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文网鲁迅杂文篇1
关键词:鲁迅 杂文 艺术性
鲁迅先生的杂文无疑是一座艺术宝库。其美如辽阔天空如浩瀚海洋。但专家学者的研究往往不够全面,本文仅从鲁迅先生杂文的艺术性角度进行赏析,望能借一斑而窥知全豹。
一、鲁迅先生前期杂文的艺术性
鲁迅先生对其杂文的自我评价是“论时事不留面子,砭锢弊常取类型”(《伪自由书前记》)。从“不留面子”上可知其爱憎分明,有“诗”一般的浓烈感情;从“常取类型”上可见其形象性和典型性,有“诗”的特质。鲁迅作为伟大的思想家,需要经常性地思考问题,然而,同时也是文学家的鲁迅在论及时事进行思想表达时,怎会满足于一般说理和程序推论?其会通过形象思维,捕捉艺术形象,开创生动感人表达方式,寄情理于其中。鲁迅的杂文有运转自如的辩论和得心应手的擒纵,其逻辑思维能力极强。并且逻辑力量不单是罗列理论,更有诗情画意的文字表达。所以说,鲁迅先生前期杂文在艺术性上拥有“诗”的因素和形象性特征。
比如,鲁迅先生的《灯下漫笔》,其表达阶级对立思想时语言形象而不抽象。“因此在我们目前,还可以亲见各式各样的筵宴,有烧烤,有翅席,有便饭,有西餐。但茅檐下也有淡饭,路旁也有残羹,野上也有饿殍;有吃烧烤身价不资的阔人,也有饿得垂死的每斤八文的孩子。”由此可见语言的形象性和写实性。对比鲜明强烈,并可借以突出矛盾的典型化特征,通过热烈爱憎惊醒读者,为下文将“中国的文明”比作“人肉的筵宴”做好铺垫。
可见,鲁迅先生前期杂文艺术性的最大特点就是寄道理和感情于具体形象之中。
二、鲁迅先生后期杂文的艺术性
鲁迅先生后期杂文愈加全面和深刻有力。在《三闲集·序言》中,其提出“一向是相信进化论的”,然而1927年血的事实却让其思路“因而轰毁”,之后1928年关于***文学的论争中其阅读了“科学底文艺论”,并对普列汉诺夫的《艺术论》进行了翻译,“以救正我——还因我及于别人——只信进化论的偏颇。”由此可见,鲁迅后期杂文的艺术性主要体现为辨证地看待问题。
鲁迅先生针对当时一些人片面性理解陶潜、钱起等人始终持批评态度。
当陶渊明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为世人所欣羡时,鲁迅却写道:“但在全集里,他却有时很摩登,‘愿在丝而为履,附素足以周旋,悲行止之有节,空委弃于床前’,竟想摇身一变,化为‘啊呀呀,我的爱人呀’的鞋子,虽然后来自说因为‘止于礼仪’,未能进攻到底,但那些胡思乱想的自白,究竟是大胆的。就是诗,除论客所佩服的‘悠然见南山’之外,也还有‘精卫衔微木,将以填沧海,刑天舞于戚,猛志固常在’之类的‘金刚怒目’式。在证明着他并非整天整夜的飘飘然。”(《且介亭杂文二集·“题未定”草(六)》)当钱起的“曲终人不见”被人们认为“表现的是消逝”,“江上数峰青”“表现的是永恒”,推此一联为诗美的极致时,鲁迅却说从钱起的《省试湘灵鼓瑟》全诗分析,是不好证成“醇朴”或“静穆”的。该诗为应诗而作,自然无法在考卷上大发牢骚。但如再读钱起的《下第题长安舍》,“一落第,在客栈的墙壁上题起诗来,他就不免有些愤愤了。”(《且介亭杂文二集·“题未定”草(七)》)
鲁迅先生认为,“倘要论文,最好是顾及全篇,并且顾及作者的全人,以及他所处的社会状态,这才较为确凿。要不然,是很容易近乎说梦的。”“正如李白会做诗,就可以不责其喝酒。如果只会喝酒,便以半个李白,或李白的徒子徒孙自命,那可是应该赶紧将他‘排绝的’。”(《且介亭杂文二集·“招贴即扯”》)“譬如勇士,也战斗,也休息,也饮食,自然也,如果只取其末一点,画起像来,挂在妓院里,尊为大师,那当然也不能说是毫无根据的,然而,岂不冤哉!”(《且介亭杂文二集·“题未定”草(六)》)
鲁迅先生后期杂文在知同代之人论当今之世时,更多地显示出了全面、辨证地看问题的艺术性。比如在《且介亭杂文二集·忆刘半农君》里,鲁迅在肯定刘是“《新青年》里的一个战士”,“活泼、勇敢,很打了几次大仗”的同时,客观地指出了刘的“活泼,有时颇近于草率,勇敢也有失之无谋的地方”,并且“几乎有一年多,他没有消失掉从上海带来的才子必有‘红袖添香夜读书’的艳福的思想”。但鲁迅仍承认刘的为人,“确是浅。但他的浅,却如一条清溪,澄澈见底,纵有多少沉渣和腐草,也不掩其大体的清。”纵然后来两人因思想差异弄得“几乎已经无话可谈”,“不过,半农的忠厚,是还使我激动的。”
可见,鲁迅先生后期杂文艺术性的最大特点就是对待事物全面分析,一分而二,区别对待。
总之,我们要按照前后两个时期对鲁迅先生杂文艺术性进行赏析,它们之间相互联系,又能够相互印证其艺术性。
参考文献 《伪自由书前记》。
2、《灯下漫笔》。
鲁迅杂文篇2
论鲁迅杂文的诗性品格
摘要：杂文本身就是一种介于诗与***论之间的边缘文体。鲁迅以其特有的诗人气质为杂文的表现方武开拓了一个全新的领地。作品中包孕的强烈情感，以小见大、因著显微的表达方武，独创的意境与意象以及思维的活跃，都使得其特有的诗性品质得以彰显。
关键词：诗性品格 暗示性 情感性 意象 思维的跳跃
鲁迅杂文篇3
关键词：鲁迅 “青年之死”主题 杂文
鲁迅先生的杂文，深邃如海，每一位阅读者就像入海采珠一样，不管从哪里入手，都可能有不菲的收获。我们可以跟随鲁迅一起把目光聚焦在那条流淌着青年们的鲜血的支流上，细品鲁迅“青年之死”主题杂文所蕴含的沉郁之情与生命之痛。
“青年之死”杂文激荡着鲁迅的骨气与血性
鲁迅《华盖集续编》中的《无花的蔷薇之二》、《“死地”》、《可惨与可笑》、《空谈》、《记念刘和珍君》和《二心集》中的《友邦惊诧论》、《中国无产阶级***文学和前驱的血》以及《南腔北调集》中的《为了忘却的纪念 》、《且介亭杂文末编》中的《写于深夜里》都是“青年之死”主题杂文中非常有分量和代表性的作品，有的曾经被编入中学语文教材。这些杂文中的青年，有的是学生，有的是作家和***者，还有演员，他们大多是被******府或者***者而杀害的。正是为此，这些杂文中贯注着鲁迅最深挚的爱，最伟大的同情，最沉郁的悲愤。鲁迅在《记念刘和珍君》中写到，“四十多个青年的血，洋溢在我的周围，使我难于呼吸视听，那里还能有什么言语？长歌当哭，是必须在痛定之后的。……我将深味这非人间的浓黑的悲凉；以我的最大哀痛显示于非人间，使它们快意于我的苦痛，就将这作为后死者的菲薄的祭品，奉献于逝者的灵前。”[1]289这段文字是先生为了三一八惨案中被杀害的青年学生而写下的。鲁迅在《为了忘却的纪念》中再次为青年一哭。有人说鲁迅先生冷面，但读者在阅读的这些文字时，谁能说先生不动容呢？谁又能不为先生的文字动容呢？当此之时，我们可以感受到先生的内心汹涌着悲愤的河流，文字中充溢着对杀人者的愤恨，对苟且者和帮凶的憎恶！另一方面，我们感受到，鲁迅先生对于青年的爱，就像埋藏得很深很久的岩浆，此时喷薄而出，显露出其特有的热度与力量，文字中流露出先生对青年生命的深深痛惜与珍视！无论是从思想内容还是艺术手法上，鲁迅先生都有不少令人激赏的文章。可是在这些有感于青年之死而作的杂文中，我们看到了鲁迅先生更为可贵，更让人敬仰的一面――这是一位有骨气的文人的有血性的文字！那就是对敌人永无止息的恨和永不妥协的斗争，对优秀青年无比炽热的爱和深藏于心的纪念。正如鲁迅先生在《七论“文人相轻”――两伤》中所写：“至于文人，则不但要以热烈的憎，向‘异已’者进攻，还得以热烈的憎，向‘死的说教者’抗战。在现在这‘可怜’的时代，能杀才能生，能憎才能爱，能生能爱，才能文。”[2]419鲁迅所赞扬的“彼兑飞”的话也可以为他自己抒怀：“我的爱并不是欢欣安静的人家，花园似的，将平和一门关住，其中有“幸福”慈爱地往来，而抚养那“欢欣”，那娇小的仙女。……我的爱，就如荒凉的沙漠一般――一个大盗似的有嫉妒在那里霸着；他的剑是绝望的疯狂，而每一刺是各样的谋杀！”[2]419
“青年之死”主题杂文蕴含着鲁迅战斗与得救的思想
不管是在小说，还是在散文、杂文中，鲁迅先生曾经多次谈到死亡的问题，而且常以超然、达观的态度处之。因为他深知，在人生的一切运命中，“人生必死”的运命无法逃避。但为何一旦论及青年之死时，鲁迅先生的文字尤为悲痛沉重？我想回答这个问题应该回到鲁迅鲁迅为文的根本目的。
同很多从五四时期走来的作家一样，鲁迅的文艺观也有着显明的社会功利性。他的一切思考、写作的最后指归是启蒙、立人，救国、发展，而这旨归之最后寄托又落于青年的自醒和自为上。鲁迅一切呐喊、彷徨、战斗的最后归宿是想让青年开创一个青年的中国，因为青年，于无所希望中得救。鲁迅在《灯下漫笔》中疾呼这人肉的筵宴现在还排着并且有许多人还想一直排下去。“扫荡这些食人者，掀掉这筵席，毁坏这厨房，则是现在的青年的使命！”[3]229由此，在鲁迅眼里，青年是民族复兴的希望，国家的未来。青年就是应该勇敢战斗，就是要进步，为国家的强盛带来第一缕光芒。当然，这与鲁迅信奉进化论思想有关。鲁迅将殷切的希望寄托在青年身上，提出了一要生存，二要温饱，三要发展的观点，希望他们自重、自醒，找出一条“活路”，将来养成健全的人格，开创并生活于自由、平等、和谐的社会 。
鲁迅杂文篇4
鲁迅的杂文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一个奇迹，是中国反封建思想***的时代产物，同时也是具有严格的现代性和鲜明的民族性的新文体，是为鲁迅所独创兼具评论性与文学性的一种文学样式。它可以抒情，但不像抒情散文那样情丝缠绵；它可以说理，但不像议论文那样呆板说教；它可以叙事，但不像叙事散文那样纯粹叙事，它是叙事、抒情、议论三者的有机结合体。在这三者中，评论性是灵魂，且具有鲜明的***治倾向，但字里行间，又常常有生动的形象、鲜明的色彩、丰富的联想。因此，鲁迅杂文是一种既有***论因素又有文学色彩的“文艺性论文”。
