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文网关于五一劳动节的诗篇1
站在红五月首端
深入劳动者中间
感悟阳光里那跳跃的音符
一不小心
滴落下来
打动了无声的果林
沉寂的大地上
顿时 响起劳动的那支劲歌
回荡在亿万劳动者心中
回荡在蓝天白云之间
震落满树鸟声 铺红挂彩的早晨
情不自禁 阳光 雨露 春风
催开着城市的文明之花
催长着乡村的劳动之果
满眼的美景 在飘飞的音符下
欢快传唱着劳动之歌 劳动之歌
带来春播的佳音
捎去夏耘的希冀
令大地充满诗情
任金秋点染画意
劳动之歌 永唱不衰
音符般自地底不断拱出 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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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五一劳动节的诗篇2
5月1日，国际劳动节，它是全世界工人阶级斗争的历史纪念，每个国家都很重视它，尤其是美国、加拿大、南非。事件起因是， 1886年4月，25万工人参加了五一劳动节游行示威活动。此项活动由非***府国际工人联合会组织，活动的中心在芝加哥，商人和***府对这次活动愈来愈表现出的***性感到恐惧，当地商界***要求增加警察和***队的数量。芝加哥商业俱乐部购卖了2000美元的***支用于警戒对付这次罢工，5月1日这次游行活动得到了芝加哥纺织工人、鞋工人、房屋装修工人的支持，5月3日，警察开始向罢工的人群开火，打死打伤四人，一些非***府人士号召第二天在haymarket广场集会抗议***府的暴力镇压。
这场集会的过程中没有发生什么事件，但在最后一位讲演者登上讲台时，天下起了雨，广场上只剩下几百人，180名警察进入广场疏散人群，这时一颗炸弹飞向警察中间，炸死一名，炸伤七名警察，警察立即向人群开火，打死一名打伤多名群众。
由于无法断定是谁扔的炸弹，这个事件成了攻击劳动节游行活动的把柄，警察查抄怀疑对象的家和办公室，有数百人在未指控下被逮捕，尤其是那些此次活动的领导者被袭击，8名芝加哥活动的积极倡导者被指控涉嫌广场炸弹事件和企***谋反，法庭在证据不足的情况下开庭审判，判决其中4人于1887年11月11日绞刑。(另一名自杀于狱中，其它三名直到1893年才被释放)。
这场斗争虽然被镇压了，但其意义却十分深远，此后由于各国工人阶级的团结和不断斗争，终于赢得了8小时工作制和劳动节。1889年7月第二国际宣布将每年的五月一日定为国际劳动节。这一决定立即得到世界各国工人的积极响应。1890年5月1日，欧美各国的工人阶级率先走向街头，举行盛大的示威游行与集会，争取合法权益从此，每逢这一天世界各国的劳动人民都要集会、游行，以示庆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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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五一劳动节的诗篇3
中国民歌有着悠久的传统，远在原始社会，我们的祖先在狩猎、搬运、祭祀、娱神、仪式、求偶等活动中便开始了他们的歌唱。由于民歌是劳动人民的歌，劳动人民在封建社会和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是被人看不起的，他们的歌也遭受到同样的命运，甚至在元、明、清三代屡遭帝令禁唱。在原始时期，歌与舞是结合在一起的，直至今天，在许多少数民族地区仍然保留着歌舞不分的古老传统。
公元前五世纪左右编成的中国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也是我国最早的一部民歌词集，分为风、雅、颂三个部分，其中风的部分，就是当时各地的民歌。西汉时期，***府设立“乐府”，收集各地民歌，以察民情。
当前，不同的学者对中国民歌有着不同的分法：有的学者将其分为号子、山歌、小调三大类，有的学者将其分为号子、山歌、小调、长歌与多声部歌曲四大类，还有的学者将其细化，分为号子、山歌、小调、儿歌、宗教歌曲、长歌与多声部歌曲等，而这些歌曲都各有其意义。
中国民歌大分为三类：
号子：也称为劳动号子，是人们在进行体力劳动时编唱并直接为之服务的民歌。在中国，号子有不同的称呼，北方称之为“吆号子”，南方称之为“喊号子”。号子的节奏十分鲜明，以调节劳动情绪为主，如采茶歌、草原牧歌等。
山歌：指各种山野歌曲，它是人们在上山砍柴、田间劳作、野外放牧、停脚小歇时，为抒发内心情感或向远处的人传递情意、对答传语的即兴编唱，有直畅性、单纯性、自由性的特点。
小调（中国音乐）：是人们在日常生活中休息、娱乐、集会等场合演唱的民间歌曲，也就是说除了劳动号子、山歌以外的各种日常歌唱的小型民歌都可以归入这一类。小调常由职业或半职业的艺人演唱，流传性广。
中国民歌细分为六类：
劳动歌：指劳动号子等各种在劳动中唱的歌。有的直接配合劳动动作，节奏十分鲜明；有的只是调节劳动情绪，如采茶歌、草原牧歌等。
仪礼歌：专门用于各种民间仪式和民间礼俗的民歌，如民间婚礼上使用的撒帐歌，民间建房时使用的建房歌。
时***歌：主要内容是时事***治评论的民间歌谣，其***治意义高，有一定的文献价值。
生活歌：表现群众家庭生活与劳动生活内容的民歌，如反映农民生活的《十二月长工歌》，集中揭示了长工与地主之间的尖锐矛盾。
情歌：即有关爱情的民歌。它是民歌中数量最多、最动人的一种，如四川民歌《高高山上一树槐》，所表现的是一位姑娘久等情人不至后的怅惘。情歌在中国部分少数民族中是青年人恋爱、择偶过程中不可缺少的交际工具。
儿歌：儿童演唱或朗诵的民间歌谣。中国古代特定时期产生的童谣由于是时***预言性质的民歌，不属于儿歌。儿歌的内容主要是游戏儿歌、绕口令以及大人逗小孩的歌。
在中国古代，民歌是一种富于生命力的口头创作，其优秀作品具有高度的术价值，相反大部分近代中国民歌的艺术价值却很低。在中国文学史上，民歌是诗歌与文学的始祖，是作家创作的源泉之一，四言诗、五言诗、七言诗以及词、曲等文学体裁都起源于古代民歌而后为作家所采用的。
关于五一劳动节的诗篇4
《凤凰涅槃》本诗“象征了中国的再生，同时也是我的再生。”
1、凤凰的形象
诗借凤凰“借香木自焚，复从死灰中更生”的传说，表现了强烈的爱国激情和狂飚突进的时代精神。诗人笔下的凤凰形象壮美而崇高。她大胆否定旧现实的一切，扬弃因袭的旧我，严厉斥责浅薄猥琐的群丑，热烈向往新鲜、净朗、华美、芬芳的新世界，体现了彻底反帝反封建的精神和战斗的乐观主义气概。它是年青诗人的化身，也是民族和祖国的象征。可以说。《凤凰涅槃》是民族觉醒的诗的宣言。
2、艺术特色
想象瑰奇，色彩明丽，富有浪漫主义精神。
诗作把宇宙万物和自我融汇在一起，造成一种万物同源、和谐一致的境界，既表现诗人与祖国人民溶合为一的愿望，也具有浓厚的泛神论色彩。
在诗歌形式上，它彻底打破了旧诗格律的镣铐，借鉴西方自由体诗，形式自由奔放，实现了诗体大***。
大量采用设问、排比、反复、重奏的手法。
闻一多
原名家骅，又名亦多，新月社诗人，《红烛》《死水》。最早提倡新诗格律化的诗人。讲究诗的“三美”：音乐美，绘画美，建筑美。
《洗衣歌》1、1925写于美，通过华侨洗衣工人的遭遇和感受，表达了深沉的爱国反帝的思想感情。
2、艺术特色
1）对答的形式。首尾两节是洋人趾高气扬的吩咐，中间六节是工人激愤的回答，自然平易，有民歌风味。
2）诗形整饬，有建筑美。主干每节五行末行为低行，句式大致相同；主干之外，头尾又配以两节对称的低行诗句。
3）有音乐美。全诗韵位固定，相同句式反复出现，迭唱手法的运用。
《死水》1、主题思想
1）抒发诗人回国后因目睹种种现实而引起的悲愤心情。
2）诗中描摹的那“一沟绝望的死水”，是满目疮痍、腐败破落的旧中国的象征，涵蕴着对造成这一局面的帝国主义势力和封建***阀的揭露和斥责。
3）表达了作者希望丑恶的旧物早日灭亡的强烈愿望。
2、以本诗为例看作者的“三美”艺术主张。
《死水》是其“三美”理论的最满意的试验。每行诗都由四个音步（三个“二字尺”和一个“三字尺”）构成，三字尺在每行中出现的位置可以有变化，收尾都是双音词，读来富有节奏感，抑扬顿挫，琅琅上口；用词注意色彩，形象鲜明；每节四行，每行九字，形式十分整齐。闻一多对新格律诗分提倡和实践，有助于纠正“五四”以来部分新诗“散而无章”的弊病。
