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文网摘要：塑造文化的物体系双重包容自然生态环境及其由客观和主观因素共同作用的社会历史环境，这两个基础要素共同决定人类文化体系。德昂族文化的发生发展深受西南客观物理环境及地方社会历史进程影响，德昂族文化根本就是西南边疆特有“物体系”共同形塑的精神体系的具体化存在。德昂族基于族群的历史迁徙和族群记忆基础上生产族文化过程中，经常会不同程度地遭遇地方大民族和客观地域环境障碍，逼迫人们牺牲性地放弃曾经的文化要素而调适性地依从地方物理区场。表层上，德昂族基于族群自我边界塑造自己的文化系谱，但其本质却是在不断地磨合不能有效吻合于地方物体系的文化菱角。也就是在这种文化打磨的过程中，德昂族创造出了充分浓郁有西南地缘特征和极具民族特色的文化结构，从而以更加“适应”的生活姿态延续和新创生多彩的族文化。
关键词：地缘特征；山地文化；生成逻辑；德昂族
中***分类号：G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723X（2014）09-0123-06
从其核心要义上讲，作为人类社会发展进程重要构成的文化，它是人类在历久的认识自然和改造社会的过程中逐渐总结出来的智慧和经由人类社会代际传递和不断选择才承续下来的财富。英国著名人类学家泰勒也曾告诉我们，文化是人类在认识和改造大自然过程中所创造和积累的包容了知识、信仰、艺术、法律、习俗和任何社会成员所获得的能力和习惯在内的复杂整体。当然，在这个复合文化体内，文化作为一种马克思主义语意上的“上层建筑”，其根本源生于客观的“物”环境，它是基于“物体系”这个基质才得以塑造出来的思想结晶。文化上层于物体系，但又充分反作用于物体系。也即，人类遵照时间历谱，基于客观自然和社会历史环境创造了归属于“我群”的结构文化，而这种结构文化又充分显明地服务人们认识和改造自然及人类社会，渐而使人类在创造理想生活环境的过程行动中创造更加富足的文化财产。
一、西南物理空间及其特殊的地理位格
关于“西南”这个物理空间，无论***还是学术界均对其地域边界进行过多种界定。人们共识性的话语是，广义的西南边疆泛指广西、贵州、云南、以及四川、重庆的部分地区。在这个宽泛的空间范围里，较为普遍的地域特征是广泛串嵌着山川、峡谷和无数的江河，自然地形特征和生态环境极具特点，民族构成极为多样。其实，从更大的地理范围来讲，这种类属的物理空间还可以自东向西地延伸到了泰国、越南、老挝、缅甸北部以及印度东北部地区。客观的自然事实使国内外学者在关注该地域问题时，也非常乐意于从中国大西南引申出来的客观地理背景来研究各种社会文化。云南大学的方铁教授认为，自近代以来，西南如同全国其他边地一样，经历了中华民族及其先民活动地域的盈缩变化、对局部与总体的经营，以及疆土的***与兼并、疆土统一与分而治之等复杂的嬗变过程。[1]西南边疆在地缘上分别与印度、缅甸、越南、老挝等多国接壤，地形起伏多样，垂直变化明显，各族人民交错立体地分布于高山河谷。这个宽泛的物理空间的环境差异显著，遍布着高山深谷和大江大河，德昂族便是这个特殊地域空间里的一个有着厚重历史的山地民族。德昂族源于古代濮人，公元2世纪他们就居住在怒江西岸，是开发保山、德宏一带较早的民族之一。居地东至澜沧江东部，西至伊洛瓦底江上游，南至西双版纳和缅甸东南部。早期，德昂族称自己的村落组织为“克勒”，各个“克勒”的管理由年长的“达干安”担任，村落生活中各种大事情均由“达干安”参与研究决定。各分散的自然小村落的负责人一般也由村中“达干安”担任，称为“伙头”。德昂族所居地区基本上属南亚热带山区，有着良好的气候条件。德昂族居住地区冬无严寒，夏无酷暑，雨量充沛，适宜各种亚热带及温带植物生长，生物多样性特征和生态资源优势明显。德昂山区出产的“龙竹”，杆长粗大，是当地村民建房盖屋首选的好材料，日常家庭用具及部分生产工具也都用这种竹子做成，肥嫩的竹笋还可以食用。可以说，即便在经济发展水平极为低下的时期，特殊自然物理生活空间所富有的多种资源也能基本满足德昂族先民基本的物质生活需求。
