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科学论文10篇

中国社会科学论文篇1

《中国地质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在经过了十年的快速发展之后，2011年继续保持良好的发展势头。这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明确提出了绿色文科、绿色学报的办刊理念，期刊定位更加清晰，学报定位为“多学科研究资源环境问题的国内高端学术平台，广受学界尊敬的新锐文科学报”。二是相关期刊数据继续前移，权威文摘转载量稳中有升。学报再次入选全国中文核心期刊（北大2011版）和CSSCI来源刊（2012-2013），其中在CSSCI同类期刊排名由2008-2009年版的第65位、2010-2011年的第42位提升到第27位。三是特色栏目“资源环境研究”荣膺***“名栏工程”建设栏目。

为感谢海内外专家学者的支持与厚爱，进一步提高期刊质量和学术影响力，本刊编辑部决定从2011年起，开展年度优秀论文评选活动。现将具体事宜通知如下：

一、评选范围

《中国地质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年刊发的全部论文（共计119篇）。

二、评选数量

共评选10篇优秀论文。

三、评选标准

1.论文选题探讨的是本学科的前沿、难点问题，或在研究方法上有新颖独到之处。

2.有较高的影响因子。

3.被权威文摘全文转载。

4.适当考虑是否为重要基金项目。

四、评选方式

1.初选阶段。在初选阶段，作者可以自荐，读者可以推荐，但需要提供推荐理由或证明材料；同时，编辑部也将对所刊发的论文进行挑选。自荐或推荐截止日期：2012年3月31日。

2.专家评议阶段。成立由校内外知名教授组成的评审专家小组。编辑部将组织专家进行同行评议，确定拟入选的优秀论文并在中国地质大学学报网站（省略）上进行公示。

3.省略.

中国地质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编辑部

我校首个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开题论证会召开

中国社会科学论文篇2

【摘要题】理论探索

【关键词】社会科学/科学生产力/CSSCI

1引言

科学生产力与物质生产力是两个不同的概念范畴，它们的成果表现形式有着质的差别。后者的成果是物质的、有形的，而前者则是非物质的、无形的，需要经过转化才能成为有形的。自然科学、技术生产力成果的表现形式主要是论文、著作、专利；社会科学生产力成果的表现形式则主要是著作、论文、研究（咨询）报告。对于物质生产力的评价国际上已经建立起一套通用的、公认的指标体系，可以进行直接评价。而对于科学生产力的评价，由于它的成果是非物质的、无形的，因此无法对它进行直接评价。目前，国际上的通用做法是对它的成果的转化表现形式进行量化评价，从而对科学生产力进行间接评价。

论文是科学成果的重要表现形式之一，这里所说的社会科学生产力是指社会科学生产的能力。20世纪60年代，美国学者加菲尔德(E.Garfield)主持的美国费城科学信息研究所(ISI)研制了《科学引文索引》(SCI)，以在SCI来源期刊上发表科学论文的数量和已被SCI录用论文的引用量作为衡量科学成果的量和质的主要指标。经过30多年的实践，目前SCI已被国际公认为评价一个国家、一个地区、一个单位乃至学者个人科学成果（主要是基础研究）和学术影响的主要工具。自1988年开始，受国家科委的委托，中国科学技术情报研究所依据SCI每年我国各科研机构、高等学校在SCI的发文量和被引量统计。这一重大举措导致了各高等学校、科研机构纷纷采取各种激励措施，从而在总体上有力地促进了我国科学生产力的发展。

在E.Garfield的主持下，自《科学引文索引》之后，美国费城科学信息研究所相继研制、出版了《社会科学引文索引》(SSCI)和《艺术与人文科学引文索引》(A&HCI)。但SCI、SSCI、A&HCI是国际性的，且不收录中文期刊，而我国的科学研究人员的成果绝大多数发表在国内出版的中文期刊上。为了能准确、全面地反映、评价我国的科学生产力，研制基于中文学术期刊的引文索引就成为十分紧迫的重要任务。1995年，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研制的以国内出版的核心科技期刊为素材的《中国科学引文数据库》(CSCD)正式出版。1998年南京大学开始研制《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hineseSocialScienceCitationIndex-CSSCI)，1999年经专家组论证，***正式批准，将《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列为***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九五”规划重大项目。

在***社***司的支持和指导下，经过课题组3年多的努力，《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已研制成功，相继出版了CSSCI(1998)、(1999)、(2000)、(2001)光盘和网络版，并提供查询、咨询、统计服务（包括网上服务）。CSSCI的出版填补了我国该领域的空白。

CSSCI来源期刊的选定是在***社***司的直接指导下、广大社会科学领域专家的参与下进行的。2001年3月，***社***司成立“中国社会科学研究评价中心咨询委员会”，由全国17所高校的社会科学专家和社科管理专家组成。在***社***司领导的参与下，咨询委员会于2001年3月、4月、5月分别在南京、长沙、珠海召开会议，对CSSCI来源期刊进行了充分、深入的讨论，会后由***社***司组织全国社会科学领域1000名教授对CSSCI来源期刊进行评选，最后确定CSSCI来源期刊419种。这保证了CSSCI的科学性、客观性。

表1论文的地区——学科分布

附***

说明：由于少数论文涉及2个学科、作者涉及2个地区，故论文总数略多于CSSCI(2001)论文总数。

本文基于《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2001)，以发表学术论文为指标，对我国社会科学研究及其结构、分布作一初步研究，以对我国社会科学研究作一宏观描述。

2社会科学学术论文总量及其地区、学科分布

《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2001)来源期刊为419种，录用来源文献为61492篇。根据CSSCI(2001)数据库，分析、统计得出社会科学学术论文的地区——学科分布，如表1所示（见上页）。

3我国社会科学生产力结构分析

由表1论文的学科分布可知，2001年我国社会科学学术论文总量中经济学占30.41%，这是我国改革开放20年来实施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方针在论文学科分布中的反映。占社科论文总量4%以上的其他8个学科依次是：教育学，***治学，新闻与传播学，***书馆、情报学与文献学，文学，历史学，法学，哲学。

由表1论文的地区分布可知，2001年发表的社会科学学术论文中北京占28.16%，列第1位，遥遥领先于其他省市，这是由北京市集中了量多质高的高等院校、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央******部门（含所属研究机构）所导致的。占社科论文总量4%以上的其他6个地区依次是：上海(9.04%)，江苏(7.70%)，湖北(6.82%)，广东(6.45%)，浙江(4.52%)，四川(4.23%)。表1全面反映了我国社会科学生产力的地区分布。它还列出了社会科学各学科论文的地区分布，由此可反映出社会科学各学科生产力的地区分布。表2列出了各学科论文发文量按地区分布的前5名，反映了各学科社会科学生产力处于领先地位的省、市，比较突出的是北京、上海、江苏、湖北、广东。

表2学科论文地区发文量排序前五名

附***

收稿日期：2003-06-09

【参考文献】

1邹志仁.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2001).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3

2邹志仁.中国社会科学研究计量指标——论文、引文与期刊引用统计（2000年）.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3

中国社会科学论文篇3

关键词：人文社会科学研究 评价体系 评价理论 评价应用

中***分类号： G30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3-6938（2013）06-0133-02

从科学研究活动产生时，就产生了科学研究评价。随着科学研究活动不断发展，其社会影响不断扩展，科学评价工作越来越受到各国***府和社会各界的重视。人文社会科学在整个科学体系中占有重要地位。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评价体系是对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活动及其结果进行评价的基本依据；其评价工作是人文社会科学事业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规范和促进人文社会科学健康、有序发展的不可缺少的重要措施。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人文社会科学进入了一个繁荣发展的新时期，在规模和职业化程度上都得到了很大发展。然而在其发展中也暴露出许多问题。在学科建制的发展上，运行机制过分市场化倾向、学术失范；在学术精神、学术传统的传承上，浸透着过多的学术功利性；在人文社会科学学科管理上，成果评价行***化、非规范性。这些行为与现象的蔓延，已经引起学界及社会的普遍关注并严重阻碍了我国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进一步发展。造成这些问题的核心症结就是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评价的错位和失范。

如何科学、客观、公正地评价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如何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建立与完善我国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的评价机制、评价标准和评价体系，已成为刻不容缓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2012年1月，武汉大学出版社正式出版了的《人文社会科学评价理论与实践》（以下简称“本书”）。本书是邱均平教授主持完成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我国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评价体系的构建与实证分析”的优秀研究成果，是我国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第一本理论、方法和实践相结合的全面系统的专著，该书大量开拓性的工作和理论建树，对我国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评价的理论研究和实施工作必将产生深远的影响。

1 构建了中国特色的、科学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评价体系

科学评价体系是学术标准、学术价值、学术方向和学术期望，其核心是决策者意志和现行价值观结合的一种浓缩体现，是国家与民族精神的培育及发展的内容。当前我国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评价领域大多数的论文都是成果评价方面的，而且数量较少，不全面、不系统，远没有形成一个与国际接轨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国内公认的人文社会科学评价体系。本书开创性的提出了我国人文社会科学评价体系。

本书提出 “评价体系”是评价活动的各种构成要素及其相互关系、运行机制的总和；包括评价的不同主体、对象、目的、标准、程序、方法、工具、指标、制度规范，其相互关系、制约条件、组织系统等。并运用一定的评价理论，同时考虑评价活动的外部环境，提出了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评价体系的总体框架。人文社会科学评价体系包括四层结构：（一）学科发展评价体系、（二）学科研究评价体系、（三）学科教育评价体系、（四）学科社会影响评价体系。其中学科研究评价体系是重点，包括：（1）科研计划评价、（2）科研项目评价、（3）科研成果评价、（4）科研机构评价、（5）科研人员评价。科研成果评价是核心，在对科研成果的评价研究中，又包括①国际评价比较分析、②评价理论研究、③评价方法研究、④评价指标体系研究、⑤评价机制研究、⑥评价实例研究、⑦宏观发展研究、⑧评价结果管理应用。

2 理论、方法和实践的紧密结合

评价学是应用性非常强的学科，而其在实践中的应用又离不开科学理论的指导。当前评价学发展中存在着的重要问题是怎样将评价学理论和方法与评价实践相结合的问题。本书为我们提供了理论、方法与实践紧密结合的典范，沿着“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评价理论基础——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评价体系——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评价的实证与应用”这一思路进行了阐述。

本书考察了当代国内外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评价现状，指出西方发达国家在研究方法上比较注重研究的规范性，重视数据和实证；对同行评议的研究，重视基本概念和程序，逻辑分析严密；对定量评价方法的研究也很多，包括各种科学计量学方法的应用。然而在我国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评价的环境之中，国内的研究规范性上普遍不够，实证性普遍较弱，以思辨性的研究为主；对定量评价方法的研究侧重于指标打分的计算处理模型方面，对科学计量学及定量评价的本质等重视不够；从许多关于“指标打分法”的研究来看，依靠个人主观感觉、好恶设计评价指标体系的很多。

本书在深入探析了当代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评价的要素体系、分类体系、运作体系、指标体系、人文社会科学成果、机构及项目评价的研究理论问题基础上，对相关评价理论进行了实践应用。进行了h指数用于科研人员成果评价的探索实践，中国学术期刊国际影响力的计量分析与评价的探索实践，以及我国人文社会科学机构评价的实证研究，本书还详细介绍了人文社会科学发展与评价信息系统集成平台的构建与应用。

3 研究方法科学

本书采用了一些科学的研究方法，保证了内容的科学性、可靠性，论证的充分性，主要包括： ①对比分析方法，例如对国内外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现状进行了比较分析，对国内外人文社会科学学术机构及其评价进行了比较；②实证方法，例如本书进行了基于中国引文数据库的h指数的实证研究，包括作者、期刊、研究院所、研究专题的h指数分析，对我国人文社会科学机构评价的实证研究，包括对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所、***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中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竞争力评价的实证分析；③分类方法，例如本书对人文社会科学评价要素进行了科学分类，根据见诸于各类研究文献中的名词、概念，通过逻辑分析，归纳总结了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评价的要素包括：评价主体（委托方、评价方、被评价方），评价对象，评价目的，评价标准，评价内容，评价指标，评价方法，评价程序，评价数据，与评价结果等10个基本要素。本书在分类基础上对这些各类要素作了分析。

4 价值巨大

作为我国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第一本理论、方法和实践相结合的全面系统的专著，本书既具有很高的科学理论价值，又具有很强的实践指导意义。

在理论贡献方面：由于当代科学评价工作是一个复杂的过程，科学评价系统是社会活动大系统的一个子系统，涉及到众多的理论问题。本书不仅研究了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评价的理论基础和方***基础，而且还研究了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评价中其他方方面面的理论问题，其中包括的重要理论问题有：人文社会科学评价理论体系自身的构成、梳理和构建，我国人文社会科学评价的社会环境体系及其对评价活动与研究的影响，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评价活动体系，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评价活动的规范体系等。构建了系统的、完善的人文社会科学评价理论，因此在我国评价学领域具有非常高的理论价值。

中国社会科学论文篇4

关键词：社会科学；科学方***；历史唯物主义

十九世纪中期，马克思、恩格斯创立了比较完备的历史唯物主义哲学方法。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又叫做历史决定论，或者生产决定论，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而且，我们认为历史唯物主义就是人类认识和研究社会最科学、最完备的方***。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也不同于一般的哲学方***，他在历史唯物主义社会历史观的基础上形成，对现实社会科学研究具有直接指导意义。历史唯物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的基础，为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提供了一般的方***指导，而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是历史唯物主义在社会科学研究领域的具体化。

