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文网失之交臂
唐德刚曾说:“写一个人的传,你要比他自己还要了解他。”
唐德刚说的是李宗仁(他曾写下《李宗仁回忆录》)。遇到张学良,唐德刚当然视为难得的机遇。可惜,没写出来。但在写的过程中,他比“他自己还了解他”。
唐德刚后来很感慨地说,张学良的历史多已公布于世,但你我讲,就算对,仍只属于小道消息;只有他本人讲,才属第一手。可惜一件晚年的好事给弄坏了。
唐德刚又说:“我以前没见过张学良,只是从历史资料来评他;见了张学良,对他的看法有很大改变……以前的资料是死的,见了本人才活了起来。”
唐德刚本可以写出一本比李传更好的传世之作的,可惜张学良没常性,公子哥儿的脾气不改,要他随兴“吹牛”可以,但要他安心坐下来一天,好好回忆交代其历史难。他的理由是他想了会激动、会难过,但他又常会激动地讲,没问他也自个儿讲。那时张学良新放不久,仍有疑惧,加上赵四小姐始终消极,生怕他再出事,张学良静不下心,一有风吹草动,一件美事就告吹了。
后来,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公布了张学良后来的口述史料,其中谬误甚多。作为一个始作俑者,我并没有幸灾乐祸,只有对历史的痛心。现在证明,有关张学良最主要的东西,他在1990年已对唐德刚和我讲了。正如台湾《中国时报》驻美历史记者林博文所说的,那是对西安事变“最详尽、最切实、最坦诚”的口述。
识张经过
我早在上世纪70年代就在好友王一方家见过张学良。王一方的父亲是台湾立法委员王新衡,与***、张学良关系很深。早年我还把张学良看成叛臣贼子,对他不甚重视,知史后才知他的重要。***逝世后,我叫王一方安排我和张学良见面。张学良见我对他有敬意,对东北事有了解,对我甚喜。
我安排历史学者王冀和吴天威见张学良,也把相关历史***书资料交给他,其中有美国的傅虹霖写的《张学良的***治生涯》。我特别指出唐德刚作的“三位一体”序,序对张学良多肯定,格局甚高。未几,张学良即向王一方讲,若唐德刚来,他愿一见。
后我知唐德刚到台,乃请王一方转告张学良,约了第二天,我接示后即电《传记文学》的刘绍唐社长,问唐德刚在何处。因唐与刘情笃,刘妻说他们到高雄佛光山去了。我电佛光山,让他们马上坐飞机回,明日即见。
所以,见唐德刚是张学良主动的,以后又见了四五次,但张学良此时刚放松不久,尚不知外界情形,一个无形的圈子仍似画在那里,张学良也没找我们谈究竟在***治、安全上要如何应付,计划要如何展开,因为外在环境的变化尚不知数,但在会谈时张学良兴致高昂。第一次见完,唐德刚就写了一篇自传体的文章。但张学良说他不要写传,只是你问我答(这也是很矛盾)。我们就在王一方家中或大饭店吃饭谈话。赵四小姐都不在,否则她一定打扰。
剪报坏事
张学良常说:“上帝那有本账。”他不愿讲出来伤人,但他其实很想讲,常欲罢不能。每次谈完了,张学良都潇洒地抛下一句话:“你们要怎么写,我不管。”当然,我们仍极保密,但安全局应知张学良见唐德刚之事,因为陪张学良的李震元组长不会不知。李震元后来与我很好,也让我给做了口述。
其中最重要的两次,一次是在1989年中,张学良说西安事变是说要用机关***打学生而逼出来的。那是他在其部下王树常之子、历史教授王冀面前讲的。他主动说的,我们没问。后来复活节,张学良在王家喝了酒,在书房中大讲“失败”“无雄才”“喜用特务”“量窄”“抓权不放”“一句话,能做皇帝他就做皇帝了”,批评得很凶。我还去关了书房门,怕特勤组的陪同人员听见。
最重要的是,张学良终于开口说,是亲自答应了不剿共,他才放蒋的。我追问:“是他太太转告的,还是他亲口说的?”张学良说:“当然,他亲自。当时我不说,现在我可以说,蒋先生后来也真是做了,他没说假话,我不剿共了。”
