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文网鲍叔牙与管仲典故篇1
2、别人都为鲍叔牙鸣不平，鲍叔牙却说：“管仲不是贪财，而是他家里穷呀。”管仲几次帮鲍叔牙办事都没办好，而且他三次做官都被撤职，别人都说管仲没有才干。这时，鲍叔牙又出来替管仲说话：“这不是管仲没有才干，只是他没有碰上施展才能的机会而已。”
3、更有甚者，管仲曾三次被拉去当兵参加战争，而且三次逃跑。人们讥笑地说他贪生怕死。鲍叔牙再次直言：“管仲不是贪生怕死之辈，他家里有***亲需要奉养啊！”后来，鲍叔牙当了齐国公子小白的谋士，管仲却为齐国的公子纠效力。
4、两位公子在回国继承王位的争夺战中，管仲曾驱车拦截小白，引弓射箭，正中小白的腰带，小白弯腰装死，骗过管仲，日夜驱车抢先赶回国内，继承了王位，称为齐桓公。公子纠失败被杀，管仲也成了阶下囚。齐桓公登位后，要拜鲍叔牙为相，并欲杀管仲报一箭之仇。
鲍叔牙与管仲典故篇2
要容人之长。人各有所长，取人之长补己之短，才能相互促进，事业才能发展。汉朝***皇帝刘邦在总结自己成功经验时讲过一段发人深省的话：“运筹帷幄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安国家，抚百姓，给饷银，不绝粮道，吾不如萧何；统百万之***，战必胜，攻必取，吾不如韩信。此三者，皆人杰也。吾能用之，所以取天下也！”善于用人之长，首先要容人之长。萧何月下追韩信，徐庶走马荐诸葛，这些容人之长的典故早已成为千古美谈。相反，有的领导干部嫉妒下属的长处，生怕下属超过自己，而想方设法进行压制，其实这种做法是最不明智的选择。
要容人之短。金无足赤，人无完人。一般来看，越是在一个方面有突出才能的人，往往在另一个方面的缺点也越明显。人的短处是客观存在的，容不得别人的短处势必难以成事。从“鲍管分金”的故事中可以看到容人之短的高雅量。春秋时期，鲍叔牙与管仲合伙做生意，鲍叔牙本钱出得多，管仲出得少，但在分配时却总是管仲多要，鲍叔牙少要。鲍叔牙并没有觉得管仲贪财，而认为管仲家里穷，多分点没关系。后来鲍叔牙还把管仲推荐给齐桓公，辅佐其成就霸业，管仲也因此成为著名的***治家。
要容人个性。由于人们的社会出身、经历、文化程度和思想修养各不相同，所以人的性格各异。因此从容人根本上来说，就是能够接纳各种不同性格的人，这不仅是一种道德修养，也是一门领导艺术。具有容人个性，才能善于团结不同个性的人共同协调工作，从而充分发挥个人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推动事业的不断发展壮大。
要容人之过。“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只要人们宽容他人过错，激励他改过自新，他会迸发出无限的创造力。“不犯错误的人不能够成长。”美国著名的IBM公司就有这样的用人理念。它的一个部门经理曾经犯过一次重大的错误，给公司造成很大的经济损失。这位部门经理十分不安，心想此次必被解职无疑。没想到董事长把他调到一个别的重要部门任经理。董事长说：要是把你撤职了，公司这么多学费不是白花了吗？这位部门经理很受感动，他认真吸取了教训，在新的岗位上干得很有成绩。
鲍叔牙与管仲典故篇3
人生，犹如茫茫大海中航行的船只，有的远航万里，千里，依旧勇往直前，而有的，却早已在途中就船沉人去。要问为什么：相同的船只，不同的只是船上的水手......
人生亦是如此，我们奔波在坎坷的人生旅途中，如果没有好的朋友相扶相持，怎能不停地前进，取得成功？所以，对待朋友，我们要给予信任，与真诚。
三国时候的刘备，便有一个著名的，"三顾茅庐“的典故， 想必大家都耳熟能详。
当时刘备与诸葛亮并未相识，只是因为别人的引荐，刘备便已认定了诸葛亮，能够帮他成就霸业。所以才三顾茅庐请诸葛，最终，诸葛亮因为刘备的真诚而打动，从此离开了卧龙岗，与刘备共赴千秋霸业之路。
刘备与诸葛亮虽是君臣关系，实则更是好朋友，是千古知音，诸葛亮对刘备忠心无二，真心辅佐，使刘备称霸一方，建立了蜀国。
刘备临终前，将大业托付的，仍是他最信任的诸葛亮。刘备与诸葛亮的典故成为美谈，千古流芳。
同样是对于朋友，形成鲜明对比的，还有刘邦与项羽。说起楚霸王项羽，的确千古难遇德才兼备的人才。但却因为他的自负，最终以乌江自刎而悲惨的结局。
造成这些原因的，主要来自于他的性格，项羽为人多虑，又自恃其高，对谁都缺乏信任，也不肯采贤钠士，即使对他最好的朋友范增，也总是疑虑重重，没有多少信任。最终败于刘邦之手，铸就了荡气回肠的悲惨诗篇。
反观刘邦，他与项羽就截然不同，刘邦对***师于芳百般信任，让他运筹帷幄于兵营帐房之中，最终决胜于千里之外。信任好朋友萧何，让他抚百姓，给馈饷，不绝粮道。信任韩信，让他统领百万之***，战必胜，攻必取......此三人者，皆人杰也，吾用之，所以擒藉者，大业终成也。
没错，对待朋友，要坦诚，要真心，即使他有过错，也不能就此彻底否认他的优点。
鲍叔牙与管仲的故事流传至今，几乎人人得知。即使管仲多次使鲍叔牙陷入困境，但鲍叔牙从来没有和他计较什么，反而仍将好的机会推荐给管仲，最终让管仲做了齐国的宰相，而自己却甘愿为管仲之下。这便是我们对待朋友态度的模范与榜样。
鲍叔牙与管仲典故篇4
世间最美好的东西，莫过于有几个头脑和心地都很正直的朋友。
—爱因斯坦
不论是多情的诗句、漂亮的文章，还是闲暇的欢乐，什么都不能代替亲密的友情。 —普希金
人的生活离不开友谊，但要得到真正的友谊却是不容易的。友谊需要用忠诚去播种，用热情去灌溉，用原则去培养，用谅解去护理。
—马克思
真正的朋友是这样一种人：他们襟怀坦荡，为人正直，有求必应，勇于冒险；他们能忍受一切，勇敢地牺牲一切，对朋友永不变心。
—彭威廉
把痛苦告诉给你的知心朋友，痛苦就会减掉一半；把快乐与你的朋友分享，快乐就会一分为二。友谊的作用就是这么神奇！ —培 根
爱朋友，喜欢朋友，用诚意去对待朋友，但不要依赖朋友，更不要苛求朋友。能做到这几点，你才可以享受到交友的快乐。 —罗 兰
朋友间必须是患难相济，那才能说得上是真正的友谊，你有伤心事，他也哭泣，你睡不着，他也难安息；不管你遇上任何困难，他都心甘情愿和你分担。 — 莎士比亚
一旦朋友有难，或者事关道义，他显得毫无自私自利之心，总是挺身而出，排除万难。 —马克·吐温
最好的朋友是那种不喜欢多说，能与你默默相对而又息息相通的人。 — 高尔基
讲到名望、荣誉、享乐、财富等，如果拿来和友谊的热情相比，这一切都不过是尘土而已。 —达尔文
谁要在世界上遇到过一次友爱的心，体会过肝胆相照的境界，就是尝到了天上人间的欢乐。 —罗曼·罗兰
和你一同笑过的人，你可能会把他忘掉；但是和你一同哭过的人，你却会永远不忘。 —纪伯伦
友谊是两颗心真诚相待，而不是一颗心对另一颗心敲打。 —鲁 迅
友情在我过去的生活里就像一盏明灯，照彻了我的灵魂，使我的生存有了一点点光彩。 —巴 金
友情典故
高山流水
春秋时期有位出色的音乐家伯牙。他精于弹琴，据说他弹琴时连吃草的马也会抬头倾听。而当时最懂伯牙琴技之妙的，莫过于钟子期。伯牙用琴表现高山情怀，钟子期听后说：“善哉，峨峨兮若泰山。”用琴声表现流水的情调时他听后说：“善哉，洋洋兮若江河。”后来，钟子期因病逝世，伯牙就悲痛欲绝地摔破了琴，扯断了弦，发誓终生不再弹琴。
管鲍之交
春秋时，齐国的管仲与鲍叔牙是好朋友，但是两人各事其主。后鲍叔牙侍奉的公子小白被立为齐桓公，鲍叔牙便向齐桓公荐管仲为相，而自己甘居其下。在管仲的辅佐下，齐国日益强大，最终成为“九分诸侯，一匡天下”的霸王。成功后的管仲十分感慨地说：“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鲍子也。”
管宁割席
东汉时，管宁与华歆二人为同窗好友。有一天，二人同在园中锄草，发现地里有块金子，管宁对金子视如瓦片，挥锄不止，而华歆则拾起金子放在一旁。又一次，两人同席读书，有达官显贵乘车路过，管宁不受干扰，读书如故，而华歆却出门观看，羡慕不已。管宁见华歆与自己并非真正志同道合的朋友，便割席分坐。自此以后，再也不以华歆为友。
友情美文
友情是相知 汪国真
友情是相知。当你需要的时候，我还没有讲，友人已默默来到你的身边。他的眼睛和心都能读懂你，更会用手挽起你单薄的臂弯。因为有友情，在这个世界上你不会感到孤单。
当然，一个人也可以傲视苦难，在天地间卓然挺立。但是我们不得不承认，面对艰险与艰难，一个人的意志可以很坚强，但办法有限，力量也会有限。于是，友情像阳光，拂照你如拂照乍暖还寒时风中的花瓣。
友情常在顺境中结成，在逆境中经受考验，在岁月之河中流淌伸延。
有的朋友只能交一时，有的朋友可以交永远。交一时的朋友可能是一场误会，对曾有过的误会不必埋怨，只需说声再见。交永远的朋友用不着发什么誓言，当穿过光阴的隧道之后，那一份真挚与执着，已足以感天动地。
挚友不必太多，人生得一知己足矣，何况有不止一个心灵上的伙伴。朋友可以很多，只要我们有一个共同的追求与心愿。
鲍叔牙与管仲典故篇5
关键词：春秋;师保;师;傅;教育
作者简介：宋小克，男，暨南大学文学院教师，从事先秦两汉文学研究。
中***分类号：I2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504（2015）03-0134-06
“师保”指太子的教育者，其设置可追溯至殷商时期。据《商书・太甲》记载， 商王太甲云：“既往背师保之训，弗克于厥初。”[1]（P348）“师保”，是“师”、“傅”、“保”的通称。据《尚书・周官》记载，“师保”包括太师、少师，太傅、少傅，太保、少保等职官。前者称“三公”，后者称“三孤”。[1]（P500）但 “三公”和“三孤”是朝廷执***重臣通称，非专为太子教育而设。至贾谊《新书・保傅》和《大戴礼记・ 保傅》才把“三公”、“三孤”（又称“三少”）说成教育太子的职官。《新书・保傅》云：“保，保其身体;傅，傅之德义;师，道之教训。”[2]（P183）从制度设计上看，师、傅、保三者职责不同，但实际上，三者并非一时齐备，职责亦难清晰划分。考先秦典籍，提到担任师保者，或称“师”，或称“傅”，召公之外，罕有称“保”者。故而在春秋时期，“师保”实际上指担“师”或“傅”的人物。《左传》、《国语》等先秦典籍记述了大量关于“师”和“傅”的故事。本文将以此类故事为中心，考察春秋时期师保的思想、行为、境遇及其嬗变。
一、师保的类别
在春秋时期，“师保”可称“傅”和“师”。师保，既可指太子之傅、师，也可指君主之傅、师。如《左传・襄公十三年》楚共王自述：“少主社稷，生十年而丧先君，未及习师保之教训。”[3]（P1000）又《国语・晋语九》云：“顺德以学子，择言以教子，择师保以相子。”[4]（P449）以上“师保”，指教育太子的职官。师保，亦指辅佐君主之重臣。如《左传・襄公十四年》记载定姜批评卫献公，云：“先君有冢卿以为师保，而蔑之。”[3]（P1013）又《吕氏春秋・不苟论》记载：“故天子立辅弼，设师保，所以举过也。”[5]（P1609）以上“师保”作为朝廷重臣，可能担任过傅、师之职。
师保职位又有正副、高低之分。春秋时期，师保正职称“傅”或“师”，副职称“少傅”或“少师”。据《左传・昭公十九年》记载，楚平王即位，立建为太子，“使伍奢为之师。费无极为少师”[3]（P1401）。《左传・桓公六年》记载，随国有“少师”之职。杨伯峻注：“少师，疑是官名，其人姓名不可知。”[3]（P110）楚国称师保为“师”，而中原诸侯国称“傅”。据《左传・襄公十九年》记载，齐灵公“使高厚傅牙，以为大子，夙沙卫为少傅”[3]（P1048）。少傅、少师，辅助傅、师，共同完成太子教育。贾谊《新书・保傅》称《周官》“三孤”为“三少”，曰“是与太子燕者”[2]（P183）。“三少”是“三公”之副，常陪伴、监督太子。