“西南”地域有着特殊的地理位格。西南边疆因其物理空间特殊和民族构成多样，西南夷在古代成为表述这一地域空间各少数民族的惯用代名。公元前三世纪末至五世纪初的汉、晋时期，“西南夷”主要指称今云南、贵州及滇、川、黔、桂连接地带的各兄弟民族。自古以来，这里都是帝王将相试***恒久保有的重要边地。公元221年，秦始皇完成兼并众方国并建立统一帝国王朝之后，便在云南东北部地区设置大小不一的“官守”。西汉时期，汉武帝不仅在西南夷地区设置了犍为、柯、越和益州四个郡县，而且由于他认识到“因俗而治”及轻赋税的重要性，还曾派张骞出使西域，打通了经西南夷通往古印度的“蜀身毒道”，向西“开地广境”，移民屯田，使西汉王朝“威德遍于四海”。总体上看，因由西南地区有着特殊的国家战略位置，秦汉以后的帝国统治者尽管具体的边治方略异样，但都没有放松或者说忘记对西南边疆的治理。隋时，南诏在朝廷支持下得以立国。但隋朝以及其后的唐朝之所以支持南诏***发展，与当时吐蕃争夺洱海地区的控制权以及唐廷的国家安全需要有着极大关系。唐廷试***利用南诏牵制吐蕃，而南诏王皮逻阁则想借助唐廷力量完成对云南大理洱海周边“六诏”的统一，并以此为凭实现抵制吐蕃压迫的目的。南诏之后兴盛发展的大理国，其统治区域囊括了今云南省、四川西南部、缅甸东北部、老挝北部以及越南西北部广大地区，大理国之所以能够恒久“***”存在，仍然与大宋帝国的边治战略有着重要关系。中央王朝与地方王国复杂交错的关系较量，为在人口和势力上均不占任何优势的德昂族先民遗留了足够的存在空间，并发展成为拥有一方领地的方国。隋唐时期，德昂族先民就在较大的地域上建立起具有地缘部落或国家雏形的社会组织，被唐代史书称为“茫蛮部落”，分布在现在的德宏州、保山和临沧地区境内。曾被南诏征服，后来又摆脱对大理国的从属地位，8世纪中期建立起地方统治***权“金齿国”。作为一个处于弱势地位的群体，受中缅两国社会***治环境以及民族关系的影响，其流动性较大。元代，随着中原王朝统治力量的加强及滇西傣族封建领主势力的扩张，德昂族被迫大量迁往缅甸。滇缅边境的德昂族主要沿边境线两侧分布，山水相连，村寨紧邻。1958年受国内***治运动及***势力的煽动，德昂族大量逃往缅甸。20世纪60年代又开始回流，70年代末才基本稳定下来。“德昂族原本是滇西南以及中缅交界地区居住较久的土著民族，古代德昂族的分布地域较之现在要广阔得多。今云南德宏州是古代德昂族先民的主要聚集区，现在绝大部分的德昂族已早迁至缅甸居住，只有小部分居住在中国。”[2]境内外德昂族不仅存在历史文化关联，还有直系的血缘纽带和姻亲关系。自元朝开始，国家结束了多年纷争战乱的局面，北方的沙陀、吐谷浑、***项、契丹、渤海、女真等民族与汉人以及南方少数民族“熔炉”交往，西南各山地民族在与北方民族尤其是来自北方草原的蒙古族接触中融融发展，相互学习借鉴，创造出更加丰富多彩的民族文化。与此同时，随着中缅关系的友好发展以及缅甸国内***局趋于稳定，滇缅边境地区的德昂族之间有了更加亲密的交往。边境的开放使德昂族之间已经隔断或疏远的亲属关系得到接续，寻找失散亲人成为德昂族边民普遍的心理诉求和行动。边民互市方便和加强了双方的经济联系。由于中国社会稳定，经济发展快于缅甸，民族关系和谐，滇西地区德昂族的生活水平普遍比缅甸德昂族高，从而吸引了缅甸德昂族向中国边境流动。至20世纪90年代开始，娶缅甸德昂族媳妇，招缅甸德昂小伙子上门，投亲靠友来中国打工做生意，请缅甸德昂族和尚到佛寺住持等现象变得越来越普遍，文化交流和交融发展更加深层次。
二、西南地缘关系作用下的山地文化