鲁迅杂文的文艺性主要体现在形象性、抒情性、合理的艺术结构、幽默诙谐又尖锐泼辣的语言风格等方面。
“美作为内容和形式的统一，它们的内容都要通过一定的色彩、形、声等物质材料所构成的外在形式表现出来。”鲁迅的杂文中语言的形象性，就使他的杂文具备了美学上的这一特点要求，使他的杂文既有强烈的论辩色彩、散文的浓烈感情，又有小说细节的形象美。
针对鲁迅的杂文的特殊性，在具体的教学实践中，怎样才能使学生对学习鲁迅的杂文感兴趣呢？
一、于无疑处诱疑
记得一次，笔者上鲁迅先生的《论雷峰塔倒掉》一文时，文章字面上的意思并不难懂，却难于讲授深透，他把“国粹”家们赞誉的“雷峰夕照”描写得“破破烂烂”，表达了他的厌恶之情。面对“南社”***者的幻想与幼稚，作者写他们的外貌：“便一切都恢复了‘汉官威仪’，人们都穿大袖的衣服，峨冠博带，大步地在街上走。”这是外貌描写，想象这些“***者”幻想的赶走满人后的情景，讽刺了他们思想的浅薄。张载说：“于无疑处有疑，方见进矣”，于是，笔者一反按部就班的传统的分析方法，根据教材比较对照的手法，将观点伦理融合在叙述过程中，在归结处以犀利、明快的话语道出自己的特点，遵循叶圣陶所说的：“教师为之教，不再全盘授予，而再相机诱导。”采用了引发学生对课文明白如话的地方产生疑虑的方法来进行分析，突破一点，相机带动全盘。在指导阅读全文的基础上，笔者点出学生能一看既懂而易于忽视的疑点，为什么作者在近结尾处非常细腻地描写吃螃蟹的过程及动作？问题一指出，课堂顿时热闹起来，学生们跃跃欲试，你一言，我一语，议论纷纷。有的说这与法海和尚有关，有的说这是鲁迅先生为了激发读者的兴致而讲趣闻，也有的说这一段作用不明显，可要可不要的……各抒己见，不一而足，学生的兴趣被初步激发起来了。
二、于精妙处深掘
朱熹说：“教人不见意趣，必有乐学。”于是笔者运用由表及里的“剥笋式”的方法，层层设疑，诱其深入，使之逐步体会“文章从容委曲而意独至”的妙处，理解其丰富的内涵和深度，因势利导地对学生进行逻辑思维训练，尤其是通过深掘一些重要而蕴涵精妙的语句进行。正如程端礼所说：“字求其训、索其旨。”例如：笔者联系上文启发学生思考：“再描述剥蟹，吃蟹之前，鲁迅为什么要写我国传说中最高的玉皇大帝呢？怪法海多事？以至法海住蟹壳里躲起来？”学生们踊跃举手，回答说：“这是因为法海荼毒生灵，罪大恶极！”笔者随即肯定他们回答的很好，并指出上面一部分是写普天同庆雷峰塔的倒掉，揭露了法海的罪恶，讽刺了封建卫道士“法海”的可耻下场，作者借用上海地痞流氓敲诈乡下人钱财的故事，讽刺了上海文人见风使舵的嘴脸。这些故事情节不及小说曲折，但精练形象，既生动风趣，又使讽刺入木三分。
三、于关键处升华
紧接着，笔者进一步提问：“作者为什么要把剥蟹、吃蟹的整个过程写得那么详细、具体？”要求他们深入的思考。课堂上气氛更热烈了，学生们抢着说：“这是要看看‘蟹和尚’的样子。”此时，笔者又顺水推舟，发问道：“文中为什么要将‘蟹和尚’描写得那么难看？”学生们回答是因为大家都恨它。”笔者说：“对！这是进一步指示了法海的丑恶嘴脸，以嘲弄的语气写出了这位‘得道的神师’走投无路的狼狈相和可悲可哀的下场，说明人民对法海的深仇大恨，非一擒为快不可！塔倒白娘子重获自由，而他却要‘独自***’，非到螃蟹断种的那一天出不来，这无异于判了‘无期徒刑’。结尾通过白娘子和法海的两种不同结局的对比，寄寓哲理于‘闲笔’之中，巧妙地运用民间故事为现实斗争服务，鲁迅先生‘嘻怒骂，皆成文章’，深刻地指出了人民必胜，封建制度必亡的历史发展必展规律。”听讲时，学生们情绪振奋。许多学生表现了从若有所思到恍然大悟的过程。他们领会到了这篇文章的中心和巧妙的构想。
孔子说：“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笔者觉得为指导学生乐学鲁迅的杂文而诱发学生生疑必须高屋建瓴，从大处着眼，选好切入口，必须根据事前结合教材实际精心设计的分析方案，因势利导，层层挖掘，最后“点睛”。这样的鲁迅杂文教学，学生才会感觉情趣盎然而乐于接受，易于理解。
鲁迅杂文篇5
在我等之辈眼中，严秀先生堪称当今杂文界的元老。与有些老一辈杂文家一样，他也是资格很老的***者。他于1937年12月到延安，1938年1月在陕北公学学习，同年3月加入中共，不久进延安马列学院学习，后留校当马列主义教员。在延安时期，他还先后在中央***治研究室、中央宣传部工作过。与众多青年知识分子投奔延安一样，他当年也是满怀救国之情，以为“只有***，才能救中国”。想当年他是多么狂热，多么意气风发啊！如今已九十余岁高龄的他，和我们交谈起来，仍然声如洪钟，仍然目光如炬，仍然精神矍铄。只不过历经几十年的风雨沧桑，他显然已“告别”了狂热，“冷眼向洋看世界”了。尤其难能可贵的是，他如今进入了“两头真”的境界，人生“无所谓”，思想“无”，真正敢想敢说了。而且，他还不顾年迈多病之躯敢干――近些年来潜心研究苏联解体的真正原因，借以警示中国从“以俄为师”到“以俄为鉴”。继出版《一盏明灯与五十万座地堡》之后，新著《天堂往事略》已于近期问世。他在该书的《概述》中写道：“我九十周岁已过，为何还要如此自苦呢？我自不量力，想要向世人证明一下：苏联的道路决不是人类的必由之路，谁也不要为那条路奋斗了。”
提及延安往事，严秀最为难忘的一段经历，是1942年1月跟随去陕北农村搞调查研究，时间长达一年半之久。此时的已从中共***的岗位上悄然隐退下来，并从此在***治道路上一直走“下坡路”，直至在“庐山会议”和“”中惨遭迫害，最终不幸郁郁病逝。而严秀正是得益于与相处的这段特殊经历，他亲身感受到了淡泊名利、追求真理的伟大品格和高尚情操，并在自己的人生中始终以为楷模。严秀毫不讳言地说：在延安时期，才是他心目中最崇拜的人。
严秀投奔延安参加***，是否与当时其他青年知识分子一样，是因为受鲁迅及其作品的影响而作出的“正确抉择”？我们对这个话题很感兴趣，希望他能够与我们详细谈谈。说起鲁迅，严秀肃然起敬，他一生的做人与做文，都是老老实实以鲁迅为师的。不过他说，在去延安之前，他读到的鲁迅的杂文不多，因为那时在偏僻的四川内地很难见到鲁迅的著作。而更多地读到鲁迅的作品，则是到延安之后。说到这里，严秀又说到。是出面让刘雪苇负责主编了《鲁迅论文集》和《鲁迅小说选集》，才使延安的读者有幸更多地读到鲁迅的作品。严秀充满深情地回忆道：“我要说，在延安真正起了作用的，不是什么鲁迅师范、鲁迅小学和鲁迅研究会，而是指导主编的这两本书。这两本书在延安确实起了比较大的作用，因为鲁迅的书在延安根本读不到。整个***区就靠着这两本书，要不然根本不可能读鲁迅的书啊！”
我们认识和崇拜鲁迅，都不可避免地受那篇著名的《论鲁迅》的影响。对此，严秀颇为严肃地说：“对鲁迅的认识高于任何其他人，包括瞿秋白在内，与他们有本质的不同。这一点确是毛极大的贡献。”不过，严秀突然话锋一转：“当时在延安学习鲁迅都是自发的，并没有形成什么气候和高潮。毛看重鲁迅的对敌斗争要彻底坚决。去掉了最彻底的人道主义，还有什么鲁迅思想呢？”严秀几年前曾在《新文学史料》上专题谈过《“‘鲁迅’在延安”》，他指出：对鲁迅的评价，“很明显，是从当时的***治出发的，年轻时候‘与天斗，其乐无穷；与人斗，其乐无穷’，而他感觉到鲁迅这个人也有点这种味道；但鲁迅不管同谁斗，他都坚持人道主义的立场。如果没有这个人道主义的立场，也就不是鲁迅了。鲁迅是站在被压迫、被剥削、弱者的一方去战斗。”
严秀历来反对神化和***治化鲁迅，尤其对“”时期当权者利用鲁迅整治文人的卑劣行径，更是深恶痛绝。有句名言：“为了打鬼，借助钟馗。”其实“借助钟馗”只是极个别野心家所为，而某些***客为了达到某种***治目的，倒是更多的“借助鲁迅”。鲁迅并不怎么高大的形象被他们捧得那样高，可鲁迅的民主和人道主义思想却被他们肆意践踏。严秀意味深长地说：“鲁迅是反对专制独裁和暴虐的，对鲁迅的态度，就是真民主假民主的一块试金石。”
对严秀一生影响最大的两个人――鲁迅与，决定着他不仅是一个***者，而且是一个思想者，或曰有思想的***者。正因此，严秀作为杂文家，是不同一般的杂文家；严秀所写的杂文，也是不同一般的杂文。他的***与“反***”（1957年被打成“”）的特殊经历，铸就了他铮铮铁骨、正气凛然、高风亮节的杂文大家风范，造就了他思想深邃、学识厚重、题材宏大、立意独到、笔力老辣的杂文创作风格。有评论称严秀的杂文是“思想之琼浆，人格之外化”。严秀在当代杂文史上留下的宝贵财富，除了他个人那些如《论“数蚊子”》、《“批判从严”该休息了》、《一盏明灯与五十万座地堡》等杂文名篇，还有他在“”结束之后为振兴杂文而做出的许多“为他人做嫁衣裳”的辛勤劳作。他担纲主编《新文艺大系・杂文卷》（1949―1982），极力推崇邵燕祥、牧惠、舒展、王春瑜等杂文名家，与此同时又倡议出版建国以来第一本《全国青年杂文选》，力主培养年轻的杂文作者，以使杂文事业后继有人。严秀在杂文界所展现的长者风范，当是有口皆碑的。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杂文作家冯英子发表《要有一点移山精神》的杂文，不料遭到某些极左文人的围攻，可谓“江东弟子今犹在”。这时严秀拍案而起上书，仗义执言为冯英子鸣不平。结果还很幸运，一向敢为知识分子撑腰说话的，出面平息了这场风波，冯英子终于没有重蹈“”的覆辙。
当我们把话题转到时下的杂文时，严秀显得更为关切。他认为，鲁迅极力反专制的民主思想和无情解剖国民性的批判精神，在当今不仅没有“过时”，反而尤为迫切和急需。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现在还是“鲁迅时代”，还要“鲁迅笔法”。思想性是杂文的灵魂，无论杂文采用什么样的艺术表现形式，万万不可“丧魂失魄”啊！