太子即位前，称师保为“傅”或“师”，即位后尊称“太傅”、“太师”。据《国语・晋语四》记载，晋文公使阳处父傅太子“欢”（晋襄公名）。[4]（P359）《左传・文公六年》记载，赵盾制定国***，“既成，以授大傅阳子与大师贾佗，使行诸晋国，以为常法”[3]（P546）。阳子，即阳处父。时晋襄公在位，故称阳处父为“太傅”。又如，潘崇为楚太子商臣师，后协助太子弑君篡位。据《左传・文公元年》记载：“穆王立，以其为大子之室与潘崇，使为大师，且掌环列之尹。”[3]（P515）穆王，即太子商臣。商臣即位为楚王，潘崇亦升任楚王“大师”。君主之师保称“大傅”、“大师”，与太子之“傅”、“师”区别。
君主不但为太子设师保，也为庶子设师保。据《左传・桓公十六年》记载，卫宣公既使右公子傅太子急，又使左公子傅幼子寿与朔。又据《左传・哀公八年》记载，陈哀公既立太子偃师，又使公子招与公子过傅公子留。君主使诸公子、卿大夫傅庶子，往往形成与太子争权的态势。卫、陈、周等三国，为庶子立傅，结果都导致了宫廷内乱。
君主任命师保之外，尚有“私属”之师保。春秋时期，嫡长子继承制被破坏，庶子即位的情况非常多。庶子及其母为***治前途考虑，往往私自结交卿大夫，使之为师保。据《左传・闵公二年》记载，鲁庆父弑闵公，成季奉僖公奔邾。《左传》追述云：“成风闻成季之繇，乃事之，而属僖公焉，故成季立之。”[3]（P273）成季出生时，卜辞预言其将“为公室辅”。僖公之母成风相信了卜辞，将其子嘱托给成季。然而，若此类“私属”行为泛滥，势必造成结***营私之风，破坏正常的继承制。据《左传・文公十八年》记载，敬嬴（鲁文公次妃）勾结权臣襄仲，使傅其子（公子Q）。鲁文公卒，襄仲遂杀嫡子，立庶子Q为君。[3]（P631）襄仲为维护自己权势，连杀两嫡子，公然违背嫡长子继承制。可见，当“私属”与权力勾结，会给国家和师保制度造成极大破坏。
鉴于此，明智之士非常警惕权臣与庶子结合。据《左传・桓公十八年》记载，周桓王既立太子佗，又命周公黑肩傅王子克。周公黑肩，时为周朝卿士，掌国***。辛伯告诫周公，曰：“并后、匹嫡、两***、耦国，乱之本也。”[3]（P154）而周公黑肩未纳谏，最后参与篡立被杀。又据《晏子春秋・内篇谏上》记载：
景公有男子五人，所使傅之者，皆有车百乘者也，晏子为一焉。公召其傅曰：“勉之，将以而所傅者为子。”及晏子，晏子辞曰：“君命其臣，据其肩以尽其力，臣敢不勉平。今有车百乘之家，此一国之权臣也，人人以君命命之曰：‘将以而所傅为子。’此离树别***，倾国之道也，婴不敢受命，愿君***之。”[7]（P37）
齐景公无嫡子，故五子皆为庶子。他为诸公子设傅并无不可，但犯了两个错误：其一，向五傅皆许诺立其所傅;其二，五傅皆百乘之权臣。如此，上有君命，下有权臣辅佐，势必导致诸子争立的乱局。晏婴因洞见祸乱之根，故而不敢接受“傅”职。
齐景公为避免纷争，选贵者傅太子，选贱者傅庶子。据《史记・齐太公世家》记载：“秋，景公病，命国惠子、高昭子立少子荼为太子，逐群公子，迁之莱。”[6]（P1505）国、高二氏为周天子所命，世代为齐国上卿，地位崇高。太子之傅地位崇高，而庶子之傅一般则低微。太子即位，庶子迁居国外，其傅亦随之流亡。比如，齐桓公本为庶子，其傅为鲍叔牙。据《管子・大匡》记载，鲍叔受命为傅，非常失望，云：“今君知臣不肖也，是以使贱臣傅小白也。贱臣知弃矣。”[8]（P335）据《史记・管晏列传》记载，鲍叔曾与管仲合伙经商，足见其出身低微。庶子之傅，身份类同宾客，常随诸公子流亡。据《史记・齐太公世家》记载，齐襄公诸儿即位，公子纠奔鲁，管仲、召忽从之;公子小白奔莒，鲍叔从之。鲍叔、管仲虽出身低微，但随着齐桓公即位，很快成为执***卿大夫。从这个角度看，嫡长子继承制的被破坏，加速了“士”阶层的崛起。
二、君命与社稷
春秋时期是礼崩乐坏的时期，也是“士”阶层崛起的时期。新崛起的“士”阶层，开始用新的角度审视旧有的君臣观念。
在周代封建制下，师保与太子、诸公子属于君臣关系，尤其是诸公子之傅，甚至带有依附性。据《左传・僖公二十三年》记载，晋怀公即位，让狐突召回随重耳流亡的二子――狐毛与狐偃。狐突云：“今臣之子，名在重耳，有年数矣。若又召之，教之贰也。父教子贰，何以事君？”[3]（P403）在周代的封建社会，诸侯与卿大夫是君臣关系，卿大夫与家臣也是君臣关系，而诸侯与大夫之家臣，不构成直接的君臣关系。狐突之子既已“名在重耳”，则构成君臣关系，若再从父亲、晋怀公之命，则属于“挟贰”、背叛行为。
当君位未定之时，师保与诸公子或可同舟共济。若君位已定，甚至所傅之人已死，师保将如何抉择呢？以死殉君，成就名节？还是以社稷为重，成就功业呢？
在周代礼法中，“臣道”尤重“忠敬”二字。《礼记・大学》云：“为人臣止于敬;为人子止于孝。”[1]（P3632）又《论语・八佾》云：“子曰：‘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敬”指严肃遵从君命。“忠”，指尽心、无私。君主任命师保，尤其是临终托孤，更看重师保的“忠敬”品德。据《左传》记载，晋献公晚年想立骊姬之子奚齐，而废弃太子申生。为此，骊姬以毒杀君父罪陷害申生。申生出逃新城，其傅杜原款获罪被杀。《国语・晋语二》载杜原款遗言：
款也不才，寡智不敏，不能教导，以至于死。不能深知君之心度，弃宠求广土而窜伏焉;小心狷介，不敢行也。是以言至而无所讼之也，故陷于大难，乃逮于谗。然款也不敢爱死，唯与谗人钧是恶也。[4]（P279）
晋献公早有废申生而立奚齐之意，虽多方暗示，却并未公开表态。故而，杜原款说“不能深知君之心度”。据《左传》、《国语》记载，晋献公废太子之意，朝野皆知，杜原款不能一无所知。但杜原款受命为傅，严守“忠敬”二字，不敢替申生争位，未能为太子鸣冤，致使太子蒙冤自杀。杜原款反省自己，“小心狷介，不敢行也”，可谓切中要害。“小心狷介”成就了杜原款名节，却未能挽救太子性命，也未能避免晋国内乱。
杜原款杀身成仁，随后荀息亦重蹈覆辙。据《左传・僖公四年》记载，晋献公立奚齐为太子，使荀息傅之。荀息曰：“臣竭其股肱之力，加之以忠贞。其济，君之灵也;不济，则以死继之。”[3]（P328）荀息自知骊姬已犯众怒，完全明了事态的险恶，而抱定必死决心。受命托孤之时，荀息提到“忠贞”二字，意谓无论成功与否，将尽全力辅佐奚齐，不失信于献公。荀息果不食其言，立奚齐为君。里克杀奚齐、卓子，荀息遂死之。
杜原款、荀息都成就了“私德”，却失掉君臣之大义，置社稷、宗庙于不顾。当君命与正义、国家利益相冲突时，是以君命、私德为重，还是以正义、社稷为重？在这个问题上，齐国召忽与管仲做出了不同的选择。据《管子・大匡》记载，齐僖公使召忽、管仲傅公子纠，鲍叔傅小白。管仲以为公子纠必不立，劝召忽将来共辅小白。召忽与荀息的观念一致，坚持辅佐公子纠。管仲则跳出旧有君臣框架，曰：
夷吾之为君臣也，将承君命，奉社稷，以持宗庙，岂死一纠哉？夷吾之所死者，社稷破，宗庙灭，祭祀绝，则夷吾死之;非此三者，则夷吾生。夷吾生，则齐国利;夷吾死，则齐国不利。[8]（P335）
管仲认为，臣的终极使命是“奉社稷，以持宗庙”，而不是君主的奴仆，为一人而死。《礼记・曲礼下》云：“国君死社稷，大夫死众，士死制。”[1]（P2727） 制，即君之教令、命令。士以君命为重，而国君以社稷为重。当君命与社稷利益出现矛盾，自然当以社稷为重。管仲重新阐释了君臣之义， 指出了“士”的更高使命。
管仲的思考和抉择具有示范意义。据《左传・襄公二十五年》记载，崔杼弑其君庄公。有人问晏子，是否“死君”。晏子云：“故君为社稷死，则死之;为社稷亡，则亡之。若为己死，而为己亡，非其私昵，谁敢任之？”[3]（P1098）庄公与崔杼之妻私通，遂遭诱杀，可见非社稷之君。崔杼弑君，专杀大臣，亦非社稷之臣。在君主无道时，唯以社稷为重，才能保持人臣的***和尊严。
然而，管仲不死公子纠，反辅佐“仇人”，引起不少非议。据《论语・宪问》记述：
子贡曰：“管仲非仁者与？桓公杀公子纠，不能死，又相之。”子曰：“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岂若匹夫匹妇之为谅也，自经于沟渎而莫之知也。”[1]（P5457）
管仲为公子纠之傅，未尽保护之责，不但不以死报君，反而转辅仇敌，可谓不仁。孔子论管仲，没有在君臣之义的框架下，而是放在君子与社稷乃至天下的框架下。在君臣的框架下，管仲为不忠、不敬、不仁者。在君子与社稷、天下的框架下，管仲辅助桓公“霸诸侯”，使礼乐文明避免沦陷蛮夷，可谓大仁。管仲之“仁”，非爱公子纠一人之“小仁”，乃爱天下之“大仁”。孔子反对为“小信”而死，希望弟子以社稷、天下为重。
在君主废长立幼，诸公子争立的情况下，师保难免陷入权力争夺的泥潭。师保的命运已与所傅者捆绑在一起，失去了***性。管仲做出的努力，即提出社稷重于君，打破了君命不可违的观念。孔子论“仁”，进一步从社稷层面提升到天下百姓和礼乐文明层面。
三、谏诤与守礼
其实，无论是“以死殉君”，还是“社稷为重”，都属极端行为，不合于常道。不辨是非，盲从君命，属于愚忠;背信弃义，抛弃所傅，则属不仁。师保的行为，当行于礼乐之中，合于中庸之道。师保既需刚正之气，犯颜谏诤，又该谦柔礼让，以礼自防。
儒家有“父子不责善”的观念。师保在君主和太子之间，就是担当“责善”的角色：既要替太子向君主谏诤，也要替君主劝诫太子。谏君的风险自不必说，劝谏太子也需要同样的勇气。若太子不善，一旦即位，很可能失敬于师保，甚至报往日之怨。因此，明智之士常视师保为畏途。据《国语・楚语上》记载，楚庄王使士为太子傅，申叔时诫士曰：“教备而不从者，非人也。其可兴乎！夫子践位则退，自退则敬，否则赧。”[4]（P483）申叔时认识到教育的局限性，认为强行谏诤不但于事无补，反而招致怨恨、羞辱。
贤君很清楚这一点，故常褒奖犯颜直谏的师保。据《说苑・至公》记载：
楚庄王之时，太子车立于茅门之内，少师庆逐之。太子怒，入谒王曰：“少师庆逐臣之车。”王曰：“舍之。老君在前而不逾，少君在后而不豫，是国之宝臣也。”[9]（P361）
茅门，即雉门，君主宫门。按楚国法令，群臣、诸公子入朝，马蹄不得踏入茅门。少师，师之副手，常陪伴、监督太子。少师庆，《韩非子・外储说》作“廷理”[10]（P790），盖兼掌外朝之法。少师庆为匡正太子的违法行为，不惜直接触怒太子，可谓刚正无私。
师保之道，亦需刚柔并济，一味刚直则容易违礼。晋阳处父为襄公太傅，位高权重，常强行干涉***事。据《左传・文公六年》记载，晋襄公既立狐射姑为中***帅，阳处父强谏，换成赵盾，引起朝廷纷争：
贾季怨阳子之易其班也，而知其无援于晋也。九月，贾季使续鞫居杀阳处父。书曰：“晋杀其大夫。”侵官也。[3]（P552）
贾季，即狐射姑。按晋国***治传统，以中***帅执***为常。晋襄公既立狐射姑为中***帅，而阳处父强谏，故为“侵官”，即超越职权，干扰国***。据《公羊传》记载，晋襄公随即把阳处父强谏的事泄露给贾季。[1]（P4925）从“君漏言”看，襄公虽未逆太傅之志，却对其“侵官”深怀不满。此前，阳处父早以“刚”著称。据《左传・文公五年》记载，晋宁嬴初欲从阳处父，不久离去，其妻问之，曰：“以刚。《商书》曰：‘沈渐刚克，高明柔克。’夫子壹之，其不没乎。天为刚德，犹不干时，况在人乎？”[3]（P541）天之道，刚柔相济，行刚德而不干犯四时。阳处父以刚直为名，却行乱***，违礼之实。
阳处父貌似刚直，实则不知礼。或惩于阳处父之“无礼”，晋国此后任命师保，选择了重礼、守礼的范武子。据《左传・宣公十六年》记载，晋景公“戊申，以黻冕命士会将中***，且为大傅”[3]（P768）。士会，封于范，故称范武子。范武子执***，首先制定礼法。据《左传・宣公十六年》记载，周定王宴请范武子，并讲了“享礼”，“武子归而讲求典礼，以修晋国之法”[3]（P770）。范武子制礼，在晋国具有深远影响。据《国语・晋语七》记载，晋悼公选百官，云：“武子宣法以定晋国，至于今是用。”[4]（P405）宣，宣明也。法，指制度，涵盖刑法与礼制等。范武子为晋国制礼、立法，也为太子教育制度打下基础。范武子树立的典范，在晋国得到继承。据《左传・成公十八年》记载，晋悼公任命百官，“使士渥浊为大傅，使修范武子之法”[3]（P909）。又《国语・晋语七》记载：“君知士贞子之帅志博闻而宣惠于教也，使为大傅。”[4]（P406）士贞子，即是渥浊，范武子同族。帅志，意谓尽心为公，不营私，亦如范武子“言于晋国无隐情”[3]（P1133）。宣惠于教，意谓士贞子之教周遍而和顺。可见，范武子为傅，制礼法，提倡礼让之风，已具有典范意义。
