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文网意料之外作文篇1
就上个月了吧，8月份的时候自己室友在那一个那个配音，就那些普通话什么的，然后就里面刚好有介绍了一个群，然后就那一个群是可以去找工作做的，就是那个时候没有工作嘛，就刚好从补习班里面放假，然后也是放了两个多星期，两三个星期这样子了，然后自己就觉得太无聊了，想要撞墙，毕竟那个时候确实也是挺需要钱的，然后就去找那些工作，就本来他们都有说自己的声音是比较好听的吗，虽然说现在自己就是基本上每一天都要用到很频繁的用到自己的声音，就那种工作量太大了吧，就上课呀，自己也需要用自己的声音，然后在发作文的时候，自己有的时候也会觉得喜欢去说出来吧。
然后他们也有推荐自己去当那些配音啊什么的，就可以赚钱嘛，然后自己就找了一份，就那个时候刚好那个群里面就新的那个任务嘛，所以自己就去做了，而且当时花费的时间并不多，只是那个操作失误了，然后就有一些小麻烦而已，然后过了挺久的那个群的消息都没有任何的动静，自己甚至以为那个是欺骗人的，就是以为是没有什么真的有报酬的，所以自己就没有去关注那一个群里面的消息了，当时呢，今天这里就发现那个群里面那一个人，那个群主他已经在说要发工资，然后星期六的时候就已经基本上发完了，然后自己没有看消息，所以今天才看到的话自己就发现自己竟然过关了，因为他也有一些人是不过关的嘛，但是自己没有想到竟然过关了，就自己本来是没有抱着希望去查找自己究竟有没有过关的，但是没有想到是没有任何问题可以过关的，那个时候就好开心啊。可能是每一句话就一块钱了，这一句话就只有5六个字这样子。
所以就觉得真的是有意料之外吧，毕竟第1次靠声音挣钱了，第1次因为普通话然后挣钱了，真的就是靠文字挣钱啊，靠自己的脑力挣钱，然后这一次没有想到竟然就靠这一个语音去挣钱了，因为之前的话自己也是挺希望自己的声音可以去赚钱的，因为之前别人都说自己的声音挺好听的，之后呢，就很多人都有推荐，自己说可以去做配音演员啊什么的。毕竟自己有的时候情感也是挺丰富的，但是自己那个时候就不敢想，觉得这种生就就是觉得这种工作是很高贵的很高大上的，然后没有想到最近的可以了，虽然说这一次进只是一种小小的兼职而已，就是那种群里面的小任务而已，但是自己就觉得有给自己一定的信心吧，就之前自己本来是有去面试那一个课程的，但是因为对方说自己不是很标准，所以没有说很过关，但是这一次就挺开心，是意料之外。
意料之外作文篇2
关键词：史料学；标准；编撰实践
蒋廷黻(1895－1965)，字绶章，湖南邵阳(宝庆)人。早年留学美国，后归国任教于南开和清华，从事中国近代外交史的教学与研究。作为国内最早一批致力于外交史研究的杰出代表，他被认为是“替中国外交史导航的人”。前后十余年浸润于外交文献工作，在科学外交史料学理论指导下，他构建了一套鲜明的研究范式。以往学术界对其外交思想多有阐发，而对其外交史料理论与实践，则着墨不多，故本文不揣浅陋，作一初探。
一、通过史料评论来阐述其史料观
上世纪20、30年代，国内外交档案层出不穷，卷帙浩繁，价值巨大。特别是以三朝《筹办夷务始末》为代表的官纂史料的面世，为外交史学界带来了“学术***”。作为长期从事基础文献工作的外交史专家，蒋廷黻以极大的热情，对这些新材料分析评论，拣优裁汰，并通过史料评论的特殊方式，阐述自己的史料评价及编纂标准，以及其与外交史研究之间的联动关系，从而将之切实转化为推动外交史研究和编撰的基础性力量。
(一)“信、新、要、通”——史料评价及编纂标准
蒋廷黻对当时出版的外交史料基本都有所寓目，对其中重要者都有独到精当的点评。他认为“历史学自有其纪律。这纪律的初步就是注重历史的资料。”当时出版的外交史料可以分为两类，“一种是原料(primary soulrcc)；一种是次料(secondary source)。简略说，原料是在事的人关于所在的事所写的文书或纪录；次料是事外的人的撰著。”就其可信度而言，“原料不尽可信：次料非尽不可信。比较说，原料可信的程度在次料之上。所以研究历史者必须从原料下手。”此处的论述已触及到史料评价及编纂的两条标准——“新、信”，原料属于新材料，研究者最应重视；而无论是原料还是次料，不能因为其“新”或二手，就简单肯定或否定之，应甄别裁选，确定其“信”。
接着蒋廷黻在评论《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清季外交史料》和《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三类史料时，又对以上阐释进行了发挥引申，并确定了四字标准。蒋认为“史的编撰大概可分为四类。第一类是历史原料的编撰。”那么“就外交史论，国与国交换的一切的文件，一个***府计议外交的记录，外交部与其驻外代表往来的文件，外交部给国会或国王的报告，以及外交官的信札和日记，皆是外交史的原料。”上述前两类史书就是这种原料的编撰。蒋氏认为这个体裁有其特殊条件，“第一须求其信”，何能使其信呢?他认为可以从三个方面来观察，“(一)每件史料必须注明出处，俾读者能于较短时间内覆按原文。(二)每件史料必须注明年月日。外交的文件大半均有发给的年月日及接收的年月日。至于电报，尤其国际关系紧张时候的电报，还有收发的时分。这些均不可缺，缺了则文件就丧失其作用了。(三)每件史料必须保存其原来面目。无意的校对错误应竭力避免；有意的删改简直是史界的罪恶。”据此考察上述二书，于此条上遗憾颇多，《中日史料》的上谕、密寄及电报均只注明“上谕档”、“洋务档”和“电报档”，而且此三档的来源及状况无一字相告。《清季史料》作为私人修史，对其中史料来源一字不提，更无取信于人了。同时二书在时间的注释上“幼稚万分”，年月日记载的不完全及错讹者比比皆是，更严重的是中外照会全无年月日。因此二书很难符合“信”的标准。
“第二须求其新。所谓新者，即文件是新的，是未出版过的；读者可从其得新知识。倘若前人所出版的未达到上文所讲的求信的条件，则可重刊。倘若前人出版的太零散了，而新刊的是一种史料全集，则亦不妨与前人有几分之几的重复。”对于“新”，蒋认为上述二书做得比“信”的条件要高些，《清季史料》全书的新材料约占百分之六十，《中日史料》新材料的成分还在《清季史料》之上。蒋对此一标准尤其关注，他就非常激赏道光朝《始末》所提供的新材料和新知识；同时在评论《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四卷时，认为“有许多新知识的发现。其有二分之一是曾未出版过的，且皆是必不可缺的史料。”评论第六卷时，“我们不能问其完备与否，我们只能问其有无新材料的贡献。”“编者能于材料缺少的情形之下，替我们找着这么多有价值的新材料，这真是有功于学术。”对此书其他几卷及其他史料时，都以此为基本原则来审视，可见其对“新”的重视。
“第三须求其要。所谓要者，即文件有关紧要。”蒋氏认为此条颇难实用与把握，由于编撰主体及时代移易，对“要”的认识也在发生变化。但他肯定“有些文件绝无出版的价值。如公使的任书及辞书，都是应酬之语，无须出版。”而“反过来说，有些文件无论何人都认为有绝等的价值，如编辑者不能搜收这种材料，则其出版品就减色了。”如近代外交史中李鸿章出使俄国的文件，庚子年增祺与俄国所订的草约等，就是代表。蒋氏认为《清史稿·邦交志》中的许多材料都不符合“要”的条件，对于其中“英人之赠自鸣钟，显非***国大事，……而于九龙之展界，则以半行了之”的史料“轻重颠倒”的弊端提出严厉的批评。
最后蒋氏在论述“史料的历史”时阐述了“通”的条件。他认为史的撰写的第四类是“日本人所谓史料的历史，西人所谓d0cumentary history。《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是属于这类的。”他将此类撰著譬喻为一种“完成的建筑物”，但与普通史著不同，墙及板柱不加任何粉饰，其目的“务使观者欣赏一方面原料之美实，一方面全建筑之有节调。”因此此类史书，“编撰者不但要作到上文所谓信新要三个条件，且须作到通的条件。所谓通者，即原委要清楚，贯连要紧接，章节的长短须有权衡。事实不可漏，亦不可滥。倘信新要三个条件未作到，则原料必不美实；倘通的条件不作到，则全建筑必无节调。”蒋氏认为《中国与日本》一书线索分明，叙事有条理，于“通”上做得不错，唯有其中几个关键问题的忽略，致读者仍不能明了六十年来中日关系的演变。
以上四要素，相互联系，层层递进，构成了蒋廷黻史料评论的四条核心标准，同时也是外交史料编撰者必须遵循的四条基本原则，蒋氏自己在编纂外交史料时就是如此而为的。三朝《筹办夷务始末补遗》和《近代中国外交史资料辑要》(上中卷)两书就是主要成果。
(二)史料与外交史书的编撰
蒋廷黻将史的编撰分为四类，除上述与史料直接相关的两类外，“专题研究的报告”和“史之正体”是另外两类。史料、专题研究报告及正体史书三者之间的关系，蒋氏譬喻为“土、木、金”“砖、柱、板”与“完成的建筑物”的关系。外交史也是如此。
虽然蒋廷黻对之前外交史著中的史料运用“西化”倾向进行了批驳，但这并不代表他就武断地认定以后的外交史著只能以中文资料为中心的观点，蒋氏在对中西史料联动考察的基础上，为当时外交史学界的学术现状指明了两个努力的方向。他认为，“甲午以前，我们特别注重中国方面的资料。因为中日战争以前，外国方面的史料已经过相当的研究；又因为彼时中国的外交尚保存相当的自主：我们若切实在中国方面的资料上用一番功夫，定能对学术有所贡献。甲午以后，中国外交完全丧失了自主权。北京的态度如何往往不关紧要。关紧要的是圣彼得堡、柏林、巴黎、华盛顿及东京间如何妥协或如何牵制。加之近数年来西洋各国***府及***界要人对于欧战前二十余年之外交，多有新材料的贡献。内中有关中国而未经过学者的研究的颇不少。这种工作正待余人的努力。”若干年后，蒋廷黻在《回忆录》中仍然坚持这种学术观点，认为“在一八八四年以前，只需仔细研究中国文书资料就够了。但在一八八四年以后，则需中外资料并重。”并主张以前学者撰写的外交史著中“一八八五年以前的时代需要重新研究重新撰写”，这是因为“早期的作者写到一八八五年以前的时代，都是按照西方的方法和西方的资料而不涉猎中国的资料。”正是在以上认识的指导下，蒋编写了《近代中国外交史资料辑要》一书，“上中二卷，专论中、日之战以前的历史：材料专采自中国方面。下卷论下关条约以后的历史；材料则中外兼收。”后由于时间及精力有限的缘故，只出版了上中两卷，下卷没有完成。
以上是蒋氏对晚清外交史与史料关系的辨析，那么对民国外交史与史料关系的认识如何呢?在全面了解民国外交史料的出版情况后，他认为，“时至民国，我们外交史的学术状况就大不同了。”这种不同在史料上的表现是，“基本文件已经出版者很少，且极零散。作外交部长如王宠惠、陆征祥、孙宝琦、顾维钧、王正廷、伍廷芳、伍朝枢、胡惟德、颜惠庆诸人。或未发表文集，或未到发表文章的时代。我方如此，日本方面亦大致如此。”面对如此史料缺乏的状况，蒋主张先做好史料层面的工作，不能一味追求外交史的定论和定本，“民国的外交史事实上现在不能有定本，不问著者是谁。所可能者仅史料的探讨。”在史料基础上作些专题方面的研究报告，这样“有了数十人继续数十年的努力，各人都有些贡献，然后我们才能有科学的完备的民国外交史。”