鲁迅杂文篇6
1996—1997两年间鲁迅研究界最大的事情，就是纪念鲁迅逝世六十周年的各种活动。
1996年10月19日是鲁迅先生逝世六十周年纪念日，中国作家协会、中国鲁迅研究会、上海市作家协会、上海市文联和上海鲁迅纪念馆在上海展览中心举行了鲁迅先生逝世六十周年纪念大会。上海市学术界、教育界、文艺界、新闻界、文博界以及到上海参加鲁迅研究学术研讨会的全国二十个省、市、自治区的代表共四百多人出席大会。
10月20—21日，“纪念鲁迅逝世六十周年、全国鲁迅研究学术研讨会”在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文化交流中心举行，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副部长方全林致欢迎辞，中国鲁迅研究会常务副会长林非致开幕辞，市委老领导夏征农在开幕式上讲话。研讨会由中国鲁迅研究会副会长兼秘书长陈漱渝主持。会上，来自十多个省、市、自治区的八十余位鲁迅研究专家、学者提交了五十余篇论文，围绕着“民族魂——世纪之交的鲁迅”这一中心议题展开了深入探讨。会后集结为《浩气千秋民族魂》一书由百家出版社于1998年5月正式出版。其中主要的论文有：
陈鸣树的《20世纪初期鲁迅的人文精神》，分析了20世纪初期中国“持不同***见报章书刊大量涌现，它们或从国外输入、或‘托庇’于租界，大骂清廷的小说竟也能畅通无阻”、“救亡***存为当时普遍关注的重大课题”这一人文背景，通过对鲁迅早年著述的解读，阐发了蕴涵在其中的人文精神。《自题小像》表达了青年鲁迅深广的忧愤，并涉及对国民性的思考。在他编写的自然科学著作中，都深沉地寄托了他忧时伤国的情怀。《中国地质略论》谈科学而兼及时***，这正是鲁迅式的思想家的特点。对改造国民性的思考为当时鲁迅人文精神的另一重要内容，并延续到他的一生。在《河南》杂志上发表的一组文言论文，是研究鲁迅早期社会***治思想的重要文献。其中《文化偏至论》中所反对的“竞言武事”、“制造商估”、“立宪国会”，显然受到尼采和章太炎的误导，后来鲁迅纠正了这样的观点。而《摩罗诗力说》中呼唤的“精神界之战士”，历史表明，正是鲁迅自己。
***发的《论鲁迅“人国”思想的现代化意义》，论述了鲁迅的“人国”思想的极其深邃丰富的内涵及其所具有的现代性、独创性和远见性：所谓“人国”，是与皇权专制或君主专制的国家异质相对的。它以英美法诸国的“扫荡门第，平一尊卑，***治之权，主以百姓，平等自由之念，社会民主之思，弥漫于人心”……作为“人国”的参照系；强调百姓当权作主，强调尊重个人权利，强调平等、民主、自由。这实际上体现出社会现代化的理性、自由、体制三个基本特征。文章进一步阐发了实现“人国”的理想，重要的在于“立人”，即通过改造国民劣根性重铸国民灵魂、重塑民族人格，使每个中国人都具有现代意识和现代文化人格，只有这样的现代人才有可能自觉地解构封建专制国体以建构充满理性、民主、自由、法治精神的“人国”。并指出了鲁迅为历史留下的未完成的课题在今天所具有的启示意义。
范伯群、泽谷敏行两先生的《鲁迅与斯密斯、安冈秀夫关于中国国民性的言论之比较》，着重对斯密斯的《中国人气质》、安冈秀夫的《从小说看来的支那民族性》及鲁迅的有关言论与作品，进行了细密的文本对照和比较分析，认为鲁迅是基于高度的历史使命感和国民的爱国责任心，抱着“闻过则喜”的态度，听取外国人对待自己国家的国民劣根性的批评的。本来，美国传教士斯密斯的《中国人气质》对鲁迅的“国民性”思想产生了重要影响，也是公认的事实。文章认为斯密斯的书对年轻时的鲁迅是很有影响的，但鲁迅并不人云亦云，而是有所发展、有所创造，鲁迅有他自己的深刻与独创。而在对待斯密斯和安冈秀夫对中国的观察的结论方面，鲁迅比较重视斯密斯的意见，对安冈秀夫的著作的基本看法是认为他仅是受了斯密斯的影响而已，安氏自己的创见并不多。
杂文在鲁迅的创作中占有很大比重，对鲁迅杂文的研究虽说已有厚重的学术积累，但仍存在着尚待深入发掘和细密研究的课题。本次研讨会提出了数篇对鲁迅杂文进行总体宏观研究的论文。其中张梦阳的《鲁迅杂文与英国随笔的比较研究——兼论鲁迅杂文在世界散文史上的地位》较为突出。
该文以英国随笔这一文体的出现、发展、演变的历史及其文学属性、艺术特质作为参照系，对鲁迅杂文的出现与特质进行了平行的比较研究。认为鲁迅杂文与英国随笔同是一种理论与文学杂交的变体形态与杂糅形式，是人类进入近代、自我意识觉醒时为了自如地表达对自身与世界的理解、自由地互相交流而采取的一种个性化的符号编码方式与随意性的文学写作体例。文章在结合鲁迅的作品论述了鲁迅杂文与英国随笔的“闲、随、杂、散、曲”五种共同特征后，得出“鲁迅为世界散文史上第一大家”的结论。
总括起来说，这次学术研讨会的论文是鲁研界的一大收获，是一次成果的集中展示，是鲁迅研究事业不断发展和鲁研队伍日渐壮大的标志。不足之处是尚缺少从理论上对鲁迅作为“民族魂”的象征、20世纪中华民族魂的集中体现和杰出代表进行学理分析研究的有分量有力度的论文。
二
1996—1997两年间鲁迅研究界最重要的学术成果，无疑是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于1996年10月鲁迅逝世60周年纪念之际隆重推出的《鲁迅研究书系》。
这套“书系”由著名鲁迅研究家袁良骏主编，含15种专著、1种论文集，字数累计350万言，涵盖了鲁迅作品研究、思想研究、综合研究等各个方面，内容充实，品位高雅，意蕴丰富，气势恢宏，受到全国鲁迅研究界广泛注意和高度评价。其特点是：
在开阔的文化视野中解读鲁迅。鲁迅研究已有80多年的历史，专著专论汗牛充栋，倘若还是蜷缩于既定的狭隘格局中进行鲁迅思想发展道路之类的诠释与印证，就只可能是停滞不前，甚至往后倒退。因此，要把鲁迅研究推向新境，就必须首先拓展眼光，拓新领域，在开阔的文化视野中解读鲁迅。这套“书系”正是从这里切入的，开拓出一派崭新的学术视角与理论天地，给人以耳目一新之感。譬如阎庆生的《鲁迅创作心理论》，以35万余言的篇幅，谨严、深入地论述了鲁迅创作心理这一崭新的课题。作者运用了美学、心理学等多种学科的方法和知识，分析了鲁迅创作心理的形成和演变过程及其丰富的内涵，揭示了其中若干重要线索和某些带有规律性的东西，并结合主体在各个时期的不同作品，对其所体现的创作心理的风貌与侧重点进行了论述。郑欣淼的《鲁迅与宗教文化》，则以33万字的浩大篇幅、厚重内容与缜密分析填补了鲁迅宗教思想研究这一长期存在的空白。该书全面研究了作为鲁迅思想体系组成部分的宗教观的发展及特点，论述了鲁迅对宗教问题的大力探索及高深造诣。认为鲁迅是把宗教当做人类文化史、思想史的重要现象来研究。作者用大量的文字详细论述了鲁迅对佛教、基督教、***教等世界三大宗教以及中国道教的研究，挖掘梳理了鲁迅的一些富有意义的思想和观点，如把佛经当做人类思想发达的资料来看，居士的增多是佛门败坏的反映，***教与希伯来文化的关系，耶稣受难的意义，中国文化、世界文化与宗教的密切关系，中国的根柢全在道教，中国从未发生过宗教战争，以及鲁迅对儒、佛、道“三教合一”的形成及对中国国民性影响的深入研究等。此外，该书对鲁迅关于希腊罗马宗教、印度宗教、拜火教、摩尼教等的研究也作了颇有新意的论述。张梦阳的《阿Q新论——阿Q与世界文学中的精神典型问题》，是从精神现象学的深层视角出发，在世界文学的广阔视野中，对阿Q与堂·吉诃德、哈姆雷特、奥勃洛莫夫以及陀思妥也夫斯基笔下人物进行了纵横交错的比较研究，提出了阿Q这类文学形象属于侧重反映人类精神现象的变异性艺术典型(亦可简称精神典型)这一***的新见解，对阿Q典型研究有所推动和拓进。40岁上下的青年研究家更加表现出了勇于创新的虎虎生气，善于从更新鲜更抽象的哲理高度认识鲁迅，理解鲁迅。王乾坤的《由中间寻找无限——鲁迅的文化价值观》，就较好地体现了这一特点。作者认为，现代个性概念和有限(中间物)概念是理解鲁迅思想的两个枢纽，是鲁迅文化价值观的原点和鲁迅思维结构的核心所在，因而是释读鲁迅的锁钥。作者认为，把鲁迅批评永久、普遍、圆满看做不关心终极，是一种错觉；鲁迅是一位终身以“当下”、“有限”自任，却同时苦寻“终极”、“无限”的思想家；其思想由此与宗教和一些生命哲学相通约而又相区别。
在前人的研究基础上推陈出新。创新不能悬空，学术史上的新成果无不是历史积累的结晶。“书系”中的大多数专著都是各位研究家经过长年研究、惨淡经营而成，没有应景的急就章。譬如林非的《中国现代小说史上的鲁迅》，凝结了这位年近古稀的专家大半生的心血。这是在俯瞰和掌握了整部中国现代小说发展史的脉络之后，才对鲁迅小说于其中所占据的位置，以及赋有的涵义，作出了如此确当的估价。阅读此书，不仅可以概括地理解鲁迅小说艺术与思想风貌的发展趋势，也可以扼要地领会中国现代小说史大致的走向。“庾信文章老更成”，在看似平易的文字背后隐含着成熟的思索、开阔的视野与确当的评估，给人以素朴而又高峻的感觉。袁良骏的《现代散文劲旅——鲁迅杂文研究》，在前人基础上，对鲁迅杂文的文学艺术特质展开了更为多元的全面论证，作了总体性的透视与解剖。该书尤为注意鲁迅杂文产生的时代条件和文化背景，并将鲁迅杂文与周作人、林语堂、梁实秋等同时代人的杂文创作详加比较，使全书具有了更为浓重的文化史色彩，开辟出了鲁迅杂文研究的新视野与新局面。作者在继续发扬酣畅淋漓的论战作风同时，又涵养出了一种细腻、周密的艺术品鉴与理论分析的特长。