四、诗书与礼乐
春秋时期，礼崩乐坏，诸侯、卿大夫多不知礼。据《左传・襄公四年》记载，晋悼公享叔孙豹，奏《肆夏》、《文王》。《肆夏》是天子享诸侯之乐，《文王》是两君相见之乐，因此叔孙豹不敢答拜，而晋侯却浑然不知。
春秋时期的教育，以《诗》、《书》、《礼》为主要内容，本质上是礼乐教育。据《国语・楚语上》记载，申叔时为太子开出《春秋》、《诗》、《礼》、《乐》等九门课程。[4]（P483）傅作为教育者，首先要博通典籍，具备良好的礼乐修养。
叔向是晋悼公太子之傅，为人博学而正直。据《国语・晋语七》记载，司马侯云：“羊舌Z习于《春秋》。”[4]（P415）羊舌Z，即叔向。又据《左传・昭公十四年》，叔向判叔鱼被杀案，云：“《夏书》曰：‘昏、墨、贼，杀。’皋陶之刑也。”[3]（P1366）此《春秋》，当为晋国国史，《夏书》为古逸书，盖记述夏朝史书。叔向知《夏书》，习于《春秋》，可见熟悉晋国历史、国情，明于治乱。
晋平公时期，叔向为太傅，常辅佐平公应对诸侯。如《左传・襄公二十六年》记载，齐景公、郑简公如晋，平公享之，叔向相礼：
晋侯赋《嘉乐》。国景子相齐侯，赋《蓼萧》。子展相郑伯，赋《缁衣》。叔向命晋侯拜二君曰：“寡君敢拜齐君之安我先君之宗祧也，敢拜郑君之不贰也。”[3]（P1116）
春期时期，诸侯宴飨间常有赋诗传统。晋侯赋《嘉乐》，取“嘉乐君子”之义;齐侯赋《蓼萧》，喻晋君恩泽诸侯;郑伯赋《缁衣》，言不敢疏远晋国。三方赋《诗》，皆断章取义，若非熟悉掌握《诗》、《书》典籍，必不能担此重任。
叔向的礼乐修养，由其引《诗》、赋《诗》的频率可见一斑。据《左传》记载，叔向引诗五次，分别见于襄公二十一年、襄公三十一年、昭公二年、昭公六年、昭公八年。此外参与赋诗、解诗活动五次，分别见于襄公十六年、襄公十九年、襄公二十六年（两次）、襄公二十八年。娴熟的辞令，源于其深厚的礼乐修养。据《左传・襄公二十一年》记载，范宣子逐栾盈，叔虎***于栾盈，被杀。叔向为叔虎异母弟，有作乱嫌疑，亦牵连入狱。有人讥其不智，叔向曰：“与其死亡若何？《诗》曰：‘优哉游哉，聊以卒岁。’知也。”[3]（P1059）“若何”句，意谓虽被囚，总比被杀好。“优哉游哉”，出自《小雅・采菽》，用其从容、闲暇之义。当生死攸关之际，尚乐天知命，从容赋《诗》，足其深厚的礼乐修养。
与叔向同时，有齐国晏婴，为齐景公太子之傅，亦以俭朴、正直著称。叔向用《诗》多在外交场合，而晏子用《诗》则在讽谏。据《左传》记载，晏子谏齐景公，引诗三次，共五首，分别见于昭公二十年（一次两首）、昭公二十六年（两次三首）。另据《晏子春秋》记载，晏子引诗六次，十一首。可见，晏子熟悉《诗》，且充分用于讽谏。据《左传・昭公二十六年》记载，齐景公问谁将代齐，晏子对曰：“公厚敛焉，陈氏厚施焉，民归之矣。《诗》曰：‘虽无德与女，式歌且舞。’陈氏之施，民歌舞之矣。”[3]（P1480）陈氏，指田乞，又称田僖子。齐景公时期，陈氏已大，有取代姜氏之势。陈氏“厚施”，看似为君养民，实则与君“争民”。晏婴引《小雅・ 弁》诗句，既渲染陈氏深得民心之貌，又警告了景公失民心的危险。晏婴指出陈氏“争民”已属直谏，而引《诗》渲染更加强了进谏的效果。
叔向、晏婴皆名臣，礼乐文化素养深厚，但生于衰世，亦难有作为。据《左传・昭公三年》记载，二人有一段深入的谈话，涉及齐、晋两国现状。晏婴云：“齐其为陈氏矣！公弃其民，而归于陈氏。”叔向云：“晋之公族尽矣。”[3]（P1234）当时，国***在卿大夫，国君或成虚位。国情如此，傅、太傅不仅难有作为，自身处境亦陷艰难。据《左传・襄公二十九年》记载，吴季札告诫叔向：“君侈而多良，大夫皆富，***将在家。吾子好直，必思自免于难。”[3]（P1167）一面是君主“弃民”，一面是卿大夫的专权、猜忌，使得傅、太傅进退维谷。忌于田氏，晏婴甚至不敢与景公交往过密。据《左传・昭公三年》记载，齐景公强行为晏子更宅，晏子不受，并托田桓子求情，让景公收回成命。晏子拒“更宅”，属俭朴作风，而托田桓子求情，很明显在自明无私。春秋时期的教育，本质上属于礼乐教育，身为师保的叔向、晏婴，不仅是名臣、名傅，更是礼乐文化的传承者。
春秋时期的师保，是中国古代文学中最早的“帝王师”形象。他们产生于礼乐文化，对社稷百姓具有强烈的责任感。管仲以社稷为重的观念，使师保超越“君命”，获得***的价值，成为谏诤的道德力量来源。范武子制礼，叔向好直，晏婴诗谏，皆非维护君主或一己私利，乃出于对社稷百姓的强烈责任感。师保之职，虽为太子教育而设，却承担了社稷天下责，肩负了传承礼乐的重任。
参 考 文 献
[1] 阮元：《十三经注疏》，北京：中华书局，2009.
[2] 阎振益、钟夏：《新书校注》，北京：中华书局，2000.
[3] 杨伯峻：《春秋左传注》，北京：中华书局，1981.
[4] 徐元诰：《国语集解》，北京：中华书局，2002.
[5] 陈奇猷：《吕氏春秋新校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6] 司马迁：《史记》，北京：中华书局，1959.
[7] 吴则虞：《晏子春秋集释》，北京：中华书局，1962.
[8] 黎翔凤：《管子校注》，北京：中华书局，2004.
[9] 向宗鲁：《说苑校证》，北京：中华书局，1987.
鲍叔牙与管仲典故篇6
在公元前7世纪到公元前6世纪之间，在东方东海之滨的中国和西方地中海沿岸的雅典相继出现了俩个对各自国家的历史、法律都有深远影响的改革家-管仲、梭伦。它们通过改革立法使各自的邦国日渐强盛，并为日后在各自地区成为盟主奠定基础。现在与全球化风潮之下，即各国面临的全球环境、***治秩序、法律秩序趋于一致而又存相异的大前提下，对两位先贤在他们的时代所运用的模式进行一些比较，也许对我们当今的改革做一番思索是有所裨益的。
个人经历之异同
管仲（？-BC645（643））又称夷吾、敬仲，字仲，颖上人。其出身在平民或者贵族之间，资料各说不一。从史记的记载中可知 ，管仲年轻时曾与鲍叔牙一同经商。但在经商没多久后，俩人各事其主。在公子纠和公子小白争夺齐国君主之位的斗争中，小白胜而为君，管仲而受辱乃幽囚。后经鲍叔牙引荐而始辅齐，此后主齐辅***四十余年，管仲采用一系列改革，促进齐国***治、经济得以长足发展，使齐国日益富强，终助齐君桓公成就霸业，并使齐桓公成为春秋诸国之盟主多年，后于齐国之相位上辞世。
梭伦（约BC638-BC559）古代雅典著名的改革家、立法家和诗人。他作为古代希腊谦和美德的集中体现者，被誉为古希腊颇有名望的七贤之一。梭伦是雅典萨拉米斯贵族后裔，但由于其父乐善好施，到梭伦年轻时，家庭经济已不宽裕。故他就外出做生意，以养家需。同时体会外出经营商业的酸甜苦辣，并游历地中海沿岸城邦。其足迹遍及希腊许多城邦及小亚细亚等地，他了解各地风土人情，考察各种社会制度，结交各地名贤之人。后因萨拉米斯大捷而声震雅典，并因他的才华和人品使其声望和威信在雅典人心中逐渐提高，在雅典各阶层都有一定的认可度。终于在BC594年成为九执***中的第一执***（首席执***官），此后他开始立法变革。于执***二十二年之后，在雅典人发誓十年不改其法律的誓言的情况下而离开雅典，远行至埃及等地进行游历，周游各地十年后梭伦返回雅典，又与僭主庇西特拉***做了抗争，最后终老雅典。
从两者的经历中能看出俩人都曾经作为商业从事者于所在地域游历，并获取了详实的资料，这为两人在后来担任改革重任时（尽管一位是辅***者，一位是主***者），都能制定出切合他们所在时代和所在区域的实际状况的策略打下坚实基础。用太史公之言“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 来表述两位先贤不畏艰难，四处经商寻求利益是有一定切合之语。
但是两位先贤由于诸多情况，各自的经历又是相当有差异的。首先，两者在经商的成绩上有所不同。
史记中虽未记载管仲经商成功与否，但从管仲言“吾始困时，尝于鲍叔贾，分财利多自与，鲍叔不以我为贪，知我贫也。” 可知，至少在管仲和鲍叔之间，管仲的经营资力出于下位。“吾尝与鲍叔谋事以更穷困，鲍叔不以我为愚，只时有利不利也。” 可推知其在商业经营中没有获得较大成功才谋事以更穷困。加之西周商人的地位并不是较高，能否推算管仲在商业经营上虽然获得一定成绩，但很快就转入予他人谋其事的方向，即成为谋划策事之人。而梭伦则如亚里士多德所言“梭伦在出身与名望方面均属上等阶层，但在财富与现实地位方面属于中等阶层。” ，可知其在家道渐微之时，含辛茹苦，励精***治，恢复其经济实力，使他处于中上等的地位，但仍然不是大工商主的地位。其较管子的社会地位已经不同，这其中原因与希腊原本就对商业不贬有关，商业的成功有益于社会综合地位的提升。这些使两人在后来的策事时所采取的方略有所不同。
其次，两人改革的权力之获取方式不同。管子经过公子纠与公子小白之争，已处于幽囚，在鲍叔的举荐下方为桓公（小白）所用，后渐握相权。而梭伦则是在萨拉米斯之战中获得威望，又因其原系雅典望族，故在雅典各阶层获得认可，经公推而成为首席执***官。这样就必然形成两人在改革中寻求之目的有差异，管子必须协调其上位之人的意志与社会现实，且以上位之人（君主）的意志为首位；而梭伦则以协调各阶层的意志与社会现实，往往以社会现实为首位，寻求各阶层之共益。
再次，两者改革立法时所处之位置相异极大。管子是以辅***之位来推行其改革，而梭伦则以主执***之职实现其立法改革。故而管子所推行之策略必须经君主的批准方可实行，这里就出现了君权不能触及之瑕，而梭伦则以首席执***官来立法并通行雅典，限制其立法的因素甚少，主要为全雅典人所共识的正义与公平。
各自所面临的社会实况
从史籍记载中可知，春秋时齐国背河临海，土地贫瘠又非常少，形成齐国较其他诸侯国要重视商业和手工业。根据有关资料可看出雅典（阿提卡）的地理状况与齐国的状况有许多相似之处， 不同的是，古希腊有众多岛屿城邦，而中国却是一个广域的陆地之邦。雅典有港口且是外向型的，而齐国有没有港口无资料可查，即使有也无贸易之外在对象。
管子所处的实际环境是齐国经历了几代之后，至襄公时期，襄公弊***而使齐衰，乃至自己遭弑，终形成诸子争君。贵族及士各有所投，齐国呈乱局，及桓公立乃使齐国复定，管子经举荐从囚徒变为相国。在春秋之时由于周王室渐衰，而诸侯渐强，形成各诸侯逐渐作大而有争势之趋。梭伦所处的希腊则是由许多大大小小的城邦组成，城邦之间相互***，自身谋求发展，各城邦之间也有争强之纷纠，乃至战争（如萨拉米斯之战）。雅典则处于如此状况：
但公元前7世纪将要结束的时期，无助的贫困人民所遭受的痛苦和富有者在法律的保护下所积极的财富尖锐对照，已将雅典带到了***的边缘。平等并非自然的，如果能力和诡谲均可自由发展，不平等自将成长，直到在社会战争无分轩轾的贫穷中自行毁灭为止。自由与平等并非伙伴，而系仇敌。财富的集中是不可避免的，但同时它又是命定要失败的。普卢塔赫说“贫富不均的程度已甚为严重，这个城市已真正到了危险的境地，……似乎除了一个高压力量外，并无其他方式可以解除这种困扰……”贫者发现他们的处境每况愈下，***府和***队都在他们主人的手里，腐败的法院所裁决的案件总是与他们的利益相反，于是开始讨论暴力反抗，将财富做一个彻底的重新分配。富人既不能合法的收回所贷出去的债务，同时忿怒对于他们的积蓄和财产的挑战，于是即求助于古老的法律，并准备以武力对付似乎不仅威胁他们财产，同时也威胁故有秩序、整个宗教及文明的暴民。
管仲所相的齐国与梭伦所执之雅典，在地理状况有一定的相似性，而他们所处的***局也颇有类同之处，但其区别也是很显然的。
首先，从外部环境来看，管子所处的是王室渐衰，诸侯渐大之春秋。各诸侯国基本上对王室指令不重视，而更重视其自身的强弱。而梭伦所处的是希腊诸各城邦国家各兴其***，以***发展。但整个希腊当时以寡国小民成实际状态，并不多见相互间的兼并。