由以上论述可知，蒋对史料与外交史的研究和撰写的关系的阐述，非常具体而微，具有很强的指导性和实用性。
二、近代史料搜集法
蒋廷黻在哥伦比亚大学攻读时，就系统地接受了近代史科学的科学训练，在他回国任教之后就利用各种机会搜集外交史料。同时，他认为历史研究首要在资料，故其又从史料编撰人手，来切人近代中国外交史的开拓性研究。
由于他受过系统的史料学训练，因此，他的史料搜集工作更多的带有西方学者治学的特点。这种近代意义上的史料搜集工作，在当时中国外交史学界，还是开风气之先的。它具有选点准确、及时跟踪、亲历亲为的特点，将传统人力与现代影像技术结合，因此非常有效和科学。
早在清华任教之初，正逢故宫博物院着手影印三朝《始末》，此书的巨大价值也引起了蒋的兴趣，并立即跟进，于1929年秋至1931年秋，在长达两年的时间内，到故宫博物院抄录***机处档案。同时他又留意当时作废纸卖的一些清朝老衙门的档案，他为清华***书馆购买了成吨计的关于清朝***机处和海***方面的资料。另外，还注意搜寻晚清历史上具有重要影响的人物的文书信札，如曾国藩、李鸿章、文祥、曾纪泽、郭嵩焘等人。此类是先将与这些人物相关的史料缺陷和薄弱点选准，然后有的放矢去搜寻，经常有意外收获。
重视中国资料，同样不忽略外部资料，主张“研究外交史者必须搜集凡有关系的各方面的材料。”为了能搜集到真正有价值的第一手原始资料，蒋氏还亲历亲为，利用清华的休假制度，到苏联和欧洲诸国搜集档案。
1934年7月下旬，蒋动身前往苏联。在未到苏联之前，他按照苏联所定的章程写信给莫斯科文化交换局，请求参观他们的档案库，同时将想要查档的资料分成四组：“咸丰年间中俄黑龙江北岸及乌苏里江东岸之交涉文件；咸丰末年伊格那提业夫与肃顺交涉之文件；同治末年与光绪初年间关于伊犁问题之文件；咸丰八年关于天津条约之文件。”但蒋氏的这份请求和清单却命运多舛，在苏联文化交换局、外交部远东司及档案保管处三机构间往复推诿，几经交涉，始于双十节后看到其中一种，“但都是第四种的文件，且均系英法美三国之来往函件，无一件为重要的。”就是蒋的随手笔记，也以规章制度为由暂扣。蒋的第一站可谓出师不利。到了德国的柏林，情况就不同了。柏林大的中央档案馆主要有普鲁士档案馆和帝国档案馆两家，蒋氏主要查阅一八九五年以前中德关系的档案。先到普鲁士档案馆，正好机遇不巧，主管人员告诉蒋，此类档案两三年以前是可以公开的，但现在不公开了。所以蒋氏只能阅看一些通商部分的档案，其他档案也就无缘一见了。到了英国，蒋的收获就更大了，他要求查看的外交档案，除一八八六年以后的档案按照制度不予公开外，一八八五年以前的档案则完全公开。且研究公开的档案是极其方便的，笔记、抄录或照像均可，蒋就拣选紧要的档案，请人影照，共得有一万六千余页。其中除中英交涉的史料外，还有不少有关中国内***的好材料。
意料之外作文篇3
由此可见，旅游的对外宣传在促进旅游发展上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其外宣资料的撰写和翻译也受到了越来越多人们的关注。本文从英汉语言的对比和英美读者的期望度入手，分析我国旅游外宣资料的翻译策略。
一、旅游外宣资料及目前英译本存在的问题
作为一种特殊的文体，外宣资料不同于文学作品，它具有强大的信息功能，其翻译的意***就是要让国外旅游者读懂看懂，从中获取相关的自然地理、文化风俗方面的信息。相比中国的旅游资料，英语旅游宣传材料大多行文简明实用、语言直观、词语朴实，因此翻译中文材料时应注意内外有别，注重译文的实用性和特殊性。
其次旅游资料具有感召功能，即通过对旅游景点的细致描写，增强文章的感染力，读者产生“为之神往”的感觉。但较之国外的旅游手册，我国的宣传资料喜欢借景抒情，表达对仗工整，行文整齐，节奏铿锵，充满了诗情画意，翻译时如一味讲究英汉的“等值”，将会使外国游客如堕五里雾中。正如Pinkham（2000）发现的，中式英语在中国的各类问题中极为普遍，主要是冗余的词语（冗余的修饰词，同意复指）和异常的句子结构（名词泛滥型，逻辑混乱型等），使宣传的预期功能难以实现。
总而言之，恰当得体的旅游对外宣传资料不仅有助于开拓中国旅游业的国际市场，而且能有效传播中国文化，增加民族国家之间的了解，提高中国的国际形象。
二、旅游外宣资料的翻译策略
旅游外宣资料犹如景点的广告，撰写或翻译得当才能让外来游客一读倾心，达到最佳的宣传效果。在英汉语言对比研究的基础之上，我们发现，宣传资料要想迎合英语游客，达到他们的期望值，翻译中文文本时就应做出诸多改动，“既实现意义对等，又实现形式对应，这在汉语和西方语言之间的转换中是根本办不到。基本上，汉外互译必须放弃拘守的形式而倾全力于意义”（刘宓庆，2001：78）。如下方法常用于外宣资料的翻译。
1.注解（Interpretation）
注解，即在翻译必要时添加适当的解释。在旅游宣传资料中，有大量的神话传说或民间故事，名人的身份，即音译的人名、地名、物品名和官名，作为目的语读者的英美人因缺乏相关的文化背景，如果直译这些内容，就会造成他们理解上的困难，从而影响到信息的有效接受。适当地注解可以帮助他们更好地理解。
例：
原文：吴宫大酒店是一家旅游涉外三星级酒店，坐落在闹市的中心特色文化街福州路上，东靠南京路，南临城隍庙，西近人民广场……（上海酒店宣传册）
对于大多数西方游客而言，他们并不知道“城隍庙”的含义，如果直译就会失去原名中所包含的文化蕴意和地方特色。因此为了传达原语中的文化特色，译者有必要做出一些注解，也为宣传城隍庙做铺垫。
注解：Yuyuan Garden and Yuyuna Bazaar（Yuyuan is also called Chenghuang Temple，a popular Chinese traditional shrine for City God.Chinese people used to believe that the shrine and god could protect the whole city and city dwellers from natural disasters）....
2.省译（Deletion）
适当的省译在翻译旅游外宣资料中十分必要，在处理时译者要压缩大量重复和堆砌的词语，删改华美言辞做到简练平实，多运用口语化的表达以软化僵硬呆板的语气。
例：
原文：张家界的山，奇峰叠翠，拔地而起，高耸入云。悬崖峭壁上，生长着茂盛的灌木；舒卷飘逸的云雾缠绕在山腰，时而升腾，时而泻落;山顶上长满了苍劲的松树，参差错落，非常壮观。张家界山的形状千姿百态;有的似猛兽，有的像剑戟，有的像窈窕淑女，有的像关西大汉。
译文：Zhangjiajie is best known for its towering peaks，cloaked in cloud and mist，and covered in different shades of green.Thick shrubs cover the cliff surface，and pine flourish on the mountain tops. Various shapes can be discerned in its peaks——of animals，swords and humans.（张家界旅游宣传手册）
在该译本中译者省去了大量四字词语使之更加符合英美人的审美习惯和阅读方式，突出了信息量，又不失适当的描述。
3.重构（Restructuring）
在翻译某些特殊文本时，译者常常会为了避免中式英语或翻译痕迹而对文本做一些创造性的工作，这就是翻译中的重构。这种方法通过删除或增加并重新组织原语的方法传达原语文本的精髓，通过这种方式，译者会改变或重组原语文本的内容或结构，以改进原文本，使之更加通俗易懂便于接受。
重构体现在旅游外宣资料的翻译上最重要的是对篇章和句式上的重组和构建，译者应当打破汉语原文的构篇模式，依据英语习惯的规范重新构篇，符合逻辑，讲究条理；在句子翻译上应找出句子的中心，用主谓形式将它表示出来，作为句子主干，把其他的“主谓结构”转化成分词，动名词，不定式，介词结构，以及从句等附属在句子的主干之上；在用词上，要尽量压缩主观性的评述和想象，精简修饰性的成分，少引用诗词警句，力求客观精练地呈现景观的原来面貌。
例：
原文：位于福州市中心的榕山宾馆，环境优美，交通便利，装潢典雅，设施豪华，是理想的商旅之家。
宾馆拥有豪华套房300多间，环境清洁，幽静。6个装饰精美的餐厅提供各式中西美味，服务周到，气氛舒适。全套休闲健身设施，使您白日驰骋商场的紧张神经得以放松并享受锻炼的乐趣……
（许建忠：149）
译文：The Rongshan Hotel，situated in the beautiful central district of Fuzhou，Fujian Province，is ideal for business travelers and tourists，with convenient transportation，attractive décor and modern facilities.
The over 300 luxury suites are clean，quiet and private.Six lovely restaurants serve a variety of Chinese and Western cuisine，offering courteous service and a relaxed atmosphere.The complete leisure and fitness facilities provide the fun of exercise and a proper break from the day’s stress...
（许建忠：150）
由此可见，译文在重构篇章时只取了原语中的重要信息，用分词短语、介词短语把原语中的四字词语连接在一起，并用口语化的词句代替了修饰过盛的语言，如“装潢典雅”、“驰骋商场”和“事半功倍”很难在英语中找到对等的词语翻译，译者用“attractive decor”翻译“装潢典雅”，用“will make doing business away from office efficient and easy”传达“使您白日驰骋商场的紧张神经得以放松并享受锻炼的乐趣”中的含义，这样目标语既传递了原语的审美观，又成功地给读者提供了信息。
综上所述，旅游外宣文本英译时应尽可能考虑中英两种语言的文化差异、语言风格和写作风格的不同，翻译时对中英语言进行研究，增强跨文化意识，增强目的语读者和篇章规范意识，并注重平时的积累，在大量的英语平行旅游文本中研究英语作者在类似的场景频繁使用的举行和词语进行模仿，要勇于创新敢于尝试旅游外宣资料的写作和翻译的新方法。
参考文献：
［1］Pinkham，Joan with the collaboration of Jiang Guihua.The Translator’s Guide to Chinglish［M］.Beijing：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2000.
［2］曹鹏.旅游外宣资料英译现状调查与导游翻译人才培养研究［J］.旅游经济，2008，（12）：164-165.
