有妻子、有儿女的人,如果和伊姆加德结合,未来的生活大概会是幸福美满的。但是,那样做,不仅意味着对妻子、儿女的背叛和抛弃,也意味着把自己的亲人推向痛苦的深渊。这是违背他做人的原则的,是他无法办到的。反之,如果他克制自己的感情,又会使深爱着他的伊姆加德失望和痛苦,自己也会遗憾终生。最后,他为了不伤害或少伤害别人,还是自己背起沉重的十字架,把异国之恋拒之门外。
上世纪90年代初,先生的学生当面问:“您离开德国之前,英国剑桥大学曾经想聘请您,您不是可以带上伊姆加德去英国吗?为什么不去呢?”先生说:“当时如果去英国,对于我个人来说既可以进一步深造,又可以有自己的感情。但是,我不能去,我不仅热爱自己的祖国,而且妻子德华是再好不过的人了,我很尊敬她,所以我一定要回国。”
先生说过:“我认为,能为国家,为民族,为他人着想而遏制自己本性的,就是一个有道德的人,能够百分之六十为他人着想,百分之四十为自己着想,就是一个及格的好人,为他人着想的百分比越高越好,道德水平就越高。”他是一个先人后己的人,是一个大好人。
三
先生在清华上学时也曾经是个“愤青”,甚至对师长有过“大不敬”,但是毕业后,一直到老,他对自己老师恭敬有加、感恩不已。
瓦尔德施米特教授是先生的德国老师。正是教授的严格训练,悉心传授,他才获得了博士学位。季羡林永远感激他,称他为“博士父亲”。
西克教授是先生的另一位德国老师。教授诲人不倦,将他毕生最专长的学问毫无保留地传授给先生。当时正值二战,食物缺乏严重,面包没有了,黄油没有了。有一次,先生想给恩师增加点营养,他费劲拔力地积攒了一点奶油,是自己两个月没吃硬省出来的,又想办法弄到了一点面粉和贵似金蛋的鸡蛋,还有一斤白糖,到一个最有名的糕点店里,请糕点师傅给烤制了一个蛋糕。他捧着蛋糕,就像捧着宝贝一样,小心翼翼地送到老教授家里。老教授显然有点出乎意料,他的双手有点儿颤抖,叫来了老伴,共同接了过去。两位老人激动得连“谢谢”二字都说不出来了。这件事成为先生一生最愉快的回忆之一。
先生出国留学是通过交换留学生出去的,而促成这事的是冯友兰先生,为此,他终生感谢冯先生。尽管先生在清华大学上学没有听过冯先生的课,可是归国后,先生始终对冯先生执弟子礼。
陈寅恪先生是先生的引路人,如果没有陈先生的影响,他就不会走上治学道路。对陈先生,先生是敬畏且感恩的。先生到北大工作后不久,陈寅恪先生也来到北京。先生几次出城,穿过几十里农田,冒着被绿林人士打劫的危险,去清华园拜见恩师。陈先生年老体弱,但最喜欢喝栅栏红葡萄酒。这种酒是在北京的天主教外国神甫酿造的。于是,先生几次到神甫们的静修院(今为北京市委***校所在地),在地下室中买到这种酒,然后跋涉到清华园,送到恩师手中。几瓶红葡萄酒,现在算不了什么,但是在通货膨胀、物价飞涨的当年,却是非同小可。
先生念念不忘的老师还有哈隆教授、布莱恩教授和胡适先生、汤用彤先生、董秋芳先生……
先生生前想干的事情之一,就是写作《中外恩师谱》。
四
生活中的先生,中山装、布鞋,是他一贯的装束;一日三餐,吃的全是家常饭。他纯朴得像个农民。先生待人真诚,虽然官至北京大学副校长,但是一点架子也没有。
杨匡满在《为了下一个早晨》一文中,提到这样一件事:
有一天晚上,他已经躺下了,电话铃响了。
“季副校长,我们这楼停水了。”
“我家里也没水。”
“那请你赶快反映反映吧!”
“行行行!”
没有架子的人,别人有事当然愿意找他。
海淀区掏粪工人魏林海,很上进,喜欢写写画画,虽挣钱不多,却自己掏钱买书弄了个***书馆,对所有人都开放。他想找人写个匾额办画展,先是去找了某名人,结果碰了一鼻子灰。后来有人给他出主意,说北大的季羡林没有架子,你可以去找他。结果季老不但给他写了,而且给他捐钱买书。他说:“这样的人,我很崇拜他。”
五
先生做了一辈子的教师,用“桃李满天下”来形容一点都不夸张。
就像恩师当年对自己一样,他对学生的帮助不遗余力。
梁志刚回忆,1964年秋天入学后,系学生会通知没有脸盆的可以去领一个。后来知道那不是公家发的。那时刚经历三年困难时期,有些来自贫困家庭的同学买不起两元一个的白搪瓷脸盆,只好用五毛一个的瓦盆洗脸。先生知道了,就自掏腰包买了几十个脸盆送到学生会。
王邦维在做先生研究生时,做硕士论文需要到北***去看《赵城藏》,而《赵城藏》是北***的镇馆之宝、一级文物,以研究生的身份根本接触不到。跟北***联系,北***答复:“季先生这种人物可以看。”王邦维跟先生说了这种情况,先生毫不犹豫跟王邦维去了文津街那里的北***。王邦维说:季先生跟我去了之后,拿到《赵城藏》只是大致看一下,然后就自己去看《罗摩衍那》的校样去了。他就坐在我的旁边,我拿着《赵城藏》在他身边一看就是几个小时,是他等我而不是我等他。这样的师生画面够有意思的吧。
一次,先生在校园里走着,忽然一辆自行车停在他面前。一个学生模样的年轻人从车上下来,向先生问:“您是季羡林教授吗?”“是我。”“季先生,我没有什么事,我只想当面向您说一句:我很敬佩您。”
这样的人又有谁不敬佩呢?
