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文网韩愈于元和七年（812）2月由职方员外郎左迁国子监博士，元和八年（813）3月改官比部郎中、史馆修撰，而《进学解》中“诸生”之一有谓“弟子事先生于兹有年矣”，可见此文作于元和八年（813）二三月间。这一年，作者46岁。此前韩愈为官并不顺利，或一再为人谗害，或数次遭到贬黜，故“作《进学解》以自谕”。史载时相读其文即改任其职，所谓“（韩愈）既才高数黜，官又下迁，乃作《进学解》以自谕，执***（时宰相为李吉甫、李绛和武元衡）览之，奇其才，改比部郎中、史馆修撰”（《新唐书・韩愈传》）。
《进学解》几乎全是“感激怨怼奇怪之辞”，但作者出语巧妙，颇具艺术匠心。茅坤就说：“此韩公正正之旗、常常之阵也。其主意专在宰相。盖大材小用，不能无憾。而以怨怼无聊之辞托之人，自咎自责之辞托之己，最得体。”（《唐宋家文钞・韩文公文钞》卷十）茅坤认为，韩愈作《进学解》，是在发牢骚，是在为黜官大材小用鸣不平，许多话都是说给宰相听的。这一看法大体符合韩愈写作此文的动机。而说文章“以怨怼无聊之辞托之人，自咎自责之辞托之己”也基本上道出了此文的写作特点。要点明的是，无论是“人”之“怨怼无聊之辞”，还是“己”之“自咎自责之辞”，都是作者韩愈“感激怨怼’’的牢骚语，是他自炫其学、自夸其才、自道其为人、自述其困穷的真心话。
此文构思的奇特表现在作者抒发累被摈黜、大材小用的牢骚，全借师生问答的形式说出，而问答的设置又极富诙诡情趣：国子先生谆谆教诲诸生，学生振振有词地反驳先生，先生再以自咎自责的态度，平心静气地加以解释。而反驳也好，解释也好，都说得酣畅淋漓。
文章结构简单，仅有三段，但各段行文自有特色，值得细说。前已言及，此文构思时是以一具有诙诡情趣的故事情节作为结构其文的线索的，故三段文字环环相扣，钩连紧密。首段写国子先生以进学之道教诲诸生，实对中段、末段所写师生驳、解内容有引发作用，故所写先生训词极为简要，且有很强的针对l生。训词要点有三：一是讲诸生要努力学习，所谓“业精于勤而荒于嬉”；二是讲诸生要谨慎行事，所谓“行成于思而毁于随”；三是讲当前国家形势大好，君圣相贤，法规健全，而***府十分重视用贤才，诸生不要担心官吏看不清楚自己的才能，也不要担心他们用人不公。显然，三要点中，第一点是直接说如何进学（使学业进步）；第二点是因说到学业而言及行事；第三点是要诸生解除顾虑，唯“业精”、“行成”是求。就文章结构而言，这第三点十分重要。正是因为有这层意思，才引起一位太学生的反驳，使得文势大开。试想，如果没有第三点，让国子先生絮絮叨叨地对如何“业精”、“行成”作“理论发挥”，那文章的波澜恐怕就难以生成了。
中段的主体部分全是驳词，系听讲的某一弟子所言。驳词的写法有三个特点。一是驳词内容针对韩愈训词要点而发，意谓先生可谓“业精”、“行成”，现实境遇却是才不见用，动辄得咎。具体说，谓其“业精”，则说到“先生之业，可谓勤矣”、“先生之于文，可谓闳其中而肆其外矣”；谓其“行成”，则说到“先生之于儒，可谓有劳矣”、“先生之于为人，可谓成矣”。谓其现实处境狼狈，则言其被谗、黜官之事和生活窘迫之状。使得前后相比，反差极大，足证先生之言的不可信。二是说先生“业精”、“行成”及处境狼狈事，皆详言尽言，铺陈渲染，以至夸张、形容。如说“业精”、“行成”，不但从四方面分而言之，构成呈排比形式的四小段，而且在每一小段选用对句，细言其事。像“先生口不绝吟于六艺之文”一段，就不但写出先生读书的勤奋，还写出他读书的范围、读书的态度和读书的方法。“沉浸酞郁”一段，也是详细说到他如何吸收先秦、西汉文章艺术特长而勤于写作的故事，一口气列出十来种文献艺术上的特点。至于说先生今日的狼狈处境，更是细加形容，展开来说。如此详尽言之，目的是把先生之才说够，把先生动辄得咎和因黜而困的现实遭遇说透。又，作者构思其文，安排弟子作驳，本来就有借其口极称先生之才、极言先生之困而泄作者之愤的用意，他说得愈充分，就愈能见出作者的不平。所以文中驳词的主体部分，由叙议结合、容量极大的长句所构成的排比句组成，而每一长句都是文势有开有合，顿跌有致。故连作排比，既能铺陈其事，又能以气运词，以至出语含怒带愤，感彩很浓。三是中段写弟子反驳先生，驳词所用语气极合弟子身份，因而出语自然。