一、社会科学与社会科学方***之间的关系

社会科学方***本身属于社会科学的一个分支学科，它依托于社会科学，它们之间的关系是“皮”与“毛”的关系。

（一）社会科学

1.具体社会科学的产生。

近代资本主义的形成，不仅推动了各门自然科学从哲学的母体中分化出来，而且也促进了社会科学的发展，使分门别类的社会科学也纷纷建立起来。

2.人文科学的发展

严格地讲，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有一定的区别。联合国科教文组织制定的《教育分类国际标准》中，“社会科学和行为科学”包括经济学、***治学、社会学、人类学、心理学、民族学、未来学等12个门类，而哲学、史学和文学等则被划入“人文科学”。一般来说，人文科学主要研究恒久地存在于人类社会中的社会现象和社会活动，它是人的精神文化活动及其人类历史进化的反映。社会科学主要研究社会各个领域不断变化和发展的社会现象和社会活动，包括经济、***治、管理等领域的现象和活动。从时间上讲，人文科学各学科在古代就已产生，而社会科学各学科产生于近现代。但实际上，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相互渗透，难以将其截然分开，所以，我们往往以“人文社会科学”或“哲学社会科学”予以统称之。

3.人文社会科学的社会效应

同志曾在考察中国人民大学时指出：“哲学社会科学，主要是帮助人们解决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解决理论认识和科学思维，解决对社会发展、社会管理规律的认识和运用的科学。”如果说，自然科学和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话，哲学社会科学也是第一生产力。哲学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犹如车之两轮、鸟之两翼，共同推动着人类社会的发展和文明的进步。

（二）社会科学方***的概念和特点

1.什么是方法

从词源上讲，“方法”一词在中国古代是规矩、规则之意。在西方，“方法”一词起源于希腊文，其意是沿着正确的道路前行。在现代，方法就是人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方式、准则、程序、线路以及工具、手段和途径。

2.什么是方***

方***，顾名思义，是关于方法的理论。方***，包括“论方法”和“方***”。方***需要哲学思维，但不仅有哲学的方***，而且有科学方***和技术方***。

3.什么是社会科学方***

社会科学方***是相对于自然科学方***而言的。所谓社会科学方***，是指从事社会科学研究的方***，这种方***是建立在社会科学研究的各种方法之上的，它除了论述这些方法之外，还要进一步阐明这些方法的客观基础、本质根源、基本特征及其运用的原则。

4.社会科学方***的特点

社会科学方法与自然科学方法相比有其自身的特点。其一，对社会现象的研究不仅要研究波普尔所说的世界一，还要研究世界二、世界三。其二，对社会的研究不仅要说明，而且要诠释；而诠释就是理解，就是评价；而理解和评价就是活动和改造。

但是，在现代条件下，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自然科学方***和社会科学方***呈现出相互交叉、相互借鉴和彼此融合的趋势。

二、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的内涵和原则

（一）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的内涵

1、主要内容

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既是其世界观，又是其方***。在此基础上，它具体化为从实践出发的方法。

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科学方***是一个创造性的开放体系，人类在社会认识和社会实践中所创造的一切合理的方法，马克思主义都应该积极地予以借鉴和吸收。

2、基本原则

贯彻在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中的基本原则包括如下几点：

第一，客观性原则。按照人类社会的本来面目来认识和理解人类历史，这是任何社会科学方***的首要的前提。尽管我们永远不可能把握纯而又纯的社会客体，但是，客观性的要求却是绝对必须的。

第二，主体性原则。这一原则要求我们，一要注重从主体的维度去观察社会客体；二要注重把真理原则和价值原则结合起来；三要注重坚持群众史观，反对英雄史观。

第三，整体性原则。整体性原则实质上系统性原则。

第四，具体性原则。具体地分析具体情况，是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

第五，发展性原则。这就要求我们用运动、变化和发展的观点去观察和分析问题，反对用静止和孤立的观点去观察和分析问题。

三、社会科学方***研究的意义

如何认识和把握哲学社会科学的地位、作用及其发展规律，是一个重要而复杂的方***问题，而这个问题远没有引起学术界足够的重视。

伴随社会科学的发展，目前，我国社会科学内部的方***意识日益自觉 社会科学的科学性与实践性、 本土化与国际化等，正成为经济学、 社会学和***治学等社会科学激烈讨论的问题。以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 真理观，特别是唯物史观为指导，研究社会科学的性质、功能和方法，是我国社会科学进一步发展的重要学术要求和前提。

社会科学也是科学文化中的重要组成部分，社会科学的方***或哲学研究，不仅对于社会科学研究规范的建立，对于社会科学的规划、组织和管理有积极的作用，而且对于加强理论的宣传，加强社会科学知识的普及，提高全民族的哲学社会科学素质，推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都有重要的意义。

参考文献：

[1] 陈向明，朱晓阳，赵旭东.《社会科学方法研究 （方法评论） 》.重庆大学出版社

[2] 田佑中.刘江涛译《社会学的建设性批判》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3] 李秀林.王于.李淮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原理》.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中国社会科学论文篇5

关键词 社会学 质性研究 中国化

〔中***分类号〕C91-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47-662X（2013）04-0101-07

一、中国社会学呼唤本土化

1学科建设的呼唤

社会学在中国的恢复重建，是与改革开放完全同步的。短短三十余年，社会学教学、研究机构从无到有，人才队伍迅速壮大，学科体系逐步成型，期刊、著作和学术成果在世界学术之林占有一席之地。尤其随着国家和谐社会、社会建设、社会管理的提出，社会学的学科地位也正在由过去相对次要的“潜学”变为越来越热的“显学”。

尽管中国社会学取得了长足的发展，但总体看，可以说我们尚没有建立起真正意义上的“中国社会学”。有学者指出，“中国社会学虽然阶段性地完成了学科重建的任务，但距真正意义上的学科复兴尚有不短的距离。因为学科重建之精髓不仅在于学系之建立，学刊之举办，学会之成立，著作之出版等那些有形要件，还在于一种学科知识传统之再建。在这一意义上，社会学重建的实质是‘学理’的重建。”田毅鹏：《社会学学科知识基础的重建》，《中国社会科学报》2009年9月22日第B8版。的确，从学理层面看，我们的社会学无论是话语体系还是方法理论，很大程度上都只是“西方社会学”。社会学教材的主要概念、范畴、理论都照搬自西方；研究方法直至成果表述都是套用、模仿西方体例结构；语言表述流行的是西方话语体系、符号系统；而在研究成果的评价上更是以西方为标准，称之为“学术规范”。 经济学在次级学科分类及教材建设中，明确提出了“西方经济学”概念。但社会学界却极少有“西方社会学”的提法。恰好表明大家默认的社会学只有一种，那就是西方的主流社会学。难怪有社会学家在总结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学的成就与问题时，指出中国社会学存在三种“令人忧虑的倾向”，第一种便是“西方尤其美国社会学概念和方法的简单移植”。应星：《中国社会学的转型与中国社会学的复兴》，《光明日报》2008年10月21日第11版。

社会科学研究、人文研究与自然科学研究不同，具有明显的地域性。这是因为，自然世界与人类社会是不能等同的，自然现象虽然变化无常，但是现象背后的规律，则是古今如一。因此，自然科学“它是科学的普适的，是无民族无国界的。”张宇：《关于构建中国经济学体系和学术话语体系的思考》，《光明日报》2012年8月20日第1版。物质世界服从宇宙统一的规律，所以不可能有“国别物理学”的产生，不存在自然科学的“本土化”问题。人类社会的发展当然也有许多共性和普遍规律，但不同国家、民族历史、文化的不同，使得大千社会表现出明显的差异性。企***把西方的理论、方法及所研究的主题，全盘移植到中国是不现实的、不科学的。社会学以解释社会现象、探求社会发展规律、维护社会和谐、推动社会进步为己任，其理论和方法的本土化是学科建设的必然要求。

2社会转型实践的呼唤

当今中国正处在社会转型期，社会结构剧变，社会矛盾高发，为社会学者提出了许多急需解释、解决的社会问题。应当说，当代中国社会学者还是普遍具有这种“问题意识”的。然而，目前我们极少看到社会学重大成果在解决现实社会问题中发挥理论指导、实践先导的作用。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建设、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等重大决策，相关理论及***策往往是由***治家们提出，社会学的功用则是跟在后面诠释、总结，提炼模式。

毫无疑问，社会学是一门应用性极强的学科，按常理说“社会”对该专业及毕业生应当有强烈的需求，然而现实是相关专业境遇极其尴尬。譬如，伴随社会建设的需要，国家民***部发文要求建设一支宏大的社会工作者队伍，***则短期内就在全国高校部署、设置、“培育”了一大批招收本科生和研究生的“社会工作”专业，一般是作为“社会学”一级学科下的应用型专业方向。然而，这些毕业生很快又大多成为“就业难”队伍中的一员。普遍反映“社工”专业所学内容“用不上”。这种际遇固然可以说与“体制”有关，但更多的确是学科自身的“先天不足”和“水土不服”，其照搬西方的基本框架、话语体系，与国内社区实际格格不入。

从马列主义引入中国后的境遇来看，是教条主义的照搬照套还是结合中国实际吸收消化创新，不同的态度展现截然相反的结果。与此类似，社会学的发展绝不能仅限于引入移植，而要立足中国实践，解决中国问题，尤其在社会转型的关键期，更迫切需要社会学的本土化。

3大国地位的呼唤

中国是世界第一人口大国，历史悠久，民族众多，国内生产总值也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可以说中国拥有世界最大且最复杂的“社会”，理应产生相应的“社会之学”。“但是，在当今世界社会学界，没有中国社会学流派，没有中国社会学思想，没有中国社会学大师。”李毅：《中国应创建世界一流社会学》，《中国社会科学报》2011年8月9日第4版。显然，这种状况与一个大国的地位是极其不相称的。

可以看到，中国社会学界不少专家权威“言必称西方”，评价标准也基本都是西方的，学界完全是一种弱国心态。一门学科整体上跟在别人后面亦步亦趋，不可能达到学术前沿，更谈不上超越。而社会学不同于其他学科，社会学的落后将很难孕育出先进的社会思想，也很大程度影响着国家软实力的发挥。

郑杭生教授认为，中国社会学的“理论自觉”是当今时代的要求，是当前形势提出的紧迫问题。“既不能看轻自己，抬高他人，也不能反过来，看高自己，看轻别人”。李潇潇：《理论自觉与中国的学术话语权——访著名社会学家郑杭生教授》，《中国社会科学报》2010年9月9日第5版。中国***十报告提出要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这里的“理论自信”包括了中国特色的社会学理论。但如果没有本土化的成功，就不可能建立起社会学的理论自信。本土化就是结合当时、当地实际，结合本民族、本地区实际。从一个国家范围来看，社会学的本土化即社会学的中国化。本土化需要一定的理论准备，需要建立在对世界主流社会学的全面了解和反思基础之上。

二、西方社会学的科学传统及量化倾向

作为一门***学科的社会学，是基于欧洲国家社会大转型时期的需求应运而生，是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的产物。与此同时，社会学也是伴随着近代自然科学的诞生而诞生，这种渊源也使得社会学学科体系思想方法打上了浓厚的自然科学烙印。公认的社会学鼻祖、创始者法国人孔德（1792-1857）就把社会学看作象自然科学一样，并认为是人类认识史上“科学序列”最高级也是最后一门学科。他对科学的排序依次为：数学、天文学、物理学、化学、生物学、社会学。社会学创立早期，干脆就叫“社会物理学”。之后，同样是法国社会学家涂尔干（1858-1917），以《社会学方法的准则》和《自杀论》等著作，奠定了社会学实证、定量研究的一般原则，并树立了示范样板。步入20世纪，统计科学的发展、抽样理论的创立，尤其盖洛普（1901-1984）美国舆论研究所的建立及其民意调查的成功，使得抽样问卷调查、多变量统计分析及检验技术逐渐成为社会学研究方法的标准。一代代西方社会学大师不断丰富发展着这门学科的理论和方法体系，但贯穿始终的是逻辑实证主义传统，尽量向自然科学靠拢看齐的方***仍然是西方社会学的主流。

“科学的”社会学必须符合科学的特性。其一曰客观。就是强调研究者***于研究对象之外，价值中立；只做客观描述，不做价值判断；反对先入为主，“人为”干预。其二曰实证。强调其“经验科学”特性，注重社会调查、社会实验，研究结果要求可重复、可检验。其三曰逻辑。倡导精确定量，注重数据分析、数学语言表达、数学模型统计方法。“只有当社会能够用数学语言来表示时，它的各部分之间的确切关系才能得到证实。只有当资料可以通过可信的计量工具用数量加以表示时，不同研究者的研究结果才能直接地加以比较。没有量化，社会学就只能停留在印象主义的臆想和未经证实的见解，因而也就无法进行重复研究，确立因果关系和提供证实的通则”。[英]哈拉兰伯斯：《社会学基础》，孟还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6年，第60-61页。

