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文网本来不该上山下乡的我为什么又下乡当了农民,做了村官?我不是领导动员下乡的,更不是因为犯错误被贬下乡的。说出来今天的读者可能不相信,我是在当时的形势影响下主动要求下乡的。
1968年,我从徐州师范学院中文系毕业,分配到老家江苏省如皋县参加农村劳动锻炼。一年后,再分配到江苏省重点中学如皋中学,成为一名中学教师。到了1975年,因为在教学等方面表现突出,我已经是学校和工宣队任命的初中分部的负责人。也就是在这一年的5月19日,我上山下乡回到了老家――江苏省如皋县马塘公社一大队,当了4年没有拿到工资、拿到工分的村官――生产队长。其中的酸甜苦辣、是非曲直真是一言难尽。
一、被学生家长“激将”
当时,每一届高中毕业生都要上山下乡,初中毕业生不能上高中的也要被动员上山下乡。连续几年,我代表学校参加街道居委会对学生和家长做动员工作。记得一次,一位家长在夜里的一点多钟,突然向我和班主任等人“发难”说:“你们这些做老师的,年年动员自己教的学生上山下乡,你们自己为什么没有一个人带头上山下乡?”在场的所有老师都愣住了,居委会的同志们一时间也哑了火。
这位家长的话对我的刺激很大。是啊,自己天天用董加耕、邢燕子的模范事迹来动员自己的学生上山下乡,为什么自己就不能以身作则,来个身教重于言教呢?
当时全国的工农兵大学生,先后有几百人给发致敬电,要求上山下乡,获得批准。我们江苏省的钟志民,一个老***的后代,工农兵大学毕业后也带头上山下乡了。南通市有两位刚刚退伍的,打报告要求到去当农民,也获得了南通地委的批准。
正是在这样的形势下,我向学校领导打了上山下乡当农民的申请报告。几经反复曲折,经地、县两级批准,我回到了老家,发誓要和董加耕、邢燕子一样,用自己学到的文化知识,改变家乡贫穷落后的面貌。
二、棉花密植失败了
当时,马塘公社一大队四生产队29户人家,128口人,131亩地,生产队队长是我的弟弟。多年来,全队每年人均口粮350斤左右,一个劳动日的报酬不到0.2元,年终没有一家能分到现金,“一天忙到晚,抵不上一只鸡屁股”。劳动工具就是钉耙、锄头、扁担、镰刀。
更可怕的是,当时的农业生产由全县统一计划,公社统一指挥,一刀切。特别是棉花生产,全县几乎统一指挥到每一天。马塘公社***书记是“造反”上来的,三天两头在大喇叭里指挥生产:“全***动员,全民发动,大打一场棉花施肥除草的人民战争!”他在大、小队全体干部大会上算细账:每亩单株6500株以上,每株结6个棉桃,每亩将结40000多个桃子,平均400个桃子一斤皮棉,每亩皮棉就一定超过100斤了!账算完了,他拍着桌子大喊大叫:“谁敢达不到6500株,是***员的!不是***员的撤职查办!”
我回乡当了农民之后,和弟弟一起参加大队、公社的生产队长会,也和大队书记一起到公社、县里参加大队书记会(当时我还不是***员),也算是个生产队长吧。
第一年,我不敢违背公社密植的命令。在带领乡亲育苗培苗时,有两位大嫂碰断了几棵棉花苗,还被我扣过工分。虽然我们精心培管,棉花结的却是银杏果一样的小桃子,伏桃全部因为密不透风而烂掉了。到年底,每亩皮棉单产只增加不到10斤,而且大都是棉株顶部结的秋桃和晚秋桃,皮棉等级不高。我在棉花田里观察,发现凡是被碰断了棉花苗、不得已变成疏植的地方,伏桃、早秋桃反而结得大而且多!
三、跳进了沼气池
1975年9月中旬,我遇到了最严峻的考验。一家7口人,口粮接不上了。刚回乡时,我爱人多年节省,家里还余下了100多斤口粮。我回乡后,如皋县能源办公室杨朝凤主任给我无偿调配了一个沼气池的建筑材料,支持我在家乡带头推广沼气能源,促进秸秆还田。这样的大好事我当然求之不得。但是我请的几位泥瓦匠没有经验,施工半个多月,用光了县能源办公室配给我的砖头、水泥、黄沙等材料,吃光了我家的口粮、存粮,勉强完工上了料,产出的不是沼气而是臭气。不少人来我家看产不出沼气的“‘糟’气池”,摇摇头议论纷纷。我爱人更是受不了,成天拉着脸。
无奈之下,我到磨头镇买了100 斤红薯,一家人对付了一个多星期。重阳节那天,大女儿过10岁生日,家里没有钱买菜,锅里没有一粒米,只好挑选了10个比乒乓球大一点的小红薯,作为女儿的生日礼物。3个孩子饿得小脸都发了黄。
没几天,另一个惊人的消息给了我一个致命的打击:曾经和我一起坐在欢送大会***台上的王曙华,下乡后,因为与插队所在地干部和群众之间的关系紧张,一时想不开,吃了大量安眠药,虽经抢救活了过来,人却痴呆了!