敬佩之余,我们不该学吗?想学到家那当然不是易事,但起码可以效仿一二。
季羡林篇8
鲁迅先生在《为了忘却的纪念》中提到的左联***胡也频，那年季羡林在济南省立高中读高三，胡也频是他的国文教师。季羡林记得胡也频不讲《古文观止》，而是讲“现代文学”，也就是马克思主义。
胡也频曾经带学生办了一份刊物，宣扬***思想，季羡林在里面写了一篇稿：《现代文艺的使命》，这也许是季羡林的文字第一次成为印刷品。
丁玲，现代作家，是胡也频的妻子(也有人说没登记)，曾经从上海去济南探望夫君，季羡林等学生眼中，丁玲是大小姐、金凤凰，和胡也频相比，丁玲高大丰满，穿着高跟鞋试***征服校园里坑坑洼洼的路，最后是胡也频扶着她才走了下来。
冯友兰(1926年)
季羡林没有听过这位哲学学者的课，但是1926年，15岁时，他用的《人生哲学》教材，是冯友兰先生的手笔。后来冯友兰和季羡林曾经一起出访国外。
冰心(1930年)
冰心先生当时是知名作家，也是一位严格的选修课老师。她曾经因为不选课的旁听者太多，对台下说：“凡非选修此课者，下一堂不许再来!”吓跑了来偷听的季羡林，多年后两人见面，把这事当笑谈说起。
朱光潜(1931年)
研究西方美学的美学家、教育家和出色的翻译家。1931年是北大的教授，但是在清华兼课，季羡林听了他的文艺心理学。朱光潜可谓学贯中西，他精通英法德文，翻译了110万字的黑格尔著作《美学》，但是他在课堂上，总是用中国古典诗词举例，以便让学生们听懂。
***(1930年)
***和季羡林是清华校友，***是历史系，当时叫胡鼎新，进步青年***曾经多次动员季羡林发反对***的传单。季羡林自己回忆说不敢，但是也没有告发***，他们的友谊持续到了***的生命走到终点。
老舍(1930年代)
老舍是季羡林一位高中同学大学时的老师，季羡林的同学李长之在家里请老师吃饭，季羡林在饭局上认识了偶像老舍。老舍先生有一次在理发馆刮脸，季羡林也来理发，老舍就在走入时悄悄把季羡林的账结了。有危机意识的民族往往特别珍重高龄的老人，他们是保存着许多有用的知识和记忆。对于走过的将近一个世纪的季羡林来说，他的回忆录里保存着很多民国学者的轶事。
季羡林曾经写过一本《季羡林谈师友》，来评说那些给他点亮了光的人们。年深日久，许多曾经响亮的名字如今都已经不常闻于今人的耳边。今天重提这些名字，可以让我们回到那个群星荟萃的民国时代。
如果各位有幸在1930年考进北京大学，就能遇到其中的大多数人，这些师友共同铸造了学者季羡林。
瓦尔德施米特(1936年)
哥廷根大学梵文研究所教授，季羡林在德国的导师，和今天一样，梵文这样的冷门专业学生极少，是多个老师教季羡林一个学生，后来二战爆发，老师被征进了***队。1980年季羡林访问哥廷根，和已经83岁的老师重逢。
陈寅恪(1930年)
民国最伟大的学者之一，真正可以被称为“国学大师”的伟大知识分子。季羡林在西洋文学系就读，陈寅恪仅仅是他的选修课老师，教过他“佛经翻译文学”，这使得季羡林后来走上了研究梵文的学术道路。陈的学问非常扎实，重视考据，而不是像1949年后的许多文人那样见风使舵，捏造历史。
1946年之后季羡林经陈寅恪推荐回到北大执教，北平物价飞涨，有时候季羡林会买几瓶法国神甫亲手酿造的红酒给老师带去，那时中关村还是农田，去清华的路上就可能遇到要买路钱的贼人。
陈寅恪1969年***中遭到残酷***而死，季羡林曾经回忆说，自己没有批陈老师，守住了底线。季羡林最后一次见到陈寅恪是1951年。
E、西格(1941年)
季羡林没有见过自己的祖父，他觉得西格教授就是自己的祖父，这位教授在瓦尔德施米特被征之后，以80高龄回到学院中来，教季羡林吐火罗文。当时季羡林掌握了七八种语言，对这种文字兴趣不大。西格教授不容分说，强教他吐火罗文。这种文字成为季羡林解读***一些残卷，研究中印文化交流的重要工具。
金岳霖(1930年)
季羡林选过金岳霖的逻辑学课，是金岳霖的学生。逻辑学家金岳霖是梁思成和林徽因的朋友，因为恋着才女林徽因，终身未娶。
梁实秋(1946年左右)
作家梁实秋和鲁迅常年不合，认为文学应该写人性而非阶级。季羡林极爱梁实秋的文字，他为梁实秋辩解说：“鲁迅说的未必全对。”两岸恢复联系之后，梁实秋特别命令留在大陆的两个女儿去看望季羡林。
胡适(1946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