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文网老人引杨氏篇1
关键词：《水经注疏》 版本 杨守敬 熊会贞
清末及民国间，杨守敬、熊会贞师生历经六十载，撰成《水经注疏》四十卷，是公认的一部研究郦道元《水经注》的集大成之作。但这部著作在撰写过程中，由于稿经数易，人经数手，情况变得颇为复杂。单就版本而言，学术界就有数种不同观点。[1]现就个人知见的情况，依成稿或出版时间试作考证如下。
1、1877——1879年间完成的部分成稿本
此部分成稿本原夹杂在湖北省***书馆藏杨守敬撰《荆州府志》稿残本中，是在整理《杨守敬集》过程中找到的。原稿题名“《校正〈水经注·江水篇〉》——以今荆州所隶为起止”。稿子用府志专用的方格稿纸抄成，版框高21.5厘米，宽15.5厘米，半页十行，行二十五格。经过核对，在《荆州府志》三册残本中，分别收录内容相同的四种部分成稿本，其中有三种系杨守敬笔迹。每种稿本上又都有若干不同之处的删补、批校，在其中最完整的一稿上还有几处“已写过”的眉批，估计可能还有誊清定稿，但《荆州府志》残本中未见。[2]
据杨守敬自撰《邻苏老人年谱》光绪三年（公元1877年）记载：该年荆州知府倪文蔚组织人力续修府志，杨守敬被聘为“编纂员”[3]，但未明言具体负责的工作。查杨撰《荆州府志》稿，按其题目、内容可分为五部分：即《荆州府治沿革考》、《荆州水道考》、《荆州古地名考》、《春秋时期荆州人物传略》、《荆州有关山水、人物、风情杂钞》。[4]以之核光绪六年（公元1880年）版《荆州府志》，这五部分内容的部分文字分见于府志《地理志·沿革》、《杂记志·记人》之中，可见杨守敬当时主要参与的是府志《地理志》、《杂记志》的编纂工作。
而《校正〈水经注·江水篇〉》既然夹杂在杨氏所撰《荆州府志》稿中，且标明“以今荆州所隶为起止”，加之所用稿纸与府志用纸相同，故认定它是当年杨守敬为编纂府志之需而作，应该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校正＜水经注·江水篇＞》包括“序”及“《经》、《注》、《疏》文”两部分内容。杨《序》原文曰：
言水道者，《禹贡》、《汉志》尚矣。其次桑《经》、郦《注》，多能依据，但转经传写，《经》、《注》混淆，错简讹字，不可卒读，古今异名，莫知其乡。今为 疏之如左。
文字虽不多，但有关中国沿革地理学的起源，《水经注》的价值以及版本的缺陷，却都说得很明白。尤其值得重视的是，序文最后杨守敬明确提出要对《水经注》“疏之如左”。尽管原稿只是疏证了荆州部分，但由此更可以看出其与《荆州府志》编纂之渊源关系，为判定《水经注疏》开始撰写的时间提供了确凿的证据。
另外，从原稿《经》、《注》、《疏》文的书写体例及内容上考查，也可以看出其与后来面世的《水经注疏》稿本有明显的前后承继关系。试举三例证之：
其一，原稿《经》、《注》、《疏》文的书写格式是，《经》文顶格，《注》文另起一行低一格，《疏》文双行小字，这与后来北京、台湾影印的《水经注疏》稿本之格式是完全一样的。
其二，原稿通篇以戴震“殿本”为底本，《经》、《注》混淆之文及脱、衍、错、讹之字一般均依“殿本”改订，并一一引据戴氏原校语作证。唯一例外的一处，原稿首句“江水又东历荆门、虎牙之间”，殿本作《注》文，杨守敬作《经》文处理，但在此句《疏》文中明确指出：“戴本以此十一字作《注》。”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估计与开篇有关，因为既然是疏证《水经》及《注》，起首一句当然以《经》文为好，故此处未按殿本作《注》，而依朱谋玮《水经注笺》本作《经》文。从原稿《疏》文内容来看，杨守敬当时是很相信殿本的，一般是以殿本之是非为是非，有时还在《疏》文中做进一步阐述，如“江水又迳南平郡孱陵县之乐乡城北”，戴校云：“此十五字原本及近刻并讹作《经》。”杨按：“南平郡，晋置。乐乡城，吴筑。《水经》不应有之，戴说是。”后来，尽管杨守敬在赵、戴《水经注》相袭公案中拥赵贬戴，但对殿本的价值正像他自己所说是“无雌黄之议”[5]的。而且光绪中叶以后，当他开始全面疏证《水经注》时，仍然选用以殿本为主体的王先谦《合校水经注》作为主要的工作底本，将《疏》文“批于书眉行间”[6]。光绪三十一年（公元1905年），杨守敬刊成《水经注疏要删》，这是《水经注疏》最早面世的一个简本，而全书“卷叶悉依长沙王氏刊本”[7]。这种情况直到杨氏殁后，熊会贞在续撰中认识到“不能如合校本之尽以戴作正文”，遂决定以朱《笺》本为主，“通体朱是者作正文，非者依赵、戴等改作正文”。[8]可见，在杨守敬撰著《水经注疏》过程中，自始至终是以殿本为底本的。
其三，据统计，原稿中杨氏撰写的《疏》文共有119条。[9]用这119条与北京影印本《水经注疏》相核校，虽然其中有69条北京本未收，但对收录的那50条，或由杨守敬，或由熊会贞都进行了重新加工，有的增改，有的删并，有的移动，其中以增加新内容者占绝大多数，如原稿“江水自此两分而为南、北江也”句下，杨《疏》云：
按：郦氏所称南江者，洲南之江也；所称北江者，洲北之江也。后儒以“虎渡口” 为 《禹贡》南江经流，籍口郦氏有南江之目，不知非郦意。
北京影印本在此句下，杨守敬先引赵一清《水经注释》文，随后《疏》道：
守敬按：郦氏言分为南、北江者，以下有故乡、龙、宠、邴里、燕尾诸洲在江之中，故分为南、北江。观下“江水断江通会”之文，是明明谓南、北江合会也。袁小修以今“虎渡口”，江水盛涨之时，溢入洞庭，遂附会为江水会澧故道。胡氏（指胡渭《禹贡锥指》－引者按）更附会以洞庭为九江之说。不知自晋以前，江之南、北岸无堤障，江南之水，皆东北流，??水、油水是也。江北之水，亦夏时泛涨，溢而北出为夏水。后世江身愈高，北岸之水为堤所障，不复分出为夏水；南岸之水亦不复北出，此正古今水道变迁。
将上引的这两段《疏》文对照，可以明显地看出前后继承关系，且后一条更有深度，也更具说服力，针对性更强。
综上所述，《校正〈水经注·江水篇〉》虽然是杨守敬为编纂《荆州府志》的需要而撰写的，但从杨氏“序”文中已明确显现出他要疏证《水经注》的想法，尤其是稿子在体例与内容上与后来的《水经注疏》有着清晰的脉络渊源，因此，认定其为《水经注疏》的早期部分成稿应该说是符合事实的。
杨守敬参编《荆州府志》始于光绪三年，说明他开始疏证《水经注》荆州段——即《校正〈水经注·江水篇〉》也应始撰于光绪三年。根据目前已见资料，杨守敬参编《荆州府志》的工作至多到光绪五年就结束了，因为光绪六年的前三个月，他一直在京师忙于考进士，三月会试不中，四月即携眷东渡日本，充清朝驻日公使随员，直到光绪十年五月才回国。因此，《校正〈水经注·江水篇〉》成稿时间当在光绪三年（公元1877年）至光绪五年（公元1879年）间。
此部分成稿本的发现意义重大，至少可证明两个久有争议的问题：一、杨守敬开始疏证《水经注》的时间始于光绪三年，而不是以往一般认为的光绪十九年（公元1893年）以后。二、光绪五年潘存确实见到了《水经注疏》的部分成稿，他为杨守敬的《水经注疏》等著作所写的“叙语”并非杨氏“捏造”。[10]
2、1894年以后形成的《水经注》批注本
光绪十八年（公元1892年）秋，王先谦《合校水经注》四十卷本刊成于长沙。该书以武英殿聚珍板《水经注》为底本，尽录戴（震）、赵（一清）、朱（谋玮）三本文字，又博采孙星衍、董?成、丁履恒、谢钟英、汪士铎诸家之说，辑成一编，“选录精密，体例明晰，开卷?如，易于寻究”[11]。
一年多后的光绪二十年（公元1894年）四月十一日这天，在武昌的一次聚会上，杨守敬与梁鼎芬、叶浩吾等人谈起《水经注》研究史上的赵、戴相袭案事。聚会后，杨守敬又借梁鼎芬藏王氏合校本携归一读，“喜其便于翻阅”，遂请梁鼎芬为他代购一部。[12]这之后，王氏合校本遂成为杨守敬、熊会贞全面疏证《水经注》，完成《水经注疏》初稿本过程中重要的批注本。
湖北省***书馆收藏有一批杨守敬生前藏书，这批藏书据杨守敬的曾孙杨世汉先生回忆：“太公（指杨守敬——引者按）撰著《水经注疏》时所用的十二大箱参考书，在日寇逼近武汉时，由当时的湖北省教育厅派人从我家中运走，名为代管，实为拿走。”[13]藏书中有五部合校本《水经注》，书的封面及中间的天头地角处有大量杨、熊的朱墨批注语，有些还署有批注年月，包含有许多杨、熊当年撰著《水经注疏》的资料和信息，极具研究价值。但由于这五部批注本一直尘封书库之中，以往研究《水经注疏》的学者几乎无人知晓，相关论著中绝少提及。
“甲”字本（书号：善史十一720），光绪十八年秋思贤讲舍刊本，存十五册，缺卷首一册，第十六册卷后钤有“杨印守敬”阳文方章。现存十五册上，每册封面均墨书一个“甲”字，并该册包含的卷数及水道名称。书中眉批、夹批、贴签批很多，从字迹上看，绝大多数为杨守敬手笔，少量是熊会贞笔迹。书中杨、熊等批语旁多数都划有朱圈或墨圈，以其中数条核之北京影印本《水经注疏》，发现多已采录，有些文字作了修改，如卷二《河水二》“一水东流迳无雷国北”下录董?成《***说》文，其中引用《汉书·西域传》有“其难兜国下言‘西至无雷’者，误字也”一句，对此熊会贞进一步疏证曰：“《水经注》无雷在东，难兜在西。《西域传》云‘难兜西至无雷’，‘西’字乃讹文，赵氏不能正之，徐松作《西域补注》亦不能正之。”查《水经注疏》此处，改为杨守敬按，并在熊按基础上做了更深入地考证。故可知划圈者系杨、熊标记的让书手誊录之文。
按此本应是杨守敬主要批注用本，从封面墨书“甲”字判断，或许就是杨守敬光绪二十年后疏证《水经注疏》利用的第一部王先谦合校本。不过，书中卷三十第一页有杨守敬一段眉批，末署“甲寅春”，此处之“甲寅”显指1914年，这说明直到逝世前一年，杨守敬仍然用此本做校勘工作。
“乙”字本（书号：善史十一979），光绪十八年秋思贤讲舍刊本，十六册，首册第一页钤有“宜都杨氏藏书记”“杨印守敬”***章。第一、第十六册封面有杨守敬亲笔墨书“惺吾”二字。除第二册封面上墨书一个“丙”字外，其余十五册封面上均墨书一个“乙”字，并该册包含的卷数及水道名称。另外，第一册封面上有熊会贞墨书“抄《事类赋注》，庚申秋”、“抄《九域志》，辛酉春”、“抄《唐志》，辛酉春”、“抄《元和志》，辛酉春”、“抄《寰宇志》，辛酉秋，末《四夷》未抄”；第二册封面上有熊会贞墨书“录《玉海》、《诗地理考》”等五十六种书名。该本中眉批、夹批、贴签批很多，从字迹上看，绝大多数为熊会贞手笔，间有杨守敬笔迹。杨、熊批语旁多数也都划有朱圈或墨圈。
按此本应是熊会贞主要批注用本，从封面墨书“乙”字来看，或许就是当年杨守敬交给熊会贞使用，并与杨氏所用“甲”字本同时开展批注工作的本子，但从封面墨书“庚申”（公元1920年）和“辛酉”（公元1921年）判断，此本直到熊会贞晚年仍在使用。
“丁”字本（书号：善史地674），光绪十八年秋思贤讲舍刊本，存十五册，缺卷首一册。每册封面上均墨书“会贞”或“贞”，左下角墨书“丁”字。第二、三册封面及内封上有熊会贞墨书“录《山海经》、《尔雅》”等七十种书名。书中眉批、夹批、贴签批很多，从字迹上看，杨、熊笔迹均有，熊会贞手笔略多于杨守敬，但杨氏笔迹多数颇工整，有类楷书。杨、熊批语少见圈录标记。熊氏批语中有两条署有年月，分别为“己酉二月”（公元1909年）、“己未二月”（公元1919年）。
按此本应是杨、熊共用批注本，而且从杨氏笔迹颇工整这一点看，还应是杨、熊早期共用的本子。杨守敬殁后，熊会贞继续使用。但该本未见用影钞宋本、残宋本《水经注》校勘的痕迹，故此本使用的下限不应超过二十世纪二十年代。
“戊”字本（书号：善史地676），光绪十八年秋思贤讲舍刊本，十六册。封面墨书“崮芝”、“戊”及各册包含的卷数及水道名称。第一册卷首有熊会贞眉批：“钞书数十种，目录在壳页内”，在第一、二册壳页（内封）上有熊会贞墨书“录影钞宋本《水经注》卷五末十叶，又卷六至卷八；过录宋本《水经注》卷十六至十九，又卷三十九、四十”等四十二种书名。书中眉批、夹批、贴签批很多，从字迹上看，几乎都是熊会贞手笔，其中不少贴签批语的书写格式与《水经注疏》稿本“经”、“注”、“疏”文的格式一致。书中五、六、七、八、十六、十七、十八、十九、三十九、四十各卷熊氏按语，多次提到用影钞宋本和残宋本《水经注》进行校勘，如卷五第一页：“此卷自三十九叶末行起据影钞宋本校录。此次所见影钞宋本卷五尾十叶及卷六、卷七、卷八，共计十叶又三卷。”又如卷十七末页：“此卷庚申秋据残宋本校，辛酉春重校一过。”书中熊会贞校语不少都署有时间，最早一处是“丁巳二月”（公元1917年），最晚一处是“己巳十月”（公元1929年）。
按此本应是杨守敬逝世后，熊会贞主要批注用本之一，也是他录校影钞宋本和残宋本《水经注》的最主要的本子。从有些贴签批语书写格式看，此本还应是《水经注疏》北京本、台湾本誊清之前熊会贞使用的重要校勘本。其使用的下限大致到二十年代末。这也同时预示北京本、台湾本应抄录于三十年代前后的几年中。此问题将在下文中讨论。
“壬”字本（书号：善史地675），光绪二十三年新化三味书室据长沙王氏本重刊，十六册。该本多册封面有墨书“会贞”及“壬”字样，还有“文叔校《郡国志》”、“《郡国志》文叔复校”等批语。书中有杨、熊大量朱墨批校文字，朱批多为杨氏手迹，墨批则多为熊氏手笔。杨、熊批语许多都署有年月，时间多集中在“甲辰”（公元1904年）和“乙巳”（公元1905年）两年。
按此本应属杨、熊共用批注本，而且从批语的时间多集中在“甲辰”和“乙巳”这两年看，它还是《水经注疏》初稿本誊录前很重要的一个批注本，因为按照《年谱》记载：这两年正是杨守敬宣布“《水经注疏》稿成”和“刻《水经注疏要删》成”的时候。[14]还有，此本中出现的“文叔”其人也值得注意，因为在以往探讨《水经注疏》撰著经过的论著中还从来没有提到过此人，他的生平及所起的作用，尚待查证。
此外，湖北省***书馆还藏有两种杨守敬批校过的非合校本的《水经注》。
