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亲情的作文10篇

有关亲情的作文篇1

2、正因为有亲人的支持和鼓励,才有了我们奋斗的动力。正如一位朋友说的那样,从妈妈的叨唠中听出了爱意,从爸爸的沉默中看出了企盼,从老师的眼睛里想到了奋斗,从亲人的鼓励中知道了责任......或许,再过几十天,我们就要进入社会,或者是上了大学。不论是身在异乡为异容,还是流浪四方,浪迹天涯。亲情总是我们的避风港。“露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在我们的心里,亲情是最温暖的。它给我们的不仅仅是鼓励和支持,更重要的是让我知道了什么是爱。

3、也许,亲情是一种声音。在我们劳累时,它给我们舒活筋骨,让我们全身舒适;在我们悲观时,它给我们鼓气,手牵手的把我们从失败的阴影中拉出来;在我们奋进时,它给我们加油,为我们呐喊助威,为我们取得某种成绩而欢喜流泪......这就是亲情。从这种声音中,我们知道了爱。这种亲情让我们感动不已,这种亲情让我们泪流满面。从亲情之中,我们知道了一种责任,为了让我们不再持续在太阳下挥汗如雨,我们要有鹰的斗志,水的生机和活力。

4、我很倾佩布洛克明智的选择,“我不想等将来回首往事对除了钱以外什么也没有。”的确如此,金钱可以买到朋友,却不能买到亲情,不是么?拥有亲情的人是幸福的,它是你在寒冷时苦苦盼望的火焰;它是你心烦意乱时久久追寻的甘露;它是你在孤立无援时焦急等待的救兵。

有关亲情的作文篇2

[关键词]初中思想品德课;亲情教育;对策

[中***分类号]G633.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46058(2017)13005002

亲情教育是初中思想品德课的重要部分。加强亲情教育,对于培养初中生的综合素质,传承中华传统美德,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都有着重要的意义。

一、初中思想品德课加强亲情教育的必要性

1.亲情教育是初中思想品德课程标准和课本的内容

课程标准对初中思想品德课的亲情教育目标做出了规定:“亲情教育目标要求学生懂得孝敬父母,尊重长辈,诚实守信,乐于助人。”如要和父母进行平等的交流沟通,理解父母对自己的关心,学习处理与父母的关系;理解父母的养育之恩,孝敬父母和长辈,提高家庭美德的意识和能力,促进代际文化的交流与互动;等等。各版本的初中思想品德课本中也有亲情教育的内容。如人教版初中思想品德教材中的《爱在屋檐下》《我与父母交朋友》就专门讲述了亲情关系。可见,初中思想品德教材对初中生有着明显的亲情教育要求,教师必须给予重视。

2.加强亲情教育是贯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要求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包括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其中和谐、平等、诚信、友善包含着丰富的亲情教育内容。”比如“和谐”,和谐社会要建立在成千上万个和谐家庭的基础上,家庭和谐是社会和谐的前提,加强亲情教育就是进行和谐社会建设。又如“诚信”,诚信也是家庭关系的原则,诚信意识的树立受到家长的影响,家长是孩子的表率,夫妻之间讲诚信,父母与子女之间讲诚信,是影响孩子正确价值观形成的要素,直接影响着他们在社会上的诚信行为。从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加强亲情教育就是贯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要求。

3.亲情教育是培养青少年学生健康人格的需要

“亲情是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中国人视它为个人品德、家庭美德、***治道德、社会公德的基本元素。”古人认为一个道德高尚的人应该具有“恭、宽、信、敏、惠”或 “温、良、恭、俭、让”的人格特征,这些人格特征就蕴含着很多亲情的成分。时至今天,人们还把一个人亲情的厚薄深浅视为人格好坏的标志。家庭是社会的细胞,亲情深厚才有家庭和谐,家和万事兴,齐家是治国平天下的基础。初中思想品德课对青少年学生加强亲情教育,培养青少年学生的健康人格,于国于民都十分重要。

二、当前初中思想品德课弱化亲情教育的倾向

1.现行初中思想品德课的教材淡化亲情教育

首先,课标的亲情教育要求偏低。九年义务教育思想品德课的课标对亲情教育做了安排,但对于初中生则显得要求偏低了。初中生不但应该了解家庭亲情的常识,更应该懂得如何处理与长辈、兄弟姐妹的关系。其次,课本的亲情教育内容偏少。如人教版的思想品德课本除了八年级上册的第一、第二课,其他单元涉及亲情教育内容的并不多,即使涉及,也不是从亲情教育的角度进行描述。而初中生正处于家庭教育的“叛逆”阶段,初中阶段的思想品德教材不但没有深化小学的亲情教育内容,反而减少和淡化了亲情教育的内容,是不恰当的。

2.教育机构弱化亲情教育

首先,思想品德课程考核忽视亲情素质的养成。目前多数学校不是不重视德育,而是关注点偏离了学生品德的养成。其次,学校缺乏亲情教育的文化环境。多数学校很重视校园文化环境建设,关于勤奋学习的标语、警句、壁画在校园随处可见,却鲜有亲情教育的内容,学校的宣传资料以及课外活动,都难以找到亲情教育的内容,这种文化氛围与学生每天都接触家庭和亲人的现状是不适应的。

3.亲情教育的效果得不到保障

首先,亲情教育方法不合理。许多任课教师把思想品德课的教学目标定位在思想灌输上,认为思想品德课的目标就是向学生灌输思想道德观念,因而采取注入式或填鸭式的教学方法,亲情教育起不到感染学生的作用,甚至让学生觉得枯燥乏味。其次,亲情教育内容脱离现实。不少思想品德教师仍然习惯于照本宣科,不结合学生的实际,只讲课本的条条框框,结果学生所学的亲情知识与现实的家庭状况、社会实际相脱节。因学生对亲情教育没有切身体会,也不懂在现实生活中如何运用,所以亲情教育效果弱化。

三、初中思想品德课加强亲情教育的对策

针对上述初中思想品德课亲情教育存在的问题,应从教育管理机构、教师教学、社会教育三个方面采取对策。

1.教育管理机构的对策

教育管理机构负责制订思想品德教育的***策、编制思想品德教育的课标和课本、考核评估思想品德教育的效果。因此,教育管理机构是加强初中生亲情教育的关键。教育管理机构应该从以下三方面开展工作。

(1)调整初中亲情教育内容

初中思想品德课的亲情教育内容应该与初中生的心理发展相一致。七年级时,学生对亲情的认知还是比较浅表的,因此可以选择一些通俗易懂而又能给学生以启发的内容。到了八年级,学生的心智进一步发展,对亲情的认识也已经加深,可以适当增加内容的难度。等到九年级,学生的身心发展已经相对成熟,对亲情的理解又加深了,可以延伸亲情教育的内容。现有的思想品德教材如此调整后,将更加符合学生实际,教师也可以更好地依托教材,积极地进行亲情教育。

(2)改革思想品德课的考核评估办法

教育管理机构要重视亲情教育,提高亲情教育在思想品德课中的地位,完善亲情教育的设施条件,把亲情关系纳入学生素质的一部分。命题考试作为当前思想品德课的主要考核方式,对于增强亲情教育仍具有积极意义。在考题中增加亲情关系内容的题量,是提高亲情教育实效的途径之一。另外,思想品德课的考核不能只有命题考试一种途径,学生的实践能力、操行表现也应成为考核其思想品德的方式。要把只P心学习成绩转变为对学生综合素质进行考查。

(3)鼓励开展课外的亲情教育活动

培养学生的亲情素养,不能仅仅依靠在课堂上的学习。由于亲情教育的可操作性强,可以充分利用课外活动。如利用节日就是一种好办法。中华传统节日多数和亲情有着密切的联系,像春节、清明节、端午节、中秋节、重阳节、父亲节等都有丰富多彩的亲情习俗。校园文化建设,也是一种亲情教育的课外活动。学生处在校园之中,校园文化建设会潜移默化地影响学生。如可以安排以亲情教育为内容的各种报告、讲座、媒体宣传等,也可以开展知识讲座、辩论赛、演讲赛、征文比赛等活动。 建设校园文化,营造与亲情教育有关的校园文化环境,有助于亲情教育的开展。此外,还可以开展社会实践活动,如社会服务、社会调查等。

2.教师教学的对策

教师决定着亲情教育的进程、结果和质量,对学生的学习起着引导、规范、评价和纠正的作用,影响着学生的个性品质以及亲情观念的形成。在对初中生进行亲情教育的过程中,教师应该注意以下三个方面。

(1)充分利用教材,采用合理教法

初中思想品德教材中有不少亲情教育的内容,教师应该深入挖掘教材中的亲情教育信息,并对学生加以教育。比如人教版八年级上册第二课《我与父母交朋友》,教师可以举一些典型的事例,也可以让学生谈谈自己与父母的关系如何,这既激发了学生的学习兴趣,也培养了学生学习的主动性。

(2)开展家校互动式的亲情教育

父母是最好的老师,亲情是最好的营养品,家庭和教师、学校互动的途径有很多。首先,对家长进行现代家庭教育的知识培训。针对孩子成长不同阶段的心理特点,分年级对家长进行跟踪式主题培训。其次,充分利用家长中的教育资源,组织家长沙龙、家庭教育小论坛等。最后,充分利用现代信息技术和通信手段实现家校之间的跨时空沟通。这样通过开展互动式的亲情教育,不仅可以充分发挥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的作用,还可以加强与巩固亲情教育的效果。

(3)加强教师自身的亲情素养

教师自身的道德修养会对学生产生至关重要的影响,只有教师自身具备了一定的亲情素养,才能感染和熏陶学生。教师的亲情素养主要体现在其感情丰富、尊老爱幼上,比如某位男教师平常的言行举止很像一个父亲等,这就是该教师的亲情形象。作为教师,用自身的魅力与情感影响学生,以身作则,坚持以实际行动践行亲情教育,做到知行合一、教行合一,就能对学生产生积极的亲情影响,让学生受到更好的亲情教育。

3.社会教育的对策

现在学生的成长已不完全局限于学校,学校必须与社会相结合,通过社会教育,丰富学生的亲情体验,巩固和深化学生在课堂上学到的理论知识,以更好地指导学生的实践活动,从而实现教育的目标。因此,社会教育是现代教育体系中必不可少的,教师要借用社会的力量,对学生加强亲情教育。

(1)社会要弘扬中华民族美德

社会思想潮流对初中生的思想观念影响非常大,因此,社会要大力宣传、弘扬亲情的正能量,利用好网络、报纸、广播、电视等大众媒体,加大对亲情教育的载体――中华传统美德的宣传。如可以开设亲情教育系列网站,制作亲情教育的公益广告,也可以举办一些有影响力的关于感恩亲情的晚会等等。

(2)青少年教育基地要加入亲情教育内容

从教育内容角度看,目前全国青少年教育基地主要有四种类型:第一,红色内容的基地;第二,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历史文化基地;第三,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展现改革开放成就的基地;第四,贴近社会现实、贴近大众生活、贴近人民群众,对青少年的发展具有积极促进作用的教育场馆、活动场所。而以亲情美德为内容的青少年教育基地非常少见,因此要加强亲情美德题材基地的建设,完善相关内容和设施。

通过从教育管理机构、教师教学、社会教育三个方面采取对策,可以加强初中思想品德课的亲情教育,让学生受到全方位的亲情熏陶,提高亲情认识,增强亲情行动自觉,传承中华民族的美好传统,从而提高初中生的亲情素质,推进和谐社会建设。

[参考文献]

[1]王文慧.加强中学生中华传统美德教育的理性思考[D].长春:东北师范大学,2008.

