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文网关于思乡的作文篇1
关键词：文盲；流动性；改善；对策
本文以温州丽岙镇为例，即使从其现状中提出问题，以及相应的对策建议，尽管这些举措有一部分已经实施，但要深入开展，仍就需要***府社会各方力量的通力合作，为推进和改善地方文盲工作做出实质性的贡献。
一、相关概况
丽岙镇地处温州市区南端，镇域面积34.7平方公里，全镇下辖21个行***村。丽岙是全国著名侨乡，海外侨胞超过2.3万人，其中归侨侨眷1.2万人。
（一）人口流动性强。丽岙作为全国有名的侨乡，有两万多的人口分布他国。随着丽岙本地人的迁出，伴随常住人口的持续减少，本地呈现出空心化的现象，便宜的房租以及靠近温州市区的优越条件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外来务工人员在此聚集。由此，本地的常住人口中以外来务工人员占大多数。加之其独有的侨乡特色，使得该地区呈现出较强的流动性。这一特点在教育过程中也显得越发明显。调查组在调查丽岙教育现状的过程中了解到丽岙华侨中学461名学生当中拥有本地户口的学生仅仅有70名。可见流动性的增强在一定程度上也加剧了扫盲工作的负担。
（二）老龄化严重。丽岙的人口年龄结构十分独特，由于出国大部分为青壮年，目前丽岙60周岁以上人口占户籍人口的四分之一，老龄化十分严重。在中国老龄化加剧的过程中，丽岙作为侨乡，其老龄化问题一直困扰着社会的发展，随着流动性人口的加入，虽然表面上显现出缓解的趋势，但是实质层面上仍然在加剧。在扫盲过程中，老年人始终是扫盲工作的主要对象，时代的特点使得老年人中的文盲率普遍较高。在丽岙的扫盲过程中，比例较高的老年人也是其一大特色，尤需注重。
二、温州地区文盲工作面临的难题
（一）流动性强加大稳定管理的难度。由于温州地区人口流动性强以及流动性人口所占比重较大，导致各级***府在管理举措方面困难重重。在这些流动人口中，外来务工人员占了最大比重，这一部分人中有一大部分文化水平较低，文盲也不在少数。但针对于外来务工人员的流动性和不稳定性，其管理难度很大。一方面，其只是在温州地区租住打工，有些并没有温州本地户口，从而导致其或者其未入学子女没有在温州当地参加正规学校教育的保障；另一方面，其在温州本地打工缺乏长期性，通常因为外来务工人员对其工作的不满导致其离开温州另找他地，从而使得各级***府在进行文盲调查时，数据变动较大，不易采取相应的举措。调查组在对温州丽岙镇的文盲调查中同样发现了这一问题，外来务工人员文盲比例较大且多数无本地户口，有一部分外来务工人员对于能否长期留在温州地区工作和生活，答案模糊。
（二）分布不均加大改善措施的实施难度。温州地区文盲分布相对不均衡，相对于市区而言，乡镇文盲数量所占比重较大，同时对于这些文盲，一部分是外来务工人员，另一大部分就来自乡镇中的村落中，即农民。外来务工人员租住区比较分散，其租住在市区、市郊、乡镇以及村落各个地方；而针对农民，随着城乡二元结构的不断发展，其不仅住于原来的村社中，还有一大部分成为新市民，居住于城市中的城中村。由此可见，文盲城乡数量及其住所分布的严重不均衡导致***府和各个机构在采取改善措施的时候要拉长战线，其难度可想而知。调查显示，丽岙镇同样存在镇村文盲分布不均，有七成文盲居于农村，同时大部分外来务工人员居于镇上，很少租住在下面农村。
（三）老龄化严重加大教育工作难度。相比于全国，温州地区各个乡镇的人口老龄化同样十分严重。而在温州地区的文盲之中，老年人口占了很大比例。他们很多因为年幼时家庭条件不允许，不能在学校接受长期的教育，从而导致其文化素质很低甚至不识文字。正对于这些人口较多的老年文盲，温州各级学校要加强其教育的力度和广度以及深度，对于老年人，在采取教育举措方面，要注意老年人的年龄较高的特殊性。在调查中得知，丽岙60周岁以上人口占户籍人口的四分之一，对于这一大部分老年文盲，丽岙镇***府以及丽岙各级学校一定要下大力度来提高和改善这一现状。
（四）华侨众多加大文盲工作开展难度。相对其他地区，丽岙特色的侨乡，其文盲结构又呈现其不同的特点。虽然华侨移居国外，但还有一部分归侨居住于温州本地，这些人群中有一部分中国文化水平很低甚至不识汉字，尤其是一些青年归侨，由于自出生就居于国外，其本国文化素质较差。在调研中发现几乎有九成海外归侨对于中国文化知之较少，尤其在青少年之中，比重更大。有些是已淡忘，有些是一无所知，这一现状就要求针对海外归侨，相关部门机构一定要加强对其的文盲教育和改进工作的力度。
三、改善当前温州文盲现状的对策考量
（一）完善***府主导。发挥***府的主导作用是进行文盲工作的重要保障，温州各级***府一定要加大力度进行该工作。一方面，***府要针对文盲的整体特点来设计对其引导教育的具体内容和外在形式，寻找恰当合适的载体来增强其的文化水平，充分利用各种现代传媒在文盲聚居地传播文化知识；同时，***府要在城中村和乡镇边远的农村区域定期出资举办文娱活动等多种形式向其推广普及相关文化知识。另一方面，各级***府要全面提高外来务工人员的素质和就业能力：通过开展定期或长期性的文化学习班和技能培训班，增强其文化素养和就业能力，使其在走上物质充裕的同时，也为其文化学习奠定良好的物质基础。在调研中，我们看到当地***府印发了一本扫盲读本，里面含盖文盲必备的基础文化知识，规定相关人群通过学习该读本，在规定日期参加考试，通过者即划出文盲之列。这一措施有益于改善当前文盲数量较多的现状。
（二）强化学校教育。针对于文盲数量的巨大和其年龄分布的不均，我们要力求各级学校和各个地区的学校一定要把文盲改善工作提上议程。对于丽岙镇而言，基于其较优越的教育设施和资源，一方面要求从小学到大学都要负担起对文盲改善工作的责任。初等教育注意培养，高校注重宣传。另一方面，针对不同年龄的文盲，我们要采取不同举措。例如在丽岙镇，就有开办老年大学和老年人知识学习培训班等；对于青少年文盲群体，则开办夜校对其进行文化知识的灌输。
（三）完善相关制度。对于大部分文盲来讲，完善其社会保障体系至关重要。尤其是对外来务工人员中的文盲而言，平等地享有和当地人同样的生活保障，包括其子女在城市中接受先进教育的权利和老人享有到平等的养老保障至关重要。这一措施可以在客观上增进其对于外来租住打工地的认同感，从而逐渐增加其长期居住此地的信心和决心，为其学习文化知识的养成和提升提供了外在的动力。从调查中发现，制度方面的完善还不到位，应尽快加以改善。
（四）增强自学能力。通过在***府***策和学校教育的帮助下，要使得该群体自发积极组织学习，培养自学能力，同时要在相互帮助的同时养成按时复习的习惯。这当然对于文化水平很低的文盲要求有些高，但只有知识的完全内化才会真正意义上改善文盲率较高的现状。所以增强文盲的自我学习能力很有必要。（作者单位：温州大学）
参考文献：
关于思乡的作文篇2
关键词：乡土小说；乡土电影；乡土精神
乡土小说和乡土电影创作虽然存在着叙事表意和美学追求等方面的不同，但是都拥有着对乡土生活的深入解析、对乡土社会及源于其中的乡土精神进行深刻剖析的共同旨向，使得两种艺术方式在乡土精神的传达上殊途同归。在从小说到电影的改编过程中，乡土小说作品近乎成为乡土电影的前脚本。乡土小说里表达的乡土精神成为乡土电影创作者改编加工创作的着力点与核心，也以此提升了乡土电影的思想深度和艺术张力。
一、乡土精神的内涵
乡土精神是一种民族化特质，它不仅体现在制度层面，而且更为突出地体现在思想层面、文化层面。不同的地域环境和不同时期的文化积淀，铸就了生存其中的人们不同的思维方式、性格特征、道德观念、审美情趣和等，这些因子凝结成了乡土精神。“每一个大洲都有其自己伟大的乡土精神。每个民族都被凝聚在叫做故乡、故土的某个特定地区。地球上不同的地方都洋溢着不同的生气、有着不同的震波、不同的化合蒸发、不同星辰的不同引力――随你怎样叫它都行。”对于中国而言，乡土精神是不同于他国的，特别是不同于西方的乡土精神。中国是以农业文明为主的，时至今日，国内农业人口数量仍然占大多数，农业经济仍然是国民经济的重要基础，在国民经济中占据重要位置。与海洋文明不同，农业文明是以土地为载体的一种文明形态。在广袤的华夏大地上，农业文明滋生的乡土精神成为乡土中国最重要的精神特质之一。这种乡土精神是以农业文明为背景，主要表现为以血亲关系为核心的伦理观、以宗法关系为核心的社会观、以土地为核心的价值观和以家园为核心的文化观。
二、乡土小说关于乡土精神的阐发
以“为人生”为创作主旨的乡土文学自发轫之初已把对乡土精神的烛照表达当做自身的文学使命。乡土小说给读者所呈现的不是在乡土社会发展过程中的工业化，而是延续了几千年的中国古老的农业文明及其孕育其中的乡土精神，并借以直接或者间接地反映着乡土社会上的现代文明。对于乡土社会之上的血亲伦理、宗法社会、土地和家园，既通过“启蒙叙事”反思批判乡土社会的蒙昧、阴暗，也通过“田园叙事”礼赞颂扬乡土社会自然环境和人文生态及其构建的和谐家园。
(一)启蒙：现代文明对乡土精神的分解与建构
现当代任何一位以乡土文学为题材的小说家，几乎都无法完全回避关于现代意识和外部世界对乡村的影响。以现代文明的眼光审视、批判乡土文明中愚昧落后的一面，是乡土文学从其形成之初的重要思想策略。具体到乡土精神，作家往往从血缘伦理、宗法体制、固守乡土等主题切人，通过对乡土社会中畸形权力、病态性事、桎梏风俗等方面的描写与剖析，揭示潜藏于民间日常生活中的人们习以为常的不易觉察的国民劣根性并予以批判反思，富有一定的理性启蒙精神。小说《边城》中傩送为避免与父母发生冲突，远走他乡，杳如黄鹤；小说《老井》中新知识分子孙旺泉以孝为先，服从祖父、父亲对自己人生婚姻的安排；小说《良家妇女》中大媳妇、小丈夫的畸形婚配习俗透露着宗法族规下血亲伦理的残酷阴森。当乡土作家从现代文明的视角审视乡土社会时，自觉或不自觉地以现代文明为标准来衡量乡土社会，也会很快发现和洞悉支撑和维系乡土社会运转的宗法体制、土地价值观、血亲伦理观所存在的落后与弊端以及带给生存其中的乡民们的制度和心理束缚、蒙昧、惰性与麻木、行为的畸形与残酷。可以说，乡土小说作家通过批判带来反思，进而表现出对乡土社会的生存焦虑及道德悲悯，对衰旧溃败的生活经验的心理挽歌。
(二)礼赞：乡土精神对现代文明的纠正与救赎
随着乡土文学创作的深入，乡土作家对乡村精神呈现出另一维度，即对乡土家园及乡土精神的礼赞颂扬。这种礼赞颂扬是建立在乡土作家关于以都市文明为代表的现代文明的不满基础之上的。礼赞颂扬的潜在话语是，通过乡土家园的和谐的人伦关系、平淡的生活生命追求来纠正与救赎现代城市文明的浮躁、虚伪和堕落的品格。“在启蒙话语受到一定挫折和都市文化的挤压时，淳朴、厚实和具有民族文化风范的乡土民间理性成为作家重构理想世界的坚实基础。”对乡土社会乡土精神的礼赞颂扬，废名、沈从文、汪曾祺等乡土作家的乡土小说作品最有代表性。在废名的笔下，少年和姑娘在夕阳下逗留嬉戏，行人、挑夫在杨柳树下乘凉喝茶，农家乐的一派祥和而繁忙的快乐景象完全抹去了现代农村中血腥的一面，谱写出一曲远离尘嚣的田园牧歌。在沈从文的温婉宁静的湘西，多注意刻画乡土中的“粗糙的灵魂”和“单纯的”。乡土作家的叙述还可能间接地表达对于现代文明的某种否定态度。比如，贾平凹的《土门》《高老庄》《怀念狼》，通过对现代化进程中弱势文化的跨距离审视，阐发了对民族文化优异面的认同和对民族文化发展前景的忧虑。
不管是批判反思还是礼赞颂扬，乡土小说对农业文明中乡土精神的表达都离不开现代城市文明这个参照系。乡土作家在乡土文明与城市文明的精神对比中发现各自的精神残缺，发现“病因”“症结”，拿出“药方”，借以推进文明和精神的修复和建构。这种宏观的乌托邦企***，在进入改革开放之后，尤其是在商品经济、市场经济迅速发展的时期，面对物欲、拜金、人心不古的社会道德窘境，日渐被电影创作者们所努力挖掘和积极发扬。
三、乡土精神的镜像表达
无论在中国还是在西方，对乡土精神镜像呈现的乡土电影都是影视创作中本土文化最优雅最醇厚的底色，是人文精神最唯美的显影。从乡土小说改编而来的国内乡土电影，承继了乡土小说关于乡土家园的人文关怀，不管是以一种启蒙叙事对乡土社会乡土精神进行分解和建构，还是对乡土家园乡土精神予以礼赞颂扬，都以宏大的关怀展开乡土精神的升华，用时代镜像充分展示、诠释这种无声而有力、深邃而久远的民族文化心理特质。