在理论出新的过程中讲究分析的艺术。现在有些论著在提出新理论、新观点时往往缺乏充分的分析，因而显得空泛、无力。而“书系”中的许多著作却没有这样的弱点，在理论出新的过程中非常讲究分析的艺术。譬如王富仁的《历史的沉思——鲁迅与中国现代文学论》中的《立于两个不同的历史层面和思想层面上》一文，对鲁迅与梁启超文化思想和文学思想的层面差异进行了细腻、独到的比较分析。《〈狂人日记〉细读》，又对《狂人日记》的意义结构和艺术结构以及“海乙那”和“医生”这两个意象进行了不同凡响、细致入微的分析解剖。这两篇论文致胜的关键，并不在于观点的新颖，而在于分析方法的精微、独到，因而给人以厚重、深刻、扎实之感，出新而不飘浮，稳妥又不守旧。
《鲁迅研究书系》出版后在全国引起广泛影响，获得高度评价，《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文汇报》、《中华读书报》等国内各大报刊都给予以了评介。该“书系”还因学术品位的高雅与印制质量的精美获得1997年度国家***书奖提名奖。
除了整套的“书系”之外，这两年间还出版了王得后的《鲁迅心解》〔1〕、孙郁的《鲁迅与周作人》〔2〕、皇甫吉庆的《情结·文本——鲁迅的世界》〔3〕、徐麟的《鲁迅中期思想研究》〔4〕和《鲁迅：在言说与生存的边缘》〔5〕等鲁迅研究专著，取得了不同程度的成就。
三
随着鲁迅研究的发展和思想***运动的深入，人们愈益认识了鲁迅90年前在《文化偏至论》中所提出的“立人”思想的重大意义。1997年11月，中国萧***研究会在北京召开了“鲁迅‘立人’思想学术讨论会”，以期对鲁迅思想的意义、价值进行“再认识”，与鲁迅的心灵作一次新的交流，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会后，《鲁迅研究月刊》与《方法》杂志1997年前4期上同时刊载了与会者的发言，较为重要的有：
钱理群的《绝对不能让步》认为：“这些年人们热衷于谈论‘弘扬民族文化’，却只局限于古代文化传统，甚至限于儒家一家，偏偏忽略、无视经过一个世纪的努力已经形成的现代民族文化传统；而在论及现代文化传统时，又有意无意地淡化鲁迅的传统，甚至把他视为‘断裂民族文化传统’的‘罪人’：在我看来，这都是可悲的隔膜。本世纪思想文化上的最重大的收获，就是终于产生了鲁迅这样的民族的与世界的文化巨人；现在连承认他的思想文化遗产的价值(更不用说继承与发展)都成了问题(?!)，那就真的无话可说了。但仍然要说，而且是鲁迅的基本思想，他的元思想，出发点与归宿。这就是鲁迅的‘立人’思想。这是他在写于1907年的《文化偏至论》一文中首次提出的，距离今天正好90年。——我们可以说是经历了一个世纪的风风雨雨，才认识到它的意义与价值的。从各个角度深入研究鲁迅‘立人思想体系’，是一个具有历史与现实意义的重大课题，需要集中一批力量，进行长期的认真研究。”最后指出：“在具体的操作层面上，个人利益与民族国家利益是可能发生矛盾的，这需要彼此的协调，以至一定程度的妥协；但在终极价值层面上，在现代化的目标上‘个体精神自由’是绝对不能让步的。这是‘作人’还是‘为奴’的最后一条线。守不住这条线，就永远走不出‘奴隶的时代’，这本是本世纪的中国现代化历史已经证明了的。”
王得后的《立人：革新生存的根本观念》认为：“鲁迅‘立人’的思想，在中国，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根本不同于孔夫子‘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不但因为那是两千多年前的思想，实在是‘时代’不同了；实在是孔夫子不过为了‘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20世纪，人类开始觉醒已经三四百年。人类终于洞察自己是人物，自己也依循生物进化的历程由动物进化而来，不是上帝创造的也已经半个世纪。这些都是孔夫子和他的之徒所不知道的。尤其因此鲁迅坚信‘生命第一’，‘一要生存，二要温饱，三要发展’的思想，断然拒绝孔夫子以降为了治民众而建构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思想。”“鲁迅的‘立人’思想，一面在发扬人的心智，做到‘人各有己’；一面在改变中国传统文化规范的，不允许改变的人的生存的根本观念，而建立新的根本观念。”最后指出：“人的生存，依托于物质条件；人怎样生存，却决定于生存的根本观念。‘立人’成为一种***的思想，鲁迅是一棵***的大树，大概就是这样吧?”
高远东的《立“人”于东亚》认为：“东亚旧称‘东洋’，依旧韩的语义，乃指与‘西洋’相对包括中国在内的东方地域；但依中国语义，东西洋之‘洋’，不仅为空间地域概念，而且是与现代进程有关的价值概念，所以国人指称‘东洋’仅为日本一国而已。”“虽然东亚作为一个文化圈已遭受现代国际关系的分割，但其文化特性仍带有某种统一性，尤其是问题的统一性。表面上看，‘私于一国’的民族主义，人情为重的交往伦理及利益表现，社会关系中的‘攘夷论’、消费行为的‘忠诚’倾向、***府在社会进步方面的主导权、等级尊卑意识和***治腐败现象虽好似各不相干，且各国程度、范围亦有不同，但它们其实都深刻地受制于文化深层的儒教精神，与其形式上的‘西化’成就形成有趣的对照。”“所谓‘立人’，所谓确立人的主体性或树立自我的主权，从而获得自由和***，这一课题不能单独依靠自己来实现，也不能单向地解决，必须将它延伸到相互关系中。因为在主从关系中也能存在一个主人，但另一个却是奴隶。只有相互主体性(intersubjecfivity)的确立才是个人、社会、民族国家建立主权的正道，才能克制主从关系，从根本上消灭一切奴役和压迫。”
其他发言有：王乾坤的《立人：请循其本》、徐麟的《首在立人》、摩罗的《鲁迅比我们多出什么》、余杰的《显出的“新民”与隐匿的“立人”》、孙郁的《立人的途径》、张梦阳的《悟己为奴与立人》、支克坚的《“立人”与鲁迅精神》等，都把“立人”与摆脱奴隶状态、实现人的个体精神的自觉与***紧密联系了起来。
四
专题研究是推动学术深入发展的有效途径。1996—1997两年间的鲁迅研究在如下专题上有所进展：
《野草》研究。《野草》是鲁迅非常重要的作品，也是鲁迅研究的难点之一，一直致力于这一难点探索的著名鲁迅研究专家孙玉石近两年又有新收获。他于1996年在《鲁迅研究月刊》上连载的《现实的与哲学的——鲁迅〈野草〉重释》，凝聚了新的研究体会。其特点是素朴而切实，“得自认真感觉”的体味，没有如有些研究者那样把“更多的想象加在鲁迅身上”，避免了“从另一个侧面”把鲁迅“神话”化的倾向。正如作者在代序中所说：“这次对《野草》的‘重释’，就采取了这个视角：鲁迅的生命或人生哲学的体验，离不开他对于他所生存的社会现实的关注和经历；鲁迅的现实生活感受，到他的象征性的艺术创造中又努力去挖掘哲学思考的深层内涵。”所以，这部“重释”纵然没有有些著作里表现的那种虚玄色彩和主观情感，但是却切切实实地与鲁迅作品、思想的本来面目相契合，具有更高的科学性。
《阿Q正传》研究。《阿Q正传》是鲁迅最重要的代表作，问世70多年来，研究和争论始终不衰。1996—1997两年间，除出版了张梦阳的专著《阿Q新论——阿Q与世界文学中的精神典型问题》之外，还出现了一些颇有新意和深度的阿Q研究论文。譬如葛中义的《阿Q典型与〈阿Q正传〉艺术结构问题》〔6〕，提出了《阿Q正传》本文实际存在的艺术结构上的两半之分问题，认为“这个问题对于理解阿Q典型是很重要的。即使只是从艺术直觉上，我们也可感悟到作品前后两半之间，无论在情节逻辑与场景构成，或形象描绘与语言格调，以致于人物性格意蕴等方面，两半之间也存在着明显的差异。”这种作品结构的两半之分，表现了阿Q形象的两极特点：“是我国辛亥***时代一个流浪于农村社会底层而表现着极端反常性的精神胜利法性格特点，又有着正常的人生悲剧命运的小人物的现实主义艺术典型。”只有从这两极特点进行认识，才能理解阿Q艺术典型的完整性与鲁迅创作方法的复杂性。李林荣的《文化断带上的游魂——〈阿Q正传〉与中国传统文化内部人格形象关系初探》〔7〕，认为阿Q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人格体现者，他的思想、性格的歧变和***必然与中国传统文化本身构型的缺陷和断裂同构而对应。阿Q“***”问题的真正底蕴不在于总结辛亥***的得失，而在于“暗示了中国社会文化本位的特殊性质，同时透露出在中国社会内部撼***权易而撼文化难、撼有名有姓的具体人物的地位易而撼无名无姓随时都可以替补到社会各阶层的空位上的人物的根基难这两个令人压抑的消息”。
《故事新编》研究。《故事新编》是鲁迅主要在后期创作的历史小说，许多理论问题令鲁学界争论不休。 《鲁迅研究月刊》于1997年1、7、11期接连刊载的郑家建所作《〈故事新编〉新论》：《“油滑”新解》、《神话·〈庄子〉和想象力传统》、《史传的叙事智慧与上说家的诗学情怀》，从现论思维高度对《故事新编》研究史上存在的疑难问题进行了新的审视与分析，值得引起研究家们的注意。
另外，《鲁迅研究月刊》1997年连载王乾坤的《鲁迅世界的哲学读解》，从哲学角度解读鲁迅作品和思想，给鲁迅研究领域带来了新的思维与信息，不失为两年间的可喜之事。
五
对鲁迅研究进行历史反思，是80年代末之后中国思想界一个重要的现象。1997年12月，《鲁迅研究月刊》上刊登了两位年轻人赵学勇、刘铁群的长篇论文《鲁迅研究中的儒学阴影》，引起学术界广泛注意。