有关亲情的作文篇3

【关键词】小学语文;教材;亲情教育;

随着我国素质教育的全面推进,我国各中小学也对素质教育引起了高度重视,可以说亲情教育在小学语文教材及教学工作中的涉及就充分体现了素质教育这一理念,因为亲情教育的目的是为了让学生对亲情有一个清晰客观的认识,培养学生健全的人格,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

一、小学语文教材中的亲情教育现状分析

亲情教育可谓说是小学生的源头教育,属于对小学生的基础性教育,在学生健康成长的过程中发挥着关键性作用。亲情教育拥有十分强大的力量,它能够影响小学生的行为及意识,良好的亲情教育,对小学生学习及成长具有强烈的感染力。然而就目前诸多小学教材的编制内容来看,并没有过多体现亲情教育这一内容,当然大部分语文教师也没有真正在教学中认真贯彻亲情教育。一些教师错误的认为:“我的教学任务就是把课本上的知识内容教给学生,至于亲情教育跟我没有太大的关系”,由此可见,部分教师对亲情教育还没有一个正确客观的认识,没有从根本上意识到亲情教育的重要性。

此外,从家庭方面角度来说,现在家庭生活水平普遍提升,小学生基本上都是在温室里长大的孩子,家长也都是呵护备至,这种状况让学生形成了一种理所应当的心理。一些小学生认为:“我爸爸妈妈对我好都是应该的”,并且这种想法的小学生为数不少,这种心理严重影响了亲情教育在小学语文教学中的合理化开展。当然,该阶段的学生心理尚不成熟,教师及家长要对其进行正确性引导,让其认识到自身的责任及学习任务,使其更加重视亲情,重视学习。

二、完善小学语文教学中的亲情教育策略

亲情教育是现今较为热点的教育话题,在小学语文教材编制中及教学实践中,相关人员应充分明确教育的目的是什么,我国开展教育教学就是为了促进学生的健康全面发展,为我国社会发展提供大量的优秀人才。然而一个人才最重要的人格,若没有健全的人格,那么再高的知识水平也是徒劳。亲情教育是培养学生健全人格的关键因素,各小学学校应在实践中不断总结经验教训,完善小学语文教材及教学中的亲情教育实施策略。

1.语文教材编制融入亲情

语文教材是教师进行语文教学工作开展的依据,在语文教学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基于语文教材在语文教学中的重要性,那么要全面贯彻亲情教育,就要从语文教材的编制入手,根据当前形势下所提倡的亲情教育理念及相关内容,从而选择合适的语文编制教材内容,从教材内容的字里行间透漏出亲情的可贵。只有这样语文教师才会在教学中自然而然的融入亲情教育,在教给学生语文知识的同时给予学生一定的亲情熏陶,提高小学生对亲情这一概念的认知。

2.语文教学中融入亲情

亲情教育是一个概念,它需要在教学中充分贯彻落实,才能够发挥其本身的功能性及作用,那么要让教师在语文教学中融入亲情教育,首先需要改观教师对亲情教育的看法,让教师明确认识到亲情教育与语文教学两者之间的密切关系,教师具备一定的亲情教育意识,必然将亲情教育不自觉的融入到教学中的各个环节,展现亲情教育的影响力。比如在小学语文教材中《游子吟》这一课程的学习中就可以融入亲情教育,因为它主要讲述的就是一位母亲对儿子深深的爱,若教师在教学过程中融入真实的情感,必然会引起学生的共鸣,那么在这一过程中不仅加深了学生对该诗的理解,同时还让学生懂得了母爱的伟大。

3.教学语言中融入亲情

语言具有较强的感染力,教师在教学语言中融入亲情,是亲情教育的又一有效途径。处于小学阶段的学生三观尚未形成,对教师讲解的各种事物及话题都充满了好奇。教师在教学中应根据该阶段的学生特点,将亲情教育合理融入到语文教学的各个环节。教师在语文教学中要充分重视教学语言的应用,因为教学语言中的语调及停顿等形式都会给学生不同的感受。比如在小学语文教材中《妈妈的爱》这一课程学习过程中,教师就可以充分展现教学语言的魅力,为学生深情朗诵文章内容,让学生真切感受到妈妈无私的爱。

三、总结

亲情不论年长年幼,是每个人生命中不可或缺的存在,只有懂得亲情的难能可贵,才能获得其他方面的认知与领悟。在小学语文教材编制及教学实践中应全面融入亲情教育理念,将亲情教育广泛融入到语文教学中的各个环节,只有这样才能引起学生的思想共鸣。小学阶段的学生年龄较小,语文教师的教学行为、方式及语音等因素都会影响小学生对亲情教育的看法,因此教师一定要正确传达亲情教育理念,使学生对亲情教育形成正确客观的认知。

参考文献:

有关亲情的作文篇4

儿童“心理理论”的获得和发展是发展心理学研究中的一个热点课题,而从文化的视角探讨儿童心理理论发展有助于了解儿童社会行为发展的本质。已有研究表明,个体心理理论的获得和发展既有文化普遍性,又表现出文化特异性,但我们仍需更多的研究揭示文化的具体影响。本文以亲子交流作为切入口,阐述中西文化下主要抚养者亲子谈话和儿童情景记忆的不同特点及其对儿童心理理论获得与发展的影响,为儿童心理理论获得与发展的文化普遍性和文化特异性提供了进一步解释,并初步构建了心理理论获得与发展的文化模型,提出了未来研究需要进一步探讨的问题,对于儿童社会认知发展的研究具有启发意义。

摘要 已有研究表明个体心理理论的获得和发展既有文化普遍性,又表现出文化特异性。为了探讨儿童心理理论发展的影响因素,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开始关注社会交流的作用。亲子交流是儿童早期社会交流中很重要的组成部分,与儿童心理论的获得和发展密切相关。文章分别比较了抚养者的亲子谈话和儿童情景记忆的中西文化差异,以及它们与心理理论发展的关系来理解中国儿童心理理论获得与发展的特异性,最后提出了一些未来研究需要进一步探讨的关键问题。

关键词 亲子交流;心理理论;文化特异性;亲子谈话;情景记忆

分类号B844

Premack和Woodruff(1978)研究黑猩猩的社会认知能力时首次提出了心理理论(theory ofmind)的概念(王茜,苏彦捷,刘立慧,2000)。儿童4岁左右开始发展的错误信念理解是心理理论的核心成分,常常是衡量儿童是否具备心理理论的标志性任务(例如Wimmer&Perner,1983)。然而心理理论包含不同的成分,这些成分在不同的年龄相继发展出来(王彦,苏彦捷,2008)。Wellman和Liu(2004)在总结大量研究结果的基础上设计了一套心理理论量表,用于测量儿童在发展上依次出现的概念理解。随着研究的拓展和深入,研究者从最初主要关注儿童心理理论获得与发展过程中的里程碑(Wellman,Cross,&Watson,2001),到目前越来越多关注心理。对这些发现的理解不能不涉及个体的社会化环境,而教养实践中的亲子交流影响着个体的社会化进程(Keller et al,2007)。亲子交流作为一个亲子双方相互作用的整体,应该包括抚养者的亲子谈话和儿童对自己经验的组织。因此系统分析和总结主要抚养者亲子谈话与儿童情景记忆的文化普遍性与特异性会有助于我们对心理理论发展规律的认识。

1 儿童心理理论发展的文化普遍性与特异性

Wellman等(2001)通过元分析比较了不同年龄、不同国家儿童在错误信念任务上的表现,结果发现,尽管典型发展儿童通过错误信念的时间点并不相同,但大部分在4岁左右时能够理解错误信念,表明心理理论的发展具有一定的文化普遍性。但该元分析中涉及到的研究样本量较小,且主要集中在欧美儿童错误信念的理解上。这些研究者随后的一项元分析则比较了196名中国儿童(其中69名来自香港)与155名北美儿童(其中,83名儿童来自美国,72名儿童来自加拿大)错误信念的理解能力。结果发现,不同文化下儿童心理理论具有相似的发展轨迹,但某些特定心理理论能力出现的时间并不相同,而且部分心理理论任务通过的顺序也存在文化差异。具体来说,中国儿童通过错误信念任务的时间晚于西方儿童,加拿大儿童38个月时就能顺利地通过错误信念任务,而香港地区的儿童在64个月时,错误信念任务的正确率才超过机遇水平;国内大部分研究也发现儿童通过错误信念任务的平均年龄为5岁(隋晓爽,苏彦捷,2003;文,张文新,2002;方富熹,Wellman,刘玉娟,刘国雄,亢蓉,2009)。另一方面,西方儿童获得心理理论的先后顺序是:意***理解、信念理解、知与不知理解、错误信念理解、伪装情绪的理解,而中国儿童较早理解知与不知,较晚地理解信念,这种心理理论获得顺序上的文化特异性同样表现在澳大利亚和伊朗的儿童身上(shahaeian,Peterson,Slaughter,&Wellman,2011)。可见,心理理论的获得与发展,不仅具有文化普遍性,也存在文化特异性。

不同研究者从不同的视角来理解心理理论的获得机制。Leslie.Friedman和German(2004)认为领域特殊的、先天的模块或成熟的神经机制导致了心理理论的获得;Wellman等人(2008)则强调儿童早期与心理状态有关的概念的发展对获得心理理论的作用。但是,这些观点更多地关注了心理理论发展的普遍性,对心理理论获得与发展的特异性解释甚少。最近越来越多的研究者从社会交流的角度来解释儿童心理理论获得与发展的个体差异(Carpendale&Lewis,2004;Symons,2004),其中亲子交流成了关注的焦点。早期的亲子交流既包括以亲代为主体指向子代的亲子谈话。也包括以子代为主体指向亲代的情景记忆,因为儿童和他人谈论的主要是他们亲身经历的一些事件。中西方文化下的亲子谈话(苏彦捷,覃婷立,2010;Keller et al.,2007)和儿童的情景记忆具有不同的特点(Wang,2003,2004;Wang&Fivush,2005;陆慧菁,苏彦捷,2007)。本文试***从中西文化下亲子交流的差异来解释中国儿童心理理论获得与发展的文化特异性。

2 抚养者亲子谈话与儿童心理理论的获得与发展

由于历史和文化传承的差异,东西方人的思维方式、认知加工过程以及注意、知觉的重点都不同(NisbeR&Masuda,2003)。西方文化强调自主与***,个体更关注内部心理状态,这就鼓励个体表达他们的想法、观点和情绪;相反,中国文化注重与他人的联系和群体内部的和谐,更多关注个体外部行为与规范,并不重视个人的想法与情绪等内部心理因素(Greenfield,Keller,Fulizni.&Maynard,2003;Kagitcibasi,2005;Markus&Kitayama,2003;Wang&su,2005)。这种价值观的差异使得中西方文化下亲子谈话的内容也表现出不同的特点。