(一)对传统伦理道德观的沉疴的把脉和批判
对传统伦理道德观的展示，构成了乡土电影呈现、升华乡土精神的重要一极。在中国几千年的封建社会中，中国的传统女性要遵从“三从四德”，多受族权、夫权、神权等多种束缚与压迫，封建伦理道德极力地压抑着个人主体性，进而扭衄人性。影片《湘女萧萧》就用镜头集中展现了这些根深蒂固的封建文化的负面因子及其对人性的摧残。片中寡妇巧秀娘与村里光棍王铁匠相好被捉后，王铁匠被打断双腿，巧秀娘被沉潭。《香魂女》中的香二嫂可以说是新时期跟随改革步伐成长起来的新女性，她精明强干，有很强的经济头脑，是远近闻名的女能人。但在个人生活上 长期默默忍受着无爱的丈夫给她带来的肉体上和心理上的双重枷锁，这种人性的麻木、生命的蒙昧皆源于恪守封建传统伦理道德的自觉。电影《老井》中孙旺泉接受过新式文化教育，表面上是一个现代文化的象征物，但他骨子里因袭传统伦理道德和土地观念，身上积淀着更多的是民族传统中保守、愚昧的沉渣，这正是酿成他悲剧性格和悲剧命运的主要因素。“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影片《良家妇女》中的三嫂因不能生孩子，经常受到丈夫的打骂。从这些影片我们可以看出，在乡土社会中，诸多封建落后的礼教血亲伦理世世相袭、代代相传，已经内化为一种乡土社会的集体无意识，并外化为一种超越了乡土社会那个特定圈子里所有个体的共同规范。乡土电影对这些传统伦理道德的影像展示，除了用现代文明烛照乡土精神的阴暗面，更多的是带给我们反思。
(二)对以土地为核心的价值观的固守与困惑
乡土中国千百年来负载的乡土精神植根于广大的乡土社会，植根于农村、乡间土地。农业文明之下的乡土是农民生活和生命的一部分，重土、爱土、亲土、敬土成为一种精神传统。无论社会怎样变迁，中国农民始终无法割舍对土地的天然依赖。费孝通先生在论及“乡土本色”时说：“土字的基本意义是指泥土。乡下人离不了泥土，因为在乡下住，种地是最普通的谋生方法。”他进而认为“城里人可以用土气来藐视乡下人，但是在乡下，土地是他们的命根。”
在电影《被告山杠爷》中，因为村里的壮劳力都出去打工挣钱，土地被抛了荒，庄稼总产量减少了，一村之长的山杠爷要求各队写信、发电报把所有外出打工人员一律召回踏踏实实种庄稼。村民明喜认为在外面挣钱多，舍不得回乡。山杠爷就私拆他写给妻子的信件以获取地址，并派村民强行把他从打工处拉回村，并说就是捆也要把他捆回村。在他的思想意识里渗透着：庄稼人就应该在地里讨生活，离了土地，就没活路了；不种地，有钱也买不到粮食。由小说《鸡洼窝人家》改编的乡土电影《野山》中的人物灰灰勤劳、朴实、本分，但思想保守，遵循祖祖辈辈传下来的传统的生活方式和生存状态，对新观念持排斥态度，是传统农民形象的代表。灰灰认为：做农民就应该有个农民的样，要认认真真种粮，不能瞎折腾，把粮种好才是正道。
《人生》中的德顺爷勤劳、善良、朴实、热情，他把自己看成土地的儿子，对土地含有极深的感情，是恪守土地价值观的典型代表。他主张农民世世代代就应该踏踏实实生活在这片养育自己的土地上。他教育高加林的话是最好的注脚：“归根结底，你是咱土里长出的一根苗，你的根应该扎在咱的土里啊!你现在是个豆芽菜!根上一点土也没有了，轻飘飘的，不知你上天还是入地呀……到头来会把自己也害了”而高加林在经过城市生活的一番洗礼后，无限感慨地重新面对那片黄土地。终点回到起点，一个并不值得引以为耀的复归。沉重的土地观念给予的不仅是老一代，亦是新一代农民的几乎是不可推卸的精神枷锁和心理悲剧。
(三)对乡土社会宗法秩序的否定
关于思乡的作文篇3
关键词:李东阳;怀乡;文化心理归属
中***分类号:K20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5312(2010)13-0083-02
明代茶陵派领袖李东阳的一生基本上都是在京城度过的。在漫漫七十年的人生中,李东阳只在二十六岁时随父亲回过故乡茶陵一次,在茶陵也只待了十八天,然而他却有一股子根深蒂固的思楚怀乡的情结,对故乡茶陵的思念一直萦绕在他的心头,难以释怀。他自称“长沙游子”,是“楚人而燕产”,将书斋命名为“怀麓堂”(古城长沙之西有岳麓山),即是这种思乡情结的极好表证。一个人对自己一生仅接触了十八天的“故乡”却有着这样浓的深情,这种不寻常的情结值得我们去仔细分析并探究其产生原因。
李东阳(1447――1516年),字宾之,号西涯,祖籍湖南茶陵,生于北京。李东阳在茶陵的始祖名李余,字庆远,宋朝时任茶陵州同知,后即定居茶陵中洲。从此李余一脉就在茶陵繁衍生息。明太祖洪武初年,李东阳的曾祖父李文祥在茶陵参加义***,这支部队先驻湖南郴州,后驻北京。李东阳的祖父李允兴(福永)在北京长大后,就代替父亲在燕王朱棣的***队当差。明英宗正统年间,他因病退伍,居住在北京海子的西涯,此后李家就定居在北京西涯。李东阳的父亲李淳,年轻时做过渡船船夫,参加科举考试失败一次后,不再营求功名富贵,在北京以教私塾为生。
李东阳和“故乡”茶陵的亲密接触仅有一次,成化八年(1472年),二十六岁的李东阳时任翰林院编修,这一年他曾陪同他父亲李淳回湖南茶陵。这次南行辗转七个月,但他们在茶陵也只待了十八天。这是他平生唯一的一次故乡之行。据《南行稿・序》称“成化壬辰岁二月,予得告归茶陵,奉家君编修公以行。至则省始祖州佐公及高祖处士府君之墓,既合族序,燕居十有八日,乃北返。”洪武初年李东阳曾祖父李文祥随***至北京,但茶陵李家仍在茶陵生活,后来李文祥在北京开枝散叶,但其宗族仍在茶陵。此次南行的目的就是省墓并把北京李文祥这枝谱入族谱。《南行稿》中有诗记述了当时的盛况,如《六月九日初度,诸族父兄皆会,感而有作》、《荷木坪二十韵》等诗曰:“县令具牲缪,诸生走冠帻。伯叔在我前,子弟侍我侧。”可见当时场面是相当盛大的,县令与茶陵诸生都参与祭祀,同族的伯叔子弟济济一堂,茶陵李家在当地的兴旺可见一斑。茶陵是李家祖坟所在,又是李东阳家族族居之地,这个地方对李东阳的意义就非比寻常了。十八天在一辈子的时间中或许可以忽略不计,但是茶陵这个“故乡”在李东阳的思想中的分量却是不容轻视的。在李东阳厚厚的诗文著作中不乏以思乡为题材或抒发思乡之情的作品。
考察李东阳诗文中有关思乡的作品,我们不难发现,李东阳思念的“故乡”不仅仅指家族聚居地――湖南茶陵,还要包括他自己成长的地方――北京海子,以及李家移居北京后的家族墓地――畏吾村,畏吾村比西涯距皇城更远,李东阳隐退后迁居畏吾村。畏吾村是李东阳晚年迁居之地,与“故乡”不合,姑且不论。对湖南茶陵和北京海子这两个地方我们必须加以区分清楚。李东阳既有对茶陵的思恋又有对北京的回忆,这是两种不同的情感,李东阳独特而复杂的情感也正是他思乡情结的魅力所在。
李东阳有传统的单纯的对自己生活成长的家乡的思念。这种对故乡北京的回忆与怀想主要表现在他诗集中多首以《重经西涯》,《再经西涯》命名的诗中,如城中风景梦中路,病不出游空有身。柳条弄水色不定,鸥鸟傍沙情自亲。旧邻十室九易主,古寺百年长占春。恸哭儿童钓游地,白头重到为何人。(《重经西涯》)
另外,李东阳还写有《西涯杂咏十二首》表现了对西涯周围田园农舍山水亭寺的热爱,以及自己冲淡平和的心态。从李东阳的这诸多题咏中,我们可以看到,与传统文人一样,李东阳在诗中抒发了对故园变迁邻室虽在却几易其主的感伤,以及对自己童年垂钓游玩之地,而今再次重游时物是人非的感触。在他同题材的诗文中,我们还可以清晰地感受到他对时光荏苒的痛惜与回忆,对亲友不再天人两隔的悲痛追念,对故园海子浓浓的回味。这种感情与中国传统文人的思乡情结相契合,是一种每每想起让人既想恸哭一场又感到饱经沧桑后的平静的感觉。
李东阳对茶陵的思恋情结与传统的思土怀乡情结不同,不同之处在于他是“楚人而燕产”(《怀麓堂集・蜀山苏公祠堂记》)。这句话或许我们可以这样理解,李东阳首先肯定自己是“楚人”,其次才进一步定位自己为“燕产”,用现在的话说就是“我李东阳是生于燕地的楚人”。这种对楚人身份的确定无疑的认同感说明李东阳在意识里认为湖南茶陵才是自己的“故乡”。与生于兹长于兹的北京海子不同,对茶陵,李东阳更倾向于身份的归属。这种归属感在李东阳的诗文中也比比皆是,如《题雁,送邓宗周宪副》说:“我家旧在湘江东,十年只住京城中。送君无限潇湘意,昨夜南楼闻朔风。”《送杨应宁三首》之三曰:“吾生半南北,归与子同计。旧业空衡湘,侨居托幽蓟。”《守岁五平五则二首》之一说:“荆衡连沅湘,山川何迢遥。京尘缁人衣,乡心随征轺。怀哉江湖忧,沉思方无聊。飘飘神仙徒,凌虚谁为招?” 在这些诗中,李东阳都说自己本是湖南人,只不过由于仕途经济,不得已寄居京城。又如他在《捕鱼***歌》称:“长沙游子思故乡,安得坐观江水旁。” 李东阳成长做官都在北京,但却自称“长沙游子”盼望自己能回到家乡做一个垂钓江水的渔翁,对湖南的归属感不言自明。另外还有《观怀素自序贴真迹,柬原博太史》:“吾乡上人老藏真,挥毫作字精入神。”唐朝“草圣”怀素和尚,俗姓钱,字藏真,永州零陵(今湖南零陵)人。东阳称怀素为“吾乡上人”这也从侧面证明了他对自己身份的归属与认同。李东阳的这种归属感将直接影响到我们对他思楚怀想情结缘由的考察,据笔者分析,李东阳思楚怀乡的缘由大概有四个方面:
一、思乡体现了一个人漂泊灵魂对终极归宿的向往。在中国人的心目中,“家”不仅仅是遮风避雨的栖身之所,更是血缘的确证和亲情的载体,无异于其精神之根,敏感的作家们对此更是体验殊深。为了实现个体的人生价值,他们可以暂时抛妻别子,离乡背井,但精神深处却无时不渴望叶落归根,回归家园。“鸟飞返故乡,孤死必首丘。”“羁鸟恋旧林,池鱼思故渊”等自然现象对他们常常构成深刻的昭示和强烈的召唤。无论置身何处,总是心系于家乡,“吴会非我乡,安得久留滞”(曹丕),他乡虽好却不是自己的家园。贺知章“少小离乡老大回”的诗句之所以脍炙人口,流传千古,正是因为它满足了游子们的精神渴求,勾勒出古代文人人生的最佳归宿,故乡是文人们安顿生命的终极处所。由前文论述可知,对李东阳而言,他真正精神的故乡就是湖南茶陵,这个故乡正是他一直念念不忘,心向往之的归宿,这也难怪他在诗文中屡屡称“我家旧在湘江东”“长沙游子思故乡”了。
二、思乡情结是伦常关系的心灵折光。这是李东阳思楚怀乡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李东阳仅有的那次回乡就是为了完成父亲祭奠祖先,以期叶落归根的思乡之愿,这种对祖先的崇敬,对家族伦常的重视其实也深植于李东阳的心中。思乡的核心是思亲, 只有亲情才使得“家园”这一概念变得具体而有意义。与农业社会相联系,家庭既是生产单位又是消费单位,这种双重属性使之成为家庭成员的主要活动场所, 后天的共同劳作、共同生活以及共同的利害关系起着强化先天的血缘亲情关系的重要作用, 家始终保持着强大的内在凝聚力和向心力。正是在这种浓郁的伦理文化氛围中, 对于古人来说, 未成年时家庭既是他们物质生活资料的唯一来源地, 也是他们获得充实感、安全感的雄一处所, 家中祖宗的牌位以及字辈的排列或许还有家谱族谱的保存令他们明确意识到自己是家庭的一员, 血脉的一段。他们成年后走出家门远离故土, 家又成为其精神支柱和情感寄托处, 对血缘关系的情感依赖及其理性认同, 皆因远离家乡的现实而凸现出来。因此, 乡关之思也就必然成为一种永恒的主题, 王维《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可谓古代文人这种普遍的人生体验的高度概括。
三、李东阳思楚怀乡情结受楚文化的影响,是对楚文化的皈依。楚文化是指自春秋战国以降,两湖地区经过相对漫长而持续的文化交流、融合过程,逐渐形成的文化。“以古楚语为共同源头的语言,尚武的习俗,以‘相’、渔歌著称的流行民歌,以信奉佛教为主的,是该文化感觉区域的文化基本特性”。秦灭楚后不久,统一了全国。尽管楚国灭亡了,但楚文化区的文化感觉或文化概念却留在了两湖地区人们的心中,成为他们的文化心理归属,且随着历史时间的推移,影响渐趋深远。比如,明代竟陵派诗人谭元春经常自我表白:“谭子自念其为楚人。”这种文化地域感觉甚至影响了他的行为:“钟子与谭子皆楚人,楚之岳曰衡、摺：饨显,至于,与谭子无岁不期,无言不及。”引文中的钟子指其同邑诗人钟惺,也是竟陵派的主将。可见,两人因为“楚人”的共同文化感觉,影响到了人们的行为和日常生活。当然,文化心理感觉区尽管只有模糊的边界,但还是要以客观事实为依据。
