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文网关于亲情的美文篇1
关键词：《灶神娘娘》，母女关系，身份重建，女性觉醒
一．引言
华裔美国文学在经历了被压抑到今日发展繁荣的曲折历程之后，在美国文坛上取得了一席之地。科技论文，身份重建。在这个历程中涌现出的华裔作家不胜枚举。谭恩美是美国华裔文学的代表人物，其作品在蓬勃发展的华文华裔文坛中散发着特有的光芒。在小说《灶神娘娘》（TheKitchen God’s Wife）中，谭恩美准确细腻地展现了母女们因文化冲突导致的磨擦，将母女关系写得细致入微，回肠荡气。在她的小说中，“母与女”母题得到了反复的呈现，母女关系成为她关注的焦点。看似简单的母女关系中，其实充斥着种族，文化的对立、冲突和融合，挖掘华裔文学中“母与女”母题所蕴含的文化心理因素，对于建构华裔女性身份有重大意义。
二﹑小说《灶神娘娘》中的母题内涵
在谭恩美创作的小说世界里，传统的中国观念和美国的价值观念的两极矛盾通常以母女双方使用不同的语言来体现。作为一名作家和一个美国人，谭恩美可以熟练的对不同的语言加以转换，对中美两种文化习俗的符号都非常敏感。小说《灶神娘娘》，刻画了中国移民到美国的母亲和在美国出生的女儿之间的关系。小说的叙事两个框架并行，一个框架是设立在现代化的美国社会，另一个框架设立在母亲蒋薇莉(Winnie)二战前后生活的中国。小说开篇讲述了女儿珍珠（Pearl）拒绝和批判母亲所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积极迫切的想要融入美国主流文化。母女之间似乎存在着不可逾越的代沟，“我看到我母亲在很多场合坐在桌边，就像我想象中的那么孤独。我感到我们之间有巨大的鸿沟，使我们无法分担生活中的许多重大的事情……所有的这些毫无意义的姿势，积怨已久的误解，还有这些痛苦的秘密，为什么 我们要保留这一切？我简直要窒息，我想逃走。”（33）母女双方都清楚地意识到鸿沟的存在，但是都没有勇气来填补。因为母亲和女儿都隐藏了痛苦的秘密。母亲向女儿隐瞒了一段过去惨痛的婚姻和在中国苦难的遭遇，而珍珠得知自己患有多发性硬化症之后，迟迟不愿意告诉母亲。不仅仅是因为不想让母亲替自己担心，更多的是因为她已经长期刻意地把自己的生活和母亲的生活渐渐疏离开来。科技论文，身份重建。好几次，当珍珠试***告诉母亲自己患病的消息时，总是被别人叉开话题，或者被母亲一长段的话语打断。每一次尝试的失败，都让珍珠觉得更加沮丧，慢慢地让她放弃了告知母亲的念头。这是因为母亲很多时候专横的指责和莫名其妙的迷信在母女之间制造了一条愈拉愈大的鸿沟。科技论文，身份重建。
作为第一代移民的母亲，蒋薇莉虽已身在异国，却仍是彻头彻尾的中国女性，无法抛却与祖国的血脉亲情。虽然后半生，她生活在发达的美国，但是心里时刻都没有忘记自己的归属。在完全陌生的环境中，她没有主动的融入新的社会，而是通过固守并强化自己的中国文化传统，坚决地保持自己的民族特色。移民母亲对女儿给予了很高的期望，一方面希望她可以自如地徜徉在美国的主流文化的怀抱中，不受到美国人的歧视；另一方面又继续以中国传统父母的姿态，按照自己的理想为孩子们规划未来人生。而在美国出生的女儿珍珠，虽外表看来与母亲非常相像，却是在迥异于中华故国的价值观与环境下成长起来的，并不得不亲身承受两种文化与价值观的冲撞。