该文提出如下重要观点：(一)“儒家伦理观念的束缚使鲁迅研究无法上升到研究的高度。”“鲁迅研究中第一个时期以陈西滢为代表的对立派和第二时期以梁实秋为代表的英美派自由知识分子在进行鲁迅研究时都身不由己地陷入了传统儒家的道德伦理观念中，对鲁迅及其杂文作出了歪曲的评价，进而走向了对鲁迅及其杂文的根本否定。”“根本价值观念不同，又不在理解的基础上思考研究客体，使得他们离开了从社会人生的整体意义感受鲁迅作品的有效角度，而仅仅停留在个人道德的评判上，当然难以做出具有社会普遍意义的文学或思想的新发现，也难以对鲁迅作品的潜在意义做出***阐释，更难以上升到一个研究的高度。他们是以自己的传统价值观念阻死了自己的研究之路。”(二)“***性与主动性的丧失阻碍了鲁迅研究取得探索性的突破。”“从1949年到‘***’结束这一阶段的国内鲁迅研究是在一种文化整合的紧张气氛中进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也标志着中国马列主义文化思想的胜利，各派鲁迅研究几乎无一例外地在马列主义***思想的旗帜下被整合起来。马列主义***思想成了一切言论的最高指导方针，鲁迅的思想及创作的历史价值只能在马列主义***思想的价值体系中分析和评判。这样，在权威理论话语的支配和压力下，研究主体丧失了***性和主动性，无法在鲁迅研究中取得探索性的突破。” (三)“以儒家文化为核心的传统文化的复兴对新时期鲁迅研究的影响。”“新时期的鲁迅研究是在中国大陆由封闭走向开放的历史潮流中重新起步的。灾难性的‘***’的结束为中国知识分子提供了一个‘重新返回自我’的历史条件。”“但是，鲁迅研究中的儒学阴影并没有从此散去。在思想***的同时，由于多种因素的促成，中国固有的各种传统思想文化又在社会上活跃起来，掀起了‘国学热’、‘新儒学热’。以儒学为核心的传统文化的复兴无疑要对新时期的鲁迅研究产生影响”，“第一，在文化还原过程中，不少鲁迅研究者又跌入传统文化的旧圈子，再次给鲁迅研究带来局限。”“第二，‘新儒家’的复兴带来了对鲁迅和新文化运动的否定，使鲁迅研究再次面临历史的考验。”
〔1〕浙江文艺出版社1996年12月版。
〔2〕河北人民出版社1997年7月版。
〔3〕长江文艺出版社1997年5月版。
〔4〕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4月版。
〔5〕山东文艺出版社1997年4月版。
鲁迅杂文篇7
关键词 鲁迅；屈原；爱国思想
鲁迅和屈原的关系以及鲁迅对屈原的评价在鲁迅的研究中已经被众多学者研究过，但是多数学者都是以鲁迅旧体诗的用词和意向上将鲁迅和屈原的创作相比较，认为鲁迅和屈原的关系仅仅是在艺术形式上的联系，或者就是将鲁迅杂文中将屈原和贾府的焦大相提并论，并将《离骚》说成是“不得帮忙的不平”，所以大多数学者认为鲁迅是以屈原的否定者与批评者的面目出现的。日本学者山田敬三在其《鲁迅世界》中以“埋葬屈原”来形容鲁迅和屈原的关系。然而屈原对鲁迅的影响不仅仅只是停留在诗歌艺术上，鲁迅对屈原的评价也不单单是关于屈原辞赋的艺术评价，他们之间最重要的联系应该是两者共有的爱国精神。
一、鲁迅对屈原的研究和评价
鲁迅研究屈原、评价屈原是从鲁迅二十多岁开始的，1907年，年轻的鲁迅为了探求真理，追求理想，走上了民主运动和文学***之路。1907年春，鲁迅邀请了许寿裳、苏曼殊等人创办杂志，鲁迅一开始为杂志取名“赫戏”或“上征”都是《离骚》的诗句，后来众人觉得不易懂，鲁迅才改名为“新生”，意思是新的生命，既有继承也有革新进化的含义。随后写出了著名的文学论著《摩罗诗力说》，鲁迅不仅与拜伦、雪莱、普希金等一同歌颂，也和屈原、嵇康、李贺等一起吟咏。他敬仰这些诗人的“立意在放抗，指归在动作”的精神。鲁迅评价屈原，“则抽写哀怨，郁为奇文，茫洋在前，顾忌皆去”“放言无惮，为前人所不敢言。”鲁迅称赞屈原的作品是奇文，评价屈原的精神超越了前人。鲁迅曾说过，中国的青年必须“大胆的说真话，勇敢地进行，忘掉了一切利害，推开了古人，将自己的真心的话发表出来。”因为“只有真的声音，才能感动中国的人和世界的人；必须有了真的声音，才能和世界上的人同在世界上生活。”屈原的品质之一就是敢于说真话，鲁迅肯定屈原的大无畏牺牲精神和批判精神。
鲁迅对屈原的评价，可以从鲁迅的诗词中看出。1931年3月5日，日本友人片山松元在上海女子学校任教时，鲁迅赠《湘灵歌》一首，“昔闻湘水碧如染，今闻湘水胭脂痕。湘灵妆成照湘水，皎如皓月窥彤云。高丘寂寞竦中夜，芳荃零落无余春。鼓完瑶瑟人不闻，太平成象盈秋门。”这首诗是在1931年红***第一次反围剿胜利之后所作，在这首诗中，引用《离骚》“忽反顾以流涕兮，哀高丘之无女”、“荃不察于之哀情兮”等诗句。愤怒控诉黑暗***治统治的血腥暴行，辛辣讽刺******权“太平盛世”的虚假现象。1932年12月31日，鲁迅为郁达夫也赠诗一首：“洞庭木落楚天高，眉黛猩红战袍，泽畔有人吟不得，秋波渺渺失《离骚》。”这首诗写于九一八事变的第二年，鲁迅借此诗怀念屈原，以屈原作品的思想内涵来表达自己抗日救国的爱国之心。
鲁迅对屈原的评价，从杂文中也可以看出。鲁迅在《且介亭杂文二集・从帮忙到闲扯》中称赞屈原是楚辞的开山老祖。鲁迅在文中说，“屈原…..在文学史上是重要的作家。为什么呢？----就因为他究竟有文采。”
鲁迅对屈原的评价，在鲁迅的书信中同样可以看出。对于我国新诗的发展，鲁迅与闻一多、徐志摩有多次讨论，鲁迅说到：“譬如《楚辞》罢，《离骚》虽有方言，倒不难懂，到了扬雄，就特别古奥，今人莫名其妙，这就离断气不远矣。”他认为《离骚》在体式上采用了楚地民间艺术，使人易读易懂，而西汉的扬雄模仿屈原作品的创作却特别古奥。鲁迅在此肯定了屈原作品的艺术特色。
鲁迅在《汉文学纲要》专论中的《屈原与宋玉》，对屈原及其作品进行了比较全面的研究和评价，堪称鲁迅评价和研究屈原以及作品的力作。该专论是鲁迅1926年在厦门大学讲授中国文学史课程时的讲义，1938年收入《鲁迅全集》并出版。鲁迅在《汉文学纲要》中盛誉屈原“逸响伟辞，卓绝一世”，屈原以自身的精神和无数的中国人的心发生碰撞。
二、屈原对鲁迅的影响
鲁迅创作的诗歌数量远不如他的杂文，但是在为数不多的诗歌创作中，大量引用了屈原的作品或者可以说是随处可看到屈原的影子。1903年，鲁迅送给好友许寿裳的《自题小像》写道：“灵台无计逃神矢，风雨如磐暗故园。寄意寒星荃不察，我以我血荐轩辕。”“荃不察”直接借用了《离骚》的词汇，同时也拉开了鲁迅拯救中国民族之心的序幕。当时全国反帝反封建斗争的浪潮一浪接着一浪，在日本留学的鲁迅也加入到这一片中来，在异国留学的七年时间里，对国家切肤之痛的深刻感受，及随后而来的一系列人生转变，影响了鲁迅的一生，而屈原则是鲁迅在日本时期最好的陪伴。据好友许寿裳回忆，鲁迅在日本所看的书籍中便会夹着一本线状的《离骚》。鲁迅在与许寿裳谈起屈原时，说：“《离骚》是一首自叙和托讽的杰作，《天问》是中国神话和传说的渊薮。”而对于鲁迅和屈原来说，他们对国家有着深深的爱恋，代表了民族血脉里共同的爱国质素。不过关于爱国一说，鲁迅和屈原却有不同的表现，屈原最终选择了死亡，刘小枫说：“屈原精神的标志不是爱国，而是自杀，他的伟大在于他敢自杀。”但是对于鲁迅来说，白白赔上自己的性命，给敌人以谈资和快慰，却是鲁迅不愿意的。在1926年所作的《空谈》中，鲁迅说：“改革自然常不免于流血，但流血非即等于改革，血的应用，正如金钱一般，吝啬固然是不行的，浪费也大大的失算。鲁迅赞扬屈原是“苏世***、横而不流”的节操和人格，然后爱国的方式却是多样的，屈原选择死亡，而鲁迅选择坚守。
当然屈原带给鲁迅的也不仅仅只有一腔热情和正义。在鲁迅最寂寞孤独的时候，他想到的也是屈原。许寿裳曾说过，在《彷徨》中鲁迅引用《离骚》的“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作为题辞，这两句正好写了鲁迅升天入地，到处受阻，不胜寂寞彷徨之感。这两句诗正好是爱国之情的体现，是屈原和鲁迅对国家社会前途的担忧，融使命感和责任感于一身的忧患意识。屈原作品中满是“伤怀永哀”、“恐皇舆之败绩”，同样，鲁迅对国民以及社会的批判和忧虑也正是对其***治前途敏感的预见。屈原对国家的爱国情感，已经深入到无意识的传承之中，屈原给予鲁迅的不仅是情感上的共鸣和安慰，还有精神上的鼓励和支持。
鲁迅一生的思想是在变化着的，从留日时候到五四时期，鲁迅思想是建立在进化论基础上的个性主义与人道主义思想的消长起伏，在五四退潮之后也有存在主义的荒诞感与虚无感。后来的鲁迅抛弃了进化论，相信了阶级论，到了后期又有了新的感悟。但是有一点我们能够确定的是鲁迅想使中华民族复兴的爱国主义，从留日时期、五四时期到后期，始终没有任何动摇。或者说，鲁迅一生思想变化的根本原因就是在于怎样拯救中国民族于危难之中的方法有不同的认识，而拯救中华民族的爱国主义精神始终如一。同样的，屈原同与他同时代的那些人不同，他执着的热爱自己的国家，并且以自己的死来殉国以惊醒君主和世人，这是何等感人的爱国主义精神。鲁迅从《中国地质略论》高扬爱国主义，学医以***促进国人对于维新变法的信仰，到弃医从文试***以文学改造中国国民的精神，无一不是拯救民族的责任感和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所驱动，在这种相似的文化语境中，鲁迅在精神上能够与屈原发生共鸣是合情合理的。
综观鲁迅对屈原及其作品的评价和研究，可以看出鲁迅对屈原的崇敬，鲁迅对屈原作品的研究具有相当的深度和广度，同时屈原的爱国思想对鲁迅的影响甚深。
参考文献
[1]李欧梵.铁屋中的呐喊[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
[2]鲁迅.鲁迅杂文全集[M].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09.