其次，从自身来看，齐国当时为诸侯国中的大国，其所寻求的目标是维持强盛，并对其他之诸侯有兼领之***。而雅典当时是希腊的二流城邦，并不是很有实力，其目标是不断发展自身以***强。
再次，齐国虽然有因无君而争君之乱，但其社会各阶层并没有出现相互间裂缝难合之态。而雅典之况，则已是剑拔弩张，处于冰山崩溃的前夕。
因诸多相似及特异也必然使管仲和梭伦面临的问题有同有异，而他们在对问题之解决的策略上就必然会各有韬略，而其中有异曲同工之作，也有同曲异效之策。
所采策略的比较
两位改革者在他们所处的环境之下，都从经济、***治及社会诸多方面对当时各自 国家进行继承、革新，以达到治国兴邦之效。两者相同之处就是都不约而同的以经济为首要方向，而且对原有法律在继承的基础之上予以修订，在人们如何进行***治生活也都进行了有益的探索。为各自国家在以后的措施中奠定基石。
但因形势及各自传统等不同，必然是的它们在具体措施方面有相当不同。
首先，因管子以辅***来实现其改革，那么其必须依靠其上的君王（桓公）之令才能使其策略得以贯彻，故他的法治思想必须与君王的意志寻求某种协调，因此没能形成系统的法典。而梭伦作为立法的首席执***官，则可以完成其系统的思想而颁成法典。当然梭伦也是在其执***期间逐步完善其法律。
第二，从经济方面来看，管子采取“相地而衰征。” “陵、阜、陆、墐、井、田、畴均。” “与民分货。” 等策略。并根据齐国临海有渔、盐之利，而兴渔盐，设立盐、渔、铁官职加以管理，鼓励渔盐交易。
他主张的法令的制定必须适应民众好财争利的习性，将法规建立在物质利益的基础之上，以适应人们对物质利益的追求。即“下令于流水之原者，令顺民心。” .而且管子还认为物质利益不仅是人性的追求，还是人们遵守礼仪法度的前提。即著名的语句：“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 .梭伦则基于经济考虑，立法的第一步就是颁布“解负令”。将已沦为债务奴隶的雅典民众恢复自由，使雅典平民收回他们已失的土地，即首先恢复雅典平民的经济地位。接着梭伦采取鼓励手工业、商业发展的措施，加强对外贸易。
禁止农产品出口以使雅典粮食供应充足。为促进雅典农业的发展，梭轮还就水井的公用、灌溉系统的整顿、植物的栽植设立条例。尽管两位改革者所采用的方法各异，但从他们的方略中可探知他们都以极其敏锐的观察力看到一个社会稳定的根源首先要解决人们的基本生存，并且必须因势就利来发展各自的经济以达到富强，这可谓是异曲同工之妙。
第三，从***治方面来看，他们都对已有的法规既有继承并有革新。春秋时期，三代以及西周所奉行的人格***治暂失优势，但礼之遗风尤在。故管子提出“修旧法择其善而业用之。” ，并主张以法理***，以法统***，以法治民，并将三者在制度上结合起来。即“作内***而寄***令焉。” 其“旧法”是指西周的礼制和刑罚，但范围较广。管子把礼、义、廉、耻视为“国之四维”，强调“饰四维”、“张四维”，强调礼义的强制作用 .同时对礼的一些方面有所突破，诸如“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 、“尊尊” 、“刑不可知”
等，以达“礼以导民”， 任用贤能，及以法令作为人们言行之准则。官子在齐设立“三国五鄙制”， 将齐人分成士、农、工、商四民，使四民分居定业。梭伦则继承德拉古之法律并有革新。就如亚里士多德所记载那样：
在阿里斯泰喀摩斯执***期间，德拉科（德拉古-摘注）定立了他的法规：9位执***官从那些拥有不少于10米那之自由财产的人中选出，其他诸种较低官职则选自得以具备武装的人。将***与骑兵将官从那些显明其拥有不少于100米那自由财产并且其处于合法妻室的子女也已超过10岁人中选出。（官员必须为其官职交保，且担保人资格严格限制。-摘注）……议事会由401人组成，从公民中通过抽签产生，这一官职以及其他官职由年龄超过30岁的公民抽签决定；在所有人都轮到过之后，将重新开始抽签，在此之前同一人不得任职两次。（对未到会（议事会、公民大会）有罚金制。-摘注）……战神山议事会（元老院-摘注）为法律保护者，并且监督各类官员，以使其依照法律来统治。……这一***体中的组织形式就是这样一种性质，大多数人为少数人所奴役，平民们起来反对显贵阶层，派别之争十分激烈，而且各派别长时间的相互对峙。
他（梭伦-摘注）建立了一个***体，并另行制定了法律，人们停止使用德拉科除关于凶杀之外的各种法令。他确立的法律延续上百年之久。根据财产把人划入四个阶层，与先前的划分一样，500麦第姆诺户、马户（骑士）、有轭牲户、雇工；其各种官职分配给前三个阶层中的人担任，如9名执***官、财***官（司库）、主买官（监契官）、“十一人（狱吏）”和掌俸官。各种官职按各阶层财产多寡进行分派，属雇工阶层者仅仅得到参加公民大会和公审法庭的权利。……他组建了一个400人的议事会，每一部族出100人；但他指派战神山议事会负责保卫法律，就像它先前作为***体的监督者而存在那样。（梭伦并对早先时候由战神山议事会召集并自行决定适合于每种官职的人选，任期一年的制度进行了改革，由每一部族选出10位候选人以角逐9名执***官之职位，再从这些候选人中抽签而定。-摘注）
从外在表现来看，官子与梭伦都以全民皆兵的形式寄***于***，又都将辖下之人分为四等，但他们所取得的功效却大相径庭，截然不同。管子在人格***治渐失效用之时，从社会现实中选择了“引荐”、“挑选”
制之来形成国家管理官员的构成方式。而梭伦则以“级级自选”并互有制约之制来形成其官员的构成方法。
管子将齐人四分并离居定业（以身份为基，但相互间存在一定的可变性）。梭伦则以财产为基将民四分，而各自等级之间的流动性要较管子所设的要大。
分析其各自策略得源头，则可知华夏民族自原始之末，氏族向国家过渡的时候就是以各部落的自足为先，部落间的互换为次。每每部落之间发生争端，往往会有一存一亡之果。故而渐次形成“以食为天”、“自给自足”的主要发展模式，而此种模式下必然要形成一个群体中要有统一意志，综合成有序的规范。故三代至周形成王为独尊，官员皆归属于王之下。尽管王的中央集权并不能全部贯彻于全部领地，但王在名义上是独尊的。管子之改革自然不能完全脱离这一框架，也只能最大限度的突破，通过曲折的方向来对王的独权作一番制约。其所用“引荐”、“挑选”都是上位者通过在下位者的推荐，然后根据其意志而选，甚至于上位者可以不依引荐而自选。所以其构成之模式是以从上向下的。管子将人四分也是依据其治世之需。
士为谋治之主，故将士列在首位；农为人食的基础，故紧列其次；工商则在当时为主辅的行业，故列三四之位。而管子之策更推进了此种模式的发展。管子对各民的自身权利未给予强调，而主要强调的是社会秩序怎么稳定。而希腊民族则可以从亚里士多德的记述所示，希腊民族是众多的城邦构成的，以城邦立国，并且大多数为小国寡民。而小国要自给自足则难度相当大，其生存之道就不能尽靠自产之食来维系，必须通过各国之间的互换。而互换必然引起人们的流动，推进商业，进而要求行动之自由。故梭伦之改也必然在其民族习俗的基础上来格制创新。所以他所采用的“级级自选”制度形成自下而上的官员构成模式，且官职之间存在制约。依此形成的法就不是某一个人的个人意志，而是众意。而众意又需有机构来保护，于是就有了元老院之制来保护法律。又因希腊民众的流动性较大，其***治之基为全民，物质基础是工商经济，梭伦必然依据财力将民四分。这更能符合希腊当时之现实。梭伦的立法不仅根据希腊的民风，而且进一步推动了希腊民族的社会意识的发展，为希腊的民主奠定了基石。
第四，从社会改革方面来看，官子主张“礼以导民”、“伸张君威”，在一定程度上可用“使人服***、循***”来概述。梭伦则主张国民参***，并创立陪审制度来赋予贫民 司法权。服***、循***往往是人们处于被动的地位，故对自身的权利的主张及义务的遵循始终不处于积极状态，而参***使人们能处于***治活动之中，从而推动***治之演进，也使人处于积极、主动的状态。
所实现的成果的比较
齐桓公因用管子之谋而成春秋霸主，“九合诸侯、一匡天下。” .此后又经李悝、申不害、商鞅各自发展这样的理论，形成法家思想并应用于不同的诸侯国。到韩非乃集法家之大成，构建完整系统的法家理论。
李斯将这一理论实践于秦国终使赢***并六国成一统。梭伦执***雅典二十二载，使雅典的强国之基坚实。其后，庇西特拉***僭主之***虽成专制，但在很大的范围上继承了梭伦所立之法。正因庇西特拉***用梭伦之法，渐使雅典成为希腊的一流城邦。终于在两位贫民出身的执***官克里斯提尼、伯里克利先后进一步完成民主，使雅典登上希腊盟主之位。并号称“全希腊的学校”。管子和梭伦的改革所取的效果是人所共知的，其对后世的影响也各有千秋。管子以辅***执齐，则他的策略之效用因主上采用必然能达到迅捷之效，快速使齐国成为春秋首霸。但同时由于管子处于辅***，在桓公之后他的***略必受影响。齐国后来之亡于管子之***的渐消不无关系。但是其理论又在其他君王诸侯中得以更新发展，使这些诸侯国交替强盛。梭伦因其是雅典的首席执***，在立法的时候必须考虑雅典各阶层的利益，寻求在各阶层之间达到平衡与协调。故他的立法的效果就不是能够立竿见影的，而是经庇西特拉***的继承并执行多年后才渐显良效。然而梭伦制定的法的效力却是非常长久的，以致罗马的西塞罗时期，西塞罗仍说梭伦的法律在雅典仍有效。
管仲因其***绩之宏和思想之博，不仅在当时有很大的影响，而且后来既为法家所尊崇，有为儒家所称道，还为道家所赞誉。甚至到中国近代化以后，还为精通西方法学的学者所高度评价：管子不独是中国最伟大的***治家，而且在中国法律思想史上，是一位见解超群，学识卓越，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伟大***治家。……管子是中国法治之祖，也是世界法治之祖。 梭伦由于他梭奠定的希腊民主，也深受西方学者的赞誉：说起来似乎很难使人相信，雅典在这种情况之下（各国在历史上也一再出现此一情形），能有一个人，既不诉诸暴力，也不做慷慨激昂的演说，而能说服贫富双方达成折衷方案，不仅扭转社会的***，也为雅典***发展的其余时期建立一个新颖而更宽宏的经济秩序。梭伦的和平***实在是历史上一个令人兴奋的奇迹。 而梭伦塑像上的铭文更能说明他在人们心里的地位：摧毁过无端骄傲的波斯侵略者的萨拉米斯岛养育了梭伦，这位伟大的立法者。
结语
管子以“社会为本位”、“独尊君权”为核心建立起法律思想，在他首创的思想之基础上后来多位先贤又作以阐发，终形成法家思想。这在后世中国两千余年的帝制时代有着深远的影响作用。而作为华夏民族两千余年帝制时代法律源头之一的法家思想的某些内容在民族的潜意识中是根深蒂固的，甚至于顺着时间的横轴沿入现在。我们没办法忽视它的存在，更不可漠视这一思想在人们行为中的潜在规则作用。梭伦以希腊人特有的利己主义思想出发，主张保护个人权利，维护国人参***权，寻求公平与正义。他的法律不仅在西方具有深刻的影响，而且在今天的社会中不乏借鉴意义。但当我们处于现在这一新世纪的界点回顾历史，思问两位先贤的改革，做如此的假设：将管子之***换予当时之雅典，而将梭伦之法颁于春秋之齐国。
想必答案不问自知。在当今之世，各国面临难以回避的全球化风潮，而各民族的自身传统不可全然抛弃，更不可不予重视。如何完善各国的自身之***，有能合于全球化之趋，是各民族各国家都必须审慎对待的问题。
19世纪中叶，西学携着炮舰打开天国大门，曾经藐视西洋的华夏之民，仿佛一下子掉入万丈泥渊，不知所措。紧接而来的是西学东渐，西法渐盛，对自己原有的一切给予全盘否定。在西法东来近一个多世纪之后，华夏民族在经历了曲折的实践之后开始反思。虽然这反思来的较晚，但毕竟是有所深醒。纸上的法能不能是实在的法？曾经抛弃的是不是一点不足取？吸收进来的是不是完全正确？对传统思想的评述已深如瀚海，对外来思想的引荐更时广如繁星，此处无需再作赘述。对希腊文明尤其雅典之***的评述也有许多，文章仅借引汤因比之述已期使读者深思。