母亲的意志必然遭到在美国长大的女儿的强烈不满和反对。母女之间的紧张关系，固然有代沟的因素，但更重要的是文化的差异。由于处于美国的环境中，局限于中式的家教方法，使得母亲渐渐在女儿的生活中丧失威信。母亲的固执是出于对美国主流社会价值观和信仰的抵制，不愿意失去中国“根”而被美国化。而出生于美国的女儿珍珠，始终被如何彻底的摆脱少数族裔的影子﹑完全融入美国社会这个问题所困扰。她始终面临着与生俱来的中国“根”和如果成为真正的美国人这个矛盾。
在小说中，女儿珍珠刻意的和母亲保持距离。随着读者的深入了解，才可以渐渐得知，母亲和女儿之间渐行渐远始于蒋薇莉丈夫吉米的葬礼。当父亲去世的时候，女儿珍珠哭不出来而被母亲打了耳光，母女关系从那时候起严重恶化。母亲认为珍珠不懂事，对父亲的感情不深，辜负了父亲在世时对她的爱；而珍珠却是因为极度伤心而哭不出声。一直以来，珍珠都珍藏着对父亲的记忆，一方面是由于父亲宽容温暖的爱，让她感到放松和幸福；另一方面，对于父亲的点点滴滴的记忆的珍藏，其实代表的是珍珠努力融入美国文化的努力，因为父亲其实象征着美国主流社会，是真正的美国人。珍珠努力摆脱被边缘化的尴尬处境，逃离母亲控制的阴影。所以对于母亲身上的中国特色，她无法抗拒同时又非常厌烦。母亲只能无奈地看着女儿长大成人，却看不到她带到美国的原则和期望，在血液中世代相传下去的可能。科技论文，身份重建。在小说的后半部分，当珍珠在事业上、感情上经历挫折，逐渐成熟之后，再回过头去理解母亲时，当她用心审视母亲的悲痛的历史，尝试去了解她之前拒之千里之外真正的中国文化时，才能感到与中国文化的不可分割的血脉相连，母女关系得以缓解。珍珠才能够在之前的矛盾和困扰中寻求一种平衡，可以不再对自己的身份有怀疑和不安，两代人才能够从对抗走向沟通与和解。
所以，在小说的结尾处，母亲终于决定将自己一直隐瞒的痛苦和屈辱的秘密向女儿说出。女儿珍珠用心聆听母亲的故事之后，才真正地理解母亲。对于母亲的尊敬和理解使得珍珠终于可以鼓起勇气把自己患有多发性硬化症的消息告诉母亲。女儿对病情的坦白让母亲在以后的岁月里有了新的奋斗目标，那就是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减轻女儿的痛苦。母女之间血浓于水的亲情纽带再次紧紧地系在一起，心灵的溪流终于交汇。蒋薇莉最后特意送给女儿的灶神娘娘的雕像，并重新取名为莫愁女，也显示了母亲爱女的一片苦心。众所周知，在中国的神话体系中，灶神娘娘是没有正式的地位的，只是一直默默地奉献，不卑不亢，耐心地等待灶神的幡然悔悟。这里的灶神娘娘已经被赋予了新的身份—莫愁女—经受痛苦和孤独的女性们的保护神。女儿珍珠接受了母亲的这个礼物，不仅代表了对母亲的理解和接纳，在某种意义上说也象征着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理解和承认。
三﹑女性意识觉醒与双重身份的构建