［3］刘宓庆.翻译与语言哲学［M］.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1：78.
［4］许建忠.工商企业翻译实务［M］.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1：149-150.
［5］国家旅游局旅游统计.省略ta.省略/.
意料之外作文篇4
关键词：高校；***书资料；管理人员；素质提高
中***分类号：G2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4）19-0157-02
高校***书馆的存在为教师的教育工作，学生的学习带来了很大的便利，这里蕴藏着丰富的知识材料，有着大批量的文献刊物，***书馆是体现高校校园文化的一个标志，***书馆的存在，为提高整个校园的文化氛围，加强高校文化建设提供了极大的推动力。由此可见，***书馆的正常运行，对高校的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而***书资料管理人员就是保证***书馆正常运作的重要力量。
一、提高高校***书资料管理人员素质的意义
随着文化的不断发展以及世界文化的大融合，高校为了保证教师及学生能够及时了解学习那些经典文化与先进技术，引进了极其繁多的***书资料，另外，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书馆中的***书资料更加繁多。***书资料管理人员必须具有一定的能力，才能够做好***书管理工作。另外，***书管理人员素质的提高，关系到***书管理方面的人力资源的配置。只有具有高素质的人才来担任***书资料管理员，才能保证***书馆的正常运行，***书资料管理人员要不断地学习，不断地用现代化的管理知识来武装自己，才能够为教师及学生的借阅活动提供更为周到的服务。
二、目前高校***书资料管理人员存在的问题
一是部分***书资料管理人员缺乏职业精神，工作只是为了应付了事，或者是只为了取得薪水报酬，缺乏工作积极性，未能为***书管理工作奉献出应有的热情，未能站在读者的角度来考虑问题。二是部分***书资料管理人员缺乏职业素养，随着网络与信息技术的发展，***书馆的发展也融入了现代化的科技，而部分***书资料管理人员对于这些方面的知识修养不足，难以胜任这些工作。三是***书资料管理人员流动过快，很多***书资料管理人员入职后，由于种种原因，在很短的时间之内就会离职，难以进行长久的工作，导致了***书资料管理人员流动过快。第四，***书资料管理人员的管理制度不完善，很多高校中，***书管理人才的管理还未能提高到相应的高度，没有完整的工作安排与发展计划，对工作人员的职位安排、奖罚制度等方面还有很多漏洞。这些问题造成了高校***书资料管理人员整体素质低下，工作效率不高，***书馆服务质量差，教师与学生难以在***书馆获得自己想要的***书资料，使得***书馆在高校教育中发挥的作用大大降低。
三、提高高校***书资料管理人员素质的措施
（一）对***书资料管理人员进行专业培养
随着信息时代的发展，***书馆的管理也渐渐进入数字化，信息技术、网络技术的应用也越来越多，因此，***书管理人员就必须为了适应***书资料管理工作的需要而不断提高自己的知识修养。高校教育不仅仅是对学生进行书本知识的教育，教师的教学也不再仅仅是局限于教材，高校中的每一位成员都需要吸收更多的知识来使得自己的内在修养更为高尚，因此，***书馆中的资料包含着各个方面的文献，***书管理的工作量非常之大，如果仅仅依靠人工的力量，要想做好这样的工作非常困难，而且对于教师与学生来说***书馆借阅也非常的不便，而现代化的数字科技融入***书管理工作中，使得工作量下降了不少，但前提是，***书管理人员能够熟练地运用信息技术，另外，***书资料管理人员懂得使用信息数字技术，还可以帮助前来借阅的教师与学生查询自己想要的资料，为借阅者提供更多的方便。
***书资料管理人员除了要学会使用现代化的信息数字技术来管理***书资料之外，也不要忽视最基本的***书资料管理知识与技巧。高校***书馆中往往藏书众多，***书资料管理人员担负着整理***书、记录借阅者名单、为借阅者提供咨询服务等任务，因此，***书资料管理人员心中首先要对整个***书馆了如指掌，并且熟悉***书借阅及管理中的各项工作，做到对自己的本职工作心中有数。除此之外，***书资料管理人员还可以经常参加一些学会与学术的交流活动，通过这些活动，每个人之间可以进行***书资料管理知识的交流，分享各自的工作经验，从而，可以彼此之间学到更多的***书资料管理知识，还可以经常参加学会组织的专题知识讲座、参观学习、研讨会等活动，从那些优秀的管理者那里学习一些先进的管理知识与经验。***书资料管理人员还可以自己参与编写、翻译等工作，通过这些工作，可以不断地锻炼自己的能力，提高自己的科研能力，与其他人共享信息，促进自己提高***书资料管理能力。
另外，为了提高***书资料管理人员的能力，可以对其进行基本技能培训、高等院校深造等，使其能够有更多的机会来提高自己的知识素养，用文化知识来武装自己，从而在高校***书管理中发挥更大的作用，还可以定期地举行***书资料管理相关的知识竞赛，或者进行一些***书资料管理知识方面的考试，通过这种方式，可以督促他们不断地学习，自觉地接受更多的知识教育，从而拥有更强大的***书资料管理能力。
除此之外，***书资料管理人员应当具有创新精神，当今社会，无论是哪一方面，都在飞速地发展，不断地变化，陈旧的管理方式已经不能适用于现代化的***书资料管理工作，因此，***书资料管理人员要学会创新，从生活、工作、学习的各个方面寻找灵感，与自己的***书资料管理工作相结合，创造出具有更高效率、更能体现现代化精神的***书管理方式。
（二）对***书资料管理人员进行思想方面的教育
在高校***书管理中，不乏有着良好管理能力的人，而且，***书资料管理工作并非是需要具有特殊技能的人才能做到的工作，大部分***书管理工作中出现的问题，是因为***书资料管理人员在思想意识方面没有对自己的工作重视起来，因此，对于***书资料管理人员的思想教育必不可少。
***书资料管理人员的服务水平，直接关系到高校***书馆在读者心目中的形象，而服务态度的好坏，则会影响读者的阅读心情，因此，***书资料管理人员不但要意识到自己必须提高专业素养，并且要对读者有一个良好的服务态度。
对于***书资料管理人员的思想教育，首先要使其认识到***书资料管理工作的重要性，要让他们认识到***书资料管理是一项关系到高校文化发展的重要任务，他们所肩负的是一种光荣而艰辛的任务，从工作的重要性方面，提高***书资料管理人员的自我意识，使其做到敬爱自己的工作岗位，为自己的工作而感到自豪，抛弃单纯为了利益而从事这份工作的想法。
另外，要注重培养***书资料管理人员的服务态度，***书资料管理人员的工作不仅仅局限于***书的整理与资料的整合，还要与各种各样的读者打交道，包括学校中的学生、教师，还有外国留学生，以及一些其他的特殊人群，面对这些读者，***书资料管理者要一视同仁，对每一位来借阅***书的读者都要尽心尽力地进行服务，对于读者的咨询要耐心地解答。
***书资料管理者要在平时积极地工作，履行自己的义务，以做好***书管理工作为己任，为自己工作负责任，当出现问题时，不要一味地推诿抵赖，而是要主动承担责任，并且积极地寻找解决的方法，从思想上意识到***书资料管理工作是为了学校的文化发展，是为了方便读者，而不是为了一己之私。
除此之外，***书资料管理人员还应注重自己的外表形象，给读者留下一个好印象，为读者提供一个良好、温馨的阅读环境，让读者受到周到的服务，提升***书馆在读者心目中的地位，为建设高校文化做出更大的贡献。
（三）加强对***书资料管理人员培养的重视程度
高校***书资料管理人员整体素质不高，除了管理人员自身的问题之外，另一个原因就是高校、***府、相关部门对于***书资料管理人员素质培养的重视程度不够。为了改变这一状况，施行相对的措施，加强对***书资料管理人员的培养是必须立即进行的重要任务。
首先，要加大培养***书资料管理人员素质的资金投入力度。现如今，高校***书管理人员往往都是通过一些简单的培训就进行上岗工作，虽然能够做好一些简单的管理工作，但是，一旦工作中遇到一点儿难题的时候，就会束手无策，在***书管理中遇到的问题难以解决，问题越积累越多，最后将会导致严重的后果，因此，***书资料管理人员的培训工作马虎大意不得，必须投入更多的资金，进行专业的培训，使其掌握专业的管理知识，才能在自己的岗位上发挥更大的作用。
第二，要为培养高素质的***书资料管理人员投入更多的精力。***书资料管理人员的培养不可能一蹴而就，它需要投入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对其培养要有专门的人来负责，把***书资料管理相关的知识耐心地讲解给***书资料管理人员，使其掌握工作中的重点与技巧。现如今，***书资料管理已经大范围地现代化、信息化、数字化，简单的培训根本无法满足工作中的需求，这就表明了，***书资料管理人员的培养工作是一项非常需要耐心、精力与时间的工作，加大对***书资料管理人员培训的精力，才能够使其学习到在工作中真正有用的知识，从而提高管理工作的效率。
第三，合理安排***书资料管理人员的岗位。***书资料管理工作并非是一个人就能完成的，它需要多个***书资料管理人员进行分工合作，每一个人对于管理工作所擅长的部分不同，就要在安排工作的时候，进行合理地分配，让每一位管理人员都能够发挥自己的特长。要充分重视每一位***书资料管理人员所做出的贡献，尊重他们的工作，从而使其意识到自己的工作被认可，也就能够使其更愿意留在自己的岗位，因此可以有效地减少***书资料管理人员的流动，为高校***书资料管理留住更多人才。
高校***书资料管理工作与高校文化建设息息相关，也是发展我国文化事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因此，***书资料管理工作必须重视起来。而***书资料管理人员素质的提高，可以促进这一事业更为快速、稳定的发展。如今我国高校***书资料管理人员中还存在不少问题，需要其进一步提高自身素质，这一项工作，可以从提高***书资料管理人员的专业素质、端正思想态度、加大培养投入力度等方面来展开，从而提高高校***书资料管理人员的工作的效率，为高校文化建设做出更大的贡献。
参考文献：
[1]宋杨.新时期高校***书资料管理人员素质探析[J].中国电力教育，2013（1）.