文中弟子反驳先生的第一句“导入语”便是“先生欺余哉”，一张口就对先生训辞所言作了否定，而且是带着激愤情绪作出的否定，这一否定，一方面对下作反驳，有引发作用，另一方面又为下作反驳，用不平语气对先生大材小用、累受摈黜一一道来定了调子。而说“弟子事先生，于兹有年矣”，显然有交代弟子何以对先生知之甚多的原因，同时也是在为弟子何以说“先生欺余哉”摆证据。值得注意的是，作者并不把这句话放在“先生欺余哉”之前，因为那样就会淡化弟子反驳时的情绪，会影响到驳词语言的节奏和气势，不利于显露弟子的个性特征。驳词中有助于显示弟子个性特征的，还有他最后说的“不知虑此，而反教人为”一句。这句话是反驳先生，但指责中含讥嘲语气，与开头说“先生欺余哉”，都表现出弟子为人单纯、正直、爽快和略显执拗的性格特征。作者写出弟子的这些为人特点，再写他的逞性腾说、罗列事实以作反驳，就显得自然、合理，同时也更能显出学生所说事情的真实性。
末段是先生对弟子所作反驳的解释，句句皆为自咎自责之词。意谓自己“学”、“言”、“文”、“行”全不足道，“犹且月费俸钱，岁靡廪粟”，“圣主不加诛，宰臣不见斥”，就够幸运了，“动而得谤”、“投闲置散”正是应有的结果，怎么能埋怨宰相不重用自己呢？行文则分三层意思说来。一说“校短量长，唯器是适”乃宰相用人之方；二说孟轲、荀卿“绝类离伦，优入圣域”尚且不遇于世；三说自己学、言、文、行样样不足，应安于现状，不该作非分之想。三层意思的表述，其写法和功用都不一样。说“宰相之方”，实由说“匠氏之工”、“医师之良”引出，是用匠氏、医师比喻宰相，把宰相用人之术说得形象、生动。而文中用排比句式曲折道来，不但对宰相用人之术的特点有强调作用，还表现出先生解释时平心静气、自咎自责的诚恳态度。后者显然和弟子反驳时语带怒气不同。又从文章结构着眼，解词先正面说出“宰相之方”，是为最后讲不应该指责宰相用人不公预作前提。末句“是所谓诘匠氏”云云，实以“匠氏”、“医师”代指宰相，正和前言“宰相之方”三句呼应。而说自己应安于现状、不应指责宰相的理由也是从远处道来。即先说孟、荀不遇于世，再讲自己遭遇理应如此。说孟、说荀都是有叙有议，说自己更是详言其不才、细言其不幸、反复声言其不怨。和中段借弟子驳词称扬作者才高而为其鸣不平一样，末段写先生作解自咎自责而不怨，也是在替作者发牢骚，只是方法不同，前者是直接称扬其才而言其不应累受摈黜，后者是以抑为扬，不说不遇之悲，胜言不遇之悲。如说孟、荀“优入圣域”云云，就有自我标榜之意；而说“投闲置散，乃分之宜”云云，分明是反话正说，内含怨气。
韩愈《进学解》构思的巧妙，除借他人之口扬其才、吐其怨而精心编写驳词、解词以外，还表现在对引出师生问答的极富戏剧性的情节安排上。如文中写国子先生早晨进入太学，招集诸生听他讲如何进学、行事的道理，话未说完，不意队列中有个学生连连发笑，居然振振有词地以先生为例对先生的教诲一一加以反驳。于是先生就要他出列上前，然后指着学馆屋宇对他由近及远地加以解释。就这样用一个师生辩论的故事，把作者怀才不遇的怨愤说了个痛快。其构思之妙，或如林纾所说：“大旨不外以己所能，借人口为之发泄，为之不平，极口肆詈，然后制为答词。引圣贤之不遇时为解。说到极谦退处，愈显得世道之乖、人情之妄，只有乐天安命而已……文不过一问一答，而啼笑横生，庄谐间作。文心之狡狯，叹观止矣。”（《韩柳文研究法・韩文研究法》）
说到《进学解》以问答方式结构其文，人们常将它与东方朔《答客难》、扬雄《解嘲》同论，其实有同有不同。同的是三文均是作者自譬自解以抒愤郁。不同的是，《答客难》、《解嘲》“皆以时势不同立论”，而《进学解》则“靠定自身发挥”（钱基博《韩愈志・韩集籀读录》），以称说己事为主要内容。此外，三者文风也不一样，《答客难》恣肆宏放，颇有战国时代纵横家说辞的风格；《解嘲》铺陈排比，且多对句，辞赋风格显著。《进学解》也用铺陈、排比手法，造句也有大体相对的偶句，有些句子还有韵脚相连，故有人说它是辞赋体，也有人说“《进学解》之为骈，盖亦有意而为之者”（姜书阁《骈文史论》），其实，它只是参用辞赋、骈体句法，基本形态仍是散文。亦如林纾所言：“昌黎所长在浓淡疏密，相间错而成文，骨力仍是散文。以自得之神髓，略施丹彩，风采遂焕然于外。”（《韩柳文研究法・韩文研究法》）
（吴小林编著，《唐宋家文品读辞典》上卷，新世界出版社2008年3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