小说《灶神娘娘》不仅刻画了曲折细腻的母女主题，还充分体现了女性的觉醒过程。科技论文，身份重建。小说中讲述的灶神娘娘隐忍善良的故事，也从侧面映射了母亲蒋薇莉的人生经历﹑女性在中国旧社会所要求具备的贤良淑德﹑忍气吞声的形象。蒋薇莉在中国的时候，其实也是一个灶神娘娘的形象。从女孩子时代开始，蒋薇莉的母亲因为追求自由和爱情而出走的行为就被长辈拿来做教育蒋薇莉的反面教材。在这样的环境下，蒋薇莉相信女人生来就是没有地位的，对丈夫言听计从﹑忍辱负重才是维持夫妻情分的关键。所以在嫁给文富之后，她尽最大努力迎合丈夫的需要。文富对蒋薇莉的***充分展现了那个时代中国女性没有地位，没有觉悟和因此所遭受的苦难。蒋薇莉的转变始于遇到吉米的那场舞会。在舞会上吉米给蒋薇莉起了一个英文名字，这个新的英文名字，与她的父亲﹑丈夫毫无联系，它象征着一个新女性的诞生和新生活的开端。抗战胜利后，蒋薇莉开始了自己对命运的反击，她决定马上离婚，试***摆脱束缚了她八年的婚姻。当文富捏造罪名控告蒋薇莉时，她终于在法庭上喊出了自己的心声，“我宁可谁在监狱的水泥地，也不愿意回那个男人的屋子里去！”（477）她甚至对封建统治阶级的思想发出质疑，“我不明白为什么大家都说孔夫子怎么好，怎么聪明，他叫每个人瞧不起另外的人，而女人是在最下面一层。”（322）。到美国寻求新生的蒋薇莉已经不再向过去那样懦弱愚昧，而是勇敢坚强地追求自己的幸福。带着新的名字和新的身份来到美国后，她的主体意识不断增强。科技论文，身份重建。
对于母亲蒋薇莉来说，中国旧社会的悲惨经历迫使她开始反抗，成为勇敢的新女性；而美国主流文化宣扬的女性的***﹑坚强，也使她的主题意识不断增强。一方面是中国“根”的烙印，另一方面是美国主流文化的包围，蒋薇莉清楚地意识到自己的双重身份。对这两个方面的正确理解和接纳才能使她的新身份获得平衡。对于女儿珍珠来说，只有认识到自己特殊的身份，承认自己的另一个自我—中国“根”，才能走出身份问题的困扰，从而建构完整全新的自我，自如地生活在多元化的美国社会。所以，在小说的结尾，作为母亲的蒋薇莉理解了女儿美国化的心态和想法，而女儿珍珠也认同了母亲所代表的中国文化，母女二人都经历了新的身份建构过程，都认同了以前各自刻意抵制的文化，所以母女亲情失而复得。
谭恩美借助人物的述说深切表达对女性受压迫的同情和呼唤女性自我意识的觉醒。她塑造的华人女性形象是动态的，这打破了西方人心目中卑微低贱、受人摆布的华人女性的定型形象。从某种意义上说，小说《灶神娘娘》可以被看成是女性觉醒的文本。因为小说中女主人公蒋薇莉从一开始毫无地位，完全失声的状态，慢慢觉醒为一位敢于说出秘密﹑勇于面对悲惨的过去﹑追求新生的女性。正如蒲若茜所说，“正是亚裔人的族性意识使其重视自己的历史和文化并发出了被压抑已久的声音，正是这样的发声才引起了美国主流的重视并给予了亚裔生存及发展的机会。”（蒲若茜，2006：238）
四﹑结语
谭恩美在小说的末尾点出中国文化传承对华裔的重要性，也让她笔下的人物部分地认同了中国文化和身份。谭恩美将母女关系置于中西迥异的文化背景下，赋予简单普遍的两代人之间冲突以更加复杂深厚的内涵。谭恩美在小说的结尾，对华裔身份认同和如何在矛盾中寻求平衡等问题给出了自己理想化的答案：只有理解并认同母亲所代表的中国文化传统，处于美国主流文化包围下的华裔子女才能在两种文化的冲突和两种身份的矛盾中寻求平衡，找到归宿。随着母女关系的和解，中西文化的交融，女儿不完整的自我才能得以修复，身份的平衡才能得以建构。
参考文献
[1]Huntley, E.D. Amy Tan: A Critical Companion[M]. London: Greenwood Press, 1998.
[2]Tan, Amy. The Kitchen God’s Wife[M]. Ivy Books: New York, 1991.