意料之外作文篇5
关键词：内隐学习，外显学习
中***分类号：B8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26X（2014）01-0000-01
1.引言
以往英文词汇记忆策略的研究，不外乎两个出发点：―是以英文单词的结构为出发点，一是以英文单词的语境为出发点。以英文单词的结构为出发点，英文词汇的记忆策略大致包括；机械复述策略，汉字拟音策略，构词解析策略和意义加工策略。以英文单词的语境为出发点，英文词汇的记忆策略主要包括语境法。
虽然汉字拟音策略、构词解析策略、意义加工策略较机械记忆法在记忆效率上有很大提高，但归根结底仍是一种外显学习，即一种有意识的记忆，需要学生付出较多的注意力。在繁复的记忆任务面前，学生的学习积极性能保持多久呢？形成的表象或语句联想虽然能启动音义关系或形义关系，但这种关系能否保持得牢固和长久呢？
2.理论研究
内隐学习和外显学习之间既有区别，也有着联系。虽然在内隐学习研究的早期，人们从实验逻辑上习惯于将内隐学习看作和外显学习完全***的全新系统，但实验室研究表明内隐学习和外显学习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是混杂在―起的，有机结合的。大部分学习任务既包含了外显学习，也包含了内隐学习。
就内隐和外显学习的关系而言，研究表明了两者的相互作用。其产生的内在机制是内隐学习的抽象性，外在条件是外显学习的适时配合。由此推论，学习复杂任务时应先具备一个内隐知识基础，然后再试***建立外显的任务模型。
内隐学习和外显学习是两个对立的概念，因此当内隐学习提出之后，早期研究者都更加注重内隐学习和外显学习之间的区别，总希望通过纯粹有效的分离手段论证内隐学习的绝对***性。就像Lewicki（1986）曾提出的，内隐获得的知识完全***于外显知识。Reber（1976）和Broadbent（1988）也强调两种学习的***性。然而随着内隐学习概念本身的不断成熟和发展，研究者势必要考虑到内隐和外显两种学习同时处在学习过程的大范畴下，更重要的是它们毕竟同时整合在同一个有机体――人类的适应行为中。因此，内隐学习和外显学习不应只有区别而没有联系，它们之间的关系不可能绝对***，而应该是相对对立又有着相互作用的。
理解内隐学习和外显学习之间存在的相互作用，不仅有助于我们从理论上更好地贴近人类学习过程的复杂本质，也同时具有实践的意义。
3.实验研究
3.1实验设计
实验设计：本实验为2×2混合实验设计。自变量为学习方式和材料难度。学习方式为被试间自变量，有外显和内隐与外显相结合两个水平；材料难度为被试内自变量，有难度低和难度高两个水平：因变量为被试记忆保持量，记忆保持量以自由回忆测试为主。
3.2被试
被试为武汉外语外事职业学院2011级的学生120人。所有被试都是自愿加入，实验结束后可获得本课程部分平时成绩。把他们随机分为A、B、C三组（每组40人），分别学习谐音记忆材料、会意记忆材料和词根词缀记忆材料；再将A、B、C组分别平均分为A1、A2组，Bl、B2组，C1、C2组（每组20人），作为外显组和结合组。
3.3实验材料
实验使用的材料分为3类：一类为谐音记忆材料（汉字拟音材料）；―类为会意记忆材料（意义加工材料）；一类为词缀记忆材料（构词解析材料）。三类材料分为三个实验，被试数量相同，分别同时进行。
实验材料皆选自GRE词汇表，且经过预实验证聪该实验材料对于被试来说皆为生词。每份学习材料包括50个生词，只计算中间40个生词的回忆成绩，前20个为较简单的生词，后20个为较难的生词，随机排列。
3.4实验过程
实验按照以下程序进行：告诉结合组被试他们要参加一个英语单词记忆测试，他们会先看到一些有关该单词拼写的提示；然后他们会看到该单词的助记联想和该单词中文意思的汉语拼音和颠倒词。他们的任务是根据以上这些提示生成该单词的正确拼写及其中文意思。要求被试把答案写在学习手册上。被试每过10秒就必须翻页。在所有刺激呈现完毕后，进行10分钟的自由回忆测试；接着进行10分钟的词干线索回忆。最后，进行10分钟的中文线索回忆，以词干线索回忆中的词干为线索，要求被试进行回想，将对应的中文意思写出。告诉外显组被试他们要参加一个英语单词记忆测试，他们会看到英文单词及其中文意思，他们也会看到一些有关该单词的助记提示，比如与某词谐音，像形等等，不要求被试自己生成单词和中文意思；在所有刺激呈现完毕后，进行自由回忆。
3.5统计方法
用Excel对实验数据进行统计处理。
4.实验结果
4.1实验数据统计
外显组和结合组学习了谐音材料后，进行自由回忆测验，回忆出一个完整英文拼写得1分，回忆出一个中文得1分，能将相应的中文与荚文对应起来得1分。
4.2实验结论
在自由回忆测试中，学习方式和材料难度的交互作用显著。具体而言，学习难度高的材料；外显与内隐相结合的学习方式与外显的学习方式差别不大，外显与内隐相结合的学习方式没有体现出优势；学习难度低的材料，外显与内隐相结合的学习方式较外显的学习方式效率高。
实验证明内隐学习与外显学习相结合的学习方式是一种高效的单词学习方式。
参考文献：
[1] 杨治良，叶阁蔚，王新发.汉字内隐记忆的实验研究（I）一内隐记忆存在的条件.心理学报，1994，26（1）：34-38
意料之外作文篇6
为什么今天要讲当代文学史料，它的意义和价值何在？对此，近年来有学者（如程光炜、李洁非、谢泳等）作过阐释，笔者也曾在多篇文章中有所涉及。①但主要是围绕当代文学学科“历史化”和学术研究规范化的维度展开。这当然是重要的，乃至可称得上是推进当代文学史料发展的主要内驱力，但还不够全面和完整。其实，从文学“传播―接受”的层次角度来看，史料的引进和介入，还有助于阅读和欣赏。借助于史料这个独特的“历史文本”，它可加深读者对文学作品的认识和理解，使之从一般的阅读变成一种深度阅读，真正与文学作品形成双向能动的对话、交流与沟通。在这个时候，也只有在这个时候，史料不再外在于文学作品，而是成为其一个不可或缺的“潜文本”，一个阅读文学作品的“解语花”，而发挥它的独特的潜能和价值。
以往讲当代文学史料，包括我自己在内，基本立足于前者，即它对学科或研究的意义。本文拟对此进行弥补。尽管我知道，影响当代文学阅读的因素很多，甚至在愿否阅读问题上还存在着使人尴尬而又不免令人唏嘘的忧虑（这也是网络时代对文学阅读提出的严峻挑战），但对“文学作品”之外与之相关的“文学史料”的不了解、不熟悉，应该说也是其中的一个重要因素。尤其是在阅读水平相差不大的情况下，史料的有无掌握以及撑握的多少、深浅的程度如何，它对阅读的作用，可能会看得更清楚些。
说到这里，有必要对阅读作一番解释。何为阅读？在我看来，所谓的阅读实则可分为“浅阅读”与“深阅读”（或叫“深度阅读”）两种：前者，是一种观赏性、消费性的阅读，它更多关注文学作品中的娱乐，即所谓的好听的故事与故事的好听，而无意也不愿去关心“好听的故事”背后的义理和情感等深层内涵，某种意义上，它是将文学作品看成一个平面封闭的艺术世界。而后者，它还要作由此及彼的进一步追问：为什么与怎么样？超越文本，将其看成是一个立体开放的体系。这就涉及我们这里所说的史料了。这种阅读，事实上是以史料为参照，自觉不自觉地与文学作品进行“互证”式的阅读与欣赏，进入到了文学作品世界的里层深处，而与评论和研究相通了。
为了说明这一点，不妨举柳青《创业史》的修改。有关史料告诉我们，与十七年不少“红色经典”一样，这部描写农村互助合作运动的长篇小说在1977年经较大修改的“再版本”中，柳青在“”家破人亡、鼻腔里插着两根氧气管的情况下，对1960年出版的《创业史》作了两方面的“重要修改”：一是删减了不少有关二性关系特别是主人公梁生宝与改霞爱情的描写，甚至改霞亲热地称呼梁生宝为“生宝哥”，这三个字也毫不留情地一笔划去;二是增加了一些批判***及其修正主义路线的文字，如小说第十五章，初版本中写改霞听了郭振山的挑拨，中断了与梁生宝爱情关系，而再版本则将这种爱情关系的中断，归咎于改霞听了***一番“确立新民主主义秩序”的话。柳青没有也不可能想到，他的这种以生命为代价的抱病修改，不但没有为《创业史》增色，反而却给它又平添了不少违情悖理的成分。富有讽刺意味的是，柳青倾注全部情感歌颂的梁生宝道路和互助合作运动，并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道路，而只是一个美丽的乌托邦。在20世纪50年代的当时，它不仅受到了被打倒的地主富农、普通农民乃至贫农和***员干部的抵触;作为下派皇甫村帮助互助合作整顿的干部柳青，正如他自己在《灯塔，照耀着我们吧》那部纪实性散文集里所叙述的那样，他似乎也不那么受欢迎：②“皇甫村有些***员和积极分子对我似乎疏远了，见了我很冷淡，找不到话说了。有人还故意躲着我走。”③这也就是说，柳青在《创业史》中只是为我们提供了一种有关互助合作的叙述，在实际生活中，甚至在他的《灯塔，照耀我们吧》的散文中，它还存在着另一种与之大相径庭的有关互助合作的叙述。最令人感叹而又不无苦涩的是，梁生宝的原型――皇甫村的积极分子王家斌，在响应号召走上了互助合作这条社会主义“金光大道”之后，仍未能摆脱贫穷落后的生存状态，甚至在几十年后的80年代初还家徒四壁，穷得家里只剩下惟一的一条棉被……柳青过早去世，没有将计划中四卷本的《创业史》写完，这是一大遗憾。假如柳青还活着，他怎么写，能将《创业史》写完吗？如果能写完，那它又是怎样一种状况？所有这些，都不能不让人陷入沉思，并在今天新的语境下，通过隐显大小有别的史料对我们的阅读产生影响。
需要指出，类似《创业史》这样的情形，在十七年不少作品修订本或再版本中均有存在。如杨沫的《青春之歌》，1958年出版后，在好评如潮的同时也遭到了来自《中国青年》《文艺报》的酷评，被扣上“宣扬小资产阶级感情”“忽视知识分子与工农相结合”等帽子，而不得不在1960年的修订版中，增加了与全书整体结构很不协调的八章有关林道静去千里之外农村当小学老师的描写。其他像《红旗谱》《欧阳海之歌》，包括新时期的《伤痕》《班主任》《乔厂长上任记》等，也都有类似情况。如《伤痕》开头写主人公晓华半夜里坐火车回到上海，原稿第一句说除夕的夜里，窗外“墨一般漆黑”。怕有影射之嫌，发表时改成“远的近的，红的白的，五彩缤纷的灯火在窗外时隐时现”，同时又加了一句“这已是一九七八年的春天了”。另外，车上“一对回沪探亲的青年男女，一路上极兴奋地侃侃而谈”，亦遵嘱修改成“极兴奋地谈着工作和学习，谈着抓纲治国一年来的形势”;一直给王晓华以爱护和关心的“大伯大娘”，则改成“贫下中农”。而最后，因为据说感觉太压抑，需要一些亮色和鼓舞人心的东西，于是又有了主人公最后“朝着灯火通明的南京路大踏步地走去”的光明结尾。④***治化的修改是当代文学版本及其史料的一个显著特点。这种修改，不仅已引起评论和研究的重视，而且也有必要纳入阅读视野给予关注。在这里，它既牵涉阅读的版本选择（是选择初版或初刊本，还是选择经过修改或经过重大修改的修订本或再版本），也牵涉对版本修改本身的追问（为何修改，如何修改），同时还牵涉对这种修改的合乎情理的历史评价，即陈寅恪所谓的对之抱有“了解之同情”的态度。只有这样，我们在阅读时“始能批评其学说之是非得失，而无隔阂肤廓之论”。⑤显然，要达到这样的境界，对阅读对象“了解”是其前提。史料主要意义在于为我们富有“同情”的深度阅读提供“了解”，它是我们通向“了解”、实现“了解”的一把入门的钥匙。在这方面，我认为当下阅读和批评是存在缺憾的。有些文章之所以给人以“酷评”之感，其中重要原因之一就是没有建立在“了解”基础之上。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很赞成程光炜有关“不主张对这段历史和一代人的精神‘遭遇’采取仰视或俯视的研究视角，而主张与之调整到‘互动’的、‘同情’的和稍有‘距离’的态状”的观点，因为这种对历史的冷漠和对人精神实质的疏离，是很容易导致当代文学研究和阅读的浅尝辄止”。⑥