《水经注》（书号：善史地673），乾隆二十八年天都黄晟刊本，十六册。该本封面有杨守敬墨书“黄晟刊本，以黄省曾本校”字样。书中有颇多校勘眉批，但少见带有研究性质的批注，字迹大多也非杨氏手笔。据杨守敬《〈水经注〉跋》记载：他是民国二年（公元1913年）僦居上海期间，在老友沈曾植家见到黄省曾本，遂“欣然见假，携归读之，则夺误满纸”，于是让孙子杨先橘以朱本对勘，“无论是非，皆为录出”。[15]可见，此校勘本最早形成于1913年，校勘文字主要是杨先橘所批。
《水经注释》（书号：善史地608），光绪六年蛟川花雨楼张氏重校本，十四册。该本每册封面上均有杨守敬手写该书名、册数及各册包含的水名，第一册首页钤有“宜都杨氏藏书记”、“杨印守敬”、“飞青阁藏书印”三枚方章，第十册封面钤有“固之”圆章。书中眉批，有些从笔迹上看显为杨守敬所批，但数量不多，更多的署“?霓按”字样。据卷二首页“黄岩王?霓紫裳校”眉批，知此人姓王，字紫裳，黄岩人，陈桥驿《历代郦学家治郦传略》[16]载录，但言“其书今不见”。或杨氏此批本即王?霓原校本。
通观上列各本，除各自独有的特点外，还能反映出杨、熊撰著《水经注疏》中一些共性的东西。
首先，批注本封面上墨书“甲”、“乙”、“丁”“戊”、“壬”等字样，说明杨、熊是用十天干来标明主要工作用本的先后顺序的。依此原则，杨、熊手中至少还应有“丙”、“己”、“庚”、“辛”四种批注本，其中“丙”字本之一已羼入“乙”字本，足可证明它的存在。更值得注意的是，“甲”、“乙”、“丁”、“戊”、“壬”五字只标于五部合校本《水经注》上，而其他两种非合校本的《水经注》上未见此种标注，这一方面说明“丙”、“己”、“庚”、“辛”四种批注本仍应是王先谦合校本，仅见一册的“丙”字本可作佐证；另一方面也说明合校本是杨、熊批注的主要工作用本。
其次，杨守敬、熊会贞撰著《水经注疏》所采取的基本工作方法就是将校勘文字及研究心得批在各种《水经注》刊本上，最后再圈录誊清成稿。尤其是从光绪二十年后，他们主要利用王先谦合校本开展工作，为《水经注疏》的最后成稿奠定了基础。此种作法杨守敬本人也说得很明白，《邻苏老人年谱》甲辰（公元1904年）六十六岁条就记载：“凡郦氏所引之典，皆标所出，批于书眉行间，凡八部皆满。”1909年杨守敬在《水经注疏要删补遗·序》中又写到“稿录于书眉，凡十余部”[17]。
第三，以往在谈到熊会贞的贡献时，总是强调他在杨守敬殁后，如何继承遗志，鞠躬尽瘁地完成《水经注疏》的最后撰著工作。其实从上列各本的批语数量看，熊批甚至多于杨批，可见熊会贞在协助杨守敬完成《水经注疏》初稿过程中，已经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因此，当年杨守敬对陈衍所说：“吾书幸以成，多弟子熊生助属稿”[18]，确实是发自内心的。而熊会贞在《〈水经注疏〉修改意见》中所说的“文，先生三分之二，会贞三分之一”[19]，则反映出熊氏高尚的品行。
上列各批注本虽不能算《水经注疏》成稿本，但由于杨守敬著述方式的独特性，使得这些批注本实际上具有了与初稿本相似的功能，只不过没有誊清成稿而已。对此，杨守敬自己也早有类似的表述，1904年杨守敬宣布“《水经注疏》稿成”，但同时他又说：“凡郦氏所引之典，皆标所出，批于书眉行间，凡八部皆满。”[20]这说明他本人也是认为八部批注本的形成标志着《水经注疏》稿初成。因此，应该说1894年以后形成的《水经注》批注本是《水经注疏》版本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们在《水经注疏》版本形成过程中所起到的承前启后的作用是不应被忽视的。
3、1905—1909年刊成《水经注疏》简本——《水经注疏要删》和《补遗及续补》
1904年，当杨守敬宣布“《水经注疏》稿成”时，已是一位六十六岁的老人，他深感“《水经注疏》卷帙浩博，整写不易”[21]，尤恐自己逝世之后，书稿为他人所得，又增一“赵戴之争”。于是“即《疏》中之最有关系者刺出”，1905年由杨氏观海堂先刊成《水经注疏要删》四十卷，八册。其节录的内容“大凡考古者为多，以实证无可假借也；其脉水者为略，以文繁非全书不明也。”[22]
1909年，杨氏观海堂又刊成《水经注疏要删补遗及续补》四十卷，六册。原因是“《要删》所录间有谬误者”，而疏文又“续有所得”[23]。
《水经注疏要删》和《补遗及续补》是《水经注疏》的简本，从其内容看，正象熊会贞当年所说：“《要删》各种皆是作《疏》之材料，……不惟校对未精，中有错字，即文亦多纰谬。如（《水经注疏》）告竣，则《要删》等可废也”。[24]但从版本的角度来看，它们毕竟是《水经注疏》誊正并刊行问世的最早版本，其在《水经注疏》版本史上无疑具有重要的价值。同时，也正是由于《要删》和《补遗及续补》的出版，使学术界得窥《水经注疏》冰山一角，感其体大思精，而发出了清朝“三绝学”之一的赞誉。[25]
4、1912年开始誊录的初稿本
如上所述，1909年杨氏观海堂续刊成《水经注疏要删补遗及续补》。但值得注意的是，在“序”中杨守敬坦言道：“《水经注疏要删》初成，长沙王祭酒（指王先谦——引者按）见之，致函愿出钱刻全书，而吾书实未编就。缘稿录于书眉，凡十余部，排纂为难”。可见，直到1909年，《水经注疏》尚未有一部誊清全稿本。
1912年，杨守敬在给罗振玉的一封信中谈到此书，云：“《水经注疏》八十卷稿已成，惟皆录于书眉，凡十部，未尝合成一部。此书尚待整理，计必一、二年方可毕工。拟于今年同熊固之督同写生成净本，每成一卷，即刻一卷。然余财产尽失，何能完此宏工。”[26]
1913年，在给罗振玉的另一封信中，杨守敬又谈到此书，云：“已写净十七册，余二十余册，合四十大册，定于今年蒇事。”[27]
1914年春，杨守敬进京出任北洋***府参议院参***。到京后又给远在日本的罗振玉写了一封信，一方面向罗解释“守敬正以此《疏》力不能付刊，始有此行”，表明他进京是为了借助***府之力刊刻《水经注疏》。同时，他也坦言：“盖写成净本仅十七册，其余廿余册尚待固之校集也。”[28]可见，这时《水经注疏》初稿本尚未誊清完成。以往，研究者多根据陈衍《虞初近志》及叶德辉致缪荃孙信等资料[29]，判定1914年，杨守敬已抄成一部《水经注疏》初稿本。现在看来，当时杨守敬手中只有十七册写净本，尚不及全稿的一半。陈衍所见“稿本”肯定不是全部，而叶德辉所言显为耳闻之语。
这部《水经注疏》初稿本，实际上到1915年1月9日杨守敬在京逝世时也未誊清完成，正因为如此，熊会贞在续补《邻苏老人年谱》中曾满怀深情地表示：“今先生已弃我矣，仍当勉力竟功，率德承、蔚光、先懋等缮付梓人，以偿先生之夙愿。”[30]，可见熊会贞当时很想抄成这部稿本，付梓刊行。至于这部初稿本是否最终誊清完成，现在还没有确凿证据可以证明。但从目前所见资料来看，有可能在杨守敬逝世后的一、二年内抄成。理由有三：
首先，1914年春杨守敬进京时，手中虽只有十七册写净本，但他“仍留熊固之及小孩二人于上海，以守书、写书”。[31]从紧接着的下文“盖写成净本仅十七册，其余廿余册尚待固之校集”句看，“写书”显然是指誊录《水经注疏》初稿本。加之他进京的目的就是借助***府之力刊刻此书，故催促熊会贞等早蒇厥事是必然的。熊会贞于当年12月来到北京[32]，随行肯定会带来新抄成的部分初稿本，具体卷数今虽已无法考证，但从下文将叙述到的初稿本现存残稿的卷三十三上出现杨守敬亲笔“要删”二字眉批分析，杨守敬逝世前，初稿本已抄成大半。
其次，杨守敬临终前，为确保熊会贞完成他的未竟之业，曾遗命子孙“分年谷八十石佐熊氏膏火，仍嘱其子馆熊于家”[33]。这无疑一方面为熊会贞解决了基本的生计之需，另一方面也为他就近利用杨氏藏书，带领杨氏子孙完成初稿本提供了必要的条件。
第三，从种种迹象表明，北京影印本和台湾影印本所据底本都是源于这部初稿本，此点将在下文中论及。
目前，这部初稿本只发现卷三十一、卷三十二、卷三十三，分装三册，现藏重庆市***书馆。[34]初稿本版框高19.5厘米，宽14厘米，朱丝栏，四周单边，半叶十大行，每大行除顶头大格外，又被分成两小行，行二十格（包括顶头大格），无鱼尾，书口下方标有页码。这个版式是杨家专为誊录《水经注疏》而制作的，其中顶头的大格就是专门用来顶格抄写“经”文而设计的。
三册残本的卷三十一和卷三十二首叶各钤有“李子奎珍藏”阳文方章。李子奎，原名李子魁，子奎是其别名，湖北枝江人，与熊会贞同乡。1932——1935年，李曾就读燕京大学研究院历史系，研究中国沿革地理。1937年夏秋之际，杨、熊后人曾请李子魁住在武昌青石桥四号宅中，“做校补《水经注疏》遗稿工作”[35]，使他接触到杨、熊《水经注疏》稿本及参考书。据李子魁自己讲：一九四六年八月，他离开重庆，行前将“研究《水经注》参考书籍四大箱约千余册，送交重庆市***书馆保存。……每卷书上加盖了‘李子奎珍藏’”。[36]则这三册残本无疑就是当年李子魁存于重庆***书馆（当时称“罗斯福***书馆”）的参考书籍之一。另据《中国古籍善本书目·史部》记载：重庆***书馆只藏有此本卷三十一至三十三，三册。[37]看来当年李子魁存于该馆的就只有这三卷。但是否当年李子魁手中就只有这三卷《水经注疏》初稿本？此点李子魁没有明确说法，只是提到他在重庆时，“仍搜集散稿”。[38]
对于这个本子，汪辟疆在《明清两代整理〈水经注〉之总成绩——杨守敬、熊会贞〈水经注疏〉》[39]中曾有较详细的记载，其文曰：“《水经注疏》一书，自杨氏创稿至今，已逾六十余年矣。稿凡数本：其一本为中央研究院所得；其誊清正本则仍在李子魁处。今余所及览者，则李君所藏之正本也。”另外在文末“附记”中又云：“宜都杨守敬、枝江熊会贞《水经注疏》四十卷稿，今由熊先生哲嗣小固及李子魁君运渝。而杨熊二氏生前所用参考书，凡百数十种，丹黄满帙，极可宝爱，近亦由武昌设法运至安全地带。”
汪辟疆的这两段文字，现在看来至少有两处明显的问题，其一：李子魁手里的本子只是《水经注疏》的初稿本，而不是什么“誊清正本”或“正本”；其二：所谓“四十卷稿”的表述，给人以李子魁手里的本子是全稿本的假象。这两处问题的出现，其实并非当年汪辟疆疏忽失查所致，而应是他与李子魁商议后，煞费苦心有意为之。
1948年6月26日，汪辟疆写成《〈水经注〉的版本和整理工作》，文中汪氏不但自己讲出了答案，而且还说明了当年写《明清两代整理〈水经注〉之总成绩——杨守敬、熊会贞〈水经注疏〉》一文的原因和目的。原来在抗战初期，汪辟疆避乱到重庆乡间居住，曾计划对《水经注》做一次校勘工作，但因“行箧所携，只有赵一清乾隆五十一年重刊本和杨守敬、熊会贞《水经注疏》不全稿本，……这工作只好搁下。”后来他听说胡适搜求了不少《水经注》版本，遂将自己有关郦《注》的论文托人带给胡适，其中就包括《明清两代整理〈水经注〉之总成绩——杨守敬、熊会贞〈水经注疏〉》一文。胡适回信，于他文章中对杨、熊过于回护表示遗憾。汪辟疆解释道：“其实杨、熊的武断和错误的地方，我又何尝不感觉到，但因为那时候只希望中央研究院赶快将其原稿付印，与天下人以共见，使世人对于这最后一部整理《水经注》的著作，加以批评和估价，或因此一书出版后而更产生了比较更精审更完备的新疏，这也是学术界无上荣誉。在目前只有表彰它以唤醒世人的注意罢了。”[40]
综上所述，应当可以得出这样两点结论：一、汪辟疆的所谓“誊清正本”或“正本”的表述，只是为了促成中央研究院赶快将“原稿付印”，并没有表示“誊清正本”即“最后定稿”。这说明他对李子魁带到重庆的稿本与中央研究院所得“原稿”本之间的渊源关系及质量上的优劣，当时就有比较清晰的了解，这从另一侧面也反映出李子魁带到重庆的稿本只不过是初稿本而已。二、汪辟疆手中的“不全稿本”应来源于李子魁。李之所以将初稿本的一部分交给汪，显然是为了求他写文章“表彰”《水经注疏》，以唤醒世人的注意。而且从文章发表后，这部分“不全稿本”仍一直存于汪氏行箧中的情况看，极有可能当时写文章是带有某种条件的。汪氏“不全稿本”的表述虽与上述李子魁“散稿”之说含义不尽相同，但也应该看到二者之间确实存在着一定的因果关系，即如果李子魁带到重庆的初稿本不是“散稿”的话，那么汪辟疆行箧中也将很难出现几册“不全稿本”。由此看来，李子魁手中的初稿本必非全稿。
李子魁带到重庆的这个初稿本到底有多少卷，现已不得而知。目前知道的除已发现的卷三十一至三十三外，尚能寻得一些痕迹的还有卷三十四和卷三十五。汪辟疆在《明清两代整理〈水经注〉之总成绩——杨守敬、熊会贞〈水经注疏〉》文中曾论及《水经注疏》“突过前人”的四方面成就，其中共摘录十七段杨、熊疏文。经核对，这十七段疏文集中在《水经注疏》的卷三十四和卷三十五，其中十三段在卷三十四《江水二》，四段在卷三十五《江水三》。当时，《水经注疏》“原稿”已交中央研究院，汪辟疆根本无法看到。为排除他引用《水经注疏要删》、《水经注疏要删补遗及续补》中杨、熊的疏文，我又将此十七段疏文与之相校，仅有一段出处位置相同，但文字已经熊会贞全面改写的疏文在此二书中出现。[41]这一情况无疑说明汪辟疆当年确实见到过初稿本的卷三十四和卷三十五，而且从他只单单引用这两卷中的杨、熊疏文来说明《水经注疏》的成就看，极有可能是李子魁只留下这两卷初稿本——即“不全稿本”供他写文章鼓吹之用的。这两卷初稿本除汪氏文中记载外，未见他书著录。其今下落何处，尚待新资料的发现及佐证。
将发现的初稿本三册的内容与北京影印本和台湾影印本对校，种种迹象表明初稿本是此二本影印所据底本的共同祖本。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初稿本中所有杨、熊疏文前另加的“守敬按”或“会贞按”，在北京本和台湾本上都已抄入正文。
第二，熊会贞批在初稿本天头地脚处的疏文（有些冠以“守敬按”，但从字迹上看确系熊会贞所写），北京本、台湾本也全部抄进正文。
第三，初稿本上熊会贞对原疏文的删改之处，在北京本和台湾本上都得到了更正。
第四，初稿本上熊会贞的诸如“脱‘东’字”、“‘侨’误‘桥’”、“‘县’字重”等眉批，在北京本和台湾本上都得到改正。