[3]蒲若茜.族裔经验与文化想象[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
[4]谭岸青.论谭恩美小说中华裔女儿的声音[J] .域外视野 (10).2005.
[5]谭恩美.灶神之妻[M].张德明译.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1999.
关于亲情的美文篇2
关键词：母亲 关系 文化内涵
abstrac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other and daughter is the most unique feature of the joy luck club. the thesis tries to analyse the profound symbolic meaning and rich cultural connotation emerged from the important role of mother in this novel.
key words: mother; relationship; culture connotation
谭恩美的小说情感细腻，语言凄美动人，原因之一就在于其小说中母亲形象的巨大感染力。这一形象占据着其小说的情感中心。母亲在中国文化中的崇高性和凝聚力也是西方人所难以理解的。尤其是谭恩美小说中那些生活在美国社会中的中国母亲，她们虽然与已经美国化的女儿们之间充满了矛盾和冲突，但她们却是两种文化的参照系，是女儿们遇到困难和挫折时的求助对象，因而最终为女儿们所理解、所接受。
一、母亲作为民族历史与记忆的中介
母亲是一种血亲的来源，在中国的历史文化中有着非常特殊的意义。母亲可以用来比喻和象征一切养育自己的事物，如祖国、故乡、文化传统、土地、河流等等。在中国人的价值观念中，对母亲与土地的情感是同样深厚的，因为养育之恩是高于一切的。虽然那些在美国长大的第二代移民未必能够接受并遵循这一传统的文化价值观念，但当他们模糊了自我身份，体会到了历史失落感的时候，只有母亲可以解答他们的困惑，因为母亲是最了解他们的，是知道全部历史的权威。谭恩美将这一点在《喜福会》中明确地表现出来。当罗丝与丈夫的婚姻发生危机，想去心理医生那寻找解决内心矛盾的答案时，她的母亲许安梅告诉她说：“母亲是最好的，母亲知道你内心中的一切。”“心理医生只会让你糊里糊涂，让你黑蒙蒙的。”罗丝“回家以后，仔细考虑她说的话。她说的对”。1 吴精美在母亲死后重新思考她生命的意义时说：“她（母亲）是我唯一可以询问的人：唯一可以告诉我生命的意义，可以帮助我承担我的悲哀的人。”2
通过这种母女关系的描写，谭恩美在作品中凸显了与民族历史割裂的美国华裔后代所面临的历史与现在的矛盾以及他们对于生活、命运和人生选择的思考。谭恩美把母亲的过去同女儿的现在并置在文本中，形成了既是时间上又是地域上的强烈的对话形式和张力关系。
总之，对于绝大多数美国华裔来说，丧失自己民族的历史会变得没有根基；而如果把自己民族的历史当做一种武器来与来与美国主流社会进行对抗也是一种错误。关键是如何把握好一个度，并能像《喜福会》中的母亲们所希望的那样将两者完美地结合起来。
二、母亲作为中国文化的载体
母亲形象占据着谭恩美小说的情感中心。这一形象是一个具有原型特征的老妪形象。她“体现了一个家族或者一个民族的历史，具有她的群体的古老的智慧和言语能力”。3 这个形象在小说之外也许毫无意义可言，但由于作者创造了一定的形式并将该形式加诸于放大了得个人经历这上，这个形象便获得了独特的意义，因为她所代表的是故乡、祖国、根基，是孕育他们/她们的躯体和生命的源头。正如作者通过吴精美的口而意味深长地说：“我坐在麻将桌上我母亲过去坐的位置上---东方---那儿是事物开始的地方。”
《喜福会》中的母女关系似乎是一种自由与权威之间的斗争。母亲代表着权威，试***用自己的观念去塑造女儿，拒绝女儿的***；女儿则象征着自由，竭力要否认母亲的权威，拜托母亲的影响。其实在这种表面象征之下，隐藏着两种文化的冲突与较量：母亲固守中国文化传统，希望按照自己的理想和愿望来设计女儿们的未来，就是说，需要中国的性格与美国的环境相结合，她们希望女儿们依靠自己中国人的特点去抓住由美国环境提供的一切良好机遇，一旦女儿们不按照她们的期望去做出她们认为正确的选择时，她们就会非常生气；而女儿们则将中国性格和美国环境这两者弄得水火不容，她们更希望的是寻求自身的自由，完全赞成美国房市而摒弃另一种方式。但女儿长大后，更希望能够缓和一下母女之间的矛盾，母亲的影响已经深深地在每个女儿的心头搭上了烙印，成了她们血液里的一部分，是她们永远也摆脱不了的。
三、 结语
在这部小说中，中国文化传统通过母亲得以延伸，历史和记忆通过母亲得以重建。女儿们通过对母亲的继承与延续实现了她们正确对待文化冲突的态度，也通过理解和接受母亲包容了带有屈辱与苦难的过去。这也许就是谭恩美小说中的母亲形象所表现的深邃的文化内涵和象征意义。
参考文献
1.amy tan， the joy luck club， new york: ballantine books， 1989. p. 210; 221; 26; 289; 32.