我们已经看到，雅典如何因成功战胜了早期所面对的自然和人类的挑战，以及不断创造出超凡脱俗，光辉灿烂的国内文化，从而赢得了暂时的荣耀-一个崇高的称号。他对希腊的贡献十分巨大，但它赖以获得“全希腊的学校”这个头衔的理由，恐怕只是对它的子孙后代们是个提醒：他们的成就离完美还差得很远。……这场致命的战争之所以爆发，是因为雅典已证明他对下一个挑战，即来自它已取得的国内成就的挑战，已没有战而胜之的能力。
阿提卡的利己主义给雅典带来一连串的灾难，……并引起希腊文明的衰落。……它的根深蒂固的利己主义，在公元前4世纪毁掉了希腊世界与威胁性的马其顿统治相对抗的机会。……退缩到自私孤立的状态，从此消极地目睹着罗马一个接一个收拾它的强大竞争对手，压垮了雅典周围的邻国。而它的邻国却一直在缺乏雅典的援助下力求通过一个联盟来改变这场灾祸。雅典就是以这种极端不合理之态度静观其变，直到罗马的世界霸权在粉粹了一切主要竞争对手后变得坚不可摧为止。
概而言之，文章的目的在于使读者理解到正如历史法学派所言：法律是民族精神的体现。在当今面临法律得多层次改革之时，是否应深思曾经所作的许多法律革新；是否应该对民族精神的内涵予以发掘，并培养新的民族精神。而不是仅仅制定纸上的法，全然不顾现实之情况-十三亿人民中，各类人口所占比率如何？各生活在什么样的区域？等等。
管仲夷吾者，颖上人也。少时常与鲍叔牙游，鲍叔知其贤，管仲贫困，常欺鲍叔，鲍叔终善遇之，不以为言。已而鲍叔事齐公子小白，管子事公子纠。-《史记。管晏列传》
《史记》
《史记。管晏列传》
《亚里士多德选集。***治学卷》pa298
Attica之土壤甚为贫瘠，几乎所有地区的地下石均接近地表面，使生活所需的极简单之农作物亦甚困难，令人极为沮丧。仅有冒险性之行业及需要耐心培植之橄榄与葡萄，始促成Attica之文明。……因为土地贫瘠，接近海岸以及港口众多，遂诱使Attica人民从事贸易；因为人民坚定勇敢，富于发明创造遂使其赢得爱琴海的市场。通过这个商业商国，雅典在伯利克利时期获的财富、权力并达到文化之巅峰。-《世界文明史。希腊的生活》pa141-143
《世界文明史。希腊的生活》pa146
《国语。战国策》卷六 齐语 pa60
《管子。乘马》转载于《中国法律思想史》pa29
《管子。牧民》转载于《中国法律思想史》pa26
《管子。牧民》转载于《中国法律思想史》pa29
《国语。战国策》卷六 齐语 pa58
《国语。战国策》卷六 齐语 pa59
《管子。牧民》转载于《中国法律思想史》pa28
《礼记。曲礼上》转载于《中国法制史》pa28
《礼记。大传》转载于《中国法律思想史》pa13
《管子。枢言》转载于《中国法律思想史》pa28
《国语。战国策》卷六 齐语 pa57-58
《亚里士多德选集。***治学卷》pa296-298
《亚里士多德选集。***治学卷》pa298-302
《史记。管晏列传》
《先秦诸子法律思想》梅仲协 著 转载于《管子的法律思想》pa一四六
《世界文明史。希腊的生活》pa147
《改革精英》pa47
《历史研究》pa148
参考文献：
《国语。战国策》 左丘明/刘向 著 岳麓书社出版 1988年版
《管子的法律思想》 戴东雄 著 中央文物供应社
《中国法律思想史》 杨鹤皋 主编[文秘站:] 北京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
《中国法制史》 张晋藩 主编 中国***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世界文明史。希腊的生活》（中译本） 威尔。杜兰 著 译者：幼狮文化公司 东方出版社1999年版
《亚里士多德选集。***治学卷》颜一 编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鲍叔牙与管仲典故篇7
（选自《历代骈文名篇注析》，天津古籍出版社）
注释：
①南吕：指仲秋八月。古代将音调六律六间各配一月，五间南吕配在仲秋八月，故称八月为南吕。
②三涂：山名，在河南嵩县西南。 九派：指黄河支流。原意本指长江，因长江江西九江段有九条支流，故称九派。
③下走：指供奔走役使的人。这里是作者自称的谦辞。
④解榻：东汉陈蕃任豫章太守时，不接待客人，只有高士徐樨（xī）来访时，特为他设一榻，徐走后把床挂起来。后把解榻作为待宾之典。 邀期：指的是东汉人范巨卿与张元伯同在太学读书，分手时约定两年后范巨卿去探望张母。两年后，范巨卿果然如期而至。
⑤桂席：八月的宴会。阴历八月称为桂月。
⑥簪（zān）组：冠簪与冠带，为古代官员的装束。此处用以指权贵显官。
⑦铜陌：指洛阳铜驼街。古洛阳有铜驼，置于宫门外，为古代繁华之地。
⑧银墟：即银台，仙人所居处。亦代指宫门，在此指权贵所居处。
译文：
东京洛阳胜地，时值八月中秋季节。三涂山镇守于此，黄河在这里分为九条支流。白露时节，秋风萧瑟。无论出仕的或是隐居的，人们各自带着在朝或在野的欢快，一边游一边玩，有时还登到山的最高处。客居他乡的我，身着布满风尘的征衣；几个知心的朋友邀约我参加这嘉宾云集的聚会。在这里，大家交谈论道，听琴畅饮，无拘无束地倾诉衷肠，促膝谈心，留连忘返。既然有像潘安仁、杨仲武那样亲密的关系，如何就没有像管仲与鲍叔牙那样的深知。此间门庭热闹，车马喧嚣，庭宇宽阔，管弦嘹亮。临近着繁华的铜驼街道，斜靠着王宫花苑，正盛开，远远近近飘着清香；荷花凋谢，荷叶衰败，依旧在清波中摇动着翠绿的身影。听乐观景刚刚结束，敬酒酬答各不相让。彼此忘记了年龄大小，平生傲视天地；愿同盛衰，得树木泉水的神韵。但愿能用长绳把太阳系住，更珍爱光阴；在短短的诗文中寄托凌云之志，或吟诗作赋。人人采用古韵，先完成的便先展示出来。
〖请你参与〗
1. 解释下列句中加点词语的意思。
（1）白露下而清风肃
（2）或出或处
（3）泛轻香于远次
（4）听瞩方穷
2. 下列各句中“以”字的用法与“思短札以凌云”中“以”字的用法相同的一项是（ ）
A. 夫以东京胜地
B. 以嬉以游，时极登临之所
C. 愿长绳以系日
D. 可以调素琴，阅金经（《陋室铭》）
3. 下列句子中不属于对偶的一项是（ ）
A. 菊照新花，泛轻香于远次；荷凋晚叶，翻翠影于长波。
B. 近临铜陌，斜控银墟。
C. 簪组盛而车马喧，庭宇虚而管弦亮。
D. 人采古韵，成者先呈。
鲍叔牙与管仲典故篇8
《韩信》，又名《韩信出世》或《殷桃娘》。上世纪20年代中期，周信芳取材于小说《西汉演义》，编成了十本连台本戏《汉刘邦》。其中，每一本都能***成章单独演出，《韩信》即是从《汉刘邦》第四本中抽出的一折，叙述韩信早年不得志，在淮阴曾得到漂母的帮助和周济，并在漂母的激励下，投***到项羽麾下当了一名执戟卫士。项羽起***时曾杀彭城太守殷通，殷通之女殷桃娘替父报仇，行刺项羽被获。韩信设计相救。殷桃娘为感激救命之恩，嫁与韩信结为夫妇。
剧中一场戏是描写韩信与漂母在河畔相逢，韩信内心郁闷伤感地向漂母诉说自己的遭遇。漂母听后深表同情关心，不仅施予饭食，还对他进行指点。此时，舞台上有一段以问答形式的唱腔，采用麒派唱腔体系中不多见的【反西皮二六】的板式曲调，此时唱来，凄凄楚楚、哀哀切切、娓娓动听，加上精湛的麒派做功表演衬托，令台下的戏迷观众伤情动容并产生共鸣。唱词如下：
韩信（唱）：我的名叫韩信淮阴年少，父早亡母又故珠泪号啕。
漂母（白）：你可曾读过书么？
韩信（唱）：幼读书壮学剑兵书了了，空有才无有运难把名标。
漂母（白）：你做何生理？
韩信（唱）：去学吏要贿赂缺少钱钞，因此上无事业埋没英豪。
漂母（白）：难道说你无有好朋友幺？
韩信（唱）：世态炎凉哪有管鲍，漂母问我发一发牢骚。
亲戚见我回身跑，好朋友见我远远逃。
因此上淮阴来垂钓，饥一餐饱一顿忍饥挨饿暂候时光把岁月熬。
听罢言来珠泪掉，韩信饿了有二朝。
韩信出生在淮阴，幼年父母双亡，生活艰难贫苦。但他胸怀壮志，坚持习文练武，遗憾的是时运不济、命运多舛。求仕途，有才能没有金钱此路不通，连势利的亲戚朋友都要回避他。面对残酷无情的现实，韩信举手无措、走投无路，只能愤愤不平地向漂母发泄怨气倾吐满腹牢骚，哀鸣世态炎凉，苍天不公，乞求能出现管仲、鲍叔牙那样的伯乐。
周信芳在创作这段唱词时，打破了常规的十字句或七字句的框框，一切按剧情与人物的实际需要出发。不受字数音律等束缚制约，故使这段唱词显得自由、真实、奔放、豪爽而贴近生活，但又符合艺术规律。这样的创新精神不但是难能可贵的，而且没有勇气和魄力是无法完成的。观众看后感言称道，欣赏麒老牌的京戏，就像是在日常生活中交流感情，互相在说心里话那样，选用的词汇不隐晦、不枯涩、不神秘，言简意赅地把想说的话表达出来。《韩信》中这段唱词的开始，就将自己的身世与理想直截了当地阐述清楚；又如“去学吏要贿赂缺少钱钞”，则是无情地揭露封建社会科举制度的营私舞弊与贪官污吏的陋习风气，而对于自己的经济拮据也毫不掩饰。并且他还认识到在腐败成风的官场中，不可能有像管仲、鲍叔牙那样的开明有识之士，因此，只能感叹地发一发牢骚，以自我宽慰解脱内心的沉重负荷。“牢骚”这样的唱词，在传统京剧的版本里是很难寻觅的，这却也表现了海派京剧独有的艺术特征，它超越了传统京剧程式化的规范。纵观周信芳大师创编的许多剧目，我们就能发现在剧中使用的语言，具有结合时代潮流、顺应大众民意的特点。语言是朴素无华、通俗易懂情节是生动逼真、感人肺腑；刻画人物又是入木三分、栩栩如生。周信芳的舞台艺术表演展示，可在《海瑞上疏》中管窥全豹。
1924年11月，孙中山先生赴北京共商国是，并向全国发出“消灭***阀、统一中国”的号召。周信芳当时正在上海丹桂第一舞台演出。他为了响应孙先生的号召，很快和梨园同行开始排演连台本戏《汉刘邦》，并在剧中穿插了不少强调祖国必须统一、***势力必须被消灭的唱词和念白，以借古喻今，唤醒全国民众的觉悟，那时在报上刊登的演出剧名是《汉刘邦统一灭秦楚》，署名为“周信芳编排”。
《韩信》一折，于1935年7月13日在上海黄金大戏院首演，周信芳主演韩信、华慧麟饰殷桃娘、金少山饰项羽、杨瑞亭反串漂母、富云霞饰虞姬、张德禄饰章邯、杜文林饰恶少年、王兰芳饰张居妻、刘斌昆饰张居、周五宝饰范增。这样的名家组合，可谓强强联袂、群英荟萃。此剧票房火红，连连客满，演出后观众反应热烈。除了演技精湛与配合默契外，舞台机关布景的渲染，也使观众有目不暇接、焕然一新的感受。例如韩信九里山葬母一幕，台上忽然电闪雷鸣、风雨倾盆的景象，巧妙地运用了科技音响效果与舞美视觉，使舞台场景蔚为壮观，令人赞叹不已。
《汉刘邦》除《韩信》一折外，还衍生了几出京剧折子戏。如由《汉刘邦》第八本中抽出的《鸿门宴》，周信芳剧中主演张良、刘汉臣饰樊哙、刘奎官饰项羽、高百岁饰范增，该剧于1927年4月24日在上海天蟾舞台首演；《楚霸王九战章邯》一出，也是从《汉刘邦》第四本中抽出，周信芳主演项羽；《博浪椎》又名《张良击秦》，则是从头本和三本中抽出，周信芳饰张良；还有《韩信》续剧，又叫《韩信与殷桃娘》，均是可***单演的剧目。不过《楚霸王九战章邯》与《韩信》两出折子戏，都是周信芳在上世纪30年代常演的剧目，现在京剧舞台上已销声匿迹了。在陶君起先生著作《京剧剧目初探》一书里，也无《汉刘邦》剧目的记载介绍。至于麒派名剧《萧何月下追韩信》一剧，早在1922年周信芳先生已编演搬上舞台，并受到观众的热烈欢迎与肯定。《追韩信》的成功，大大地激发了周信芳对秦汉历史题材的创作热情，才产生了京剧舞台上这部连台本戏《汉刘邦》。
鲍叔牙与管仲典故篇9
关键词： 《韩非子》 为 使 词性
《韩非子・外储说右下》中有一段文字：“苏代为齐使燕王问之曰齐王亦何如主也对曰必不霸矣燕王曰何也对曰昔桓公之霸也内事属鲍叔外事属管仲桓公被发而御妇人日游于市今齐王不信其大臣。”其中，“苏代为齐使燕王问之曰”可以有两种断句方式：“苏代为齐使燕，王问之曰。”或“苏代为齐使，燕王问之曰。”经分析，两种断句方式中，只有“为”与“使”两词的词性有所变化。故只需确定两词在《韩非子》中的词性，即可判定应取哪一种断句方式。