这部初稿本在据此抄成北京本和台湾本之后，估计就被熊会贞废弃了，因为在能见到的此本卷三十一至三十三上，所有熊会贞增订的疏文及改正错字等眉批都在北京本和台湾本上得到增改，可见北京本、台湾本抄成后，熊会贞就依托台湾本继续开展工作而放弃了此本。正因为是弃稿，杨氏后代也就不予过多注意，使得一部分“散稿”由李子魁带到重庆。余下的部分当时应该在杨家人手中，今已不详下落。
5、1914年在京期间写定的部分“宋体净本”
1914年春，杨守敬进京，见到老友陈衍，急忙拿出《水经注疏》部分初稿本请他过目，并说：“山东刻工廉，已半付写之矣。”[42]与此同时，杨守敬又分别给王先谦、刘心源等人写信，表示愿意用湖南永州刻工，原因是“京师刻工奇贵”，而“湖南刻字以永州为尤廉”。[43]但从目前所见资料分析，由于资金短缺严重[44]，加之杨守敬于来年的1月9日即去世，《水经注疏》的刊刻并未真正实施，只是在京请人写定了部分用于雕板的“宋体净本”[45]。
这部分“宋体净本”到底有多少卷，现在已不得而知。仅见的卷八《济水注二》，一册，现藏中国科学院***书馆。1957年，科学出版社影印《水经注疏》全稿本时，将此册作为附册出版。原本版式为“朱栏粗格”，半页十行，行二十格，小字双行同，上鱼尾，鱼尾下依次为卷数、水道名、页码。值得提到的是，该册第二页天头有杨守敬亲笔“当叠‘棘’字”四字眉批，可见抄成净本后杨氏仍在修改。1915年杨守敬逝世后，由于经济方面的问题，雕版之事即被搁置，这部“宋体净本”的写定工作自然也就停止了。[46]
6、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前期誊录完成的全稿本及全稿钞本
“宋体净本”虽未写成，但在熊会贞的主持下，《水经注疏》初稿本应该是最终誊录完成。但这个本子由于是雇抄手从多种眉批本上誊录下来的，加上急于成稿，其中不惟错讹脱衍之处颇多，既如杨、熊“疏”文有些也待进一步增订。这一点杨守敬本人十分清楚，为此他生前抓紧一切时间对已抄成的部分进行校勘增补，甚至“当夜静，置灯榻畔，在床执卷，再三审订，或通宵不寐”。[47]作为该书主要撰著者之一的熊会贞对此也是非常清楚的，而杨守敬临终前的遗命，实际上是交给他一个任务，就是抄成、增订初稿本，完成定稿本。为此熊会贞贡献出自己人生的最后二十多年，确实象他承诺的那样“鞠躬尽瘁，死而后已”[48]。
熊会贞增订初稿本，除了在此本上加注眉批外，更主要的方法仍然是利用王先谦合校本开展工作，其中有的是杨守敬逝世前使用过的，如上述“丁”字本；有的是熊会贞新使用的，如上述“戊”字本。到三十年代初，熊会贞考虑到自己年事日高，《水经注疏》批注文字不断增多，加之国内局势日渐不稳，杨、熊两家之间又有矛盾[49]，他惟恐一旦遭遇不测，初稿本和批注本受损则难于弥补，遂在继续增订过程中，请抄手誊录一部供自己今后校勘的稿本——即台湾影印本之底本（以下简称“台湾本”），同时允许好友武昌藏书家徐恕（字行可）“另录副本”——即北京影印本之底本（以下简称“北京本”）。[50]时间应当就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前期，至迟到1935年秋，两个本子都已誊录完成。
确定这个时间段，主要有四点理由：
（1）1933年6月——1935年初，熊会贞曾给郦学家郑德坤写过三封回信，后被郑氏发表在《禹贡半月刊》上。[51]三信中均提到《水经注疏》稿本，依次表述为：“大致就绪，尚须修改”、“初稿将成”、“今草创已就，惟尚须修改方敢问世”。可见，这期间稿本誊录工作已处在后期即将结束阶段。
（2）查台湾本卷二十二首页有“廿三年夏，张对”、末页有“西月和亭对”眉批各一条。眉批中的“对”显系核对之意，“张”及“和亭”当为姓名，“西月”之意不详，待考。又卷三十一末页有“张和廷书”四字题署。犹记1984年2月13日，我跟随谢承仁师访问徐恕哲嗣徐孝宓先生，徐先生谈到他家另录副本的情况时，曾说：“当时请了两个人抄，一个叫张和廷，‘张’是弓长‘张’，‘和廷’不知是哪两个字；一个叫傅朗西。”[52]正可印证，“和亭”、“和廷”当系一人，是台湾本和北京本的抄手之一。而且，从他既“书”又“对”的工作情况看，说明当时是抄完一卷核对一卷的（按照惯例应该是抄手之间互校），核对的时间与抄录的时间大致衔接。因此，核对是在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抄录也应该就在这一年或稍后。
（3）徐孝宓先生在谈话中也提到北京本抄成的时间，他说：“抄书时间大约是民国十几年至二十几年，反正抗日战争以前是抄完了”。[53]这个时间段也正好大致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前期的范围。
（4）1936年5月25日，熊会贞在武昌逝世。7月，其子熊小固在《禹贡半月刊》登出“启示”，云：“自杨公作古，先父独力担任《水经注疏》，二十余年来无间寒暑昼夜；去年秋已写成稿本四十卷，计八十余万言。……又先父在日，深虑兵燹水火，书稿恐遭散失，已由徐君行可另录副本。”[54]则台湾本、北京本誊录完成的时间是非常明确的。
全稿本即台湾本，现藏台北***书馆。“原稿为红格二十四开手写本，共线装四十一册”[55]，版式同上初稿本。
这部全稿本的来龙去脉比较清楚，1935年秋誊录完成后，熊会贞因先前得过两次大病，“继续修订已力不从心”[56]，又恐稿本毁于战火或流失，遂决定转交“杨府收存”[57]，并召集杨氏子孙及旧友举行了一个正式交接仪式，督促杨家后人尽快付梓。[58]1938年7月，杨守敬的孙子杨勉之通过傅斯年将此稿本转给***中央研究院，杨家得“奖金”三千元[59]，双方达成协议，书稿“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印数三分之一交杨家”[60]。后因抗战形势紧迫，书稿先转运香港，后运抵重庆，***前又运到台湾，藏于台北***书馆。1971年由台北中华书局影印出版，题名《杨熊合撰水经注疏》，平装成十八巨册。
从目前所见资料看，这部全稿本应该就是《水经注疏》的最后稿本。[61]所谓“誊清正本”或“正本”，如上文所论，只是汪辟疆、李子魁对初稿本的一种夸张说法，并非真有其本。不过由于汪、李与《水经注疏》的特殊关联，这一说法颇具影响，困惑了郦学界多年，直到近几年才逐渐得到了澄清。顺便还应提到的是，有文章称这部全稿本“即杨、熊《水经注疏》的最后定稿”[62]。其实种种材料表明，熊会贞对此稿还很不满意，否则他也就不会亲笔写出十三页的《＜水经注疏＞修改意见》给杨氏后人，希望他们继续修订；而杨勉之等也就不会请李子魁住在家里做校补遗稿工作。因此，所谓“最后定稿”的说法是不够准确的。
全稿钞本即北京本，现藏中国科学院***书馆。“全稿原装一卷一册，计四十卷，共四十册”。[63]版框为蓝色单栏，半叶八行，每行分为二十五格，上白鱼尾，鱼尾下注明卷数及水名，如“水一·河水一”，书口下方标有页码，每叶耳子处注明该叶单行大字数和双行小字数。这个版式是当时徐恕专为抄录《水经注疏》而设计的。徐孝宓先生谈话中曾提到：“我家专有一块印《水经注疏》格纸的版子，一般就叫‘水经注的格子’。格纸是兰色的，现在科学院影印的本子就是这种蓝色的格纸。”[64]
如上所述，该本是当年熊会贞应徐恕之请，让他另录的副本。1954年，徐氏将此本以一万六千元的价格卖给中国科学院***书馆。[65]1957年，北京科学出版社将全稿影印出版，线装成二十册，另附“宋体净本”影印本一册。这是《水经注疏》全书第一次公开面世。
据贺昌群《影印〈水经注疏〉的说明》（以下简称《说明》）记载：“这部稿本是熊会贞生前写订的，同一书手，同一时期抄录两部，一部为前中央研究院所得，曾拟交商务印书馆校印，因抗战停顿，书稿今被******派劫运台湾，另一部即此稿。”[66]贺氏此语当源于卖稿人徐恕之口，应该说主要内容是真实可信的，但“同一书手，用一时期抄录两部”一句，由于其中的原因没有交代清楚，很容易使人误解为两个本子是完全一样的。其实，随着1957年北京科学出版社影印本、1971年台湾中华书局影印本《水经注疏》的相继出版，《说明》中提及的全稿钞本及全稿本都已公开面世。若将这两个本子做一对校，就会发现还是有一些不同之处。
首先，台湾本和北京本在用纸格式、颜色上完全不同。已见上述，不赘。
其次，从两个本子字迹上看，北京本是一个书手所抄，但台湾本正文至少有六种明显不同的笔迹，说明最少是由六个书手分别抄成。而且台湾本正文中（不包括眉批）甚至还有熊会贞的笔迹，如拿卷一首页与台湾本前附熊会贞《水经注疏修改意见》的笔迹相比较，很显然是出于熊氏之手。
尽管有如上的两点不同，但这两个本子应该说还是形成于“同一时期”。我曾经将两本的第十二卷《圣水巨马河》篇做过对校，其中杨、熊疏文共有183条，若排除掉台湾本上后来熊会贞等人对正文的增改删加文字以及手民誊录时脱讹的因素，两本几乎完全一样的疏文就有181条之多，占总数的98.9%。余下的2条，一条是台湾本有而北京本无，另一条则是北京本有而台湾本无[67]，这种情况的出现同样可能是由于抄手脱漏所致。
两本疏文的高度一致性，说明它们应该都是来源于同一个祖本，这个祖本就是上文论及的“初稿本”。当时熊会贞、徐恕之所以要抄录两部，其实原因从两本的用纸上就可以清楚地看出答案，台湾本用杨家专用稿纸，目的就是要再誊录一部《水经注疏》稿本，以便熊会贞等人继续开展补订工作，台湾本上随处可见的多种笔迹的眉批、夹批就是最好证明；北京本用徐家的专用稿纸，则是徐恕誊录一部作为收藏的。从对比的情况看，两本之中台湾本应誊录在先，北京本誊录在后。
7、熊会贞生前完成的《水经注疏要删再续补》稿本
熊会贞生前不但完成了《水经注疏》全稿本的誊正工作，而且***编成《水经注疏要删再续补》四十卷，稿本，册数不详。
这部稿本在熊会贞的相关著述中未见记载，首先记载此书的是胡适先生。1948年9月，胡适在南京曾借国立编译馆收买的《水经注疏要删再续补》稿本与《水经注疏》四十卷稿本“对勘”，他不但发现《再续补》有十二卷系熊会贞“亲笔钞写”，而且从稿中屡引残宋本文字判断，此稿是熊会贞晚年之作。[68]胡适见到的这部“稿本”，据李子魁回忆是熊会贞的儿子熊小固于1938年卖给国立编译馆的，当时“得价一千元”[69]。南京国立编译馆的***书，***初期由中央人民***府出版总署办公厅接收，具体由金灿然负责运回北京。[70]贺昌群在《说明》中曾提及此稿，并说：“这部稿本现藏文化部出版事业管理局***书馆”。经了解，文化部出版事业管理局***书馆即今“中国版本***书馆”之前身，我曾前往查找，承蒙该馆王玉良先生多方帮助查寻，但终未找到，不知今藏何处。
目前，《水经注疏要删再续补》只见到两种钞本，一种是湖北省***书馆藏近人枝江张继煦（号春霆）的钞本，十五册。书前有张氏一段跋文，云：“（民国）二十六年，余向熊小固假是书移录一通，存之箧行。”此时熊会贞逝世刚仅仅一年，熊小固手中的这部稿子就是该书之稿本，当不会有问题。由此可见，1938年熊小固卖给国立编译馆的稿子也必是该书的稿本。
另一种是李子魁的钞本，五册，卷一有缺页，此本从字迹上看是李子魁亲手抄写。据李子魁自己讲，他是从1937年夏秋之际开始“做校补《水经注疏》遗稿工作”的，1938年6月24日离开武汉，9月辗转来到重庆[71]，而此时熊小固已将手中该书稿本卖给国立编译馆，故李子魁抄写的时间应是在1937年至1938年他离开武汉之前。此本一直存于李子魁手边，1982年7月李去世后，遂为李的侄子李道达所藏，1983年湖北人民出版社《杨守敬集》责编王永瑞先生在寻访李子魁知其已病逝后，从李道达手里将此本买下，与此同时买下的还有李子魁遗留的十几种文字资料。[72]
8、1943——1944年间抄成的北京本再录本
此本现藏日本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四十卷。阙卷第二十七、第二十八”。[73]
此再录本的来源颇有些扑朔迷离，国内郦学界首先谈到此本的是陈桥驿先生。1983年陈桥驿教授在日本讲学期间，得知日本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藏有一部《水经注疏》钞本，该钞本是由日本已故郦学家森鹿三教授捐赠的。此本由来，据森鹿三的学生船越昭生讲：“森鹿三教授曾于三十年代派他的助手去武昌与当时尚健在的熊会贞协商，获得《水经注疏》钞本一部。但彼此之间有一项口头协议，即在中国未出版此书前，日本绝不出版此书。”[74]
按照此说法，钞本抄于三十年代，且是经熊会贞同意的，言下之意钞本所据底本源于熊会贞处。但是其他来自国内和日本方面的相关资料却与此说法大相径庭。
早在1944年，汪辟疆在《杨守敬熊会贞传》中就谈到：“日人森鹿三极服熊氏以一生精力成此绝业，民国十九年四月，遣松浦嘉三郎走武昌，求其稿，不获。又两谒，许以重金，乞写副，会贞以大夫无域外之交，固拒之，卒不为夺。”[75]这之后，向宜甫、刘禺生等在不同的书中都转述了汪氏的说法。[76]
1990年，日本学者***野丈夫发表《有关〈水经注疏〉稿本的二、三问题》一文。[77]***野先生生于1914年，与森鹿三年龄相仿，同为著名的中国历史地理学家，他曾与森鹿三共同主译日文版《水经注（抄）》，对郦学造诣颇深。他在文章中就此钞本的来源提出了与船越昭生完全不一样的说法，据他根据森鹿三的回忆讲：
记得是在1943年（昭和十八年）的夏秋之际，武汉某氏告之，他知道《水经注疏》原稿的下落，如果希望得到一部钞本的话，他可以从中斡旋联络。森先生表示同意，并筹集重金来办这件事。第二年，钞本陆续邮寄过来，但其中缺少了第二十七、第二十八两卷，从当时的邮***状况考虑，是在邮寄途中散失了。
按照***野丈夫的说法，森鹿三得到的钞本是1943—1944年间委托武汉某人转抄的。但究竟这位受托者姓氏名谁，文章中却没有说明，不知是森鹿三当时没讲，还是***野丈夫出于某种原因不得不隐瞒。