西南地区客观的自然和社会历史环境塑造了独特的山地民族文化。特殊的地缘关系使山地农耕始终成为表述西南边疆民族生计模式的普遍词汇，各民族彼此差别有异地创造和延续着归属于“我群”的文化体系。山里人的生计方式是充分尊重山区自然生态环境和族群自身历史文化传统而创构的科学发展模式。它根本切合了西南山地客观多样的物体系。山区文化模式的生成本身是一个缓慢演进的过程，它需要山民在山地生活中不断地实践试错和科学总结，经由群体肯定才能最终被承续下来。从久远的历史来看，德昂族和布朗族、傣族一样，古代都被人们统称为“濮人”。德昂族先民与其他蛮族群体共居共处一域，并不存在高低贵贱、等级差别，坝区或山坝之交的地区都有德昂族先民居住，他们很早就掌握了畜牧养殖和水稻种植的能力。元代，受战争以及地方傣族土司势力排挤，除了移走缅甸外，德昂族不得不从平坝地区躲进深山僻野，依靠采集、狩猎以及刀耕火种艰难维持山区生活。由于山区经济发展缓慢，云南德宏地区的一些德昂族，直到***初期仍然依循较为粗放的采集和狩猎生活模式。云南保山市潞江坝大中寨的德昂族就是清朝时期迁移来的。尽管清朝时期这里的德昂族山民就已经搬迁至山下平坝地区，但之前很长一段时间都深居在高黎贡山里，山中拥有丰富的动植物资源，人们能够比较容易地获取猎物和野菜野果，因而狩猎和采集成了山居德昂族最重要的生计方式，可也就是在这样的生存模式“营养”下，大中寨德昂族移居平坝之后仍然长时期延续着曾经的狩猎、采集生活模式。此外，这种长期的山中生活，还使德昂族产生了对藤类植物的较多依赖。入山采集、狩猎，大家都喜欢随手在路边扯一根青藤缠紧腰身，紧箍衣服。山藤缠腰束发不仅仅是女性的特有习俗，德昂族男性也在共用这种简便的护身装饰。地域环境对传统文化的塑造，在德昂族的传统民居建筑方面也有显明体现。在过去，为适应山居游耕不定的生活，德昂族先民的民居建筑通常都比较简易，藤条捆绑木头搭建的木楞房较多。德昂族的迁徙流动通常都以家庭或族群单位进行，为了在条件极为艰苦的山区生存，后来经过开垦山地而拥有自己土地的德昂族定居生活之后，民居建筑则开始出现了规模较大的“长房”，家族人同居一个屋檐下，群体性生产生活。这种家居文化在云南临沧地区很多德昂族村寨直至***初期仍保留着。
西南各民族生产生活互助互惠也是西南边疆特殊地理环境塑造的结果。云南大学的王文光教授认为，复杂的生态环境既导致西南各族在经济生活及与之相适应的文化生活上各具特性，又使各民族为弥补自己在生活用品、生产工具等方面的缺失而互通有无，从而形成相互“离不开”的民族关系。[3]在西南地区，高原藏民的食物以肉、***、青稞为主，很少有新鲜蔬菜。为满足身体正常所需的维生素，藏民对茶叶的需求量就会特别大，因而早在唐代就有商贾从云南、四川托运茶叶到藏区贩卖，进而造就了闻名海内外的“茶马古道”。西南山区农民的生产劳作、农作物种植结构单一，生活所需各种物品离不开与平坝地区的民族进行交换。在云南西双版纳平坝地区，种植水稻的傣族经常将稻米托运上山，与山里居住的德昂族交换棉花、芝麻、茶叶等土特产及手工物品。农忙时节，山区德昂族下山到平坝地区帮助傣族耕种和收割水稻。德昂族在傣族的影响下慢慢学会种田，一些人便在山区小块坝田里尝试种植水稻，既延续了先民的稻作种植技术，同时又在学习和借鉴傣族水稻种植技术的基础上延伸了德昂族自身的水稻种植技能。
云南社科院的黄光成研究员发现，“历史上很长一段时间，德昂族的耕作技术普遍高于当地其他民族，其水田耕作的精细程度在德宏山区中是有口皆碑的。他们在传承先民农耕文化的同时，还不断地向相邻的民族传播这种文明。为了保持住民族的特点而守住从祖先那里传下来的过去曾一度辉煌过的文化传统，以不变应万变，是其社会文化流动缓慢的心理依据。”[4]清代，由于傣族地主经济渗透到德昂族地区，逐渐使他们当作主要生产资料的水田基本丧失，只能靠当佃户或是上山开种荒地，逐渐成为一个山地农耕民族。直至新中国成立前，德昂族仍处于封建领主经济以及封建地主经济的发展阶段，但仍保留着一些土地村社互助换工和原始共产制家庭残余等历史上遗留下来的因素。德昂族主要从事农业，其犁耕农业的主要特点是在经过焚烧犁翻的茅草地上种植早稻和玉米。早期，种植的技术简单粗放，人们通常将茅草地上的杂草和灌木丛砍倒，晒干烧后犁翻，再平土播种。部分村寨直至***初期仍保留着落后的刀耕火种生产模式。因为技术落后，故使用的生产工具也陈旧简单，主要有犁、锄、砍刀、铲子、镰刀、斧头等。这些生产工具都由周边汉族制造，形式和汉族基本相同。种地时，男子在前面犁地，妇女在后面点种。在耕作形式上，普遍实行三五户人家共耕的模式。