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读唐浩明的《曾国藩传》,从一个老桥段读出了新味道。书中写曾国藩初见自己未来的女婿聂缉槻,两人讨论江南机器制造总局的前景。聂缉槻恭维了几句,话峰一转,谈到“江南总局本可以取得更大的成就,但诸多原因限制了它不能长足发展”。热情高涨的曾国藩心头一惊。
聂缉槻如此说:江南总局完全靠朝廷拨款,不能***经营。这几年来,总局生产出来的所有***火船只,都直接调***营炮台,没有收回一文钱。曾国藩觉得新奇,这不是“天经地义”嘛?朝廷出钱办工厂,造出的***炮调往朝廷管的***营炮台,当然不能再收他们的钱。聂缉槻解释:在洋人看来,这完全不是办厂的路子。江南总局是靠海关税提成,税收多,提成多,税收少,提成少,造出的东西,不管好坏优劣,亦不在乎多少,都可交代。如此,接踵而来的是另外两大弊病:一是质量差,数量少,式样陈旧,二是浪费严重。
洋务运动的困局,恰如今日传统媒体的处境。清廷内外交困,被迫以“自强”“求富”为目标,从***事、***治、经济、教育、外交各方面改良,但以衙门式的方式管理企业,终于功亏一篑。今天传统媒体顿足捶胸要拥抱新传播时代,如果只是“师夷长技以制夷”,觉得把内容搬上移动互联网就是抓住潮流,不从改造基因上下功夫,也只是一场“新洋务运动”。
听了聂缉槻的话,曾国藩觉得质量差数量少和浪费严重两大毛病必须纠正。但洋人办厂的路子,他认为不能走,要各***营炮台用银子来买***火,在中国根本不可实行,也非他的能力所及。这种上半身与下半身的割裂,在媒体变革中亦是常态,毛病就出在“天经地义”四个字上。“天经地义”太多了:为什么需要重组一个内容团队,将原来的采编团队与新媒体打通不就行了?为什么要产品化,基于内容做价值延伸不就行了?为什么要给新媒体的员工支付更高的薪水,用同样的代价多招两个资深记者不就行了?为什么记者和编辑要每周7天,每天24小时为读者服务,杂志下了印厂后,把其它工作交给市场部门不就行了?
小趋势中生存靠微创新,大趋势中生存靠转基因,当风云变幻,一切不以转基因为目标的微创新都是掩耳盗铃。不止媒体,任何一个企业都会面对转基因的大考。过去此过程需要数十年甚至上百年,但如今在技术推动下大大缩短了。雅虎、诺基亚、摩托罗拉等都具备《基业长青》中伟大公司的特质,都不缺乏创新,都看到了未来并作出努力,但都无法避免衰落的命运,原因之一就是“天经地义”的包袱太沉重了,把太多时间花在了争论上——你可以想象,让雅虎从媒体型公司转向技术型公司,需要动多大的手术。拉近一点,如果让华为在手机去掉莫名其妙的“不仅是世界五百强”的开机画面,又需要协调多少个部门。
何止企业,国家转型也是不断与“天经地义”做斗争。过去,地方***府仰赖投融资平台和项目驱动式发展,中央***府对经济放缓的宽容度很低,这都是“天经地义”。而最近国家坚持转型的决心更加明朗,引导中国经济去杠杆化虽然痛苦,但却会减少因***策摇摆产生的套利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