2.orville schell， “the joy luck club.” new york times book review (19 march 1989): 3.
关于亲情的美文篇3
关键词：背影；教育思想；散文
朱自清先生的散文富有率真、质朴的浓厚情感，能使读者感受到清静高雅的唯美意境，特别是其抒情方式非常独特，语言丰富，自然清新的表达中还带着一股活力。因此，朱自清先生的散文风格，不仅表达出中国传统文化的审美取向，还体现儒学特点，教育价值极大。
一、典雅优美，脱俗清新
阅读朱自清的散文可知，朱先生通常运用简单、朴素的言语，展示着一种典雅、自然的美感。而且，朱先生非常关注修辞手法，为了尽量使用完美的语句，将很多精力倾注于遣词造句。此外，朱先生的散文在兼具诗歌美感和音乐美感的同时，还充斥着浓厚的文化底蕴。可以说，朱先生在散文中努力追求的朴实美，是其不虚伪、正直和大方为人的真实体现。朱自清先生认为，写文章要如说话一样熟练、自然，只有这样，读者才会产生一种亲切感。散文《背影》就是如此，口语化表述非常典型，特别是在人物对话方面有具体体现，文中父亲朴拙、简单的寥寥几句话，就能让读者感受到生动、浓重的父爱。其中一句“事已如此，不必难过。好在天无绝人之路”，将父亲性格中坚强的一面表露出来；而“我走了，到那边来信”这句，表明了父亲在离别时对儿子浓浓的不舍和深切的关怀。杨振声先生曾评价朱先生的作品：风华源自朴素，悠然源自忠厚，腴厚源自平淡。
二、布局巧妙，构思紧密
我们通常认为，朱自清的散文具有巨大的魅力，原因在于朱先生对散文构思非常严谨。众所周知，文章都有文眼，散文也不例外，通过某一主旨凸显文章的真实意境，然后将虚实相互结合，进行详略得当的描述表达。散文《背影》中，由于与父亲长时间未相见，难忘其背影开篇点题，然后又通过回忆往事，追述在浦口车站和父亲离别的情景，对父亲的背影进行了极为细腻的描写，最后直接抒发自己对父亲的深切思念，余音袅袅，情思绵绵。读者从文中能体会到浓浓的父爱深情，同时，文章也充斥着各种情感。文中在描写父亲由于不放心而亲自送儿子上车的场景时，循序渐进地展示出父亲对儿子深深的关切之情。语句虽然简单，但为描写父亲逐渐远离的背影做足了铺垫，同时也为这一情节描写埋下伏笔，并从情感上对父亲买橘子时的背影进行了渲染，然后对父亲行动的艰难以及年老憔悴进行了描写，进一步对父亲的关注和关心进行了刻画，这都彰显着浓厚的父子之情。此外，通过生动的描写，还反映出作者对父亲的思念和感恩之情，后面对父亲惦记儿孙的描写，又与开头相呼应，将父子之情这一鲜明主旨进行了深刻表达。
三、情景相融，诗情画意
郁达夫先生曾以贮满诗意评价朱自清先生的作品。朱自清先生常用的写作手法就是将文章内容与诗情画意有机结合，在表达文章诗意的同时，为读者带来艺术之美。《绿》这篇散文，不仅能让读者品味到梅雨潭的美景，还会产生一种身临其境的感觉，作者对梅雨潭的游历场景进行了描写，给人带来一种活灵活现的感觉，使读者的感受更加真实。另外，在散文《春》中，作者还运用画笔，深情满满地绘制了很多春日美景，深刻抒发了自己对春季的赞美之情，将自己的情感赋予景物之中，这也是情景交融写作特点的充分体现。这些美景在深刻情感的浸润下，都被赋予生命，春日景象更加生机勃勃。朱自清先生善于情景交融的写作手法，使场景更加具象化，而读者也能在阅读中感受到作者浓重的情感。