我手边有几张这部钞本的照片和复印件。[78]从照片和复印件上看，这部钞本的版式除颜色是墨格外，其他与上述北京本完全相同；内容上除手民之误外，其它与北京本也是完全一样。可见，这部钞本与北京本同源，应该是北京本的再录本。贺昌群《说明》曾记载：“抗战期中武汉沦陷时，日人多方搜求此稿，向徐氏（指徐恕——引者按）加以压力，他百计回避，保全了此稿未落于日人之手，言下感慨系之，不禁泫然。”[79]看来当时徐恕确实是承受了来自日方及中方“某氏”的极大压力，或许他为保全北京本而答应提供再录本，也不失为一种权宜之计。
9、1947—1949年铅印出版的《水经注疏要删》综编本
1947年，李子魁在湖北师范学院史地系任教期间，曾将他整理的《水经注疏》第一、二卷发表在该院学报《史地丛刊》上。[80]1949年12月，他又补上第三卷，交给武昌亚新地学社铅印出版，合订为一册。原书虽题名《水经注疏》，但仅有《河水注》三卷。而且，就其内容来看，只是“以长沙王先谦合校本为底，把杨守敬的《水经注疏要删》和《补遗》、《续补》、《再续补》……综合起来，加以编纂付印”的。[81]李子魁自己称之为“《水经注疏要删》综编”[82]。尽管这个铅印本只是将四种《要删》内容合为一编，而且在排印上也没有完全遵循杨、熊原订的“经”、“注”、“疏”文的排列格式，但毕竟其主要内容源于杨、熊原疏本，编撰者署名中也仍保留了杨、熊的名字，故仍应列入《水经注疏》版本中。
10、结语
自1877——1936年，杨、熊师生历经六十载，殚精竭虑完成《水经注疏》的撰著，但遗憾的是全稿历经磨难，却始终未能付梓刊刻。直到***后，1957年、1971年北京本、台湾本相继影印问世，杨、熊之夙愿才得以实现。1989年、1997年更有两种整理排印本先后出版。[83]这两种排印本都以北京本为底本，参校台湾本，对原书加以标点注释，为今后研究《水经注疏》提供了更加便于利用的版本。杨、熊二氏地下有知，当可含笑了。
[1]汪辟疆认为“书凡六、七校，稿经六次写定”，参见《杨守敬、熊会贞传》，载《汪辟疆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陈桥驿认为除现存的五种版本外，尚有不知下落的“誊清正本”和熊会贞晚年最后写定的“稿本”，参见《关于〈水经注疏〉不同版本和来历的探讨》，载《水经注研究二集》，山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近年，陈桥驿先生对自己的观点有所修正，见《汪辟疆与〈水经注〉》，载《史念海先生八十寿辰学术文集》，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刘孔伏、潘良炽认为现藏台北***书馆的稿本“即杨、熊《水经注疏》的最后定稿”。参见《〈水经注疏〉定稿本的下落》，载香港《明报月刊》1986年11月号。
[2]参见王永瑞《校正〈水经注·江水篇〉前言》，《杨守敬集》第4册，湖北人民出版社、湖北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
[3]《邻苏老人年谱》三十九岁条，《杨守敬集》第1册。
[4]《荆州府志》，收入《杨守敬集》第5册。
[5]杨守敬：《水经注疏要删自序》，光绪三十一年（公元1905年）杨氏观海堂刊本。
[6]《邻苏老人年谱》六十六岁条。
[7]杨守敬：《水经注疏要删自序》。
[8]见《熊会贞亲笔＜水经注疏＞修改意见》，载台湾影印本《杨熊合撰〈水经注疏〉》卷首。又载段熙仲、陈桥驿整理《水经注疏》卷首，江苏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
[9]《疏》文仅转引“殿本”戴震校语条不计算在内。
[10]参见拙文《关于〈水经注疏〉始撰原因及时间的探讨》，《文献》1995年第3期。
[11]郑德坤：《水经注板本考》，载《中国历史地理论文集》，香港中文大学文化研究所1980年版。
[12]参见杨守敬致梁鼎芬两封信札，载《中华文史论丛》1979年第2辑。这两封信是1947年胡适从陈垣处抄录的。信未署年代，只署有“四月十三日”一个日期。胡适考证此二信杨守敬写于光绪十九年或再后一年。陈垣则认定信写于光绪二十三年。吴天任《杨惺吾先生年谱》根据梁鼎芬《节庵先生遗诗》卷五“黄州诗”的记载，认为信写于光绪二十年，较为可信。
[13]参见王永瑞《集末附记》，《杨守敬集》第十三册。又《李子魁自述》记载：1938年7月杨勉之将《水经注疏》稿本卖给中央研究院时，“参考书八千余册，当时由湖北省教育厅派督学韩薰以六千五百元购买。韩去搬书的时间是一九三八年七月二十八日。”《李子魁自述》说明见下注。
[14]《邻苏老人年谱》六十六岁、六十七岁条。
[15]杨守敬：《邻苏老人题跋》，《杨守敬集》第八册。
[16]见陈桥驿《郦学新论》，山西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
[17] 1909年杨氏观海堂刊本，六册。
[18]陈衍：《虞初近志·杨守敬》，上海广益书局1932年版。
[19]见台湾影印本《杨熊合撰水经注疏》卷首，或段熙仲、陈桥驿整理《水经注疏》卷首。
[20]《邻苏老人年谱》六十六岁条。
[21]《邻苏老人年谱》六十六岁条。
[22]《水经注疏要删序》。
[23]《邻苏老人年谱》七十一岁条。
[24]《关于〈水经注〉之通信》，载《禹贡半月刊》第三卷第六期，1935年。
[25]1909年10月，罗振玉在给杨守敬的一封信中，称赞其“舆地之学”与王念孙、段玉裁之“小学”、李善兰之“算学”为清朝“三绝学”。参见杨守敬《殷商贞卜文字考跋》，载《邻苏老人题跋》，《杨守敬集》第8册。《邻苏老人年谱》将此事记于六十七岁（公元1905年），不确。
[26]《寄罗振玉之一》，载杨先梅辑、刘信芳校注《杨守敬题跋书信遗稿》，巴蜀书社1996年版。
[27]《寄罗振玉之二》，载《杨守敬题跋书信遗稿》。
[28]《寄罗振玉之三》，载《杨守敬题跋书信遗稿》。
[29]《虞初近志·杨守敬传》记载：“后十余年，与衍相见京师，则亟出《水经注疏》稿本相质，曰：‘吾书幸以成，多弟子熊生助属稿。’”又：1914年3月16日叶德辉致缪荃孙信有“闻以《水经注疏》进呈”一语。见缪荃孙《艺风堂友朋书札》，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
[30]《邻苏老人年谱》民国四年条。其中“德承”（名必承）、“蔚光”（名必昌）是杨守敬的第二、三子，“先??笔茄钍鼐吹乃镒印?BR>[31]《寄罗振玉之二》，载《杨守敬题跋书信遗稿》。
[32]《邻苏老人年谱》民国三年记载：“先生常以名山之业为念，因将沪上***书次第运京，会贞亦于十二月来京相依。”此处所记“十二月”显为公历，因为杨守敬在该年旧历十一月二十四日即逝世。
[33]汪辟疆：《方湖日记幸存录·熊会贞遗事》，见《汪辟疆文集》。
[34]这三册残本是1984年9月，我同湖北人民出版社王永瑞先生在调查杨守敬著作情况过程中访求到的。与之同时找到的尚有杨氏其他著作手稿多种。
[35]《李子魁自述》，原稿复印件，一册。原稿无题名，用毛笔写在八本小学生作文格纸本上，约有两万余字。原稿最后署“一九七六年六月七日”日期，知是写于“***”期间，从内容上看应该是一份本人的生平自述材料，尚达不到“自传”的程度，故以“自述”称之。据原稿发现者王永瑞先生告知，原件已交还李子魁之侄李道达。另据1938年9月20日，熊会贞之子熊小固致信李子魁信中讲：“廿六年秋，由杨君勉之及弟商得兄同意，就杨府藏书处开始校雠工作。”转引自陈桥驿《关于〈水经注疏〉不同版本和来历的探讨》。
[36]见《李子魁自述》。
[37]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
[38]见《李子魁自述》。
[39]原载渝版《时事新报·学灯》第六十九至七十期，1940年。台湾本《杨熊合撰水经注疏》卷首转载。
[40]《汪辟疆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
[41]参见《水经注疏要删》卷三十五“又有?悼冢??鲈フ掳?兀??肫眼呦兀?辽逞粑鞅庇阍郎饺虢?本湎隆?BR>[42]陈衍：《虞初近志·杨守敬传》。
[43]《寄王先谦之二》，载《杨守敬题跋书信遗稿》。
[44]杨守敬进京任参***院参***，其本意是为了借助***府之力刊刻《水经注疏》，袁世凯亦答应为其刻书，黎元洪还曾以个人名义捐“刻资二百元”。但由于1914年8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日本对德宣战，出兵占领青岛等地，北洋***府穷于应付，刻书之事遂告无望。参见《寄刘心源之二》、《寄黎元洪之二》，载《杨守敬题跋书信遗稿》。
[45]《寄王先谦之二》，载《杨守敬题跋书信遗稿》。
[46]杨守敬生前其子孙之间已经出现不和，不愿意承担刊刻《水经注疏》的费用，德承、蔚光曾提出“分火”的要求，令杨守敬十分不满，写便条痛加斥责。杨守敬亲笔便条现存我处。
[47]《邻苏老人年谱》七十四岁条。
[48]汪辟疆：《明清两代整理＜水经注＞之总成绩》，分别收入台湾本《杨熊合撰水经注疏》卷首、段熙仲、陈桥驿整理本《水经注疏》卷末。
[49]据汪辟疆讲，熊会贞当年将《水经注疏》稿本交给杨家时，杨氏子孙就“颇有违言”。1938年7月，杨守敬的孙儿杨勉之通过傅斯年，将《水经注疏》稿本卖给中央研究院后，熊小固得知此事，于9月20日给傅斯年写信，质疑道：“遗稿果系谁家所有，杨姓是否有处理之权，杨姓私擅处理是否违法、是否有效。”并希望傅斯年毁约退书。可见，熊会贞生前及殁后，杨、熊两家一直有些矛盾。参见汪辟疆《方湖日记幸存录·熊会贞遗事》，载《汪辟疆文集》。王恢《杨、熊〈水经注疏〉之探讨》，载王氏《中国历史地理》，台北世界书局1975年版。
[50] 1936年7月1日出版的《禹贡半月刊》第五卷第八、九合期上登载熊小固有关熊会贞逝世的“启示”，其中有“先父在日，深虑兵燹水火，书稿恐遭散失，已由徐君行可另录副本”句。
[51]《关于〈水经注〉之通信》，载《禹贡半月刊》第三卷第六期，1935年。
[52]与徐孝宓先生谈话记录稿现在我处。又：“傅朗西”之名，徐先生当时未作进一步解释，此处依读音写出。
[53]据1984年2月13日，在徐孝宓先生家中谈话记录稿。
[54]《禹贡半月刊》第五卷第八、九合期，1936年7月。又陈桥驿《评台北中华书局影印本〈杨熊合撰水经注疏〉》引述李子魁寄文说：“九一八日寇猖狂侵略我东北领土。熊氏深虑稿本失传，允许汉口华实里书商徐行可抄录副本。”亦可作一佐证。参见《水经注研究》，天津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
[55]《杨熊合撰＜水经注疏＞稿本提要＝，见台湾中华书局影印《杨熊合撰＜水经注疏＞＝卷首。
[56]熊茂洽：《后记》，见《水经注疏·三峡注补》，湖北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熊茂洽是熊会贞孙子，所记系转述其父熊小固（又作“筱崮”）之语。但《后记》中将《水经注疏》稿本转交杨家的时间定在1934年，较之熊小固“启示”所叙提前一年，当有误。
[57]《禹贡半月刊》第五卷第八、九合期，1936年7月。
[58]汪辟疆：《方湖日记幸存录·熊会贞遗事》记载：“会贞卒之前一年，召杨氏子孙及守敬旧交?之。手奉郦《疏》全稿置案上，曰：‘某遵师命补疏，今略已就绪。惟镂板不容缓，师临终资某膏火，丝毫未敢领，今愿以此为刻书之资，区画悉听公等。’”见《汪辟疆文集》。另：***野丈夫《有关〈水经注疏〉稿本的二、三问题》文中也谈到此事，当时还拍摄有照片。参见日本《东方学》第八十一期，1990年。
[59]参见王永瑞《集末附记》，《杨守敬集》第13册。
[60]熊茂洽：《后记》，见《水经注疏·三峡注补》。
[61]《李子魁自述》明确记载：杨勉之转卖给***中央研究院的稿本就是“《水经注疏》正本（即原稿）”。熊茂洽《后记》也记载：杨勉之的儿子杨世汉一再向他证实，“1938年秋交给傅斯年的《水经注疏》稿本就是先祖父熊会贞交给他们的原稿本”。
[62]刘孔伏、潘良炽：《〈水经注疏〉定稿本的下落》，载香港《明报月刊》1986年11月号。
[63]贺昌群：《影印＜水经注疏＞的说明＝，见北京科学出版社影印《水经注疏》卷首。
[64]据1984年2月13日，在徐孝宓先生家中谈话记录稿。
[65]见《李子魁自述》。
[66]贺昌群：《影印＜水经注疏＞的说明＝，见北京科学出版社影印《水经注疏》卷首。
[67]《巨马河篇》“南流注紫石水，又南注于涞水”注文下，台湾本有“守敬按：水在今涞水县西北。”北京本无。又“《地理风俗记》曰”注文下，北京本有“朱脱‘风俗’二字。赵据黄省曾本校增。全、戴增同。”台湾本无。
[68]《胡适手稿》第五集中册，台北胡适纪念馆1969年1月影印本。
[69]见《李子魁自述》。
[70]参见1950年1月7日《出版总署办公厅关于同意将南京伪编译馆存稿、***书、档案等运京事给金灿然的通知》，载《中华人民共和国出版史料》（1950），中国书籍出版社1995年版。又：***野丈夫《有关〈水经注疏〉稿本的二、三问题》谓稿本藏“台北中央***书馆”，当有误。
[71]见《李子魁自述》。
[72]参见王永瑞《集末附记》。又：1999年北京大学百年校庆时，王永瑞先生作为校友将这批珍贵资料的大部分捐赠给北大***书馆。
[73]《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汉籍目录》，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1982年版。
[74]陈桥驿：《评台北中华书局影印本〈杨熊合撰水经注疏〉》“附记”，《水经注研究》，天津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