冯至
原名冯承直，“沉钟社”诗人。《昨日之歌》、《北游及其它》、《十四行集》。
《我是一条小河》
本诗用以人拟物的手法，把“我”比作小河，以我流过森林、花丛和流入大海的途程为抒情线索，委婉表达对恋人一往情深的忆念和不可改易的情意。
1、特色1）用以人拟物的手法。
2）借“小河”“影儿”之间的自然联系写出两心相印相随。
3）构思新颖。4）注意遣词造句。
戴望舒原名戴梦鸥，三十年代的“现代派”代表诗人。《我底记忆》《望舒草》《灾难的岁月》。
《雨巷》
本诗借寂寥雨巷独自彷徨的描绘，寄寓了诗人对现实的不满、失望和痛苦的情绪。
艺术特色
强调自我的感觉，喜欢追求意象的朦胧，用象征手法抒情。
十分注重音乐感，音节优美，韵脚铿镪，每节押韵二至三次，同时还以复沓，重复等手法强化诗的音乐性。叶评“替新诗底音节开了一个新的纪元”。
徐志摩
新月派诗人。《再别康桥》
诗的情境
诗抒写了自己对康桥无限留恋和依依惜别的心情，微妙的展露了因“康桥理想”的幻灭而无限哀伤的情怀。
诗人十分注意艺术技巧。在诗里，他敏锐的抓住“金柳”“波光”“青荇”“星辉”等具体而生动的形象，勾勒出无比美丽的康河晚景，巧妙的把气氛感情、景象三者融汇在一起，创造了耐人寻味的意境，表露了自己对过去憧憬的留恋和眼前的离愁别绪。诗篇格调轻盈柔和，有一种无可奈何的梦幻般的情调。
殷夫原名徐祖华，“左联五***”之一。《孩儿塔》《伏尔加的黑浪》。
《血字》诗的***性
红色鼓动诗。为纪念“五卅”四周年而作。诗中，诗人以激越的情绪歌唱“五卅”伟大历史意义，生动的表现
了中国人民不畏、你怕困难、顽强战斗的英勇气概；并坚信胜利的明天必将到来。
艾青
诗集《大堰河》《北方》《旷野》，长诗《向太阳》《火把》。现代文学史上现实主义自由诗的又一高峰。
《大堰河——我的保姆》本诗是一首带有自传性质的自由诗，是呈献给千万劳动农民的“赞美诗”，也是一首“给予这不公道世界的咒语”。
1、一首劳动人民的赞美诗
诗人以真挚的感情，抒写了对哺育他长大的褓姆“大堰河”的怀念，揭示了一个勤劳的农村妇女的善良的灵魂，通过对她痛苦而悲惨一生的描写，控诉了社会的黑暗与不义。大堰河在艰苦竭蹶中度过一生，但她总是含着笑不停的操劳着，这就是诗人为大堰河建造的永久的塑像，也是勤劳、忠厚的中国劳动妇女的塑像。因此，这诗是一首劳动人民的赞美诗。
2、艺术
1）通过叙事进行抒情，常用排比和对比手法来表达强烈的感情，用重叠的诗句或诗节反复咏叹，使诗篇既明朗单纯而又多姿多彩。
2）借助联想进行铺叙，构成生动的画面。
3）诗句长短无定，但有内在的韵律，音节和谐，色彩鲜明，情味极其深长。
《我爱这土地》的感情特色
诗表现出艾青诗歌的一个重要特点：对祖国、对土地、对劳动人民真挚深沉的爱。诗人表示要像鸟一样歌唱祖国大地；死了，也要使自己融进祖国的土地中。诗表现出一种“忧郁”的感情特色，这种“忧郁”是对灾难深重的祖国爱得深沉的内在感情的自然流露，因而格外动人，但诗人对祖国的“黎明”也抱有乐观的信念，作了美妙的抒写。
何其芳
《预言》《夜歌》，散文集《画梦录》《还乡杂记》。
《生活是多么广阔》
1、诗的思想内容
借想象的翅膀，遨游于广阔的生活的海洋中，启发年轻人去发掘人生的宝藏，并勉励他们将寻常的生活与伟大的目标结合起来，以坚实的劳动去接近美好的未来。诗格调明朗开阔，富于朝气，迸射出对新生活热切希望的火花。
2、体式特征：用自由体，比较灵活的表达思想，不重押韵，但以流利朴素的口语形成动人的节奏，十分悦耳。
李季
有长诗《杨高传》，诗集《玉门诗抄》。
《王贵与李香香》
1、主题
以土地***时期农民***运动为背景，通过一对农村青年的恋爱故事，深刻揭露了旧农村阶级压迫的悲惨状况，生动的反映了陕北三边地区农民闹***的状烈景象，表现了***与劳动人民幸福生活血肉相连的关系，（“不是闹***穷人翻不了身，不是闹***咱俩也结不了婚！”“***救了你和我，***救了咱庄户人。”表现了***与劳动人民幸福生活的血肉相连的关系。）
2、体式特征
民歌体新诗，采用了陕北民歌“信天游”的形式，并加以革新创造，使其适于表现较大规模的现代生活内容。成功的运用重复个比兴手法，来叙写故事、塑造形象、实现主题。
臧克家
诗集《烙印》《罪恶的黑手》《泥土的歌》《生命的零度》
《星星》
1、思想内容
诗用暗喻手法，以星喻人民大众。对星星真挚的歌唱，体现着作者对人民的历史作用的新认识。同时，诗作对星星们聚居的“另一世界”的深情赞美中，也不难看出作者对为一己私利而不惜荼毒生灵的黑暗势力的憎恶，以及对人民的新世纪的热切瞩望。
关于五一劳动节的诗篇5
论文摘要：陶渊明与自然的和谐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质性自然”；二是躬耕田园。“质性自然”是陶渊明与自然和谐的思想基础，躬耕田园是陶渊明与自然和谐的主要体现。他通过读书弹琴、饮酒赋诗、游乐交友特别是躬耕田园等方式，达到了委运任化、物我为一和与道冥合的高超境界，即达到了与自然的高度和谐。
2006年10月召开的十六届六中全会第一次将“和谐”与“富强民主文明”一起确定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奋斗目标，这是和谐理论研究的一次大升华。而1600年前陶渊明就已达到了与自然高度和谐。陶公的自我和谐及与他人的和谐已达很高境界，而与自然的和谐将其思想修养似乎已达到了一个化境。笔者已有两篇文章论述了其自我和谐及与他人的和谐，本文试从陶公崇尚自然与躬耕田园两个方面，试论其与自然的和谐。
一、 “质性自然”：陶渊明与自然和谐的思想基础
崇尚自然、“质性自然”（《归去来兮辞》序）是陶渊明坚定不移的人生观和世界观，也是他与自然和谐的前提和基础。“从这种保持本性、崇尚自然出发，渊明开朗的胸襟，就能领会万物的生机，获得自然的乐趣。”[1]陶公诗文中约有100篇（首）描绘了大量的自然景象，涉及到数百个自然名物。陶公诗文中的“自然”包括两类含义：一是作为物质实体的大自然，指除人以外的天地万事万物；一是指人的精神状态，是老庄的核心思想，指人不受外界拘束的自由自在、自然而然的状态。杨仲义先生认为陶渊明的“质性自然”，有五个方面的具体含义：一曰“性本爱丘山”；二曰“少无适俗韵”；三曰“静念园林好”；四曰“依依在耦耕”；五曰“聊且凭化迁”。[2]也即本文所指的“自然”两类含义的具体细化。
笔者拟将这些自然景物分为三类（另将“园田”放在第二部分论述）：（1）动植物。a．鸟类。如：飞鸟、失群鸟、翔鸟、羁鸟、孤鸟、倦鸟、归鸟、高鸟、凤鸟、黄鸟、青鸟、边雁、丛雁、鸿雁、别雁、云鹤、春燕、新来燕、离鹍、鸣鸥、孤鸾等。b．禽兽。如：晨鸡、犬、猿、驷马、鲂鲤、游鱼、熏麝等。c．植物。如：秋菊、青松、桃花、幽兰、梅、柳、桑木、白杨、霜柏、春蕖、莲房、寒竹、嘉粟、菽麦、粳粮、梨、栗、莒、紫芝、紫葵、佳花、百卉等。（2）自然名物。a．风。如：凯风、和风、劲风、义风、微风、清风、融风、好风、温风、劲气、清气，回飙、晨风、长风、南飔、凉风、星气，暮风、悲风、惨风、哀风、北风等。b．云。如：白云、高云，重云、孤云、游云，西云、寒云等。c．雨。如：时雨、闲雨、微雨、连雨等。d．时节。如：日、月、良时、良辰、秋日、寒暑、春秋、冬夏等。e．器物。如：舟车、名车、琴书、船、烛等。（3）地理名物。a．江河。如：四海、大海、长江、三湘、易水、洙泗、平湖、颖水等。b．地名。如：武陵、九江、商山、庐山、江陵、西荆、张掖、幽州、临淄、华嵩等。c．方位。如：南国、南山、南圃、南畴，东园、东崖、东皋，西岭、西阿，北乡、北园、北窗等。d．居所。如：草屋、草庐、穷巷、华轩、西庐等。
1． “性本爱丘山”。陶渊明家园及附近景色是非常美好的。其住地有桑、竹、榆、柳、桃、李，四季分明，五彩缤纷。离其家乡不远的“庐山，……‘奇秀甲于天下’，为历代诗人所吟咏不歇”。[3]***《登庐山》诗中，“一山飞峙大江边，跃上葱茏四百旋。……陶令不知何处去，桃花源里可耕田？”赞美了庐山雄阔奇伟的气势和陶公酷爱自然的秉性。与长江相接，自湖口而南有宽阔平静、一望无垠的鄱阳湖。这些美景也在一定程度上孕育着陶公的山水之乐与山水之爱。
陶公诗文多层面、多角度地展现了山水景象、飞鸟禽兽神态。他所描绘的自然，有家园和他乡的山水实景，也有幻想中的人间乐园。这些自然景象或是诗人抒发感情、陶冶性情、寄托心志的审美对象，或者作为游览、交友、躬耕的场所，或者是诗人高洁人格的象征、物我为一的幽远意境，并且不管是乐景、悲景还是幻景，陶公大都能与之和谐相处。