2.1谈论心理状态与谈论行为

比较中美母亲亲子谈话内容与风格的跨文化研究发现,西方母亲给孩子讲故事时更多地谈论儿童的个人偏好和观点,愿望和知觉:中国母亲更多地谈论道德习俗和行为准则(Wang,Leichtman,&Davies,2000;Wang,2001)。Keller等人(2007)的研究也发现,西方父母更加强调儿童的自主性,强调自我和情绪,认为情绪等心理状态是个体对自我的直接表达,也是对自我重要性的肯定,因此与孩子谈话时更多地谈论心理状

态;中国家长更加强调他人和行为,强调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而行为使得人与人之间产生联系,因此谈话时更多地谈论行为。最近一项研究比较了欧美与中国母亲的亲子谈话内容发现,讲故事时欧美的母亲比中国母亲更多地提及想法和情绪,而中国母亲更多地谈论行为(Doan&Wang,2010)。这些研究结果一致表明,西方母亲的亲子谈话中更多地谈及心理状态,而中国母亲更多地谈论外部行为。

2.1.1心理状态的谈论与心理理论的获得与发展

亲子谈话作为儿童早期言语的输入,影响了儿童心理理论的获得与发展(Brown,Donelan―Mc Call,&Dunn,1996;Meins et al.,2002;Ruffman,Slade,&Crowe,2002;Peterson&Slaughter,2003;Slaughter,Pearson,&Mackintosh,2007;Tamnoepeau&Ruffman,2008)。大量西方文化下亲子谈话与心理理论关系的研究表明,母亲在亲子谈话中对心理状态的描述与儿童心理理解能力有关(Dunn,Brown,Slomkowski,Tesla,&Youngblade,1991;Dtmn,Brown,&Beardsall,1991),母亲谈论的心理状态越多,孩子的心理理论能力越强。有的研究甚至没有直接记录母亲和孩子的谈话,而只是要求母亲对孩子进行自由描述(Meins et al.,2002)或自我报告和孩子谈论心理状态的情况(Ruffman,Perner,&Parkin,1999),结果发现母亲谈论心理状态或自我报告谈论心理状态越多,儿童在错误信念任务上的表现越好。Ruffman等人(2002)的纵向研究提供了更全面的证据。他们分别在儿童3岁、3-4岁和4岁时收集了母子的谈话内容、儿童的心理理论、儿童的语言能力以及儿童早期自发使用的心理状态词语等数据。结果发现,在控制了儿童自发使用的心理状态词语、早期的心理理论理解、语言能力、年龄、母亲的教育水平之后,母亲早期关于心理状态的描述,和儿童随后的心理理论发展相关。通过交叉滞后分析发现,儿童3岁和3.4岁时母亲关于心理状态的描述,分别和儿童3.4岁和4岁时的心理理论能力呈正相关,但儿童3岁和3.4岁时的心理理论能力分别和母亲在儿童3.4岁和4岁时使用心理状态的语词无关。可见,母亲关于心理状态的谈话影响了儿童心理理论的发展(Ruffman et al.,2002;Ruffman,Slade,Devitt,&Crowe,2006)。Ensor和Hughes(2008)的研究直接记录了亲子互动过程中母亲心理状态词汇的使用情况,同样发现了类似的结果。另外,一些训练研究也证明谈论心理状态能够促进儿童心理理论的发展。例如,Guajardo和Watson(2002)训练儿童谈论故事中主人公的心理状态后,儿童在错误信念任务上的表现明显提高。可见,用不同方法考察亲子谈话中母亲谈论心理状态的研究都得到了一致的结果。

随着研究的不断细化与深入,一些研究者区分了亲子谈话中对心理状态的简单谈论与详细谈论(Peterson&Slaughter,2003;Slaughter et al.,2007;Symons,Peterson,Slaughter,Roche,&Doyle,2005)。Slaughter等人(2007)的研究发现对于3岁的典型发展儿童来说,其心理理论任务的表现和母亲在亲子谈话中对认知状态的解释性的、因果归因和对比式的详细谈话风格显著相关;对于4岁孤独症儿童来说,其心理理论任务的表现和母亲对情绪详细解释的谈话显著相关。亲子谈话的内容和风格往往共同起作用,但它们之间关系的系统说明还需要进一步的研究(苏彦捷,覃婷立,2010)。

另外,也有研究发现在儿童不同的年龄段,母亲对不同心理状态的谈论对儿童心理理论发展的作用可能是不同的。婴儿初期母亲对意***的谈论显著多于思维和知识,而随着婴儿年龄的增长,母亲对意***的谈论减少,而对思维和知识的谈论增多。婴儿两岁前母亲对意***的谈论能显著预测婴儿之后使用心理状态词汇的情况和情绪理解能力,婴儿24个月大时母亲对想法与知识的谈论可以预测儿童33个月大时心理状态词汇的使用情况(Taumoepeau&Ruffman.2006.2008)。Symons等人(2006)的研究也发现,5岁儿童在错误信念任务上的表现与母亲在儿童两岁时恰当地谈论意***正相关,而与母亲在儿童两岁时对信念的谈论不存在显著相关。可见,婴儿早期母亲对意***的谈论影响了儿童心理理论能力的发展,随着儿童年龄的增长,母亲对信念的谈论更能影响儿童心理理论能力的发展。

总之,西方文化下的横断和纵向研究都表明,母亲谈及心理状态促进了儿童心理理论的获得与发展。亲子谈话中对心理状态的谈论之所以能够影响儿童心理理论的获得与发展,可能是因为谈论心理状态的语言使得抽象的心理状态能够被语言的外显线索表达出来,从而引起儿童的注意,并激发了儿童去思考这些心理状态。

2.1.2行为的谈论与心理理论的获得与发展

尽管国内研究者同样发现母子游戏过程中,母亲心理状态术语使用、儿童心理状态术语使用与3―5岁儿童心理理论能力存在显著相关(桑标,李燕燕,2006,),然而大量数据表明我们的亲子谈话中很少提及心理状态,更多地谈论行为,这既体现在讲故事中,也体现在记忆分享过程中(Wang&Fivush,2005;Wang,2007;Wang,Dean,&Song,2010;陆慧菁,苏彦捷,2007;Lu,su,&Wang,2008)。西方文化下,母亲谈论心理状态能够促进儿童心理理论的发展,那么,中国抚养者亲子谈话内容与儿童心理理论又有什么样的关系呢?中国抚养者的谈论行为是否同样可以影响儿童心理理论的发展?覃婷立(2008)的研究以19名2~3岁儿童及其主要照顾者为被试,采用***画书任务、心理理论量表等任务考察了亲子谈话的特点及其与2岁儿童心理理论的关系。结果发现,中国文化下主要照顾者更多地谈论故事中人物的行为,对其行为的描述和复杂描述(运用对比和因果描述的方法描述除行为以外的非心理状态)占据亲子谈话的大部分内容,很少出现心理状态词汇。在控制儿童的语言能力,主要照顾者的教育程度以及句子总数后,主要照顾者对行为的描述和复杂描述与儿童心理理论任务上的表现正相关,而对心理状态词汇的描述与儿童心理理论的得分不存在相关。主要照顾者对行为的描述能显著预测儿童心理理论的发展。但是,该项研究中对行为的编码未考虑到父母的谈话风格,即对行为的编码并未分出简单描述行为和详细描述行为。罗如帆(2010)的研究很好地解决了这一问题。该研究考察了主要照顾者对儿童心理的信念、亲子谈话

与儿童心理理论之间的关系。结果发现,控制主要照顾者的句子总数、儿童语言能力后,主要照顾者对故事中人物行为的详述能够显著地预测儿童在错误信念任务上的表现。以上的两个研究一致表明:中国文化下亲子谈话中谈论行为与儿童心理理论的能力存在相关,但还不能就此得出是亲子谈话中行为的谈论促进了儿童心理理论的发展。王呋洁(2009)通过训练的方法来探讨谈话中谈论行为与儿童心理理论间的因果关系,结果发现,谈论行为和谈论心理状态都能够提高儿童心理理论任务上的表现,这两种谈话方式的作用没有显著差异。之所以谈论行为也能够促进儿童心理理论的发展,可能是因为照顾者在谈论涉及心理活动的情境时,对行为做出解释性、因果性和对比性的详细描述帮助儿童对整体情境有更好的理解,从而易化了儿童对涉及心理状态情境的理解,但是比起直接理解外显心理状态,儿童需要通过填充行为与心理状态之间的关系,推测行为背后的心理状态,以达到归因和理解以及预测的目的。这个过程更间接,也更难,这也可能是中国儿童通过错误信念任务的年龄晚于西方儿童的一个原因(Su,2010;Hao et al.,2010)。

综上所述,西方文化下母亲对心理状态的谈论促进了儿童心理理论的发展,而中国文化下抚养者对行为的详述同样促进了儿童心理理论的发展。

2.2谈论自我与谈论他人

中西方价值观的不同,不仅导致了亲子谈话内容的文化差异,也导致了谈话内容指向对象的差异。强调个人主义的西方文化重视自我的重要性,因此谈话的内容更多地指向儿童自身;集体主义的中国文化强调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和谐,因此亲子谈话的内容主要指向他人(Kagitcibasi,2005)。婴儿早期,西方文化下母亲主要谈及婴儿自身的心理状态,随着儿童年龄的增长,除了谈论儿童自身的心理状态外,母亲也开始谈及自己和他人的心理状态;中国文化下,主要照顾者更多地谈及他人的行为。谈话内容指向不同的对象。能更好地帮助儿童区分自我和他人。而自我与他人的区分,是儿童获得和发展心理理论特别是通过错误信念任务所必需的一种能力(Aichhorn,PerneL Kronbichler,Staffen,&Ladurner,2006;Slaughter et al.,2007;Abu-Akel&Shamay-Tsoory,2011)。西方文化下的研究表明,儿童15个月时,母亲谈论儿童的意***能够更好地预测儿童心理状态词汇的使用及情绪理解能力,当儿童24个月时。母亲谈论自己和他人的知识和想法能够显著地预测儿童心理状态词汇的使用(Taumoepeau&Ruffman,2006,2008)。这可能是因为在孩子语言能力还未发展出来时,母亲谈论心理状态可能为儿童提供了直接考虑心理状态的机会。当婴儿语言出现后,谈论幼儿的心理状态为幼儿外显地考虑与自己意***或者情绪有关的内部体验提供了机会,也容易帮助婴儿在自己的心理状态与心理状态词汇间建立起联系;婴儿未能在自己的心理状态与心理词汇间建立联系前,谈论他人的心理状态仅仅为婴儿提供了标记他人面部表情或动作的途径,婴儿没有参照点去理解潜在心理状态的途径。只有婴儿在自己的心理状态和心理词汇间建立了联系后,母亲谈论他人的心理状态才能够帮助儿童更好地区分自我和他人。可见,谈论儿童自身的心理状态可能是理解他人心理状态非常关键的一步(Nichols&Stitch,2003)。中国文化下的研究发现,中国主要照顾者在向儿童讲故事时,谈及最多的是故事中人物的行为,即谈话内容的指向对象是他人,而且亲子谈话中谈及他人的行为和儿童较好的心理理论表现相关(覃婷立,2008;罗如帆,2010)。