四、追求真挚，情融于事
与其他文学体裁相比，散文更加重视情感叙述，特别是作者的内心，充分表达了其内心想法。所以说，朱自清散文拥有如此大的魅力的原因在于其抒情手法。写实主义的抒情手法是朱自清先生最常用的手法，更加关注内心真实的感受与想法。另外，相较于一些叙述儿女情感或日常琐事的文章，散文也能通过叙述手法以情感化的方式充分表现主人公的经历，而读者也能从中充分感受到所表达的情感。《背影》是朱自清先生的散文代表作，将真实情感融进简单的叙事过程中。我们一直认为，充分表达人的内心情感时，一定要通过正面描写才行，如直接描写人物内心情感以及刻画人物动作、表情等。但朱自清先生在散文《背影》中，却未对父亲的正面形象进行直接描写，而是通过刻画父亲背影的方法进行了描写。由此，我们深刻认识到：孩子渐渐地长大，不再直接表达对父亲的爱，而是含蓄地表达。这种表达方式从文中父子离别也能看出，虽然父亲看似毫不在意地转身离开，但通过侧面刻画可以看出儿子不舍与父亲离别。朱自清先生仅通过描写、刻画背影，就使文章显得更加真实。
五、结语
由上可知，朱自清的散文都是基于自然之美进行创新和演变形成的，读者可通过其平淡、简单的语句感受创造之美，文章也因这些美感而吸引读者，朱先生也因此屹立于众多散文大家之中。
参考文献：
[1]谷建.以《背影》为例谈朱自清散文的教育思想[J].新课程・上旬，2015（1）：57.
关于亲情的美文篇4
一、《月光启蒙》“启蒙”了什么
以下是《月光启蒙》第二课时的教学设计。
在教学中，教师通过点拨语、过渡语、小结语总结出板书：动，活动得到学生的喜欢；教师还组织学生丰富文中没有提到的其他民间故事；通过“母亲不识字，却用歌谣、故事、谜语……影响了我的一生”这一句激发学生思考并回答了“为什么用‘月光启蒙’作为课题”的问题。
在教学过程中，学生始终积极参与活动，发言踊跃，教师点评精当，应当说这是一堂好课，达到了预设目标。
二、教学“启蒙”的得失在哪里
这一份教学课例具备以下几个较明显的特点。
第一，目标设定小而实，注重朗读、涵泳来体会文章情感。
第二，能够抓住文章的重要内容“歌谣、童谣”来展开教学。通过组织朗读、表演歌谣、童谣使教学充满童趣。
第三，活动安排得当，3个活动分别安排一个重点：“品读歌谣，启悟诗情；讲讲故事，（）；猜说谜语，（）”，尤其通过阅读期待留给学生一个（），激发了学生学习的积极性。
第四，教学流程清晰。“品读歌谣———讲讲故事———猜说谜语”按照课文叙述顺序进行，使得文本和活动保持高度一致，对于训练学生有条理地阅读和思考有帮助。
第五，教学关注学生语言的运用，在“检测反馈”中安排学生想象表达，可谓匠心独运。