陶公刚刚辞官归田，就写下了《归园田居》五首。在第一首中描绘了自己虽破旧但富有诗意的居所：“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榆柳荫后檐，桃李落堂前。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巅。户庭无尘杂，虚室有余闲。”那景象是何等的幽雅宁静，何等的古朴淳厚！草屋农田虽显出一些穷困之相，但却是那样生机勃勃。特别值得欣喜的是诗人的居所远离污浊的官场：“野外罕人事，穷巷寡轮鞅。白日掩柴扉，虚室绝尘想。”（《归园田居》其二）“穷巷隔深辙，颇回故人车”（《读山海经》其一）。并且即使他移居后的南村是古直及日本冈村繁所认定的浔阳近郊，也丝毫不会影响到陶公“固穷”、“任真”的气节。因为“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饮酒》其五）。何况还有与陶公志同道合的众多“素心人”呢！陶公家园附近的环境也十分美好：“木欣欣以向荣，泉涓涓而始流。”（《归去来兮辞》）“孟夏草木长，绕屋树扶疏”；“微雨从东来，好风与之俱”（《读山海经》其一）。
《和郭主簿》二首写于陶公38岁居家丁忧时。第一首描绘了美好的夏日田园生活：“蔼蔼堂前林，中夏贮清阴。凯风因时来，回飙开我襟。”用拟人手法写林贮清阴，风开我襟，展现了树林和凯风的勃勃生机和善解人意，使人心旷神怡。第二首中则展现了“和泽周三春”之后“清凉素秋节”的萧瑟景象和芳菊、青松的秀姿卓杰。《饮酒》第七、八两首，通过秋菊、青松喻其高洁孤直，表明了自己傲立于世、坚决不与世俗同流合污的决心：“秋菊有佳色，露掇其英。泛此忘忧物，远我遗世情。”（其七）“青松在东园，众草没其姿。连林人不觉，独树众乃奇。”（其八）秋菊和青松是陶公非常喜爱、经常吟颂的审美意象。诗中既以它们自况，又是陶公与它们互借：秋菊、青松是陶公的物化表现，陶公则是秋菊、青松的人格神化。应该说陶公能够终生躬耕田园，秋菊、青松等自然界中美好、高洁、坚强的物象也给了他信心，陶公从它们的形象、性格中也吸取了许多力量。加上其他的许多合力，才没有改变其躬耕田园的志向。
陶渊明与自然的和谐还表现在继承了建安诗人的传统，写了许多飞鸟形象。“建安诗人写得最多的，是飞鸟的形象。他们常常用飞鸟象喻自己，象喻人生。飞鸟之被用来象喻人生，是用来象喻人生如寄。……孤鸟失群，飞鸟悲鸣，归鸟徘徊，这些有着浓重悲凉情思的意象，最足以反映出建安诗人的普遍的审美情趣。”[4]陶渊明的飞鸟形象有与建安诗人相同的象征比喻，又有许多发展，主要表现在陶公多写与飞鸟的和谐方面。如：《归鸟》叙写鸟儿与一年四季的和谐，“和风”应春，“清阴”指夏，“气清”明秋，“寒条”比冬。虽有四季之变化，但鸟儿们是“见林情依”，“遇云颉颃”，它们其情洽洽，“顾俦相鸣”，“众声每谐”，“好音相交”。已经逃脱了罗网，“相鸣而归”。如同《归园田居》所说的“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了。这些鸟儿实际上也是陶公性格和人生的写照。《杂诗》其四则描绘了春燕的高洁、边雁居无定所的悲哀和离鹍的坚韧不拔：“春燕应节起，高飞拂尘梁。边雁悲无所，代谢归北乡。离鹍鸣清池，涉暑经秋霜。”实际上是通过这几种鸟的意象展现陶公的不同境遇、坚强意志和高洁人格。清温汝能纂集《陶诗汇评》卷二认为：“《老子》：‘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渊明此语其知道矣乎。”[5]清马墣《陶诗本义》卷一云：“（《归鸟》）二章乃渊明真性情所见，知其意始知为三代以后一人，而莫有其匹者也。”[5]
陶渊明诗文中的自然景象不是随意点缀的闲笔，而是诗文中密不可分的有机构成。本来自然界的动植物无所谓善恶，许多景象也无所谓美丑。美不自美，善不自善，因人鉴之，因人赏之。万事万物纳入了人的评判标准后，也就有了美丑善恶之别，或者因人的需要也就只能委屈其他了。既然有了美丑善恶等等之别，而爱美之心人皆有之，那么有的人可能只热爱自然界中的美景、乐景、善景，而对悲景、丑景、恶景，大多数人可能就是心而厌之、心而惧之了。陶公诗文中描写的大量自然景象，涉及到的数百个自然名物，包含了自然的和人为标准的真、善、美、乐与悲、丑、恶、幻。由于陶公“质性自然”、酷爱自然，他一生中绝大部分时间都沐浴在家乡的自然风光中，因而他对家乡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乃至飞鸟禽兽、风、云、雨、时节也就非常熟悉。他笔下的自然景象相互之间大都是和谐的，而在具体描写中又分三种不同的感情态度：对器物、江河、地名、居所，陶公只作客观的记叙，对树木花草，一般作以我观物式的描写，将诗人的感情寄托其上，而对飞鸟禽兽、风、云、雨、时节则既作客观记叙，又作主观抒情，即既忠实地记录了它们的喜怒哀乐、离合、孤寂、疲倦等与人具有的心理状态，又描绘了诗人与它们感情互动，心灵相通，同欢共乐，同悲共苦。如他在“偶影独游”“景物斯和”的暮春时，能够“欣慨交心”（《时运》）。而在《于王抚***座送客》中，通过“寒气冒山泽，游云倏无依。洲渚四缅邈，风水互乖违”，写秋日的凄厉萧瑟，借以表现送客时的离愁之情。总之，陶渊明与自然的交融，大都“有如佛家所说底‘千灯相照’，互相增辉”。[5]这样万事万物也就被赋予了人的感情色彩，也如同人那样具有勃勃生机。而陶公又以诗人、哲人的胸襟与眼光，闲静地毫无功利地进行审美观照，对自然景象中的真、善、美、乐，能怀着淳朴深厚的感情，而对其中的悲、丑、恶、幻，陶公也能与它们和谐相处。这种和谐，与陶渊明同时代的许多玄学家没能达到，后世的许多文人也没有达到；这种和谐，其中有的已达到了水***融、鱼水合欢的程度；这种和谐，也就是王国维所说的“不隔”的意境。
2． “复得返自然”。陶渊明认为短暂的为官是“久在樊笼里”，他本人也如“羁鸟”和“池鱼”那样非常的不自由，而对回归田园则视为回到了“旧林”与“故渊”，是“复得返自然”（《归园田居》其一）。由于陶公“性本爱丘山”（引文同前），因而他要投入大自然的怀抱，与家人亲朋宴游其间。他经常游乐的地方有家乡柴桑县的栗里、上京、南村及附近的庐山等地。陶公诗文中有多篇记录宴游，如：“久去山泽游，浪莽林野娱。试携子侄辈，披榛步荒墟。”（《归园田居》其四）他也曾与从弟敬远在“静月澄高，温风始逝”的秋日，“三宿水滨，乐饮川界”（《祭从弟敬远文》）。在“新葵郁北牖，嘉穟养南畴”的美景中，陶公邀请刘柴桑“命室携童弱，良日登远游”（《酬刘柴桑》）。正月的斜川是：“天气澄和，风物闲美”；“鲂鲤跃鳞于将夕，水鸥乘和以翻飞”（《游斜川》序）,因而陶公“与二三邻曲，同游斜川”(同上)。清方宗诚《陶诗真诠》称赞道：“‘气和’八句（指“气和天惟澄，班坐依远流；弱湍驰文鲂，闲谷矫鸣鸥。迥泽散游目，缅然睇会邱；虽微九重秀，顾瞻无匹俦”。——笔者注），炼字自然，写景如画。”[5]袁行霈先生认为：“陶渊明的《游斜川》诗便是一首颇富理趣的山水诗了。”[6]
在魏晋时期，山水游乐已成为士人的一种风尚。两晋时期豪门势族还修筑了许多私家园林，供他们游乐赋诗作文。《晋书·刘琨传》载：“时征南将***石崇河南金谷涧中有别庐，冠绝时辈，引致宾客，日日赋诗。”特别是谢灵运在多处庄园大造假山美景。但有意味的是，尽管这些园林极其精致、非常美丽，石崇也仅留传下来文字优美的《金谷诗叙》，谢灵运虽然留下了许多山水诗，但总体水平却远逊于陶公。这不能不说，有的人只是流连山水、徜徉其中，没有达到与大自然高度的和谐，对大自然没有心领神会。他们只是自然山水的旁观者、欣赏者，与自然还是一种主客体的关系。他们在欣赏观照自然美景时，顶多只是身心的愉悦，并且这种愉悦也许会稍纵即逝，加上生活经历与艺术水平及情趣等原因，也就伯仲分明了。
陶渊明无缘游览豪门势族私家园林里的人造美景，但他以自然美景为审美对象，并把这种审美对象变成如同马克思所说的“人化的自然”，与他“质性自然”的性格高度契合，用他那生花妙笔写出了一批优美的田园山水诗。现在我们也许不应当只把陶渊明当作田园诗的开创者，而把山水诗开创者的贵冠仅奉送给谢灵运，至少是陶谢二人共同开创了田园山水诗。当然如同李剑锋先生所认为的，较陶渊明之前的湛方生也写了高水平的山水诗。
[7]