谈及自我与谈论他人的这种文化差异不仅表现在主要照顾者给孩子的讲故事中,同样也表现在与孩子的记忆分享过程中。和孩子谈论共同经历的事件时,西方文化下的母亲使用更多的语言来描述和评价孩子的想法和感受,并讨论这些心理状态的原因和结果;中国的母亲则使用更多的语言来描述和评价群体的活动、社会互动和他人的行为等(Mullen&Yi,1995)。Wang等人的系列研究也表明,在谈论过去经历时。欧美的母亲和孩子更多提及儿童的感受、偏好和观点,并讨论心理状态的原因,表现出“情绪解释性风格”(Emotion-Explaining Style);相反,中国母亲和孩子经常关注行为和其他人的重要性,重视道德习俗和行为标准,表现出“情绪批判性风格”。不同的价值观使得西方家长与孩子的互动中鼓励儿童谈论自己的想法和情绪,进而满足其自主需求,而中国的家长与孩子的互动中不鼓励孩子表现自我的独特性,而是要求孩子接受习俗、社会规范,并且保持与别人的一致,鼓励孩子更多地谈论他人(Kagitcibasi,2005)。Markus和Kitayama(1991)提出的“***自我”和“互依自我”也说明了这一点。欧美文化下的“***自我”强调个人主义及对自我的自主感,这就鼓励个体通过关注自己的观点和心理状态来寻求和维持自己与他人的区别,而儒家文化的“互依自我”强调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依赖,鼓励个体注意与他人的联系和社会互动的重要性。这种特定文化的自我观通过亲子互动尤其是亲子间记忆的共享整合到了儿童的自我知识中(张镇,张建新,2008),也使得他们的情景记忆表现出不同的特点。

3 儿童情景记忆的特点与其心理理论的获得和发展

3.1亲子谈话与儿童情景记忆

情景记忆(Episodic Memory)是对过去或将来特定时间、地点或特定情景下发生的具体事件的模拟,在自我建构的过程中意义重大(Tulving,2002)。Tulving认为情景记忆的主观时间是指向过去的。后来的很多研究将其扩展到指向将来的时间方向,也包含了对未来可能发生事件的想象、预期与规划(Addis,Wong,&Schacter,2008;Schacter,Addis,&Buckner,2007;Tulving,2002)。由此,可以说情景记忆包括回忆过去和想象将来两个部分。

情景记忆的回忆过去是指与自我相关的个体经历事件的记忆集合,也就是自传体记忆(Wang,Hutt,Kulkofsky,McDermott,&Wei,2006)。进入学前期后,随着自我意识的获得、语言水平的发展、叙述技能的提高、元表征能力(例如心理理论)的增强、神经生物性结构逐渐成熟等(Peterson,Wang,&Hou,2009,),儿童能够记住的关于自己的事件也变得越来越复杂。如果有成人语言的提示和引导,儿童的自传体记忆会表现得更为出色。在家庭生活中,父母在与子女进行交流谈话时,常常会在语言上引导儿童回忆一些发生在他们身上的事件,这些语言一方面会给予儿童提示,帮助他们回忆过去事件,另一方面也在

指导儿童巩固和建构事件的记忆,例如理清事件中的要点,理解事件因果逻辑关系,了解父母如何看待这些事情,从而加强记忆。因此,儿童在与他们的父母进行回忆过去的对话的同时,也是在积极地参与自己记忆的发展(Farrant&Reese,2000)。情景记忆的想象将来是指将自我投射到将来去预先体验未来事件,是人类特有的高度适应性认知能力之一(Atance&O'Neill,2001)。无论是回忆过去还是想象将来都是谈论心理状态或行为非常重要的背景。

儿童早期的社会互动与情景记忆存在相关,特别是母亲与儿童之间的关于记忆分享的亲子对话,这对于形成早期情景记忆具有重要作用。具体而言,家长在与儿童分享过去事件时的叙述风格,特别是家长叙述过去事件的精细程度,影响着儿童的早期记忆(Fivush,Haden,&Reese,2006)。在亲子对话中进行高精细程度叙事的母亲会对儿童过去的经历进行丰富而详细的描述,并对儿童的反应做出足够的反馈,这可以帮助儿童较好地形成关于过去经验的记忆;而那些在亲子对话中进行低精细程度叙事的母亲,仅仅是针对儿童的特定问题进行简单的回应,这种母亲养育的儿童所形成的关于过去经历的记忆就会较弱。

不同文化下的家长在与子女谈论过去事件的频率和言语风格存在差异,这也会引起不同文化下的儿童自传体记忆的差异。北美母亲相比于亚洲母亲,她们在与儿童进行关于分享过去记忆的对话时,进行精细叙述的频率更高,而且更倾向于以孩子的角色与偏好为焦点和中心,而亚洲母亲的对话更多的是低精细程度的对话,而且强调的重心是在社会中的活动和与他人的交往。长期体验着精细化的、以儿童为中心的亲子记忆分享的北美儿童,不仅能够更好地形成关于自己的早期记忆(Wang,2007),而且其自传体记忆中更多地提及到自己的情绪、叙述的语气也带有更多的情感色彩,长期体验着简洁的、以他人为中心的亲子记忆分享的中国儿童,经常更少地提及心理状态,在回忆自己经历的事件时更多地谈论他人(wang,2003,2004;Wang&Fivush,2005;陆慧菁,苏彦捷,2007;Luet al.,2008)。可见,不同文化风格的亲子谈话对于造就不同文化下情景记忆的差异具有重要贡献。亲子间记忆的分享传递了“***自我”和“互依自我”文化自我观,使得儿童的情景记忆表现出不同的文化特点(Lu et al.,2008)。在社会化的系统中,孩子的情景记忆延续了抚养者的文化特点。

儿童情景记忆的特点不仅反映了亲子间记忆共享的特点,同时反映了亲子交流文化特点的承继。因此,在接下来的部分,我们通过比较中西方儿童情景记忆与心理理论的关系,从子代为主体的交流的视角来解释中国儿童心理理论获得与发展的特异性。另一方面也可以为亲子间记忆共享过程与儿童心理理论的关系提供间接的证据支持。

3.2回忆过去与想象将来中谈及的内容与心理理论的获得与发展

已有研究表明,儿童情景记忆中回忆过去的成绩与其心理理论有关(Welch-Ross,1997;K1einknecht&Beike,2004)。这可能是因为在回忆或者分享过去的经历时,儿童必须表征不同的视角――过去的视角和现在的视角,而错误信念任务也需要表征不同视角的心理状态,因此情景记忆与心理理论能力可能存在共同的心理机制。同时,也有研究表明情景记忆与心理理论有着共同的激活脑区如前额叶和颞顶叶(Buckner&Carroll.2007)。另一部分研究更加深入地探讨了情景记忆中的什么成分影响了心理理论的发展。如研究表明,儿童情景记忆中谈论自己的心理状态与儿童心理理论的表现相关。总之,记忆共享活动帮助儿童外显地区分他人与自己的心理状态,因此促进了儿童的心理理解能力(Pohl,Bender,&Lachmann,2005)。

中国儿童在情景记忆中更多地谈及他人,很少提及自我(陆慧菁,苏彦捷,2007;Lu et al.,2008)的特点,对中国儿童心理理论的发展有着独特的影响。陆慧菁和苏彦捷(2007)的研究发现,排除了年龄和语言的影响后,自传体记忆中儿童谈及他人的数量与其在错误信念任务上的表现呈正相关。Lu等人(2008)的纵向研究分别测查了52名儿童3~4岁及一年后的自传体记忆与心理理论,结果发现,控制儿童的语言能力后,儿童谈论他人的数量与错误信念的理解有关。具体来说,对于一年前未能通过错误信念任务的儿童,只有那些一年后的自传体记忆中谈及他人次数明显增多的儿童才能够通过错误信念任务。而前后两次都能通过错误信念任务的幼儿前后两次的自传体记忆中谈及他人的次数没有变化。此外,该研究采用听故事和复述故事的训练方法训练实验组儿童谈及他人,控制组儿童主要谈论物理环境等,以进一步考察自传体记忆中谈及他人与心理理论间的因果关系。结果发现训练后,实验组的儿童比控制组儿童在错误信念任务上表现得更好(Lu etal., 2008)。这一系列研究表明,中国儿童情景记忆中回忆过去时谈及他人能够促进其心理理论的发展。

把情景记忆放在一个时间轴上来看,它不仅包括回忆过去,也包括想象将来成分。已有研究表明,自传体记忆中表现出的谈及自我和谈论他 人的文化差异同样表现在情景记忆的想象将来部分中(McColgan&McCormack,2008;赵婧,苏彦捷,2009)。那么情景记忆中想象将来时谈及他人是否同样能够影响心理理论呢?情景记忆中谈及他人对心理理论发展的重要作用是否仅限于学前期儿童呢?苏彦捷和赵婧(2012)的研究考察了学龄阶段4~6年级儿童情景记忆中谈及他人与心理理论的关系,结果发现,控制年龄的影响后,情景记忆回忆过去中谈及他人次数能够显著预测儿童在二级错误信念任务以及白谎和失言任务上的表现,想象将来中谈及他人能够显著预测儿童在白谎和失言任务上的表现。赵婧和苏彦捷(2009)及赵婧(2011)的研究还考察了青少年情景记忆与心理理论的关系,结果发现,在控制了智力水平,语言能力和执行功能后,青少年的心理理论与其情景记忆中回忆过去和想象将来时报告的谈及他人次数存在显著正相关,情景记忆中回忆过去和想象将来时谈及他人的次数越多,心理理论的表现也就更好。可见,儿童情景记忆中谈及他人对心理理论的重要作用,持续到了青少年期。总的来说,中国儿童情景记忆中谈及他人促进了心理理论能力的发展。这可能是因为谈及他人引导孩子注意他人的信息,间接地导致孩子从他人的行为来解释和推测他人的心理状态,从而促进儿童心理理论的发展;另一方面,谈及他人时,儿童需要主动注意到自我的过去状态和他人过去状态,自我将来的状态和他人将来的状态,有助于儿童更好地区分自我与他人,进而帮助个体更好地理解错误信念。