说到当代文学的深度阅读，我们还不能不提及另一种文学史料，那就是纪实性文学的生活原型史料，即通常所说的历史本事史料。尽管纪实文学也是一个***自足的艺术世界，但它既然来源于历史和生活，那么也就可以以历史事实为参照，对之进行观照、把握与互证，这至少也是一种维度，一种批评的方法。而从这样一种角度和方法进行“互证”性的阅读，那么我们就会看到迄今仍相当流行的有些所谓的“新经典”，它的赖以建构的基点是有问题的，经不起历史的检验。如《二泉映月》的作者阿炳，建国以来各种艺术几乎无一例外地都将其写成受苦受难而又才艺超群的民间艺术家，对其不幸遭遇倾注了无限同情，有的城市公园还塑有他的塑像。阿炳成了旧社会苦难艺人的化身，《二泉映月》更是成为他控诉旧社会的天籁之音，一支家喻户晓的民间音乐经典。仅近几年，创作并演出的同名的《二泉映月》舞台艺术作品，至少就有辽宁芭蕾舞剧、空***音乐剧、无锡锡剧和浙江越剧四个，其中浙江越剧还是为庆祝浙江小百花越剧成立30周年的庆典之作。然而，据近些年有关史料披露，历史上的阿炳，其实是一个爱、抽鸦片、个人私生活相当放纵的民间艺人，他的眼睛不是被日本宪兵用硝镪水弄瞎，而是花柳病所致，最后是因毒瘾发作难控等原因而自杀身亡的;《二泉映月》也不是阿炳创作，而是源自风月场中的调情曲《知心客》。著名作家陆文夫生前曾想写一部真实可信的阿炳传，但看到举国上下，到处是一片“阿炳热”，怕“触犯众怒”，最后只好了放弃了写作，沉默不语，成为终生一大遗憾。⑦
又如《草原英雄小姐妹》，它所写的蒙古同胞小姐妹为抢救集体羊群与暴风雪搏斗的英雄事迹，也曾广泛地被改编成连环画、舞剧与电影等诸多艺术样式，在六七十年代曾从内蒙古草原传遍大江南北、长城内外，感动了几代人。但事隔多年后出版的《蒙古写意》等著述却告诉我们：当年这些文艺作品和报导中所写的铁路工人发现和营救英雄小姐妹的有关描写，完全是按***治逻辑杜撰的，其实真正抢救她们的不是那个铁路扳道工（他只是现场的目击者），而是1957年被打成“”，送到这里来劳动改造的一位知识分子。然而，在那个特殊的年代，一个接受管制的“”是不能成为英雄的“救命恩人”的。他不仅没有这样的资格，而且按照流行的阶级斗争模式，在作品中还被改写成“偷羊贼”“***牧主”和企***杀害小姐妹的“罪恶凶手”。更为不幸的是，这位真正解救小姐妹的功臣，因这些黑白颠倒的“艺术想象”，反而陷入了更深的苦难，经常被拉去批斗，后来被关进监狱，直到1979年过问，才昭雪。⑧
真实是文学安身立命之本，也是取信于读者的前提。很显然，上述两部当代“经典”的非历史描写，不能不给它的思想艺术抹上虚假的痕迹，并由此及彼引起读者或观众接受心理的抵触。就拿笔者自己来说吧，前些年看了上述这些史料后，在震惊的同时就对此产生强烈的排拒心理，原先拥有的美好印象及其艺术崇高感不说轰然倒塌，起码黯然失色，大打折扣。 “我们的文学与***治靠得太近了，始终纠缠不清，便出不了大作家;尤其是人物传记，千万别信，完全不是那么一回事。”⑨陆文夫斯话因融入了自己一生的“阿炳情结”，所以益发让人感慨万端。为什么不少当代文学作品尤其是纪实性文学作品，开始出来时颇为轰动，但却往往行之不远，很快就被人们所淡忘，很重要原因即此。这也说明深度阅读实际上就是一种“历史还原”的阅读，它与我们对史料的了解和掌握不无有关。不过，这样说并无意于完全否定这两部作品的存在及其价值。为什么呢？因为不管怎么说，文学阅读是一个综合的欣赏接受活动，史料真实与否毕竟只是它的一个方面而不是全部，除此之外，它还有艺术审美及其他的复杂因素――也许与此有关吧，《二泉映月》《草原英雄小姐妹》迄今仍有一定的市场。这也可见阅读欣赏的复杂。
当然，我们今天列举这两个作品，不只是指出它们存在的非历史描写的问题，以为当下文学鉴，同时也带有希望并看到基于真实史料进行“经典重写”的含意。某种意义上，这是更重要，也是更具难度的工作。而恰恰在这点上，中国文学艺术领域几乎是一个空白，它至今尚停留在理念批评层次而没有诉诸于具体的艺术实践。即使像《二泉映月》那样比较特殊，有较多版本的不同实践，也往往大同小异，与我们前面所说的旧有史料和史观之间具有惊人的同构性、一致性。这样就使它很难跳出固有模式的拘囿，而获取多少艺术新意。这与其说是对旧经典的“重写”，不如说是对旧经典的“续写”。有人在谈及陆文夫未能写作“阿炳传”时曾说过这样的话：如果陆文夫能“把‘这一个’身处底层的瞎子阿炳写出来，一定会比《美食家》中的朱文治更具美学意义。依他扎实的文字功力，揣摩人物的深厚学养，真实地塑造瞎子阿炳，已水到渠成，呼之欲出。在世界文学长廊中，多一个瞎子阿炳独特的人物形象……将是不朽的艺术典型，会流传千古，亦许能问鼎‘诺贝尔奖’呢？”⑩我们现在的遗憾是，迄今没有出现陆文夫想写而未能写的真实可信的阿炳形象，所见的到大都是模式化的拔高和矫揉造作。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艺术创造性和想象力的不足。不必讳言，对于今天作家来说，要想超越已被广泛接受的旧有“经典”，在艺术上重新征服读者或观众，使之“喜新厌旧”，绝不是一件轻松的事。
中国原本有诗、史双向互证的学术传统，20世纪以来，这一传统在西方现论的冲击下遭到了贬斥，从此，“以论代史”“以论带史”成为文学研究的主导。特别是20世纪后半叶，受一体化体制和***治决定论的影响，史料更是被斥为“资产阶级唯心论”受到批判打压，在学界无立锥之地。这种情况，自然会助长文学研究和阅读的主观随意和不及物。近些年来，在整体社会文化和学风的推动影响下，上述状况出现了较大的改观，原先被排斥或忽略的史料开始得到了重视。新的语境给文学的深度阅读带来了新的契机，当然，它也对我们如何进行深度阅读，做好诗、史互证这篇文章，提出更高的要求。这不仅有利于对文学的阐释，而且对全民阅读水平和能力的提升也不无裨益。从这个意义上，我们不妨把深度阅读看作是将史料从比较狭窄的文人圈子和封尘在***书馆档案馆里***出来，推向广袤而又鲜活的现实社会，使之成为大众共享的活态知识的一项特殊的文化大众化活动。是的，真正的深度阅读，就是建立在诗、史互证基础上的一种审美感知和评判，是以史料为中介的一种文化实践和文化***活动。也正因此，它在惠及文学的同时，也必将对全民文化素养的培育和提升具有积极的推进作用。这也就是笔者为什么将当代文学史料与深度阅读联系起来，撰写本文的深层目的之所在。
注释：
①笔者有关这方面文章，可参见：《史料学：当代文学研究面积的一次重要“战略转移”》，《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2年第2期;《学科视域下的当代文学史料及其基本形构》，《文学评论》2014年第4期。
② 李振：《“中国故事”：到底应该怎么讲》，《当代作家评论》2014年第5期。
③柳青：《灯塔，照耀着我们吧》，《柳青文集》（第4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16页。
④王琼：《“伤痕”文本内外的共谋与异质》，《文学评论丛刊》2012年第1期。
⑤ 陈寅恪：《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册审查报告》，《金明馆丛稿二编》，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279页。
⑥程光炜：《文学想像与文学国家》，河南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77页。
⑦⑨⑩冬苗：《陆文夫一生的“阿炳情结”》，《苏州杂志》2010年第2期。
意料之外作文篇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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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料学”为傅斯年所重视。他主张对史料的“来源”、“先后”、“价值”乃至“一切花样”进行比较，强调欲得“深切著明”之见，几于每一历史事件均需“用一种特别的手段”。〔1〕在“见诸事实”的意义上，其“史学便是史料学”的著名论断倒也未显绝对。若将史学研究的对象定义为史料，那么史料即是史学的基础，而史料的发现、整理、比较和应用就是史学研究进步的推动力量。近年来，中国法律史的研究也明显受到了“史料学”的影响。从法律制度史的研究视角看，一方面随着史料的不断考订，促成了对某些重要法律典籍的探佚与复原；〔2〕另一方面，随着对既有主要法律史料“律”文的理解之加深，有学者认为中国法律史研究的史料应“不能局限于‘律’”。〔3〕
也有学者在挖掘、整理和运用法律史料上做出了有益尝试。黄宗智及其领导的学术团队利用以巴县档案为代表的清代档案进行了意义深远的研究。①上述为代表的一大批研究成果的出现，除研究者自己的深刻着力以外，尚有中国（包括台湾地区）从中央（包括宫藏档案）至地方（巴县、宝坻、淡新以及南部县等等）各级司法档案的公开作为因缘时节。这的确为大量国外汉学研究者涉足中国法律史研究提供了条件，也就难怪有学者将之称为“天赐良机”。〔4〕在国内学界，里赞率先运用清代南部县档案展开法律史研究。参见里赞《晚清州县诉讼中的审断问题:侧重四川南部县的实践》，法律出版社，2010年。该书系国内第一部系统利用清代南部县档案研究中国法律史问题的专著。此外尚有系列论文，如《司法或***务：晚清州县诉讼中的审断问题》，《法学研究》2009年第6期；《晚清州县审断中的“社会”：基于南部县档案的考察》，《社会科学研究》2008年第5期，等等。此外还有学者提出，法律史研究的对象应“不仅仅限于法庭案卷和地方档案等***文本”，〔5〕徐忠明则着眼于对更加丰富多样的法律史料进行挖掘、整理与研究。参见徐忠明《包公故事：一个考察中国法律文化的视角》，中国***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众声喧哗：明清法律文化的复调叙事》，清华大学出版社，2007年。相关论文有《雅俗之间：清代竹枝词的法律文化解读》，《法律科学》2007年第1期；《杨乃武冤案的平反背后：经济、文化、社会资本的考察》，《法商研究》2006年第3期；《娱乐与讽刺：明清时期民间法律意识的另类叙事》，《法制与社会发展》2006年第5期，等等。
既有成果极大发挥了各种法律史料特别是司法档案的整理运用对法律史学研究的推动作用，但也在史料学的意义上引起了相关论争。例如，就中国法律史研究中“史”与“论”的关系问题，曾有学者指出：“法史学者不仅要注重理论探索方面的评论，而且要注重史料引证方面的评论，特别要注意对著者原作史料引证特点的追问”。〔6〕这就是说，法律史研究当重视“史”“论”结合，且倾向于以“史料”为基础。然而颇有意思的是，该学者又强调史料引证及其运用的逻辑前提，并非基于对“史”的强调，而是直接将法史学定位为“相当于法哲学”。这大致仍是从法学内部视野观照的结果。