我国恢复重建以来的社会学，也一直十分明确地将其定位为“经验科学”。“中国社会学在恢复之初，主要是请美国社会学家来华讲学，受到美国社会学的研究风格影响较多一些。因此，30年来的中国社会学在研究风格上更具有实证研究的特点。”李强：《理论研究对于社会调查及实证研究的重要性》，《中国社会科学报》2009年10月29日第7版。以自然科学为模本，在研究应用中已经形成一整套“规范”严密的研究方法。包括抽样技术、量化资料收集技术、以数理统计为基础的资料分析技术等等。确立了量化研究在中国社会学研究中的主导地位。社会学的学术规范被概括为“洋八股”：问题—文献—假设—测量—数据—方法—分析—结论。“一项研究要从问题出发，然后综述相关文献和理论、讨论各种不同观点和可能的答案，进而从中抽出假设命题；之后测量概念，收集数据，设计分析方案；最后分析数据以检验假设，并作出总结。八个部分各行其职，环环相扣。”彭玉生：《“洋八股”与社会科学规范》，《社会学研究》，2010年第2期。而计算机统计和信息技术的发展，“数字化时代”、“数字生活”、“数字地球”，更激发把一切纳入“数字表达”的愿望。

社会学领域这种“定量分析”的方法取得一定成功的同时，更表现出极大的局限性。其解释力、预测力很大程度上不如许多非定量的研究成果。“过度数量化”逐渐与现实脱节，使其“经世致用”功能演变为一场数字游戏。以致有人认为，与其说是“社会学”，不如说是“统计学”。我们以国外通行的五分制量表进行满意度测量，我们制定评比“幸福指数”“和谐指标”，我们去计算现代化的实现程度，甚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完成62%”的重大成果，我们的研究论文越来越精致“精确”，成果越来越与国际“接轨”。但，我们至今还没看到产生费孝通早期提出“差序结构”类似的具有解释力的宏大理论，未能有达到或超过费老的国际公认大师。

不少学者开始对追求精确定量的社会学进行反思。譬如对定量研究最常用的问卷调查方法加以“解构”，指出问卷的元假设、基本概念中存在诸多问题，问卷调查获取的数据都是被调查者面对调查员时“主体建构”的结果，而非“客观存在”的数据被发掘出来了。潘绥铭：《“主体建构”视角更应用于问卷调查》，《中国社会科学报》2010年6月29日第11版。社会学研究对象是微观个体有血有肉有思想的人，不可能把人象物一样分析测量。即使是“物”的微观粒子，其运动遵循海森堡测不准原理（不确定性原理）也不可能准确测量。更何况任何社会也几乎不存在“理想化”状态，研究者无法做到完全的“价值中立”。但另一种观点认为，当前中国社会学界的研究不是过于强调量化，相反是大量研究者的浅陋，量化研究的不规范，大规模调查的不足，抽样技术问题等等。

三、质性研究方法的产生与特点

伴随“后现代”思潮兴起，西方社会科学的发展产生了“质性研究方法”（qualitative research method）。实际上质性研究方法并非仅限于社会学领域，而是自一开始就广泛应用于教育学、心理学等不同学科。探究其起源，可以认为质性研究主要发端于三个领域：早期人类学的人种志方法；20世纪初“社会工作”兴起的个案工作小组工作实务；20世纪60年代以来对“量化”研究的“反抗”思潮。文***、蒋逸民：《质性研究概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5页。

质性研究在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被介绍到中国。又被翻译为定性研究、质的研究、质化研究等。其应用较早集中在社会性别研究领域，凸显女性主义方***视角。已经形成了包括参与观察、个案研究、深度访谈、焦点（主题）小组法、民族志（人种志）方法、扎根理论、叙事研究（内容分析、口述史、音像资料）、行动研究等一整套方法体系。

正如在名称上还存在分歧，关于什么是质性研究的定义也五花八门。较多共识的是陈向明的界定：“质性研究是以研究者本人作为研究工具，在自然情境下采用多种资料收集方法对社会现象进行整体性探究，使用归纳法分析资料和形成理论，通过与被研究者的互动对其行为和意义建构获得解释性理解的一种活动。”陈向明：《质的研究方法与社会科学研究》，教育科学出版社，2002年，第12页。此定义中包含了质性研究的几个主要特点：一曰“参与性”；二曰“情境主义和整体主义”；三曰“理解原则”。

“参与性”不是简单的参加，而是打破研究者与研究对象的主客体界限，研究者本人是主要的研究工具，其个人背景以及和被研究者之间的关系对研究过程和结果的影响必须加以考虑。质性研究特别强调参与、体验，重视“相处式”调查，自进入中国后，开始阶段的许多课题都是以“参与式”“行动研究”为关键词的。这就摒弃和否定了所谓的“客观性”、“价值中立”的科学性要求。

“整体主义和情境主义”表现在注重个案、强调“过程”。主张把社会现象放在具体的历史场景和社会网络中去考察，进行深入和长期的研究。倾听，尽量不干扰“自然情境”；跟踪事物的动态发展历程而不是只关注结果；更加注重语言、文本而不是数据；以深度访谈取代一定规模的问卷调查。认为“研究过程是研究结果中的一个必不可少的部分，必须详细记载和报道”。

“理解原则”提倡“地方性知识”。研究的目的不仅仅是描述现象、探求规律，而是要解释、理解其意义。透过对文本语言语义分析、反思、多面反复归纳，挖掘话语背后的话语，从当事人的视角理解他们行为的意义和他们对事物的看法。

四、质性研究与量化研究的关系及地位

关于质性研究与量化研究的关系，主要有两种认识：对立统一关系；不同范式关系。

对立统一说。又可区分为强调区别对应和强调渗透互补的两种观点。前一观点认为，质性研究作为一种与“定量研究”、“量化研究”相对应并相区别的研究方法，各自的应用范围和侧重点不同。应当根据不同的问题、不同的研究对象和研究条件，而选择采用质性方法还是量化方法。后一观点则认为，任何事物都是质和量的统一，社会研究必然同时包括定性和定量两个方面，不可偏废。质性研究和量化研究是相互渗透、相互补充的。两种观点都不否定质性研究，但更推崇量化研究。认为量化研究以质性研究为先导，量化研究是质性研究的高级阶段。甚至于认为质性研究是不懂量化方法、没有数学基础的研究者才会采用的初级的、简单的“定性”研究方法。

不同范式说。科学哲学家库恩1962年在《科学***的结构》一书中提出了“范式”概念，按照库恩的定义，范式指被学术共同体奉为标准的一系列普遍性规则、方法、概念及理论。可以理解为某一科学群体在一定时期基本认同并遵循的学术基础和原则体系。

我们看到，质性研究不是一种方法，而是一个“方法群”；不是一个简单的方法群而已，而是有着自身完备的理论体系。且这一体系在方***、认识论、本体论基础上都迥异于传统实证主义社会学。质性研究的分析方式以归纳为主；而量化分析、数学模型遵循的是演绎为主的逻辑。质性研究强调的“参与性”、“情境主义和整体主义”、“理解原则”与自然科学传统量化研究要求的客观性、实证性、逻辑性形成鲜明对比。量化研究突出的是“工具理性”，质性研究彰显的是“价值理性”。因此，质性研究和量化研究的区别绝不仅仅是方法层面的不同或研究侧重点的不同，而是根本的研究理念即世界观、价值观层面的不同，因而是范式的不同。

质性研究的地位始终只是作为“方法”，很少从“范式”视角加以探讨。有研究者干脆指“质性研究又称定性研究”。陈雯：《社会科学研究中质与量的方法选择》，《重庆社会科学》2009年第3期。其实，质性研究即使只作为一种社会学研究方法，也是区别于一般意义上的“定性研究”的。因为质性方法从来不排斥定量数据分析，只不过不以此为主。但是，“定性”与“定量”，“质化研究”与“量化研究”，“质的研究”与“量的研究”，这种名称上的对偶关系表明“对立统一说”在中国社会学界占据主导地位。按中国的语法习惯听起来，“质性”的翻译名称有点别扭、不习惯，没有相对应的“量性”研究，但这一名称最终还是被中国社会学界所接受并达成共识。其实这恰好意味着质性研究与量化研究不是对应、互补的关系，而是两种不同的研究范式。

如果把质性研究仅看作方法或方法体系，显然是低估了其价值和意义。因此，笔者及研究团队主张并致力于将“质性研究方法”上升为“质性社会学”。并从2009年起连续4次每年在全国社会学年会举办“质性社会学论坛”，创办《质性社会学研究》学术期刊。

五、中国社会学早期本土化的成功探索

我们把1979年以来中国社会学学科体系的建设称之为“恢复重建”，是因为50年代社会学教学与研究被作为“资产阶级伪科学”而中断。实际上早在20世纪伊始社会学就已传入中国。严复于1903年（一说为1898年）最早翻译介绍斯宾塞的社会学著作《群学肄言》，是社会学进入中国的标志性事件。他将“社会学”译为“群学”，体现强烈的中国文化色彩，表现自觉的本土化意识。1930年2月中国社会学社成立，孙本文明确提出“把建设一种中国化的社会学”作为目标。周晓虹：《孙本文与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社会学》，《社会学研究》2012年第3期。商务印书馆2010年出版的已故社会学家吴文藻的文集，书名定为《论社会学的中国化》。可以认为，老一辈社会学家在上世纪初对于社会学中国化的自觉性要远高于80年代以来的恢复重建时期。相应地其成就也是如此。

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一批留学欧美回来的中国社会学家们致力于本土社会学的探索。虽当时的规模与现在不可同日而语，但可以认为，当时中国社会学家在社会学本土化、中国化方面取得的成就和影响，迄今并未超越，甚至还远未达到。“当时中国社会学在世界上的地位，比今天要高得多。可以断言，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除了北美和西欧，至少就其思想质量而言，中国是世界上最繁荣的社会学所在地。”④李毅：《中国应创建世界一流社会学》，《中国社会科学报》2011年8月9日第4版。

一般认为，20世纪初社会学传入中国后，到新中国成立之前中国社会学已经形成了三大流派：以孙本文、潘光旦、吴文藻、费孝通等为代表的学院派；以梁漱溟、晏阳初等为代表的乡村建设派；以、瞿秋白等为代表的***派社会学。④

学院派社会学家其实还可进一步细分为孙本文代表的综合学派和吴文藻、费孝通等“燕京人类学派”。这些学术大家全部具有留学欧美或东洋的学术背景，然而他们却深具中国本土文化自觉。孙本文著作《社会学原理》《社会心理学》等代表了中国社会学的理论高度，被日本用作社会学教材。他还著有《现代中国社会问题》。潘光旦的中国家庭问题研究产生广泛的世界影响。到40年代，吴文藻、费孝通等一批中国社会学家已创造出自己的社会学概念、主题、方法和学派。如费孝通的“超稳定结构”、“差序格局”等。学院派社会学还表现出一个特征是早期“民族学、人类学、社会学不分家”现象。不仅仅当时社会学家大都有人类学或民族学的留学研究背景，还表现在往往将社会学、人类学、民族学设在同一教学研究机构，社会学教学中通常会开设人类学民族学课程。王建民：《与社会学结缘的中国人类学——基于20世纪前半期的学科史讨论》，《中南民族大学学报》2012年第6期。

乡村建设派社会学是大知识分子到农村去、到社会最底层，脚踏实地艰苦奋斗，兴办平民教育，普及传播科学文化，试***通过改造“人”而改造农村、改造中国社会。有点类似于今天的“社会实验”“行动研究”。他们在社会学调查研究方面做出了许多贡献，《定县调查》即是其中的杰出代表，具有里程碑意义，其影响与效果也具有世界性。

***派社会学是迄今仍未得到社会学“学术共同体”承认的学派，然而却是实践社会学解决中国问题最成功的学派。其代表、瞿秋白等***人是***家、***治家，还被冠以文学家等头衔，却从未被称为社会学家，在中国社会学的发展史上没有一席之地。《寻乌调查》《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国社会各阶层分析》等文章按今天学术论文的科学性要求远非规范，甚至“不入流”。然而其对中国社会调查剖析之深入，表述判断之准确，却是今天大多数社会学成果所难以企及的。《新民主主义论》等著作所展现的社会思想、社会理论高屋建瓴、大气磅礴。

早期中国社会学成为“中国社会科学诸学科中最早提出本土化主张并卓有成效的学科”。③应星：《中国社会的转型与中国社会学的复兴》，《光明日报》2008年10月21日第11版。中国社会学这些不同学派的一个共同特点是：知与行的统一，即立足中国实际，植根中国文化，解决中国问题。早期社会学本土化的成功，当时中国社会学在世界的地位和影响，反复证明了“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这个真理。

六、早期中国社会学、恢复重建社会学

与质性社会学的比较 为什么早期社会学在中国取得巨大成功，而今天却仍处于一种落后状态？或者说，为什么老一辈社会学家在社会学传入中国的初期能够成功地本土化，而新时期恢复重建社会学却反倒渐行渐远？

对比相距半个多世纪的两个时期的中国社会学道路，“早期”社会学是从深切的人文关怀切入。20世纪上半叶，中国社会面临内忧外患、国破家亡的深重灾难，许多学者怀着强烈的责任心使命感，投身于学术救国的大潮，力求准确理解变迁中的中国社会，探索民族振兴与发展之道。“作为处于社会侵蚀、国势日衰时代的中国社会学家，寻求富国强兵之道，谋划社会制度重建之策，是他们基本的关怀。然而，从严复开始，中国早期社会学家就已意识到了比制度建设更为重要、也更为艰巨的是人心的安顿”。③

“恢复重建期”社会学则是在“科学至上”的历史背景下引入的。时值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历史转折，“”***结束，共和国百废待兴，恢复高考制度，全国科学大会召开，“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的社会氛围下，社会学向自然科学看齐、以“科学性”为标准的学科建设就是必然的。