4 总结与展望

综上所述,亲子交流的文化差异可以帮助我们理解中国儿童心理理论获得与发展的文化特异性。我国儿童心理理论获得与发展的途径可能不同于西方儿童,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首先,西方母亲谈论心理状态促进儿童心理理论的发展而中国母亲对行为的详细谈论也可以促进儿童心理理论的发展。尽管中国母亲对行为的详细描述易化了儿童对涉及心理状态情境的理解,但儿童还需要自己去推测行为背后的心理状态才能更好地理解整个心理状态情境。其次,无论是以亲代为主体的亲子谈话还是以子代为主体的情景记忆中,西方亲子交流过程中更多地谈论自我,而中国的亲子交流过程中更多地谈论他人。谈论自我使儿童更容易在自己的心理状态与抽象的心理状态词汇间建立联系,更好地理解与自己相关的心理状态,然后再由己及人,逐步区分自我与他人,易化了自我与他人的区分过程;中国亲子交流中的谈论他人,特别是谈论他人的行为,不仅需要儿童自己主动地通过行为来推测其背后的心理状态,还需要儿童在不同主人公的行为间转换,表征他人的行为并主动地区分自我与他人。中国文化下亲子交流的这两个特点可能导致了中国儿童对错误信念的理解晚于西方儿童。直接谈论心理状态以及自我当然可以促进个体心理理论的获得与发展(桑标,李燕燕,2006;王洁,2009),但处于我们的社会文化环境中,谈论他人与行为这些不同的亲予交流特点可以使我们达到同样的发展目标(***1)。而且由于在心理理论的获得过程中,儿童需要经历自己去比较、推理和领悟等艰难过程,之后的迁移性也就更强,因此可能有着更大的灵活性和发展空间(su,2010)。我们文化下儿童随后的失言理解等更复杂的心理理论发展不再滞后(王彦,苏彦捷,2008;王异芳,苏彦捷,2008),到成人阶段甚至表现得更好(Wu&Keysar,2007)也提供了一定的证据支持。未来的研究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一步探讨亲子交流与儿童心理理论获得与发展的关系。

首先,目前的研究分别考察了中西方文化下各自的亲子交流对儿童心理理论的影响,也有研究直接比较了中西方亲子谈话内容与风格上的差异,但直接比较两种文化下亲子交流对儿童心理理论发展影响的研究还比较少,因此需要更直接比较的证据。另一方面,本文为了论证的方便,分别从谈论心理状态与谈论行为、谈论自我与谈论他人两方面来探讨了亲子交流与儿童心理理论获得与发展的关系。事实上,谈论对象和谈论的内容这两方面常常同时呈现,既可以是谈论自我或他人的心理状态,也可以是谈论自我或他人的行为,未来的研究需要更为系统地说明这两方面的交互是如何影响儿童心理理论的获得与发展的。

其次,目前国内关于抚养者亲子谈话与儿童心理理论关系的研究都还是横断研究,需要更多的纵向研究来进一步考察中国文化下的亲子谈话与儿童心理理论的因果关系,也需要考察儿童不同年龄阶段抚养者谈话的内容对儿童心理理论所起的作用是否相同。

有关亲情的作文篇5

关键词:父子关系;童年生活;民族文化心理;时代背景

中***分类号:I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11)12-0001-02

我国的近现代以前的父子故事一般在社会与家庭问题小说中容易碰到,多数表达为伦理的思考,对家庭问题的思考,涉及男女平等的占绝大多数,涉及父子关系则少而又少并且父子关系仍然脱不出“孝”的话语。五四虽是一个反封建的“弑父”时代,但在初期父与子的冲突在一些文学大家那里并未得以充分的挖掘与阐释,或是在文本中设置父亲的缺席以逃避这一冲突,如鲁迅的很多小说都缺少父亲的形象。随着启蒙主题的发展,父子关系成为诸多作家的着眼点。“父亲”在启蒙叙事中大多是封建宗法制度的精神支柱――孔子儒家文化的严厉而僵化的执行者,他们对这些陈腐的文化制度的神圣化的维护造成了中华民族在世界格局中落后挨打的耻辱局面。他们往往以封建暴君的形象出现,摧残着子一代的生命,压抑着他们的青春活力。

而父子关系到了洪灵菲这里则发生了一点微妙的变化:“父子冲突”存在明显的倾斜性,父亲以绝对的优势压制儿子的反叛。洪灵菲是早期太阳社的成员以及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发起人之一,《流亡》是其的成名作,描绘的是***青年沈之菲在“四一二”反***后被通缉,不得已到处流亡逃避追捕的生活经历。这是部自传性很强的小说,从学林出版社1989年出版的陈贤茂撰写的《洪灵菲传》中可以清晰分辨洪灵菲的流亡与“沈之菲”的流亡如出一辙。《流亡》作为经典的***文学文本,其中交织这光明与黑暗、积极与消极、理想与迷惘等多重矛盾情感,使得这里的父子关系并不是简单地类似于五四文化启蒙时期的弑父情结,沈之菲也不是像“觉慧们”义无反顾地断绝与“父亲们”的关系,毅然出走。

沈之菲在被H港当局驱逐出境后回到家里,作者用幽怨与悲愤的笔调写出了沈之菲眼中的父亲:

他的父亲是永远不会同情他的,他对他好像对待一个异教徒一样。他憎恶他是本能的,性质生成的,他永不容许他的哭诉。他平时糟蹋他的地方,譬如骂他生得太瘦削,没福气,短命相;写字入邪道,做诗入邪道,做文章入邪道,说话入邪道,叹口气也入邪道。他觉得他身上没有一片骨,一滴血,不是他父亲憎恶的材料。他想起这一次的失败,这一次误入邪觉的大失败,他父亲给他的同情将是冷嘲,热讽,痛骂,不屑!他震恐,凄惶.满身的血都冷了。他悔恨他这次的回家。

父子关系是冷漠的、疏远的、缺少温情的,儿子对父亲是畏惧的。沈之菲对父亲的恐惧似乎是发自一种生命的天性。中国现代家族家庭小说文本中的父辈形象成为传统封建象征秩序的表征和隐喻时,子辈中总会出现逆子形象,此时的“父与子”构成二元对立模式,在反抗和牵扯中形成独具特色的叙事模式,营造反叛与背离的叙事张力。沈之菲在其父眼里的确是个逆子,但是在文中很难发现沈之菲的反叛与背离,更多的是迎合与妥协,如主人公对其朋友如此诉说:

我承认我是个弱者。我见到父亲,我便想极力和他妥协。譬如他说我写的字笔划写很太瘦.没有福气,我便竭力写肥一点以求他的欢心。他说我读书时声音大悲哀,我便竭力读欢乐些以求他的欢心。他说我生得太瘦削,短命相,我便弄尽方法求肥胖,以求他的欢心。但,我的努力总归无效,我所能得到的终是他的憎恶!别人憎恶我,我不觉得难过。只是我的父亲憎恶我,我才觉得有彻心之痛!唉!此生何术能够得回我的父亲的欢心呢!

由于父子双方力量的悬殊,没有能够形成真正意义上对等的“父子冲突”,而强的父亲又进一步加重了儿子的懦弱心理,使他们无法走出父亲的阴影,形成自己的***人格。沈之菲渴望得到父亲的肯定、温情与爱,他看待父亲不同于“觉慧们”对“父亲们”的充满着鄙夷与厌恶的俯视视角。可见,沈之菲对父亲的态度糅合了对父亲权威的惧怕和对父亲温情的期待。父子冲突出现了明显的倾斜性,父亲以绝对的优势压制儿子的反叛。沈之菲甚至痛恨这一两年来,参加***运动才引起父亲的厌恶,真是“殊可不必”。对于一个激情澎湃的***青年来说说出此等话何其难,而他为了赢得父亲的“好脸色”舍弃了自己的信仰,放逐了自我***人格的诉求。

这种特殊的父子关系的呈现与作者的童年生活、时代背景及民族文化心理等诸多因素相关。首先,这种父子关系的模式与其童年记忆、成长经历有着很大的关系。弗洛伊德认为人的一切行为动机均来自于无意识的本能欲望,它是人类一切活动的根本动力和动因。文学艺术的创作其实就是一种个人无意识,是无意识暂时放松对意识控制时产生的“自由联想”的结果。作家与作品作为一个完整的意识整体,他们之间客观上存在着一种属于个人隐私性质的内在精神。弗洛伊德尤其重视童年经验在创作过程中的作用,他在描述创作动机发生的心理过程时写道:“目前的强烈经验唤起了创作家对早年回忆(通常是孩提时代的经验),这种回忆在现在产生了一种愿望,这愿望在作品中得到实现,作品本身包括了两种成分:最近诱发事件和对旧事的回忆。”可见,作品的形成往往可以追溯到作家童年时代的生活与经历,作品的深层意蕴中往往隐藏着作家童年体验的烙印。

洪灵菲童年的生活给予他后来的创作很大影响。洪灵菲的父亲――洪舜臣从小熟读“四书”、“五经”,深受孔孟之道的影响,言谈处事都以儒家学说为准。洪灵菲在《流亡》中,给他父亲起名叫“沈尊圣”,在另一部自传性小说《转变》中,则叫“李继孔”。但是他父亲的思想相当驳杂,既有儒家的影响,又笃信五行、八卦、风水。他读过很多算命书,以及《寐衣相法》之类。洪灵菲一出生,他把生辰八字一排算就断定是个“短命仔”、“讨债鬼”,“活不过30岁”,对洪灵菲则非常憎恶,什么都看不顺眼。

这样一种对立的父子关系,给予年幼的洪灵菲很深的刺激,身心创伤久久不能平复,所以在其日后的创作中父子关系总是紧张对立的,并都是父强子弱型。以至于《流亡》中的沈之菲听到母亲说父亲今天应该会回来,他就给这句话吓得再也不敢做声了。一方面是无法摆脱对父亲的畏惧心理,但是另一个方面父亲也曾给过他温馨记忆,《洪灵菲传》中有这样一段材料:

父亲走到他床边,察看着他身上的“水泡”,一面低声安慰着,一面打开一个纸包,把一些黄色药末团在碗里,用麻油调匀,然后拿一根鹅蘸着药瓶在他身上轻轻涂抹着。洪灵菲觉得父亲的性格完全变了,他脸上的表情变得和母亲完全一样,又仁慈,又和善,而且满溢着怜爱。

被大哥不小心烫伤后,父亲的温情脉脉让洪灵菲身心大为震动,正是因为这样的温情并不多见,他甚至认为父亲的这一次举动使他把过去对父亲的怨根储绪完全消融了。以上选自传记中的两个事件在其小说《柿园》中都有体现,洪灵菲对父亲的情感是复杂的,既害怕父亲又迎合父亲。

其次,这部作品中“父子冲突”的弱化,还与民族文化心理因素有关。在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统治使得传统文化积淀深厚,儒家文化本身就非常强调君臣父子的等级秩序,讲求“孝”道。“儿子的自我修养就在于他必须学会压抑自己的欲望 ,预先满足父亲的愿望 ,而把父亲的指派则看作神圣的命令。于是听命于父亲 ,乃是顺从父亲的意愿 ,努力实现超我内化的结果 ,终要达到自动地受良心促使去按父亲的意愿从事的程度。儿子内心对父亲的攻击性 ,早在信念和态度上就完全受到压制 ,在行为上也受到压制 ,更不用说对父亲的仇恨了。由此不难理解 ,儒学传统中的儿子完全被父亲的权威所压倒 ,成了软弱怯懦 ,优柔寡断 ,依赖顺从的人物。”这些都会在每一个个体身上发生潜移默化的影响,不过程度不同而已。