四、“身病益愁愁转病,老来归思十分浓” 这是李东阳思乡的身体上的原因。李东阳本来身体素质就一般,,常年在翰林院任职,劳心劳神又疏于锻炼,体质越发虚弱,疾病时作。中年时还曾经坠马摔伤,晚年更是疾病缠身。从他的辞呈和有关诗文可以看出,如弘治十七年十月所上《奏为陈情乞恩致仕事》折子中说:“……得患痔漏、脏毒等症,燥热秘结,累日不通,几至危殆……精神困惫,头目昏晕,众疾交攻,不能动履。”
武宗继立之后,随着年事日高,病情日渐加剧,如正德元年十一月十九日所上《奏为患病陈情恳乞休致事》说:“连旬阅月,病势交攻,头眩愈加,腿痛增甚。比因蒸熨寒湿,发汗过多,元气重伤,精神顿耗,夜多痰嗽,口有血丝,非但不能趋朝,抑且艰于行步。官旷职,自同废人。”正德六年七月所上的《奏为老病陈情恳乞休致事》:“久任以来,中年已过,四子俱夭,一女继亡。哭泣伤多,眼目昏暗,寻丈之内,不识人形,咫尺之间,莫辨文字。其他病症,不敢再陈。”东阳年事已高而且病痛越加的严重,加上“四子俱夭,一女继亡”。如此凄凉的现实令他再也无心做官,心中的寄托只在思归,病中思乡正是人之常情。《春兴八首》之五说:“身病益愁愁转病,老来归思十分浓”,《病中言怀八首》之二说:“身老病随年共老,愁多心与夜争长”;其三说:“身病何如目病难,极知昏g胜衰残。愁来强阁东门泪,老去从欹杜甫冠”。李东阳的这些诗中触目可见“病”“愁”“归思”等词语,从中我们不难看出一个老人对“落叶归根”的渴盼。
总之,李东阳对故乡茶陵的思念是隽永而复杂的,这种复杂的感情以及他对楚文化的归属感对他的文学创作和诗学批评深有影响。考察李东阳思乡思想的独特性,探讨其产生的根源,对研究李东阳文学创作与文学思想,乃至明代文学是有补助作用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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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思乡的作文篇4
一、农村中学思想品德课开发利用乡土资源的意义
1．有利于贯彻落实新的《课程标准》，促进学生品德与智力的发展
初中思想品德课新的《课程标准》指出：“以学生道德认知、道德情感及道德实践水平为基础，通过调查等方式，选取学生关心的具有教育意义的现实生活和社会问题，以及先进人物的感人事迹作为主要素材，避免空洞说教，创造性地体现课程标准的基本要求，为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和引导学生进行思考、感悟提供基本的文本依据”，“课程资源的开发与利用应遵循实效性原则——根据资源的不同特点，配合教学内容，充分发挥课程资源的效能，避免盲目性和形式主义”。因此，开发与利用乡士资源是思想品德课程标准的要求，能够促进学生品德与智力的发展。这是因为：
（1）乡士资源是学生熟悉的、甚至与之密切相关的“真实生活”资源，它更具体、更亲切，更具有感染力和说服力。开发、利用乡土资源，引导学生深层次地了解、认识、思考自己的家乡、父老乡亲以及自己的根脉，可以激起学生感情上和思想上的震动，激发他们对家乡的自豪感和责任感，从而更加自觉地热爱自己的家乡，进而把自己家乡以及祖国的命运联系在一起。
（2）思想品德课程利用乡土资源，本身就是“乡土教育”的最佳方式，而乡土教育的意义是显然的：“它是一种人格教育，有利于发展学生积极的乡土认同意识；它是一种生活教育，有利于充实学生生活智能，达到教育即生活的教育目的；它是一种民族精神教育，有利于培养学生服务乡士、贡献社会，进而爱乡爱国的情怀；它是一种世界观教育，有利于学生学会尊重与包容，进而具有开放的视野与胸襟。”此外，还有利于培养学生的观察能力、实践能力，有利于落实智育目标。
2．有利于真正实现理论联系实际，赋予课堂无限生机与活力
在中考中，《思想品德》是开卷考的等级科，思想品德课程难以得到师生的应有重视，普遍不受学生欢迎。其课堂也往往是说教成分多，显得空洞、枯燥，让人感觉痛苦而且无奈。如何从根本上改变这种现状？
做为一门同时具备思想性、人文性、实践性、综合性四个特征的特殊课程，其课堂教学不能缺失“真实生活”的活水。可以说，思想品德课对真实生活情境的需求比之语文课还要突出，而乡土资源的开发利用能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
构建富有乡土特色的课堂教学模式，充分挖掘乡士资源并将其运用到思想品德课堂教学中，可以真正实现思想品德课程理论联系实际的要求，有效消除学生的“枯燥感受”和潜在抵制，使***治课充满生机和活力，让学生思想品德经受课堂过程的历练，在课堂上焕发生命的光彩，也惟有这样，初中思想品德课才能“走入”学生的心中，充分发挥其育人功效。
二、农村中学思想品德课开发利用乡土资源的可行性探讨
不是所有的乡土原材料都能直接成为课程资源。所谓思想品德课程乡士资源的开发，实质上就是探寻一切有可能进入课程，能够与教育教学活动联系起来的乡士材料，然后把它们整合到课程中，成为课程资源，发挥其独特的教育教学价值，为学科教学和学生发展服务。
1．农村中学思想品德课开发利用乡土资源的优势
与城市相比较，农村有着更丰富的风俗民情和多样的地理风物，更多地保留了传统文化的根底，更根本地体现着民众心理和思想的历史变迁，这些都是思想品德课程最生动、最直观的感性材料。丰厚的农村乡土原材料犹如一个“天然的***治课程资源博物馆”：一个家族、每个传统节日、红白喜事，乡里往来、各种乡俗……，都蕴含有可供采集、开发的乡土课程资源，甚至于一位乡贤、一个老人、一条小溪、一棵老树、一个古庙……，探究下去，也意蕴丰富。城市的乡土资源基本上都被开发出来了，而在农村，可以说还是一块处女地，开发的优势显而易见，农村中学大可施展拳脚。尤其是对思想品德课程，优势更为明显。
2．农村中学思想品德课开发利用乡土资源的条件
（1）是开发者是否具备相应能力。农村中学的老师都科班出身，具备学科专业素养，且都接受过新课程关于资源开发的相关培训。老师们缺乏的只是开发的意识与动力，不存在无力开发的问题，纵使开发工作的初期可能有些吃力，但随着工作的进展，在开发过程中老师的能力将得到不断提升。
（2）是能否获得农村社会的支持。农村社会风气纯朴，父老乡亲的工作时间松散，他们对自己家乡学校的事情，只要力所能及，是很乐意支持。当地***府、村民委员会及其他部门，只要学校做好联系，也会大力支持。
（3）就是开发成本问题。学校所在地的片属范围一般不大，开展调查、进行采访来往方便，花费不多，成本不大。
所以，农村中学开发乡士资源的条件，可谓一切具备只欠东风，只要学校建立一定的鼓励机制，激活教师的热情，把乡土资源开发（不只是***治科目，但***治科的优势较大）列入学校工作计划，就能顺利推动乡土资源开发工作。
三、农村中学思想品德课开发利用乡土资源的方式和途径
思想品德课程开发利用乡土资源，主要有以下两种方式：一是构建富有乡土特色的思想品德课堂；二是建设乡土校本课程。途径主要是教师和学生。
关于思乡的作文篇5
关键词：《乡愁》 母爱主题 文学作品
引言
乡愁是当代台湾文学创作中的一种重要的主题，在台湾的现代作家中出现了很多以乡愁作为创作基点的作家，余光中就是其中一位。余光中是台湾文坛上的一位代表作家，是著名的散文家和诗人，海外时对故乡的怀念成为他创作作品中一个永恒的主题，对故乡的怀念，也是对生活在故乡中的母亲的怀念，是对祖国的怀念。《乡愁》是余光中的一部代表作品，这首诗作中，那种淡淡的乡愁不仅是感动同样离乡的游子的颂歌，更是一首对母爱进行赞扬的伟大诗篇。
一、余光中的简介
余光中是一个情感十分丰富的诗人，而且也是复杂多变的人，因此在他的创作过程中也基本是多元化的，实现了一种巨大的转变，先是西化的，然后不断回归。在台湾早期的诗歌创作及乡土文学的论战中，余光中的作品都有一种十分强烈的西化的味道，他自己也是主张西方创作风格的，这与他的生活环境以及阅历有关，有一种无视读者以及脱离现实的倾向。余光中是福建籍人，在1949年时随父母迁居到香港，1950年又迁到台湾，后来又到美国进修，在海外游学以及生活的过程中形成了一种比较重要的创作风格。从上个世纪80年代开始，他开始意识到民族意识的重要性，开始意识到在创作过程中加强民族意识的运用的作用，因此将创作的基点转向了大陆，表达了自己对祖国、家乡以及母亲的思念之情。乡愁诗是在这个时间中余光中进行创作的主要出发点和落脚点，对乡土文学的重视也表明了他回归到东方的一种轨迹。
余光中的文学语言十分繁复善变，他希望在中国的文学世界中获得一种属于自己的独特的力量。诗歌是他的一种主要创作方式，从诗歌的艺术上来看，余光中是个“艺术上的多妻主义者”，也就是说他的创作风格比较多变，不像其他的作家或者诗人一样，他的诗歌风格也会因为题材的变化而变化，表达的是作者自己的意志以及自己的理想，对于那些表达理想的诗歌，一般说来创作风格都会比较铿锵，而对于表达乡愁或者对祖国以及母亲的思念时，一般都会显得比较委婉一些。余光中是一个驾驭文字的高手，他在诗歌创作过程中对文字的运用十分恰当，一生创作了很多著名的作品，比如《乡愁》《蓝色的羽毛》《钟***石》《敲打乐》《白玉・苦瓜》《天狼星》等，其中最著名当属《乡愁》。余光中先生热爱中华传统文化，热爱中国，《乡愁》正是这样一首表达了他的创作理念以及创作目的的作品，他不仅是我国文坛上的一位杰出的诗人以及散文家，更是一位驾驭文字的高手。
二、《乡愁》的主题以及创作风格
小时候，乡愁是一枚小小的邮票，我在这头，母亲在那头。长大后，乡愁是一张窄窄的船票，我在这头，新娘在那头 。后来啊，乡愁是一方矮矮的坟墓，我在外头，母亲在里头 。而现在，乡愁是一湾浅浅的海峡，我在这头，大陆在那头。
从这首诗歌中可以看出，作者表达了一种对家乡以及对母亲的怀念，同时还表达了一种希望祖国统一的感情。在余光中的乡愁诗作中，表达了我国古典诗歌中的民族感情传统，是一种具有民族历史感的创作方式。作为一个漂泊在海外的台湾人，面对大陆与台湾之间的分离问题，作者也希望可以实现两岸的统一，也希望可以回到祖国的怀抱中。在这部诗作中，作者用一种温婉的语言表达方式，对于自己对祖国的深深思念进行了表达。同时，在创作过程中，他积极地应用各种比喻，将乡愁比喻成为邮票、坟墓等，表达了对母亲的一种怀念以及对社会变迁过程中游子的绵长乡关之思，作者借用不同的意象对乡愁进行具体化，有助于作者的情感表达，对于作者的乡愁以及对母爱主题的揭示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余光中的代表作品《乡愁》是我国民族传统的乡愁诗在新的时代和特殊的地理条件下的变奏，具有以往的乡愁诗所不可比拟的广度和深度。作者自身对中国传统的文化是十分热爱的，正是这种热爱，使得作者的情感变得日益丰富，他说：“蓝墨水的上游是汨罗江”，“要做屈原和李白的传人”，“我的血系中有一条黄河的支流”。
三、对《乡愁》中永恒的母爱主题的解读
对于《乡愁》这首诗歌，乍一看仅仅是表达了一种对家乡的怀念，是一种想念家的味道的感情表达。但是这首诗中所包含的主题远远不止这些，还包含了对目前的思念以及一种永恒的母爱。这首诗歌中母亲出现的次数最多，从年少时对母亲的思念，一直到最后母亲去世之后对母亲永恒的怀念，他想要表达的是一种永恒的母爱。