一、“为”的词性
“为”是古代汉语中意义较丰富、使用范围较广泛、出现频率较高的基本词汇之一，也是战国末期法家著作《韩非子》中词性较丰富、用法较灵活的词汇之一（出现1238次）。
“为”字产生很早，在甲骨文中已经出现，写做。罗振玉认为，“为”字形从爪从象，有“役象以助劳”之意，本义当为“作”；虽尚未有定论，但从甲骨卜辞及钟鼎铭文中可知是个表示动作行为的词。
在《韩非子》中，“为”主要有三种词性。
（一）动词词性
1.“为”基本义是“做”，作为及物动词，其后出现宾语，在《韩非子》中最常出现。
①为人臣不忠，当死；言而不当，亦当死。（《初见秦第一》）
②此师延之所作，与纣为靡靡之乐也，及武王伐纣，师延东走，至于濮水而自投。（《十过第十》）
③为奸利以弊人主，行财货以事贵重之臣者，身尊家富，父子被其泽（《奸劫杀臣第十四》）
④有言者自为名，有事者自为形，形名参同，君乃无事焉，归之其情。
例①中“为”表示“做为（某种身份）”，例②中表示作（曲），例③中表示“做（某事）”，例④中两个“为”根据上下文分别可以解释为“说出”和“做出”。
表示“做”的基本义又可引申为“成为”或“变成”：
⑤夫韩不服秦之义而服于强也，今专于齐，赵，则韩必为腹心之病而发矣。（《存韩第二》）
“为”之后不出现宾语，最常见的情况是做为不及物动词，表示“做为”：
⑥重人也者，无令而擅为……（《孤愤第十一》）（译文：所谓重臣，就是无视法令而独断专行……）
“为”与“所”或“所以”连用，构成短语，联合起来做宾语成分：
⑦彼显有所出事，而乃以成他故，说者不徒知所出而已矣，又知其所以为，如此者身危。（《说难第十二》）
“所以为”做动词“知”的宾语。
⑧强以其所不能为，止以其所不能已，如此者身危。（《说难第十二》）
“所不能为”做介词“以”的宾语。
下句中的“为”按照上下文的语义，应当是及物动词表示“施行”，动作的接受者“其法”成为受事主语。
⑨明主之表易见，故约立其教易知，故言用；其法易为，故令行。（《用人》）
2.除单独作为动词使用外，“为”也常常与其他词连用，构成常用句式。
（1）以为
⑩齐之清济蜀河，足以为限；长城巨防，足以为塞。（《初见秦第一》）
???韩叛，则魏应之，赵据齐以为原……（《存韩第二》）
???敦祗恭厚，鲠固慎完，则见以为掘而不伦（《难见第三》）
以上三例可以代表《韩非子》中“以为”的大多数用法，即“以”之前出现所指内容，两者构成介宾短语，做“为”的状语；“为”做动词，其后出现宾语，可译为“以（前置宾语）为”，“把（前置宾语）当做/做为”。
在下例中的“以为”，却不能简单地认为与例⑩、???、???相同：
???尧禅天下，虞舜受之，作为食器，斩山木而财子，削锯修其迹，流漆墨其上，输之于宫以为食器。诸侯以为益侈，国之不服者十三。（《十过第十》）
前一句中的“以为”可以很清楚地翻译为：“以（‘斩山木而财子，削锯修其迹，流漆墨其上’的食具）为（食器）”；后一句中的“以为”可以理解为：“以（这件事）为（更奢侈）”，但因“以”前直接出现动作的发出者“诸侯”，似乎翻译为“认为”也可以。
下句中“以为”的用法值得注意：
???赵代先得意于燕，后得意于齐，国乱节高，自以为与秦提衡，非赵龟神而燕龟欺也。（《饰邪》）
前三个小分句可以翻译为“赵国先战胜燕国，后战胜齐国，国内混乱还趾高气扬”，结合上下文的意义，“自以为”似乎不能翻译为：“自己以（‘先得意于燕，后得意于齐，国乱节高’这些事）为（可以与秦国相抗衡）”，翻译为“自己认为”好像更通顺些。
例???可以让我们更明确“以为”的这一用法：
???由是观之，臣以为天下之从，几不难矣。（《初见秦第一》）
作为一段文字的总结，该句明确地提出了作者的意见，故翻译为“我认为六国的合纵，差不多不难了”应该是合理的。
由上观之，“以为”的用法在《韩非子》中，除最初的“以之（前置宾语）为”的用法外，已经出现了表示说话人意见“认为”的萌芽。
（2）以……为……
“以”与其后的名词或词组联合做“为”的状语，“为”在这种句法结构中作判断动词，可以翻译为“把……当做……”，如：
???秦发兵而未名所伐，则韩之用事者以事秦为计矣。（《存韩第二》）
“以”与前置宾语联合做“为”的状语，表示目的或手段；“为”做普通动词，可以翻译为“凭借……来做……”，如：
???天下阴燕阳魏，连荆固齐，收韩而成从，将西面以与强秦为难。（《初见秦第一》）
（二）名词词性
“为”作为名词，在《韩非子》中出现较少。比较常见的情况是与表示否定的“无”连用，表示“没有作为”。如：
???明君无为于上，君臣竦惧乎下。（《主道第五》）
“为”也常见于助词“之”的后面，但“为”之后没有任何名词性的句法成分，则可推断“为”应为“之”后的中心词，为名词。如：
???朝廷不敢辞贱，***旅不敢辞难；顺上之为，从主之法，虚心以待令，而无是非也。（《有度第六》）
（三）介词词性
在《韩非子》中，“为”也可出现在名词、代词、动词之前，充当介词。其用法主要有以下三种。
1.表示目的。
???听大国为救亡也，而亡亟于不听，故不听。（《八奸第九》）
???齐、卫之间不过十日之行，开方为事君，欲适君之故，十五年不归见其父母，此非人情也。（《十过第十》）
???臣言为国，非为身也。（《十过第十》）
???明为己者必利，不为己者必死，以恐其群臣百姓而行其私，此之谓“威强”。（《八奸第九》）
例???中，“为”出现在两个动词性词组之间，根据上下文的语义关系，其意义非常明确，即表示原因，可译为“因为”。
例???中，“为”出现在主语和一动词短语（“事君”）之间，其后又出现动词性成分；分析语义，可知“为”表示原因，但强度较例???稍弱，可译为“为了”。
例???与???中，“为”出现在名词（“国”）或代词（“己”、“身”）之前，其用法已经相当接近于现代汉语，同样表示目的。
2.“为”表示“给”、“替”。
???君其遗之女乐，以乱其***，而后为由余请期，以疏其谏。（《十过第十》）
???乃使内史廖以女乐二八遣戎王，因为由余请期。（《十过第十》）
???为1人臣者内事之以金玉玩好，外为2之行不法，使之化其主，此之谓“在旁”。（《八奸第九》）
???其于说议也，称誉者所善，毁疵者所恶，必实其能，察其过，不使群臣相为语。（《八奸第九》）
例???应当是较有代表性的例句。“为”与其后的成分构成“为+宾语+动词短语”的句法结构，与其宾语成分充当了动词短语的状语，依据语义，可翻译为：“然后替由余请求延长回国的时间。”
例???“为”的句法结构及用法与例???相同，但在现代汉语中“因为”连用，是一个词；受此影响，“为”容易理解成表示原因的意思。
例???中，为1是动词，表示“作为”，上文已做解释，在此不再赘述；为2与其后的代词“之”一起构成短语，出现在状语（“外”）和动词短语充当的谓语（“行不法”）之间，根据语义，“为之”同样是谓语“行不法”的状语，表示“替他（们）”。
例???稍稍有些不同：“为”出现在代词“相”与“语”之间，因“语”可以作为动词当“说话”讲，且根据句中语义可以译为“不让群臣相互吹捧或诽谤”，“为”可以当“替、给”讲；但因“语”在战国时代已有名词词性，如《左传・昭公三年》：“晏子受礼，叔向从之宴，相与语。”故似乎在此例中将“为”作为介词“替、给”理解稍嫌武断；但因探讨“语”词性的问题已超出本文范围，故暂且存疑。
3.“为”表示被动。
“为”表示被动基本有两种句式结构：
（1）“为”+动作发出者+动词
???过而不听于忠臣，而独行其意，则灭高名为人笑之始也。（《十过第十》）
???知伯身死***破，国分为1三，为2天下笑。（《十过第十》）
例???中“为1”为动词，表示“成为”，上文已做探讨，在此不再赘述。两例句中“为”后出现明确或婉转表示人名词或名词词组及动词，其用法易与作为介词表示“给、替”的“为”相混淆；但联系语义，“为”当被动讲时，前文或近或远、或隐或显必定出现句中谓语真正的主语，如例???中的诸侯或君主（根据句意填补），例???中的“知伯”；且动词后不再出现动作的接受者。
（2）“为”+动词
这种句式结构与上文表示原因或目的的“为”的用法有些相似，但仔细分析又有所不同。以下句为例：
???（鲍叔牙为人……）刚则犯民以暴，愎则不得民心，悍则下不为用。（《十过第十》）
表示原因或目的的“为”构成的句法结构中，只有一个动作发出者；若出现动词谓语，则其后一定会出现动作的接受者，如例???中的“亡”，例???中的“君”。
例???中，联系前文，受事主语应当为“鲍叔牙”，动作的发出者也为避免前两个分句的重复没有出现。根据语义，可以将原句补完：“鲍叔牙……悍则下不为（民）用。”译为：“鲍叔牙……凶悍了臣民便不被他所用（不听他使唤）。”
二、“使”的词性
“使”在《韩非子》中出现的频率远远不如“为”高，只有430次。《说文解字》说“使”：“伶也。从人吏声。”本义为动词，《康熙字典》解释本义为：“令也，役也。”在《韩非子》中，其动词词性是最常见，使用最广泛的。
（一）动词词性
1.“使”作为动词，其本义表示“命令、派遣”或“使，令，让”：
???今赵欲聚兵士，卒以秦为事，使人来借道，言欲伐秦，其势必先韩而后秦。（《存韩第二》）（派遣）
???夫一动而弱于诸候，危事也；为计而使诸侯有意我之心，至殆也。（《存韩第二》）（令）
2.其引申义表示“出使”
该义项应是在“派遣”义上派生出的引申义，与“派遣”义的区别是，当“派遣”讲时，“使”后加人名、代词或表示人的名词；当“出使”讲时，“使”后加地名或国名。
???今贱臣之愚计：使人使荆，重币用事之臣，明赵之所以欺秦者……（《存韩第二》）
3.“使”也可表示“役使”、“使用”，该义项应亦为“命令、派遣”义上派生出的引申义。一般来说，当“役使、使用”讲时，“使”后加一般名词。
???往者齐南破荆，东破宋，西服秦，北破燕，中使韩、魏，土地广而兵强，战克攻取，诏令天下。（《初见秦第一》）
“使”后出现国名“韩”“魏”，但根据前文，“使”的主语应为“齐”。根据语义，不可能是“齐国在中原出使韩国和魏国”，只能解释为：“在中原役使韩国和魏国”。
（二）名词词性
“使”当名词讲的情况在《韩非子》中极少出现，表示的语义也与其动词词性表达的意义紧密相关。
???名实相持而成，形影相应而立，故臣主同欲而异使。（《功名》）
???上，君与处皆其师；中，皆其友；下，尽其使也。（《外储说左下》）
???淖齿闻齐王之恶己也，乃矫为秦使以知之。（《内储说上七术》）
???公所长者，使也。（《说林上》）
例???根据对偶的规律，可以推断出“使”应当为名词，表示“（要）做（的事情）”；例???“使”在表示领属的代词“其”之后出现，说明在此例句中当作名词使用，译为“（所）役使（的人）”。例???和???的情况有些相似。例???中的“为”上文已经讨论过，在此应为及物动词，故“矫为秦使”理解为“假装秦国的使臣”较合理。例???是个非常明确的“……者……也”判断句式，“使”译为“出使”或“做（使臣）”。
另外，“使”单独使用时未见表达“使节”、“使臣”或“使者”的情况，相反，《韩非子》中实实在在用了“使者”两个字表示这一义项。
三、结语
综上所述，“为”在《韩非子》中的词性有动词、名词、介词等三种，并有“主语+为+介词宾语+动词+宾语”的句法结构。“使”的词性只有两种：动词和名词，但当名词讲时不单独表示“使者”的意义。那么，“苏代为齐使燕王问之曰”只有一种断句的方式，即“苏代为齐使燕，王问之曰”。
参考文献：
［1］《古汉语常用字字典》编写组.古汉语常用字字典（第一版）［M］.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
［2］吕叔湘.现代汉语八百词（增订本）［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8.
［3］俞志慧.韩非子直解［M］.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2000.
［4］李丽.韩非子介词研究［D］.长春：东北师范大学，2007.