陶公所描绘的多是农村最平常的事物、景象、诗人的劳动及日常生活。这些本来平淡无奇，但一经他的描绘，就渗透了他的种种情怀，融入了他的自我形象，物我互化，物我为一，因而富有诗情画意。他还对宇宙作了一定的探索：“俯仰终宇宙，不乐复何如？”（《读山海经》其一）为人们设计了令人神往的“桃花源”式的理想社会。这样的社会在当时虽然只能是“乌托邦”，但其影响和鼓舞人心的作用是非常大的。
二、 “依依在耦耕”：陶渊明与自然和谐的主要体现
陶渊明与自然的和谐主要体现在躬耕之中。陶公的躬耕，有收获的欢乐，也有不堪劳动重负的苦辛，还有收获不多的感叹。而对短暂的五、六年为官时期他则认为是“暂与园田疏”（《始作镇***参***经曲阿作》），“暂为人所羁”（《杂诗》其九）。躬耕田园是陶公人生的主要组成部分。他种过豆，打过稻，锄过草，可以推测农活大多干过。其诗文有多篇写到田园生活。有关田园的词语基本上有：园田、南亩、田舍、荒蹊、地、园、灌园、中田、西园、林园、南山、田桑、山中等。在《劝农》诗中，他反对孔子、董仲舒鄙视劳动的行径：“孔耽道德，樊须是鄙。董乐琴书，田园不履。”他在《扇上画赞》中用“超超丈人”荷蓧翁的“日夕在耘”来反衬孔子的“四体不勤，五谷不分”。陶公既乐琴书，更耕田园，把劳动摆在非常重要的地位，从《归去来兮辞》中的遣词造句便可看出。如：“农人告余以春及，将有事于西畴。”句中“有事于”一般用于国王、诸侯的祭祀和征战等重大事件；“或命巾车，或棹孤舟”，则是君王声势浩大的出游队伍之象征。虽然陶公具有诙谐性格，但这里明显是把躬耕田园比作如国王、诸侯的祭祀和征战等重大行为。[8]陶公的躬耕田园可以用他一句诗高度概括，即“依依在耦耕”（《辛丑岁七月赴假还江陵夜行涂口》）。
1. 诗化的劳作。陶渊明初归田园时，几乎把劳动诗化了。如：《归去来兮辞》中，春耕于“西畴”的景象是“木欣欣以向荣，泉涓涓而始流”。于是陶公“怀良辰以孤往，或植杖以耘耔；登东皋以舒啸，临清流而赋诗”。陶公想象初耕田园时便能一人***耕作，并且在劳动间隙还能登高赋诗。《归园田居》第一首记叙了自己“开荒南野际，守拙归园田”的经过，认为这是“久在樊笼里”之后的“复得返自然”。《饮酒》其五“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两句，被日本冈村繁高度赞扬道：“事实上1300多年来，无论在中国，抑或日本、韩国，它都被一直推崇热爱，并受到极高赞赏”。[9]
最能体现陶公田园劳作的是《归园田居》其三：
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
道狭草木长，夕露沾我衣。衣沾不足惜，但使愿无违。
诗中描绘了一幅白日躬耕和月夜归耕***，特别是归途中情景多么美妙：一轮明月高挂天空，沐浴着大地。虽然苗稀荒秽、道狭草长、夕露沾衣，但这些都根本不必介意。只要有一轮明媚的月亮就够了，一天的疲劳也就立刻消失，诗人似乎是带着美丽的嫦娥、勤劳的吴刚，沾着滋润的夕露欣欣而归。这是多么富有诗意！多么使人惬意！陶公与大自然已高度和谐、合而为一了。
2. 辛勤的躬耕。随着躬耕的深入，陶公对劳动有了全面的认识和体验，《庚戌岁九月中于西田获早稻》就是其中的典型诗篇：
人生归有道，衣食固其端。孰是都不营，而以求自安？开春理常业，岁功聊可观。晨出肆微勤，日入负耒还。山中饶霜露，风气亦先寒。田家岂不苦，弗获辞此难。四体诚乃疲，庶无异患干。盥濯息檐下，斗酒散襟颜。遥遥沮溺心，千载乃相关。但愿长如此，躬耕非所叹。
此诗作于归田后的第六年（410年）。陶公劳动的场所是已有“霜露”、“先寒”的西田。可幸的是由于自己“晨出”、“日入”地不辞辛苦劳作，终于迎来了丰收景象。虽然辛苦，但只要没有祸患也就够了。因为近在咫尺的庐山脚下卢循的起义***与官***的战争从三月打到现在还没结束，田家虽然苦，也有欣喜之处，可以在劳动归来后于檐下洗手濯足、自酌自饮、解乏散心。因而陶公的心又飞向了千载前的隐士长沮、桀溺，古今同调，但愿如他们两人那样，长此以往躬耕田园。陶公从收获早稻中又收获了人生新的体验，得到了可贵的精神享受。
在《丙辰岁八月中于下潠田舍获》中，描写了不畏艰苦的春耕：“贫居依稼穑，戳力东林隈。不言春作苦，常恐负所怀。”“戳力”、“不言”、“常恐”等词语用得非常生动贴切，表现了陶公躬耕田园的坚强决心。《劝农》中，通过“冀缺携俪，沮溺结耦。相彼贤达，犹勤垄亩”的辛勤劳作，批评“矧兹众庶”不应该“曳裾拱手”，因而告诫农民兄弟：“民生在勤，勤则不匮”，希望以“敢不敛衽，敬赞德美”而共勉。钟伯敬在《古诗归》卷九中曰：“即从作息勤厉中，写景观物，讨出一段快乐。高人性情，细民职业，不作二义看，惟真旷远人知之。”[5]（下，p22）
从陶渊明对待劳动的认识、态度特别是依依耦耕中，我们更加可以看出他对自然的亲和与融入程度。首先，他对劳动有非常正确的认识。在“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封建社会，陶公能认识到“人生归有道，衣食固其端”（《庚戌岁九月中于西田获早稻》），“衣食当须纪，力耕不吾欺”（《劝农》）。其次，他反对孔子、董仲舒鄙视劳动的态度和“田园不履”（《劝农》）的行径。再次，他能终身躬耕田园。这在士大夫“耻涉务农”（《颜氏家训》）的南北朝时期，这一点特别值得钦佩，尤其难能可贵。陶渊明是封建社会士大夫中第一位躬耕田园的实践者，甚至倡导者，并且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即使“终死归田里”（《饮酒》其十五），他也无怨无悔，因而其诗文中或者高度赞扬劳动，或者将劳动诗化，或者真实地再现劳动的艰辛以及对劳动的感叹。
历代文人中虽有记叙与赞颂田园、农事的诗文，但都是以旁观者、顶多是欣赏者的态度来描写的。即使状物写景多么美妙，描绘田园、农事，多么真切，总觉有一些隔靴搔痒之感，因为观赏其景与身临其境，特别是深入其中，是大不相同的。陶公从躬耕田园中得到的感受与体会是多么的直接、深刻与丰富，并且初归田园时，他几乎把劳动诗化了。既然能够诗化劳动，那么就很少会有痛苦之感，而在劳动间隙还能登高赋诗，这证明陶公劳作是快乐的。陶渊明在劳作中，虽然也有不堪劳动重负的苦辛和收获不多的感叹，但可贵的是意志坚决：“但愿长如此，躬耕非所叹”（《庚戌岁九月中与西田获早稻》）。作为一个文人，他能克服种种艰难困苦终身躬耕田园，说明在劳动中他的身心还是能达到平和与和谐状态的。
在“学而优则仕”的封建社会，陶渊明能够辞官归田毅然决然地走上躬耕田园的道路，这是需要有很大决心和勇气的，但是由于陶公“性本爱丘山”（《归园田居》其一），追求一种自然生活状态，甚至有只求耕耘、不问收获的超然心态，因而躬耕田园就在很大程度上变成了一种精神享受。他为了达到与自然的高度和谐，确实已把劳动当作了重要需要。那么他就会在劳动中享受到人生许多乐趣，体会到人生种种哲理。劳动在很大程度上还是一种力量，是从事创作的灵感和源泉，因而他与自然也就更加亲和与融入。
判断陶渊明是否与自然达到和谐状态，我们不是仅仅从他的大部分诗文有描绘自然景象、山水游乐及躬耕田园的内容来下结论的，而是要全面辩证地看问题，不仅要看他对大自然的体悟、亲和及融入的程度、频度，而且要看其态度，特别是心境。在山水游乐已成为士人一种风尚的魏晋时期以及绝大多数人也是非常喜爱游览自然风光、热爱自然的今天，如果仅从程度、频度来看，陶公没有某些隐士那样的清闲逍遥，与东晋王、郗、庾、谢四大门阀士族的游山玩水相比，更是天壤之别。如果陶公终老官场，应该更加有条件宴游山水。因此，尽管在山水游乐的程度和频度上，他远远不及某些隐士、官员及王孙公子们，但在“质性自然”的态度和心境上却远远超过他们及今天的我们。陶公是将自己投入到大自然的怀抱，成为自然的一分子。他一生中绝大部分时间都沐浴在家乡的自然风光中。他对自我与自然关系的体悟能进入到物我两忘的惬意之境：“不觉知有我，安知物为贵”（《饮酒》其十四），因而主客等同、主客混同、物我互借、物我互化。通过读书弹琴、酣饮赋诗、游览交友，特别是躬耕田园等方式，陶公达到了物我为一、委运任化的高超境界。
总之，“以自己的田园生活为题材，并且真切地写出躬耕之甘苦，陶渊明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人。”[6]陶渊明的许多诗“已全无物我的差别，可一概归结到委运任化，与道沉浮。自然的万物、诗人的形神、道的虚静无为，三者融为一体”。[10]因而陶渊明达到了与自然的高度和谐。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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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张诒三.《归去来兮辞》索引三例[j].文学遗产,2005,(1)．