在这首诗歌中的第一段写道：我在这头，母亲在那头。那个时候的乡愁被作者比喻成为一张邮票，一张载着他的梦想的邮票，将他带到了国外，他在国外求学与生活，但是对家里的母亲是十分怀念的，这一枚小小的邮票，包含了很多的母爱。余光中从小就离家，与家人之间的交流几乎完全是依靠书信方式，这个时候乡愁就寄托在了邮票上。在思念家乡的过程中，最想念的也就是母亲，但是由于隔着千山万水，余光中对母亲的思念以及体会到的母爱就是在那一封封家书上。他收到母亲写给自己的书信，那上面是母亲的嘱咐以及叮咛，是母亲对自己的关爱，这种母爱是一个做母亲的与生俱来的一种本能，余光中思念母亲，母亲在中国也一样思念余光中。他对母亲的思念就是他每次打开信箱时的激动心情，作者在描述“邮票”这个词语时采用了叠词“小小的”，叠词加强了表达效果，对于作者想要表达的那种乡愁的情感有十分强烈的体现。
在第三段中，作者又提到了母亲，这个时候他将这种愁比作是一座坟墓，生老病死是人生中的宿命，母亲去世之后，作者对母亲的思念就变成了一种永恒的思念，一种没有尽头的思念。这种思念与之前的想念是不同的，因为他再也见不到母亲。以前的怀念总还是有希望的，作者还可以回到祖国，回到家中，回到母亲的怀抱中，但是母亲去世之后，作者便再也没有希望见到母亲的面容，再也没有希望听到母亲的声音。正是那一座低矮冰冷的坟墓，让作者和母亲永远分开，这种距离是永恒的，是一种阴阳相隔生离死别的悲痛。隔着坟墓的距离比隔着千山万水的距离要远得多。在这个时候描述对母亲的思念时，他使用的叠词是“矮矮的”，通过这个叠词的运用，表达了作者的一种悲痛的心情。他知道母亲也希望回到大陆，作者也希望将母亲的坟墓转回到大陆，但是最终没能成功，母亲去世之后，留给作者的一种乡愁，成了一座坟墓。作者的诗歌写到这里，读者也许会思考，人世间除了生离死别还有什么感情令人难过与感伤呢？作者在最后笔锋一转，将乡愁进行了升华，当时的“我”与大陆是分开的，这个时候的乡愁就上升成为了一种家国的思念，母亲去世了，但是母亲的含义却得到了升华，这不仅仅是作者对母亲的思念，更是所有与大陆分隔开来的生活在台湾的人对大陆的思念以及对两岸统一的一种渴望和期盼。
“我在这头，大陆在那头”，这句话表达了作者对祖国母亲的一种思念，就是那一湾海峡，就阻隔了自己与大陆之间的联系，没有祖国母亲对每一个中国人的大爱就没有每个家庭的小爱，这其中的母爱不仅是针对每个人各自的母亲，还针对每个人共同的母亲，即祖国。作者在对母爱进行描述时说道：“鸟倦飞之后就有了落叶归根的愿望……浅浅的一层海水，虽然比纸都还要薄，但是就是跨不过去。”作者对祖国母亲的赞美不仅在这首诗歌中有所体现，在很多其他诗歌以及散文作品中也有表述。从诗歌的开头到结尾，作者对母爱的理解以及对乡愁的体会也得到了提升，从对自己母亲的怀念，上升成为对祖国母亲的想念。在最后一段中，作者同样使用了叠词“浅浅的”，表达了自己希望可以早日回到母亲怀抱中的一种愿望。正是这种永恒的母爱以及对母爱的体会和追求，才使得作者可以在创作过程中结合自己的人生经历进行情感的抒发，表达了作者的一种强烈的思乡之情以及思母之情。
结语
余光中是我国台湾文坛上的一位代表人物，是一位杰出的诗人以及散文家。他一生创作了很多作品，风格比较繁复，针对不同的写作背景往往会采用不同的写作风格来表现。在当前流传的很多作品中，都体现了作者的一种强烈的个人情感的表达。《乡愁》是余光中的一部代表作品，其中不仅表达了作者对故乡的怀念，也表达了作者对母亲的一种思念。作者将乡愁具体化，在自己不同的人生阶段中乡愁都有不同的寓意，比如小时候的乡愁是一枚邮票，后来母亲去世之后，乡愁变成坟墓，再后来乡愁又转变成为海峡两岸之间的距离。余光中在创作《乡愁》时采用了比较温婉的写作手法，将乡愁这种朦胧的情感体现得十分细致。总之，这首诗歌在创作过程中一步步加深，一步步深入，使得作者的感情得到了十分细腻的描述，从距离的跨度到时间的跨度，这其中不仅是作者的人生变迁，也是作者情感的变化。语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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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思乡的作文篇6
城镇化是实现人的现代化并最终实现人全面自由发展的重要途径。从马克思的以人为本视域推进中国城镇化由土地城镇化向人的城镇化转变，从生态文明视域推进经济型城镇向生态型城镇转变，从统筹城乡视域推进城乡分离向城乡一体化转变，促进中国城镇化的健康运行，为推进实现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建设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关键词〕
城乡发展；以人为本；生态文明；统筹城乡；城镇化
〔中***分类号〕F29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095-8048-（2015）05-0123-05
城镇化是实现人的现代化并最终实现人全面自由发展的重要途径。中国城镇化率已经跃过50%这个历史性门槛进入一个新的关键性阶段。这个阶段既要总结过去的经验，也要正视出现的问题。近年来中国的城镇化解决了近2亿农民工的就业，农民以及农民工的文化素质不断得到提升。然而城镇化进程中出现的环境污染、生态恶化、贫富差距、农村留守、拆迁问题等等已经严重影响到城镇化的进一步发展和社会的和谐。因此，结合城镇化进程中的短板，从马克思的以人为本视域、生态文明视域、统筹城乡视域寻求发展理念、及时修正城镇化发展思路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一、 以人为本视域：土地城镇化向人的城镇化转变
马克思没有明确地提出过以人为本这个概念，但在他的著作和文献中却深刻地体现了以人为本的学术精神和立志为了全人类而努力工作的实践精神。马克思不是抽象地谈论人，在他的视域中，人是现实的，是在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其自身的关系运动过程中实现***的；而人的***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有条件的，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这一漫长的历史过程体现人既是社会历史发展的“剧中人”又是“剧作者”，既是手段又是目的，人在不断实现其***的同时也是作为主体不断展现的过程。
马克思的以人为本视域是在批判、继承以费尔巴哈为代表的西方人本主义的基础上逐渐形成和扩展的。马克思认为，人的本质属性是其社会性，人是社会的主体，也是实践的主体，因此人理应是人类实践活动的中心和最终目的。尽管马克思对西方人本主义进行了积极扬弃，但他并不否定“以人为本”的世界观中自然的先在性，想反，他所认为的人是现实世界之本是基于自然的前提之下的，正是基于人作用于自然的实践活动，以实践唯物主义为武器，马克思才开辟了一条“以人为本”的崭新道路，确立了人是现实世界之本的哲学基础。马克思曾批评费尔巴哈说：“他没有看到，他周围的感性世界绝不是某种开天辟地以来就直接存在的，始终如一的东西，而是工业和社会状况的产物，是历史的产物，是世界活动的结果。”〔1〕
马克思视域中的以人为本既关注人作为类的规定性，也关注到每个个人的发展，正如他在《***宣言》中所预言的那样：“取代资产阶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作为现代文明和科学技术的集聚地，城市的上空弥漫着自由和理性的空气，也成为能更加***人、开发人的集中地。因而，转移农业人口的城镇化进程是实现个人更加现代化、个人更加自由全面发展的必然途径。因此，必须把视角转向人融汇于其中的经济、***治、文化等人类的历史实践活动，并把作为类的人和作为个体的人的现实生活世界作为讨论和关注的基点和核心。随着近年来改革的逐步深入，中国的城镇化进程逐年推进，城镇化率显著提升。2011年，中国的城镇化率首次超过50%，达到51.27%，这也意味着有超过50%的中国居民生活在城镇。
然而，在关注于这个数字变化的背后时，土地城镇化与真正的人的城镇化问题开始显现。所谓土地城镇化，顾名思义，是把原来的农村集体土地变化为城镇土地的过程。据《中国统计年鉴2014》显示，新世纪以来的第一个十年，全国城镇建成区面积比原来增加了六成多，而同期的城镇人口由2000年的39.22%增长到2010年的49.95%。之所以出现土地城镇化快于人的城镇化的深层根源在于利益驱动，在于“重地轻人”的理念影响。首先，土地作为自然资源具有有限性，在发展过程中有限的土地资源成为***府财***收入很大一部分来源。其次，土地城镇化比较容易看到成果，大拆之后新建的大马路、大花园、高楼大厦一目了然，***府的业绩也非常明显。而人口城镇化则会带来诸如就业、医疗、教育等软性和长期性的问题。再次，土地城镇化能在短期内刺激和促进经济的增长，尤其是近些年由于土地性质变更后所带来的城市房地产以及城市基础设施的建设，带动了就业和经济的表面繁荣，也成为***府业绩中重要的可量化指标。这种“重地轻人”“见物不见人”的城镇化在实践中出现了一系列的矛盾和问题，不仅影响了经济的健康可持续发展，也成为影响和谐社会形成的重要因素。一些地方***府凭借大片的廉价土地吸引投资和劳动力，重投入、轻产出，重速度、轻效益，脱离工业化和信息化驱动，滋生城市经济泡沫，造成一方面农民工居住环境脏乱差，一方面又出现了无人居住的“鬼城”“睡城”的现实矛盾。而且过快发展的土地城镇化进程毁掉了大量的良田，大肆兴建，不断扩大城区面积，在“经营城镇”的理念下助长了不合理拆迁和城市房价，加剧了社会矛盾和隐患。
人的城镇化是相对于土地城镇化而言的，是指在城镇化进程中要关注到作为实践主体的人，以人的发展、人的幸福感等作为城镇化发展的目的，符合马克思关于“人既是手段又是目的”的唯物辩证观。没有人类的活动就没有社会发展的历史，推动历史发展的是人民群众的“合力”，而人类社会发展的目的也必然指向人、指向人的发展。坚持以人为本发展“人的城镇化”，就是要从人这个城镇化主体的根本利益出发，一切为了人，最终实现人自由生存、自主活动、自我实现等。人的城镇化也不完全等同于人口城镇化，2014年54.77%的城镇化率中大约包含有2亿多的农民工或者更全面地说是农业户籍人口，这部分人虽身在城镇但仍然不能享受到城镇人口的各种福利，因而，这种方法计算的城镇化率也仅仅是人口城镇化而非真正的人的城镇化。由于中国的城乡二元结构和城乡不同的户籍制度，农业人口虽人在城镇，但并未实际享受到与市民户口人能享受到的各种医疗、教育等社会福利，相反，农民工生活在城市的最底层，他们为城市的建设和繁荣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却因各种体制的壁垒在身心发展及子女教育等方面付出了诸多的代价。在某种程度上他们不是更加自由全面发展了，因为放弃乡愁、远离妻儿的城镇打工生活也许只是无奈之举，是貌似生产要素自由流动背后的人的不自由，是城乡差距加大、农业反哺工业之后的人的被迫选择。
总之，人的***与发展总是同历史的变革和社会的进步密切相联的。城镇化是促使人更加***和发展的必经之路。因此，必须依靠人的合理的实践手段和途径去改造和变革现实世界，以开发人、***人为目的，实现由土地城镇化向人的城镇化的转变。
二、 生态文明视域：经济型城镇向生态型城镇转变
生态文明思想是马克思基于辩证唯物主义自然观基础上形成的。在马克思看来，人类实践基础上自然进化与社会发展之间具有内在统一性，社会发展是一个“自然的历史的过程”，人通过实践与自然建立的实践关系事实上即是人化自然关系。从根本上说，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一直以来便是人类永恒关注的主题，它贯穿于人类社会的全部历史进程。在古代，“人们同自然界的关系完全像动物同自然界的关系一样，人们就像牲畜一样慑服于自然界”，〔2〕敬畏自然；近现代，尽管人们已经获得了强大的看似能够征服自然和改造自然的技术和力量，甚至想挑战自然规律，自然却以不断恶化人的生存环境报复着人类。从土地沙化到洪涝灾害，从之前的伦敦雾到今天的北京霾，自然界已经不止一次地向人类提出严正警告。早在100多年前恩格斯就曾预言：“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对我们进行了报复。”〔3〕