鲍叔牙与管仲典故篇10
梳理鲁商的历史的确是一件很令人振奋的事情。你几乎可以从中看到整个中国商业发展的脉络，当然，它在历史的链条中也有不少薄弱环节。
几乎没有人敢否认儒家的义利观为中国的商业发展奠定了基调，但这对于中国的商业历史而言，更像是一句魔咒，而非福音，孔子义利观的不断被篡改和盗用，使它的反作用力远大于推动力。从这一点来看，我更乐于相信，中国商业精神的奠基之作，来自比孔子更早的管仲，来自齐国，而非鲁国，来自《管子》，而非《论语》，来自管仲的以术致道，而非孔子的以道论道。
1 管仲：引发中国历史第一个商业繁荣期
管仲成为齐国首富的时候，他已经被拜相称候，齐桓公管他叫“仲父”，而他朋友鲍叔牙则被称为“老师”。鲍叔牙教会了年轻的国君很多东西，但年轻人难免会做一些出格的事，比如在管仲到来之前，他就很喜欢驾着马车载着美人在临淄城的大街上裸奔，兴起了更出格的事也干得出。鲍叔牙就告诉他你这样不行，讲了很多大道理，国君很受启发，决定胸怀天下。事实证明齐桓公是干大事的人，他在决定听从鲍叔牙的建议而起用管仲之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他的国家给“股份制”了，还给了管仲不少股份――临淄城里的“市”的税收三分之一归他。管仲不负众望，致力于经济发展，制定了一系列招商引资***策，齐国很快就强大起来，他也很快成了首富。他为外来商人提供宾舍和交易的场所，对外商货车一乘的提供本人伙食，三乘的兼供给饲料，五乘的并供给厮养人。还在临淄城里开设了国家大妓院，让300个女子住在里面，国家向她们征税――所谓“夜合之资”――据说“天下之商贾归齐若流水”。
我们津津乐道的这些故事，还未及管仲思想之万一。仅举一例，或可窥其一斑。
齐国的国势并非得天独厚。管仲问齐桓公：“齐国有多大?”齐桓公回答：“方圆五百里。”管仲给他分析了一下，说齐国有五分之一的地基本上都不长庄稼，吃饭都困难，你能靠这个来立国?“以齐之国势，宜其永为诸侯弱”，这是后来梁启超先生的评价，但管伸是怎么改变这种局面，不但使齐国富强，而且还能一匡天下的呢?桓公曰：“然则吾何以为国?”管子对曰：“唯官山海为可耳。”桓公曰：“何谓官山海?”管子对曰：“海王之国，谨正盐策。”当时“齐有渠展之盐”，是列国最主要的产盐地。管仲实行盐铁专营，把最优势的产业从私人手里夺过来，收为国有。
管仲说囤盐，桓公曰：“诺。”从十月到正月。“成盐三万六千钟”。齐桓公问管仲，盐都存了，干啥用?管仲说，马上就开春了，大夫们也别修墓、整那些楼台亭榭啥的了，老百姓也别煮盐了，专心忙农活。其实真正目的是限产，结果盐价坐长十倍。齐桓公高兴坏了，问怎么办。管仲说下令把咱存的盐都卖到梁赵宋卫濮阳那些地方。桓公日：“诺。”很快卖完，“得成金万一千余斤”。
管仲以独占盐利之故，一举而撄他国之金万余斤，资本之豪，举世莫敌。但这才仅仅是一个开始。
齐桓公把管仲叫来问他，你整这么多金子干什么用?管仲说，听我的，你下令让那些贺献、交税的，都必须用黄金。天下的黄金本来就不多，而且大部分已经被齐国赚来，而且锁国库里不拿出来流通，金价因此已经大涨了，现在可好，“贺献出征籍者必用金”，结果，“金坐长而百倍”。齐国境内金价大幅上涨，其他各国持有黄金的人都纷纷跑到齐国来，卖个高价。最后，天下之金，尽归于齐。
现在，各国都严重缺乏黄金，所以金价也都向齐国看齐了，甚至比齐国还高。黄金作为最强势的衡量货币。金价越高，则物价越贱，包括民生之本的粮食的价格，也是一路走跌。
这时候，管仲再次出手。先出***府之金，以购境内之谷，使齐国境内的谷价。高于邻国，则邻国民之趋利者，自相率辈其谷而输诸齐。故其言曰：“滕鲁之粟釜百，则使吾国之粟釜干。滕鲁之粟，四流而归于我，若下深谷。”(《轻重乙篇》)又曰：“彼诸侯之谷十，使吾国谷二十，则诸侯谷归于吾国矣。”(《山至数篇》)齐***府拿出其吃下的一部分黄金来买粮食，一转眼，天下大部分的粮食，又被齐国独占。
管仲以金谷御百物，并以金与谷互相御，以此控制天下。相比20世纪末金融大鳄索罗斯以国际游资引发亚洲金融危机之举，实在有过之而无不及。看管仲之纵横，令人叹为观止。
管仲相齐就商业而言很有些起三代之衰的气势，一定程度上也得益于齐地良好的商业传统。原来姜太公被封在这里，盐碱地，人也少(地卤，人民寡)，光靠农业很难发展，于是太公劝其女功，极技巧，通鱼盐，则人物归之，商贾反复往来于齐与各国之间，故齐冠带衣履天下，引天下风气之先，这是何等壮观场面。其后齐中衰，管子修之。而管仲的经验很快被列国竞相效仿，由此引发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商业繁荣时期。这要让孔子赶上这样一个年代，该是一件多么痛心疾首的事情啊，好在他要在100多年后才会出现在这个世界上，到处游说“君子喻于义。小八喻于利”。好在他还有那么些宽容，给后世树立起“见利思义”的标尺，所谓“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就像管仲善于让商业和***治无限靠近一样，成为至今齐鲁商人性格中难以磨灭的历史印记。
2 范蠡：商人之祖
当范蠡带着西施泛海浮舟到达齐国的时候。孔子刚受了冷落一厢不情愿地离开。那时候齐国国都还保持着“连衽成帷，举袂成幕，挥汗如雨”的景象。管仲带给齐国的商业繁荣在他死去100多年后仍在继续。范蠡对他身后的两千多年而言，基本上成为了一个难以逾越的高度。既然是遁世就得低调一些，他带着家眷也没进城，就改了姓名，叫鸱夷子皮，在胶东那一带苦身戮力，耕于海畔，父子治产。没有几年就积产数十万。齐国人仰慕他的贤能，请他做宰相。他干了几年就很感叹：“居家则至千金，居官则至卿相，此布衣之极也。久受尊名。不样。”于是就归还宰相印，散尽其财，分给朋友和乡邻，一身布衣，闲行而去。捐了家产给集体，他一路西去。到了定陶，发现这是个“居天下之中，诸侯四通，货物所交易”的好地方，于是又定居下来，“人弃我取，人取我与”，顺其自然，应时而动，据说还干了制造陶器的实业、没几年，“陶朱公”又名动天下，富可敌国。
范蠡后来似乎还做过土地买卖的生意，他说：“阴且尽岁，亟卖六畜、货财，以益收五谷，以应阳之至也。阳且尽之岁，亟发籴，以收田宅、牛马，积敛货财，聚棺木，以应阴之至也。此皆十倍者也。”资本向土地流动，看来自古就有。
范蠡似乎也遇到“富二代”的问题。他曾经批评他小儿子
“生而见我富，乘坚驱良逐狡兔，岂知财所从来，故轻弃之，非所吝惜。”后来肯定也没教育好，因为史载，这个小儿子在楚国杀了人，被关进监狱，他以千金之财设法营救，以其长子吝惜钱财未能奏效，小儿子命没保住，但还是花去数百金的家产。
在财富传承方面，范蠡终究还是不错，“后年衰老而听子
孙，子孙修业而息，遂至巨万”。可见，子孙还能传承家业，并且“修业而息”。也涉足资本运作层面。
3 子贡：孔子的商业观
与范蠡同时，鲁国也有一个名扬天下的大商人，叫做端术赐，不过，大家一般都知道子贡而不怎么知道端木赐，其实是一个人，就是拜在孔门经常和孔子辩论让他很难堪的那个家伙，还经常鲜衣怒马招摇过市让颜回他们越发显得寒酸。这子贡出身商人世家，曾相鲁、卫两国，后经商于曹、鲁之间。善于预测市场行情，后人说他“好废举，与时转货赀”。大概因为自己是个商人的缘故，老被孔子搞得很自卑。可又没什么办法，就套取孔子对自己商人身份的认同感。他对孔子表白：“我不欲人之加诸我也，吾亦欲无加诸人。”他说他不愿意别人强加于他，他也不愿意强加于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做人要讲恕道嘛。但孔子就说了，你做不到。你是一个商人啊，还是个成功的商人，经商不就为赚钱吗?你有所赚必有人失，你还讲什么恕道啊?
这回答真是令人愤懑。子贡就一再追问：“赐也何如?”你就说我是怎样一个人吧。他问这话的时候，孔子刚刚评价了他的同学公冶长、南容和宓子贱，不止评价高，还有现成的实惠。
(孔子说公冶长，“可妻也。虽在缧绁之中，非其罪也。”以其子妻之。夫子看到这个会说乌语的年轻人已经到了“乐天知命”的最高人生境界，就把自己女儿许配给了他。孔子说南容，“邦有道，不废；邦无道，免於刑戮。”以其兄之子妻之。一个有能力义能够明哲保身的人难得啊，赶紧把自己侄女许了给他。孔子说子贱，“君子哉若人!鲁无君子者，斯焉取斯?”据说这子贱做单父宰的时候很有成绩，“宓子贱治单父，弹鸣琴，身不下堂，而单父治”。整天弹琴自愉，从不出门，就把单父给治理好了。孔子大概从这家伙身上看到一些尧舜的风范，都有点感动，就整天“君子、君子”的赞不绝口。一辈子在幻想中追求现实，一到现实问题上，夫子就自然流露出无为的思想来，真是道可道非常道。)
这子贡看这情形就很有些沉不住气，就迫不及待地问自个儿咋样。孔子这人内心里就不怎么喜欢子贡的张扬，就实话实说，不咋样啊，你，不就是那么一个东西嘛。所谓子曰：“女，器也。”孔子早就说过“君子不器”的话，就是说君子不能像一个器皿一般老放不下现实中的各种欲望。言下之意，子贡离君子之儒还差点，就是满脑子都是欲望的这么一个东西。这子贡刺挠人出了名，连老师也不轻易放过，就追根地问：“那我到底是什么东西呢?”孔子看他要上劲，赶紧给人台阶下，说是瑚琏吧。就是古代祭祀时用来乘放粮食的器皿，都用玉做的，珍贵啊，实在是器中最为无比尊贵的神器。这对大商人端木赐的评价也够高了。
这大概是孔子对商人的最高评价。但商人毕竟言利，怎么也不能列入儒之行列。这个儒，在当时应该还是份不错的职业，干好了应该也有不菲的薪水。《说文》里就说了，儒是一种术士，即是那些精通六艺又以齐身治国平天下为己任的那帮家伙。到了夫子那里，就成了一个学派，而且还有君子儒和小人儒之分，搞得很复杂。
子贡在范蠡离开勾贱的时候曾经去过越国，我们很乐意相信，他跟范蠡至少有过那么一面之缘。大约就从那时候起，后世便把经商称为“陶朱事业”或者“端木生涯”。只不过，大商人端木赐被历史淹没在他老师的背影之中；而范蠡则让他的老师计然成为历史中一个模糊的身影。著名经济学家计然，据说也是山东人，但这连同他的身世一样，都已不可考证。传说他是老子的弟子，范蠡师从他学了《贵流通》、《戒滞停》等七策，只用了五策就帮勾贱办妥了找夫差报仇并成为春秋霸主的理想，后来用了七策来经商。屡试不爽。当然，范蠡留给历史的高度绝不仅仅是技巧，也不仅仅是“进则能治国用兵，退则能齐家保身”的智慧，司马迁评价他平生“与时逐而不责于人”，实在意味深长一孔子教育子贡：“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而范蠡，却体现了“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的境界。富而有德――这，大概便是他的高度所在。
4 曹邴氏：春秋时期的钢铁业巨子
据说管仲不仅当时把齐国搞得如此有声有色，而且延绵数百年而不绝，到孔子时还对他景仰不已，连称“民到于今受其赐”。这商业一脉遗风不绝。就连汉兴之后，邹、鲁也有了“好贾趋利，甚于周人”的经商习俗。当然这情形也是形势所逼，本来这“邹、鲁滨洙、泗，犹有周公遗风，俗好儒，备於礼”，人民都老实巴交，颇有桑麻之业，也没有“林泽之饶”这样的自然资源，地小人众，俭啬，畏罪远邪。及其衰――等到不行了，这才“好贾趋利，甚于周人”。正应了穷则思变，变则通这一说。而且那时候鲁地出了个大家，可能在一段时间里比孔子还有号召力。日曹邴氏。这曹邴氏是当时的钢铁业巨子，“以铁冶起，富至巨万，贳贷行贾遍郡国”。不止搞实业，还搞资本运作，应该是当时最出色的跨国公司。但很不幸，在这“巨贾”头衔之外，他还以“俭啬”留驻青史，“家自父兄子孙约，俯有拾，仰有取”，真正是不放过任何一点“商机”，从商业眼光来看，也未尝不是一种美德。而他最具号召力的，是“邹、鲁以其故多去文学而趋利者，以曹邴氏也”。大家都学他去经商而放弃读书了。好在他是在孔子之后，否则，孔子就会越发的痛心疾首。
5 王戎：“竹林七贤”中的另类
中国的主流文化对商业的最后的一点宽容，也在西汉到来的时候，随着“独尊儒术”的推行，被董仲舒给扼杀了。自此“重农抑商”的思想笼罩中国长达两千年之久。但商业以及商业精神的发展依旧在这种遏制中努力生长，从未停息。
王戎在305年死去之前，曾经梦想着和管仲一样在***治和商业上都大有作为而名垂青史。但他不会想到，他留给历史被人所津津乐道的，不是他一生所标榜的“竹林七贤”的名声，也不是***治家王戎，而是“奸商”二字。这位西晋大臣是琅邪(今属山东)人，他作为“竹林七贤”之一，据说神采秀彻，善清谈，但实在不怎么受欢迎。每当和阮籍、嵇康他们到竹林里闲游，他一迟到，阮籍就说：“这个庸俗的东西又来扫兴了。”历史评价的“七贤”中最庸俗的这一位实在令人觉得不堪。“苟媚取宠。热衷名利”不说，作为官商，性极贪吝，田罔遍及诸州，聚敛无已，每自执牙筹，昼夜算计，好像永不满足。他的商业头脑体现在他卖李子上，他们家有好李子，经常拿出去卖，但害怕别人得到种子，于是就常先把核给钻了孔后再出售――因此被世人讥讽至今。
6 贺兰氏：大运河畔的商业传奇
一定程度上，流通渠道决定着中国商业发展甚至商业区域中心发展的走向。直到近代铁路兴起之前，水运一直是这种走向的关键所在。自两汉至隋运河开通之前，长江便成为中国商业史的承载之地。而南京则成为商业中心城市。齐鲁之邦便因之式微，直到隋运河开通。而此后，齐鲁商业中心便西移至运河流域，至明代方达到春秋战国之后的另一个高潮。
这期间，为我们所熟知的鲁商实在不多。唐代却有一个复姓贺兰氏的实在不该被忽略。这贺兰氏在任城(今济
宁)依运河之利从事餐饮娱乐业，开了个大酒楼，名“贺兰氏酒楼”。后来这酒楼接了个有名的客人，大诗人李白，而且这一接就20多年。公元736年，李白与夫人许氏及女儿平阳由湖北安陆迁居任城，“其居在酒楼前”，每天至此饮酒，挥洒文字，写下了许多诗篇。贺兰氏酒楼就因明星李白经常光顾而名声大噪，生意兴隆。而且这一兴隆就几百年，只不过后来改了名字，成为传世经典，名日“太白楼”。改名这事发生在李白去世99年后的唐咸通二年(861年)，吴兴人沈光敬慕李白，光临贺兰氏酒楼。篆书“太白酒楼”匾额，并作《李翰林酒楼记》，从此贺兰氏酒楼便改为“太白酒楼”，又历宋、金、元三代，到明洪武二十四年(1391年)，济宁左卫指挥使狄崇在重建“太白酒楼”时，以“谪仙”的寓意，依原楼的样式，移迁于南城墙上，并将“酒”字去掉，名为“太白楼”。实在无法探究这贺兰氏使用了什么手段把这明星效应做得如此轰动，又历数百年不绝，堪称奇迹。