关于五一劳动节的诗篇6
关键词:《诗经》;农事诗;生态审美
中***分类号:I222.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27-8122(2010)09-0116-02
我国农业文明历史悠久,先民们很早就开始了农业种植活动。《诗经》中的部分作品,不仅在道德观念和审美情趣上打上了农业文明的烙印,而且产生了一些直接描写和农业生产生活相关的***治、宗教活动的“农事诗”。在中华文化精神中,人与自然的关系是融洽和谐的,天、地、人常常合为完美的一体。《诗经》中的“农事诗”反映了不同的社会生活内容和思想情感色彩,无论是祈求丰收,还是反抗剥削,都具有人类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审美特点。
一、祭祖祈神的价值信仰
诗歌最初产生于人神关系所构成的语境,是人向神言说的独特方式。对“神人以和” 功能的认识,在《诗经》中更加澄明。它是先民作为与自然之神、祖先之神关系纬度的言说方式。在周人心目中,那种主宰宇宙的神秘力量、山川日月的人格化以及祖先的在天之灵,都是“神”。他们通过某种仪式颂扬祖先功德,沟通人神关系,希冀得到自然之“神”的庇护,得到祖先之“神”的福佑。人们通过祭祖祈神,以求得风调雨顺、五谷丰登,感念大自然的恩赐,表达对天地祖先的敬意,显现着古典生态美学智慧。
周人的祖先与农业有着特殊的关系。如《周颂•思文》中记述了生而灵异的周人始祖后稷“贻我来牟,帝命率育”,功德不仅惠及自己的部族,而且泽及天下生民,后稷也因此被奉为农神。对于周人来说,农业不仅意味着衣食之源,还给予他们一种骄傲的认同感。周初的统治者极为重视农业生产,每年农事活动开始时,都要举行隆重的祈谷、藉田典礼。周天子亲率诸侯、公卿、大夫、农官到藉田中象征性犁耕。秋天丰收后,还要举行隆重的报祭礼用以答谢神灵的恩赐。《诗经》“大雅”中的《臣工》、《噫嘻》、《丰年》、《载芟》、《良耜》等作品,就是耕种藉田、春夏祈谷、秋冬报祭时的祭祀乐歌。
“农事诗”的信仰价值在于先民祭祀祖先神灵、祈求丰年。诗经中的”农事诗”并不是单纯描写农业生产情况,它实际上融合着颂扬先祖和宗教祭祀的内容。因此,中国上古的农业生产和农民生活沉浸在神圣化的信仰之中。《毛诗序》云:“《噫嘻》,春夏祈谷于上帝”;“《臣工》,诸侯助祭,遣于庙也”;“《载芟》,春籍田而祈社稷也”。《噫嘻》、《臣工》、《载芟》都是春季举行籍礼时所唱的乐歌。籍礼也称“籍田”之礼,《诗经•周颂》及大、小雅中凡言农事祭祀的,这农事所在地,皆指周天子的“籍田”,即天子、诸侯的祭田。籍礼始于周初,在春耕和收获时都要举行。《毛诗序》云:“《丰年》,秋冬报也”;“《良耜》,秋报社稷也。”《小雅》中的《楚茨》、《信南山》、《大田》、《甫田》也都是“秋冬报赛”的祭歌。籍礼是周代一项相当隆重的祭祀活动,《雅》、《颂》中的“农事诗”就是为籍礼而作的乐歌。在《楚茨》、《信南山》、《甫田》中都出现了“报以介福,万寿无疆”的诗句,《大田》中的“以介景福”,《丰年》中的“降福孔皆”,《载芟》中的“胡考之宁”,《良耜》中的“妇子宁止”。这些诗歌中都流露出相同的愿望,希望通过虔诚的祭祀,求得幸福与安宁。
周代以农立国,农业是国家经济的基础,农业收成的丰歉直接关系到人民的生死、国运的兴衰。由于当时生产力水平低下,面对农业生产中出现的种种无法预料、无法抗拒的情况,周人希望通过虔诚的祭祀,“以我齐明,与我牺羊,以社以方”、“琴瑟击鼓,以御田祖”(《甫田》)、“先祖是皇,神保是飨”(《楚茨》)、“明昭上帝,迄用康年”(《臣工》),请求上天、四方之神、田祖和祖先给予自己信心与庇护,以求得年年的风调雨顺,五谷丰登。在丰收后,用自己丰收的果实来答谢上苍和祖先的庇护和恩赐。清代方玉润在《诗经原始》中引沈守正语云:“言祈,则章中耕耘、收获、祭祀、尊贤、养老诸事皆预言之,冀望之。言报,则直述其已然,以昭神赐耳。” [1]
二、固有的农业生态关照
就文化传统而言,我国是一个有着悠久生态农业传统的国家,中国人素来讲究“天人合一”,讲究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这一生态模式的出现和应用不但表现了先民们的聪敏和智慧,也给农业生产甚至整个封建社会的经济发展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诗经》中的农事诗共有20首,其中“周南”有2首:《葛覃》、《]q》;“周颂”中有7首:《思文》、《臣工》、《噫嘻》、《丰年》、《潜》、《载芟》、《良耜》;“鲁颂”有1首:《s宫》;“大雅”、“小雅”中有6首:《生民》、《无羊》、《信南山》、《甫田》、《大田》、《黄鸟》;豳风”中有1首:《七月》;“魏风”中有3首:《十亩之间》、《伐檀》、《硕鼠》。《诗经》的“国风”、“小雅”中虽有大量的无名氏创作的民歌,但经过***乐工的选编、整理,更多地传达出贵族***信息。
农事诗的农业价值在于为后世农业的发展和研究提供了生态关照的资料。《诗经》中的农事诗多方面地表现了西周农业生产的具体内容,保存了许多重要的农业史料。这些诗歌农业信息量大,农业科技含量高,是珍贵的科技史资料。《豳风•七月》反映了农夫一年四季的劳动,并记载了当时的农业知识和生产经验,像是记农历的歌谣,展现了周代农业生活的风俗画面,反映了西周农业生产的具体情况。《诗经》中的农事诗还多方面地反映了西周时期农业生产的具体情况,为研究西周的农业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史料。比如,再现了整个农事过程,从“既种既戒,既备乃事”(《小雅•大田》),到“载芟载柞,其耕泽泽。千耦其耘,徂隰徂畛”(《周颂•载芟》),再到“播厥百谷,既庭且硕”、“既方既皂,既坚既好”(《 小雅•大田》),最后“载获济济,有实其积,万亿及秭”(《周颂•载芟》);其间还包括“不稂不莠,去其螟,及其蟊贼”(《 小雅•大田》)等工作。可以说,从准备工具开始,到松土、播种、锄草、灭虫,直到丰收、贮藏的各个生产环节,都完整地再现于诗歌中。《豳风•七月》中描写周人已经开始按照时令安排农业生产,及时春耕、夏耘、秋收、冬藏、蚕桑、打猎;具体描写了周人农业生产的规模方式以及农业经济的繁荣,还描写了他们种植的各种农作物,这些都是对周人宝贵生产经验的形象记载,也是我们今天研究西周社会的珍贵资料。
人类只有尊重农业的发展规律,才能得以生存与发展。如《大雅•公刘》:
笃公刘,逝彼百泉。瞻彼溥原,乃陟南冈。乃觏于京,京师之野。于时处处,于时庐旅,于时言言,于时语语……笃公刘,于豳斯馆。涉渭为乱,取厉取锻,止基乃理。爰众爰有,夹其皇涧。溯其过涧。止旅乃密,芮鞫之即。
这首周人的长篇叙事诗,记述了部落首领公刘率领民众选择水草丰美、青山环抱、土地开阔肥沃的人居环境;描绘了先民们安居乐业,笑语声喧,欢乐燕飨,和睦友善,其乐融融的景象;展现了一幅人丁兴旺,物产丰茂,炊烟袅袅,鸡犬之声相闻的美好***景。整首诗呈现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以及人与人之间共生共荣、和谐一致的生态审美艺术。
三、独特多样的艺术手法
生态美学是一种和谐有机的美,倡导“回归自然”。“从文学的纬度来看,它为我们提供的是另一个人类文化和文明进度的空间。”[2]《诗经》”农事诗”的文学艺术价值在于独特的艺术表现手法和丰富的情感审美内涵。最突出的特点便是以农业生活中常见的景物和发生的事情等物象起兴,反映本真的自然,运用简洁的语言,呈现出特有的朴实风格和浓郁的自然风情。
充满农业生活气息的独特表达方式。作品往往采用“赋”法,将节令物候与农事结合起来,用一系列的物候形象地表现了季节更替的抽象概念,生动地传达出农业生产生活的乡土气息。通过对劳动生活和丰收场景的热情描述,把周人对土地、劳动、自然、丰收的赞颂融入作品的总体构思中,表现了一种古朴醇厚的气息。《诗经》中大量描写农事生活的诗篇以优美的笔触描写了田园的安闲、恬静,农人的率真、善良,展现了农业劳动愉悦而有情趣的一面,增添了劳动的乐趣,使和谐愉悦的田园生活成为先民们的理想生活。诗中所描绘的恬静、安乐的田园风光,充满真正的生命热情。如《豳风•七月》,按农事活动的顺序,以平铺直叙的手法,把风俗景物和农夫生活结合起来,朴实、生动地描摹了西周农人的生活状况。