自然科学研究的目的是认识世界，寻求真理，把握客观规律。基于科学性要求的社会学主流意识形态认为，人类社会发展服从于“统计规律”。“尽管个体的行为各异，无法预测，总体或子群的平均值却相对稳定可靠”。周旅***：《从类型逻辑和总体逻辑理解定量社会学新范式》，《中国社会科学报》2011年9月6日第15版。就如单个的分子布朗运动毫无规律，但足够大量分子的运动产生温度压强可以总体测量。既然社会学目标是探寻社会规律，以统计学为主要工具，以精确量化、数理分析为特色的社会学研究占居主流就不足为奇了。

“科学的”社会学否定、排斥或至少轻视“价值理性”。然而从人文关怀切入的“早期”社会学的成功，则表明本土社会研究必须高扬“人文价值”的旗帜。这里涉及社会学的出发点和目的地，以社会为研究对象的社会学，不是简单地“追求真理”，更多的应是“寻求价值”。“不追求价值的发展是毫无疑义的”，“为发展而发展是癌细胞的意识形态”。冯务中：《提升国民幸福是社会发展的根本目标》，《新华文摘》2013年第5期。

除了时代背景和价值观念的不同外，学者的知识结构差异也是明显的。早期“学院派”社会学者多具有人类学、民族学背景，新时期社会学者主要突出了统计学训练。无论“早期”还是“新时期”，社会学都是“西学”。可以认为，恢复重建期的中国社会学基本是以西方社会学为“体”来研究、解释、解决中国问题，即“西体中用”；而早期中国社会学家尽具深厚的中国文化功底，自觉地将来自西方的人类学、民族学、社会学理论方法加以改造，“中学为体、西学为用”。

比较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恢复重建”社会学与20世纪初叶“早期”中国社会学，也可以归结为风格迥异的两种不同范式：科学主义范式和人文主义范式。前者旨在追求真理，发现社会规律；后者着重寻求价值，解释人生意义。这种对比也恰好是“量化社会学”范式和“质性社会学”范式的对比。

质性研究在西方的产生晚于中国早期社会学约半个世纪。但我们看到二者的很多相似之处，可以归结为同一范式。虽然质性研究或质性社会学无论在欧美还是在中国都尚未能进入社会学的主流，但我们看到，其内在的方***、认识论基础暗合了中国传统思维方式，适宜于中国文化土壤，与中国早期社会学所致力的本土化社会学思想完全一致。

七、社会学中国化应取道质性研究、回归人文传统

回到一开始的问题，社会学中国化的途径何在？从前面的比较可以得出结论：取道质性研究，回归人文传统。

社会学的本土化不是也不可能排斥“西学”。实际上西方社会学的发展早已超越了实证主义方***，认识到简单定量实证分析的局限性，一方面引入借鉴系统科学复杂性科学理论方法对定量研究加以完善，一方面其理论思潮经历了由实证主义—人文主义—批判主义的“进化”或演变。实证主义理论传统强调“社会事实”，追求“精确量化”、崇尚“价值中立”；人文主义理论则着眼于“理解”，强调“意义”，不避讳“价值”；批判主义理论主张和强调对现实的批判、批评、反思、修正、***。这既可以看成是沿时间序列发展的三个阶段，也可以看成不同地理空间不同文化传统形成的三种思潮或侧重点。

质性研究有着鲜明的人文主义色彩，也兼具批判主义精神，同时不排斥实证主义方法。事实上费老生前一直在倡导社会学的人文性，主张社会学是具有科学和人文双重性格的学科。这与质性研究的理念是一致的。当前，回归人文传统具有紧迫性。质性研究可以成为社会学中国化的方向和路径，中国社会学应当在质性社会学基础上建立理论和概念体系。

社会是个体的人通过“文化”而粘合起来的集合体。社会学的中国化不是简单地用西方概念理论来研究中国问题，而是要深深植根于民族文化、思维方式。有学者指出当代中国社会学是淡化、排斥文化研究的社会学，呼吁重新认识文化研究的地位和作用。“无论从中国社会学面临的紧迫任务还是从中国社会学的深入发展而言，加强文化研究都是不可回避的重大时代课题”。刘少杰：《重新认识文化研究在中国社会学中的地位——兼论孙本文对文化社会学研究的贡献与局限》，《社会科学研究》2012年第5期。

我们主张取道质性研究的本土化路径，正是因为质性研究与中国文化的契合。中国文化注重整体思维、“天人合一”，质性研究注重的“整体主义与情境主义”与此高度一致。代表中国传统文化整体、联系的思维方式最典型的是中医理论，不同于西医“头疼医头，脚疼医脚”，而是从一对耳朵或手、足都可找到代表五脏六腑全身器官的穴位，并通过其达到治病的效果。按照严格的科学逻辑，单一个案的研究不具代表性，需要大量个案和足够多样本的数据分析才能反映客观真实。然而质性研究重视个案、依托个案，依据的正是这种“以小见大”、“一滴水可以见太阳”的整体思维。

早期社会学家深入田野的社区研究，几乎都是深入的个案研究，深度访谈。费孝通著《江村经济》多次反复深入江村，考察苏南模式、温州模式等写出《小城镇、大问题》。由点及面，典型调查，正是***社会学派代表所倡导的“解剖麻雀”的方法。他们的研究“把社会学的研究界限扩至对人和人、心和心、文明和文化问题的深层次”，“深入思考在制度背后真正起支撑作用的价值和人心问题。”应星：《中国社会的转型与中国社会的复兴》，《光明日报》2008年10月21日第11版。

中国社会科学论文篇6

关键词：社会科学；科学方***；历史唯物主义

十九世纪中期，马克思、恩格斯创立了比较完备的历史唯物主义哲学方法。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又叫做历史决定论，或者生产决定论，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而且，我们认为历史唯物主义就是人类认识和研究社会最科学、最完备的方***。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也不同于一般的哲学方***，他在历史唯物主义社会历史观的基础上形成，对现实社会科学研究具有直接指导意义。历史唯物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的基础，为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提供了一般的方***指导，而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是历史唯物主义在社会科学研究领域的具体化。

一、社会科学与社会科学方***之间的关系

社会科学方***本身属于社会科学的一个分支学科，它依托于社会科学，它们之间的关系是“皮”与“毛”的关系。

（一）社会科学

1.具体社会科学的产生。

近代资本主义的形成，不仅推动了各门自然科学从哲学的母体中分化出来，而且也促进了社会科学的发展，使分门别类的社会科学也纷纷建立起来。

2.人文科学的发展

严格地讲，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有一定的区别。联合国科教文组织制定的《教育分类国际标准》中，“社会科学和行为科学”包括经济学、***治学、社会学、人类学、心理学、民族学、未来学等12个门类，而哲学、史学和文学等则被划入“人文科学”。一般来说，人文科学主要研究恒久地存在于人类社会中的社会现象和社会活动，它是人的精神文化活动及其人类历史进化的反映。社会科学主要研究社会各个领域不断变化和发展的社会现象和社会活动，包括经济、***治、管理等领域的现象和活动。从时间上讲，人文科学各学科在古代就已产生，而社会科学各学科产生于近现代。但实际上，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相互渗透，难以将其截然分开，所以，我们往往以“人文社会科学”或“哲学社会科学”予以统称之。

3.人文社会科学的社会效应

***同志曾在考察中国人民大学时指出：“哲学社会科学，主要是帮助人们解决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解决理论认识和科学思维，解决对社会发展、社会管理规律的认识和运用的科学。”如果说，自然科学和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话，哲学社会科学也是第一生产力。哲学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犹如车之两轮、鸟之两翼，共同推动着人类社会的发展和文明的进步。

（二）社会科学方***的概念和特点

1.什么是方法

从词源上讲，“方法”一词在中国古代是规矩、规则之意。在西方，“方法”一词起源于希腊文，其意是沿着正确的道路前行。在现代，方法就是人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方式、准则、程序、线路以及工具、手段和途径。

2.什么是方***

方***，顾名思义，是关于方法的理论。方***，包括“论方法”和“方***”。方***需要哲学思维，但不仅有哲学的方***，而且有科学方***和技术方***。

3.什么是社会科学方***

社会科学方***是相对于自然科学方***而言的。所谓社会科学方***，是指从事社会科学研究的方***，这种方***是建立在社会科学研究的各种方法之上的，它除了论述这些方法之外，还要进一步阐明这些方法的客观基础、本质根源、基本特征及其运用的原则。

4.社会科学方***的特点

社会科学方法与自然科学方法相比有其自身的特点。其一，对社会现象的研究不仅要研究波普尔所说的世界一，还要研究世界二、世界三。其二，对社会的研究不仅要说明，而且要诠释；而诠释就是理解，就是评价；而理解和评价就是活动和改造。

但是，在现代条件下，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自然科学方***和社会科学方***呈现出相互交叉、相互借鉴和彼此融合的趋势。

二、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的内涵和原则

（一）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的内涵

1、主要内容

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既是其世界观，又是其方***。在此基础上，它具体化为从实践出发的方法。

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科学方***是一个创造性的开放体系，人类在社会认识和社会实践中所创造的一切合理的方法，马克思主义都应该积极地予以借鉴和吸收。

2、基本原则

贯彻在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中的基本原则包括如下几点：

第一，客观性原则。按照人类社会的本来面目来认识和理解人类历史，这是任何社会科学方***的首要的前提。尽管我们永远不可能把握纯而又纯的社会客体，但是，客观性的要求却是绝对必须的。

第二，主体性原则。这一原则要求我们，一要注重从主体的维度去观察社会客体；二要注重把真理原则和价值原则结合起来；三要注重坚持群众史观，反对英雄史观。

第三，整体性原则。整体性原则实质上系统性原则。

第四，具体性原则。具体地分析具体情况，是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

第五，发展性原则。这就要求我们用运动、变化和发展的观点去观察和分析问题，反对用静止和孤立的观点去观察和分析问题。

三、社会科学方***研究的意义

如何认识和把握哲学社会科学的地位、作用及其发展规律，是一个重要而复杂的方***问题，而这个问题远没有引起学术界足够的重视。

中国社会科学论文篇7

【关键词】 社会文化史；新视角；学科

中国近现代社会文化史是20世纪90年代前后继文化史和社会史复兴之后而被大陆学者关注渐次兴起的。1988年，刘志琴研究员发表《复兴社会史三议》、《社会史的复兴与史学变革――兼论社会史和文化史的共生共荣》，被学界视为“社会文化史”这一学科概念的最初形成。[1]如果从这一年算起，中国近现代社会文化史已经走过了24年的研究历程。在24年的时间里，社会文化史从无到有，从微弱到繁荣发展，无论是研究队伍还是研究成果跟二十多年前都不可同日而语。社会文化史的兴起，一开始是对传统社会史研究的反思和***开始，也就是说，当时是作为社会史的一个分支出现的。那么，作为当时社会史研究的新视角、新方法而出现社会文化史领域，有没有经过发展成为***的学科呢？这是这次讨论要阐明的问题。

要搞清楚这个问题，首先要明晰学科这个概念。学科是指某一特定的科学研究领域，它反映公认的科学概念、基本原理、规律和事实，并反映本学科最新成果。它是随着科学知识体系的发展与分化而出现的。人们在认识世界的过程中，总是选取不同的角度对事物加以分析，力***使所得到的认识更加深入。这样便形成了今天的学科分类体系。构成一门***学科的基本要素主要有三：第一、研究的对象或研究的领域，即独特的、不可替代的研究对象。第二、理论体系，即特有的概念、原理、命题、规律等所构成的严密的逻辑知识系统。第三、方***，即学科知识的生产方式。

在2002年召开的“近代中国社会生活与观念变迁”学术研讨会上，刘志琴研究员曾说：“一门学科的建立，需要一代人，或几代人的努力。现在说它已经成为一门***的交叉学科，看来为时尚早。”[2]那么十年之后，中国近现代社会文化史发展，有没有向学科转化的迹象，或者已经转化为***的学科了呢？下面从以上三个方面分析，中国近现代社会文化史发展变化。

一、研究对象

在2002年召开的“近代中国社会生活与观念变迁”学术研讨会上，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蒋大椿曾说，社会文化史的概念虽然模糊，但必须有一个大致的研究范围。社会文化史重点研究大众文化和大众生活，但这样的研究范围是否等同于研究对象，还值得思考。在这个问题上，我个人认为，研究范围不等同于研究对象，具体的研究对象包含于研究范围之内，而又小于研究范围。历史研究不是为研究而研究，简单的对于历史真相的还原，其研究的意义就在于其学术关怀和现实关怀。因此，并不是这个范围内所有的事项都需要事无巨细的展开研究和论证，用李长莉研究员的观点来说：“治史者在选择研究题目时，须有历史关怀、时代眼光、整体观念与问题意识，如此才能选择具有历史价值的论题”[3]也就说，历史研究者的选题是有一定功利性的，只有那些与历史主题关联度比较高的才会成为我们的研究对象。

人类历史是丰富多彩、纷繁复杂的，这一点决定了社会文化史的研究对象是多样性的。从社会文化史的产生来看，它是在文化史和社会史互补的基础上产生而来，因此从对象的角度来说原先文化史和社会史的研究对象都是社会文化史的研究对象，从这个角度来讲社会文化史研究的对象是清晰的。但站在社会文化史的角度我们关注这些对象的意义已经发生变化了，对于思想史的研究对象，比如精英思想，我们要关怀的不是这种思想怎样来，我们关注的是它是怎么样影响社会的，思想与社会的有没有互动，这种互动达到了哪种程度；对于社会史研究的社会制度、组织、教育、法律、风俗等研究对象我们要把握的是其背后折射的共性，隐藏在其后的精神因素。