马克思主义自然观认为，自然是人类存在的无机身体。马克思指出，“没有自然界，没有感性的外部世界，工人什么也不能创造。它是工人的劳动得以实现、工人的劳动在其中活动、工人的劳动从中生产出和借以生产出自己的产品的材料。”〔4〕作为人类生存方式的城镇本质上也是人化的自然，人通过对自然地修正、建设创造出更适合人类生存的环境。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加速了城镇化的进程，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不断推动着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改革之路，在经济建设方面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整个社会生活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然而，在改革过程中，许多人将“发展是硬道理”简化为“发展经济是硬道理”甚至直接理解为“GDP是硬道理”，将社会发展的目标仅仅关注在经济增长方面，对其背后的其他问题视而不见，引发了许多的社会问题。在快速城镇化的背后，经济发展与自然环境、生态平衡之间的矛盾也开始凸显。随着人口从农村向城镇的大量迁移，城镇的负荷逐渐加重。加之改革开放以来以GDP为导向的城镇化理念以及中国特殊的地方***府对“土地财***”的依赖，许多城镇过度开发、追求各种“高、大、上”的建筑和道路，致使土地空间利用不合理、土地滥用、土地资源稀缺的情况日益严峻。同时，城镇人口的增加以及生产方式的粗放加剧了大气污染、水资源匮乏、土壤污染等多种生态环境问题，严重危及城镇的可持续健康发展，城镇生态系统的质量与经济增长之间陷入恶性循环。
文明是相对野蛮而言的。在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之后，人类才开始逐渐由野蛮进入到文明。按照马克思从社会形态的角度划分，迄今为止人类已经经历了奴隶文明、封建文明、资本主义文明、社会主义文明；从生产方式的角度看，人类又经历了传统农业文明、现代工业文明，以后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将向更高的文明迈进。但从生产方式角度分析以往文明的进程有它自身的缺陷。着眼于生产方式的文明进程主要是指物质文明的进步，具体而言，是指人作用于物质的生产能力的提高以及由此带来的人类物质生活的改善。因为在生产力水平较低的情况下，人类对物质生活的追求必然是首要的，所谓“物质中心”的观念也是自然形成的，无论如何生存是第一位的，人只有能生存下去才会思考如何能生活的更好。然而，随着工业文明副作用的出现，环境污染、资源匮乏，“城市病”等全球性问题开始蔓延并且已经影响到人类物质生活的提高和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从马克思的生态文明视域研究中国城镇化建设意欲从整体发展的角度，从准确客观的视角来认识中国城乡发展的不平衡性，从而为逐步建立平衡、实现社会和谐提供可行的思路。社会是一个由多方面因素构成的有机联系的整体，推进这个庞大而又复杂的系统能够正常地运行需要内部各因素之间相互联系、相互斗争、相互制约同时达至有效作用、相互平衡来逐渐推进。一旦某些方面重要的制约和平衡被打破，系统就会失衡甚至导致无序和混乱，致使社会问题集聚。从根本上说，只有社会系统间相互平衡才可能建设生态文明。在当前中国，城乡在经济社会发展方面一定程度的不平衡可能是促进城乡发展的动力，如果双方的矛盾打破既有的范围必然会影响社会系统的健康发展。没有需要，就没有生产，正是在需要的推动下人类社会逐渐向前发展。当然，不同的历史时期人的需要也是不同的，是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人不仅有低层次的生理需要，也有更高层次的受尊重、自我实现等需要。因此，城镇化的进程绝不应仅仅止于人的基本生存需要，不仅仅是促进经济发展的需要，更重要的是它要满足人的个性与能力全面提升和发展的需要。从马克思的生态文明视域角度看，人与自然更加和谐的生态城镇更加符合可持续的发展理念，更加能够满足经济发展与生态平衡之间的良性循环，也才更加能够突出“生活更美好”的城市主题。
三、 统筹城乡视域：城乡分离向城乡一体化转变
城乡关系问题是马克思持续关注并一直致力于寻求解决的重大课题，他没有论述城乡关系的专门著作，他关于城乡关系的思想散见于《哲学的贫困》《***宣言》《德意志意识形态》等著作中。从原著论述中可以看出，马克思、恩格斯对城乡关系的认识和研究是从对资本主义的城乡差别以及尖锐的利益冲突开始切入的。他认为，生产力的发展是导致分工的根本原因，分工导致了工业和农业的分离，最终形成了城市和乡村的分离甚至是对立。“物质劳动和精神劳动的最大的一次分工，就是城市和乡村的分离。”〔5〕这种分离直接导致了生产要素、劳动者、需要等在城镇的集中，而同时隔绝和分散成为乡村的普遍状况。因此，马克思得出，屈从于分工后的城市和乡村使人的发展也受到限制，从而从事工业劳动的人成为发展受局限的城市人，而从事农业劳动的人则由于生产力发展水平低下成为更加受局限的乡村人。同时，分工的不同以及生产力发展的不平衡性又不断产生和加深城乡之间的分离和对立。对于城乡对立、分离的原因，马克思进行了唯物主义的分析。他认为，工商业劳动与农业劳动分离造成一个民族内部不同的分工，而分工的不同直接导致人类作用于自然的方式差异，从而导致城、乡在地域的分离和以及在利益方面的直接对立。在他看来，“分工和私有制是相等的表达方式，对同一件事情，一个是就活动而言，另一个是就活动的产品而言”。〔6〕从此，“城市利益”与“乡村利益”产生***，城乡关系从原始同一走向分离、***甚至对立。
马克思认为城乡之间的对立是一个历史的范畴，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旧的社会分工的消灭，城乡之间的关系也将最终由对立走向融合。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城市和乡村的对立尽管已经成为社会发展的一大矛盾，但是他并不否认城市在社会发展中的积极作用，认为城市“聚集着社会的历史动力”，〔7〕城市环境也有利于提高劳动者的素质，“如果没有大城市，没有大城市推动社会智慧的发展，工人绝不会进步到现在的水平”。〔8〕同时，马克思也设想了未来城乡融合的条件，随着生产力的不断发展，满足人更高生活要求的物质和精神产品也会不断丰富，一些人的需要满足必须通过剥夺和限制另一些人才能满足的状态也将终结，旧的社会分工将消除，城乡关系也会由对立走向融合。对此，马克思给予了高度评价，他认为，“城乡关系一改变，整个社会也跟着改变”，〔9〕每个人都可以共享社会所创造的福利，最终实现全体社会成员都能全面而自由的发展。
对于城镇在历史发展过程先导性，马克思给予了充分的肯定，他在《***治经济学批判》中写道：“现代的历史是乡村城市化而不像在古代那样，是城市乡村化。”〔10〕“城市是现代文明的标志和先进生产力发展的载体，改变贫穷落后面貌，必须形成一定量和规模的城市群与城市工业，为农村劳动力转移和发展农村新型产业开辟道路。”〔11〕由此，伴随着工业化进程的城镇化不是要消灭农村，反而是为城乡对立转向城乡融合准备条件。马克思认为，工业与农业是相互依存的，只有二者之间有效联系、相互促进，城市和乡村才能实现一体化。因此，工业和农业的有效融合为促进了城乡之间的差别逐渐消灭，而城乡差别的消灭为城乡在制度、分工等方面的“一体化”提供了前提，也为最终实现城乡在经济、产业和人员流动等方面的深度融合准备了条件。
长期以来，中国城乡二元结构特别是城市对乡村索取，造成了城市与乡村的差距甚至是对立。至上个世纪70的年代农村承包联产责任制之后，农民的积极性被极大地调动，乡村居民与与城镇居民的收入差距一度缩小。然而，随着改革的重点转向城市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持续拉大。当然，这些***策的倾向性也是符合当时社会发展的特殊性的，为了摆脱国民经济即将崩溃的现实，***审时度势地提出了必须要大力发展生产力，体现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显然，在总量不变的情况下，工业的发展比农业的发展见效更快。于是，区域***策、城乡***策更加倾斜，鼓励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效率优先兼顾公平”，成为当时社会条件下的必然选择。随着改革的进一步深入以及城市经济的蓬勃发展，20世纪90年代后数以亿计的乡村人口开始涌向城镇以获得更好的发展。然而由于户籍的限制，长期居住、工作在城镇的农业户籍人口尽管身在城镇，但是横亘于他们与城市居民之间的制度壁垒依然是难以跨越的鸿沟。而且，由于户籍不同所导致的公共福利享受也差别很大，农业人口能享受到的社会保障远远低于市民人口。当前中国城镇化率的统计是以国际通用的标准，即城镇常住人口与总人口的比值，因此，中国的城镇化也常常被学者称为“不完全城镇化”。而且，目前仍然生活在农村未被城镇化的农业人口，在生存环境、水资源洁净、食品安全、公共服务设施、子女教育等方面与城市人口的差距更大。由于工业和农业本身的“产业差”是各国城乡发展不均衡的共性原因，然而对于中国而言，典型的城乡“二元”结构这种“制度差”是导致城乡差别的主要原因。城乡发展不平衡性持续加大将会对社会的和谐发展造成巨大的隐患甚至直接威胁社会的稳定。
2004年以来，中央连续出台“一号文件”加强惠农***策，加强农村的基础设施和社会事业的发展，把统筹城乡、城乡一体化作为发展的新主题。城镇化是实现城乡统筹的推动因素，是连接城镇和农村人员、贸易、生产资料更加广泛流动的桥梁。城镇化并不是要放弃乡村，也不是所有人都进入城镇，而是应该制度并轨、因地制宜，使乡村也能拥有好的公共服务、良好的教育，使农民在家乡即可享受到现代化和城镇化的便利，使城镇先进的生产力能够延伸和辐射到乡村，而乡村也为城镇的发展提供更优良的物质资源。城镇化的本意是单向度的人口和资源由农村向城镇的流动。但事实上，城乡一体化之后，城市和乡村只是地域上有差别，公共福利和教育资源将趋向平衡，由于乡村本身的环境和地理的优势，可能会出现“逆城镇化”现象。城乡“一元”结构、人口和生产资料双向和自由的流动等是统筹城乡、城乡均衡发展的重要指标，也是中国城镇化与工业化、现代化平衡发展进程中必须解决的难题之一。
四、结语
马克思的以人为本视域、生态文明视域、统筹城乡视域等尽管可能不是马克思最重要的理论发现和研究视角，而且限于当时的社会历史条件，他设想的一些具体的策略和措施可能已经不适用今天中国城镇化的实践。但从整体和长期发展的角度上看，马克思的视域无疑具有科学性和高瞻远瞩性。中国***第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强调，坚持走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道路，健全城乡发展一体化体制机制，推进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是当前我们研究和探讨中国城镇化问题的重要理论出发点。
〔参考文献〕
〔1〕〔2〕〔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76，81-82，42.