善于撷取富有深意的生产生活片段。在《王风•黍离》中,诗人看到昔日繁华的故地被蓬蓬勃勃的稷苗湮没,感情受到冲击,陷入深深地伤感之中。诗人精神恍惚,“中心摇摇”,既而“中心如醉”,无法理清自己的思绪,任思绪驰骋。待到感情接受眼前的情景后,他不由得“中心如噎”,有许多无法倾诉的痛苦积压在心头。诗人无限伤感,却欲语还休,因为理解自己的人太少,“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中心如醉”、“中心如噎”,用“醉”“噎”等具体可感的感受来比喻心中难以形容的忧思。
语言简练生动,具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在自然经济时代,人在劳动中获得生存资料,劳动带着强烈的功利目的,人需要在劳动中逐渐实现这一目的而产生。《周南•]莒》就是描写劳动场景与抒写劳动愉悦的作品:“采采]q,薄言采之。采采]q,薄言有之。采采]q,薄言掇之。采采]q,薄言捋之。采采]q,薄言K之。采采]q,薄言p之。”诗中以细腻的笔触描绘了一群妇女兴高采烈地采摘车前子的场景,全诗节奏明快简洁,通篇只更换了六个动词:“采”,摘;“有”,采得;“掇”,拾取;“捋”,成把地抹下来;“K”,用手捏着衣襟兜取;“撷’,用衣襟兜起来。始而采,继而渐多,从撮在手心,到兜在前襟,到把整个衣襟都装满,通过六个关键动词有层次、有程度地更替,让人在这重章复沓中体会到诗歌蕴涵的、随劳动成果的增加而逐渐高昂的情绪。 “涵咏此诗,恍听田家妇女,三三五五,于平原绣野,风和日丽中,群歌互答,余音袅袅,若远若近,忽断忽续,不知其情之何以移,而神之何以旷,则以此诗可不必细绎而自得其妙焉。”[1]这段传神的描述解说正捕捉到了此诗在反复的动作中蕴涵的喜悦欢快和浓厚的田园生活气息。
一部《诗经》,它是先民们自然生命的诗意呈现之歌,是人与自然和谐的生存之歌。它自由地体认了人类的生命精神,展示了人类生命活动的本真状态,能够显现人类自身搭建与自然和谐、共生、互惠居所的生态审美关系。
参考文献:
关于五一劳动节的诗篇7
我的保姆》这首脍炙人口的著名诗篇，并几经辗转于1934年发表。当时诗人第一次使用了“艾青”这个笔名，并且一跃成为中国诗坛上的明星。
这是一首带有自传性的抒情诗。在这首诗里，诗人以自己的幼年生活为背景，集中描述了自己的保姆――大堰河一生的悲苦经历，抒发了他对保姆大堰河及劳动人民的真挚热爱和热情赞美，同时也表达了对旧社会的憎恨和诅咒。
关键词：文学；赏析；大堰河
就结构而论，这首诗一共13节，可分为三部分：
第1、2节为第一部分，写大堰河得名的原因及大堰河与自己的关系，也显示了该诗鲜明的叙事性质。“我”和大堰河虽然阶级出身不同，却有着割不断的血肉联系，
“我是地主的儿子”，却“也是吃了大堰河的奶而长大了的/大堰河的儿子”。作者重叠反复地咏叹“大堰河，是我的保姆”，为全诗奠定了浓郁的抒情基调。
第3～10节为第二部分。诗人在狱中看到窗外大雪，触景生情，以第一人称的口吻，追述大堰河的一生，展现了大堰河勤劳、淳朴、善良的品质，抒发了诗人对大堰河的怀念、尊敬与热爱。
第3节，“大堰河，今天我看到雪使我想起了你”，大堰河已经故去，诗人描述了她的坟墓和家园的凄凉景象。
第4节，诗人饱含深情地回忆起“我”与大堰河一起度过的贫苦然而却让“我”感到无限温暖的生活。“你用你厚大的手掌把我抱在怀里，抚摸我；/在你……之后”，连续用了8个“在你……之后”的句式，真实地再现了大堰河勤劳操持家务的情景。大堰河勤苦操劳、仁爱善良的母性光辉形象跃然纸上。
第5节仅4行，叙述了“我”离开大堰河时的情况。虽然是简短的过渡，诗人却捕捉了离别场面中最令人心碎的一幕：“啊，大堰河，你为什么要哭？”
第6节，将“我。回到自己家中的情形与在大堰河家里的情形进行对比。“我做了生我的父母家里的新客了！”并与第4节一样，连续使用排比长句，表现“我”在自己家里的陌生感、拘束感。
第7节，写大堰河“流尽了她的***液之后”，“为了生活”，“用抱过我的两臂劳动了”。连续使用六个“她含着笑……”，一方面写出了她劳动时的乐观态度，另一方面写出了她为了自己的家而付出的艰辛。每一句都展现了一幅令人心酸的画面。
第8节，表现了大堰河对***儿的淳朴情感。她像对亲生儿子一样，疼爱自己的***儿，在他身上寄予了希望。
第9、10节，写大堰河临终的情况，两次提到“***儿不在她的旁侧”，她带着遗憾，“轻轻地呼着***儿的名字”，“含泪”离开了这个凄凉的世界。
第11～13节为第三部分。诗人思绪回到现实，回到监狱，用儿子对母亲的情感，为大堰河“写着一首呈给你的赞美诗”。并将这种情感扩大，“呈给大地上一切的，/我的大堰河般的保姆和她们的儿子”，抒发了对广大劳动人民的敬爱之情。
这是一首带有一定叙事性的抒情诗。不押韵，各段的句数也不尽相同，但每段首尾呼应，有着强烈的内在联系；诗歌不追求诗的韵脚和行数，但排比的恰当运用，使诸多意象繁而不乱，统一和谐。诗人善于从平凡的生活中提炼出典型的意象，以散文似的诗句谱写出强烈的节奏。诗歌具有一种奔放的气势，优美流畅的节奏，表达了诗人来不可遏、去不可止的感情，完美体现了艾青的自由诗体风格。
诗中“大堰河”的原型就是“大叶荷”，其故事也是真实的。在艾青的家乡浙江金华，方音“大叶荷”与“大堰河”是一样的，“大堰河”是“大叶荷”的谐音。距离艾青家的村庄――畈田蒋村约有五华里的地方有个叫做“大叶荷”的村庄。保姆大堰河似乎连姓名都没有，便以村庄的名字“大叶荷”替代为她的姓名。她出生于穷苦人家，自幼就做了童养媳。她在生了两个孩子以后，丈夫死了，为生活所逼又不得不改嫁。因为她来自“大叶荷”村，于是村上的人都叫她为“大叶荷”。所以诗的开头写道：“她的名字就是生她的村庄的名字，她是童养媳……”初学此诗的中学生，往往以为“大堰河”是一条“河”的名字，拟人写法。这一点讲清楚，有利于学生理解诗歌的内容。
关于五一劳动节的诗篇8
一、播放恰当音乐，营造诗意氛围
早期的古诗词与音乐是融为一体的，诗词就是歌词，随着诗词的发展，诗与歌才逐渐分离，各成体系。但是诗词中韵律节奏依然蕴含着音乐之美。因此，在教学中结合诗歌的内容，运用恰当音乐，可以刺激学生的感官，营造诗意氛围，引领学生尽快走入诗歌的情境之中。
比如，在执教苏轼的《浣溪沙・山下兰芽短浸溪》时，在导入环节中，我利用多媒体给学生播放了王菲演唱的《明月几时有》，在那空灵美妙的歌声中，学生们对这首词的作者苏轼产生了强烈的好奇，苏轼到底是怎样的一个人呢？在接下来的介绍中学生听得全神贯注，很快沉浸在诗词的情境之中，他们在我的介绍下，了解了苏轼是北宋杰出的文学家，他性直开朗，仕途不顺，诗词以题材广阔，清新豪健，善用夸张、比喻等风格见长，与辛弃疾并称“苏辛”……通过音乐的播放，成功地导入了这堂课的学习，学生在流溢着诗歌之美的气氛中，感受到诗词之美，充分调动起了学习的激情。
二、深情朗诵诗词，增强艺术感染
深情的朗诵可以通过声音的表现力，生动形象地表达出字里行间所蕴含的情感，增强诗词的艺术感染力。深情朗诵可以引领学生自然而然地进入诗歌的情境中，激发学习的兴趣。在诗词朗诵教学中，首先要做好范读，这是学生领会诗词的主题思想和情感的切入点。教师首先要多听一些专业人员的朗读，通过对照体会，找到自己朗诵中的不足之处，加以完善。要处理好朗诵中的停顿、重读、语调等环节，对于表现诗人情感的关键之处要重读，结合情境、情感的变化来变换语气，做到恰当地表现诗歌的情感。范读之后，进行领读，然后让学生熟读、精读，加深学生对诗词情感的体会。
比如，在教学《十五夜望月》时，我注重在“白”、“栖”、“湿”、“望”几个关键字上引导学生去体会诗歌中的情感、情境之美。在我的示范朗读、领读、学生自己的朗诵中，诗中浓浓的游子思乡之情被表现得淋漓尽致，取得了理想的教学效果。
三、运用信息技术，再现诗歌情境
古诗词有较强的画面感，所谓诗情画意，在教学中能够再现这些画面，营造诗词所表现的情境，让学生仿佛置身其中，会更加准确地理解诗人的创作动机。多媒体具有集声文***画于一体的特点，可以生动、形象地展示教学内容，在古诗词教学中，我们可以充分运用多媒体来创设情境，作为辅助教学手段，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充分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比如，在执教刘禹锡的《秋词》时，我首先利用多媒体展示了很多美丽秋天的景色***片，秋高气爽，晴空万里，仙鹤直冲云霄飞翔，暗合了诗人所描绘的秋天景色，再现了诗歌情境，使学生的思想融入了画面之中，对学生理解诗歌情感奠定了基础。