综上所述，社会文化史的研究对象并不具备“独特的、不可替代”性，从构成学科要素的特点之一来讲，社会文化史也许不构成学科。但从另一个角度来讲，随着社会的进步、人们意识的更新以及科学发展的实际情况，对于学科属性认定的标准是不是也要更改呢？

二、理论体系

构成学科要素特点之二是要有自己的理论体系，即特有的概念、原理、命题、规律等所构成的严密的逻辑化的知识系统。

社会文化史作为新兴研究领域，其发展必定要有自己的理论支撑。对于在文化史和社会史基础上产生的领域，必须要界定自己与其它两个领域研究的关系，那么对于什么是社会文化史必须搞清楚。

1988年，刘志琴研究员提出了社会文化的概念，之后李长莉、梁景和、左玉河等学者相继对“社会文化史”做了概念性界定。李长莉认为，社会文化史是社会史和文化史的结合形式，是“人与人之间、人与社会之间的生活方式及其观念的历史”，后来，李长莉又提出：“凡是从文化视角来研究历史上的社会问题，或用社会学方法来研究文化史问题，把社会生活现象与思想观念结合起来进行研究，都可以称之为社会文化史。”[4]梁景和提出社会文化史“是通过民众外在的社会生活来研究其内在的价值取向及其思想观念”，后来又提出“社会文化史是研究社会生活与其内在观念形态之间相互关系的历史。”[5]左玉河认为，社会文化史研究的基本路向是“关注社会下层，打通文化史、思想史与社会史，注重思想、观念与社会的互动。”上述三位学者，对社会文化史的界定表述虽然不完全相同，但集中指向是一致的，那就是社会文化史的研究无论对象是什么，必须以体现“思想、观念与社会互动”为主旨，以揭示社会运动背后的文化演进规律为终极目的，因为“文化是全部历史之整体，须在历史之整体内来寻求历史之大进程，这才是文化的真正意义。”[6]

在现代哲学、逻辑学、语言学中，命题是指一个判断的语义，而不是判断句本身。当不同的判断句具有相同的语义的时候，它们表达相同的命题。如果我们以此为依据来分析，就不难得出结论，三位学者所给出的判断句本身并不相同，但命题都是相同：社会文化史是关于社会生活及社会有机体运作规律的文化解释。

综上所述，无论从概念、命题还是从规律来看，社会文化史基本已经具备学科的轮廓。

三、方***

这里讲的方***，主要探讨社会文化史有哪些理论方法，以及方法的产生方式。

梁景和教授在《关于社会文化史的几个问题》一文中说，社会文化史的理论与方法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为传统的史学理论与方法；二为借鉴其他学科的理论与方法；三为创新的理论与方法。[7]下面简要介绍这三个方面：

第一，传统的史学理论与方法。这里主要包括历史意识、关于书法、和信史的理论、关于采撰和历史事实的理论、关于史论艺术和历史见识的理论、关于史文表达和审美要求的理论、关于史学社会功能的认识、关于史学批评标准和史学批评方法的理论等七个方面。

第二，对其它学科理论的借鉴。生活是折射社会的多棱镜。生活的多样性，决定了观察视角的多样性。单一的视角，必然导致历史还原的平面化，使历史本身丧失了应有的精彩。多样化的视角，必须要有多样的方法来对应，如与人类学、社会学、人口学、经济学、地理学等相结合，进行跨学科的综合研究。以不同的视角来切入，以综合的方法来论证，这样展现的历史必然是丰富多彩的。

第三，创新的理论与方法。社会文化史的发展，不仅需要继承古代先贤和借鉴多学科的理论，更需要根据研究领域的特殊性进行本土化、领域化的创新来推动史学研究的发展。在2002年的“近代中国社会生活与观念变迁”学术研讨会上诸多学者都提出了一个共同的问题：中国学者能否建立自己的解释系统？刘志琴研究员在会上提出，应该依据中国社会文化的实际，建立有中国特色的解释学，中国学者完全有希望构建自己的中国社会文化史，建立自己的解释系统。[8]在2012年9月21日召开的第二届中国近现代社会文化史国际学术研讨会上，刘志琴再次提出了要从泰州学派那里寻求思想火花，创建史学理论的问题。这个过程可能是比较艰难的，虽有发展但尚无成型的系统理论的出现。

综上所述，社会文化史经过二十多年特别是最近十年的发展，在理论创新和研究成果上虽然有了较大发展，已经脱离了起初的新视角、新方法的初级阶段但离***学科仍然有一定的距离，这必然会激励后辈学人不断推陈出新，以推动社会文化史学的继续发展。

【参考文献】

[1] 李长莉.社会文化史的兴起.天津师范大学学报，2003.4.

[2] 左日非.“近代中国社会生活与观念变迁”学术研讨会综述.近代史研究，2002.2.

[3] 李长莉，“碎片化”：新兴史学与方***困境，第二届中国近现代社会文化史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中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

[4][7] 梁景和主编，中国社会文化史的理论与实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

[5] 李长莉，社会文化史的兴起，天津师范大学学报，2003.4.

[6] 钱穆，中国历史研究法，三联书店，2001.

[8] 左日非，“近代中国社会生活与观念变迁”学术研讨会综述，近代史研究，2002.2.

中国社会科学论文篇8

理论源于具体研究，但又不等于具体研究的简单叠加，而是它的提炼与升华。不过，在中外学术交流日益频繁的背景下，一味追求“自力更生”既无可能，也无必要。拿来、借鉴、消化与吸收“他山之石”始终是理论建设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史学上也是如此。

八十年代以来，西方史学新流派、新理论大量被介绍到国内，构成过去二十年史学发展的重要一环。回顾这些年来史学界对西方学说的译介与研究，主要集中在不同流派的历史哲学（如克罗齐、科林伍德、沃尔什的历史哲学）与各种新史学流派（如法国的年鉴学派、英国新社会史、美国的新经济史以及心理史学等）上。这方面的努力卓有成效，20世纪以来国际上比较重要的史学流派国内都作过程度不同的评介和探讨，中国史家对它们也有深浅不一的把握。近些年史学界在拓宽视野，开辟新领域，探索新方法以及反思现有理论的不足上能够有所成就，很大程度上得益于西学的引入。但是，已有的成绩不能成为裹足不前的借口，我们的目光不应局限于西方的历史哲学与新史学，必须登高望远，关注西方人文社会科学理论的发展动向，并与它们展开跨学科的对话交流，这是未来构建中国史学理论所不容忽视的。

正如《当代史学的主要趋势》的作者巴勒克拉夫所指出的，二战以后西方出现的“新史学”的动力主要来自社会科学。法国年鉴学派的产生，与20世纪初法国社会学、人类学、地理学与心理学等社会科学的影响息息相关。美国的新经济史、新***治史又分别从经济学、***治学中汲取了许多理论营养。心理史学则是在心理学理论方法的哺育下发展起来的。可以说，没有当代人文社会科学理论方法的刺激，就不会产生西方新史学。因此，欲建立中国的史学理论，仅仅钻研作为结果的西方新史学远远不够，还须寻根溯源，追踪和把握促生新史学的当代西方人文社会科学的理论与方法。这样不仅会加深对西方新史学的理解，也有可能带动中国史学实现跨越式的发展，即通过与西方人文社会科学的直接对话，找到中国史学发展的生长点与突破口，而不必亦步亦趋地跟在新史学后面。

广言之，古往今来指导史学记述与研究的理论绝大多数不是史家自身的创造，而是由哲学、科学或社会科学移植来的。长期影响古代中国史学的“五德终始说”便是战国末期阴阳家邹衍的发明；支配近代中国史学的进化论的首倡者乃是英国的生物学家达尔文；若干“实证主义”的研究准则经过众多史家的实践已摸索形成，但作为一种哲学理论的实证主义则是由法国哲学家、社会学家孔德提出，并由兰克系统输入史学，开创了统治西方史坛数十年的“兰克学派”；马克思主义首先也是哲学理论、历史学中不过是加以一能够应用而已。如果说以往指导史学的理论多来自哲学的话，当前灵感更多地出自人文社会科学。二十多年前，巴勒克拉夫所指出的趋势眼下表现得更为明显，要提高中国史学的理论水平，创立系统的理论，必须认清学科相互影响的大趋势，争取在这方面有所作为。

目前，随着大量现当代西方人文社会科学著作的翻译出版，国内人文社科的成长，学习与交流的条件已初步具备。

90年代以来，不同背景、不同派别的西方人文社会科学名著纷纷推出中文版，翻译质量也不断提高，许多领域的大师级人物的代表作基本上多可以见到中文版。社会学中，马克斯·韦伯、涂尔干、齐美尔、滕尼斯、帕森斯、哈贝玛斯、吉登斯、布迪厄等的重要著作的中文版都已先后问世。人类学方面，马林诺夫斯基、拉德克利夫·布朗、博厄斯、本尼迪克特、列维·斯特劳斯、格尔茨、萨林斯等的名著也已经或正在译成中文。经济学领域的译著尤为丰富，***治学也是如此。国际学界近一、二十年风行的“后现代主义”、“后殖民主义”的领袖福柯、德里达、赛义德的巨著也能很方便地找到不错的汉译本。可以不夸张地讲，二十世纪以来国际人文社会科学界一流学者的代表作，不能说全部，至少十之七、八，中国读者已经可以不必再费力阅读原著了，有的译本还不止一种。最近，汉译名著推出的速度越来越快，有些中译甚至与原著几乎同步上市，弗兰克的《白银资本》即是一例。在名家名著全面登陆的同时，大量西方人文社科的主流教科书也系统引入汉语学术界，奉献了一批最新的入门级读物。时至今日，可供汉语学术界参考的学术资源相当丰富，这为中国学者，包括历史学家，了解西方人文社会科学理论发展脉络，开展交流与对话奠定了厚实的基础。

另一方面，中国的人文社会科学也在不断成长、壮大。不少学者已不满足于简单移植、套用西方的理论、框架，正通过反思性地运用西方理论，逐步积累中国本土的研究，尝试依据中国经验与实践，寻求适用于中国的分析角度，归纳、概括出切合中国的概念与解释，探索人文社会科学“本土化”的发展。近来一些学者着力探讨的“关系”问题就有望成为透视中国社会与历史的一个新视角，同样备受瞩目的“单位”问题也会成为认识当代中国的一个很好的切入点。这些不断涌现的新成果会为史家研究“过去”提供日益丰富的思路。欲建设理论的史学工作者应与人文社会科学家们携手并进。

应当指出的是上述条件并不会自动转化为推动史学前进的现实力量，需要史家善加利用：通过读书、开放式的课程设置、跨学科讨论会、共同研究等形式，创造跨学科交流与对话的机会与机制，主动接触和掌握西方人文社会科学，吸收本土人文社科的新成果，形成不同学科互动互长的良好局面。

中国社会科学论文篇9

社会学作为哲学社会科学中的一个重要门类，较之其它学科更能全面、整体地体现哲学社会科学认识世界、传承文明、理论创新、咨***育人、服务社会的职责。这一学科功能源于社会学本身的优势与特点，即更具有整体性、传承性、创新性、对策性及应用性。从社会学学科本身的发展与实践结果来看，它的地位和作用，它的理论与方法，亦具不可替代性。

一、认识世界的全球社会学更具整体性

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外学者在全球化研究方面已取得众多的新发展。[1]通过国际间的比较，即东西方国家及区域间的比较、经济发达与不发达国家间的比较，找出各国在经济、***治、社会、文化间的异同、发展差距、经验和教训。社会学则以其理论的跨国性把全球化首先定义为一个经济发展的过程，继而发展到涵盖文化、艺术、伦理、学术和***治的全球化过程。我国的全球社会学理论拓宽了社会学自身的视野，已呈现出从中国化、本土化向国际化的趋势发展。

在中国，社会学作为一门新兴学科，自1979年恢复重建以来，事实上所走的就是一条全球化的道路，它所研究的重点包括现代化及现代化过程中的社会问题研究，现代性与现代人格研究，特别是从文化社会学和***治社会学的角度，通过文化差异、文化冲突、文化融合、文化的经济力以及不同***治制度的社会结构安排的比较中，寻求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

20世纪90年代以来，令人瞩目的新经济的主要特征就在于信息化、全球化与网络化。[2]由于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网络信息技术极大地推动了全球化的进程，缩短了时空距离，地球作为一个大社区已形成了一个无形的网络社会，人们产生了共生共享的互动理念，认识世界的整体性增强了，谁缺乏世界眼光和战略思维，缺少全球化社会科学的理论知识，谁就会被动挨打，谁就会处于落后和失败之地。因而不能不说，社会学在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诸学科中，在认识世界方面已先行一步。

二、传承文化的实证社会学更具综合性

尽管社会学自身的发展只有150多年的历史，但在文化研究、文化理论、文化发展的比较方面，已充分发挥了传承文化的功能。文化社会学通过大量的田野作业、追踪研究、人类学的资料采集以及借鉴历史考古等方面的实证成果，对东西方文化、民族文化、地域文化、民俗文化、大众文化、企业文化、社区文化等众多的文化门类和现象，都有独特精要的研究。社会学家已进入以往主要由艺术家、文学家、史学家、思想家构成的文化传承行列。

