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文化经典系列之――
北宋词坛因为苏轼的出现,再度掀起风起云涌的改变。自苏轼以来,词的诸多创作规矩纷纷被打破,演变为大张旗鼓的革新。苏轼的作为,给词坛带来全新的风貌,深深地影响了周围的一批词人,词坛风气也随之缓慢转移。
苏轼是文学艺术上有多方面成就的大家,在历史上产生过巨大的影响。苏轼的诗,涤荡了宋初纷华绮靡的恶习,为宋诗的发展开辟了新的道路,奠定了宋诗的独特面貌。著有《东坡全集》150卷、《东坡乐府》3卷。存诗2700多首,词350余首。
以诗的内容与题材入词
在北宋词坛上,苏轼是革新的主将。他打破许多已形成的规矩,在词中表现了自己自由的个性,被时人归纳为“以诗为词”之变革。
“诗言志词言情”,是在创作过程中形成文体的界限。苏轼以前,一些不甘心受此局限的作家尝试着突破,不过,他们的突破总是零星的,没有引起广泛的注意,产生广泛的影响。苏轼是第一位对词的内容题材做了大面积改变的作家,引起了当时词坛的震动。
首先,苏轼以词抒写了爱国的豪情壮志。北宋内忧外患交织,尤其西夏、北辽的边患威胁,始终令北宋统治者寝食难安。每一位有志于现实的文人士大夫当然也牵挂着这一切,期望自己建功报国,有所作为。苏轼活跃于***坛的年代,边塞矛盾集中在防御西夏的入侵方面。
其次,苏轼词多侧面地再现了农村生活。苏轼平生在许多地方任过职,每到一地,他总是勤***爱民,努力为当地百姓干一些实事、好事,如疏浚西湖、赈济灾民、减免杂税等等。他对“民本”农田生产尤为关心,在各地兴办的实事也大都围绕着农业生产。这方面的关心表现在词中,于是出现了第一个把农村生活纳入词这一领域的做法。
再次,苏轼词揭示了复杂的内心世界。广义地说,任何文学作品都可以算作是作者内心世界的一种反映,而这里所说的“内心世界”,则主要是指苏轼的词扩大了反映内心世界的范围。他的词已不再局限于伤春伤别与离情相思,而是抒写了个人的***治理想、人生态度、内心的苦闷和思想上的矛盾。千百年之后,仍可以想象如见其人。苏轼通过自己的创作,进一步发挥了词的抒情功能与社会功能。
第四,苏轼词诉说了真挚的亲朋情感。宋词因流行于花前月下杯酒之间,传唱于“十七八”歌妓之口,虽然以诉说情感见长,但所抒发的大都是文人或士大夫与歌儿之间的游戏之情,往往是在一种逢场作戏的态度支配下创作出来的。与家人、与友人等比较真挚、庄重的情感,几乎很少入词,苏轼之前只有欧阳修等大词人才偶尔为之。到了苏轼笔下,却变得十分通常,处处可见。苏轼一生兄弟情笃,苏辙是他在词中抒发思念之情的一个对象。除了人们熟悉的《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以外,还有《木兰花令》。词前小序告诉读者:这是苏轼旅途中“闻夜雨”思念弟弟与友人所作。词借用传统的悲秋思人手法,传达对弟弟与友人的一片深情。
苏轼送别友人、怀念友人的词作也充满着真情实意。《临江仙》说:“凭将清泪洒江阳,故山知好在,孤客自悲凉。”能够充分体会友人登程独行的孤寂与凄苦的心境。《南乡子》说:“回首乱山横,不见居人只见城。谁似临平山上塔,亭亭,迎客西来送客行。”借“山上塔”抒发自己拳拳情谊,婉转情深。《浣溪沙》说:“门外东风雪洒裾,山头回首望三吴。不应弹铗为无鱼。”对友人的牵挂之情洋溢于言表。
第五,苏轼词展现了清新秀丽的水光山色。苏轼豁达的心胸也得自于湖山。每到一地,苏轼总是兴致勃勃地游览山水,陶醉其间,物我两忘。苏轼咏杭州美景的如“欲把西湖比西子,淡装浓抹总相宜”(《饮湖上初晴后雨》)等诗篇已经脍炙人口。
此外,苏轼在词中有咏仙者,《水龙吟》上片说:“赤城居士,龙蟠凤举。清净无为,坐忘遗照,八篇奇语。”下片进一步写自己的羡慕心情:“临江一见,谪仙风采,无言心许。八表神游,浩然相对,酒酣箕踞。待垂天赋就,骑鲸路稳,约相将去。”有括前人诗篇诗意者,如《水调歌头》(昵昵儿女语) 括韩愈的《听颖师弹琴》,《哨遍》括陶渊明《归去来辞》;有以词说禅说理者,如《如梦令》说:“水垢何曾相受,细看两俱无有。寄语揩背人,尽日劳君挥肘。轻手,轻手,居士本来无垢。”词人“无垢”的是内心世界,小词借沐浴一事喻明此理。又如《临江仙》说:“人生如逆旅,我亦是行人。”“此身是传舍,何处是吾乡?”都是借题发挥的说理议论。又有咏叹历史沧桑巨变者,《念奴娇》感慨赤壁历史古迹,流传甚广。刘熙载《艺概・词曲概》说:“东坡词颇似老杜诗,以其无意不可入,无事不可言也。”也就是说,苏轼词扩大了反映生活的领域。在苏轼现存三百余首词里,诸如咏史、游仙、悼亡、惜别、登临、宴赏,此外,山河风貌,田园风光,参禅悟道,哲理探讨等,几乎无所不写,无所不包。经过苏轼的创作,人们才真正看到词可以反映广阔的生活内容。也正是通过苏轼的创作,才开始摧毁词为艳科的狭小樊篱,改变了词为“诗余”、诗高“词卑”的传统偏见。苏轼对词题材与内容的拓展是空前绝后的。只有南宋的辛弃疾,在新的时代精神与社会因素的激荡下,在这方面所做出的贡献方可与东坡臻美。