[3]许寿裳.亡友鲁迅印象记[M].上海：上海文化出版社，2006.
鲁迅杂文篇8
【正文】
按新加坡文学史家方修的界定，马华新文学就是接受中国五四文化运动影响，在马来亚（包括新加坡、婆罗洲）地区出现的，以马来亚地区为主体，具有新思想、新精神的华文白话文学；渊源于中国新文学，同属于语文系统，但在其发展中，又渐渐***于中国文学之外，自成一个系统。这个界定从发生学的角度，传递给我们一个信息：中国五四新文学对马华文学产生了一种“形成性影响”。资料表明，也可以直接说是事实表明，在中国新文学经典对马华新文学的影响当中，又以鲁迅为最：马来亚作家韩山元（章翰）的观点具有代表性：“鲁迅是对马华文艺影响最大、最深、最广的中国现代文学家……”（注：韩山元：《鲁迅与马华新文学》，新加坡风华出版社，1977年版，第1页。）；在马来亚广泛流传着一个小册子《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全是歌颂鲁迅如何伟大的；鲁迅的作品作为经典被新马作家最大程度地摹仿、移植，单是《阿Q正传》就有上十个摹写本、改写本；鲁迅的杂文在新马被极度推崇，成为一种主导性写作潮流；新马作家、学者方修、赵戎、高潮、方北方等论述文学问题处处以鲁迅为依据；鲁迅逝世后新马文化界对他的悼念，是新马追悼一位作家最隆重、最庄严、空前绝后的一次……问题是，为什么对马华文学产生巨大影响或说马华文学最多接受的，是鲁迅而不是别人，不是郭沫若、茅盾、巴金，不是在新马呆过的老舍、郁达夫……？文学影响经过的路线是：放送者，媒介者，接受者。从“放送者”考察，鲁迅是新文学的奠基人，也是中国新文学中声名最大的，直接渊源于中国新文学的马华文学自是对这新文学的“奠基人”和声名卓著者有特别的关注；鲁迅作品本身的艺术感召力又自有其向马华文坛的巨大辐射力。从“媒介者”考察，一如新加坡学者王润华所述，鲁迅“以左翼文人的领袖形象被移居新马的文化人用来宣扬与推展左派文学思潮。除了左派文人、***，抗日救国的爱国华侨都尽了最大努力去塑造鲁迅的英雄形象。”（注：王润华：《华文后殖民文学——中国、东南亚个案研究》，上海学林出版社，2001年版，第71页。）接着的问题是，也就是从“接受者”考察，为什么新马左派文人对鲁迅的更多“非文学性”的宣传会激起那么大的响应？王润华论述道：“***在新马殖民社会里，为了塑造一个代表左翼人士的崇拜偶像，他们采用中国的模式，要拿出一个文学家来作为膜拜的对象，这样这个英雄才能被英国殖民主义***府接受。鲁迅是一个很理想的偶像和旗帜。”这段话启示我把问题放到殖民语境中去考察。面对殖民主义者，面对强权，马华文学自觉承担起启蒙与救亡的双重使命，而鲁迅恰恰被左派文人塑造成这样一个以文学来进行启蒙与救亡的民族英雄，从而进入新马文化人的“期待视野”。
一、殖民语境中对前驱作家的独特选择
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中国进入半封建半殖民地状态。“半殖民地”是指在国际关系中，一个或一些国家在与其他国家交往中所处的半***的地位。部分的国家受制于他国。“在形式上是***的，实际上却被财***和外交方面的附属关系的罗网包围着。”（注：《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98页。）帝国主义列强向中国多次举行侵略战争，打败中国后，强迫订立不平等条约，中国就“在形式上***”，而***治经济等都严重“受制于”列强。生活在这种半殖民地处境中的青年鲁迅，高扬“我以我血荐轩辕”，其志不在文学，而在科学救国，转而以医学强国民之体，最后才落实到以文学变国民之心。也就是说，鲁迅自己对文学的选择，不是或主要不是基于对文学的兴趣，也不是或主要不是基于生性中的文学禀赋，而是或主要是在于当时的他认定文艺更能改变人的精神，从而“立人”，从而进行民族自救。
鲁迅具体的创作是外国作品推动的，一如他自己所说，写小说“所仰仗的全是先前看过的百来篇外国作品”。而鲁迅对外国作品的选择，不大以艺术性的高低来取舍，而注重挑选那些反映被压迫民族和弱小国家人民苦难命运的作品来阅读和介绍，他曾说：“所看的俄国、波兰以及巴尔干诸小国作家的东西特别多。”（注：《南腔北调集·我怎么做起小说来》。）又在《杂忆》里说：“时当清的末年，在一部分中国青年的心中，***思潮正盛，凡有叫喊复仇和反抗的，便容易惹起感应。那时我记得的人，还有波兰复仇的诗人AdamMickiewicz；匈牙利的爱国诗人Petfisandor；飞猎滨的文人而为西班牙***府所杀的厘沙路。”进入从文之初的鲁迅视野的、对鲁迅的创作构成“形成性影响”的外国前驱作家，并非莎士比亚、托尔斯泰、巴尔扎克等等，而是俄国的契诃夫、果戈理，挪威的易卜生，匈牙利的裴多菲，乃至算不上经典的波兰的显克微支，菲律宾的黎萨尔等。这些国家、这些国家的作家、这些作家的作品，对被压迫被奴役的苦难的反映，对民族命运的忧思，对争取***富强的心声的抒发等等，正好满足了半殖民地鲁迅的情感诉求。
同样的情况出现在新马作家对鲁迅的接受上。1819年1月25日，英国***官莱佛士在新加坡河口登陆后，新马便沦为英国殖民地。马来亚在1958年***，新加坡拖延到1965年才摆脱殖民统治。马华新文学正是在这种殖民语境中生成。面对殖民统治，马华文学需要一个强有力的“精神上的父亲”，来以文学作武器抵抗强权，这个文学上的又是精神意志上的“父亲”被塑造出来，这就是鲁迅。
许多论者都已指出，马华文学对鲁迅的接受，有一个“形象转变”的过程。20年代的新马文坛响应大陆的“***文学”，批判鲁迅“落伍”。1930年，《星洲日报》副刊发表一位署名“陵”的作者写的《文艺的方向》，说道：“我觉得十余年来，中国的文坛上，还只见几个很熟悉的人，把持着首席。鲁迅、郁达夫一类的老作家，还没有失去了青年们信仰的重心。这简直是十年来中国的文艺，绝对没有能向前一步的铁证。”（注：陵：《文艺的方向》，《星洲日报·野葩》（副刊）1930年3月19日；又见方修编《马华新文学大系》1册。）
然后转折出现了，1929年前后，创造社、太阳社停止对鲁迅的攻击，1930年“左联”成立，鲁迅成为领导人，于是他在新马的形象来了个大转变：不再是落后的甚至“***的”，也不只是新文学运动第一个十年的重要作家，而是一个左派的、反资产阶级的、属于无产阶级的***文学的作家。这个“形象转变过程”即体现了马华文坛对鲁迅的选择更多地不是出于艺术的诉求，而是出于“***”的诉求。拒绝与接受，批判与大肆宣传，都存在着对鲁迅的严重“误读”，都有过多的***治阐释。事实上，可以这样说，对鲁迅的批判，是嫌这个文学与意志上的“父亲”不够有“***”的力量；对鲁迅的推崇，是鲁迅在中国成了左翼领导人，是因为这个“父亲”成了强有力的“***”的父亲。
移居新马的左派作家张天白（丘康）称鲁迅是“伟大的民族英雄”与“中国文坛文学之父”；新加坡作家方修称颂鲁迅为“青年导师”、“新中国的圣人”，甚至引用《新民主主义论》的话论证鲁迅就是“具有最高道德品质的人”；马来亚作家韩山元，著《鲁迅与马华新文艺》，宣称：“鲁迅是……一位伟大的***家、思想家……在新马社会运动的各条战线，鲁迅的影响也是巨大和深远的……鲁迅的著作，充满了反帝反殖反封建精神……对于进行反殖反封建的马来亚人民是极大的鼓舞和启发，是马来亚人民争取民主与自由的锐利思想武器。”……鲁迅就是这样被塑造成战士、巨人、导师、反殖反封的民族英雄进入新马。“鲁迅作为一个经典作家，被人从中国移植过来，是要学他反殖民、反旧文化，彻底***”，“要利用鲁迅来实现本地的***治目标：英殖民地。”这就是殖民语境中马华文学对前驱作家的独特选择，突出思想***治功能而并不突出艺术功能，重***治的***的身份和形象（民族英雄、战士）超过对文学身份和形象的看重。
二、殖民语境中的特定主题
可以说，殖民语境中的两个主题词是“启蒙”与“救亡”，两者并不构成对立。比如在鲁迅那里，就统一于他的“立人”思想。怎样“立人”？靠启蒙；“立人”后怎样？救亡，以立国。即是鲁迅所谓“救国之道，首在立人”。又统一于他的“遵命”而“呐喊”的文学观，呐喊是为唤醒沉睡的国民，承担启蒙的功能；呐喊以慰藉战斗的勇士，承担救亡的功能。