到了1990年张群为张学良做90寿,张学良还指名要我和唐德刚参加。我们都很高兴,心想一件记史的大事终于可以完成了。
我还把那几天的报纸有关张学良的消息、评论全剪贴送给他,结果坏事了。原来是张学良看了剪贴簿上《中国时报》的报道,说唐德刚在台停留半年,已在为张学良写传。张学良一看大不悦,加上据说的老臣秦孝仪、张祖诒都问他:“汉公,你要写自传了啊?”张学良乃电王一方,说了他一顿,并要告唐德刚写声明,说没有写传这回事。
我想张学良是太紧张了,他在***治上已自由了,也不在了,他想写什么谁还管得着?何况我觉得写声明是此地无银三百两,没用且不智,但张学良究竟信我不深,我们只得写了声明,载于1990年6月12日的《中国时报》。
从此张学良就对我由信转疑,再不复往日之亲,口述也停了。
再起炉灶
1991年张学良到美国,丢下赵四小姐在旧金山,一人跑去纽约,在他的“最爱”蒋士云(贝祖贻妻)家中住了3个月。
刘绍唐后常说赵四小姐看到我在纽约拍的唐德刚、张学良与蒋士云在哈德逊河畔的照片,所以讨厌死我们两人,作传之事自然泡汤。
蒋士云常带张学良去纽约一家叫“安蒂园”的中餐馆吃饭。张之丙,哥大的中文讲师,在那自我介绍,说哥大学生想听张言。张学良见胡适、顾维钧皆出自哥大,所以对哥大重视,乃去。后张之丙要为他做口述,张学良认为是哥大要做口述,不知道哥大口述史学的祖师爷、“现代中国最活泼最优秀的历史家”(李敖语)唐德刚已在为他做,竟答应张之丙女士了。
此消息一出,台北史界哗然。张学良大概认为只有外国人会保持公正,他仍受威权恐怖之影响,乃就宁予外人。其实就算交给做,在1990年后的台湾也不会再改史灭史了。
我后来不好讲话了,再讲张家会误会我和唐德刚是抢不成就来破坏了。但口述史并不是录音整理,那只要个听得懂东北话的大学生就够了。口述史要查史料,要补史料,当事人的回忆并不一定全部正确,要把电报函件等史料全找出来,考证各回忆口述的疑点。
木已成舟
张之丙能争取到此计划也算难得,她的姐姐张之宇中文底子深厚,后来做了张家的管家,也记述了一些史料。尤其她劝张学良不要将其记录一烧了事,在保史上功不可没。只是我对张之宇所写的一大堆谈张学良的文章,语意暧昧艰涩难懂,甚至有很强的主观意识夹杂在内,我认为不太恰当。
唐德刚又说,真正把他访张之事阻断的是宋楚瑜,说王一方问过他:“你与宋楚瑜有何过节,为何他向张学良说反对你来访问?宋楚瑜说内史学家济济,为何要找唐德刚?”我听了此节甚感奇怪,因为王一方生前从未与我提此节。后来我请人问了宋楚瑜,他说他没讲,他根本不记得有此事。我想,宋楚瑜应不会隐瞒什么,此时还是因为张学良怪我没保密,对我不信任,他一疑就退缩了,进谗的人就有了机会。以后误会愈来愈深,愈解释他就愈怀疑我有鬼,甚至怀疑唐德刚也想“做他买卖”,有了成见,什么事也说不通了。
1992年我责怪张学良,他听信谗言,我们的关系不好,后靠周玉蔻的***治人脉,我又得访张,做出了《世纪行过――张学良传》的纪录片。片中张学良也讲了些心里话,他说“***有人心”“长征伟大”等。
这期间张学良谈得最好的是1993年4月世贸大楼那次聚餐。参加者有吴大猷、袁家骝、梁肃戎、刘绍唐等人。张学良说对中国的统一有功,但又指着王一方说:“王新衡就说‘是把人才当奴才用,***是把奴才当人才用’。”王一方还推了我一把,苦笑说:“他说就他说嘛,引我爸爸做啥!”
(摘自《作家文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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