沈之菲一方面是个接受新思想的***青年,比如他被拘留在H港的监狱里遐想着孙中山先生对他的训词,就立马慷慨激昂,无所畏惧;另一方面又是个有着浓厚孝道意识的孝子,如他对父亲毕恭毕敬的态度丝毫让人看不出他是个在***事业上奋勇前进的战士。所以作为尊崇孔孟之道的父亲自然地视他接受新思想的儿子为逆子,而“孝子”在父亲的绝对权威下唯唯诺诺,甚至不遗余力地极力想讨好父亲。

最后,时代因素对于作品意义的建构也有着不可估量的影响。“1927年大***的失败是中国***文学运动兴起的原因之一。”运动开始后,许多***知识分子退出***,转而从事文学,卖文为生,“灵菲同志为了宣传***思想,也为了负担起流亡同志和我的生活重担,答应了书店的要求,夜以继日地辛勤写作。”可见洪灵菲走上文学之途的现实原因。另外***思想的退潮,太阳社的激进文学观遭遇了瓶颈,***的幻灭主义思想开始泛起,茅盾的《幻灭》则是典型的***幻灭小说。作为早期太阳社的成员,洪灵菲无疑也受到此种思潮的影响,《流亡》时时表露出自己对***的迷茫与困惑。书中一段关于沈之菲的心理描写很能说明问题:“他觉得全身都乏力了,在他面前闪耀着的只是一团团阴影。一刹那间,他为***的全盘失败,家庭的长时间隔绝,前途的满着许多暗礁的不快的念头所苦恼着。”***的退潮,使得代表着变化与发展的“子”对作为秩序和固守的象征的“父”妥协与退让。

在这部小说中,“父子冲突”始终未能真正形成,它缺乏对等的力量,因为削弱任何一方都会使得冲突不能充分展开。洪灵菲虽写出了有力度的父亲形象,儿子形象的却是懦弱的胆怯的,这也使得本来很具有张力的冲突未能达到它应有的深度和力量。总之,洪灵菲的这种创作倾向是与他的童年生活及民族文化心理和时代氛围诸多因素相关的。

参考文献:

[1]洪灵菲.流亡[M].上海:现代书局,1928.

[2]陈贤茂.洪灵菲传[M].上海:学林出版社,1989.

有关亲情的作文篇6

【中***分类号】G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50-9889(2013)03B-0062-01

鲁教版必修三课文《我不是个好儿子》,语言简洁朴实而又包含着真情,抓住了很多生活中的细节,体现了作者贾平凹一贯的风格。文章虽然没有吸引人的华丽外表,但是内容非常贴近生活,在情感上很容易让学生产生共鸣。所以很多老师在设计教学的时候都喜欢抓住这一点,从情感入手引起学生的兴趣,再进一步扩展进行情感态度价值观的教育。

关于这篇课文的教学,听了很多老师的课,风格各不相同,但都抓住了情感这条主线。大部分老师也都利用了形象直观的多媒体教学,使学生更加容易进入情景,参与到课堂中来——有的是在开头作为导入,有的是在课堂气氛达到高潮的时候做点睛之笔,在引起情感共鸣之后,再趁热打铁进行亲情教育;而对文本结构的把握,通常都是在讲述亲情事件的过程中通过结构***解展示出来。课堂上很多学生都很投入,有的甚至是全班学生都被深深地打动而哭声一片,情感教育的目标毫无疑问完成得非常成功。相信在学习这一课以后,学生会更加理解和体谅父母,这一点的确在学生的随笔里得到了验证。但是每次听完课之后,我总是有这样一个疑问:语文课的情感教育到底应该占多大的比例?多媒体的应用能够很好地将课堂气氛推向高潮,但是会不会因此而冲淡学生对于文本的理解?

感情真挚只是这篇文章的优点之一,除此之外,善于抓住生活当中的瞬间进行细节描写,也很值得我们学习。文章蕴涵的真挚的母子之情之所以能够打动我们,正是得益于作者用文字捕捉下来的生活细节。一课时的时间应当怎样来分配,是不是调动气氛进行情感教育,就一定要借助多媒体,把平面的文字转化成直观的感受?

我在讲这篇课文之前,手头有了一些多媒体材料,加上听了一些课,总体的框架已经设想好。但在讲课的前一天,我发现班级没有电脑,不能播放动画,一时之间找不到合适的播放器和插件。我便考虑,抛开这些音频视频资料,单凭语言文字教学能否达到同样的效果,如果能这样岂不是更好?

把多媒体辅助教学舍弃之后,没有了外部的引导,必然会加大学生进入情景的难度,学生要真正体会到亲情的真挚和可贵,就只能加深对文本本身的理解。如果在这一点上做不好,那么不仅知识与能力的目标很难完成,情感教育也必将大打折扣。但是如果能够让学生顺利地理解文本,打动学生,成功地进行情感教育,那么不用多媒体会比使用多媒体让学生学到更多的东西。

我原本的思路是以有关亲情的名言导入,通过反复诵读整体感知,找出文中的亲情事件,然后分析文章,通过结构***解明确文章结构,再深入理解作者为什么说自己不是个好儿子,经过分组讨论深化对亲情的理解,引导学生进入情景之后顺势向外扩展,播放视频,讲述自己的亲情故事,最后总结深化完成情感态度价值观的教学目标。

去掉播放视频的环节之后,我不再把精力放在多媒体课件的制作上,而是转向深挖文本,并在仔细的再次阅读中发现了很多之前忽略的细节,我决定深化针对“我不是个好儿子”这个问题的解读。我先引导学生从一般人的眼光出发评判作者是不是好儿子,学生说作者是著名作家,功成名就,可以算是很有出息的儿子;再请学生找出为什么作者说自己不是个好儿子,学生仔细地阅读之后发现,母亲做了很多小事体现了对作者的关心爱护,而作者只知寄钱,只求心安理得,所以算不上好儿子。有些机敏的学生由此总结:亲情是关爱,是感情上的付出,而不只是金钱。这样很顺利地得出了“亲情是感情,而作者只懂寄钱,所以不是好儿子”这一认识。进一步发掘文章的细节,发现母亲将钱置于床下任由老鼠作窝,可以看出母亲最看重的不是金钱,而是感情,母亲也并不在乎“我”是不是专家,由此可见功成名就并不一定就是好儿子。

接着,我抛出第二个问题:母亲有没有看重钱的时候?学生找到文章最后母亲把钱攥得很紧这一细节,说明母亲也看重钱,有学生立刻反驳说攥得紧并不是因为钱。学生有了争议,我便引导学生细读最后一个自然段,讨论后得出结论:最后这些钱代表的是儿子的孝心(母亲懂得了“我”的心),所以母亲攥得很紧并不是因为它是钱,而是因为它代表了儿子满满的孝心。

母亲与“我”的母子之情,通过很多个小细节表现出来。学生体会到了亲情的真挚可贵,同时也发现了细节比长篇大论更具有表现力。这时再讲述亲情故事,进行情感教育,虽然没有出现哭声一片,但也能看出很多学生受到了不小的触动,有人低头沉思,个别女生在悄悄地抹泪。

有关亲情的作文篇7

[关键词] 时空关系 主观视点 叙事表意符号 散文化

导演张艺谋在20世纪末运用娴熟的影视语言创作出电影《我的父亲母亲》。导演张艺谋经历创作《红高粱》、《菊豆》、《大红灯笼高高挂》等一系列影片之后,强烈的人文意识,追求民族文化的美学品格,这种对宏大叙事的掌握,使得张艺谋在影片《我的父亲母亲》中形成清新隽永的叙事风格具有很大的推动作用。《我的父亲母亲》中的影像元素在叙事和写意之间得以彰显,形成了平凡朴厚、诗意浓郁的散文化叙事风格。

从影片《我的父亲母亲》的时空关系、主观视点、叙事表意符号等方面可以看到张艺谋在电影创作中的造诣,影片中的每一个镜头都能够看到导演的蒙太奇思维。影片《我的父亲母亲》中营造一种含蓄诗意之美,这种意境架构在主流叙事基础之上。这种心灵深处的感动会触及到每一位观众——淡雅与温情,诗意与朴厚。

一、影片叙事时空关系构建

热奈特在《叙事话语》著作中提到两个时间:“所指”时间和“能指”时间。[1]如何改变与组织故事的时间成为导演叙事的技巧之一。《我的父亲母亲》中对时间结构安排和再现形式的表现,实现了物理性时间和人物心理时间的深层把握。

影片开始运用黑白影调讲述了父亲去世的现状,随即运用唯美淡雅的色彩语言讲述回忆的段落。影片后期又回到黑白灰色的现实:父亲抬回家的路上,最终影片定格在母亲奔跑的镜头。影片并没有按照传统时间叙事策略。而是采用:现实+回忆+现实+回忆的叙事策略。

回忆性的段落更多为叙事表意服务。这些回忆性的段落里导演常用光影和色彩进行构建。母亲在织“红”的段落里,导演运用金黄色的光线从窗户边投射人物身上。随后镜头对准人物手部进行拍摄红红的布段。这种光影与色彩的运用,让观众迫不及待的想知道人物此时的面部形象。随后导演运用 “红”线作为前景,金黄色的影调作为逆光处理。朦胧而温暖的暖色为影片故事编织提供写意空间。“那些年,那些温暖。”这为张艺谋回忆段落运用暖色调的处理找到了人物主观心理的写照,现实的凄凉已成为现实,那些年的温情与唯美就显得更加美好。这种冷暖色构架现实和回忆的时间中,这是为影片叙事服务,更是为人物抒情表意服务。

“电影的基本单元——画面,就是一种完美的空间能指,以至于电影与很多其他叙事载体相反,始终同时表现引发叙事的行动和与其相配合的背景” [2]空间环境的设置为影片的整体基调提供外在依据。《我的父亲母亲》中金黄淡雅的田野,弯曲延伸的道路,质朴静谧的小院,宛如一幅幅宁静致远的中国画。一方面这样空间环境交代了故事发生的场景,进一步讲为故事情节的展开提供了外在依据。母亲第一次与父亲正面眼神交流,导演把场景安排在金黄淡雅的田野。远景拍摄到母亲回去拿篮子,羞涩的母亲成为田野的一部分,田野又成为母亲内心情感的外在表达。人、景、情在整部片子中营造了一种清新淡雅的叙事空间。

二、影片叙事主观视点表意

“讲述一个故事,意味着架构一个可供观看或阅读的文本。而要构建一个文本,首先遇到的问题就是:谁来讲述故事?”[3]根据电影叙事学的理论,讲述的视点决定了电影的叙事形态。电影《我的父亲母亲》采用第一人称的叙事方式,用冷静的视角讲述故事,这是将主体意识隐藏起的一种叙事形态。影片中采用“我”的口吻进行讲述故事,颠覆了鲍十中篇小说《纪念》中的第三人称的客观叙述。张艺谋用画外音呈现第一人称的叙事形态,“这就是父亲和母亲的故事”每一次画面与声音的归属与统一让观众对影像画面产生了认同感,潜意识里跟随人物的视角进行情感体验。从某种程度上讲,这种主观视角演化成一种“冷静、客观”的视角,完成每一次情感共鸣。“我”来讲故事,同时也能看出:导演在讲故事。由客观视角变为主观视角,一方面增强了故事的真实感, 另一方面表现了我对父亲母亲的敬爱与尊重。 父亲和母亲的形象在导演的镜头下得以挚爱真情的表现,导演的人文关怀情结得以彰显。