[75]《汪辟疆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
[76]参见向宜甫《水经注疏·序言》，1949年武昌亚新地学社排印本；刘禺生：《世载堂杂忆·记杨守敬先生》，中华书局1962年版。
[77]日本《东方学》第八十一期，1990年。又：1974年，***野丈夫发表的《杨守敬〈水经注疏〉研究》问中也有相同叙述，见《译注邻苏老人书论集》上卷，日本省心书房刊本。
[78]照片及复印件系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辛德勇先生、杨氏族裔杨世灿先生提供，谨此致谢。
[79]见北京科学出版社影印《水经注疏》卷首。
[80]《史地丛刊》2、3期，1947年。
[81]见《李子魁自述》。
[82]见《李子魁自述》。
老人引杨氏篇2
李连才,男,75岁,安徽省利辛县人。因患胰腺癌做了手术,复诊时经CT检查癌细胞已转移至肝。病人面色萎黄、身体虚弱、行走困难、无食欲,每天只能喝一点汤和牛奶。2009年7月找杨峰医生就诊。通过杨峰医生采用中西气结合,并施用祖传秘方,一周后饮食增加、疼痛减轻,可以***行走和起居自如,二个月后身体感觉完全康复。2009年12月份通过CT和血液检查,癌细胞消失,所有指标完全正常。
杨金梅,女,40岁,安徽利辛县人。主述子宫肌瘤、卵巢囊肿、左侧***增生、乙肝小三阳,并得风湿病十余年,经多家医院***无效。近期因风湿造成全身疼痛难受、彻夜不眠、腹胀难受。经杨峰医生内功点穴,2个小时后能够站立和行走,通过中西气三结合***二个月后,乙型肝炎小三阳指标转阴,风湿病好。4个月后***增生、子宫肌瘤、卵巢囊肿消失。停药后,专心练习新医学气功,现本人已出现特异功能,可以做到遥视、人体透视并发功给别人治病。
王治胜,男63岁,安徽阜阳市人,由于胃里长了7个瘤子,上海某医院不敢手术,化疗无效。杨峰医师给他开了自己研发的,已获得国家发明专利的特效药“抗癌灵”,王只吃了七天,七个肿瘤就收缩成一个。医生见后很是吃惊,以为看错了片子,顺利做了手术。
二、肾病
郑君秀,女,44岁,安徽省利辛县江集镇人,因双肾萎缩,同时肾综合症转尿毒症,在南京肾病医院住院一年多,一直透析,危重时两天透一次,病不但未好还并发了心、肝、肺等病症。2004年8月24日,她慕名向杨峰医师求治。杨医师诊断后,安慰她说“不用怕,这病治好的希望很大”。其85岁***当场扑通跪下说:“我女儿的病已被医院定为不治之症。只要您能治好我女儿的病,我给您天天烧香,年年拜年。”杨医师赶紧把老人扶起,说:“我会全心全力把你女儿的病治好。但我有要求,第一你们全家练新医学气功,这样可以提高细胞灌氧量,又培补元气,提高免***功能;第二要按时服药;第三要做好你女儿的工作,使她天天开心不生气,提高心理素质。这样,一个疗程3个月可停透析,第二个疗程3个月病会明显见好;再巩固半年病就可痊愈。”杨峰医师为其设立了用中、西、气三结合的***方案,首先和谐五脏,以清毒为原则,扶正气为宗旨,血型食疗补其本,用纯西瓜炭为补药,并配养肝泻心火、舒肺、补肾、健牌的中药增其元气。一个月后,郑俊秀便停止透析;4个月后尿常规检查,肾功能恢复正常;5个月后B超检查肾功能指标全部正常,肝、肺、心功能正常。***前她已停经3年,***8个月后月经正常到来。
杨振奎,男,60岁,河北任丘市人。因患肾炎曾住院二年未愈。血常规化验恶性贫血,尿常规蛋白(++++),颗粒管形(++),红细胞(+++),白细胞(++)。杨峰医生采用祖传秘方(西瓜炭、冬瓜炭等)***十天后患者浮肿消失,病情明显减轻;二个月后化验指标全部正常,至今病未复发,身体健康。
三、乙型肝炎
张新德,男,48岁。安徽利辛县某厂厂长。患乙型肝炎并发糖尿病,来诊前每年住一次医院,已在上海一家医院住了3次。其女儿患丙肝,儿子是乙肝病毒携带者,他们询问专家。专家说:“乙肝没有治愈的,只能维持。”他们常年服药,精神状态很差,张厂长还患了抑郁症。他找到杨峰医生求治,杨峰医生告诉他只要坚持练功并按时吃药,你的乙肝病不出8个月就能治好。张厂长听后信心大增,遵照杨医生的吩咐并按时服药,带着女儿和儿子坚持练气功。3个月后,儿子的乙肝大三阳转阴;5个月后,女儿丙肝病痊愈;6个月后,张厂长的糖尿病稳定,7个月后其乙肝小三阳转阴病愈。
高其连,男,43岁,安徽利辛县第一中学干部,主诉乙肝大三阳,下半身患牛皮癣,遍访多家医院均未见效。其练习新医学气功和服用杨氏堂祖传秘方“乙肝冲剂”,58天后到医院化验,大三阳转阴,牛皮癣消失。从此,对练习“新医学气功”信心大增,勤练习后出现了特异功能,掌握了人体透视、诊病***。患者本人表示愿为新医学气功奉献终身。
武兴华,男36岁,安徽省利辛县中町镇桥头村人。患乙肝十余年,转肝硬化三年,肝腹水三个月。脾大腹胀,肝边线质硬,触之巨疼,双下肢浮肿。杨峰医生诊治此病属脾肾阳虚之肝硬化腹水。采用温肾、清阳、化湿、利水、调气活血等方法,并服用“631”乙肝冲剂。七天后水从二便走,足肿消除,17天后腹水退尽。继续用温肾健脾温肝之法,同时坚持练习新医学气功,四个月后,一切恢复正常。
四、不育症
李卫敏,女,43岁,安徽省阜阳市人。到合肥、北京、上海几大医院检查,诊断为先天不孕症,医生明确告之生育已无指望。她每次来月经小肚子疼得满床打滚。杨峰医生运用内功检查,确诊是肝气不舒、气滞血瘀导致任、督二脉失调,输卵管堵塞、子宫内膜增厚、贫血水肿、内分泌粘液太少造成。并明确告诉患者,可以治好其不孕症,最多六个月即可怀孕。李卫敏吃了杨峰医生给开的中药,第二天小肚子就不再疼了。坚持服中药三个月后怀孕,生下了一个健康的小男孩。
周红甜,女,27岁,山东省淄博市人。本人主诉,23岁结婚后一直未怀孕,经医院检查,本人患有妇科炎症和输卵管不通,近3年中西药吃了不少,还做过多次卵管输通术,但也未孕。2009年3月她服用了杨峰医生开的祖方三剂草药,并参加新医学气功班学习,练功一个月后给杨峰弟子高其连用手机发了一个信息告之:她怀孕了,衷心感谢新医学气功。2010年大年初二,她又发来信息:“我顺利生下一个体重7.8斤的女儿,特向新医学气功报喜、拜年。”
张艳,28岁,安徽阜阳市颍洲区西湖集人,八年未孕。2006年3月被医院诊断为子宫偏小不孕症,经杨峰医生用“药”,配合蒸疗、气功等综合***,一年后怀孕,2009年2月16日生一小女孩。
五、糖尿病
王秀英,女,49岁,安徽阜阳市西湖区人,患二型糖尿病3年。2009年2月头晕头痛,胸闷气急,恶心呕吐,血糖比正常值高了三倍。医院检查酮症酸中毒并发心脏血管病变。经杨峰医生采用中西药结合控制血糖与纠正酸中毒,并以醒脑透窍、养心安神、清热解毒为原则***,三天后临床症状消失,十天后检查一切指标正常。用中药结合气功巩固***三个月,自感已恢复正常。停药后至今修炼“新医学气功”。其中三次赴医院检查化验,指标值完全正常。
张富贵,男,57岁,北京某公司董事长。2009年2月份找杨峰医生就诊。自述糖尿病七年余,血糖从未正常。三年前开始出现并发症,肝功能异常、谷丙转氨酶最高时250多(标准正常值为40),肝区隐痛。另肾功能受损严重,腰疼背疼,腹胀难受,时常彻夜不眠。同时癌胚抗原超过正常值一倍。近几年严重时平均每年住院3次。经杨峰医生采用中医、西医、气功三结合***,并练习新医学气功,二周
后疼痛消失,睡眠充足。三个月后肝功能指标完全正常。6个月肾功能正常。十二个月血糖、癌胚抗原等各项指标全部正常。自己感觉精力充沛,像换了一个人一样。
六、类风湿性关节炎、多发性骨质增生
杨月华,女,75岁,北京市人。自述有30余年病史,患多发性骨质增生、风湿性膝关节僵肿。经杨峰医生内功点穴,5小时后疼痛减轻。服用杨氏堂祖传秘方“蠲痹壮督冲剂”3个月后,全部症状消失,多发性骨质增生和关节僵肿痊愈。
杜秀芳,女,59岁,安徽阜阳马店人。患类风湿性关节炎30余年。两手指与手腕关节对称性的僵肿、变形,浑身疼痛难忍。遇天气变化如刮风、下雨时症状加重,生活完全不能自理。服用“蠲庳壮督冲剂”和修炼新医学气功,二周后症状减轻,二个月后患病部位完全没有疼痛感,6个月后变型的手指、手腕全部恢复正常。
七、阳旦症
吴霞,女,38岁,安徽省利辛县邮电局职工。12年前生小孩后患了一种怪症,白天和正常人一样,可是每天太阳下山开始打寒颤、抽筋、口吐白沫、全身疼痛,第二天早上太阳出来后症状消失。杨峰医师给她做了检查,诊断为“阳旦症”,古书有载。这种病是因生小孩月子里患重感冒,感冒长期没有治好,损伤了元气,造成阴胜阳衰,杨峰用“回阳救逆法”,服用“阳旦汤”,病人服了三剂便症状消失。
八、月经倒逆症
武国兰,女,26岁,从未来过月经,每月周期性鼻子出血。从21岁开始,5年来每月周期性腋下生疮化脓,3天后疮熟化脓,出脓后疮好。其两个腋下轮留生疮,非常痛苦。据杨峰医师诊断,此病是“月经倒逆症”的一种病症。原因是冲、任二脉失调,气逆上转,故导致鼻衄出血。气逆忘形,气滞血淤,淤久生疮,肉腐成脓。杨峰医师对其分段进行调理,生疮前调经化淤;生疮后调气血;采用清热解毒,引血下行、调经和血法,3个月后,月经正常,病痊愈。
九、奔豚症
老人引杨氏篇3
太极拳不是你想的那样
四川圣德太极拳俱乐部是一家专门教授杨氏太极拳的练习场馆，颇感意外的是，在前来练习太极拳的人群中，以中青年人居多，鲜见老年人的身影。杨氏太极拳传人、俱乐部太极拳教练卿圣德老师说，不应该把太极拳看成老年人的专利，实际上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中青年群体走进了练习太极拳的行列。
太极拳是中国众多拳术之一种，是按照道家阴阳学说的理论，通过柔和缓慢的形体动作修身养性，去寻求人体自身的协调、人与自然的协调、个体与社会的协调的运动形式。太极拳本身柔中带刚，因其形式看似柔弱、缓慢，被许多人误解为“娘娘拳”，但实际上，太极拳属于内家拳，需要调整身体五脏六腑，协调动作和呼吸，看似无力，实则延绵有力。以杨氏太极拳共3段115式拳术为例，真要全套练下来，快则一两个小时，慢则三四个小时，往往练到第一段，学员们就大汗淋漓了，和我们在公园里看见的那些形态优美、、缓慢无力的印象大不一样。
太极拳并非简易好练，真要达到强身健体，修身养性之目的，需要具备常年坚持不懈之毅力。在去拜访圣德太极拳俱乐部之前，我跟卿圣德老师通电话时说，希望能向我们的读者推荐一组简单易学的太极拳套路。卿老师在电话里直截了当地说：“你这个观念是错误的，太极拳没有简单易学之说。当然，你只是想学学花架子，那就另当别论。”
早在1956，在杨式太极拳的基础上，国家体委组织创编了24式简化太极拳，这也是我们国家现行太极拳教程的蓝本。针对我国现行太极拳教材，卿老师说得较为客气：“也不能说这套简易教材没有意义，以向普通人群推广为目的，其强身健体的作用还是有的，练了总比没有练好。”
太极拳首先是文化拳
太极拳历史悠久，文化内涵丰富。虽然考家对太极拳的起源各有争论，但早于清朝则是公论。
太极理论是中国先秦黄老思想的集中体现，甚至可以说太极理论就是中国古代哲学的总代表。《易经》是太极理论的经典著作，《易经》系辞：“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易无思也，无为也，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又曰：“天地设位而易行乎其中矣。”“生生之谓易”“故神无方而易无体，一阴一阳之谓道。”
而太极拳正是在《易经》理论的指导下，自觉不自觉地总结与完善发展的，所以研究、理解、练习太极拳原理必须从《易经》入手。
中国的远古圣贤，通过“仰观天象，俯察地理”逐步地认识宇宙和人体与人生，不断总结完善认识宇宙与自然的模式与方法。远古的圣贤发现用***像这种论述天理与自然规律的方法既简单明了，又便于保密与传授，所以又在河***，洛书的基础上，发明了先天***、后天***（太极***）、八卦***等哲学***像，用这些***像记录上古文化的思想资讯。河洛***中的数理与象理，八卦中的阴阳互变之理，阴阳鱼太极***的转化之理是对太极阴阳五行八卦理论的囊括与浓缩。
天体运动产生阴阳两气，两气本为一气之变化，气的变化循环往复，阴阳交替，平衡发展过程称为“天道”。太极学说把我们引进以无极，太极，阴阳，五行，八卦这一庞大的哲学思想体系。由于古人有“天人合一”“天人一体”的理论，所以把太极阴阳学说运用到人的身上就显得容易方便得多了。原本是自然气象变化的原理***，用到人这个小宇宙，小天地的身上，则产生了人类的太极运动。
太极拳也是养生拳
太极拳也是养生拳，集中体现了中华民族的保健思想、养生文化。太极拳以太极阴阳为哲学基础，外示安逸、内固精神。在太极拳练习和日常的行为规范当中，特别强调宁静致远这样一个原则，它主张刚柔结合。
《黄帝内经》说：“人以天地之气生，四时之法成”，“天地合气、命之曰人”。人是自然界的产物，也就是“天地之气”的产物，气推动和激发人体的各种生理活动。人体的气充斥于全身而无处不到，气的升和降、出和入，必须对立统一，协调平衡，气机调畅，才能维持正常的生理活动。唐代名医孙思邈指出：“人欲劳于形，百病不能成。”太极拳讲究内外兼修，强调动作和气息的协调统一，和传统中医养生观念如出一辙。
从现代医学的角度看，太极拳的养生保健功效也得到广泛认可。练习太极拳可改善人体各个系统的功能，健身、祛病、健脑，好处多多。比如：正骨骼，太极拳要求姿势中正，不偏不倚，“一动无有不动”，全身骨骼处于柔和活动中，既纠正了不良姿势，又锻炼了颈椎、腰椎、上下肢肌肉骨骼；强肺部，太极拳要求动作与呼吸配合，久而久之，肺组织得以锻炼而肺活量增加，免***力改善，也就少患呼吸道疾病；健肠胃，太极拳迈步如猫行，动作如抽丝，不用拙力而轻柔缓慢，长期有节律的腹式呼吸使横膈肌活动扩大，肠胃器官蠕动加快，促使食欲增进、消化机能加强；促循环，由于太极拳重视呼吸配合，要求“气沉丹田”，有意地运用腹式呼吸，在吐故纳新加强气体交换的肺部活动的同时，必然会促进血液循环等等。