从传统到现代，立身于社会事实的社会学对文化研究更具综合。无论是文化的“冲突论”还是文化的“融合论”，无论是文化的“异质论”还是文化的“趋同论”，名目众多的文化论说更多地缘于考察立场与价值取向的不同，但任何文化首先都有地域性和民族性，任何文化也都有共性和差异，值得传承借鉴的是优势文化，需要淘汰的是劣势文化和不良文化。这好比在全球化时代，人们既要学习使用世界性语汇，又要继承捍卫民族的语汇一样。社会学不仅研究主流文化、次文化（衍生文化），同时也研究副文化（反主流文化），在弘扬主流文化、批判和抵制不良文化方面尤有贡献。

文化社会学在域别、国别、族别，在不同年龄群体和不同群体当中所进行的大量实证和个案研究，极大地丰富了文化价值论及文化价值学说的内容，成为文化传承的重要媒介和载体。特别是对现代文化如企业文化、商业文化、社区文化、校园文化、宗教文化、影视文化等研究更加细化和深入。

三、创新理论的宏观社会学更具前沿性

21世纪开辟了知识经济的新时代，互联网络信息遍及全球的千家万户，***府机构、企事业单位以及家庭办公的信息***像由单向、双向传输发展到多向多维传输，人们的传统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受到严峻挑战，这种创造性的“破坏”和***，迫使人们必须要进行理论创新，否则难以适应和解释飞速变幻的时代。以研究社会变迁和社会结构为己任的社会学必须把握时代脉搏，对社会发展的宏观、微观领域进行战略性、前瞻性、对策性研究，调整规范人们的行为，进行观念、机制和体制创新。

宏观社会学主要研究的方向是不同群体、不同社会制度、体制，不同经济发展阶段的社会结构与发展战略，以及***治、经济、文化、社会、教育、法律等在社会结构中的地位和功能。

当前，中国社会的发展处于关键的历史时期，面临着新世纪发展的历史重任，面临着经济社会生活中诸多制约因素和社会矛盾的考验。这一切，一方面为当代中国社会学的发展提供舞台；另一方面也使社会学工作者现实地承担了应有的职责。当代中国社会学必须进一步积极适应社会发展实践对社会学理论创新的需要，针对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社会问题和主要矛盾进行深入调查研究

，推动理论创新，为中国的现代化建设服务，为提升我国的物质文明、***治文明、精神文明水平服务，充分发挥在此相关领域的学科作用。

四、咨***育人的应用社会学更具对策性

运用各种各样的社会学理论来解决众多纷繁复杂的实际问题是应用社会学的主要功能之一[3]，由于应用社会学比较注重方法的研究，包括社会统计的一整套定量方法和社会调查的方法，因而由社会学家提出的许多重大决策咨询建议更具科学性和客观性。

应用社会学工作者素有社会建构的工程师和社会病医生之称，他们特别注重理论与应用的结合。所谓社会学的“中距理论”亦称“中层理论”就对具体问题的研究有针对性和理论指导意义。事实上，解决许多重大问题的本身，既有理论意义也有实际意义。例如，改革开放以来，城市社会经历着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迁，客观上要求社会学必须将很大注意力放在城市发展及城市生活的各个领域，中国社会学的城市社会研究正逢其时，开展了包括城市生态研究，城市化道路研究，城市社会结构转型研究，城市人口和不同社会群体特别是城市低收入群体或弱势群体的社会支持研究，城市家庭与生活方式的研究，社会问题及社会控制的研究，以及有中国特色的城市化的发展和社区建设等问题的应用性和综合性研究。

在农村研究方面，应用社会学非常关注农村社会发展和社会生活的变化，诸如农村社会结构的变迁，农村的家庭与生活方式的变革，农村基层***权组织实现的形式都已进入应用社会学的研究视野，尤其关注农村的穷困问题及相应的农村社会保障建设。

在企业发展方面，应用社会学注重企业的制度创新和技术创新的效果，市场的伦理基础，企业外部环境和以企业***、人际关系、职工积极性、企业文化建设为主要内容的企业外部环境等非经济因素的影响，同时在***府职能、企业的功能和角色、企业发展的法规环境和制度保障等方面也有深入研究的成果。

应用社会学研究的广泛性、调查的科学性、论证的严密性、预测的准确性和对策的有效性，更加充分发挥了社会学的描述功能、阐释功能和预测功能，从而为咨***育人提供强有力的智力支持和精神动力。

五、服务社会的分支社会学更具专业性

应用社会学学科中囊括了许多专业性很强的分支社会学。这些学科在研究和分析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许多具体的社会问题时发挥了重要作用。

在经济层面主要关注的有如下问题：转型时期中国社会结构的变迁和新的社会阶层的形成及其社会影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社会资源分配和社会公平；可持续发展背景下的经济、社会、人口与生态环境的协调发展；加入世贸组织后对我国社会的冲击和影响，等等。

在文化层面，文化社会学研究认为，改革开放20多年来，市场经济的发展从整体上引发文化体系的重构和社会价值观的转变，给大众的思想意识和心理承受力带来巨大震动和影响。当前文化市场刺激了大众的文化消费，经济与文化之间的相互作用日益增强，尽管文化的市场化、商业化给社会发展带来某些负面影响。在这一题域中，社会学有关文化发展战略、文化产业的研究也直接为社会服务。

在***治层面，改革开放以来的***治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特别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治体制改革进程加快，要求***治社会学要探讨社会***治的稳定问题，市场经济下***府组织结构与功能运作的机制，现代化发展中的***治参与和民主化问题，等等，所有这些社会学研究都是服务于***治社会的。

综上所述，社会学研究的功能与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界的职责紧密相关，本文所阐述的社会学功能也仅是其中的一部分，但这五项职责已成为社科工作者的研究方向和检验学科建设成就的指标，只有努力完成这五项职责，中国社会学的本土化和国际化才能真正实现。哲学社会科学界为了更好地担当起这五项职责，充分发挥社会学的研究功能，还应在学术环境、科研条件、***策规范等诸多方面给予支持和保证，要推出名家品牌，多出精品力作；增强科研队伍的凝聚力，切实解决社科工作者的实际问题；积极引进竞争机制，主动输入新鲜血液；保证学术公正性，抓好科研管理以及加快信息网络平台建设，早日实现科研手段的现代化等。

【参考文献】

[1]　罗宾·科恩，保罗·肯尼迪.全球社会学[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

中国社会科学论文篇10

[关键词]西方社会科学；转型；中国社会科学

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世界“冷战”格局的崩解、经济全球化的迅猛推进，以及科学探索的长足进展，人类的思维方式发生了深刻而全面的改变。建基于牛顿经典科学的社会科学体系的一些基本层面开始发生重大变化——社会科学理论思维的空间视野开始出现由“西方中心论”向“全球体系论”的位移；历史进步模式出现了“***”还是“演进”的争论；历史终极动力的追寻已经超越物质层面而直指人类文化深层世界；对人类行为价值归属的追问开始超越人本身的诉求，而诉诸整个生命现象；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开始出现与自然科学方法交叉与整合的趋势。总之，社会科学一场深刻的转型或者***正在潜动。中国的社会科学应该调整自身的发展基点，以回应这种转型。

一、西方中心还是全球体系：当代西方社会科学空间视野的位移

全球化的推进首先触发了社会科学理论探索空间视野的位移，即从“西方中心论”向“全球体系论”转变。

近二百年来，西方社会科学的基本视野是“西方中心论”。“西方中心论”是源于西方的一种社会历史观。在这种观点看来，人类文明的历史产生于欧洲。欧洲人创造了世界历史。欧洲人在地理大发现以后，凭借工业***和资本主义开创了全球化时代，

开创了世界历史。欧洲以外的人虽然也有历史，但他们的历史没有世界历史意义，他们只能沿着欧洲人开创的历史道路前进，欧洲的今天就是他们的未来[1]（p16)。

诚如汤因比所言，一个民族在一定时期“自我中心的错觉，这本是一种自然现象”[2]（p46)。犹太人曾自以为是上帝唯一的选民；大清乾隆皇帝于1793年写给英王乔治三世的信中所言：“天朝德威远披，万国来王”，无疑体现了“中国中心”观念。但是，只有欧洲人的“西方中心观”最后发展成了一种系统的世界历史观。之所以如此，客观上是因为包括中国在内的东方自15世纪开始逐渐落后于西方，而主观上看，“西方中心论”适合于殖民主义者的需求，是殖民主义者的世界模式。殖民主义者的强权决定了“西方中心论”的“话语霸权”。

近二百年来，“西方中心论”作为一种社会科学的空间视野，有如宇宙观支配自然科学一样，构成整个人文社会科学体系的基础结构，支配了几乎所有社会科学领域。例如，***治学理论将西方式的“民主”视为人类民主的终极模式，以至于弗兰西斯·福山宣布人类历史已经终结；经济学理论则基本上建立在亚当·斯密“经济人”假设之上，而这一“经济人”的理性特征分明是从西方人身上抽象出来的；马克斯·韦伯社会学中的“理性”则是西方新教徒精神气质的集中体现。

应该说，“西方中心论”自产生之日起就不断受到一些思想家的质疑。例如，与19世纪“西方中心论”的主要代表人物黑格尔同时代的德国诗人、思想家歌德就曾批判当时欧洲流行的颂扬欧洲、贬斥中国的观点。在他看来：“中国人在思想、行为和情感方面几乎和我们一样，使我们很快就感到他们是我们的同类人，只是在他们那里一切都比我们这里更明朗，更纯洁，也更合乎道德。”[3]到了20世纪，“西方中心论”开始受到系统的理论批判。汤因比曾剖了“西方中心论”的三个错觉(自我中心错觉、“东方不变论”错觉、直线式进步错觉)[2]；布劳特认为，建基于“欧洲中心论”的历史是“隧道历史”[4]。但是，他们并没有建立起能够取代这一视角的理论。真正对“西方中心论”发起震撼性攻击的是近些年来出现的一股建基于“世界体系史观”的理论思潮。贡德．弗兰克在《白银资本：重视经济全球化中的东方》中有力地论证，不是欧洲创造世界，而是世界创造欧洲，欧洲历史只是世界历史的一部分[4]。美国学者彭慕兰在(大分流：欧洲、中国及现代世界经济的发展)一书中则证明，欧洲在15世纪以前与东方没有任何重大区别，欧洲的兴起不是基于欧洲的民族优越、理性精神、产权制度等独特性，而是因为成功地利用殖民体系实现了生态缓解，摆脱了资源约束[5]。

“全球体系论”尚未完全摧毁“西方中心论”的话语霸权，但是至少已经开始动摇其霸权的根基。一方面，伴随殖民主义退出历史舞台，“西方中心论”势必日渐式微，“全球体系论”是适应经济全球化这一新的世界历史时代的理论。另一方面，基于“全球体系论”的多中心空间视野开始影响社会科学的各个领域。例如，在经济学领域，阿马蒂亚·森以其关于贫困、匮乏和福利的理论获得199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这体现了经济学领域对于非欧洲区域发展诉求的重视；在历史学领域，反“西方中心论”而主张“多中心论”的《白银资本》和《大分流》两书在西方学术界均获大奖并大行其道，在殖民地寻找历史之风已经形成一股蔚为大观的学术潮流[6]；在现代化理论领域．反西方现代化道路的民族主义探索已经成为后发国家的主流。更为重要的是，基于“西方中心论”的理论的普遍性开始遭到怀疑。在西方国家和向西方模式转轨的国家，基于西方经验与理念的转轨方案即新自由主义的“华盛顿共识”开始遭到普遍质疑。在社会主义世界，中国在创造性地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无疑昭示着中国将进一步超越西方文本的社会主义，走上一条基于中国本土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

二、***还是演进：历史进步模式的反思

如果说“全球体系论”以及“多中心论”的兴起可能改变社会科学理论思维的空间模式，那么，历史进步的模式是***还是演进抑或二者并存的争论则可能导致社会科学理论思维时间模式的倾覆。

尽管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将进化和演化引入了社会科学，深深地影响着社会科学的思维方式，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演化观也成为社会科学的重要思维工具。但是，建基于牛顿科学体系之上的社会科学体系中占主流的历史时间模式观依旧是“***”。

社会科学领域中崇尚“***”的首推历史学。在历史学家看来，“***”是突变，在一定程度上说是历史的断裂，即旧时代的结束，新时代的到来。20世纪上半叶以前，历史学家主要用“***”来解释历史的进步模式。例如，世界历史解释中占支配地位的观点是，人类历史的发展是由一系列***推动的，包括农业***、商业***、工业***、信息***等；西方世界的兴起也是由一系列***推动的，包括以“文艺复兴”为标志的文化***，以蒸汽机为标志的产业***，以资产阶级掌权为标志的***治***，以自由市场经济体制进程为标志的经济***等。在20世纪世界体系的演变中，“***”仍占据了支配地位——20世纪20年代的社会主义***开始瓦解帝国主义体系；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的民族主义***彻底瓦解了殖民主义体系，造成了一个两极对立的世界；苏联解体因为终结了“冷战”格局而被描述为一个***性事件。又如，中国20世纪的历史也是用“***”来解释的——辛亥***是中国封建社会的终结者；是中国从旧文化走向新文化的“文化***”；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新民主主义***的成功；世纪末叶的经济体制改革也被描述为“***”。