四、通过角色扮演，置身诗歌意境
在古诗词教学中，为了让学生更深刻、更准确地理解古诗词中作者的情感，可以让学生扮演其中的角色，让学生身临其境，感同身受地追随诗人的情感发展，让学生完全走入诗歌，融入诗歌，对古诗词教学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比如，在教学《木兰诗》时，我结合诗词的内容，编写了课本剧让学生来表演。剧中人物有木兰、天子、母亲、父亲、姐姐、弟弟、伙伴等，通过角色表演，学生渐渐走进了诗词世界，感受到人物的丰富情感，在表演中与角色产生了强烈共鸣，通过角色扮演，充分发挥了学生在古诗词学习中的主体性，促进了学生对古诗词相关知识的理解和运用。
五、生动语言描述，加深情境理解
语言描绘突出了情境，提高了学生对诗歌的理解力，教师在古诗词课堂教学中，要结合诗词的不同基调，运用相应的语言，形象地展示诗的意境。这样的描述还要注意与体态语言的结合。教师的形象气质，知识水平，人格魅力等对教学氛围产生着重要的影响。
关于五一劳动节的诗篇9
陌生化是指打破感知的自动化、格式化，将语言规则变异，创建新奇的语言结构，造成感知难度，增加感知长度，从而传递出独特的审美价值。杨德祥的散文诗语言陌生化技法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是言语结构的陌生化 在语词的选用、搭配，语句结构的减省，表述的角度选择等形式上进行创新，达到奇特的表达效果。
1.以心观物，以情赋物，以反常规的词语组合，使得情与物的浑然相融，虚与实相得益彰，实现了语言从再现到表现的飞跃。
“油菜籽和豌豆的长长荚儿，被圆圆的喜欢装满了。”
“圆圆的”本是油菜籽、豌豆灌浆饱满，长势旺盛；“喜欢”应是指农人耕作有获、笑逐颜开的喜爱之情。“圆圆的喜欢”，省去油菜籽、豌豆，嫁接入农人的感情，前者是物后者情，前者是实后者虚，情景相融，虚实相生，增加了感受的难度和密度。
“挖马齿苋的小姑娘，收割着后羿射日的传说。”
大暑时节，热得酣畅淋漓，小姑娘收割着马齿苋，讲述着后羿射日的传说。前半句隐去了收割的宾语“马齿苋”，后半句隐去了谓语“讲述”，合二为一，收割传说，一实一虚，减省，新颖。
“追赶花期的放蜂人，用嗡嗡嘤嘤的吟唱，把六角形的梦填满了。”
“六角形”暗指蜂窝，群蜂穿梭花间，蜂窝贮满蜜粉；“梦”是放蜂人对丰收的期盼，对美好的生活憧憬。形象的“六角形”与抽象的情思组合，激发读者想象、填充、创造。类似还有“龟裂的思绪”、“甜甜的诱惑”等。
2.善用拟喻，化抽象为形象，化虚为实，化静为动，表现出语言的动态美感。
如《小满》中，列举了十五种作物，诗人没有用呈现句，摒弃“是”“有”“在”字句，而是捕捉感觉，精选一组动词――充满装满盖满挤满占满挂满布满填满爬满溢满，或比喻或拟人，化静为动，赋予作物生命色彩的灵动，生机勃发，争相斗妍，意境广阔，诗情涌动，表现出生命的节奏和律动。
“日轮，容光焕发地行走在北回归线上。”
将太阳人格化，容光焕发神态，描绘出此时日处中天直射大地，夏至到来令人兴奋，一个无意义的自然现象，经拟人化细节描写，一切生动起来，一切充满情致。
“收和种这两把梭子，日夜编着《田野又是青纱帐》的故事。”
收种本是劳作现象的抽象概括，一旦比作梭子，就形象化了，引人联想到织布机上梭子有节律地来回游动，进而感受到收种时农人紧张的劳动场面。而“《田野又是青纱帐》的故事”，则是优美浪漫的，表现出劳动快乐，诗人对收种的“芒种”时节喜爱之情溢于言表。
3.抓住特征，长于隐略，此时无声胜有声，表现出语言的绘画美感。
“荷叶托着的那枚晶莹”，省去水珠，突出了晶莹之美。“太阳镜、太阳帽、太阳伞制造着阴天”，“大蒲扇和大芭蕉扇呼哧一扇，夜空里长满了星座和故事”，隐去了人的活动，突出表现重点，用语简炼，意象鲜明，生动活泼，给人强烈的视觉冲击，情趣盎然。
4.化用诗文、民俗传说，令人回味，表现出语言的含蓄美感。
在《芒种》一节中，诗人不经意的一笔点出了两个与端午有关的民俗典故――“多角形的传说”、“被雄黄酒浸泡过的神话”颇有趣味。
多角形是粽子的形状，可见可触摸；传说是抽象无形，无色无味，因有多角形的修饰，使得端午节有关屈原的故事更见韵味，似乎如粽子一般可见可尝可口，引人无限遐想回味，为芒种文化增添了一份沉甸甸的历史厚重感。
白娘子的故事浪漫凄美，表达出古人对自由爱情的向往，对真善美的追求，对人性美的歌颂，对封建婚姻制度的反抗。雄黄酒本是祛病除毒杀虫的，故事中被代表封建制度势力的法海拿来教导许仙毒害他的心上人，以致白娘子惨遭折磨，许仙受到极度惊骇，美好爱情遭到摧残。然而真情是不会因一剂狠棒而变色的，白娘子不顾身孕，远赴千里采回仙草拯救许仙，最终夫妻消除隔阂。历经挫折，许仙更见得白娘子的一片痴情；历经雄黄酒的浸泡，纯美的爱情终于超越神鬼与人的界限，人鬼情更见光芒。
正如文中所言，“被雄黄酒浸泡过的神话，活脱脱地游动着，愈发变得年轻、美貌了。”一个凄美的故事附着在一个亘古不变的倍受重视的传统佳节上，年年传诵，代代传诵，愈传愈美，愈美愈传，这也表现出今人对纯美爱情的追求，为芒种文化增添了一份清纯浪漫美丽的元素。
二是表述方式的陌生化 将叙述与意象群组合，铺排复沓，整散结合，既有散文舒放自如，又有诗歌的节律韵致。如《立夏》一节中：五组不相关联的意象，各自***成景，蒙太奇式构建，以五个“不知”将其组合起来，句式整齐，语气强烈，表现出夏天突如其来给人无比喜悦。
关于五一劳动节的诗篇10
名人扎堆偏僻乡村
1969年11月17日下午，天下着雪，在河南信阳专区息县东岳公社唐坡大队，几辆满身泥泞的大卡车载来了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经济所的几十名学员，他们要在“五七干校”接受劳动改造。
五七干校的创办与著名的“五七指示”有关。1966年5月7日，看了总后勤部《关于进一步搞好部队农副业生产的报告》后指示，全国各行业都要办成一个大学校，“这个大学校，又能从事群众工作，参加工厂、农村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又要随时参加批判资产阶级的文化***斗争”。
的“五七指示”出台后，中共中央转发了这封信。1966年8月1日，《人民日报》又发表了社论。1968年，黑龙江柳河“五七干校”，成为中国第一个以此命名的干校。柳河“五七干校”受到的肯定后，各地纷纷仿效。当时包括中共中央、***等大批国家机关在内的单位先后在河南、湖北、江西等18个省区创办了105所“五七干校”，先后遣送、安置了10多万名下放干部、3万家属和5000名知识青年到干校学习。而各省市地县办的五七干校更是数以万计。
据息县县志记载：1969年前后至1972年，外贸部、物资部、铁道部、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对外文委、对外经委、全国总工会等中央机关的106位部级干部，近2000名专家学者与家属被分在河南信阳专区息县的项店、杨店、张陶、东岳、路口、孙庙公社，接受劳动锻炼。分在东岳公社的，是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所属8个研究所和学部机关的100多人。
干校一般选在偏远、贫穷的农村，去干校的人无论资历深浅、官职大小，一律被称为“学员”。他们中间有机关干部、走资派、科技人员、大专院校教师，更有所谓的“***学术权威”。
干校采用***事编制，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经济所是“学部七连”，文学所是“学部五连”。学部五连则由年逾70的著名红学家俞平伯和他的夫人许宝驯领队，他们先去了与息县相邻的罗山县。在那里，担当先头部队的钱钟书等十几人已于11月12号先期到达。大部队到达后，80多人聚居在一间屋里。因罗山无地可种，一个月后，他们就来到了息县东岳公社。