这种文艺观被殖民地新马文坛移植过来。在鲁迅还没有被新马“正式接受”之前，他的作品已传入南洋，他的文艺观已在那里得到认同与响应。1926年4月，一家华文周刊《星光》杂志上，发表了南奎的文章《本刊今后的态度》，写道：“我们深愿尽我们力之所能地扫除黑暗，创造光明。我们还有自知之明，知道自己决不是登高一呼，万山响应的英雄，只不过在这赤道上的星光下，不甘寂寞，不愿寂寞，忍不住的呐喊几声‘光明！光明！’倘若这微弱的呼声，不幸而惊醒了沉睡人们的好梦，我们只要求他们不要唾骂，不要驱逐我们，沉睡者自沉睡，呐喊者自呐喊……”（注：南奎：《本刊今后的态度》，《星光》1926年4月。）大到观念，小到造句、用词，都明显有鲁迅《呐喊·自序》的影子。这样的文艺观对文学的主题表达以一定的规约，“惊醒沉睡的人们”，是为“启蒙”，所谓“沉睡者自沉睡”不过是愤激之词；“扫除黑暗，创造光明……忍不住呐喊”，在殖民语境里即是“救亡”。从而，文学的主题主要就不是抽象的爱与死、情与仇，甚至不是抽象的“人性”，而是具体的“惨淡的人生”和“改变”这人生；不是休闲甚至不是“雅致”，而是“呐喊”与“战斗”。
殖民地新马作家由于有着和鲁迅相同的情感和精神的诉求，在阅读和借鉴鲁迅作品时，首先就在主题和内容上获得共鸣，很快“认同”了鲁迅对国民劣根性的解剖，对被奴役的处境的揭示，以及其所承担的启蒙、“立人”与“救国”。然后他们对之加以“消化变形”，力求以富于自己新马特色的文学形式“表现”出来。各种南洋版的《阿Q正传》、吐虹的《“美是大”阿Q别传》、丁翼的《阿Q外传》、林万菁的《阿Q正传》、李龙的再世阿Q……在对鲁迅的《阿Q正传》加以“消化”后，又“变形”为殖民者统治下南洋国民的“精神胜利”的独特“行状”：一是拜金，“美是大”阿Q、再世阿Q等都千方百计地捞钱；二是逐色，丁翼笔下的阿Q“三百六十五天有三百天是躺在布床上一面摸女人的大腿，一面吞其黑米”；三是忘祖，都反对学华语，不承认自己是中国人；四是崇洋，如“美是大”阿Q以“恶马劣根”（American）自居。鲁迅的《阿Q正传》已透露出殖民主义者与本地封建主合谋，构成对人民的掠夺——投靠洋人的假洋鬼子与赵太爷勾结，共同剥削雇农阿Q。马华文学的“阿Q”将这一点充分放大，暴露出殖民主义统治下，新马社会拜金主义盛行，殖民文化打压华文、摧残华族文化，崇尚洋文化，从而导致拜金、忘祖、崇洋等南洋特质的“国民性”。正是经由类似的移植、变形、放大，马华文学呼应和延续着鲁迅的主题，在殖民语境中顽强书写着启蒙与救亡。
三、殖民语境中的艺术偏好
殖民地新马文学在接受中国新文学时，表现出特定的文学思潮倾向，即特别青睐现实主义的思潮及作家。从1919年10月前后马华新文学运动兴起开始，文学工作者的兴趣就主要集中在现实主义方面，几乎全部模仿学习五四新文学中现实主义流派的作品，以鲁迅的作品、文学研究会作家的作品为主要对象。方修在《马华文学的主流——现实主义的发展》中说：“马华文学创作的主要倾向，一开始就是现实主义的，尽管几十年来新马文学运动有时高涨，有时低沉，但现实主义精神却始终贯穿着战前新马的文学史，体现在所有重要的作品里，成了文学创作的主流，从未间断过。”然后他又进一步认为，只有鲁迅的作品是旧现实主义中最高一级的彻底的批判的现实主义，只有鲁迅的作品达到这个高度。另一位作家，马来西亚的方北方，即使在20世纪80年代论述马华文学时，也处处以鲁迅的现实主义创作手法为最高的典范与模式。这些事实这些论断说明，马华文学在对中国新文学的诸种思潮进行筛选后，主要选择的是现实主义，又主要是鲁迅的现实主义。
一种文学思潮只有在相对适宜的精神气氛中才能得到相对充分的移植和发展。殖民主义残酷统治下的新马，没有适宜浪漫主义文学生长的精神气氛，因此一是迟至1925年7月15日（而现实主义早在1919年即传入）创刊的《新国民日报》文艺副刊《南风》上，才由一位来自中国的喜爱浪漫主义的移民作者“拓哥”第一次介绍五四新文学中以郭沫若为代表的浪漫主义；二是浪漫主义文学在新马虽也形成一定的气候，但其势头还是远不如现实主义的创作。现代主义从哲学、文化的高度对生活进行把握，它有意地将生活变形，与生活拉开距离，它在殖民地新马也没有适宜的土壤，致力于救亡***存的新马文化人无暇去对人生进行过多的抽象思辨，他们需要贴近现实的“地面”。于是，自觉承担反帝反殖、启蒙救亡的马华文学，与注重客观写实的现实主义思潮相遇，与中国新文学现实主义的经典鲁迅相遇。
殖民地新马文学在接受中国新文学经典时，还表现出特定的体裁偏好，尤其体现在对鲁迅杂文的特别关注与推崇：“杂文，这种鲁迅所一手创造的文艺匕首，已被我们的一般作者所普遍掌握……即一般较有现实内容，较有思想骨力而又生动活泼的***论散文，也是多少采取了鲁迅杂文底批判精神和评判方式的。在《马华新文学大系》的《理论批评二集》中，有许多短小精悍的理论批评文章基本上都可以说是鲁迅式底的杂文……在《马华新文学大系》的《散文集》中，则更有不少杂文的基本内容是和鲁迅杂文一脉相承的……”与杂文被推崇，成为一种主导性的写作潮流相对，写抒情感伤的散文被认为是一种堕落，写闲适幽默的小品文遭到大骂。古月写杂文《关于徐志摩的死》，批判新月派的感伤文风；丘康作《关于批判幽默作风的说明》，将林语堂的文艺观斥为“堕落”。富于现实感富于战斗性的杂文受到礼遇，感伤类闲适类的散文受到冷遇，这可以用鲁迅自己的话来解释个中缘由：“在风沙扑面，狼虎成群的时候，谁还有这许多闲功夫来赏玩琥珀扇坠，翡翠戒指呢？”（注：《鲁迅全集》4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年版，第441、443页。）在特定的殖民语境中对杂文的战斗性的强调，对闲适类小品的批判是必要的、合理的。前者更具有对现实的清醒度，更真切地触摸了存在之痛。
四、殖民语境中的文学民族性诉求
一个复杂的情况是，鲁迅是激进地反传统的，在文学资源和创作方面，他甚至主张“少看——或竟不看中国书，而多看外国书”(17)他的作品的欧化现象也确实很重，从结构到意象到造句。三四十年代“民族形式之争”时，鲁迅所代表的五四传统是以民族传统的对立面出现而被一部分人竭力捍卫的。但另一方面，鲁迅的作品又极具民族性地方性，他笔下的人物——孔乙己、祥林嫂、七斤、华老栓乃至揭示出了精神胜利法这一“普遍”人性的阿Q，都打上鲜明的厚重的本土的烙印。阿Q，绝对是那个“未庄”的阿Q。鲁迅作品洋溢着浓郁的江南风情，包含着深厚的越文化底蕴。即就艺术形式而言，鲁迅的讲究白描，在行动、对话在动态的描写中刻画人物性格、心理，包括《阿Q正传》对传统说书体的反讽式的模拟，都分明有“民族形式”的要素。以致我们在说“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时，常常以鲁迅为例。
鲁迅是一个极其丰富的存在，他在接受外国文学资源时其实同时又在抗拒，他对外国文学经典既吸收、借鉴，又误读、偏离，以彰显自己的独特性，而与西方经典抗衡；他以彻底“反传统”的面目出现，但半殖民地鲁迅又分明有着本能的民族文化自卫心理。他反的是传统的积弊，是礼教的“吃人”。在“反”的同时明明又有“树”，“破”时明明又有“立”。他树大禹、墨子等是“中国的脊梁”，在著名的《拿来主义》里极深入极理性地主张对传统文化要“拿来”，批判中分明有继承。
鲁迅杂文篇9
有人说如果不是因为考试等必需因素，没有人会将鲁迅的杂文读上四五遍，可我已经记不清读过多少遍了，至今还在读着，而且必将永远地读下去。每次阅读，总有感悟，我不知道我读懂了多少，只知道我一次比一次懂得多，每次，都有一种酣畅淋漓的感觉。不是矫情，不是做作，而是真的和鲁迅，我眼中最伟大的作者交流。
我懂得越多，就越知道他的伟大。有人居然说，他是靠骂街出名的，我觉得这是对鲁迅最大的侮辱。有人看林语堂，看余秋雨，看张爱玲，不愿看鲁迅，说是讨厌那种压抑的气氛，那种积血的悲哀。记得丰子恺有幅漫画，名字叫“一肩担尽古今愁”，我总觉得，那就好像鲁迅，也只有鲁迅，才配得上这样的名字。鲁迅是一座凝聚的大山，他托起的是民族，而不是个人的名利，或是写作的乐趣。
鲁迅的生命，消耗在不停的斗争中，和刽子手斗，和帮凶斗，和伪君子斗，和御用文人斗。鲁迅好像并没有为自己活着，这是种伟大，是一种至今还没有任何人可以比拟的伟大。
鲁迅杂文篇10
关键词：阐释 精神分析 解构 文学家