不论各家土地多寡，基本都是共同犁种，中耕或收获则各家自理。有的村寨实行分工合种的方式，即一家负责完成土地耕作下种，另一家负责中耕和收获，然后两户平分农产品，土地肥瘦不计差别酬劳补偿。也有些地方除了耕作和下种自由组合外，主要还是通过换工互助合作来完成一年的生产劳作。山区德昂族的耕地一般有固定耕地和休耕地两种。固定土地占耕种面积的20%左右，其余都是休耕地。通常，早谷地都是休耕地，一般种三年后要休耕两年。按当地经验，一块地一代人只种三次。放荒多年的山地复耕，种一两年后也就缺乏肥力，不得不再次休耕。在山区，每个劳动力通常能种8亩左右地，一亩地只投劳30个劳动日，广种薄收，产量很低，亩产不到100公斤。并且，德昂族大多居住在半山腰，靠天吃饭的“雷响田地”居多，农业收入微薄。直到1999年芒市34个德昂村农民人均年纯收入才只有498元，农民年人均有粮273公斤，与当时芒市农民的人均年纯收入1053元和农民人均有粮382公斤相比，分别少555元和109公斤。当然，即使因为历史和社会***治因素，德昂族被迫移居大山，但他们并没有遗忘平坝地区创造的传统文化，德昂族山民仍不同程度地保持着平坝地区的农耕传统。德昂人根据山区客观的自然环境特点，开辟田地种植旱谷和茶叶，因而曾一度被人们誉称为“古老茶农”。初期，德昂族散居山区和坝区，与汉、傣、景颇、佤族等相邻而居，很少与其他民族杂居于同处一个村社，有效保持和延续着本民族特有的文化习俗。德昂族婚姻恋爱自由，但同姓不通婚，且少与外族联姻。他们在村寨内自成体系，保持严格的族内婚，以自己的社会组织形式和生计方式维持传统的生活，尽量避免与其他民族发生直接的文化接触。这种自给自足的传统经济和封闭的地理环境使其保持族群边界生存繁衍的努力成为可能，但保守自处的传统山居模式也使德昂族的社会文化发展长期滞后发展甚至长期处于极度贫困的状态。然而，生活空间变更以及多重外在族际交往因素的推动，德昂族社会面貌发生了很大变化，与其他民族的沟通交流增多，并逐渐频繁为人们日常生活的重要内容，主流文化的渗透和市场经济的冲击激发了德昂族吸收外来事物的愿望。尤其是随着滇缅边境地区的傣族强盛起来，德昂族逐渐沦为傣族土司的属民之后，德昂族便不能再形成***和具有本民族特点的***治经济体制，不得不与当地主体民族处于同一***治经济结构之中，频繁互动呈现出多重面相。作为属民，德昂族与傣族杂居相处，许多傣族文化习俗直接和间接地影响着德昂族。云南民族大学教授杨知勇先生调查发现，德昂族（又名崩龙族）的住地，大部分介乎景颇和傣族之间。傣族住坝区，景颇住山顶，德昂住山腰。德昂族的文学风格，也介乎傣族和景颇之间。近似傣族，又不如傣族文学那样细腻，近似景颇，又不如景颇那样豪放。可以说，细腻与豪放都兼而有之，形成一种比较独特的文学风格。这固然有地理因素的影响，但也不能说傣族和景颇族的文学对德昂族文学没有一定影响。[5]从语言上看，绝大部分德昂人都会说傣话。诸如泼水节、做摆等原本归属于傣族的传统节日，现早已成为德昂族村寨最为重要和最为隆重的传统节俗活动。文化交融发展、互助互惠现象在手工业方面也有明显体现。德昂族妇女农闲时喜欢纺织棉麻布，其纺织工具都是些简易的木质织机，完全手工操作，效率低下，编织一条裙子通常前后要耗费15天左右。妇女在生产空闲时还采集山药、竹笋和野菜。男子农闲时喜欢编织竹器，上山捕鱼和狩猎，但只有极少数德昂族男性会打铁自制生产劳作农具，其生产生活用品离不开当地汉族、傣族以及其他大民族。但手工业和商业在德昂族经济生活中所占比例小，商品化程度极低，并且主要依赖附近汉、傣族的定期集市进行交换。德昂人喜欢用自己的麻袋、猪、鸡、甘蔗、茶、玉米、稻谷等，交换生产所需劳动工具和家庭生活所需用品。
三、山地文化遭遇及其艰难存续机理