〔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383.
〔5〕〔6〕〔8〕〔9〕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556，520，436，618.
〔7〕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579.
关于思乡的作文篇7
关键词：早期乡土文学；现代性；理性；民族性视野
中***分类号：I0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6959(2007)05―0023―05
关于“乡土文学”，鲁迅先生1935年在《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导言》中有段精彩的表述：“蹇先艾叙述过贵州，裴文中关注着榆关，凡在北京用笔写出他的胸臆来的人们，无论他自称用主观或客观，其实往往是乡土文学。”仔细推敲这段经典性描述，我们会发现它在明示了十年之前已经实际存在的新文学流派的同时，也暗示了中国现代新文学发展存在的理性倾向，这种理性倾向关注的是“用笔写出他的胸臆来”的内在内涵，排斥的是“无论他自称为用主观或客观”的外在表达形式。虽然人们对乡土文学的理解存在着分歧，但如果要寻找中国早期的乡土文学在现代文学史上的地位，至少我们不能否定它蕴涵有理性倾向这个特征，再则，如果我们进一步把理性倾向置放在中国近代以降的文学发展长河中看，近代文学(包括早期现代文学)与其说是文学古典性内容的消解与文体形式革新方面的探寻，毋宁说是在民族性视野下对文学现代性的求取，从这个高度看，乡土文学从一个侧面实践了文学现代性的自觉追求。
一、乡土文学的现代性背景
一般认为18世纪启蒙主义运动兴起后，现代性的源起才有了着落。时至今日，人们对“现代性”的诠释各有歧异，无论哈贝马斯把“现代性”看成是一个“方案”，福科把它看成是一种“态度”，还是列奥塔把它看成是一种“叙事”，以及吉登斯认可的“反思”，但总的说来，“现代性”总是离不开启蒙理性的追求、时代的批判与俗世的阐述等主题。
关于启蒙理性。伴随着17―19世纪西方反对宗教蒙昧主义和封建专制思想的启蒙运动的兴起，作为人类独有的调节和控制人的欲望和行为的精神力量的理性被人们接受，理性成为衡量社会是否进步的一个标准。虽然人们对“理性”的理解有分歧，但它们离不开一个主题――追求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前者是工具理性的体现，后者是价值理性的体现，二者合力推动近代社会走人现代社会。中国近代文学以来的启蒙理性追求就是在这种理论的影响下进行的，如严复的“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主张，梁启超的“新民说”以及诗界***、文界***、小说界***和戏剧改良等文学改良主张，尤其是梁启超对小说作用的认识，“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故欲新道德，必新小说；欲新宗教，必新小说；欲新***治，必新小说；欲新风俗，必新小说；欲新学艺，必新小说；乃至欲新人心，欲新人格，必新小说。何以故?小说有不可思议之力支配人道故。”它们将文学启蒙与思想启蒙结合起来；“五四”时期的胡适、***等在《敬告青年》、《文学改良刍议》、《文学***论》中又以“自主的而非奴隶的”等六项主张和“三大主义”化解了沿溯上千年的“文以载道”传统，并同时竖起了启蒙的大旗；鲁迅、周作人等提倡的“立人”和“人的文学”主张，则是在胡适、***的基点上进一步深入到价值理性的层面。
也有思想文化史学者提出，始于16世纪晚明时期止于20世纪40年代这400年由中世纪到近代历史的过渡阶段为中国“走出中世纪”的过程，他认为突破中世纪的藩篱，表现其一在于摆脱君主专制思想的束缚，其二便是追求“***的人”。
由此看来，“新民德”、“新民说”、“立人”、“人的文学”、“走出中世纪”内在脉络是清晰的，那就是人文精神的求索和启蒙理性的追求，受惠于这些思想的影响，一些具有启蒙意识的早期乡土作家在结合传统的文学教化功能认识的基础上，以笔为旗，借文学表达理性，借文学表现人的价值，在对文学本质的自觉探索的历程中，将西方现代启蒙理性与中国社会接榫，并表现出了一定的自觉性，因而使早期中国文学呈现出独特的审美风格和文学意蕴。
关于时代的批判。吉登斯关于现代性的界定中认为，批判性是现代性反思特征中一个重要的主题，因为它追求的是社会理想和目标，故构成对这个目标的阻碍性力量或现实事物就成为它的靶的。当代美国文学理论家和文学批评史家雷内・韦勒克说，“18世纪和19世纪都曾被人称为‘批评的时代’，然而把这个名称加给20世纪却十分恰当。我们不仅积累了数量上相当可观的文学批评，而且文学批评也获得了新的自觉性。”“批评的时代”一词暗示了时代的状况以及人们的不满情绪，“新的自觉性”则显示出批评者的理性追求。“五四”时期的胡适、***、鲁迅、周作人等人对新文学探索的努力，其实就是这些“智者”在外来文明冲击下对民族文化、传统文化的批评与反思，他们的破坏理论与建设理论则可视作批评与反思的对应体，当然，他们过分虚无的倾向也带给后起者的反驳，“学衡派”、“甲寅派”就是例证。接之而来，宏大叙事的“问题小说”、模式化的创作倾向、欧化的表达方式又提醒烦腻了的人们在批评中反思，语丝派文人的文明批评与社会批评又提供了借鉴，是故，更多的作家将视野沉潜于社会的底层，关注文学的“地方色彩”，让文学尽可能吐露出泥土气息，这些正好楔入了“为人生而艺术”的文学主张，哲学上的“正――反――合”命题又一次得到印证。总之，批评与反批评、反思与反观整体构成了这段时期乡土文学形成的宏观文化背景，所以有人说“五四乡土文学在本质上是觉醒了的现代作家，以西方文化为参照系，对本土文化进行的‘反观’与‘反恩’。”当然，“以西方文学为参照系”不能说全符合事实，但西方文学乃至文化的影响则是不争的事实。
关于俗世的阐述。马克斯・韦伯认为现代性就是“祛魅”，即神圣的、终极的、最高贵的价值世俗化的过程，它在改变人们世界观和思维方式的同时，促成人们理性意识的形成，使大众从宗教迷信中***出来。最终催发人的主体意识的产生，树立平等、自由、博爱等现代价值观念。受制于中国传统、没有走出圣人光环的贵族文学、古典文学、山林文学“其形体则陈陈相因，有肉无骨，有形无神，乃装饰品而非实用品；其内容则目光不越帝王权贵，神仙鬼怪，及其个人之穷通利达。”五四新文学家在接受了“理性”这个“批判的武器”后反过来实践着“武器的批判”，将昔日以“帝王权贵”、“穷通利达”为中心的“贵族文学”一改为关注以“小偷”、“”、“兵士”、“行脚游人”为中心的“平民文学”，新的俗世时代到来了：蔡元培于1918年11月首次喊出“劳工神圣”的口号；《新青年》、《晨报》、《湘江评论》、《醒农》、《民国日报》等报刊杂志开设“农村社会调查”专栏，刊载关于农民问题的讨论或农村风俗文化介绍的文章；与此同时，以周作人、刘复等为代表的一批人还 将目光集中于民间文艺的研究，1918年2月，北京大学设立歌谣征集处，简章十条，征寻民谣，等等。种种迹象表明，新文学运动时期“现代性”“祛魅”开张了!它们将俗世纳人世人的视野，“可怜的农夫”终于堂皇地走人了现代乡土作家的笔底。
二、乡土文学对现代性与民族性的实践
人们对乡土文学的分类存在着争议，但如果结合中国早期乡土文学发生的现代性背景分析，我们把它们分为批判性主题、理性价值的追求、乡土文化隐喻三类应该是比较合符实际的，而这三者都离不开受现代性影响的早期乡土作家对民族性特征和民族文化认同的实践。
(一)批判性主题的展现
早期乡土文学中一个比较明显的特征就是较多地关注社会中的“非健康”现象，如水葬、械斗、、典妻、冥婚、兵患等落后、愚昧、野蛮的风俗。
人们常常称道鲁迅先生对“看客”们的精神麻木及迟钝的抨击，杀人时事片中的中国公民、成为人血馒头的夏瑜个体无疑是一个悲剧人物，但他们给后人至少带来了***治悲剧的震撼和冲击、国人的觉醒和经验教训，其死是有所值的。作为批判性乡土文学的一类，桐村“古已有之”的“水葬”习惯看上去是为惩处“犯罪”、维护“文明”，最终换来的却是乡亲们“为着热闹而来的”围观热情，小偷骆毛生命的消逝恐怕还比不上投水激起的浪花那么美丽、持久(蹇先艾《水葬》)，活埋者在山石中凄厉的呼号、流淌的血迹再悲壮却也阻挡不了继续谋生的渴求(许钦文《石宕》)，轰轰烈烈的菊英的“出嫁”显示了其娘家的“阔绰”与菊英母亲的“吃苦耐劳”，强颜欢笑带给她的是“十年中她不知滴了多少眼泪，瘦了多少肌肉”(鲁彦《菊英的出嫁》)，等等。精神的麻木、滞呆与愚昧一直在绵延着、继续着，作者冷峻的描述中透露出的隐隐批评是无法忽略的；在此基础上的第二类批判性乡土文学中。人类本应有的怜悯情感不仅没有把人从死的边缘拉回，反而还会将人往前推一步，人性再一次坠入泯灭，如果说吉顺是恶习吞噬了他灵魂里的人性、将他一步一步的推人典妻、典子境地，属罪有应得的话(许杰《赌徒吉顺》)，那么，鼻涕阿二的出嫁(许钦文《鼻涕阿二》)、翠姑的“冲喜”(台静农《烛焰》)则是宗法魔怪在发挥它的惯性力，人性的冷酷与邪恶不仅摧残着能够自己做主的男人。更要紧的是将无助的妇女推向了悲剧的前台，妇女再一次成为邪恶人性发作的牺牲品。
(二)理性价值的求取
与批判性主题并行的是早期乡土文学对理性价值的追求，鲁迅的“立人”思想和周作人的“人的文学”无疑代表了这方面的最高成就。
楔入乡土意识的鲁迅的作品一方面是对未庄、鲁镇的闭锁、沉寂与愚昧的乡民社会进行揭露，他以思想家的睿智、文学家的犀利，痛陈礼教的荒谬及其害人的本质，实践着批判性的主题，但鲁迅更关注的是批判之后如何“立人”的问题，夏瑜的人血馒头、呆滞的祥林嫂、卑琐的阿Q、孤独的魏连芟等人物形象无一不提醒人们不要忘记国民性的改造与重塑这一历史重任。与鲁迅的从社会批判大处着眼不同，周作人更关注“五四”时期“人的发现”这一命题在文学领域的延伸，“用这人道主义为本，对于人生诸问题，加以记录研究的文字，便谓之人的文学。”“人的文学”与“非人的文学”的区别“在著作的态度，是以人的生活为是呢?非人的生活为是呢?这一点上。”显然，周作人注重文学著作表现的对象主体性的地位问题，在《平民文学》中进一步阐述说，“平民文学所说，近在研究全体的人的生活……他有他的心里的苦闷，来酬付他受苦或为非的同类的人，他所注意的……乃是对于他自己的与共同的人类的命运。”这是把注视的目光从个体放大到人类全体，它既是对“人的文学”内涵和意义的深化，也是对***“国民文学”的补充与发挥。
诚然，鲁迅、周作人“立人”和“人的文学”求取，也许主观上没有为当时还几乎不成气候的乡土文学服务的初衷，但是，这种文学精神的突破与实践，客观上导引了一批“用笔写出他的胸臆来的人们”，二、三十年代的文学作品尤其是乡土文学作品，其描述的对象从帝王富贵的“穷通利达”已经降至为平民众生的“喜怒哀乐”，并且为众生的不幸、苦楚与悲怆而不平，这是无法否认的事实。从这个层面看，判断早期乡土文学延续理性价值追求这一命题是可以确立的，也正好证明了它对文学现代性的追求。
(三)乡土文化隐喻与民族性特征和民族文化认同
如前所述，“五四”时期的新文学家对外来文明冲击中的民族文化、传统文化既有批评，也有反思，由此孕育出了他们的破坏理论和建设理论，事实上，破坏理论和建设理论并没有否认他们尤其是部分乡土文学作家对民族性特征和民族文化的守望和认同，区别只是在于他们选择的路径和表达的方式不同当然。
以废名、沈从文等为代表的早期乡土文学“浪漫派”，他们笔底的自然对象是竹林、桃园、菱荡、小桥、山月等农村田园牧歌生活场景，人文对象是阿毛、三姑娘、史琴子、贵生之类有着美丽与憧憬的乡村人物，自然和人文的糅合，存留于“浪漫派”作家内心的是一片恬静与和谐，因之，纯朴、空灵、谦让的人性美丽一而再，再而三地显耀于作品的前后左右，稍后沈从文《边城》的出现，在延续20年代相同主题的基础上，进一步升华了宗教神性的守护内涵，他用略带忧愁的笔调，描绘出让人难以忘怀的青山、绿水、纯情与乡俗之美。人生的苦痛、兵燹的劫掠、宗族的仇杀、宗法制桎梏带来的丑恶乡村礼俗等暂时都归隐到桃园式的乡土世界中，无形之中树立起了一座美妙的帕特农神庙，供奉着本真的人性，卓异地与现代文明冲击下的人性扭曲和堕落形成鲜明的对垒，这或许就是早期乡土文学中的“浪漫派”笔下的乡土文化隐喻。
这种隐喻深深地楔人到精神层面，就是许钦文笔下的“松村文化”、蹇先艾笔下的“桐村文明”、鲁彦笔下的“陈四桥道德”、“林家塘规矩”、鲁迅笔下的“未庄文化”、沈从文笔下的“湘西想象”等，它们是中国文化某些方面的的缩影和象征，与乡土人类的生存状态、方言土语、生活习俗、风土人情、乡土观念、宗教情结等文化因素绾结到一起，引发了早期乡土文学作家或揭露、或批判、或冷峻地审视、或纯情地歌颂、或虔诚地守望，这种反思无一不是植根于民族性特征和民族文化认同。
三、评价与定位
关于思乡的作文篇8
一、认清全局形势中掌握乡镇宣传思想工作新任务
抢占认知制高点，只有认清全局形势。才干针对形势需要不时强化乡镇宣传思想工作任务，掌控宣传思想工作主动权。
一）群众多样性价值追求决定乡镇宣传思想工作要加强思想教育。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进入“黄金期”和“矛盾凸显期”社会经济成份、就业方式、分配方式和利益关系呈现多样化趋势，思想领域也发生深刻变化呈现多样性。尤其受西方思想文化渗透，一些干部群众理想信念迷失，价值追求发生偏差和扭曲。为此，要以***关于宣传思想工作必需着眼于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的指示精神为指导，切实将包括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以维护国家利益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社会主义荣辱观在内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体现到群众教育和日常生活劳动中，体现到农村文化建设中，最大限度形成广泛社会共识、凝聚各方力量。