纵观鲁迅创作，其短篇小说、杂文、散文成就显著，然独在长篇小说上留有空白。为此，他也曾表示过遗憾：“创作既因为我缺少伟大的才能，至今没有做过一部长篇”。鲁迅为何不作长篇？这是问题，也不只是问题。
一.李长之眼中的“诗人”与“战士”
1.《鲁迅批评》
《鲁迅批评》是鲁迅批评史上的第一部体系专著，也是唯一经鲁迅批阅过的批评著作。李长之率先采用精神分析法，同时试***建构有层次的理论体系，其突破性的视角，崭新的研究模式，为打破传统研究方法板结，做出了里程碑式的贡献。本书问世当时（1937年版），正是鲁迅被塑造成为***家形象的时期。多数批评站在社会主义及民族国家的***治立场之上来阐释鲁迅。相比而言，李长之批评突破意识形态的围剿，用尊重作家主体的方式分析作家创作，尊重文学为人学的本质，批判有褒有贬，实属难得。李长之从个体精神状态的角度出发，将鲁迅的“精神进展”分为六个时期。同时，试***建构有层次的理论体系，在个人感性阅读的基础之上，用富有文学性的语言抒发阐发其理性思考。通过深入挖掘鲁迅精神状态，提炼出作家的实质性身份――“诗人”和“战士”。
2.“内倾型”与“组织力欠缺”
李长之认为鲁迅不能写长篇小说的原因有二：性格内倾和组织力欠缺。首先，所谓内倾，即“不爱‘群’，而爱孤独，不喜事，而喜驰骋于思索情绪的生活”①。李长之认为写小说得客观，非取冷然的关照态度不可。于此，鲁迅则不然，“他对于人生，是太迫切，太贴近了，他没有那么从容”。鲁迅向来对集体保有警惕，常是独来独往，不懂“圆通”。身为“诗人”的鲁迅，感性浪漫，必然无法保持长久的客观，所以爱憎分明、坦率真实。而为“战士”，同样需与外界保持距离。此外，李长之认为鲁迅缺少“组织能力”，思想亦无无体系，故不能写长篇小说。如钱理群说鲁迅是一个不用逻辑范畴表达思想的思想家一样，鲁迅的思想及思维都倾向文学性。试想将茅盾小说与鲁迅小说相比，茅盾在描写历史宏大场面上的组织能力、统筹能力显然强于鲁迅。原因何在，如果说茅盾像冷静的局外人，那么鲁迅多是冲动的当局者。鲁迅与自己笔下的人物永远保持紧密关系，他时常怀疑自己也是其中一员。这种态度与茅盾截然不同。茅盾小说创作是在预设好的大框架中做冷静叙述；鲁迅多是通过感情的内涌来完成创作，其思维活动像是情绪活动的临时产物。
二.夏志清眼中的短篇小说家
1.《中国现代小说史》
《中国现代小说史》英文版于1961年问世，大陆简体版于2005年出版。该书在理论立场、思想观点、情感倾向等方面，都有别于国内传统的研究观念和标准，因而提出众多挑战性见解，故也备受争议。身为美籍华裔学者，夏志清研究的优势在于理论系统的丰富，理论视野开阔。因在西方学术背景下审视鲁迅，少有传统研究思维的羁绊，观点新颖，为大陆学术提供新的生长点。夏志清认为一部文学史如果要写得有价值，不能因***治和宗教的立场而有任何偏差。他高度评价一批凭借才华和艺术良心而自成一派的文学家。如张爱玲、沈从文、张天翼等。在鲁迅批评问题上，夏志清力求超出***治意识形态的范畴，将鲁迅放在“短篇小说家”的视野下批评，从而得出结论：鲁迅的小说天才是“杰出然而却狭隘的”。本书许多观点都有助于我们重新审视鲁迅。然，许是因为他太想摆脱功利性的批判标准，太想从没有***治色彩的环境里去淘出一个“干净”的鲁迅，难免有些过犹不及的问题。
2.“才华耗尽”
夏志清指出鲁迅不写长篇小说是因为“才华耗尽”。“虽然他有许多远大的计划，包括写一部讽刺中国知识分子的长篇小说，但是他一直没有勇气下笔。他反而参与了一连串个人或非个人的论争，以此来掩饰他创作力的消失。”并认为鲁迅进行杂文写作、外文翻译是其创作力衰竭的表现，甚至认为鲁迅在上海时期的众多角色（新闻评论者、翻译家、业余的艺术鉴赏家），不过是其精神生活空虚的表现。如此颠覆性观点，对国内的鲁迅批判可谓是一大挑战。夏志清力求将还原为普通小说家中的一个。不仅在否定鲁迅创作长篇小说的能力的同时，对其短篇小说的贡献也做了一定程度上的瓦解。夏志清的一系列大胆评论，有其道理可言。然因鲁迅身份复杂，若要断然割离作家创作与社会时代之关联，则必然有失妥当，甚至有“恶意”解构鲁迅的嫌疑。就鲁迅后期活动看，夏志清的批评便值得怀疑。事实证明，紧迫时局已不容鲁迅在记忆、寂寞中作长久逗留，故其放弃小说而选择便利于批判的杂文。“才华”二字的含义，于此被夏志清狭隘化了。
三.竹内好眼中的“文学家”
1.《鲁迅》
日本的鲁迅阐释在国外的相关研究上起步较早，有研究细致，实证性强的特点。加之理论思维深邃广阔，没有意识形态束缚，使得日本的鲁迅阐释在世界范围内影响很大。竹内好的鲁迅研究便是其中代表。其专著《鲁迅》于1944年出版，其学术影响力经久不衰。
竹内好将鲁迅定义为根本意义上的“文学家”，而鲁迅作为文学家的最根本性，则在于其文学家的自觉性。又认为鲁迅的文学是“赎罪文学”，就像宗教家对罪过的自觉一样，其文学创作就意味着一段自我反抗的悲剧，他的文学根源在于一种“无”的东西。竹内好反对将鲁迅形象偶像化、传记传奇化、和文学功利化。如认为幻灯事件和作家的文学志向并无直接关联。竹内好批评旨在探索某种“本源”，“我想知道的不是思想、创作活动、日常生活和审美价值，而是可能形成那众多方面的某种‘本源’的东西。”②他以敏锐的感受力去解析现象之下的根源，但随着程度逐步深入，便滋生了更多抽象的无以言表的猜测。所以本书很多观点都留下了很多待解决的问题。如笨拙、赎罪文学、无、回心等概念，多是竹内好自己的感性见解，故给人有一种雾里看花之感。
2.“难懂”与“笨拙”
对“鲁迅为何不作长篇小说”问题，竹内好并未给出答案。但从其字里行间可知，他认为鲁迅的小说的笨拙。笨拙与难懂有，难懂又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鲁迅不能在作品中抛开自己。他在“关于作品”一章中解释，鲁迅不能完全将自己从作品中脱离，致使小说本身造成一种隔膜，形成“难懂”状态。他认为鲁迅小说的难懂，除了文体曲折的难懂外，主要还在于“‘只有一人明白’的某种抽象观念并没有融化在作品中而变为游离于作品之外的渣滓。”③这是鲁迅小说笨拙的主要原因。不过“在某种情况下，它的难懂，对于某些人来说正是鲁迅的魅力所在。不过，正确说，就小说而言给人以糟蹋小说之感。我称之为劣作的作品，大体上多少与那种文章的难懂有关。”④鲁迅在小说中没有能够抛开自己，就应该向别处去探索。竹内好将鲁迅看作“文学家”，认为其文学是触碰文学根本的文学。同时指出鲁迅的文学家态度，是来源于内在痛苦。为表白痛苦，为“赎罪”，为表现文学根源上的“无”，鲁迅需要通过小说，批评，论争等方式来发泄。然而当小说的笨拙有碍于情绪抒发时，他便抛弃小说，转向杂文。
四.综述
上述批评或突破或解构或创新，均有体现了优秀批评家的精神品质。相比之下，李长之与竹内好提出的“内倾”性格、“文学家”思维等观点，均从鲁迅自身的精神气质出发，故而更加贴近作家本身。李长之认为鲁迅算不得是思想家，而是“诗人”和“战士”；竹内好认为鲁迅不是“作家”，而是根本意义上的“文学家”。相比之下，夏志清则单纯将鲁迅限定为“作家”，仅从创作角度来解读鲁迅，故而略显莽撞。作家的能力实则不能用字数衡量。鲁迅写不写长篇，并不能否定什么。探讨此问题的意义在于，我们可以借此反观“鲁迅阐释”的态度与方法。从李长之、夏志清、竹内好的批评来看，他们对鲁迅的态度具有一致性，即反对神话鲁迅。李长之从作家精神气质出发去“还原”鲁迅；夏志清在创作方式里去“解构”鲁迅；竹内好则在文学根源中去“想象”鲁迅，三者褒贬并施，阐释生动。在鲁迅阐释上，我们当以善意的态度，尊重事实，客观批评。唯以追求客观的批判态度为向导，或褒或贬便不再是目的，而价值已在探索之中。
参考文献
[1]李长之.鲁迅批评[M].北京：北京出版社，2011.2.
[2]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7.
[3]竹内好.鲁迅[M].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社，1986.11.
注 释
①李长之：鲁迅批评，北京出版社，2011年版.第104页。
②竹内好：鲁迅[M]，浙江文艺出版社，1986年版，第83页。
③竹内好：鲁迅[M]，浙江文艺出版社，1986年版，第9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