修炼太极拳的五个层级
要想练好太极拳首先要有信心，有恒心，不能半途而废。因为太极拳确实比其它拳术、健身术难度大，复杂得多。其次还要有一位好老师。这个老师不一定是名师，但一定要是明师，要能明示拳理，明摆拳架。三是要钻研理论。太极拳是文化拳，不明拳理，只求形式是难于登峰造极的。
练好太极拳还要经过五个阶段。一是学拳。现代各式太极拳的套路都很多，要想学会一个套路必须扎扎实实，一式一式去学习，这个阶段对初学者非常重要。二是修拳。一个套路学完了并不等于学会了。太极拳在放松的情况下练习很容易变形。还需要经老师一个式一个式的纠正动作，使之达到“外三合”标准。现在许多练拳者不重视修拳，学完后就自己去练，往往练走了样，动作变形，劲路不通畅。养成一些坏毛病后还不好再纠正。所谓“学拳容易改拳难”就是指此。所以修拳是练好太极拳的关键阶段。三是练拳。在前两个阶段的基础上，一套拳已经熟练掌握并基本合乎规矩，达到标准，接下来就需要个人去苦练，俗语讲“功夫不是教出来的，而是练出来的”，“拳打万遍自然精”。四是内外合一。学会了套路，依样画葫芦地打拳是太极拳的初级阶段，只有内外合一即内劲，呼吸和形体动作有机的结合起来，才进入太极拳的“懂劲”即中级阶段。这个阶段要把动作的开合、伸缩、起落和呼吸结合起来，让丹田、腰脊发出的力达到四梢。五是随心所欲，也就是“神明”阶段。这个阶段进入了太极拳的高层次，一套拳不仅从外形上打的舒展、漂亮，而且从内劲、呼吸上畅通无阻、一气呵成，如行云流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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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杨式太极拳
杨氏太极拳是太极拳中的一个流派。它由第一代宗师杨禄蝉及其子杨班侯、杨健侯，其孙少侯、杨澄甫祖孙三代人继承、创新发展而成，在不违背武术本能的基础上，保留了技击与攻防内容，并具有纯朴、独特、新颖、别致的特色。
杨氏太极拳是哲拳，它是武术，也是医术，更是具有丰富内涵的东方文化。杨氏太极拳融汇阴阳八卦，五行学说哲理，博采各家武术精华，动作适应人体生理机制。杨氏太极拳其动静虚实的变化、刚柔内外之消长，与唯物辩证法阐明的矛盾相互依存、相互对立、相互转化的规律相吻合，是体育运动中最适宜健身的具有科学原理的优秀拳种之一，是国家现行太极拳推广教程的蓝本拳种。
老人引杨氏篇4
“尊严峻极”牌坊龙门枋上正面中间的圆雕插件为老人形象。坐姿略倾斜，双手拱起，面貌和蔼，身着长袍，坐于仙鹤之上。长头无发，额头突起，额上刻有一a形印记，双眉弯曲，大耳，眉眼细长，目光炯炯，宽鼻，身材短小，与头部完全不成比例。仙鹤头部向左伸长，两翅齐展，有展翅翱翔之感。据此***像特征可推测为寿星形象。
天文中的寿星实际就是传说中仙人寿星的来源。寿星又称作老人星，它在天文学里的名字是船底座a星，位于南半天球南纬50度左右，是天空中亮度仅次于天狼星的恒星，也是南极最亮的星。《尔雅·释天》亦称寿星指二十八宿中东方的角、亢两宿，其中角宿二星，形似羊角，鼓日“角”，亢宿四颗星，引亢直上，故日“亢”，列为二十八宿之长。寿星在夜空中能持续不断地发光，应和了人们年寿长久的意愿，因此备受人们的欢迎。周秦以来，寿星被人格化，成为南极仙翁，或称南极真君。历代皇家皆将寿星列入祀典，至明代，祀典除，但寿星崇拜在民间尤胜。《史记·天官书》认为，在西北方有颗大星，叫“南极老人星”，《史记·封禅书》说：“寿星，盖南极老人星也，见则天下现安，祠之以祈福寿。”可见人们对寿星的信仰自古以来就极为普遍。寿星形象的描绘现存最早的是宋代雕刻《道教寿星像》，头大小无异于常人，戴道家冠饰，双眼眯起，眼角微吊，面部圆润饱满，左手放于膝上，右手拿如意，长衣长袍，衣纹简洁有序。1990年在福建省将乐县光明乡杨氏家族墓地考古发现的保存较为完整的“三星***”元代墓室壁画，壁画完整的描绘了元代寿星的形象，寿星额头长大饱满，脑后扎巾结，面部有须髯，身着道服，双手拱与胸前。这与我们平常多见的白发白须、柱一弯曲拐杖、额头长而隆起，手捧仙桃寿星形象还是稍有差别。
东汉明帝在位期间，曾主持一次祭祀寿星仪式。他亲自奉献供品，宣读表达敬意的祭文。同时还安排了一次特殊的宴会，与会者是清一色的古稀老人。普天之下，只要年满70岁，无论贵族还是平民，都有资格成为汉明帝的座上客。盛宴之后，皇帝还赠送酒肉、谷米和一柄做工精美的手杖。《后汉书·礼仪书》日：“年始七十者，授之以王杖，哺之糜粥。八十、九十，礼有加赐。王杖者九尺，端以***为饰，***者，不噎之乌也，欲老人不噎。是月也，祀老人星于国都南郊老人庙。”这也说明当时祭祀寿星时，也举行敬老活动，祭祀活动与授杖结合在一起，寿星柱杖就来于此。柱杖，也称为***杖，因为手杖的顶端是斑***乌的雕像。皇帝赠送***杖给老年人，据说因为斑***是不噎之乌，意思可能是祝愿老年人饮食安康，健康长寿。后来原本象征特权的雕有斑***的王杖，换成一柄桃木的手杖。据说桃木能祛病强身，延年益寿。寿星的手杖的变化显示出***治教化功能的削弱。
寿星的另一形象特征是额长突起。据《通惜篇》说：“世俗画寿星像，头每甚长。”《南史·夷貊传》载，毗骞王身长丈二，头长三尺，自古不死号长颈王，画家意或因乎此，盖取其长寿之意。由于道教养生观念的融入，也使寿星形象发生相应的改变。在山西永乐宫壁画中有上千位神仙，观者却一眼就能辨认出寿星，就是因为他突出的额头。关于额头突起的来历，有多种猜测，有人认为大脑门来自返老还童现象，老人和小孩有诸多体貌特征上的相似。比如初生婴儿头发稀少，老年人也是一样。而头发少自然额头就显得很大。也可能与古代养生术所营造的长寿意象紧密相关。比如丹顶鹤头部就高高隆起。再如寿桃，是王母娘娘的蟠桃会上特供的长寿仙果，传说是三千年一开花三千年一结果，食用后立刻成仙长生不老。或许就是因为这种种长寿意象融合叠加，最终造就了寿星的大脑门。《福禄寿民间神像考》中提出寿星的形象是从孔子的形象发展过来，《中国寿文化***论》中则指出寿星的形象与老子有关。
明代中期之前的表现寿星形象较多样。没有统一***像特征。有普通老人形象，头戴如意莲花冠，身材比例正常，如《道教寿星像》；或者头戴黑色纱帽，长袍，长颈，右手托仙桃，头无异于常人，左有一鹿，如明代郭诩(公元1456-1529年)的《南极老人像》；还有长头、拱手的寿星形象，后随两仙童，如明代张路(公元1464-1538年)《杂画册》中的寿星***。明嘉靖年间(公元1522-1566年)的青花群仙祝寿***盖罐中，寿星被描绘成长头大耳，额头有u形印，长须宽袍，手持如意，坐于巨岩的老者形象，较为接近我们常见的寿星形象。类似***像在明中后期出现较多，如建于明万历十年(公元1582年)的山西长治观音堂观音殿内的彩塑寿星。寿星的形象在明末逐步被定型，寿星头长身短的形象特征逐渐突出，形成白发白须，拄一弯曲的拐杖，头额长而向前隆起，大耳垂肩，眼神炯炯，和蔼可亲的老人形象。到清代初期，寿星形象在服装、配饰方面发生了变化，衣服由原来的道袍变成世俗化的官服，如清代故宫藏的有乾隆题字的《三星***》，并且配以仙桃、葫芦。蝙蝠、如意等饰物。
《尚书》中的“五福”之说，寿为第一。牌坊石刻***像中寿星慈眉善目、面带笑容，八仙各持法器，躬身叩拜为寿星祝寿。无论是庆寿、宴乐，还是吉祥纹样，都展现了太平***景，寄托了对安定幸福生活的追求。根据以上的论述，可以推测“尊严峻极”牌坊龙门枋上正面中间的圆雕插件形象为明末时期的寿星形象。
参考文献：
[1]周艾久，侯美莲.《中国寿文化***话》.学苑出版社，2002年，第73页.
[2]杨琮.《谈元代三星***及福禄寿民间神像画出现的时代》，《美术史论》.1993年，第2期.
[3](美)方夏莲著，王海霞译.《福禄寿民间神像考》，《美术史论》.1991年第3期，第107页.
[4]周艾久、侯美莲.《中国寿文化***话》.学苑出版社，2002年，第84页.
[5]上海博物馆藏，纵29.8厘米，横49.3厘米，纸本墨笔设色.
[6]上海博物馆藏，纵31.6厘米，横39.3厘米，纸本设色.
老人引杨氏篇5
李杲,晚号东垣老人,为“金元四大家”之一,提出“内伤脾胃,百病由生”的著名论点,被后世称为“补土派”鼻祖。《脾胃论》阐述了中土清阳之气在人体病理变化中的重要地位,强调了调理脾胃在***中的积极作用,是东垣老人学术思想的集中体现。笔者仅就其益气升阳法的特色作一探讨。
“土为万物之母”。脾胃居中州,乃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人体气机升降之枢纽。脾胃之气充足,气血生化有源,升降有序,水谷精微得以正常输布,人体四肢百骸皆有所禀受,形体充盛,人既无病；反之,饮食不节、劳役过度或情志过极均可损伤脾胃,脾胃亏虚,气血生化乏源,升降失常,内而五脏六腑,外而四肢九窍,都可发生病变。所以,李氏说：“元气之充足,皆由脾胃之气无所伤,而后能滋养元气。”反之,“脾胃之气既伤,而元气亦不能充,而诸病所由生也。”因此,脾胃内伤、元气不足、升降失常是运用益气升阳法的病理基础。李氏升阳法主要有以下4个方面。
1 甘温除热
李氏以阴火立论,即“若饮食失节,寒温不适,则脾胃乃伤。脾胃气衰,元气不足,而心火独盛。心火者,阴火也,起于下焦,其系于心,心不主令,相火代之；相火,下焦胞络之火,元气之贼也。火与元气不两立,一胜则一负。脾胃气虚,则下流于肾,阴火得以乘其土位”。笔者认为,李氏所论阴火,其实质是脾胃元气亏损,阴阳升降失常,阳陷阴中之证。李氏根据《内经》“劳者温之”、“损者益之”之原则,以甘温益气之中辅以升提清阳、调整升降立法,创补中益气汤。该方重用黄芪补中益气、升阳固表,为君药。配伍人参、炙甘草、白术大补脾胃元气为臣,与黄芪合用,以增强其补中益气之功。陈皮理气和胃,使诸药补而不滞；诸阳气根于阴血之中,用当归以养血和营,使诸甘温之药,补气有根,共为佐药。升麻、柴胡引脾胃之气上升而举其下陷之阳气,为佐使药。脾胃气足,元气内充,清升浊降,则阳生阴长,气血旺盛,则虚热自除。杨氏等[1]认为,甘温除热并非限于李东垣的补中益气汤等方,临床凡以甘温益气或辛甘化阳并结合苦寒清热等法***标热证,均可称为甘温除热法,如临床用于***慢性乙型肝炎,符合基本的病因病机,临床疗效优于一般的清热利湿等法。
2 升阳散火
李氏之论源于《内经》,又有所发明。《内经》云：“脾主身之肌肉”、“清阳实四肢”,脾在体合肌肉,主四肢。李氏认为,四肢及肌肉发热,扪之灼手,皆源于“胃虚过食冷物,抑郁阳气于脾土”。脾胃阳气受到郁遏,郁而化火,形成火郁证。火郁不伸,表现为四肢发热、肌肉发热、扪之灼手。此证实为表热里虚,李氏根据《内经》“火郁发之”之理论,创制升阳散火汤。以人参、炙甘草补益中气,坐镇中州,为方中君药。柴胡、升麻、葛根升举脾胃清阳之气上升,舒展脾胃阳气,为臣药。羌活、防风、独活三药,一方面取其辛散之性,发越脾胃郁遏之阳气,另一方面又可防止由于脾胃亏虚,风寒湿邪乘虚外侵；白芍可防诸辛温药过燥伤阴,合甘草又可酸甘化阴,以收耗散之津液,为佐药。甘草调和诸药,为使药之用。诸药合用,共奏益气健脾、发散火郁、升举清阳之功效。此外,补脾胃泻阴火升阳汤中运用苦寒清热之品,配伍柴胡、升麻、羌活,亦有升阳散火之意。
3 升阳除湿
《内经》云：“饮入于胃,游溢精气,上输于脾,脾气散精,上归于肺,通调水道,下输膀胱。”脾胃旺盛,纳运有权,水谷精微及人体之水液得以正常输布；反之,脾胃亏虚,胃无以受纳腐熟水谷,脾无以升清降浊,升降失常,湿阻中焦,出现纳差、神疲乏力、腹痛肠鸣、泄泻等症。李氏认为,此种泄泻,若用淡渗之剂,“是降之又降,是复益其阴,而重竭其阳气矣”,主张升发脾胃之阳气,祛除湿浊之邪,则脾胃纳运功能自当恢复正常,设立升阳除湿汤。方取苍术为君药,燥湿健脾；神曲、泽泻、猪苓、陈皮助君药健脾渗湿,为臣药；羌活、防风、柴胡、升麻升阳除湿,为佐药；益智仁温脾肾、燥脾湿,寓补火生土之意,亦为佐药；甘草调和诸药,为使药。李氏等[2]以茯苓替猪苓,去泽泻,加黄芪、山药加强健脾升提之力,***慢性腹泻取得满意疗效。
4 升阳祛暑
暑为夏季之主气,乃火热所化,具有暑性升散,耗气伤津,暑多夹湿的属性和致病特点。脾胃元气不足,夏季暑邪伤人,暑热伤气,使气虚更甚,神疲、懒言、乏力；直入气分,腠理开泄,汗多,耗伤津液,口渴喜饮；暑热之邪,扰动心神,心胸烦乱；暑多夹湿,湿困脾土,四肢困倦,胸满,大便溏泻。李氏以清暑益气、健脾除湿立法,***平素脾胃本虚,夏季伤于暑热之体,拟清暑益气汤。方以黄芪甘温补中、益气升阳,为君药。人参、橘皮、当归、甘草健脾益气为臣；湿阻脾胃,故用二术、泽泻淡渗利湿；神曲健脾消食；青皮理气；升麻、葛根解肌升阳,又以风胜湿；黄柏苦寒,清热补肾水以滋化源；暑热易耗气伤津,故用人参、麦冬、五味子益气养阴,共为佐药。甘草尚可调和诸药,又为使药之用。秦氏[3]认为,临床诸多疾病,伤及气血津液者,何止暑湿之邪。无论何种疾病,在病程某一阶段,或久病之后,都可能导致心肺、脾胃、三焦等脏腑功能失调,使气血津液受损,运行失畅。只要病机符合,都可用清暑益气汤。
5 结语
李东垣提出“内伤脾胃,百病由生”的论点,在气机升降上,特别强调生长和升发的一面,认为谷气上升,脾气升发,元气才能充沛,生机才能活跃,阴火才能潜藏。所以,李东垣在理论上重视脾之阳气,在***时善用升阳法,用升麻、柴胡等药升发清阳之气,处方灵活机动,见解独特,妙理无穷,值得后学者研习。
【参考文献】
[1] 杨华升,杨 薇,李秀惠.甘温除热法在慢性乙型肝炎***中的运用[j].中国中医基础医学杂志,2005,11(2)：151－152.
[2] 李志彬,张 雯.升阳除湿汤加减***慢性腹泻76例[j].江苏中医, 2000,21(10)：21.