其实，是京抗大运河成就了这段传奇。这一段的经济繁荣于明代方达极致。其时鲁商俨然成型，与晋商、徽商并起。
7 西门庆：原始资本积累的恶之花
以历史的眼光看待，一个虚拟的人物应以另一种身份进入我们的视野。在一部叫做《***》的皇皇巨著中，清河县那个开生药铺的破落户财主西门庆，已经变得比较阔绰，在京里也有了人――他以一个16世纪新兴商人的面目出现。有评论者说：“他那不可一世的勃勃雄心，已表现出那种意***获得整个世界的野心和进取精神。”在他的贪婪，他对金钱、权势以及女性的占有欲的恶性基因中，充满了巨大的历史破坏性。“如果中国的历史继续按照自己的方向正常运转。他们就将是两千年封建社会的掘墓人。”当然，兰陵笑笑生并没有这样的打算，没有让他去做一个***者，甚至没有让他活过33岁。
小说说的是宋，实际写的是明。从西门庆，我们会看到明末的社会。《飘》里那位白瑞德先生说：“人要发大财，只有两个时代，一是国家正在建造的时代，一是国家正在毁坏的时代。建造时财发得慢，毁坏时财发得快。”西门庆的发家就验证了这个规律。他处的那个年代，正是毁坏时代。
在这个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的坏年代里，山东第一大财主西门庆绝不放过任何发财手段。这当中的关键在于他交通官吏。交通官吏，使他由西门大郎而成西门大官人，把***治当生意来做，使他有办法杀人霸市。那时候，超过三分息就是犯法，他却能够一而再地以五分的高利大放其贷；那蒋竹山敢在他眼皮子底下开药铺，跟他抢生意，他就雇流氓将他一顿好打。交通官吏、行贿、夺人妻子、占人财产……西门庆偏偏做到了广开财路而安然无恙。资本来到人间，每一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在他罪恶的原始资本积累过程中，到处盛开着资本主义的恶之花。但在此外，我们不能否认，西门庆作为一个商人，他具备成功的几乎一切素质。
西门庆因为财色可以兼得而娶孟玉楼为妾，玉楼夫家母舅张四从中破坏，故意派了西门庆一番不是，其中一条就提到西门庆“里虚外实，少人家债负”，就是说别看他张罗着这么大的生意，还欠着人家钱呢：玉楼看透了张四，说：“买卖的人家，谁肯把钱放在家里。”一语而中商业资本的本质。这西门庆也确实有此眼光，他赚了钱，除了朝朝寒食、夜夜元宵，大手大脚地花费之外，剩下的几乎全部用于扩大他的经营了。这当中，只一同他花银250两买了家坟隔壁赵寡妇家的庄子和田地，目的远不是出于对做生意的担心。而是要在那里起亭台楼阁，修球场箭厅，等于现在的资本家盖乡间别墅。小说开始时，西门庆只不过是靖河县的一个破落户财主，开着一间生药铺。六七年光景，他成了山东第一大商人：光是临死时对月娘交代的生意和债权，就有10万两银子，加上连年添置的店铺、花园、别墅等不动产和藏在月娘柜厨里的银子、首饰，就不知多少了。
这部作品所展现的背景即在阳谷，那时已是“市民辐辏，商贾云集”之地，名声显赫于国内。书中表述这临清闸，已经有32条花柳巷、72座管弦楼。如此声名的商业之都皆起于运河，这运河便是1300多年来中国商业文明的肇始之地。也就是它所造就的阳谷这等繁华奢靡之地才促成《***》这段传奇。
8 张启垣：遥远的3000年的回响
东昌府(聊城)依运河而于明清成为中国又一个商业重镇，与此同时，属齐地之周村成为中国商业繁荣的另一极，成为当年闻名全国的旱码头，并延续数百年而不衰。尽管我们现在以《大染坊》而知周村，但周村作为齐国几千年商业奇迹的延续，早在宋元时期就已经开始发力，兴盛于明清。周村以大街而闻名，最出名的是丝市街和银市街。丝市街原来是古老的桑蚕市场，每当收获季节，新泰、沂水、莱芜、泰安等地的蚕茧大量运到这里，等待附近丝业作坊的收购，明代时形成了固定的街市，丝店林立，顾客来自全国各地，甚至还有俄罗斯、日本、印度的客商。而银市街在最兴盛时，票号有128家之多，资本总额达600万两白银。“济南、潍县，日进斗金，不如周村一个时辰。”与明清时代流传在民间的这句俗话同时流行的，还有这样一首民谣：“桑植满田园，户户皆养蚕。步步闻机声，家家织锦缎。”周村纺织业明清时达到鼎盛，两个近代鲁商传奇人物，就在此基础上诞生。周村老街也因此成为中国工商业巨子的摇篮。
以“东方商人”孟洛川为代表的孟氏商业集团的商业巨头，以民族工业开拓者张启垣(电视剧《大染坊》中陈寿亭的原型)为代表的印染业先辈们，在风云诡谲的年代里，在风起云涌的商海征战中，创造了一个又一个商界神话。清道光元年(1821年)，瑞蚨祥在周村大街挂牌，1835年它的第一家分号――瑞蚨祥绸布店在济南开张，1876年当时年仅25岁的瑞蚨祥掌门人孟洛川把目光投向了京城最繁华的商业区――大栅栏，投资8万两白银，成立北京瑞蚨祥绸布店。次年，鲁商史上另一个传奇人物张启垣诞生。1898年，21岁的张启垣在周村大街开了一家叫做东元盛的小染坊，业务是代客染丝线，不过六七人的规模。当时周村丝绸受舶来品的排挤，加上质量上改进不大，所以染丝业务不景气，于是又增加了染布的业务，加工洋布，主要是给洋布行的来料进行染色加工。由于洋布行掌握着染色加工的工钱，常常对染坊的工钱进行盘剥、克扣，染坊没多少钱可赚。张启垣琢磨要想多赚钱就要摆脱洋布行的束缚，于是决定自染自销，在来料加工的同时，自己买布、自己染、自己卖，这样收益果然多了起来。
胶济和津浦铁路通车后，济南成为交通枢纽，商业曰趋繁盛。1916年，周村发生兵乱，张家举家迁到济南制锦市一带。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从欧洲进口的货物减少，尤其是颜料，因为是德国货，价格猛涨。张启垣注意到济南的老百姓常穿一种叫“莱芜染”的深蓝布，但济南染坊没有“莱芜染”，该布用土靛染，一般染坊不好掌握，而且不受进口染料价格影响。于是决定增染“莱芜染”，结果销路很好。张启垣又琢磨，市场上白布价高，旺季还难
买，不如自己织布。于是采取自己买纱委托农户加工织布，然后自染销售的方式――由染坊而到自织自染自销再到后来的机器化生产，东元盛由此而进入一个长盛不衰的发展时期。期间张启垣拒绝与日商“合作”，保持民族气节的举动亦成为中国商业史上的一段佳话。
张启垣应该感到高兴的是，他所缔造的中国近代民族工业史上的这个奇迹，并未因1942年他的病逝而终结，他的儿子张东木延续了这个奇迹。
1937年“七七事变”后，正在当时北平辅仁大学读书的张东木回到济南，被父亲留在厂里，成了东元盛的少东家。他不辱父命，东元盛在他的带领下继续健康、快速地发展。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张东木当选为济南市第一任副市长。朝鲜战争爆发后，他还积极响应国家号召，自己捐献了一架飞机，成为山东省以个人名义捐献飞机的第一人。张启垣在家族企业的传承上，是深谋远虑和幸运的。而稍早于他的孟洛川则没有这么幸运，他只能在自己的暮年，对那个一手建立起来的庞大的商业帝国越来越感到力不从心，渐失掌控力，而且投有一个人有能力去继承和掌控他的商业帝国。
孟洛川和张启垣都起于纺织业，起于周村。我们更乐于相信，这是古齐国的商业之风在遥远的3000年后的一次回响，是3000年后，那些弥足珍贵的商业的种子，在他们体内重新焕发生机。是的，这一切应该起于遥远的3000年以前。
3000年以前的公元前1045年，也就是周武王二年，88岁的姜尚被封于齐。在营丘(今淄博)这片荒凉之地，通商工之业，便渔盐之利。在一个不长的时间里，齐地变成“世为强国”之齐，并迎来了几百年后管仲时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商业繁荣时期。自此他赋予齐地的商业之风绵延不绝。就在太公劝其女功，极技巧，大力倡导桑麻种植、发展纺织业时。他大概不会想到，这个产业会成为几千年来延续齐国商业精神的重要载体。直到出现孟洛川和张启垣这些传奇人物。
9 孟洛川：中国商人的精神劫难
美国零售商业巨头沃尔玛公司创始人山姆，沃尔顿生前曾说：“我创立沃尔玛的最初灵感，来自中国的一家古老的商号，它的名字来源于传说中的一种可以带来金钱的昆虫。”
据晋代《搜神记》一书记载：青蚨形似蝉，产卵必须要依附着花草的叶子，即使是被人偷偷地拿走了它的卵，不管多远那母青蚨也一定知道藏卵的地方。用母青蚨或者子青蚨的血“涂钱各八十一文，每市物，或先用母钱，或先用子钱，皆复飞归，轮转无已”。这意思是说，钱花出去，还能再飞回来，所以青蚨也就成了永远财源茂盛的象征。1868年，年仅18岁的孟洛川从父亲手中接过了孟家的资产，就是这个孟洛川后来缔造了一个名贯四海的商业帝国。接管大权后，这个年轻人首先将瑞蚨号改为瑞蚨祥，借助青蚨的传说，求得永远财源茂盛，更有祥云相伴、吉日当头之喻。
孟洛川在长达数十年掌管企业大权的时间里，以“以礼待客，才能以名得利；以德盛金，方能雄踞天下”的原则，演绎了一段东方商人的传奇故事。而在他的故事背后。在他的一生之中，我们试***寻找中国商人所共有的精神胎记。
1868年，当年仅18岁的孟洛川从父亲手中接过孟家的家业时，他不会想到在他的人生中，他将遇到的最大挫折是什么：这就像一个谜，谜底直到他人生的最后一程才告揭晓。命运对他的打击开始于60年后。在他来到这个世界的
1851年，太平天国及河南捻***相继起事，自此社会***日剧，匪盗横行――这很像是命运的一种暗示，他在走过漫长的一生后，也将终于这种动荡。
1928年。60年前的年轻人早已是中国商界叱咤风云的人物，瑞蚨祥成为中国商业史上的一个传奇。孟洛川似乎是为商业而生，任何对手都不能够让他低头。只是他所处的乱世，让他感到无能为力。他的巨大财富给他带来荣耀和奢华，同时也带来不测。就在那一年，他终于不堪当地土匪张鸣九的骚扰，而下决心花重金请***阀孙殿英前来剿匪。
他将用他的余生来为这次愚蠢的决定忏悔――他清错了人。孙殿英剿完匪，佯装退兵，却又派了两个团杀回旧***镇。将孟家的金银细软劫掠一空，并一把火把盂家的房产付之一炬。半年之后，他又盗了慈禧太后的墓，落得万世骂名。尽管从财富上而言这一劫并未伤到瑞蚨祥的元气，孟洛川仍深受打击。
这一变故，对78岁高龄的孟洛川而肓，更像是一场精神劫难，被孙殿英一把火烧掉的，不仅是他的房产，更是他的精神家园。中国人对故土、对宗族的强烈情感就物化在那些挺立在故土的深宅大院之中。据说孟氏家族几支，在外面挣了钱，都愿意回家盖房子，那些深宅大院都极尽奢华。盂洛川喜欢茉莉花，所以他的书房窗外天井里就种着上百棵茉莉，花开时节。成片的白色花朵散发出诱人的清香，一直飘到村外。现在，他的上百棵茉莉，连同他的宅院都被付之一炬，这让他触摸到一种发自心底的深深的悲哀，如果他还年轻，他还可以从头再来――他并不缺少财富，但他已经78岁。这时候他才悲哀地发现，不仅这个乱世让他无能为力，年龄也成为他的劲敌。
中国人对故土的热爱背后还隐藏着一种不可理喻的情感，那就是对土地的迷恋。中国人对土地的种秘依赖儿乎成为一种民族基因，这与民族形成之初对农业的依赖和几千年来的重农传统不无关系。但我们还是无法解释那种流淌在每个人血液里的对土地的天生好感，即使商人如孟洛川，也不能摆脱，甚至表现得更加狂热。作家毕四海(山东作协副***。《东方商人》作者)这样描述孟洛川对土地的迷恋：他赚了钱以后马上回到家，到娴台去买地，到德州去买地，到济南府来买地，统统的变成土地。在烟台流传着这样一个故事，说你骑马从章丘县城出发，跑到烟台，一路都不会跑出孟家地。他一辈子没有忘记买地，他最大的嗜好就是买地。然后每天晚上，他喜欢干的一件事情，就是拿出许许多多的地契来看，当成最好的***画、最好的文字来看，这似乎是他最好的享受。
这让我们不难理解，当他垂暮之年猛然失去他的土地、他的精神家园的时候，他内心所遭受的重创。他确实已经没有时间和精力再重新营造这样一个家园，章丘旧***孟氏自此飘零全国，故土盛况难再，只留下许多传说和传奇在断壁残垣中。
又10年后，已经走近垂暮之年的孟洛川悲哀地发现，命运对他的打击并未结束。1937年日本侵华战争全面爆发，这次灾难来得更加沉重，10年前他失去敝士，现在是他的祖国陷入炮火和硝烟之中，这是否意味着他将彻底失去归属感?――沦陷和末世的精冲劫难再一次降临他的内心。他一直都没有放弃追求他精神的归属之地，包括在文化和心理上的皈依感。据史料记载，孟洛川属孟子的第69代孙，作为儒家的后代，他却没有恪守儒家“重农轻商”的道德律令，这让他诚惶诚恐。尽管他素秉儒家和为贵、仁爱、礼教等道德规范，并且做到真正“以德盛金、雄踞天下”。这导致一代大商人孟洛川曾数次到孟子故里邹城认祖归宗，却都以违背祖训、弃读从商而被拒之门外。这似乎并没有给他带来精神上的创伤，却毫无疑问地带给他持久的隐痛。这一隐痛被10年前他失去家园和如今他将失去国家的巨大打击所冲淡，却并未消失，并将伴他终生。
历史似乎正以这样一种传奇的方式暗示我们，在孟洛川的追寻中，他对宗族、对故土、对国土的强烈情感中的某种关联和相似，他始终是在寻找一种建立在对土地迷恋基础上的归属感，这似乎是一代商人的历史使命。这一使命被延续下来，后来者担负起继续寻找的精神重担。每个时代似乎都有答案，却不尽相同。
1937年后，商业在战争和侵略面前变得软弱无力，商业规则随同炮灰一起消散殆尽。孟洛川已经看到他的商业帝国分崩离析的征兆，他第一次在商业上感到无能为力。强大的挫败感必定伴随他人生的最后两年。“七七事变”之后，济南沦陷，日本侵略者用尽各种手段掠夺中国的财富，勒令各绸布商将存货全部呈报，并限令定价。物价不断上涨。伪币天天贬值，很快，瑞蚨祥的流通资金便损失殆尽，营业日趋萎缩。此时，孟氏家族内部也纷争迭起，家族众多的兄弟子侄终日吃喝玩乐。几年之后，瑞蚨祥便告瓦解，一段传奇就此结束。
1939年，当孟洛川终于走完他漫长的一生，到达他的人生终点时，他也没有能够回到他章丘旧***的老家，而是客死天津，那时候他心中是否还存留着无限惆怅和淡淡的哀伤呢?
19世纪中叶曾7次来华考察的德国地质学家利希霍芬说，山东人是中国人中最能吃苦耐劳的群体。他也曾不客气地说：山东人就其精神来说，能成为好官吏，学问也精湛，不太适合于商业。的确，遍考山东历史名人，大商人、大银行家、大实业家，大多与山东人无缘。但现在，历史被改写。
转载请注明出处学文网 » 鲍叔牙与管仲典故10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