一次,爱人又和我争吵,说队里再借不到粮,几个孩子和老人怎么办,这日子看你怎么过!面对现实的严酷、梦想的破灭,我一时想不开,揭开沼气池盖,跳进了两米五深的池子里,心想,我也死吧,死了,一切就都解脱了!是我的弟弟和闻声赶来的乡亲把我拉了上来。天黑了,人们走了,灯熄了,黑暗中,我和爱人抱在一起,哽咽抽泣,一夜无眠。
我不止一百次感谢上天给了我一个不离不弃的好伴侣,是夫妻俩相濡以沫、相互支持,才挺过了那一段最艰难的日子。
沼气池经过我自己反复修抹、不断完善,终于产出了沼气。它除了满足我一家的做饭点灯之外,还能帮邻居烧开水,成了如皋县的6个样板沼气池之一。在那些个防震的日子里,高挂在树上的彻夜不息的沼气灯,还一度成了全队乡亲们的安全信号灯。如皋县能源办公室沼气推广简报第6期介绍了我修建沼气池的经验,召集48个公社的沼气池建造师傅办培训班,由我这个大学生给大家示范表演建池操作全程。沼气池也终于在如皋县农村推广开了。
四、终于翻了身
第二年春,我雇了两部拖拉机,把社员拉到江苏省棉花栽培先进单位――靖江县金星公社金星大队,参观他们的棉花营养钵栽培。他们的稀植、大肥、大水、深沟(排水)的成功经验开了我的窍。我又到南通市棉花科研所去请教专家。他们知道了我回家乡当农民栽种棉花的情况后,慷慨地把在试验田刚刚试验成功的通棉25号棉花籽赠送给我。我回到生产队也搞营养钵薄膜育苗移栽。10亩试验田每亩3000株,其他29亩,每亩单株4000株。还好,因为我是县里特别关照的“人物”,我们公社的那位书记,虽然在背后骂我“没头尾”,给他“添乱”,但总算没有强迫我补足到6500株。
苦没有白吃,我们生产队的39亩棉花获得特大丰收,每亩单产皮棉达到149.5斤,在全县东部近30个公社夺魁。那10亩试验田皮棉单产超过了200斤。南通市、如皋县两级棉花科研所的专家到我们的生产队考察调研,全县东部地区公社所有的生产队长以上的干部到我们生产队参观学习。还是那位公社***书记,喜滋滋地忙前忙后、指挥介绍,声音仍然和他在大会上喝令密植时同样洪亮。
这一年年底,如皋县农业学大寨大会上,我又戴着大红花,作为大会***团成员,登上了***台。可这一次不是因为大学生当了农民,而是因为我们生产队同样是129亩的地,粮食和棉花的每亩单产和总产竟然一下子都翻了一番,成为县委、县***府表彰的农业学大寨的模范典型,捧到了带玻璃镜框的大奖状。这一带镜框的大奖状至今仍然保存在我南马塘老家堂屋的米柜上。
这一年,在我和弟弟两人的带领下,生产队的粮食每亩单产也达到了1700多斤。年终分配,每个劳动日超过0.50元,人均口粮达到490多斤。我的三伯父家,破天荒第一次捧回家300多元现金。全队还清了信用社的陈年欠款,年终分配后,生产队存折上还破天荒地有了1000多元的存款。最让全队父老乡亲津津乐道的是因为棉花特大丰收,棉籽比往年多了1倍,其他生产队用2斤棉籽换我们队1斤新品种棉籽。我带人把留种后多余的棉籽运到海安油厂,换回1000多斤棉籽食用油。一时间,我们队家家户户都用大桶或小缸储存食油。
五、回到学校
农闲时间,我和弟弟带领父老乡亲,用抽水机冲涮生产队最北端挑司马港留下的积土,填沟造地。
经过连续3年的艰苦奋斗,我们队的所有废沟废河终于全部被填平,全队一下子增加了14亩良田。
1979年,知青上山下乡运动退潮。当年5月,服从中共南通市委决定,我重新回到了离别4年的学校。
烈日寒冬里的田间劳作,4个春秋的汗水和泪水,乡亲们的音容笑貌……刻骨铭心的往事如纷至沓来的梦痕,总是挥之不去。每一次回顾如烟的往事,回顾当年的亲历亲为,都是对我心灵的拷问。我生在旧社会,长在红旗下,靠***的关爱从小学一直念到大学毕业。假如时空真的可以倒转,我又该如何抉择?聊以的是,我这一辈子,作为共和国的一代知识分子,不论务农还是从教,都倾尽了自己的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