在云南西部边疆民族地区，由于德昂族拥有“人口较少民族”这个特殊的身份，近20年来始终拥有相对比较充分的国家外部性帮扶发展机会。受惠于国家形式多样的资金和“工程”帮扶建设，德昂族的生产生活环境得到了明显改善。为了在改善的生活环境中更加饱满地传承族文化，延续德昂族祖辈传承的文化遗产，国家尤其是地方***府还加大了深度发掘和保护德昂族民间传统优秀文化的行动。正是借助这样的***策背景，2009年德昂族最为重要的民间史诗《达古达格莱标》才得以有机会成为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重要对象，德昂族自觉自在地保护族文化的心理认识也更加坚定。当然，本源来讲，文化其实充分归属于文化持有者“本己”，只有文化主体传承和再创造自我文化要素的自觉意识充分根植于人心，其保护和传承文化的行动才能在极为自信的心理意识驱使下真实有效地行动。如上言叙，客观的物理体系根本决定着上层文化建筑的生产过程及生产结果。因而，国家***策性改善环境必定会茁壮德昂族在文化调适中维系和再创造多样民族文化的信心。随着大批层次有别的国家制度性赋予的文化传承人的产生，基于德昂族“元”文化要素再创造或者说再发明归属于德昂族的文化因子便成为许多传承人必须负重的社会责任。某种程度上讲，这些传承人发掘和再造文化的生活责任其实是民族国家赋予德昂族群体的一种文化使命。这些传统人的出现本身是民族国家外部性帮扶的一种文化意义上的行动体现。这样，由于符号性地附带了民族国家这一层高位格性质，这部分文化精英的出现以及他们的各种文化保护和文化生产行动便容易得到德昂族的积极支持，从而良性地回归了西南边疆民族遵照边地物理事实来更加科学合理地创造适宜于德昂族山民群体的山地文化。
不可否认，与任何其他山地民族一样，德昂族在当代社会背景下群体性享受国家赋予的各种外部资金和***策帮扶的进程中，物质理性容易悄悄根植于人们的思想，国家动员抑或地方民族自觉主导的经济社会发展使德昂族传统价值取向被不同程度地稀释，新萌生的工具理性逐渐占据并成为主导人们日常生活的基础准则。这样，附有***治身份意义上的德昂族文化传统人在恢复曾经的传统文化因子时，便不可避免地会为了迎合地方旅游业发展的经济目的而有意识地“翻版”出形式多样的新型文化传统。德昂族是一个佛教信仰较为浓厚的山地民族，在云南德宏州德昂族村寨，村民都十分乐意在家中正堂屋悬挂和供奉释迦牟尼佛像，“上奘”“做摆”等是德昂族较为重要的佛文化构成。佛教在德昂族社会中传播的历史久远，佛教教义和教规对德昂族社会文化及思想意识有着深远的影响。20世纪60年代，几乎所有的德昂族村寨都有佛寺，家家供佛经，人人赕佛向善。人们信奉小乘佛教中的“润”“摆座”“多列”“左底”四个不同的教派，信众不杀生，甚至不允许养家畜、家禽，关门节至开门节三个月内，不允许串姑娘和结婚，老人住宿寺中不出寺门。德昂族普遍信仰小乘佛教，德昂族所住较大的村寨，几乎都有佛寺、和尚和佛爷。僧侣及佛寺的一切费用，除宗教节日信徒布施外，主要由佛寺所在村寨供奉。有些儿子多的德昂家庭，把六七岁的儿子送进佛寺当小和尚。佛寺当了十几年的和尚，才有可能升为佛爷。佛爷能识傣文，能诵傣文经，社会地位较高，不能结婚。遇节日、喜庆等，都要请佛爷及和尚念经。每逢宗教节日和忌日，人们都不从事生产。有的严禁杀生，甚至野兽严重危害庄稼，也不许打猎。在德昂族的各种宗教节日活动中以不定期“做摆”最为隆重。德昂族认为，“做摆”能使人上佛国天堂。不论男女老少，只要家庭达到一定的积蓄，都会毫不吝啬地用来做摆。在德昂族山寨，人们传统的观念是摆做的场面越大，对佛祖就越虔诚，也就更能得到人们的钦佩和羡慕。通常，做摆前，主家要准备佛像一尊或数尊，若干佛幡、佛伞，并请和尚抄写经书，加以精美装帧，摆在院中的临时佛堂里。做摆时，要请和尚在家里念经，并设宴款待亲友以及村邻。常常是一家做摆，全寨参与。做摆的天数，由一天至数天不等，主要根据做摆人家的经济能力而定。做摆后，要将佛堂供奉的各物全部献给当地的佛寺。规模相对大的“大摆”，由于做大摆耗费大，通常由数家人共同完成。而一些规模较小的“小摆”活动，只是临时搭建一座佛堂，在佛堂内供一尊佛像，宴请本村寨的人共吃一餐即可。由于耗费少，德昂族一旦稍有积蓄，便喜欢合伙做小摆。德昂族认为，做小摆所积公德和所得的赞誉，虽远不如做大摆所积的功德和所得的赞誉令人羡慕、钦佩，但积少成多，依然能够积足够的功德。