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大局决定乡镇宣传工作要加强经济宣传。***对宣传思想工作的基本要求。因此，乡镇宣传思想工作必需加强经济宣传。一方面，要围绕“科学跨越、富民强州”主题，贯穿“以发展促转变、以转变谋发展”主线，全力抓好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以转方式、调结构、抓改革、强基础、惠民生为重点的经济宣传，具体宣传好外地经济建设总体部署、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经验、重大工程项目进展、民生改善效果，推动形成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的生动局面。另一方面，要以新农村建设为统领，积极服从服务于建设现代农业、发展农村经济、增加农民收入这个大局，努力营造关心支持“三农”良好氛围。
三）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决定乡镇宣传思想工作要加强文化建设。物质的基本需求得到满足后，人们会对精神生活提出新的更高的要求。***的十七大演讲指出，当今时代，文化越来越成为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越来越成为综合国力竞争的重要因素，丰富精神文化生活越来越成为我国人民的热切愿望。***的十七大以来，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已上升为国家战略，2009年省委作出了进一步加快文化强省和文化产业建设的重大决策，州委州***府今年颁发了文化强州建设规划纲要》2011-2015加快文化产业发展决定》两个文件，召开了文化强州建设工作会议。这些积极有利的***策将进一步推进农村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共同繁荣，更好满足群众求知、求美、求乐的精神文化追求。
四）构建和谐社会决定乡镇宣传思想工作要加强公民思想道德建设。而社会结构得以建立和维持的前提是承担角色、参与互动的行动者认同共同的价值规范体系。道德规范作为价值规范体系的重要内容，对于调整人的社会行为，促进人际关系和谐、社会和谐具有基础性作用。加强公民思想道德建设，要落实《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把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贯穿于道德建设的各个方面，建议公平正义、诚信友爱的社会风尚。要把公民道德实践寓于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中，积极开展文明村镇、文明家庭、星级农户等文明创建活动。要深入开展移风易俗活动，加强文化娱乐市场管理，严厉打击“黄赌毒”等违法行为，营造文明健康的文化环境。要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建立健全学校、家庭、社会“三结合”教育网络，做到全员育人、全程育人、全方位育人。
促进农村稳定。稳定是农村改革发展的基础和保障。经济体制深刻变革、社会结构深刻变化、利益格局深刻调整、思想观念深刻变化的新形势下，五）农村不稳定因素的存在决定乡镇宣传思想工作要加强舆论引导。农村不可防止地存在不稳定因素，加上一些突发事件，给乡镇宣传思想工作提出了挑战。因此，推动农村改革发展的进程中，要将舆情研判、舆论引导工作贯穿到农村各项事业、各个领域，及时了解社情民意，主动化解矛盾纠纷。要及时、准确、有效地处置好突发事件，引导事态向良性方向发展。
二、***思想中探索乡镇宣传思想工作新途径
***永葆生机活力和不时推进事业前进的强大思想武器。面对新形势赋予乡镇宣传工作的新任务，***思想是***思想路线。必需以敢为人先的勇气，着力破除怨天尤人、自甘落后思想，树立自我加压、自谋发展思想的同时，以思想***开阔思路、拓展出路，自觉解脱那些不合时宜的观念和作法，解脱那些禁锢思想和制约发展的条条框框，不时更新观念和创新办法，争创实绩。
一）从破除宣传思想工作主要论入手。农民思想动态呈现多元化趋势，激进农村思想宣传工作机制、受众主体范围和结构发生变化，加上社会片面认识“发展才是硬道理”少数***员干部错误认为“只要物质文明上去了精神文明自然就上去了导致出现工作“盲区”和宣传工作“说起来重要、干起来次要、忙起来不要”现象，甚至少数宣传干部存在畏难情绪，工作动力和信心缺失。究其根本原因，还是于乡镇宣传思想工作不深入、不扎实，流于外表和形式。为此，要完成“四个转变”牢固树立紧密联系实际、联系群众的思想观念。一要变传统的行***领导为主动服务，做到以人为本、分类引导、个性化服务，转变过去宣传思想工作“一刀切”拖大船”简单作法，以主动细致的作风赢得群众拥护。二要变简单说教为寓宣教于示范激励、文化生活和娱乐，让宣传思想工作更加生动活泼，更易于群众接受。三要变坐而论道、纸上谈兵为指导解决实际问题，维护和发展好群众利益，拉近与群众的距离和感情。四要变文化普及为文化普及和经营并重，抓好文化事业公益同时，加强文化产业产品生产，多层次满足群众文化需求。
二）从维护群众利益入手。也是乡镇宣传思想工作内容紧贴群众需要的创新取向。一要从促进致富中创新内容。过来的调研中发现，农家书屋中种养技术等方面书籍是群众最喜欢的说明群众致富的心情是迫切的为此，要重点抓好科技、经济知识的宣传服务。二要从促进社会文明和谐中创新内容。着力加强公共道德和法律法规宣传教育，让文明行为规范深入人心；加强对群众上访事件的调解教育，理顺群众情绪；加强卫生知识教育宣传，维护群众健康。三要从促进民主中创新内容。随着民主化进程的推进，农民***治热情进一步增强，宣传思想工作要在保证群众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等权力方面积极作为，增强***务透明度。四要从促进惠民***策落实中创新内容。中央及各级***府出台了许多惠农***策，宣传工作有责任让***策家喻户晓，让群众感受***和***府温暖。
三）从便于群众接受入手。将深刻的理论***策知识用生动语言和鲜活事例进行通俗化描述，将思想性和可读性有机结合，并采用群众喜闻乐见的文化活动形式宣教，让群众听得懂、记得牢、学以致用。二要寓宣教于群众身边。要在经常性开展文化科技卫生理论法律“五下乡”活动和惠民文艺演出的同时，利用积淀深厚的民族民间文化在社区、村寨搭建文化活动平台，鼓励、引导群众自办文化。三要寓宣教于传媒科技。积极利用手机、广播电视、网络等现代信息传媒技术，巩固农村远程教育阵地，用丰富有效的宣教形式为群众提供广泛便当服务。四要寓宣教于典型示范。要及时总结推介群众身边的典型，实现典型引路。多年来，州注意发现、培养基层典型，树立了一面又一面旗帜，效果很好。去年评选的全州首届道德模范不少来自农村。五要寓宣教于精神文明创立，用创建活动激发群众创先争优热情。
四）从临时有效坚持入手。把乡镇宣传思想工作的各项指标细化、硬化，把“软任务”变成“硬任务”二要进一步加强平台阵地建设。加快推进文化信息资源共享、村村通广播电视、乡镇综合文化站、农村电影放映、农家书屋建设等重大文化惠民工程建设，形成布局合理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让群众“闲有所去、去有所乐、乐有所益”三要构建“大宣传”工作格局，变乡镇宣传干部单打独斗为******重视、部门齐抓、群众积极参与，形成工作合力。四要建立健全乡村宣传思想工作队伍。加强村干、***员宣传思想工作培训，建立文艺演出、科技理论法律学习等群众性组织，实行群众自我教育、自我管理、自我提高，充分发挥他农村宣传思想工作中的骨干作用。
三、提高队伍素质中适应乡镇宣传思想工作新要求
人是生产力中最活跃、起决定性作用的因素。要实现新时期乡镇宣传思想工作新发展，马克思认为。乡镇宣传委员必需以勤于学习、善于发明、甘于奉献为目标，加强因应新任务要求的能力建设，做新时期合格的优秀的乡镇宣传委员。今年6月以来，号召各级***宣传部门深入学习云南省龙陵县平达乡***委员、宣传委员郑垧靖同志的先进事迹，这为广大乡镇宣传委员提供了一个学习榜样，每个人应从他精神中得到启示和教益。
一要树立责任意识。当前乡镇宣传思想工作面临的任务重。这些制约既有硬件方面的也有软件方面的但是必需增强工作责任感，树立方法总比困难多的进取思想，做到有条件要开展工作，没条件要想方设法发明条件开展工作。要多向******领导汇报，多与各方联系和沟通。兼职的乡镇宣传委员要保证一定时间用于宣传思想工作，做到积极主动而不是主动应付。
关于思乡的作文篇9
在新的时期新的阶段，文化建设正处于一个新的发展时期，我们在乡镇文化建设中更需要科学发展观的指导，用先进文化理念去认识文化、建设文化。这是群众的需要，和谐时代的要求，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
一、完善基础建设，扎实推进乡镇文化创新。乡镇文化阵地是传播先进文化的重要载体，是弘扬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和谐乡镇文化的主要基地，是保障乡镇群众的基本文化权益、满足乡镇群众精神文化需求的服务平台。如何用好这一平台，对于乡镇文化建设至关重要，特别是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开展后，及时将宣传栏内容更新为科学发展观理论文章，方便居民学习，这对于推进**湖镇科学发展观学习实践活动开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湖镇还充分利用文化站的健身室、乒乓球室、棋艺室、象棋室、***书馆、科普活动室、文化广场等场所举办各种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的活动，同时还定期向居民开放***书阅览室，丰富乡镇群众的生活。
二、共建乡镇文化，深化居民群众参与性。乡镇居民是乡镇文化建设的主体，他们既是乡镇文化的创造者、又是乡镇文化的受益者，乡镇文化建设的好坏，乡镇文化的感召力、生命力最终取决于居民群众的认同感和参与度。而乡镇文化建设能否实现科学发展与居民的素质息息相关。**湖镇按照科学发展观要求，不断增强文化意识，真正把文化建设摆上了重要议事日程。“乡镇无文艺，百姓皆寂寞”，经过这几年的不断建设与发展，**湖镇初步形成了一定的乡镇文化品牌，深受乡镇群众喜爱的活动也被固定下来、延续下去。今年以来，**湖镇文化站多形式开展了各种文化活动，主要有迎春文艺汇演、庆国庆 三要创新工作方法。在新的形势下，妇联的工作对象出现了新变化，妇女有了新期待，新形势对妇联工作提出了新要求。因此，妇联工作也要在实践中探索新方法，用创新的工作方法将妇联工作推上一个新的台阶。一是要深入调研。深入实际，了解妇女群众关心的热点、难点问题，在实践中发现问题、认识问题、解决问题，明白妇女群众所思、所想、所盼，从中发现妇联工作新特点，探索妇联工作新规律，形成妇联工作新共识。二是要加大宣传力度。既要向内宣传，充分调动广大妇女干部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把她们关注妇女事业的激情和关心妇女的热情激发出来，为妇联工作注入生机和活力；也要向外宣传，紧紧依托新闻媒体，广泛宣传妇联工作，把所做的工作宣传出去，推荐出去，让社会了解妇女工作，支持妇女工作，不断提高工作的知名度、美誉度，扩大社会影响。三是要善于整合资源。充分利用妇联组织“双学双比”、“巾帼建功”、五好文明家庭创建等工作职能，积极争取相关单位的支持，加强交流与合作，形成各部门通力合作、密切配合、齐抓共管的良好局面。四是要坚持服务化工作方式。要以满足不同领域、不同层次妇女的需要为重点，提供***策服务、信息服务、资金服务、技术服务等，要多做基层迫切需要做的事，把为基层创造条件，优化环境、提供***策、提供信息作为服务重点，做基层需要做而又做不到的事。
总之，我们将进一步增强实践科学发展观的***治责任感和使命感，在履行好服务大局、服务妇女、服务基层职责方面，活跃服务思维，转变服务方式，优化服务态度，拓展服务领域，提升服务质量，扎扎实实地把科学发展观落实到本职工作的各个方面，努力实现妇女干部受教育，科学发展上水平，妇女群众得实惠的目标。
团委
作为我镇团委工作人员，学习科学发展观，更要结合自身实际情况，要认真贯彻执行***同志提出的“发展要有新思路，改革要有新突破，开放要有新局面，各项工作要有新举措”，必须坚定不移地站在时代潮流的前列，这是历史和时代赋予我们全体共青团员的庄严使命。
团委以科学发展观为统领，在安排与布置团组织的工作时，按照***、***府的整体部署，围绕***的中心工作和整体发展战略，全力以赴，认真履行职能。作为一名团干，结合科学发展观的具体要求，在学习、工作中更应该做好以下几点工作。
关于思乡的作文篇10
中国在梁庄，梁鸿著，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
一、一本畅销之作的热书冷读
问(刘莉，下同)：你认为《梁庄》引起热读、热传、热销的原因是什么?