“***”范式不仅深刻影响了人们对客观世界的看法，也影响着人们对于自身精神发展史的思维模式。例如，在经济思想史中，充满了各类***性的事件，如边际***、凯恩斯***、新古典主义***等。更有甚者，则莫过于中国“”时期的所谓“灵魂深处闹***”了。

20世纪后半期以来，这种用“***”来解释人类客观历史发展与主观历史发展的时间模式开始受到挑战。人们发现，“***”一词，从揭示历史发展深刻性、全面性、艰巨性的角度看是可以接受的，如“改革是一场***”的内涵指向就在于此。但是，“***”难以解释社会历史发展的全部过程与机理。不同领域的学者开始试***从“演化”的角度来解释历史的时间模式，以淡化“***”。在经济学中，演化经济学或演进经济学开始兴起。经济学家开始抛弃新古典主义超越时间和动态演进的纯理论分析范式，开始复兴19世纪末期马歇尔开创的传统，注重引入时间的因素，从动态中考察经济组织、经济运行形态的演化过程。根据这种范式，人类的一切经济组织、经济行为与经济运行形态，都是在逐渐演化中形成的。在历史学中，一些学者发现，所谓工业***是不存在的，或者说，早在所谓“工业***”之前，已经存在了“原始工业化”，所谓“工业***”的***性作用因此而淡化。在各个学科的制度分析中，强调演化的路径依赖概念取得了占支配地位的话语权力。制度分析的路径依赖视角表明，人类的一切制度——包括***治制度、经济制度和社会制度，包括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都不是通过***的手段来产生和变化的，而是在路径依赖的总体设定中，人类理性选择的结果。这种分析视角不仅在经济学中得到运用，而且被引入***治学理论、社会学理论、管理学理论以及法学理论等领域中。

社会科学思维范式中“***”范式的兴盛与式微都具有其深刻的时代背景。所谓“工业***”以来，人类社会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系列自然科学与生产技术的“***性”变化促成的。这一时期自然科学的重大发现，诸如解释宇宙形成的“大爆炸”理论，物理学中的核聚变理论与原子聚变裂变装置的实践，无一不引发人们对“剧变”、“创世纪”等“***”行为的崇尚。自然科学的“***”范式深刻影响社会科学家的思维方式。另一方面，20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以及在“冷战”中形成的两极对立，使世界形成两种力量尖锐对立的极端格局，解决两种势均力敌力量对立与冲突的办法，首选是“***”。

20世纪80年代以来，自然科学领域依然展现着“***”的魅力，“核聚变”依然在发生，最近发现的“新星”诉说着一百多万年前某次宇宙“大爆炸”的宏大场面。但是，社会科学开始淡化“***”。“冷战”格局的解体消解并改变了两极尖锐对立冲突的极端格局。至少在当代，传统的“***”已经失去其解决世界冲突的工具意义。而弗兰西斯．福山发现，人类已经找到自由民主制度这种终极性的治理方式与意识形态，历史已经终结，通向这一制度与意识形态的一切***都已经过去，接下来人类历史发展的方式将是自由民主制度的演化与完善。在中国，“”不仅结束了一场“文化***”，而且结束了一个“无产阶级条件下继续***”的时代。改革虽然以其深刻性、全面性和艰巨性而被认为是一场***，但具有“***”意义的改革终究具有演进的性质，与此相应的社会经济体制改革也主要是现代市场经济体制的改进与完善。而且，中国带有演化性质的“渐进式”改革与前苏联带有***性的“休克疗法”所出现的不同后果，促使人们进一步相信演进的优势。

演化的历史时间模式观不可能取代“***”的历史时间模式观，但毕竟开始取得社会科学领域的话语权力。在社会科学各个领域的研究范式和方法上，都可以看到这种“演化论”的影响。例如，“路径依赖”范式不仅在经济学广泛运用，而且开始进入历史学、***治学领域；而旨在探寻事物内在演进动力、机制与过程的“田野考察”方法，也已从人类学领域走向历史学、***治学、经济学和社会学领域。可以说，社会科学关于人类社会历史运动的时间模式在变化，而且与前面所述的空间模式的转变相呼应。

三、“物本”还是“人本”：社会科学整体视角的转换

社会发展与历史演进的终极动力是什么?对这一问题的探索主导着社会科学的视角。诚如自然科学致力于揭示和描述宇宙终极动力及其力学结构体系一样，社会科学必须建基于对社会发展和历史演进动力体系的探索。世纪之交，伴随人们关于历史空间模式和时间模式认识的转变，人们对历史动力结构的认识也开始发生变化。无论是西方学术界还是中国学术界，都通过不同的路径，开始不约而同地超越传统的强调经济等物化因素的视野，肯定和提升文化因素在社会发展与历史发展动力结构中的地位及作用。这种认识，全面而深刻地促成了社会科学视角的转换，即从“物本”视角转变为“人本”视角。

本来，自然科学是关于自然的科学，社会科学是关于人以及所组成的社会的科学，“以人为本”是社会科学的题中之义。但是，社会科学建制化以后，就出现了“物本”的倾向。一方面，社会科学关注的主要是作为物质过程的人类生活，关注人类生活物质层面的发展，如国内生产总值(GDP)的增长、物质的富裕、技术的发展、国力的增强、驾驭与控制自然能力的提高等，而将文化层面留给所谓人文科学；另一方面，社会科学的工具也是物质化的，即采用自然科学分析物质世界的方法和手段，由此忽视了人文世界中精神层面的分析和挖掘。

突破这种“物本”视角，首先是从历史学和哲学开始的。近代以来，西方学术界对于历史动力的认识经历了两次“转向”，即从神意走向理性，再从理性走向文化。中世纪神学史观将推动人类历史发展的力量归结为“神意”这一超自然的神秘力量，英雄史观则归结为少数超人的作用。18世纪启蒙思想家则将历史的发展归结为人类理性的发展。孔多塞认为，历史不是神意的创造和英雄人物的业绩，而是人类理性觉醒的产物。历史乃是人类理性不断***的过程，历史进步的阶段对应于人类理性的发展阶段。这种理性主义不仅推动了哲学上以笛卡儿为起点、以康德为终点的“认识论转向”，而且，理性主义精神浸润了各门社会科学。例如，亚当．斯密以来的主流经济理论体系实际上是以“经济人”理性的展开为逻辑起点和主线的。但是，随着自然科学与技术的发展，理性精神被赋予强烈的自然主义和工具主义的色彩。社会科学开始偏离价值判断，在方***上开始陷入纯粹技术主义和“唯科学主义”的窠臼。19世纪下半叶以来，欧洲大陆人文主义思潮开始拒斥这种近代西方学术界固执的自然主义理性原则，广泛借鉴当代人文研究的成果，紧紧围绕人与文化或者历史的关联来重新思考人类及其历史的本性。

到20世纪末期，这种重视文化的思潮带领几乎所有社会科学进入文化这一核心地带。例如，在历史学中，斯宾格勒认为，历史是各种文化的历史传记，历史是文化组成的。汤因比认为，在***治、经济和文化这三个文明社会的历史剖面中，作为精神活动之集中体现的文化是文明社会的精髓和核心。到20世纪末期，历史学一方面在追寻国富国穷奥秘的过程中，超越土地、劳动、资本等物质要素的视野，进入知识、制度、精神、习俗等文化领域，发现文化乃是决定一个国家兴衰的深层原因；另一方面，开始打破“西方中心论”的视角，试***到不同国家的文化语境中去发现历史。在经济学中，一方面，体现在基础理论领域，一本出版于2003年的学术幻想小说《拯救亚当·斯密》[7]试***拯救长期以来被误解的亚当·斯密，表明物质高度发达而文化与道德滑落的西方，人们开始意识到，亚当·斯密所主张的“经济人”首先是“道德人”和“文化人”；另一方面，经济增长理论经历了一条由“物”到“人”、由外生增长到内生增长的演进过程，超越了片面强调物质资本的视野，确立了重视技术进步、强调知识和人力资本积累的文化视角。在法学领域，法文化学日渐兴盛，以致于一些学者将法看成一种文化现象。在人类学领域，学者们通过开展民俗文化的“田野考察”与文化接轨。总之，世纪之交，文化开始成为西方社会科学各个领域的基点，一切社会现象都可以被归结为文化现象，社会科学各个领域的分析框架与概念都可以“公约”于文化

分析的框架与概念。

20世纪后期以来，中国的社会科学界也经历了一个类似的视角转换。首先，从动态上看，文化潮流主导中国的社会科学学术发展潮流。在思想界和学术界，以人文文化为内容的学术热一浪接一浪地出现——20世纪70年代末期至80年代初期的“美学热”，80年代中晚期的“文化热”，90年代初期的“国学热”，90年代中晚期以来的“西学热”。这些文化热潮与国际上的“文化热”相呼应，构成中国思想界和学术界从启蒙到谋求与国际学术接轨的过程。其次，从宏观上看，伴随“以人为本”的新发展观的提出以及“人的全面发展”理念的形成，人本理念开始整体渗透到社会科学各个学科，人文关怀成为各个学科的价值导向。例如，***治学探索以人为本的新***治发展观，经济学探索以人为本的新经济发展观，文化理论则探索以人为本的新文化发展观。再次，从微观上看，各门社会科学关注文化，特别是各种子文化与亚文化研究。例如，历史学致力于显现资***育人的文化功能；经济学关注入力资源开发和制度文化建设；管理学开始摆脱单纯科学管理的窠臼，在“管理是文化的产儿”、“管理是人性的调节”等理念的引导下，进入人本管理的境界，构建管理文化和企业文化新的研究视角等。如果说西方学术界的学术视角从自然主义和技术主义的物质层面向人文的文化层面的转向，一方面在社会科学学科建构意义上体现了西方社会科学摆脱自然科学视野和方法约束的愿望，另一方面在学科价值意义上凸现了文化在人类社会发展动力结构中的基础性作用的话，那么，中国学术视野向文化的转向则一方面在学科建构意义上标志着中国学术界试***超越纯粹从上层建筑的角度观察文化的视角，将文化更多地看成是社会发展抑或社会科学发展的基础结构，另一方面，在学科价值上试***将社会科学建基于人本这一宏观的文化理念，将“物本”的社会科学转变为“人本”的社会科学，同时，通过中国的“人本”社会科学的发展，树立中国在国际上的文化形象，既要在物质层面复兴中华民族，又要在世界文化谱系中复兴中华文化的应有地位。

四、以人为本还是以生命为本：人类行为价值归属的追问

确立社会科学的价值归属是以人为本，将社会科学视野引向人的文化价值，是社会科学视角的重大转向。但是，作为社会科学研究的客体的人类行为的价值归属是什么?这是社会科学学科视角转向中必须重新思考的一个重大问题。世纪之交，人类行为实践中出现的问题向社会科学工作者尖锐地提出：什么是以人为本?人类行为能否仅仅以人为本?

在传统“物本”视角下，对上述问题的理论与实践回答都是片面的。在“物本”的视野中，作为“本”的人是当代的人，而且是少数拥有话语权力的人，而不是整体的人；是作为生物进化最高层次从而主宰自然的人，而不是作为“类”的人，不是生命体系中的人。在实践上，人类行为的价值归属是人的物质发展，即满足人的物质需求，所以，既便被认为是“人本”的发展实际上也是“物本”发展，“以人为本”被片面理解为“以物为本”。

世纪之交，人类行为与实践中的一系列问题凸显出来，提示人们要完整把握以人为本的内涵。首先，全球性能源短缺的爆发标志着不能仅仅以当代人为本，而必须从人类的延续中把握以人为本。罗马俱乐部学者们预测人类将在五十年内耗尽地球上全部矿物能源的预测可能过于悲观，但是，未来人类拥有和支配的不可再生的矿物能源越来越短缺是不争的事实。“以人为本”不是以“我们”这代人为本。其次，世界范围内贫富差距的拉大与这种差距的刚性标志着“以人为本”不是以一部分“先富”的人为本，而必须是以全人类为本。思想界与社会科学界如果不能合理地回应上述问题，只能继续听任这一代人剥夺后代的生存空间，继续听任由于“先富”和“先发展”而掌握话语权力的少数西方国家来诠释“以人为本”。

同样，世纪之交的诸多事件也提醒人们要超越“以人为本”的观念，确立以生命为本的理念。首先。全球生态环境赤字的加大标志着以人为本不仅意味着要关注人的需求，更重要的是关注人的生存环境。现存的“人是自然的主宰”、“一切为我所用”的观念与行为模式，只能恶化人类生存的生态环境，与“以人为本”背道而驰。其次，“***”与“禽流感”流行及其对人类的损害则提示人们超越以人为本的视野，将价值观照普照到整个生命现象。人只是宇宙生命的一种形式，只是大自然生物链条中的一个环节。20世纪80年代，美国流行病学家卡尔文·施瓦布说过，世界上只有一种医学，即人类医疗和动物医疗相结合的“社会医疗”。一些最容易夺取人类生命的病毒来自动物，常见的共患疾病已经达到八十九种。人与动物的健康和疾病问题其实是一体的，将人与动物分开的观念已经过时。可见，单纯从人的立场出发是难以真正做到以人为本的，只有敬畏和尊重一切生命形式，才可能真正做到敬畏和尊重人的生命与生存。