然而，在当代背景下，伴随地方旅游经济的发展，德昂族地区拥有一定宗教意义的节俗活动，诸如群体性的泼水节、开门节、关门节、做摆等都已经发展成了重要的文化旅游要素。曾经浓郁的佛文化使德昂族边民即使在物质条件极为不富足的条件下，也仍然能够获得较大的幸福感，心安和合地活在滇越边境。而当代改变的社会背景则不同程度地将德昂族的这种幸福“浓郁”转移到依靠佛文化要素来寻找财富生产力的价值取向上。云南德宏州芒市三台山，很多地方现在都已经是充分彰显德昂族传统文化特色的旅游聚点，而支撑当地文化旅游的根本要素基本上都寄托在佛教文化这个最根植的基础之上。很多外地游人乐意聚合的旅游景区，多半都是依据能够帮助人们脱俗尘世、消灾造福的佛教文化而延伸打造出来的旅游项目。它们共同成就了地方旅游经济发展，是滇西德昂族地区文化旅游业最为重要的助推力点。尽管这些文化多是地方***府和文化传承人延伸发明的宗教艺术，很大程度地跨越了真正意义上的圣境，但它有效切合了外来游客、地方***府以及当地民众三重利益主体的物质文化需求，因而这些被创造的仪式能够持久拥有鲜活生命力。
文化维系往往越是在被动约束的社会意境下越容易获得理想效果。其实，自久远的历史以来，由于人口不占有绝对的优势，滇西地区的德昂族始终夹缝式地寄居在诸如傣、佤、布朗、汉族等地方大民族文化意境里，居于主导地位的地方大民族文化不可避免地会借助其强势的文化要素深层次地影响德昂族山民的社会文化价值取向，这就极容易导致像大多数学者普遍认同的“德昂族文化必然会烙上傣族、佤族等地方大民族文化痕迹”的社会事实。就目前的社会事实来看，德昂族主要聚居在云南省西南部德宏州、保山以及临沧地区的高寒山区，绝大部分在山区与景颇、汉、傈僳、佤族等分寨杂居，有少数村寨坐落于坝区傣族村寨之间，是滇西居民点极为分散的一个人口少的小民族。尽管德昂族没有自己本民族的文字，但由于与傣族、汉族等民族长期杂居在一起，许多人通晓汉语、傣语、景颇语，使用汉文和傣文。当然，德昂族尽管在社会发展进程中不可避免地要遭遇地方大民族以及国家意志的影响和改造，但他们并没有因为这些外部异文化的存在而彻底遗失自我文化之“根骨”。“德昂族是一个早期使用铁锄、铁犁、以牛耕文化取代竹棍文化的民族。后来德昂族迁往山区、半山区后，又在艰苦的条件下，继续发扬开垦梯田、种植水稻的传统。”[2]德昂族先民创造的各种英雄故事、叙事史诗不但没有遗失出族人的记忆，而且还能借力于民族国家外部性的帮扶获得更加充分的外部条件。经济全球化迅猛推进的当代社会，尽管主流文化对小民族具有更大的文化改造力，但它仍然没有完全消解德昂族传统文化特质。即使遭遇外文化根植性改造，德昂族往往也能基于传统价值构织起牢固的共同体，其抵御异文化的群体意识具有非常强大的抗争力。这或许就是德昂族文化传统得以承续和发展的关键所在。
结论
德昂族作为西南边疆民族重要成员，其族群文化的发生发展不可避免地会受到西南客观的物理环境及地方社会历史进程这两重因素影响，甚至可以说，德昂族文化根本就是西南边疆特有物体系共同形塑的精神体系的具体化存在。德昂族基于族群的历史迁徙和族群记忆基础上生产族文化过程中，经常会不同程度地遭遇地方大民族和客观地域环境障碍，逼迫人们牺牲性地放弃曾经的文化要素而调适性地依从地方物理区场。表面上，德昂族基于族群自我边界塑造自己的文化系谱，但其本质却是在不断地磨合不能有效吻合于地方物体系的文化棱角。而且，也就是在这种文化“打磨”的过程中，德昂族创造出了充分浓郁有西南地缘特征和极具民族特色的文化结构，从而以更加适应的生活姿态延续和新创生多彩的族文化，即便遭遇文化旅游助推的物质理性深层次影响，但德昂族依然能够在保有传统文化核心要素的基础上创造性勃兴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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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onstruction Logic of Mountain Culture Catering to Geographical
Features of Southwest China―A Case Study of De’ang Nationality
in the Cross-border Area of Burma and Yunnan Province
GU Jia-rong1， PU Yue2
（1.School of Philosophy，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 Yunnan Normal University， Kunming， 650500， Yunnan， China； 2. Department of Scientific Research Affairs， Socialism Institute of Yunnan， Kunming， 650091， China）
Abstract：The object system shaping culture includes two double factors of natural ecological environment and social historical environment affected by both the objective and subjective elements， which impact on human culture system together. De’ang culture is deeply affected by the southwest physical environment and the local social and historical process， and even it is the specific performance of the spirit system shaped by the southwest object system. During the course of culture shaping based on ethnic groups’ history migration and ethnic memory， De’ang people had to give up some traditional culture to comply with local physical field，because of the frequent encountering of local ethnic groups and objective geography environment. On the surface， they constructed their cultures based on ethnic boundary. In fact， they often shaped some cultural “pedigree” to adapt to local objective system. During the course of culture construction， De’ang people created their cultures with more geographical features and ethnic characteristics， so as to continue and create their cultures more adeptly.
Keywords：geographical features； mountain culture； construction logic； De’ang nationa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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