老人引杨氏篇6
西王母本是开天辟地之神元始天尊与太元玉女的女儿，后为西部羌人母系王国国王，因在昆仑炼成不死之药，成为主管人类的瑶池一位女神，她共有七个女儿，即七仙女：青衣仙女、橙衣仙女、红衣仙女、蓝衣仙女、绿衣仙女、紫衣仙女、绛衣仙女。后嫁与玉皇大帝又生有小女龙吉公主。
天地初开之时，姜子牙受其师元始天尊之命封神。西王母向姜子牙通融，她满以为自己是上苍的女儿一定会被封为玉皇大帝，竟没有想到那崇高的地位却被一个无懒之徒－－姜子牙的侄子罗倮钻了空子而占有了，她一气之下重新回到了她的瑶池宫殿。后来请大羿箭射九日，才得使天下得以安宁，然后不断地加强她的母系而王国的统治，以此来与玉皇大帝抗衡。玉帝面对西王母的对抗，便派太白金星多次说合，她便嫁给了玉皇大帝做了天后，从此承认了父权制的确立。但玉皇大帝确立父权制是对女人而言的，所以，玉皇大帝又与西王母的的大女儿青衣仙女暗中偷情，被她发觉，夫妻翻脸，后经太白金星调解，她又暂时回到天宫。此时她已怀孕。为上帝生一女儿，取名龙吉公主。但玉皇大帝并不改其本性，下凡与西陵国一杨姓女子西陵美女生有一三只眼的儿子，取名杨戬。由此，西王母与玉帝决裂，她便开始追捕玉帝老儿的情妇杨氏，并把杨氏打入十八层地狱变成一头母驴在那里进行煎熬，她便带着女儿龙吉公主重回瑶池。由于，玉皇大帝企***命女娲和后土重造一个新天后，再次激怒了西王母，便开始追查老公的私生子杨戬，最后在她生日的蟠桃宴会上，把老公的情妇杨氏变成的母驴及其私生子杨戬作为一道活菜，弄了出来，致使玉皇大帝当着众仙之面出丑丢人现眼。
一罗女国
1．画外音：
天上太阳池中月，从此西羌水火息。
更有洛浦河***献，瑶池伏泉还习坎。
但使阴风巳回巽，上界蟠桃长瑶池。
仙树奇葩抽新寸，水光山薮欣乐至。
人间幽栖得无闲，人神共舞万万日。
评说远古西王母，母系男权再争执。
天空中高悬着一个红彤彤的太阳，从此，天下万物得以欣欣向荣，普天下人们也就有一碗能继续维持生命的饭吃，最终总能愉愉快快的渡过几十年。天道运转，六世轮回，“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
2．昆仑瑶池的西羌国国王西王母手杵飞龙杖带着她的大女儿青衣仙女正前往罗女国巡视她的属国子民。洪荒过后，西王母已经是一位主人的雍容华贵的瑶池最大的女神仙，她与其父主天的玉虚宫元始天尊、主地的玉实宫元始地尊，构成上界的天才、地才、人才之三才，分别治理着天、地、人。然而，西王母刚一出世，她的母亲太元玉女便离她而去。她就由她的父亲元始天尊一手养大成人。如今她头戴嵌一颗明珠的贴金凤冠，明珠闪烁，鸾凤飞舞，至尊至上世上哪里有？那红霞飘飘布满在鹅蛋型的脸上，更显出半老徐娘之风韵；杨柳荡逸眉上扬，盼顾有情眼下垂，万年风雨终不改，天长日久我心中。直鼻微隆领五岳，朱唇微闭总相宜；千年珍珠配两耳，天高地阔无穷尽。她那上身飞舞着长袖薄纱，白玉酥胸映裸臂，璎珞虬曲而下悬，翠环网坠于胸腹，下身柔带绕着薄如蝉翼的缕金绣花长裙，紧贴丰腴的腰腿，裙裾皱纹飘洒更自然。祥云就踩在她的脚下，那碧空万里，竟没有一丝丝云彩，灿烂的阳光就照射在那朵美丽的祥云上，她也变得如此的晶莹剔透。但那些凡眼肉胎怎能识得神仙的真面目？就连那些呼风唤雨的巫师们，也只能把玩把玩易占卜辞而已：
稷为尧使，西见王母。
拜请百福，赐我善子。
引船牵头，虽拘无忧。
王母善祷，祸不成灾。
从这流传的巫辞中，我们得知：西王母已不再是专司刑法和瘟役的凶神恶煞，俨然是一位赐福于人间的福神，她不仅能够为人间赐福、赐寿、赐子，而且还能化险消灾，她是人们心目中的一位可敬的神通广大的女仙。因此，象这样一位为人间赐福的女仙，理所当然应该成为统领上界神人的天帝，玉皇大帝这一宝座已非她莫属。
3．《山海经》中却说她虽有人模样，还长着一嘴虎牙，蓬着头发，戴着首饰，还拖着一条长长的豹尾巴，喜好长啸，她的职责是“司天之厉及五残”。此时的西王母不仅没有住在天上，而是居住在昆仑山的岩崖中，她究竟是男或是女都无法辨别清楚。可如今不同了，她生了七位如花似玉的仙女，而大女儿青衣仙女就是她未来的接班人，她想着，想着，似乎她已经入主灵霄宝殿，登上了玉皇大帝的宝座上，她稳坐在上面，侧边站立着金童玉女，在她的宝座的下前方两侧就站立着上界的各位上仙，听候她的号令，从此之后在她的统治之下，不仅人间将平息了干戈，而且上界也不会再有什么纷争了，一切都将按着她的旨意运行，她就是玉皇大帝，她就代表着天意，她就是天意的代表者！凤凰与青鸟就在她母女俩周围飞翔，彩霞迎接她俩一程后，就从她俩身畔悄悄地飘过去了。
4．前面不远就是东方的罗女国了。罗女国原本是西羌国的一支，向南迁徙在此建立了新的邦国。这里高山湖泊，河谷草原，气候温暖，适宜于各种农作物种植和畜牧，部落人民生活富裕而安定。就在那大湖那边有一温泉，名曰“瓦汝尔苦”（温泉），泉水从山脚岩缝间流泻出来。由于流水冲刷，洞口形成了一个天然大水池，能容百余人同时洗浴。泉水流出清澈透底，而水温适宜，因而成为罗女国人的人间瑶池，能在池中洗浴的人，犹如对对金童玉女！
5．每当农闲之时，大湖周围的部落人民男女老少，常骑着马，着盛装，带着鸡、蛋、猪肉、自酿的酒等丰盛的食物，至此洗温泉，然后野餐露宿。
罗女国人洗浴温泉前，首先得饱餐一顿，然后，持酒一壶，下到温泉中，边饮酒边欣赏着对方的肉体。当时的人们，欣赏别人的肉体也没有什么羞愧的，被欣赏者甚至还有意炫耀自己的美而让别人欣赏。温泉水暖肌肤先知，世间的人情冷暖心最察，然而在这热气腾腾的温泉中，在欢声笑语中，那肌肤健美之体赫然裸露，美酒醇香，营造出人世间似乎从未有过的难已明喻的轻松愉快超乎于自我的美妙境界，在这里却是一种神仙乐！然而，这又是人间的饮食男女们演出的一幕被世人遗忘了的幽默喜剧。后世多少文人学士，想在他们的诗文中达到形而上的境界，物我相忘，那么，罗女国人在这温泉中是否才真正实现了许多诗人的美梦，人在泉中，无私无我，无泉无水，我即是泉，泉即是我，也不知道我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自古以来，瓦汝温泉，不论是男女老少，都习惯赤身裸体，同池共浴，既不设防，也不隔离。总有男子把衣服放在高坡上，借穿衣提裤之机，回首张望几眼池中异性，也总有洗浴的妇女，赤着上身，倚靠在齐腰的石崖，嘴里含着用竹子做的长长烟杆，一边吧嗒吧嗒地抽得很有滋味，一边大大方方地观看男子们洗澡。但一般老人是不与青年人同浴的，姐弟、兄妹也要回避，除非是月黑之夜，相互之间不能看清对方的肉体才能一起洗浴。共浴的青年男女们，不论是白天还是黑夜，谁也不会错过在这里谈情说爱的良机，或以优美的情歌相对唱诉，舒展对对方的喜悦之情，寻找自己喜欢的情人知己；或以高亢的歌声相对唱，抒发内心的激情。洗浴的人一连泡上数小时或整日整夜，使皮肤由平变皱，再由皱变平恢复一个人的本来面目后才上岸稍息。在那草坪上寻找一个地方，美美地睡上一觉，从梦中醒来，也不管它什么时日，再入浴，如此反复数次，直到兴尽之时才向家而归。
6．泉中定情，岸上结良缘，似乎有一点太仓促，但对罗女国青年男女来说，这正是实现人的天性的契机。一对对情侣相约来到山野，寻找机会接触，表达情意，互赠礼品，直至结成情人关系，夜幕降临，双双情侣便以大地为床，天作房屋，露宿偶居于泉边。天空中的流星犹如天仙的手灯，天空中两个大星逐渐地走拢了，那不是牛郎星与织女星吗！人间有多么的美妙啊！旁白：
情人的眼睛闭了，
青天上现出了两个大星。
情人的眼睛闭了，
池边还坐着年迈的母亲。
“儿呀，你还不忙睡罢，
你看那两个大星，
黄的黄，青的青。”
星星间也有亲情呀！
情人的眼睛闭了，
青天上现出两个大星。
情人的眼睛闭了，
池边上站着年迈的父亲。
“爱呀，你莫用唤醒他罢，
情人睁开了眼睛时，
星星会要消去。”
7．月色暗淡下来，头上的飞萤，点点星星，不似天灯甚似天灯：本随草木并，今与夕风清。萦空若星陨，拂树似花生。屏疑神火照，帘似夜珠明。逢君拾光彩，不觉一身轻。飞萤点燃了情人心中之火，因此，情人之间是没有任何利害关系的，只为了一个“情”字，有情人终成伴侣。温泉共浴也就为罗女国青年男女提供了一个接触的机会，在友好友爱的氛围中，各得其乐。后来药王孙思邈赋诗曰：
取金之精，合石之液。
列为夫妇，结为魂魄。
诗中以物借代药石，并由地理象征天象，通过阴阳交合而达到天人相应，最终归结到“南官渡名，北斗落藉”上。
8．西王母，她没有兴趣观看那些戏水的男女，也没有兴趣欣赏那些转山转海的男女老幼，她焦急地等待着姜子牙封她为玉皇大帝，盼望着姜子牙率领他封的神前来恭迎她登上灵霄宝殿玉皇大帝的宝座，时间对她来说，每流逝一秒，犹如她在瑶池渡过一年那么长久，在这停止的时间里，数年前的那一幕却又出现在她眼前：
罗女国有一个名叫后龙的男人，竟敢率领男人们一举推翻了莎姆女王的统治，而自己竟私自篡夺了罗女国国王的宝座。当西王母得报之后，带着她的七位女儿便来兴师问罪。
在湖西面，高耸的莎姆山，即使是天晴，蓝天万里无云，而在那山顶上总有一缕缕白云缠绕着她，如果人们侧耳细听，似乎还有一丝丝天籁之音从天而降，那飞奔的白云，不就是莎姆女神身跨白马，手持金笛，巡游在这天地这间嘛！
9．居住在山下的莎姆女王不仅美丽，而且风流多
老人引杨氏篇7
关键词：宝卷 道情 永济宝卷 河东道情 非物质文化遗产
一、引言
长期以来，宝卷作为一种集信仰、教化、娱乐于一身的民间说唱艺术，在文化学、民俗学、音乐学、俗文学等领域都绽放着其独特的魅力。山西宝卷作为中国北方宝卷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学术界和文化界对宝卷的关注和研究中都占据着不可或缺的位置。
在山西永济首阳山附近发现的六部宝卷（《佛说四德三元仁义宝卷》《佛说阴功宝卷》《白马宝卷》《阎君宝卷》《善恶报宝卷》《三渡杨氏宝卷》）的珍贵文本，吸引了学术界对于永济宝卷的研究关注，也吸引了我们对于永济宝卷的进一步调研与探讨。
二、永济宝卷概述
永济宝卷始于何时不可得知，不过根据杨永兵《山西河东地区宝卷及音乐研究》一文所载《白马宝卷》首抄于“大清国康熙朝二十八年”（1689年）[1]的这种说法推测，“道情宝卷”在当地至少已经存在了三百年以上。
永济宝卷的一个显著特征是借助道情服务于民间信仰。道情是当地规模宏大、流传已久的说唱艺术，其影响力根深蒂固。现有研究称河东道情起源于道教[2]，发展至今，道教的影响痕迹再难寻见。据永济道情艺人肖正荣老人口述，早些年的道情多活跃于老人过寿、满月还愿、女儿出嫁、红白喜事、祭礼等场合，满足着普通老百姓的信仰需要。目前所知的永济宝卷全部由当地的道情艺人来宣唱，可见永济宝卷与河东道情有过交互影响的过程。根据尚丽新《山西永济宝卷与河东道情》，这两种民间艺术的交融，主要表现在文本上的道情借用宝卷文本和表演上的宝卷被道情化。[3]永济宝卷借助河东道情的鲜活生命力留存至今，也融入道情中以满足老百姓的信仰需求。
宝卷研究虽已成为学术热点，但对于永济宝卷的挖掘力度还远远不够。我们在山西大学本科生科研项目的支持以及尚丽新老师的指引下，到永济进行田野调查，获得此前未见著录的24卷宝卷资料，分别是：《白衣庵宝卷》《陈氏剪发宝卷》《寒山寺送子宝卷》《孟姜女宝卷》《唐王访贤宝卷》《香山寺还愿宝卷》《颜三娘教子宝卷》《杨门忠烈宝卷》《杨宗保征西宝卷》《鸳鸯谱宝卷》《八郎送饭宝卷》《白衣庵宝卷》《二堂教子宝卷》《卖道袍宝卷》《天门阵宝卷》《大堂上寿宝卷》《百草花宝卷》《大观灯宝卷》《报神祭祖宝卷》《忠孝贤宝卷》《弹棉花宝卷》。在项目后期我们进行了部分的文本整理工作。在前人的研究基础之上，我们主要以田野调查和文本整理工作为依托，对永济宝卷相关问题展开研究。
三、部分宝卷文本内容、形式、结构
从蒲州镇展祯祥老先生家带回的24种宝卷中，我们选取了其中八卷进行了文本整理工作，从中看到了永济宝卷的一些特点，并对其中一些相关问题进行推想。
（一）语言文字
永济宝卷的文字中简体字、繁体字、异体字交杂。文本中出现大量字迹模糊或是错别字的情况，可能是手抄本多次流转、老艺人文化水平的限制等原因。文字杂乱问题给整理带来诸多不便，但尚未影响到整体阅读。比如把“欺”写作“齐”，“与”都作“于”，“婚”“昏”混用等。
永济宝卷的语言夹杂着大量运城方言。卷本中某些字词按照方言发音书写，比如从《寒山寺送子宝卷》中出现的“打景裹”“打墨”“息了心”“忙忙”“纠”等地方可以看出。每卷都有的“诗云”“十言”部分大多并不押韵，有的甚至不对仗，只保持格式上字数相同。如《颜三娘教子宝卷》第六份中“诗曰：人谈富贵为根本，他的根本勤字生”。一些特殊的语言中也可以发现运城地区更早一些的方言情况。比如类似于语气助词的“梯”（音），在《寒山寺送子宝卷》第六份中三次出现，在现在的方言中却不再普遍出现了，当然也不能排除是集体创作所留下的痕迹。还有一些句子倒装情况，可能是为了宣卷语调上口，故意为之。
（二）宝卷文本形式
宝卷整体采用软笔繁体竖排的写法，从右到左进行书写。宝卷的文本形式较为统一。一般都有封皮、序言（或白文）、正文（分份叙说故事）、结卷四部分，有的中间会穿插【莲花落令】形式来补充故事情节。封皮上从左到右写明宝卷名称、抄写时间、“合卷人等敬”三部分。序言一般是故事整体梗概，用白话叙述。从结构设置来说，白话部分大多数是在叙述故事，但是也有特殊情况，如在《百草花宝卷》中就是以排比贯穿始终，中间“莲花落”的结构多次出现，介绍了石榴花、牵牛花、鸡冠花等各种花。正文部分从“却说”开始，用白文简单叙述故事大概背景，或者说明故事梗概，以“这正是：……”结尾，下句另起一段写“诗云：……”后接两句五言或七言诗。接下来是“十字句唱段”，以“三三四”的结构成段书写。以上为“一份”的内容，一卷完整宝卷往往内含“几份”到“十几份”。
（三）故事情节
从宝卷内容来看，可以分为两类。第一类是根据历史传说改写。如以杨家将故事为核心的《杨宗保征西宝卷》《杨门忠烈宝卷》《八郎送饭宝卷》等，从典型的杨家将故事拓展而来，在故事中大力宣扬传统善恶观，提倡忠孝。杨家将的故事内容主要来源于明嘉靖年间成书的《北宋志传》。第二类是一些俗文学故事，主要情节包括求子、分家等。如《百草花宝卷》《香山寺还愿宝卷》《寒山寺送子宝卷》等宝卷，都是从抑恶扬善的劝善角度出发，围绕这些核心元素展开情节。如“寒山寺送子”故事中宋金被岳父抛弃，几经波折，反成富翁后，对岳父不义举动不计前嫌，这样的情节就较为典型。宝卷的内容很多来源于《古今奇观》、“三言二拍”之类的小说集，由此可见这类小说集当时在永济一带流传甚广。
我们整理的八部宝卷分别是《八郎送饭宝卷》《百草花宝卷》《寒山寺送子宝卷》《香山寺还愿宝卷》《颜三娘教子宝卷》《杨宗保征西宝卷》《杨门忠烈宝卷》《孟姜女宝卷》，以下对故事情节分而述之。《百草花宝卷》卷本不完整，里面用数个小故事缀连而成。杨永兵老师认为“小卷因为短小没有分段，其格式相当于大卷的一‘份’，如《敬神祭祖宝卷》《百草花宝卷》《弹棉花宝卷》”[4]，他将此卷归为小卷。《八郎送饭宝卷》通篇采用莲花落唱法，篇幅较短小，格式单一，内容以杨家将故事为基础，属于《杨门忠烈宝卷》的一部分。《杨门忠烈宝卷》出场人物众多，较完整地呈现出杨家将的故事，宝卷结尾似乎故事仍未完结。《杨宗保征西宝卷》选自民间流传的杨家将故事，讲述杨宗保破敌过程，在其中穿插了杨五郎、杨六郎、杨九妹、杨八姐、孟良等一系列相关人物的故事。《寒山寺送子宝卷》讲述两代人的故事，宋敦因行善得子和其子宋金与妻子几经离散终成眷属的故事。《香山寺还愿宝卷》以求子为主线，讲的是青州刺史刘元普积善行德，得偿所愿生下儿子，帮助过他的人也得好运的大团圆故事。《颜三娘教子宝卷》将情境设定在兄弟分家的背景下，颜三娘在丈夫死后只分得一个老家仆阿寄，阿寄忠肝义胆，使颜三娘带儿女摆脱困境，自己却并无私心，老仆忠义之举由此传为美谈。《孟姜女宝卷》的故事来源是《销释孟姜忠烈贞节贤良宝卷》，内容与普遍流传的“孟姜女传说”略有差异，主要情节是孟姜女的丈夫被表兄谋害，她到长城寻夫后自尽，秦始皇得知后主持正义，惩治恶徒，并彰表孟姜女。
从宝卷情节的前后连贯性来看，有的宝卷不完整。每一卷作者不同，同一卷也有可能不是出自一人之手，某些地方往往人物名字前后出现差异。行文有俗有雅，如《寒山寺送子宝卷》中第一份中曾引《枫桥夜泊》一首，第十五份中主人公宋金所吟的一首诗，总体来看对仗工整，可见创作者较有文化修养。有些部分口语化明显，读来较吃力。这些较为特别的地方可能正是宝卷经历集体创作所留下的痕迹。另外，宝卷内容表现出浓厚的地域特征，“陕西”“太原”地名不时出现，永济地区与陕西仅仅一河之隔，可推想当时秦晋地区不乏交流。如《寒山寺送子宝卷》中老僧即陕西人，《杨宗保征西宝卷》中胡朋元是太原人。
四、永济宝卷的保存与传承
目前来看，永济宝卷尚未被单独列入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近年来，它逐渐为学界、***府、民间文化人士所关注和发掘。
宝卷是一种民间的说唱艺术，其文本的保存可以通过录音、记谱、撰写音乐民族志等方式来完成。这种方法常用于保护静态的物质文化遗产，对活态的民间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作用不大。最重要的是保护民间艺术的生存机制――也就是使它能够活态地传承下去的自我生存能力，这种生存能力包括它的传承体系和传播方式。
因此，我们呼吁当地***府早日将永济宝卷列为运城市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以便更快地发展成为省级乃至部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当地***府可以借鉴河西宝卷（如张掖市河西宝卷）的保护工作模式及成功经验。比如，确立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体系的传承对象，明确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的主体责任，为宝卷传承人发放生活补助金；形成长效的非遗保护机制，设立传习培训所，营造“有人习艺，人人传唱”的良好宣传氛围；将公共文化建设融入到非遗保护中去，如举办永济宝卷宣唱文化节，进行宣卷展演、宣卷比赛等。
五、结语
永济宝卷其他地区的宝卷有共通之处，在故事内容、格式结构、演奏形式等方面又有其自身特点，借助道情服务民间信仰的形式更为特殊。永济宝卷作为当地集信仰、教化、娱乐三种功能于一身的民间说唱艺术，通俗易懂，寓教于乐，植根于群众，世代相传。可惜近些年却渐趋没落。我们有必要呼吁当地***府早日将永济宝卷列为运城市非物质文化遗产，更要将具体可行的方案真正落到实处，不仅要为永济宝卷设立专门负责机构，还应运用多样化方式拓宽受众面，使永济宝卷至少在大众文化中活跃起来，也可以结合大众传媒、互联网等现代信息技术，使其焕发出新的生命力。
目前看来，永济宝卷的传承和发展仍面临严峻挑战，但如果保护得当，必定会“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古老的宝卷必然会跨越历史与现实的尘埃，以更丰盈、更具时代内涵的姿态迈向未来。这不仅是文化传承的殷切期待，更是宝卷学者、民间艺人、各级***府、当地民众的努力方向。
注释：
[1]杨永兵：《山西河东地区宝卷及其音乐研究》，天津音乐学院学报，2012年，第2期。
[2]卫凌：《河东民间说唱研究》，北京：中国社会出版社，2009年版。
[3]尚丽新，袁野：《山西永济宝卷与河东道情》，文化遗产，2015年，第4期。
[4]杨永兵：《山西永济道情宝卷及音乐研究》，北京：中国社会出版社，2012年版，第44页。
参考文献：
[1]郑振铎.中国俗文学史[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
[2]车锡伦.中国宝卷研究[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
[3]杨永兵.山西永济道情宝卷及音乐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出版社，2012.