答(梁鸿，下同)：首先，我并不认为这部书的内容有多深刻，文学性有多高，它的价值可能更多的在于启发性。这本书写的是故乡、大地和大地上的生命情感。每个人心中都有故乡。而每个故乡都会有条小河，有个五奶奶，有个菊秀，有个毅志。所以，看这本书，会有共鸣，会因此想到自己的故乡、故乡的变化和故乡里的生命。所以，我觉得，大家关注这本书，不是因为这本书的语言多优美，理论多么深刻，而是基于对故乡的爱和对当代乡村命运的关注。
问：你认为这部书的创新点在哪里?
答：如果一定要归结创新点的话，可能是文学和社会学相结合的方法吧。用文学的叙述，社会学的调查方法，个体情感和社会实证相结合，以情感的态度而非科学的态度给我们展示了一个当代村庄的存在状态。有些人可能会认为个人情感太多了，显得有些清浅，也伤害了书里面社会学实证的部分。但我以为，正是个人的情感和个人的情怀最为真实，也最能触动人心。
问：《梁庄》经过多年的材料收集、整理、创作而完成，有人将之归为文学类作品，有人将之归为社科类作品，在我看来它的价值之一就在于这种跨学科的杂糅，形成了一种文体上的创新。这是一部有着学术底子的田野调查报告，以社会学的方法来建立分类和结构，再用文学的方法来书写，综合了客观叙述、口述记录、抒情咏叹和学理分析，写出了今日乡土中国的温暖和残酷。这样一种新文体是怎样出现的?你的创作初衷是什么?
答：最直接的创作初衷和冲动肯定与我出生于农村有关。我家是在农村，老家还生活着20多口人。每年暑假寒假回家看到自己的故乡，看到它所发生的变化，尤其是看到我所熟悉的乡亲们的变化，总有很多感慨。也听家人讲了很多故事，像五奶奶、王家少年的故事，我很想了解更多，觉得里面包含了很多内容。但是从言说到行动，需要很大勇气。
另外，也与自我精神的困顿有关。我一直是个文学青年，热爱文学、热爱生命，觉得文学和现实的关系最近。可是当自己真正中文系博士毕业，从事文学研究之后，却发现，自己所做的事情、所从事的学术事业和现实之间没有很大关系，它成为一种纯粹的知识生产，整天找资料、读文本、，完全是学术的自我循环、内循环，无法找到和现实、时代之间的联系，也不是我之前想象的和生命、和大地有直接联系的生活。这使我精神上比较郁闷也比较痛苦，有一种无根的感觉。我下定决心一定要回去。
问：《梁庄》热销后，大量的评论和研讨会接踵而至。你在倾听各方面的评价的同时，再来反思自己的作品，认为它的遗憾和缺失表现在哪里?
答：每一部作品都会有很多遗憾和缺失。回过头来看，我认为，《中国在梁庄》最大的遗憾和缺失还是对乡村生活和乡村生命没有足够深的进入，没有对中国乡土文化和结构有更为深入的把握，因此也没有能把他们的精神状态、表情、言语最大限度地呈现出来。这与我调查的深入度不够，知识结构的不完整有关，也与我叙述的穿透力有限相关。
当然，也有专业批评家和有的读者认为它的理论性不够，但我自己仍然坚持我的初衷：我不想用理论来总结、涵盖他们，我只想把他们作为一个个普通的生命，把这个生命的悲痛、欢乐、困境给呈现出来。他们是我的亲人，是鲜活的、微观的，不是抽象的群体。我的最大目的是展示、呈现。
二、复杂乡村社会的症候式缺失
问：你在《梁庄》中描述了梁庄近30年的转变，其凋敝和破败让人震惊，这引发了你对现代性问题的思考。如果说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古老的中国农耕文明在现代性的压迫之下走向了全面衰落的文化语境中，那么在20世纪与21世纪之交，被现代性挤压了一个世纪的农业经济文化社会结构逐渐解体，而被一个日益迅速增长的资本经济帝国所取代。由此可见，现代性作为一个无形而巨大的推手在推动着中国社会的剧烈演变和前行。这不仅给城市，更给广大农村带来了巨大的变化。我认为，在中国农村存在着多元而复杂的社会结构形态：前现代性的农耕文明、现代工业文明和后工业文明形成复杂的共生状态。你在《梁庄》中多次对比了城市和乡村的不同，但你对中国乡土社会的复杂性的揭示是否不够，有失简单?
答：是的，当代的中国农村的确是多元而复杂的混生状态，多种文明形式和多种生活方式共同作用于这片土地，乡村早已不是封闭的乡村，它的内核正在发生最为彻底的裂变。我试***在文中呈现这一复杂的状态，“新生”与“废墟”，“发展”与“污染”，“富裕”与“孤独”，这些词语并非对立，而是以矛盾统一的方式存在于乡村生活之中。但也许我还没有能力完全地书写出来。
问：你在《梁庄》中用了三种“语言”――***话语、民间话语和知识分子话语。你是试***通过这三种话语的砥砺状态，形成一种众语喧哗的奇观，以此传达出一种复杂的社会情境吗?
答：文本中的确有几种声音，它们之间并不是统一的，许多时候甚至是相互抵触的。但我想，正是这种相互抵触，才能够揭示出乡村真实的存在状态。“我”的知识分子语言是我一直反思的，因为在与民间对话的过程中，我们长期接受的启蒙思想教育会不自觉地让我们对乡村生活、道德观和生命观做出价值判断。但这种判断可能又是错位的。我特别警惕这一点。而***话语，如“穰县县志”的摘抄，是试***和文本形成互文作用，一方面使文本有一个宏观的大背景和大前提，另一方面可能还会有一种感觉，***总是用冰冷的数字来涵盖一切，而那些数字背后的生命挣扎却被忽略了。
问：你的文本的实际的情形是：与传统伦理对应的乡土描写充满了浪漫，这是农耕文明的最后的挽歌，这种静态的农耕文明被永远定格在赞美的镜像之中。你自己作为知识分子的反思性话语，更多的是把人物置放在一个悖论的语境中，表达了对农耕文明的礼赞。如果没有现代性的哲学批判立场作为审美的参照系，你对农村、乡土的表述将滞留于你对30年前农村的记忆当中。这是否是造成你的作品力度不够的主要原因?
答：是的，我是对农耕文明和农耕 文明下的伦理道德有很大的肯定，这是我一以贯之的立场。因为我觉得农耕文明里面包含着人类生活的另一种可能性，它的伦理、道德模式也包含着人类情感的另一种可能性，现在，人类正在全球范围内把这一可能性给抹去。只有在这个层面上，我们才有可能真正思考乡土伦理、农耕文明与现代性、工业文明之间的关系。它们之间并非对立，任何一方都不能完全取代另一方。这就是我的“现代性的哲学批判立场”。我们应该反思我们现在过于急进的城市化进程的思维。我们抛弃掉的、否定掉的、那些曾经属于我们自身的东西，是否对我们的民族还有价值。我们现在的状况是否就是我们想要的：我们对利益的追求和焦虑；我们对城市文化的追逐和对自然的破坏；我们越来越封闭的自我和越来越“陌生化”、“个人化”的社会；我们越来越少的对父母的关爱和对集体的淡漠；我们越来越扩张的城市和钢筋水泥；我们越来越少的河流、沙子和泥土等等。我们一定要开始反思，否则，真的来不及了。
我并不以为我的这一立场是造成作品力度不够的原因，也许有其他原因，但不是这个原因。
但乡土并不浪漫。我并没有美化30年前的农村，我不想设置一个时间节点，如改革前怎么好，改革后怎么不好等等，这不符合中国的历史。我在开篇就用“父亲的自述”来讲述30年前的历史。那时候，是“国共之争”、“”、“三年自然灾害”、“”。那时候，地主被反复“挖底财”、“放匪”；人们盲目地挖“幸福渠”和炼钢；在饥饿面前，人丧失了基本的道德，我们村庄王家那儿有一个大坑，那里埋着被饿死的人；我的父亲被批斗，被打得遍体鳞伤，炎热的夏天一整天藏在烟地里，不敢出来。整个村庄处于道德混乱和极端贫穷之中。这些我在文中都有描述。而在更远一点的时代，我的村庄备受战乱和战争的侵扰。我自己也是在贫穷中长大。我在文中也一直强调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中国乡村物质上的变化。我试***在文本中呈现出一种复杂的纠缠状态。
但是，我还要遵循我个人记忆的另一面，即我对自然环境的爱和美的回忆。乡村，尤其是作为一个人的故乡，它是一个爱与悲，美与伤的存在地。这并不是美化。
三、书写者的立场与理性反思
问：你作为一个在农村生活了20年的作家和学者，农村究竟在现代化转型中面临的是什么问题?你所熟悉和写作的资源――农村的那块土地，在社会转型中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种变化不仅是物质的，更是精神的；不仅是日常生活的，更是人的灵魂的；不仅是土地、村落、山河、林地这个地理空间的，更是人的思维、思想和伦理道德这个内在空间的。乡村完全不是你记忆中的那个乡村了，你能真正地把握今天转型中和转型后的这个现实的乡村吗?
答：我必须老老实实地承认，我无法把握。在今天这样一个复杂的中国情境中，我但愿有人能够真正把握乡村的存在和命运，这样，也尽可能少些问题发生，因为每一个问题背后都蕴含着无数生命的伤痛。
问：像你这样的人生经历：前20年在农村生活，后20年在城市求学工作，应该说你是很早就从农村出来了，而后就融入了城市生活。当你惊讶于农村的种种巨变，把这种震惊落实于文字的时候，你的批评与思考是否就容易受制于你的人生经历而不易更加深入?
答：我并不认为会受制，恰恰相反，故乡是相对于离开的人而言的。就像“东方”、“传统”、“乡土”这些概念是在“西方”、“现代性”、“城市”的观照下才有的一样，它们之间是相辅相成、互为一体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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