因此，人类必须一方面在上述人的代际关联、不同种群的人的关联中完整把握以人为本的内涵，另一方面要在人与生态的关联、人与其他生命形式的关联中更深层地审视人类行为的价值归属，超越以人为本，确立以生命为本的理念。或者说，以人为本是人类精神层面的追求，而在物质层面，必须做到以生命为本。

应该说，思想界和社会科学界已经在探索向以生命为本的转向，一些重要的思想资源被发掘和重新引起重视。最近，德国伦理学者施韦泽的敬畏生命伦理学风行于中西伦理学界。这一理论强调“敬畏生命”，强调“善是保存生命，促进生命，使可发展的生命实现其最高价值。这是必然的、普遍的、绝对的伦理原则”[8]。施韦泽所说的“生命”，包括人、动物和植物在内的一切生命现象。敬畏生命，不仅意味着敬畏人的生命，而且还要敬畏动物和植物的生命。敬畏生命的伦理否认高级和低级、富有价值和缺少价值的生命之间的区分。人应该尽量摆脱以其他生命为代价保存自己的必然性。与此相应地，中国古代“天人合一”观念的思想价值开始获得国际学术界的普遍重视。思想界开始为人类设计新的生活方式。德国学者赫伯特说过，20世纪人类思想最大的进步并非来自于原子弹的制造或者登陆月球，而是来自于对史前社会的了解，经过对史前的研究，我们才发现“采集—狩猎”的生活方式，是人与自然真正和平共处的好方式。

值得注意的是，对这种生活方式的向往，不是枉发思古之幽情，也不是神往田园牧歌，而是渗透到社会科学各个领域的发展走向中。在伦理学中，善与恶的标准、对人类行为的评价标准开始发生变化，即以整个生命现象而不是仅仅以人为参照来确定善恶。在经济学中，经济学家的深层理念开始发生一个重大变化，即从传统的认为地球是一个物质富裕的开放系统的“牧童经济”理念向地球是一个资源有限的封闭系统的“飞船人经济”理念转变，基于此，经济学开始出现一场“绿色***”——一方面，出现了一系列“绿色”概念与分析框架，包括绿色GDP、生态包袱、生态损失、生态足迹、循环经济等[9] （P20）；另一方面，经济学的一些基本原理，如效率标准、公平标准、发展标准也开始建基于生态环境的保护与培育。历史学也在积极参与这一转向，美国学者彭慕兰的《大分流》有力地证明，以英国为代表的西方之所以崛起，是因为他们利用殖民地体系转嫁了“生态包袱”，换句话说，西方的崛起是以剥夺他国的生态资源从而透支全球的生态资本为前提的，因此，保护整个地球的生态，是西方国家不可推卸的历史责任。全球化理论开始超越单纯的生产、技术、市场的维度，关注生态问题的全球化。在刚刚结束的“地球观测峰会”上，来自四十四个国家和二十六个国际团体的代表一致决定，在2014年以前建立全球环境监测体系。从2004年开始，欧盟开始实施动物福利标准，要求自2013年开始扩大养鸡场鸡笼的规格，采取放养方式养猪，以让鸡和猪有更为舒适的活动空间。美国一家名为“善待动物协会”的民间组织指控肯德基违背“鸡道主义”，为了降低成本，公司所用的鸡生存在狭小、污秽的空间，缺乏应有的动物福利，迫于压力，肯德基不得不要求供货的养殖场改善鸡的生存环境。此外，***治学开始强调国家的“生态国力”和“生态安全”；法学开始基于环境保护调整法律规范的基点；现代化理论则开始将生态指标纳入现代化的标准。

五、整合还是分野：社会科学方***的走向

把人看成是一种生命现象，是自然的组成部分，必然深刻影响到当代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的走向。构成这一走向的基本特征，就是社会科学方***与自然科学方***的整合。

当代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在方***方面客观上存在着整合与分野两种趋势。一方面，人是自然的一部分，人是一种生命，研究人与社会的社会科学和研究自然的自然科学在研究对象直至方***上有着根本性的统一性，因此，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必然出现整合的趋势；另一方面，人的“文化人”、“道德人”、“社会人”、“***治人”特征要求以人及其社会生活为研究对象的社会科学不能照搬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和范式，社会科学要摆脱唯科学主义的窠臼，开辟独特的方***路径，即构建社会科学特有的人文关怀精神。

与自然科学方法的整合与分野，是当代社会科学方***的走向所面临的一组矛盾。然而，这种看似矛盾的走向如果从深层次看却是统一的。因为从长远看，整合是最终的趋势和结果，是主流；而分野是过程和手段，是支流。只有当人真正回归“自然状态”，即达到全面发展，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在对象与方***上才能真正统一，形成自然关怀与人文关怀的统一，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最终整合成为一门具有统一价值及方***的科学；在目前阶段，人及其社会相对***于自然世界的情况下，社会科学必须是相对***的，必须有自己独特的学科建制和学科方法，以支撑社会科学的人文关怀。从历史上看。社会科学的产生和形成是与现代化过程紧密相连的，现代化的异质性和复杂性，决定了现代社会科学的经验性和主观性的研究路径。在强调社会科学***性的同时，在不同的学术方法和范式之间保持丰富的想象力，是后现代话语背景下现代社会科学的新概念，也是创新社会科学的路径。

但是，社会科学构建特有的学科建制和学科方法，并不意味着拒斥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社会科学的人文关怀所拒斥的是唯科学主义，即幻想科学技术可以解决世间一切问题，抹杀社会科学研究对象的人文特性和忽略社会科学的人文关怀，以及对自然科学范式的照搬照抄。在坚持人文关怀的前提下，借鉴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运用自然科学的结论，往往有助于增强社会科学知识的实证性和科学性，使之更具说明力、解释力和分析力。

世纪之交，伴随人文危机的激化，西方社会科学在借鉴自然科学方法方面出现两大变化：一是传统的过度“科学化”的学科出现人文转向的趋势。例如，经济学开始注重发展价值及其内涵的研究，开始注重经济发展文化背景的研究；***治学开始注重不同文明之间的冲突及其整合。二是随着科学的发展，在伦理学、心理学等传统人文学科领域开始大量引入生物学和医学的研究方法与成果。例如，人类的道德是如何产生的，是源于休谟所说的“直觉”还是源于马克思所说的社会关系?长期以来是伦理学界困惑的问题。神经学家通过MRI方法分析人脑神经网络的运动，发现人类道德形成的直接生理基础是人脑中一个产生情感直觉的神经网络。又如，未来的人类是趋向“利他”还是“利己”?生物进化研究和动物行为研究证明，无论是在动物界还是在人类，“利他”的基因与“利己”基因相比更具有遗传优势，因此，人类行为会逐渐增强“利他”的倾向。

如果说西方社会科学因为缺乏人文精神而调整社会科学方法和自然科学方法的关系，当代中国则是因为科学精神的淡漠而开始强调自然科学在社会科学研究中的运用。2003年，英国学者斯诺的《两种文化》新中译本面世，再度引发中国学术界对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是否冲突的思考。其实，两种文化之间并无必然冲突，而是相辅相成的。如果说人文文化是确立致善的标准，科学文化则是通向致善的手段。寻求两者的融合是当代思想界的重大使命。四十多年前，斯诺认为科学在美国处于被人文轻视的年代，科学技术被认为是类似于工匠们摆弄的玩意儿。斯诺要为科学争名分和地位，要求让科学与人文平起平坐。而在当代中国，历史的钟摆处在另一个端点，社会科学要争取与自然科学同等的名分。长期以来，中国的社会科学过分强调其意识形态特征，将指导思想的单一性等同于方***的单一性，在具体方法上主要采用概念、原理、规律的逻辑演绎范式，因此，中国社会科学知识体系的实证性、应用性及其分析力、解释力与说明力是有限的。中国的社会科学要真正获得与自然科学平起平坐的地位，首先需要在方***上增强科学性的成分，需要更多的科学精神。如今，这种趋势已经出现。例如，案例研究、田野考察、计量模型等具有实证色彩的科学研究方法已经开始在经济学、社会学、人类学等领域广泛运用。历史学家借助天文学的方法和结论研究中国上古史——席泽宗院士关于马王堆帛书《五星占》及彗星***的解读，关于甘德肉眼观察到的木星卫星的推测，关于敦煌历书和星经的分析等，在“夏商周断代工程”的研究中发挥了基础性作用[10]。

六、全球化还是中国化：中国社会科学的发展基点

揭示和解决时代问题是每个时代社会科学的根本使命。时代问题决定社会科学理论思维的主题。在民族国家背景下，一个国家或民族的社会科学主题，往往是这个国家或民族的兴衰、世界历史地位与命运的问题。法国的重农学派、德国的历史学派、英国的自由贸易理论、美国的新自由主义都是如此。在一个国家内部，如果社会科学理论不是以解决本国问题为己任，是难以在国内获得主流地位的。正因为如此，马克思主义虽然是科学理论，产生在德国，但是德国学术界认为它不能解决德国的问题，未能在德国获得主流的地位。同样，尽管英国古典经济学家试***推广自由贸易理论，但是，德国经济学家认为这一理论不符合德国国情，因此构建历史学派予以抵制。

当代中国的时代问题无疑是通过现代化来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当代中国社会科学的主题应该围绕这一时代问题而展开。探索中华民族复兴之路，是当代中国社会科学的价值所在，当代中国社会科学的发展必须体现这种价值要求、价值理想和价值标准。这也正是当代中国社会科学地位提升的时代背景和时代意义。

当代中国的发展是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振兴，因此，中华民族的复兴无疑是中国参与和融入全球化的过程；同时，这种复兴又是恢复中华民族在世

界历史上曾经拥有过的历史地位的过程，因此，这种复兴又必然是一个在地化即本土化的过程。实际上，全球化是多向交融而成的，不单是从西方流向东方，也是从东方流向西方，是标准化与差异化、全球化与在地化并存的过程。

在全球化背景下，要实现中国社会科学的在地化，必须树立社会科学中国化的旗帜。中国化，应该成为当代中国社会科学发展的基点。马克思指出：“一个大民族，只要还没有民族***，历史地看，就甚至不能比较严肃地讨论任何内***问题。”[11]（p427)但要严肃地讨论自己的内***问题，仅有***治***还是不够的，至少还需要学术文化的***。中国的学术文化***，还是一个尚未完成的过程。在经历了几次“西学东渐”以后，中国的社会科学呈现出明显的域外社会科学影响的痕迹，在国际社会科学生产体系中处于“依附性”的层次。在国际学术交往中，中国的社会科学学术文化存在着巨大“逆差”。这种“逆差”一方面是本土社会科学知识生产能力不足的表现，另一方面也会进一步扭曲中国社会科学学术生产的价值、方式与结构。

自近代以来，中国的知识阶层中有相当一部分人存在着一种简单认识，即将西方社会科学视为与自然科学和技术科学相同的东西，只注意其一般性，忽视其特殊性，自觉不自觉地予以简单搬用。不仅康梁维新、孙中山***，就连早期中国***人对中国***道路的设计，都有这种方***的色彩。直到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以后，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上取得了重大进展，基本解决了社会科学上层结构的在地化问题。但是，在社会科学的基础结构即社会科学各个学科的层面，依然存在着搬用西方社会科学理论与方法的问题。中国社会科学中国化的任务显得任重而道远。

可喜的是，国际社会科学的上述几个层面的转型为中国社会科学的中国化发展提供了契机。社会科学空间视野的位移必将凸现中国社会科学学术资源的全球意义，为中国社会科学争取国际社会科学界的话语权力创造条件。社会科学思维时间模式从“***”向“演进”的变化则与中国二十多年来的社会转型的实际相吻合。中国决策层已经确立经济、社会、生态与人的和谐发展观，开始选择“以人为本”的发展模式，这为社会科学实现从“物本”向“人本”，从“以人为本”向“以生命为本”转变提供了现实基础。通过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交叉融合，必将一方面强化中国社会科学的人文精神，另一方面提升中国社会科学的科学素质。

要做到学术文化的***和中国化发展，首先要实现社会科学价值标准的中国化，即用能否体现中华民族历史复兴的价值要求、价值理想和价值标准来衡量一切社会科学学科建构和学术成果的价值意义，使社会科学具有中国的本土价值。其次，要实现问题的中国化，即在提问方式上要站在当代中国和当代中国人的立场上，真正提出中国问题，研究真正的中国问题，而不是站在“他国”和“他者”的立场上评判中国，或者站在国外社会科学范式的基础上运用国际流行的范式来套中国的问题，为国际流行的理论寻找在中国的依据或实证材料。再次，实现社会科学方法的中国化，即用基于中国实践抽象出来的概念、命题和范式而不是海外舶来的概念、命题和范式来研究中国本土问题。最后，实现学术资源的中国化，挖掘和复兴中国的学术文化。一些人用西方学术范式观照中国传统学术，认为中国没有近代意义上的哲学、经济学、历史学等哲学社会科学，这是应该摈弃的“西方中心论”视野。实际上，中国有自己的学术范式，有自己丰富的、值得挖掘和光大的学术资源积累，这是国际学术界已经开始认可的。

总之，当代中国社会科学发展的基点，是实现中国社会科学的中国化，即在挖掘中国的传统学术资源的基础上，借鉴和运用国际上先进的学术生产方式与方法，一方面生产出具有推进中华民族复兴这一本土价值意义的学术成果，另一方面，全面参与全球化的学术生产，摆脱在国际学术市场体系中的依附地位，成为社会科学学术生产的大国和强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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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Transfer of Western Contemporary Social Sciences and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of Chinese Social Scien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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