虽然对以司法档案为代表的史料加以运用业已成为中国法律史研究的一种学术典范，但法律史学界对史料学问题的共识尚在建立之中。除此之外，亦有前辈学者因史料的真伪问题产生了分歧。参见田涛《虚假的材料与结论的虚假——从〈崇德会典〉到〈户部则例〉》，载倪正茂主编《批判与重建：中国法律史研究反拨》，法律出版社，2002年，203页以下。综合看来，史料问题已经成为制约“中国近代法律史”研究的瓶颈。〔7〕结合对司法档案及其他史料的运用，就中国法律史研究中的史料学问题进行一个基础性的思考和梳理则尤显必要。傅斯年曾为研究史料提供了“直接”与“间接”、“官家”与“民间”、“本国”与“外国”、“近人”与“远人”、“经意”与“不经意”、“本事”与“旁涉”、“直说”与“隐喻”、“口说”与“著文”等观察视角。〔8〕今日用以审视司法档案的运用，除了感到上述视角之“深切著明”外，亦有重重兴味。
（二）
从直接与间接的角度看，法律史研究中的司法档案大抵均属直接史料。以司法档案研究法律史、特别是法律运行的具体面相在某种意义上属实证研究，史料对问题的“直接”切中本身就是其有效性的保障。而在傅斯年看来，是否“经中间人手修改或省略或转写”才是判别直接与间接史料的标准。〔9〕此标准原本清晰，但结合法律史研究中的司法档案看，却仍有值得注意之处。在司法档案中，有相当比例的内容经代书者、书吏甚至审判者本人“修改或省略或转写”，当事人的真实意***则难免隐没于削足适履的“官样”文书之中。故对通过司法档案对当事人诉讼心态等问题进行的研究而言又只是间接史料。这些来自间接史料得出的结论，大致还尚属“做个轮廓，做个界落”的阶段，不能因其“直接”源自司法档案就简单断定其当然正确。因为即使“假定中间人并无成见，并无恶意，已可以使这材料全变一翻面目；何况人人都免不了他自己时代的精神：即免不了他不自觉而实在深远的改动”。〔10〕由此看来，判断法律史料的“直接”与“间接”，既要看史料的来源，亦要兼顾所研究的具体问题。就法律史关心的某些问题而言，有许多是间接的，这就要求研究者“不能一概论断，要随时随地的分别着看”。在法律史研究之外，也有因对象的广阔，以及资料搜集中可能的困难而以司法档案之“镜”观察经济、社会、文化乃至思想等问题的研究，〔11〕则更是要注意司法档案作为间接史料的特性。
因司法档案的形成、搜集、整理与保存大都经由***，研究者容易将其视为“官家记载”，而在运用时亦预设其确实可靠。然而，实际上司法档案所记载的审判过程可被解读为***与民间共同参与的纠纷解决活动，其中来自民间的因素不可小觑。例如，诉状虽经官代书，但其基本意思特别是实质性诉求大致不会偏离当事人的主观意***；又如，民事法律程序虽是“官家”制定，但若无民间兴告之举，何来司法档案的记载？因而司法档案的中“官家”更多提供“形式”，其“内容”尚需“民间”填充。故将法律史研究中的司法档案视为“官家”与“民间”的共同记载似更合适。傅斯年曾提示说，“官家的记载时而失之讳”而“民间的记载时而失之诬”。〔12〕具体到司法档案的记载而言，审判者对纠纷解决的希求、因“父母官”而产生的某种“教谕”或“作圣”的心态、对地方势力的妥协、对自身仕途的考量乃至对整个官箴文化的习得，和法律规范为审判者形式或实质（柔性或刚性）的制约，大致均属其“讳”；而民众的“厌讼”、“惧讼”或“好讼”、“缠讼”乃至具体案件中当事人为“打赢官司”而采取的种种谋略或手段，亦难逃“诬”的嫌疑。前者，尚可以“间接的方法”“风闻一二”；〔13〕后者，则需要研究者在重述史事的时候在“同情”的基础上认真对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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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看来司法档案均是“经意”作成。审判者“经意”于纠纷的解决，也“经意”于审断过程中的说理或“教谕”；〔14〕而当事人则更多“经意”于诉讼目的实现。然而，司法过程中确有“不经意”的重要处值得注意，民国新繁县司法http://档案所载离婚案件中就有例证。22岁的夏陈氏状告只有17岁的丈夫夏福廷，希望丈夫不要与自己离婚。审判官邓载坤问夏福廷，“你现在还要她不哟”？夏答道：“家还是想要她，愿意领她回去”。〔15〕在另一起涉嫌家庭暴力的离婚诉讼中，双方和解了案，审判者王鸣阳批“被告既自愿领回和好为初，当以和解宣次誌”〔16〕，亦用了一个“领”字。在姜吉发离婚案中，审判者王鸣阳就直接问作为被告的丈夫：“你今天愿意将原告领回家吗？”被告答：“愿领她回去”。〔17〕不同的审判者，前后八年的时间差距，不同的案情，人们却共同使用了“领”字。在民国，“新”制赋予离婚诉讼中双方当事人以平等的主体资格，然而“领”字这一“不经意”的习惯表达却抖搂出一个真相：至少司法过程中妇女的主体资格是受到怀疑甚至限制的。
曾有研究尝试从“口述史”、“法律人类学”的意义上解读和研究司法档案，〔18〕这在丰富学术向度的意义上，对司法档案的整理和研究乃至整个中国法律史的研究都不无裨益。然从口述史概念的角度分析，似有问题值得注意。在口述史史料的选取上，虽不完全排斥档案材料或其他未正式出版的***书资料，但历史事件亲历者于事后之“口说”则更为习见。笔者推测，经过时间对记忆的模糊，亲历者多年后的“口述历史”会与其在经历事件时的所见难免有所差别；更为重要的是，“口述”者在描述“所见”中含藏的“所思所想”则定与事件肇始时大有区别，此种区别既是经由亲历者随人生阅历的逐渐丰富和对历史事件不断反思而“创造”的，也不排除亲历者经年后因“分享光荣”的心理需要而“流露”出的。这正是口述史的特点，亦是其魅力所在。与口述史史料相比，司法档案的情况则有所不同。从档案记载的内容来看，其来源大致可以包含“口说”和“著文”两大类。前者源于审判活动参与者的口说，如庭审对话、辩论等等；后者则更多源于审判活动中程序性、规范性内容，如各种“状”、“票”，乃至存于档案中的法律文书的格式安排等均在此列。从档案产生的具体过程来看，不仅来源于著文的档案史料有其严格的且普通人不能掌握的格式要求，就连来源自口说的记载亦是“经意”而为。而司法档案中“口说者”的“经意”大抵攸关于讼争胜败，与口述史史料产生中“创造”和“流露”的情形似有较大差别。此外，口述史史料与司法档案的研究者也存在一定差别。目前进入学术界视野的司法档案大都早已作成，其格式、内容乃至编排体例不会随法律史研究者的不同而变化。而口述史史料的采集者，却会因其专业素养、知识背景乃至价值关怀影响到甚至创造出所采集史料的形式、内容。不仅如此，口述史史料的采集者有相当比例可能会涉及同一批史料的研究，法律史研究者却没有机会参与到史料的“创造”过程中，更多是“被动地”运用司法档案。故而在中国法律史研究过程中，笔者大致倾向于在兼顾部分材料“口说”来源之特征的同时，将司法档案视为“著文”的史料。
（三）
在中国法律史研究的理论视野内，严格考量乃至区分作为史料之司法档案的“直接”与“间接”、“官家”与“民间”，“经意”与“不经意”和“口说”与“著文”虽已经显复杂，但经研究者细致耐心的努力确有完善之可能。而若论及司法档案记载中“本国”与“外国”、“近人”与“远人”的关系，因中国法律史研究所涉之价值立场或“史观”，已无法使相关学术讨论在纯粹“史料学”的范畴内展开，因而问题似乎又复杂许多。
若将1840年以降中国社会的变革从表面上或形式上简括为从传统中国到“现代”中国的转型，那么在这个传统文化极其深厚的社会产生“今古之争”的思想现象就并不足奇。然需注意的是，由于从“古”至“今”的社会转型在很大程度上受到“西方”的影响或为以“西方”影响为诱因，关于解释中国近现代法律转型（乃至社会转型）动因的学术典范，在类型划分的意义上大致有二：将之归于外因，即外来影响的，习惯上称为“冲击-回应”理论；将之归于中国社会内部动力的，被称作“中国中心观”。参见〔美〕柯文《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林同奇译，中华书局，2002年。就此种类型划分对中国法律史研究的影响及反思，参见刘昕杰《“中国法的历史”还是“西方法在中国的历史”：中国法律史研究的再思考》，《社会科学研究》2009年第4期。然而这种理论分野既非本文欲关注之主要话题，亦非影响本文论点的主要因素，故暂采存而不论的办法悬置之。“今古”论争则常带有“中西之辨”的意味。因法律概念大多是在翻译引进的意义上被输入或引进中国的，故而在法律史论域内，此种“代换”尤易发生。有研究就指出：“法律近代化的中西冲突已由中国内部与外部（西方）的冲突逐渐演化为中国内部之间中央法律与地方司法的冲突。”〔19〕而“中央法律”大致是民国***府制定的“现代”法典，而“地方司法” 则更多代表了“传统力量”。颇有意思的是，即便主张与外国文化“抱而与之接吻”以“振起吾国文化”的张君劢，〔20〕亦只将读外国书视为了知国之“旧事”的途径，未有学“西”以致“今”之意，更遑论将“西”等同于“今”。若在“具了解之同情”的意义上审视，今日所谈之“西”亦并非“铁板一块”。法律史学家伯尔曼就曾慨叹“西方”是一个无法用罗盘定位的概念，参见转贴于 http://
〔美〕伯尔曼《法律与***——西方法律传统的形成》，贺卫方等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3年，1-3页。作为中国近代法学最早的标志性人物，梁启超亦有比较明显的“社会进步”思想，降至“五四”，社会“进步”的理念更是蔚成大观。但梁启超敏锐地提醒到，“经济史与文化史不能完全‘随***治史的时代’进行分期http://，而应据各自的‘实际情况’具体分析”之见解。〔21〕此种见解之于中国法律史研究亦复如是。观照司法档案及其他史料中的“远人”与“近人”，不能简单依据时代“远近”判断其“进步”与否。
民国基层司法档案绝大多数出自中国人的手笔，因而将之视为“本国的记载”并无不可。然而若将问题追溯自何谓“本国”、何谓“外国”时，答案却不甚清晰。近代以来关于“中”、“西”之间关系的讨论不绝于史，其原因在于外来文化对本国文化的巨大冲击与深刻影响。就中国法学史而言，无论是从传统史学开出中国近代法学的梁启超，还是在一定程度上承袭西方学术传统的陶希圣、瞿同祖，都深受“西学”影响。梁启超虽曾言：“我之法系，其最足以自豪于世界也”，〔22〕但他也不得不承认“逮于今日，万国比邻，物竞逾剧，非于内部有整齐严肃之治，万不能壹其力以对外。法治主义，为今日救时唯一之主义。立法事业，为今日存国最急之事业。”〔23〕不仅在思想上，就连法律术语亦由西方辗转而来。如此一来，本国人记载的民国司法档案，实则是用外国的思想和工具谱就的；且外国的思想和工具尚不一定为如其所是的“本来面目”，而很大程度上是本国人理解的外国人。傅斯年在讨论本国的记载与外国的记载时说，“一个人的自记是断不客观的，一个民族的自记又何尝不然？本国人虽然能见其精要，然而外国人每每能见其纲领。显微镜固要紧，望远镜也要紧。测量精细固应在地面上，而一举得其概要，还是在空中便当些”。〔24〕傅斯年对“本国”与“外国”的这个比喻，并非率性而为，大概与其希望“著史的事业”“变做如生物学地质学等一般的事业”〔25〕的初衷一脉相承。然而，中国人学***代西方法律的过程，又何尝不是一个在“望远镜”中“得其概要”的过程？中国人学到手的乃是“望远镜”眼中的“望远镜”，它能否在本土、特别是基层社会发挥“显微镜”的作用，实值得怀疑。民国基层司法档案的实际作者们，在使用这种“洋道具”的时候会否与“土办法”相结合，而在“洋道具”大行其道的时候，“土办法”会不会成为***记载者之“讳”或民间记载者（或口述者）所行之“诬”，以及他们又是如何这样做的，实际上考验着法律史研究者的眼光和素养。笔者并非意欲否认“中”“西”交流的可能性，实际上也早有先驱在思想上窥得交流的门径。如严复曾注意到：“西文‘法’字，于中文有理、礼、法、制四者之异义”，〔26〕而张君劢也相信，“多通外国语多读外国书，其用途不徒可以多听外事，并可兼通本国旧事”。〔27〕在思想上读外国书而“兼通本国旧事”已属不易；在实践层面上，“中”“西”交流在基层社会中、在普罗大众的日常生活中体现出的长期性和曲折性，以及这种长期性和曲折性对民国基层司法档案的形式和内容产生的影响，就更需要强调和注意。
