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文网2009年春节后不久，北京协和医院感染内科的主任医师刘正印碰到了一个棘手的病人。这名年仅21岁的女孩刚刚接受了肺移植，医生在她的胸水和痰液中发现了高度耐药的鲍曼不动杆菌。“它能抵抗我们手头的几乎所有抗生素。”刘正印说，这种微生物仅对一种名叫多粘菌素的药物敏感。多粘菌素是一种很老的抗生素，“但由于对肾脏有严重的损伤，早已退出市场。”
事实上，即使能找到多粘菌素，刘正印也不敢用，因为病人恰巧患有肾功能衰竭。“拿到化验报告后，我边看边问自己，还有什么办法能对付这种‘超级细菌’呢?”这位传染病专家回忆说。所谓“超级细菌”，是指那些几乎对所有抗生素都有抵抗能力的细菌，它们的出现恰恰是因为抗生素的使用。
这名携带“超级细菌”的患者，在13岁时就被诊断出肺部囊性纤维化――这是一种极易受到细菌感染的疾病。因此，在过去的8年，她一直在反反复复地使用各种抗生素。大量的抗生素虽然杀死了无数试***侵蚀女孩的细菌，但也“锤炼”出了不再害怕它们的“超级细菌”。
这已不是刘正印第一次遇到“超级细菌”了。他说，如今“超级细菌”的名单越来越长，包括产超广谱酶大肠埃希菌、多重耐药铜绿假单胞菌、多重耐药结核杆菌。
“由于缺乏相关知识，人们常认为抗生素就是退烧药、消炎药。能用高档的就不用低档的，能合用几种抗生素就不单用一种，能静脉滴注就不口服。这些做法都助推了‘超级细菌’的肆虐。”卫生部抗菌药物临床应用监测中心顾问专家张永信教授惋惜地说。
与此同时，不论是医生还是患者都乐意使用新型、广谱抗生素，而这些本来是应该用于严重感染、挽救患者生命的。北京大学临床药理研究所教授肖永红说，医院使用最多的10种抗生素中，超过一半都是新型抗生素。据肖永红等人调查推算，中国抗生素人均年消费量在138克左右――这一数字是美国人的10倍。
而据1995―2007年疾病分类调查，中国感染性疾病占全部疾病总发病数的49％，其中细菌感染性占全部疾病的18％～21％。也就是说，真正需要使用抗生素的病人数不到20％，80％以上属于滥用抗生素。正因此，在中国，细菌整体的耐药率，要远远高于欧美国家。
与此同时，抗生素在养殖业中的应用突飞猛进。然而，这些药物并非用于***，而是用于预防动物生病。另外，在饲料中添加抗生素，可以促进动物生长，这已是养殖业内通行的做法。
但这样做的后果是，在农场周围的空气和土壤中、地表水和地下水中、零售的肉和禽类中，甚至是野生动物体内到处都充斥着抗生素。这些抗生素可以通过各种途径，在人体内蓄积。它不仅会导致器官发生病变，而且能把人体变成了一个培养“超级细菌”的小环境。
60年来，中国的药品种类从400多种猛增到7000种左右，不少医生对一些抗生素使用的基本原则还都没了解，特别是在基层。
然而，有些医生过度使用抗生素并不因为是知识欠缺，而是由于各种压力。肖永红说，中国的医院50％左右的收入来自于药品，而抗生素占所有药品收入的25％左右。多开抗生素，就意味着广开财路。与此同时，老百姓把它看成“万能药”，他们甚至会主动要求医生多开一些，大部分医生都会满足患者的要求。肖永红认为，中国抗生素滥用的根本原因，是制度缺陷、监管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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