[4]尚丽新，车锡伦.北方民间宝卷研究[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
[5]车锡伦.“道情”考[J].戏曲研究，2006，（2）.
[6]姚芳.永济道情历史沿革与现状调查[J].运城学院学报，2007，（1）.
[7]薛艺兵.“非物质文化”新语境下的音乐文化遗产保护问题[J].人民音乐，2008，（4）.
[8]杨永兵.山西河东《杨氏宝卷》音乐研究[J].黄河之声，2009，（12）.
[9]卫凌.山西河东“劝善”的历史源流与当代传承（上）[J].中国音乐，2009，（1）.
[10]杨永兵.山西河东地区传统音乐的研究与思考[J].大舞台，2009，（10）.
[11]卫凌.河东道情的当代文化内涵[J].音乐研究，2010，（2）.
[12]卫凌.山西河东“劝善”的历史源流与当代传承（下）[J].中国音乐，2011，（4）.
[13]杨永兵.山西河东地区宝卷及音乐研究[J].天津音乐学院学报，2012，（2）.
[14]杨永兵.山西永济道情宝卷文本研究初探[J].中国音乐，2012，（3）.
[15]杨永兵.山西永济道情宝卷渊源初探[J].大舞台，2012，（11）.
[16]尚丽新，袁野.山西永济宝卷与河东道情[J].文化遗产，2015，（4 ）.
老人引杨氏篇8
时过境迁，奈何繁华笙歌皆落尽，惊艳了岁月，却斑驳了自己。西沱的从容与沧桑，就让盐娓娓道来。
“川盐济楚”商贾集
一代文豪苏轼曾云：“岂是闻韶解忘味，尔来三月食无盐。”可见，盐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正因如此，盐的行销制度格外严苛。在封建社会，盐的行销制度称作“禁榷”，“禁”，止也；“榷”，则为独木桥，也就是此类商品实施专卖制度，产区所产的盐仅限于在某一区域实现行销，不容变通。
后来，随着***治形势的骤变，川盐的行销范围也因势扩而充之。首次“川盐济楚”发生在清咸丰三年（1853），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农民起义爆发。太平***定都南京后，阻断了淮盐的行销通道，导致淮盐一时无法运至湘鄂地区。淮盐供应量的锐减，造成了楚岸无盐可食的局面，由此也拉开了“川盐济楚”的序幕。与川盐一样，淮盐也是由产地命名，是指产自淮河南北两岸的海盐，长久以来独占楚岸市场。楚岸，指的是湖南、湖北以及周边州县地区，地域广阔人丁旺，却素不产盐，所食之盐皆靠外援。如此一来，淮盐的供应不畅同时也牵扯住盐课的税收，因此，户部议准：“川粤盐斤入楚，无论商民，均许自行贩销。”清***府饬令“川盐济楚”。在此之后，抗日战争爆发，相继沦陷的沿海一带，其各大海盐生产设备都遭受了严重的破坏，使得食盐的供给与运输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此时，川盐挑起了供应***需的重担，再次济楚，解了楚岸的燃眉之急。
这济楚的川盐不仅解了楚岸的急，迈出了巴盐古道的第一步，同时还为西沱的繁盛助了一臂之力。说起这巴盐古道与西沱，盐总是它们之间最密切的联系和最直接的纽带，因此，也就不得不提它们与盐之间不解的缘分了。一说是因为古时三峡航道的险滩较密集，极容易发生翻船，而食盐又易溶于水，故盐商遂弃水运改陆运，在西沱镇汇集周县济楚的盐，由此地出发，经巴盐古道运达楚岸。《华阳国志・巴志》上载道：“有盐官，在监、涂二溪。一郡所仰，其豪门亦家有盐井。”以产盐而闻名的监、涂两区域正隶属于忠县（旧临江县），与长江明珠石宝寨隔江相望的西沱古镇，咫尺处便是忠县，充分印证了这一说法。还有一说，从西沱济楚的盐并不完全都来自西沱周县，也有长江上游的盐商用船将盐运送至此，再从西沱出发至楚岸。虽众说纷纭，但毋庸置疑的是，西沱古镇因“川盐济楚”成为了巴盐古道的起始处。
乘着盐的东风，丝绸、蜀绣等特产货物也在此地进行流通，于是，西沱顺理成章地成为了商贾云集地、货物中转站。一时，走卒小贩、富商巨贾都流连于西沱，此处便是一派商铺林立、寺立庙起的蓬勃景象，虽未及“参差十万人家”，但也“商如流水贾如龙”。西沱，自古便繁华。
江天一色云梯街
若“川盐济楚”为旧时人来人往的西沱添了砖加了瓦，那云梯街则是推了波又助了澜，为巴盐古道的盛景添了一笔浓墨重彩。云梯街，始建于汉末，全盛于清中叶，是西沱的场镇，同时也是中国第五大古道――巴盐古道的起点。它西起长江岸边，依山取势，爬上了方斗山山脊，蜿蜿蜒蜒。异于长江沿岸其他建筑，云梯街街道的建制并未采用与江河并行的常例，而是全程垂直于等高线，被誉为“长江沿岸最古老的奇特建筑明珠”。云梯街长约2500米（三峡枢纽工程蓄水后，淹没了其近五分之一的街道），坐百余梯台，拥千余梯步。雾气弥漫时，站在长江岸边仰望，江声呜咽不止，会产生一种云梯街直插云天的错觉，仿佛由此就可以通向天庭仙境，也因此得名“通天街”。
云梯街整体街道皆由三尺青石板铺就，百余个转折梯台如洒落的音符般穿插于其间，抑扬顿挫。千步云梯的两侧是土家族与汉族传统建筑的结晶，既建“吊脚丝檐转角楼”，也造“青砖小瓦马头墙”，层层叠叠，错落有致。两侧的建筑高不过两层，大多都采用了“前店后院”的布局，功能齐备，同时又不失宗法伦理。刻着年轮的木板房，黛瓦粉墙，所有参差不齐的建筑看似连成一片，每一户却有着明显却不突兀的分割，自成一合院。打开泛黄的木板门，堂屋后是负责采光的天井，在天井里，分布着引水池子和洗衣槽子，两侧便是刻着雕花的厢房，再往后则是里屋。在房后，大多都圈了一小块地养猪养鸡，勤快的还利用边角余料种了花果蔬菜，前店热火朝天的商贸氛围丝毫没有掩盖住后院浓厚的生活气息与难得的惬意。
无盐不解淡 千步云梯的起步处，便是下盐店，如今仅存回廊、正厅等遗构。之所以取名为“下盐店”，并非单单依据其所处的地理位置，还得以官办与民办的区别。当年的西沱古镇有两家颇负盛名的盐店，一个是位于山巅的官办盐店，另一个则是位于山麓的民办盐店，当地的老百姓分别以“上盐店”“下盐店”来进行区分。下盐店是由清代举人杨氏修建，除封火墙采用砖石材料外，其余建筑均利用木构，且一概使用楠木等珍贵木材。在云梯街100余家商号中，下盐店的生意颇为兴隆。***治形势动荡下的清***府为了缓解财***压力，将与盐相关的收入作为朝廷重要的财***来源。清代行盐的专卖制度是专商世袭卖引法，也即把食盐行与销的特权通过盐引卖给特定的商贾，禁止一切的私有销售，而特定商贾的选择则是依赖世袭制。在专商世袭卖引制度里，官府可以不收盐不运盐，主要靠授予盐引来获取巨大利润。所谓盐引，又称“盐钞”，商贾若要在白花花的盐里赚取白花花的银子，事前必须在官府获取盐引，否则将无法分到一杯“盐羹”。看似略松动的食盐专卖制度，其实是“无盐不解淡”。
因盐得盛世 相传，现存云梯街两旁的大部分建筑都是因盐而生，云梯街也因盐而盛。伴着“川盐济楚”带来的商贾云集的壮观场面，云梯街两侧的客栈掌柜们为了招揽来往商旅，纷纷在云梯街两旁修屋筑舍，房舍顺着山势一层一层地向上延伸，直达独门嘴山巅，可谓“日暮随处能投宿，鸡鸣随时可启程”。在云梯街的顶端是巴盐古道第一客栈――“生记客栈”，曾名噪一时，今日却躲进了一片碧荫下。客栈前不算宽阔的空地上，随处可见从石板缝隙里窜出的青苔，添了几分生意。客栈旁是因“一树遮三县”而名闻遐迩的古黄桷树。之所以说它是“一树遮三县”，是因为它正处于石柱、忠县、万州三县交界处，虬曲苍劲的枝干也如手臂般指向这三个县。这株古黄桷树已在此伫立了近半个世纪，早已枝繁叶茂，见证了第一客栈的璀璨与黯淡，默然伴随着西沱古镇淌过了历史的长河，消磨了漫漫的岁月。
巴盐古道背二哥
拾级而上云梯街，细看会发现，厚重的青石板上有着或深或浅的杵窝，当地老人说，那是背二哥运盐留下的，这才解了惑。在重庆方言中，称呼下力气的人都带“二”，种田的叫“丘二哥”，挑物的称为“挑二哥”，背货的就被喊作“背二哥”。济楚的川盐要在西沱古镇改水运为陆运，就需要通过巴盐古道将川盐行销至两湖地区，而云梯街依傍着山势而建，蜿蜒曲折，《挑夫谣》里这样描述：重庆不平坦，山城多坡坎。挑担走上坡，腰杆酸又软。挑担下坎坎，脚杆打闪闪。主要意思就是挑着重担上坡下坎十分不便，因此，在巴盐古道上货物的运送全靠专门的人力背运。
从西沱出发，背二哥一路上需要翻越方斗山、楠木垭，经王家乡清龙场、过石家坝、入黄水坝，经锅厂口、青冈坪、坡老巷、回面坡、万胜坝、八角庙、摩天坡、冷水溪，翻过七曜山最终才能抵至两湖地区，数百千米的负重之旅，没有背负的法宝是万万不可行的。民谚里背二哥的形象总是“背上背个大背篼，口里衔个烟锅锅，手上拿个打杵子”，背上的大背篼其实就是背架子。背架子仿造人体的背部曲线，用弯曲的木头作为支架，支架要高出人头，形成一个倒梯形的木墩子，纵向的4个孔上穿过结实的棕片制成背架的肩带。背二哥将装有百余斤食盐的麻袋捆在支架上，利用背部的力量来进行支撑，由于与人体背部贴合，运盐更加稳当的同时还能***双手。在爬坡上坎中，背负食盐进行运输，其劳动强度之大不言而喻，因而背二哥行业里就有“十步两打杵，五里一哨台”这一说。所谓“打杵”，也就是利用了背二哥的第二法宝――背杵子进行沿途地休息。背杵子是“丁”字形的木棒，虽然造型简单，但背二哥却离不开它。在背盐途中，感到不堪负重时，停下脚步的背二哥将背杵子往身后一杵，背上所有的负重就全部落在背杵子上，得以片刻的喘息。此时，衔着烟锅的背二哥会用小竹篾圈不停地刮去脸上的汗水，在浓烈却不呛人的叶子烟中，忍过穷困的迫切，熬过妻儿的挂念。但背二哥并非被生活的重担压得沉默不语，在喘息的空当还会饶有兴致来一支“背二号子”：“我是巴山背二哥，打一杵来唱支歌。太阳接我上巴山，月亮送我下巴河……”陡峭的石梯间，背二号子荡气回肠，隐隐透露着这一级一梯的艰难沉重，似乎又在吟唱着巴人的坚毅与耐力，总会让思绪飘向远方，让人不禁想起谭继文先生的作品――《巴国盐道》。谭先生是“平行皴”石头画创始人，《巴国盐道》不仅仅是他“平行皴”画石技法的代表作，更是他对故土用情至深的寄托。在他的画笔下，背二哥背负着沉甸甸的盐袋子，沿着石梯蹒跚前行，周围的崇山峻岭愈发的沉重与严肃。巴盐古道，永远都有道不尽的跌宕起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