（四）
从《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看，傅斯年因想超越中国学术系统而融入西方现代学术系统，而欲将凡可称“学”者视为甚至建成一种“科学”，于是其“史料学”将史学的进步寄希望于放弃“人文的手段”。〔28〕但通过上文的回顾不难看出，近世中国虽深受西方近现代学术的影响，却不应该也不可能脱离中国的传统。将“中”“西”学术谱系之间的关系通约为“人文”（“诠释”）与“实证”，亦不免失之简单。
为达至对史料的了解，传统史学强调阅读者“虚其心”，大致是研究中“无我之境”；而法律史研究却必须是“有我之境”。事实上，为了防止一般历史或思想史的研究成果变成“一堆杂乱无章的原始资料”，学术研究应该有必要地“预设和假定”。〔29〕如果可以将法律史研究的内容简单概括为描述法律史实、评价法律现象两个基本范畴，那么前者意味着“实证”而后者意味着“阐释”。“阐释”或“评价”需要标准，而现代西方法律中自由、秩序、平等、公正等等价值标准均是今日法律史研究者的基本依凭。由于“书不尽言，言不尽意”的关系，严格意义上能做到“了解”材料作者的主观意***已非易事。罗志田就曾发明杜诗“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之意，意指著文者的“旧心”似需等待千年才能得到真正可以理解其本意的读者，〔30〕足见“实证”研究史料之难。更为复杂的是，法律史研究尚有其“阐释”或“评价”的一面。仅用近人习于西方之法学标准“评价”某一传统“现象”就已颇显困难，遑论用之“评价”中国古人内心的“评价标准”！用康德式的话语设问，即是中国法律史研究中的“阐释”如何可能？此外，在现代法律概念下，今人的主观标准也往往并不一致，这让法律史研究显得更具随意性。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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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这并不意味着对中国法律史研究的虚无主义的观点，但却着实向中国法律史研究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余英时说：“通过‘实证’与‘诠释’在不同层次上的交互为用，古人文字的‘本意’在多数情况下是可以为后世之人所共见的。”〔31〕笔者以为，“‘实证’与‘诠释’在不同层次上的交互为用”就意味着在中国法律史研究中使用司法档案或其他史料时，几乎时时处处均有需要“灵活处理”的地方。也难怪有学者指出：“中国法律史的http://史料范围基本上取决于学者研究什么？怎么研究？以及如何理解法律？”〔32〕这就难怪庞德也曾注意到，化境中那种既能不悖法律发展之规律，又能为人们的“创造性能力”预留空间的“法律史解释”必须具有如下因素：一则“探寻并调适”法律史料的人，二则被处理的法律史料，三则“他们工作的各种情势”乃至“他们为之工作的各种目的”。〔33〕
单从逻辑上讲，“研究对象变了,史料会跟着变”〔34〕本无可厚非。然在“史料学”的意义上，如何根据研究对象的不同选择史料则是一个关乎研究成败的课题。近世以来各种史料已是汗牛充栋，若研究者预先设定“结论”或“价值追求”，那么几乎围绕每一命题（哪怕是全然矛盾的一对命题）都会获得丰富的史料。如果用如此得来的史料研究问题，恐陷循环论证而不察！这就提醒中国法律史研究者，“预设”或“阐释”似不宜轻易置于通盘搜集、了解史料之前，否则法律史研究的“实证”难与“阐释”互动，司法档案和其他史料的“本意”自不易见。穷尽史料中的“一切花样”原非易事，也难怪傅斯年解嘲并喟叹道：“天地间的史事，可以直接证明者较少，而史学家的好事无穷，于是求证不能直接证明的，于是有聪明的考证，笨伯的考证。聪明的考证不必是，而是的考证必不是笨伯的。”〔35〕
（五）
意料之外作文篇8
关键词：日本；饮食文化；思想观念
日本是由四个大型岛屿与分散化的不到四千个小岛所构成的，其国土四面环海，气候温润，海鲜类产品丰富。正所谓风土催生菜系，源自于日本列岛的日式饮食在各类外来饮食文化尤其是中华饮食文化的影响之下，伴随着时间的不断推移，逐步发展成一种具备鲜明日本特色的饮食文化。在此，笔者将通过分析日本饮食文化的特色，探讨其中所体现出来的日本民众的思想观念。
一、日本饮食文化介绍
（一）日本传统饮食的类别
一是本膳料理。这是由十五世纪日本室町时代的由足利义满将***创造出来的料理，是依据室町时代武士门第的传统，以接待待客为主要内容的一种料理，是宫廷料理的一个组成部分。如今主要被用在婚、丧、祭等场合，是别的传统日本料理的做法基础。二是怀石料理。这是是由十六世纪安土和桃山时代结合茶道而开发的料理，也是茶道之中尚无奉出茶以前的一种简单料理。怀石是指怀抱着温暖的石头可以耐空腹之意。三是会席料理。这是由十七世纪江户时代的武士们在聚会时常见的一种料理，其后经过了不断发展。与本膳料理比较起来，会席料理并不拘泥于某种形式，属于没有什么拘束的料理形式，甚至可以说是日本聚会料理的主体。如今日本各餐饮店所供应的宴席料理主要就是这一类料理。四是精进料理。这类料理源自于佛教文化，是一种素食料理，其主要特点是不使用鱼类和贝类，只使用大豆、蔬菜或者海草等植物性食品作为主料。这种料理可视为是长寿饮食之前身，但随着当前时代的不断发展，日本人也不再完全用全素食，而是可以依据自身情况加以调整，偶而可以食用肉类以及鱼类。五是御节料理。这类料理是为了庆祝新年而使用的料理，通常是在正月初一时食用的，是将各类料理装入五层木制涂漆食盒之中的一种料理。
（二）日本外来饮食的类别
谈到日本饮食文化， 就必须提及其中所包含的各类外来要素。如同日本文化那样，日本的饮食受到外来饮食文化影响之处也非常多。从古至今，日本从未间断过对外来饮食文化的充分吸收。而在对日本饮食产生各种影响的全球各地饮食之中，受到中国饮食文化的影响最大，比如，茶、豆腐、拉面等常见的日本饮食品种均是从中国传入的。当然，日本饮食受到其他国家的影响也很大，比如，咖喱饭、蛋包饭、炸鸡块等。
二、日本饮食文化的主要特点
日本饮食所得到的最普遍评价是清淡、量少和精细等。就总体来说，日本饮食可以被称之为植物型饮食。日本岩宿时代起人们一直在食用动物肉。随着佛教在日本的深入传播，因为其主张吃素，所以造成日本人食肉的频度大为下降，且大多为家中又客人或者祭祀活动时才会用肉食。这样一来，除山民以外的大部分日本人口味变得清淡起来。清淡少油也是一种典型的日本饮食特点。中国烹饪中大量用油，但日本饮食几乎不会用油。日式料理即使用油也是使用植物油，比如，菜籽油和大豆油等。我国饮食方法五花八门、种类繁多，油是必不可缺的，但在日本料理之中，煮是最常见的烹调方式，这也就意味着其饮食肯定会有少油、清淡等特点。
一直以来，日本饮食都有五味、五色、五法之称。五味包括酸、甜、苦、辣及咸，五色包括白、黄、红、绿及黑，五法包括生、煮、烤、炸及蒸。日本饮食在烹调时注重保持食材自身的味道的基础上，还十分重视色、香和味，而且盛放食物的器具也会由于食材类别和季节的差异而有所不同，从而展现出日本饮细化的特征。如今的日本料理制作工艺与品位在全球都是相当先进的，在口味上十分讲究，材料大多是以海产品以及新鲜蔬菜为主体，清淡而且不油腻，保持了食材所固有的味道与特点，而且会随着季节的不断变化而在选料、口味等多个方面出现变化。当然，日本料理在拼摆与器皿上也相当注意。用餐使用的器皿大多是瓷制c木制的，而且制作成各类高雅的形状，不仅实用而且还具又观赏性，让用餐者能够耳目一新，所以让日本菜能够成为为人所称道的杰作。
三、日本饮食文化反映出来的日本民众思想观念
一是和自然和谐相处的自然观。很多国家都觉得火是人类文明之起源，而吃生食则是一种野蛮人的习惯。但日本人的观点是，有的文明并不一定都是好事，比如火会烧毁山林，毁掉人类赖以生存的家园，因而要谨慎用火，与大自然和谐共处。二是和为贵的思想观。在日本人的观念中，牲畜与人类同样都是有血、有肉的生命，任意地屠宰与食用牲畜的行为是不仁的。三是万物有灵的神灵观。无论是人，还是山川树木、鸟兽虫鱼，世间万物均应成为人类所尊崇的对象。日本人不管做什么事均会优先考虑保护自然、尊重自然。他们对于四季抱有深厚的感情，因而提倡顺应季节的变得来品尝鲜味。四是含蓄而内敛的审美观。日本人对于食物的形和色十分讲究，将起摆在十分重要的地位上，并且推道极致，因而集中展现出日本人强烈的完全主义意识。日本人不仅遵守规则，追求一种精致化的生活，而且又相当地低调，在饮食中强调含蓄与内敛。五是注重健康积极的养生观。长寿饮食观倡导食用天然食物，采用健康饪方式，可见日本人十分注重于养生。天然食物接近于大自然，加工链非常少，这也就意味着对人体健康的侵害十分少，相当有利于人类身体健康。保持尽可能合理的饮食结构，不但能够确保人体的需要，而且还能够抑制许多慢性病的产生，而且还可抵御部分癌症的侵袭。六是平和而自然的心态。日本人将禅宗精神渗透到日常的生活与饮食之中，注重于饮食时体会到心灵上的超脱，在食用过程中细细品味食物，并且以平和与自然之心态来对待身边纷繁复杂的人与事，用超凡脱俗之心来应对各类困难，如此才能够健康、长寿。
四、结束语
综上所述，从上述日本饮食文化特征和日本人民的观念Y西中，可以深刻地意识到，保护自然以及和自然和谐相处的思想观已全面融入到日本人民的心中，而且影响到其生活之中的各个方面。日本民族十分善于引进与吸收各类新事物并且实施再创造或者创新。日本饮食十分注重于保持食材的原汁原味，在外观上致力于追求一种细致之美，并且在食器以及就餐情境上十分讲究，让世人充分了解到日本文化对于色彩、造型与味道等的表现能力。日本饮食文化能够很好地体现出日本民众的思想风貌。在日本饮食文化之中，人们能更好地感受到日本民众的强烈审美情趣，值得我们加以学习与借鉴。
参考文献：
[1]徐静波. 日本饮食文化历史与现实[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
[2]王 娟，张 敏. 解析日本人的饮食习惯与日本人长寿的关系[J]. 经济研究导刊，2010（14）.