在东岳公社的学员有文学家钱钟书、杨绛夫妇，沈从文、俞平伯，诗人何其芳，文学理论家吴世昌，余冠英，美学家蔡仪，语言学家吕叔湘，《现代汉语》词典总编纂丁声树，文史专家胡绳，历史学家胡厚宜，张***烺，杨向奎，哲学家金岳霖，沈有鼎，经济学家顾准，骆耕漠，巫宝山，荻超白等人。还有后起之秀吴敬琏、张卓元、董辅礽、赵人伟等人。
杨绛与《干校六记》
在东岳“五七干校”，学员要种地、打坯、烧砖、盖房，劳动强度大。有时也干些脱坯、养猪、打井、种菜等杂活。钱钟书与研究梵文的学者吴晓铃负责烧锅炉，杨绛被分在一个村庄看管菜园。
钱钟书是我国著名的学者、作家。他博学多能，学贯中西，是一个文化大家。他的主要作品有《管锥编》、《围城》等。杨绛是翻译家、文学家。早年任清华大学西语教授，1949年以后任中国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员。夫妻两个身在咫尺却很难见面。后来，钱钟书负责到邮电所领取报纸、信件，刚好经过杨绛看管的菜园。于是，菜园成了他们二人相聚的地方。
当时，在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文学研究所工作的刘士杰和钱钟书一起来到了息县。2009年，刘士杰在回忆文章中说：“有一次，当钱先生像往常一样匆匆行走在土路上时，一辆警车突然戛然而止，在他身旁停下，从警车里走出两位警察，把惊魂未定的钱先生“请”上了车。在场的人们都吓坏了，不知道出了什么事，都为他捏一把汗。直到傍晚时分，警车又把钱先生送了回来，大家心上的石头才落地。原来县公安局把钱先生接去，是请他翻译档案中的英文，真是一场虚惊。”
1972年3月，在***的特别关照下，钱钟书、杨绛夫妇作为第二批“老弱病残”人员被“***”出来，离开东岳“五七干校”，回到了阔别两年之久的北京。
那段岁月，让杨绛刻骨铭心。杨绛曾经说，她和钱钟书在“五七干校”度过了一生中最有意义的时光。虽然时间不长，但是影响深远。1981年，杨绛根据“五七”干校的亲身经历，写成纪实散文集《干校六记》。《干校六记》由《下放记别》、《凿井记劳》、《学圃记闲》、《“小趋”记情》、《冒险记幸》和《误传记妄》6篇散文组成，反映她在息县东岳“五七干校”种菜、干活以及与丈夫钱钟书在一起的难忘经历。《干校六记》曾获1989年全国首届优秀散文（集）奖，并被翻译成多种语言，在国内外反响很大。
“人家说息县的地‘天雨一包脓，天晴一片铜’。菜园虽然经拖拉机耕过一遍，只翻起满地大坷垃，比脑袋还大，比骨头还硬。要种菜，得整地；整地得把一块块坷垃砸碎、砸细，不但费力，还得耐心。我们整好了菜畦，挖好了灌水渠，却没有水。邻近也属学部干校的菜园里有一眼机井，据说有十米深呢，我们常去讨水喝。”这是杨绛在《干校六记》里写的一段文字。
《干校六记》中还记述了杨绛与当地农民之间建立的深厚感情。一天，有位老大娘带着一个小女孩来到干校的菜园，捡了一些干老的菜帮子。杨绛问：“那些干老的菜帮子捡来怎么吃？”小女孩回答：“先煮一锅水，揉碎了菜叶撒下，把面糊倒下去，一搅，可好吃哩！”此后，杨绛经常在生活上帮助他们，还对小女儿的学习进行指导，彼此之间建立了深厚的感情。
俞平伯的诗作和顾准的前瞻性思维
1970年，俞平伯在邻居家度过了一个迥异于以往的端午节。在东岳农村，一年一度的端午节非常热闹，这让俞平伯感到了快乐。他在《端午节》中写道：“晨兴才启户，艾叶拂人头。知是天中近，邻居为我留。清润端阳节，茅檐插艾新。分尝初刈麦，惭荷对农民。”
俞平伯是一位久负盛名的学者、作家、批评家兼诗人，他以文学创作与学术研究的双重建树，成为“五四”运动以来为数不多的鸿儒。在息县一年多的生活里，俞平伯共创作了近百首诗词，具有代表性的是《息县杂咏》、《纪东岳事》、《至日》等，其中七言长诗《重圆花烛歌》还在香港单独出版。这些诗词描写了息县农村的田园风光和风土人情。
1971年元旦，在***的关怀下，俞平伯等十多位老知识分子，提前回京。离开东岳时，老乡们都来相送，真情之下，诗人用息县方言赋诗一首《与农民话别》：“落户安家事可怀，自憎暮景况非材。农民送别殷勤意，惜我他年不管来。”俞平伯回到北京后，对在息县的生活念念不忘，他与东岳房东之女顾兰芳有书信相通。1990年，91岁的俞平伯逝世于北京，这些诗词也成为他的绝唱。
对于河南信阳，顾准并不陌生。1959年，他就被下放到商城县劳动改造近5个月。这次在息县的时间更长，将近两年。
顾准是一位会计学家、经济学家，也是一位特立独行的思想家。他早年毕业于上海立信会计学校。1935年加入中国***。1956年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后，写成《试论社会主义制度下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被吴敬琏称为“中国提出市场经济的第一人”。
到息县“五七干校”后，顾准住在东岳公社轧花厂仓库里，这里搭满了大大小小的通铺。他一边参加劳动，一边潜心写作。在此期间，他写下了20万字的《息县日记》。顾准在《息县日记》中写到：“此次来息县，对千里淮上有了一番新的认识。‘走千走万，不如淮河两岸；要米有米，要面有面。’这是息县的民谚，实际情况也确是如此……”
在息县，具有前瞻性的顾准还关注三峡建设、黄淮海开发、西部开发、人口与发展等问题。顾准在1971年的日记里写到：昨闻三峡上马，晚间浮想联翩，不能入寐……三峡电站若以450kw输电半径计，达周边为汉中、西安、洛阳、九江、长沙、重庆。其年发电量若上500亿kw，以0.05元/kw计，每年收入达25亿元。这样，这个电站即使投资100亿元，也是划得来的。
关于西部开发，他写到：东侧建设，无论工业或农业，都是事半功倍，西部建设，并不是没有必要，关中、河西、四川、以至京汉西侧的广大地区，资源现当开发，工业理应发展百年来偏枯局面当改变。东西并举，速度更快。但愿今后十年，我国工业能十倍于今日。
除了写日记外，顾准还研究中国经济发展状况，他提出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来建设中国”的学术观点及其对商品经济和价值规律的思索，至今仍为我国经济学界广泛关注。
后代追寻父辈遗迹
如今，一部分当年在息县五七干校的学员已经作古，一部分健在的有的通过写回忆录的方式，去追述那段苦乐时光。
1974年12月3日，顾准在北京病逝。2005年7月1日，中国社科院经济所牵头在河南息县，举办了顾准诞辰90周年座谈会。与会的有上海社科院经济研究所前所长、顾准的胞弟陈敏之，著名经济学家、***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吴敬琏，***振兴东北办副主任宋晓梧，中国社科院经济所研究员吴太昌、赵人伟、经君健，中国社科院文学所研究员何文轩、王保生等一行37人。
时隔36年，再次踏上东岳这片土地，看到这窄窄的小路、浅浅的池塘、劳动过的田地、吃住过的瓦舍土屋，当年的老学员感慨万千。在干校旧址模拟全景***前，寻访者的脚步久久停留。在经济所昏暗的陋室里，有人告诉高粱，这就是他的父亲顾准当年曾经居住的地方，高粱默默无语，深情凝望。
文学所离经济所有两公里远，钱钟书当年住的房子还在，他住在这排瓦房从南边数的第四间，门口还放有一口水缸。钱钟书房子的南边，住的是***宣队和专案组的人。再往前走，是四排面南背北的房子，这是外文所的房子。
2010年9月8日，当年也曾下放到息县东岳“五七干校”的著名文学评论家何西来在《人民日报》上撰文回忆钱钟书，何西来在息县下放劳动期间，看到钱钟书每天在熬人的体力劳动之余，捧书大读。正是在息县的积淀，钱钟书返京后才得以创作《管锥？》。这部书博大精深，涉及中西，仅引文就包括中、英、法、德、意、西班牙等数种语言，是一部不可多得的多卷本学术著作。
众多名人在息县的经历，也引起了凤凰卫视中文台《凤凰大视野》栏目组的关注。2012年3月27日，《凤凰大视野》摄制组一行10人来到息县，要拍摄纪录片《息县干校记忆》。此片以息县“五七干校”为背景，以钱钟书、杨绛、俞平伯等文学泰斗和顾准、吴敬琏、张卓元等经济界精英人物为主线，通过十集纪录片，还原一位位名人大家在那个特殊年代的境遇和生活，以及他们与当地群众结下的深情厚谊。之后，摄制组分赴北京、上海、广州等全国各地，对息县“五七干校”名人的同事、子女以及健在的名人进行专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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