三、影片叙事表意符号生成

《我的父亲母亲》中娴熟的造型手法,实现了视觉语言与叙事策略的完美结合。张艺谋运用视听元素讲好故事,同时又唤起观众心中的真善美情怀。

第一,从叙事手法看,影片情感线索高于情节线索。从外部活动看,影片表现了父亲和母亲之间的爱情故事。不论是父亲和母亲第一次相见还是影片最后母亲“送”父亲回家的道路。整部影片用一个个现实片段化的故事完成影片的叙事过程。从人物的心理活动看,这种片段化的过程是人物内心世界的外化:“三次送公饭”、“送学生路上的等待”、“蘑菇馅蒸饺”、“红发卡”、“青花瓷碗”,那朗朗的读声音被赋予一种信仰贯穿影片,同时也承载着文化母题。

第二,从镜头造型语言上看,《我的父亲母亲》中多处运用长镜头造型语言。“我”回家后第一次见到母亲,导演运用28S的长镜头拍摄悲伤的母亲。影片中也多次运用长镜头拍摄奔跑中的母亲。影片中长镜头的运用一方面真实地展现了事情发展的过程,另一方面也影响了影片的叙事节奏,形成舒缓的节奏形式。老年母亲听到“我”的读书声走路过程,导演运用长镜头拍摄此过程,长镜头此时传达出淡淡的悲伤基调,淡化了情节,进而是渲染了影片的抒情基调。这种影调和节奏对影片叙事产生影响。

第三,从运动镜头上看,《我的父亲母亲》注重对人物动作表现, 同时将人物的动作发展置立于运动镜头的表现, 影片中大量的跟镜头和推镜头表现母亲的奔跑, 运用特写镜头表现母亲痴情、期盼、失落、凄凉、欣望、幸福等细腻而丰富的面部表情, 人物的动作都在运动中表现, 镜头在运动, 画面在运动, 母亲的心事在流动,影片的节奏亦在变化, 流动创造着清扬淡雅的影像风格,进一步将那段纯真年代的纯情故事渲染得如流水般灵动, 风样飘扬,阳光似的灿烂。

导演张艺谋在舒缓节奏中凝聚真情,《我的父亲母亲》没有追求叙事的冲突性,而是将这种冲突性融入到散文化的笔触中刻画人物形象。点点滴滴的小事件上,表现一种原生态的生活状态。关注社会、聚焦现实、彰显情感以及刻画人生历程的人文内涵,这种手法融入影片《我的父亲母亲》的叙事过程中,积淀升华影片清新的散文化基调。

有关亲情的作文篇8

一、三称“母亲”,勾勒人物形象

语文教材中展现过不同类型的母亲形象,但当学生读到《我的母亲》这篇课文时,仍然觉得作者笔下的“母亲”既亲切又与众不同。一方面取决于作者深厚的写作功底,另一方面取决于作者对“母亲”用情至深,才使得人物形象鲜活具体。在教学中,教师并非开场就引入文中的母亲形象,而是借由学生的个人经历开场,以便激发学生的情感共鸣。

首先,引导学生联想自己的母亲,日常对自己的关心、呵护和教育,都表现在哪些方面,可以通过课堂讨论的形式,鼓励学生表述母亲的性格特征、肖像特征等,进而再启发学生联想“父亲”和“教师”两个形象的特征。学生沿着教师的思路很自然地构成了三个形象,即“慈母”、“严父”和“恩师”。进而,教师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启发学生,想象将这三个特征合于一身会产生怎样一个形象?如此切入教学主题,不仅激发了学生对作者笔下的“母亲”形象萌生了好奇,还通过这三个学生最为熟悉的人物形象,大致勾勒出了文中“母亲”形象的轮廓,为深入剖析人物形象埋下了伏笔。

二、四写“哭”声,酝酿阅读情绪

人物形象可直观地展现出人物相貌特征,但人物心理活动和性格特征则更多地通过表情和肢体语言来展现,作者往往通过对人物的神态、表情、动作、心理变化等细节描写来深化人物形象,以达到引导读者酝酿情感的作用。从剖析人物形象的角度来讲,教师可运用引导探究的方式,激发学生去捕捉人物特征。

在第二阶段教学中,学生通过初读文本已构建起“母亲”形象的大致轮廓。接下来,教师则进一步引导学生深层次地剖析人物。首先找出文中“母亲”最主要的特征。学生在反复研读文本的基础上,总结出“母亲”最具特色的动作是“哭”。作者在文中共四次写到“母亲”的“哭”,且每次描写的内容、对突出主线的作用各不相同。教师抓住这个教学关键点,进而引导学生展开小组讨论,总结作者四写“哭”声,分别展现了“母亲”怎样的品质和性格特征。

第一次“哭”,学生用了“软鞭子”来形容母亲对作者的身教,也展现出后母在管教继子时的用心良苦;第二次“哭”,学生用“恨铁不成钢”来形容母亲,也有的学生指出母亲是在“维护儿子的自尊心”;第三次“哭”,学生用了“智慧”来形容母亲,作为封建大家庭中的当家后母,“母亲”巧妙地用“哭”来化解自己与儿媳之间的矛盾;第四次“哭”,展现出“母亲”对名声的重视,代表了封建时代女性的气节,学生给予“刚烈”的评价。

学生透过文字,看到了“母亲”的顾全大局、柔弱、刚烈和智慧。教师再引导学生将四次“哭”声所描写的“母亲”形象重叠在一起,一个丰满的传统女性形象竟鲜活地浮现在脑海中。学生不仅对母亲形象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阅读情绪也在不断酝酿,对探究文本的热情不断升温,对作者与后母之间特殊的“母子之情”产生了探究兴趣。此时,“母亲”的形象在学生心目中愈加高大,而阅读也在向深层次的精神追求延展。

三、由“爱”生“敬”,唤醒感恩之心

人物形象剖析的目的是引导学生深入体会文本,从人物身上剖析作者的写作思路和深层寓意。在这篇课文中,作者通过刻画“母亲”形象,展现自己与后母的母子深情。在第三阶段的教学中,重点在于启发学生完成拓展阅读,引导学生从感性思考上升到理性思考,在体验反思中唤醒感恩之心。

在通篇文章中,作者没有用华丽的文字来形象母亲,反而运用平实的语言来书写对“母亲”的爱,教师引导学生回顾文章,重新梳理关于“母亲”的描述,并一一罗列出来,诸如“好脾气”、“待人接物的和气”、“宽恕人”和“体谅人”等,这些质朴的文字将“母亲”的形象展现得亲切、自然,作者不溢美、不自夸的文风流露出对“母亲”由“爱”生“敬”的情怀。

教师在反思阶段,引导学生重新梳理“母亲”的形象,并启发学生与印象中的“母亲”形象进行对比,使学生对作者笔下的“母亲”形象肃然起敬,进而唤醒学生的感恩之心。教师借由引导学生在体会作者对“母亲”感恩之心的机会,启发学生勾连自己与母亲生活的点滴,激发学生对母亲的感恩之心。

有关亲情的作文篇9

据说母亲节起源于古希腊,这一天古希腊人向神话中的众神之母赫拉致敬。现代意义上的母亲节起源于美国,由安娜·加维斯等人发起,1913年由美国国会通过议案,将每年5月的第二个星期天作为法定的母亲节,并流传到各地,目的在于唤起人们铭记母亲的恩情。1989年起,省妇联开始了组织母亲节纪念活动,至今15年了。今年我们以"关爱母亲、关注健康"为主题开展纪念活动,这是十分有意义的。

我们每个人都是沐浴着母亲的恩情长大的。她们十月怀胎,经历生产的剧痛,又把我们从呱呱坠地的婴儿抚育成人,其中多少艰难困苦,真是难以尽诉,古人说寸草春晖,母亲确实是最值得我们感谢最值得我们尊重的。对于社会来说,母亲担负着人类再生产的重任,而且用最博大无私的情怀哺育一代代人成长,使人类生生不息,不断发展壮大,从这个角度说,母亲也是最值得社会尊重的。

省的九届二次会议提出要把广东建成文化大省,当前各战线各部门都在为之努力。我认为,母亲也是建设文化大省的一支很重要的力量。在每个家庭中,母亲的人生观、价值观,母亲的文化素质往往直接影响着家庭生活方式的选择,影响着子女甚至其他家庭成员的成长和生活的方向,母亲文化在家庭文化中所起的是主导和核心的作用。家庭又是社会的细胞,是每个社会成员成长的摇篮,从这种意义上说,母亲对于社会文化的创造和影响是最基础、不可或缺的。著名的母亲教育研究专家王东华在他《发现母亲》一书中说到,"推动世界的手是推摇篮的手",我以为这样评价母亲的重要作用并不为过。

最近全国上下都在同心协力抗击"***",大批的医务工作者们冲锋在前,恪尽职守,为人民的生命安全舍生忘死,其中很大一部分就是女性,就是母亲。原省中医院的护士长叶欣同志更在抗"***"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中

,以大医的精诚,把安全留给别人,把危险留给自己,用生命拯救病人的生命,用生命换取其他母亲的幸福。我们认为,叶欣同志这种无私无畏、勇于牺牲的精神和博爱的情怀,不仅体现了抗"***"英雄、杰出白衣战士的高贵品质,也是一种母亲精神的升华,叶欣同志是我们广东好母亲的典范,她将激励着广大姐妹们和母亲们奋勇前行。

母亲是伟大的,有着不同寻常的价值,值得我们每个人和全社会尊重。也正因如此,母亲也应得到更多的关爱、尤其是她们的生存条件和健康。特困单亲母亲就是一个最需要关爱的群体之一。

据我省各级妇联调查统计,全省有22万多户单亲母亲家庭,其中有5万多户因为丈夫生前患病欠债、或者上有老下有少家庭负担过重,又或母亲自身体弱多病等等原因生活十分窘迫,无论子女入学、看病就医或是建房、生产都面临困难。为此,去年6月,省妇联发起了"为单亲特困母亲家庭筹集专项救助资金开展援助活动",近一年来,全省各级妇联共同努力,取得了较好的成效。至今,全省已筹集援助资金1288万多元,其中省妇联本级筹款498万元。全省已援助困难家庭8000多户,其中省妇联援助1700多户。为一批特困母亲家庭解了燃眉之急,同时也弘扬了扶贫帮困、助人为乐的良好道德风尚,为有能力乐意助人的人构筑了奉献爱心的平台,在社会上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一年多来,省妇联着重在以下几个方面开展工作:

一、聚焦宣传,牵动全社会关注单亲特困母亲献爱心。

活动初期,省妇联与《南方日报》合作,组织记者采访典型家庭,撰写专题文章《没有男人支撑的家》,以专版形式同一时间在《南方日报》、《南方都市报》强势推出,同时配发原省妇联林惠俗***的精辟点评,引起社会各界人士及媒体的重点关注,使"单亲特困母亲"作为一个特殊困难群体走进了人们的视野。去年10月15日晚省妇联举办了《关爱满人间》专场电视晚会,推出了感人肺腑的单亲母亲典型,把援助活动推向高潮,得到了社会各界鼎力相助,热心人士的慷慨解囊。东莞市人民***府捐款50万元、家庭期刊集团捐款30万元、香港中国妇女会***蔡马爱娟女士捐款30万元港币,他们都是积极参加援助单亲特困家庭的突出代表,在全省1288万元的援助款背后,还有许许多多的感人故事。

二、整合社会资源,形成援助合力

为了扩大援助的覆盖面,加大援助工作力度,省妇联专门发文要求各级妇联做好调查摸底,向当地***府写出专题报告,提出建议,争取各部门重视支持,推动了援助工作扎实开展。

一是

在开展送温暖活动时,主动邀请当地******领导同行,使领导在百忙中了解单亲特困母亲家庭的实际困难,在***策允许范围内,当场拍板为这些困难家庭解决头等难事,推动***府在扶贫工作中增加性别敏感。如春节前夕,省、市妇联领导到东源县慰问时,王志红副县长一道随行,当了解到43岁的下岗女工朱焕娇丈夫去世后,上有老,下有小,生活艰难,品学兼优上重点高中的儿子面临辍学时,当即表示特事特办,县里每月补助300元用作学费、生活费,保证其完成学业。

二是在援助工作中,积极争取有关部门的支持,采取"几个一点"的办法,为单亲特困母亲家庭解决住房、生产等问题。如遂溪、清新县妇联,抓住省妇联已援助单亲特困母亲家庭一部分资金的机会,积极争取***府支持一点,有关部门支持一点,本人筹一点的办法,开展为单亲特困母亲家庭援建新居试点工作,推动援助工作项目化,在全省带了个好头。版权所有

三是在就医难的问题上,争取医疗卫生部门的支持。比如,今天在座的朱海文小朋友,原患肾病,在当地***了一年多,花去1万多元钱,也没把病治好,休学在家。云城区妇联了解情况后,及时向省妇联反映,省妇联马上向省人民医院求援,得到该院的全力支持。制定了谨慎、科学的***方案,由留美博士、肾病科主任石伟同志亲自主治,采用目前省内最先进的技术、最好的药,免费为小朱***,仅两个多月时间就使小朱康复出院,目前小朱的身体情况很好,准备下半年重返校园。

三、长短项目结合,全面开展援助

各级妇联在做好调查摸底的基础上,认真组织,按困难程度,分轻重缓急,分批、分类施以援助。

一是上下联动送温暖。从去年11月份开始,省、市妇联全面铺开了送温暖工作,今年春节前夕,省妇联五位***分别到汕头、韶关、清远、河源、茂名等地,深入到单亲特困母亲家庭慰问,了解她们生产、生活和子女入学情况,送出了娘家人的温暖。同时,各级妇联还帮助单亲特困母亲家庭安排生活,计划开支。河源市妇联代省妇联为双目失眠的廖长妹送去1万元援助款时,针对她家实际情况,安排镇妇联***帮助保管好这笔钱,以廖长妹的名字将钱存入银行,设立专门帐簿登记开支情况。大埔县妇联帮助陈甘英婆婆将省妇联援助的1万元的8000元存入银行,主要用于外孙女今后的教育经费,送上2000元现金用作目前的生活开支。

二是实施项目援助,不搞一刀切。为了保证将社会各界的捐款用在刀刃上,今年在实施援助过程中,省妇联不断总结经验,提出了援助工作必须有形、有效、有重点、有项目跟进,跟踪服务的工作思路。因此,在今年母亲节期间,省妇联下拨给95个市(县、区)的162万元援助款

已基本与具体项目挂钩,重点是帮助单亲特困母亲家庭子女完成学业和生产自救。对一部分有生产能力的母亲,各级妇联不辞辛劳,结合实际,帮助母亲们将援助款投入再生产。如连山县妇联帮助何福新母亲办起了小卖部,陆河县妇联帮助朱秀连家庭购买了牛、猪、鸡等牲畜饲养。帮助她们通过自己的辛勤劳动,发展生产,摆脱贫困。。目前,在全省已获援助的单亲特困母亲家庭中30%的家庭有了具体援助项目。我们希望在今后的援助工作中,逐步实现援助一片,脱贫一批,不断减少贫困面,达到共同奔康的目的。

下一步工作我们有几点设想:

(一)进一步将单亲特困母亲援助工作做实。一年的工作实践证明,这项工作是深得人心的,各级妇联要继续加强领导,倾注爱心,增强工作的责任感,把援助工作做细做实,做到情况明,计划细,建卡立册,跟综服务。要争取当地领导重视,横向部门支持,多渠道开展援助,将援助单亲特母亲家庭工作做成妇联工作的品牌项目,做出成效。版权所有

(二)继续扩大宣传,再掀援助热潮。各级妇联要加强与媒体的合作,加大宣传力度,使全社会更多地关注单亲特困母亲家庭。近期,省妇联专门印制了援助单亲特困母亲家庭的宣传册,内有援助项目、援助办法,方便社会各界为单亲特困母亲家庭献爱心。今天,省妇联利用母亲节对前段的援助工作进行回顾总结,就是想通过媒体,向社会汇报和展示一年来各级妇联开展援助工作的成果,进一步掀起援助热潮,使更多的特困母亲家庭受惠。近期省妇联、省妇儿工委办公室将发动有关单位,挂钩1-2个山区贫困县,开展对单亲特困母亲家庭的援助工作。

(三)突出"四援助",推进援助工作项目化。从今年开始,省妇联要求各级妇联在开展援助单亲特困母亲家庭时,重点关注她们的突出困难,即子女完成学业难、就医难、住房难、生产自救难。具体援助办法是:对子女完成学业难的家庭,根据其子女的学业情况,每户援助1500元,解决孩子3年的学杂费。对就医难家庭,有***价值的,要求妇联积极与县级以上医院部门合作,开展救治,根据疾病情况,每户补助2000元。今天,雅芳(中国)有限公司主动捐出价值30万元人民币的实物,通过义卖筹集善款,用于援助单亲特困母亲就医等公益活动,体现了企业关爱母亲、关注健康的善举。对住房难家庭(前段对全省82个县区1600多户单亲特困母亲家庭调查,有500多户家庭是住茅房、危房或无房),省妇联将拨出30万援助款,捐建一批母亲安居房,同时发动省直有关部门,社会各界积极认捐。据调查,安居房所需建筑费约2万元。对生产自救难的家庭,根据她们自身的生产能力和项目,每户援助2000元启动金。实施这些项目后,各级妇联将做好跟综服务工作,专款专用。为全省早日实现富裕的小康作出我们的努力。

省妇联希望,今天前来参加座谈会的母亲以及全省单亲特困母亲要自强不息,把全省人民对你们的关爱化着战胜困难、发展生产的动力,勇敢地挑起家庭和生产两付重担,在各级***府、各级妇联和全社会的关怀帮助下,早日实现脱贫奔康。孩子们要积极向上,勤奋努力,刻苦学习,锻炼身体,早日成长为家庭、国家的栋梁。同时也希望媒体全力支持这项活动,跟踪报道援助工作中的典型事例,营造全社会关爱母亲,奉献爱心的氛围。

我们再次感谢雅芳(中国)有限公司、《家庭》期刊集团、省人民医院对援助单亲特困母亲工作的大力支持。希望社会给母亲更多的关爱,也希望母亲们多加珍重,特别在当前抗"***"的战斗中,注意休息,加强锻炼,用强健的体魄去创造更加美好的未来!

有关亲情的作文篇10

关键词:《我不是个好儿子》;教学心得;情感交流

中***分类号:G633.33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672-1578(2012)02-0256-01

鲁教版第三册第一单元“至爱亲情”,即是“至爱亲情”而且需要“体味”,教与学必然都应该有进行深层情感的挖掘,立足文本自是情理之中的,执教《我不是个好儿子》一文,我多方面查找其他的教师的教学材料,以进一步丰富自己的教学内容,深层把握作者情感,但总觉得大多侧重于“母爱”的拓展,这与我想设计为立足于作者的"不是个好儿子"的愧疚之情来把握母爱的想法太远,教学的情感也很难调动。静思自我生活体会和学生对父母之爱的处理方式,越发倾向于借助本文,探究作家,与学生们做一节如何与母亲相处的情感交流。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是遗憾的,她不时地提醒着我们珍视亲情的必要,但子女与父母的和谐相处亦非易事,正如作家所说“在我40岁以后,在我几十年里雄心勃勃所从事的事业、爱情遭受了挫折和失意,我才觉悟了做儿子的不是”,时间和人生的挫折和失意,才觉悟到许多的不是。作家在文中展示这种不是比较直接有“给母亲寄钱并不是我心中多么有母亲,完全是为了我的心理平衡”、“而现在最苦的是我不能亲自伺候母亲!父亲去世了,作为长子,我是该为这个家操心,使母亲在晚年活得幸福,但现在既不能照料母亲,反倒让母亲还为儿子牵肠挂肚,我这做的是什么儿子呢?”等语句,但是要体会作家的愧疚之情这些远远不够。

文章虽不长,但也回顾许多琐碎的生活场景的母爱,自己的懊悔、处事的不当也渗透于字里行间,课上我与学生一起反照生活抓住作者叙述的话语揣摩“做儿子的不是”,不起眼的话语里充满了深深的自责,大家不断的新发现,让情感在内疚中升华。

“母亲一生都在乡下,没有文化,不善说不会道”,看似对母亲平凡的介绍,却可以成为下文“她既不晓得我工作的荣耀,我工作上的烦恼和苦闷也就不给她说”的埋下了伏笔,生活中我们不时地找理由懒得与父母交流,事实是那么的顺理成章让人接受,现在却成了内心的难受。

“母亲每一次都高高兴兴来,每一次都生了气回去”这样的话语让我们比较直观的理解自己的不是,在此交代的我们习以为常的生活方式和对孩子处理需要我们思考与父母的相处技巧,孝其实很简单,注意一下就可以让老人高兴,恰恰我们没有做到,“结果使我和孩子都穿得像狗熊一样笨拙”,也让人体会到我们自认为母亲一些做法的可笑吗?

母爱的细微可以关注到“我写字的时候眼睛在不停地眨,就操心我的辛苦”,而“我”对母亲名字的知晓,竟是在与其他孩子的对骂中,对母亲的挂牵竟是在“纸灰飞扬的时候”,关心的方式就是“寄一笔钱”,而“寄走了钱心安理得地又投入到我的工作中了,心中再也没有母亲的影子”, 而“完全是为了我的心理平衡”或说是对自己的谴责,文末“我说,钱是不能代替孝顺的,但我如今只能这样啊!我说,钱是不能代替孝顺的,但我如今只能这样啊!”却把作家内心的煎熬推进了极致,母亲的谅解和走之前对我一系列的关心、叮嘱,更让人无语,只有默默的眼泪似是在陈说此时的心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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