以诗的风格和意境入词
苏轼在词史上的另一不可磨灭功绩便是拓宽了词的意境,改变了词的风格,使词与诗气脉相通。前人曾多次总结苏轼这方面的功绩,称其创立了“豪放”词派。所谓“豪放”是针对“婉约”而言的。“婉约”、“豪放”之分,最早始自明人张。清人王又华在《古今词论》中说:“张世文(即张)曰:词体大略有二:一婉约,一豪放。盖词情蕴藉、气象恢弘之谓耳。……如少游多婉约,东坡多豪放,东坡称少游为今之词手,大抵以婉约为正也。”明代的徐师曾在《文体明辨序说・诗余》中据此做进一步的概括:“有婉约者,有豪放者。婉约者欲其辞情蕴藉,豪放者欲其气象恢弘。”苏轼本人也标举过“豪放”的风格。他在《答陈季常书》中说:“又惠新词,句句警拔,诗人之雄,非小词也。但豪放太过,恐造物者不容人如此快活,一枕无碍睡,辄亦得之耳。”(《东坡续集》卷五)宋人对苏轼词的新风貌早有敏锐的觉察。俞文豹《吹剑录》所载东坡“幕下士”之言柳永词须“十七八女孩儿”演唱、东坡词须“关西大汉”高歌,便道出个中因由。这里尽管没有标举“豪放”与“婉约”,然而对比两种风格迥异词风的意***十分明显。“豪放”与“婉约”只是对北宋词风格一种粗线条的划分,还不能包括所有的词风(包括苏轼自己的词在内),但就广义的角度来讲,以“豪放”、“婉约”来区分北宋词坛的两大不同词风,还是符合创作实际与历史实际的。沿着这条线索看后人词创作之走向,同样能明了苏轼在词坛上的卓越贡献。
苏轼词风的转变,首先是由于歌词抒情模式的转移。苏轼拓展词境之作,都是以自我为抒情主体的,彻底改变了前人“代言”的方式。苏轼奔放之情怀、雄伟之志向都能在词中一一得以表现。与苏轼宽阔心胸、坦荡襟怀相映衬,词中出现的景物也都显得气象宏大,气魄非凡。由于苏轼个人独特的审美趣好,所取之景多为清新明丽者,于是,清雄旷达便成为苏轼豪放词的典型特征。苏轼现存三百余首词里,属于这一类清雄旷达之豪放者,大约有四十余首。前介绍苏轼词内容与题材之扩大时所引的词,都不同程度地具有这样的审美特点。最能代表苏轼独特风貌的作品,当数《念奴娇・赤壁怀古》。
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遥想公瑾当年,小乔初嫁了,雄姿英发。羽扇纶巾,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故国神游,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人间如梦,一尊还酹江月。
这首词描绘了赤壁附近的壮阔景物,通过对古代英雄人物的赞美,抒发了诗人的理想抱负以及老大无为的感叹。比《念奴娇》写得略早一些的《水调歌头》,是中秋之夜咏月兼怀念弟弟子由之作,同样被人们认为是苏轼词中的杰作。全词设景清丽雄阔,如月光下广袤的清寒世界,天上、人间来回驰骋的开阔空间。将此背景与词人超越一己之喜乐哀愁的豁达胸襟、乐观情调相结合,便典型地体现出苏词清雄旷达的风格。《念奴娇》与《水调歌头》内容和题材虽有所不同,但意境却同样神奇壮美,风格也同样豪迈奔放。
由上可见,苏轼词的清雄旷达的风格,在通常情况下,总是和词中壮美的意境完美结合在一起的。拍岸的江水、穿空的怪石、挺拔的大树、浩瀚的夜空等等,这一类景色随处可见。如“江汉西来,高楼下、蒲萄深碧。犹自带、岷峨雪浪,锦江春色”(《满江红》);“雪浪摇空千顷白,觉来满眼是庐山,倚天无数开青壁”(《归朝欢》);“有情风、万里卷潮来,无情送潮归。问钱塘江上,西兴浦口,几度斜晖”(《八声甘州》)。这一类清奇雄健的自然景物,又往往被词人放在运动和变化之中来加以描绘,于是便给读者以强烈的感受。从人物与人世方面来看,苏轼词的清雄旷达的风格,又总是和羽扇纶巾的风流人物、挽雕弓如满月的壮士、把酒问月的诗人、乘风破浪的渔父等形象紧密结合在一起的,从而鲜明地表现出词人的理想抱负与乐观进取、积极用世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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