[3]赵 爽. 探究日本饮食文化特点[J]. 经营管理者，2014（34）.
[4]刘征宇. 现代日本饮食文化研究[J]. 楚雄师范学院学报，2015（11）.
意料之外作文篇9
作文素材的积累，要立足于课内课外：立足于课内，就是要学会从教材中挖掘作文素材；立足于课外，就是要从课外生活和课外阅读中获得写作素材。
一、作文素材要学会从教材中挖掘
教学过程中，包括备战高考时，教师都要指导学生先把课本读薄，再把课本读厚，从每天所学的课本中深入挖掘，从更深的层次认识教材。认识教材中的作文素材的价值，学习积累的方法，并掌握教材中的作文素材的使用技巧。
教材中的素材都是曾学习过的，学生稍加复习就能牢固记忆。学生灵活运用教材，把教材作为积累写作素材的基础，就能够做到活学活用，举一反三，实现知识的迁移。因此，从教材中挖掘素材，可以说是积累写作素材的捷径。
教材中的作文素材，应用技法有“一材多用” 和“多料合用”。
1.课本素材的“一材多用”。
由于事物本身具有丰富性，一则有价值的材料总是立体的、多元性的，再加上不同的人对素材的理解有所不同，立意的角度有差异，因此，同一则材料往往可以从中挖掘出几个不同的观点，可以从多角度切入。
如，教材中《史记・管仲列传》有一段：管仲夷吾者，颍上人也。少时，常与鲍叔牙游，鲍叔知其贤。管仲贫困，常欺鲍叔；鲍叔终善遇之，不以为言。已而鲍叔事齐公子小白，管仲事公子纠。及小白立为桓公，公子纠死，管仲囚焉；鲍叔遂进管仲。管仲既用，任***于齐，齐桓公以霸，九合诸侯，一匡天下，管仲之谋也。
利用此段材料作为作文素材，可从多方面挖掘材料本身的意义，从不同的角度可以得出以下不同的立意和观点：
①千里马需要伯乐。管仲是千里马，鲍叔就是伯乐。如果没有鲍叔对管仲的充分了解和无私举荐，管仲纵有天大本领也没有施展的机会。
②相信自己，风雨兼程，定能成功。管仲的成功之路坎坷泥泞，哪怕是沦为阶下囚，他也从未怀疑自己而放弃远大志向，终为齐相，成就功业，千古流芳。
③宽容别人，成就自己。齐桓公宽容管仲，不计前嫌，在管仲的辅佐之下，一匡天下，九合诸侯，成春秋霸业。
2.课本素材的“多料合用”。
这里所说的“多料合用”，不是指一般的连缀使用甚至盲目堆砌同类材料的做法，而是指将同类材料进行精要的表述，组合在同一段落中，共同说明同一论点。“多料合用”时一定要注意：观点要统一，表达要精要，句式要整齐，排列顺序要合理。
如，“如果烛之武不宽容郑伯的轻贤失察，怎会成就退敌保国的垂史功业；如果蔺相如不宽容廉颇的无礼羞辱，怎会流传将相和的千古美谈；如果唐太宗不宽容魏征的犯颜直谏，怎会创建贞观之治的大唐盛世。”这段表述组合了三则熟悉的材料，总结出一个共同的话题――“宽容”。
意料之外作文篇10
关键词：大楼梯”住宅；建筑文化；材料；空间；气候光线
Abstract: this article take "staircase" housing as the main research object, from the historical background, the formation of social spirit analyzes two main aspects of Japanese architectural culture; Japanese architecture is analyzed emphatically the pursuit of material texture, spatial visions and climate of the intention of the light.
Key words: large stair "residential, architectural culture; material; space; light climate.
中***分类号：[F287.8]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095-2104(2013)
“大楼梯”住宅，坐落于日本岛根的海边。三层住宅巧妙的隐匿在多层室外楼梯中，大跨度的楼梯兼顾屋面与部分墙面的使用功能，形成半开敞式格局，有效分割了室内外空间的同时，使建筑整体呈现出几何的秩序美。房屋内部装饰主要采用原木材料打造，力求保持木材的原始质感，外墙和屋面也并未做深加工，只是依照楼梯间隙开设窗户，来满足室内照明。由于窗户的特殊形式和南边的朝向，在夏天既能引进阳光，又可以避免过度日照。打开窗户，不会泄露家人隐私，但是可以引进舒适的夏风。房子除了给业主夫妇和他们的双胞胎孩子提供舒适得室内空间，还有着非常棒的室外空间，开敞式楼梯屋面从形式与材料都与周边自然景物融合得恰到好处，室外空间周围人都可以参与共享，更是受到小孩子的欢迎。
日本的传统文化较之中国传统文化而言，并不是多么深远，但却发展的十分纯粹，特别是他们对于自然有着与众不同的强烈意识和感受，一种将自然置于自己之上的态度，渗透在其文化思维的各个方面。中国只是将自然看做是可以与自己并进的。用自然去修饰自己的目标，而日本是用自己去完善自然。日本人认为自然的形式是最好的，也是最优秀的。伊氏神社每二十年来重新建一次，这是对待自然的态度，认为没有什么事情是永恒的，永恒的东西只在一种态度上，和中国古代皇宫相比，伊氏神社的寿命很短很短，可就在这重建上，它得到了永恒。
寻求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态度，也成了日本建筑文化的精髓所在，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1.材料质感的追求——“木”文化
日本在建筑材料的开发方面居于世界前列，但这并未改变日本人对木料的偏爱。归根结底，木料能带给人回归自然的感受。日式风格特别能与大自然融为一体，借用外在自然景色，为室内带来无限生机，选用材料上也特别注重自然质感，无论是一堆沙、一片竹、一堆石都脱胎于自然，又融入与自然。
在选用天然材料的同时，还十分注意充分利用材料的自然属性，呈现材料、构造和功能性因素的天然丽质，如材料的质感、肌理、色彩以及不同结合方式等来达到丰富细部处理的目的，草、木、竹、石，甚至麻布、纸张，都被利用得恰到好处。在建筑这样一个限制非常严格的区域中使用如此多样却又天然的材料，反映了一种欲以最少而获得最多的愿望。
近年来在日本，材料自身所蕴涵的生命力和表现力被重新认识并成为建筑创作的源泉之一，木材给人带来温馨的感觉，并让人重新认识传统文化。同时，通过其与钢、混凝土等现代建筑材料的综合运用，使得传统日本建筑文化特征不断延伸，从根本上解决了传统文化与新技术、新材料之间的关系，也实现了追求建筑对材料的呈现和运用与其自然功能性因素相一致的效果。
2.空间意向的显现——“气”文化
在空间意向上，日本建筑力***避免沿纵轴方向对称以追求自然，不喜欢对抗自然的高大建筑，而注重细节、小巧精致、富于变化的空间才是其做展现的魅力所在。着眼于温馨亲切的空间氛围，讲究空间的流动与分隔，流动则为一室，分隔则分几个功能空间，空间中总能让人静静地思考，禅意无穷。日本空间这样的”无秩序”，或是“无常”的变化，在某种意义上说，增加了空间的感受，更加体现与大自然协调，浑然一体的文化理念。
在这种自然观理念指导下建造的建筑与营造的室内氛围，尤其是人们日常居住的住宅，在设计和建造的过程中都很注意：日本建筑中的室内空间，尤其是建筑的公共部分，都力求与外部空间的和谐、连贯。“灰空间”作为室内外的过渡空间，它的存在一定程度上淡化了建筑内外的界限，并将两者结合成一个有机整体。室内并不是从自然中分割或制造出的***于自然之外的一部分空间，不通过墙体把居住空间和外部环境之间加以界定，而是呈现出一种开放的、尽可能在自然中的生活方式。这种“空间的无限定性”概念，通过人工与自然之间相互渗透、互相融合的空间形式，与现代建筑设计思想不谋而合。
同时，对于几何形体的运用，使得建筑形体在整个自然中的地位就可很清楚的跳脱界定，自然和几何产生互动。几何形体构成了整体的框架，也成为周围环境景色的屏幕，人们在上面行走、停留、不遇期的邂逅，甚至可以和光的表达有密切的联系，借由光的影子阅读出空间疏密的分布层次，经过这样处理，体现了自然与建筑既对立又并存的关系。
3.气候光线的把握——“季”文化
光作为一种把空间戏剧化的重要元素，赋予美以戏剧性，给生活增添色彩。日本国土狭长，四季气候分明，为了使居室融入自然，日本建筑设计思想中很注意根据地方气候、风土来考虑安排居室布局，使住宅空间努力追随自然的阳光、风和绿色，把室外的景物纳入视野之内。一个建筑整体宏观特征固然给人留下第一印象，但其内部空间的利用，颜色的调动、光线的把握、角落的设计以及装饰的搭配是令人能够长久回味的元素。在充满着木材纸张等天然材料的特殊气息所形成的氛围中，长方形的线条、自然的色调与植物柔和的色彩给人以幽静和美的感觉。阳光和阴影使白天的室内永远有一种下午时分的韵味和感觉，物体的视觉特征变得丰富起来，粗糙的表面也变得异常柔和。人为的痕迹被减少到了最低限度，与自然更贴近。人们身居室内，亦可饱览自然界的变化，感觉自然生命力的脉搏，从中体会人生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