但是，对照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2011年版）和小学语文教学研究的最新成果，笔者认为，该课例也存在以下几个不足之处。
第一，文体意识不强。“教材无非是个例子”，选入教材的文本在文体上都有显著的特点。文体的价值在于学生语文素养的积累过程中接触和认识不同的典型文体，并学会写作。
其一，补题目明线索。
题目是文章的眼睛。课始出示课题“月光启蒙”让学生扩充为句子：（谁……）（在……）月光（用……）启蒙（谁……）（什么……）。学生可以很轻松地把句子逐步补充为：母亲每天都在月光下用童谣、民谣、民间传说、谜语启蒙我爱上文学、热爱生活……于是，谁启蒙和用什么启蒙这两条线索轻松出现在学生眼前，课文脉络自然清晰。同时，文章重点“启蒙了什么”也跃然而出。至此，“线索”和“重点”这两个教学难题迎刃而解。
其二，抓启蒙明真情。
作者母亲如何启蒙孩子的？这种启蒙中渗透着母亲怎样的情愫？引导学生关注描写母亲“启蒙”时的句子，共有3处：
（1）母亲忙完了一天的活计，洗完澡，换了一件白布褂子，在院中的干草堆旁搂着我，唱起动听的歌谣。
（2）她用甜甜的嗓音深情地为我吟唱，轻轻的，像三月的和风，小溪的流水。小院立即飘满她那芳香的音韵。
（3）此时明月已至中天，母亲沉浸在如水的月色里，像一尊玉石雕像。
从以上3句话，我们可以品味到月夜母亲对我启蒙时的“真情”：
（1）母亲为什么要“换上一件白布褂子”？为什么一定是“搂着我”？这一“换”一“搂”透露出两点：母亲是个热爱生活的人（爱整洁），母亲是爱我的（整洁的白褂子是为了不把脏东西粘在孩子身上，搂着我不正是说明爱我吗）。
（2）母亲的嗓音是甜的，为我吟唱着；母亲的歌声是温柔的，拂过我的脸、流进我的心；母亲的歌儿是香的，浸满浓浓的爱。
（3）母亲在月光下是那样纯净，那样美好，那样圣洁———月光如水，母亲是玉石雕像，神圣、无瑕、崇高！
这3处描写包含着浓浓的情感，这是值得师生通过反复朗读、细细体味的。
其三，抓内容明启蒙。
母亲在月光下启蒙了我哪些内容？初看就是“文学”，细看就是“诗歌”。其实，这样理解是肤浅和片面的，我们透过月光下母亲吟唱和言说的内容可以发现更深更广的东西。
（1）要有积极的生活态度。再苦也要干干净净活，如：“月亮出来亮堂堂，打开楼门洗衣裳，洗得白白的，晒得脆脆的。”
（2）要对未来生活要充满信心。现在苦，只要挺住，只要勤劳，就会有好日子：“月儿弯弯像小船，带俺娘俩去云南，飞了千里万里路，凤凰落在梧桐树。凤凰凤凰一摆头，先盖瓦屋后盖楼。东楼西楼都盖上，再盖南楼遮太阳。”
（3）要怀有真挚的感情。人不要为世俗所裹挟，纯洁的情感值得终身守护：“母亲唱累了就给我讲嫦娥奔月的故事，讲牛郎织女天河相会的故事……高深莫测的夜空竟是个神话的世界。”母亲为什么选择这样的动人故事？这是要给孩子从小灌输一种理念：要怀有真挚的感情，纯洁的情感值得终身守护。
（4）文学要幽默风趣才让人喜欢。“她又为我唱起了幽默风趣的童谣，把我的思绪从天上引到人间……”
（5）文学来自于生活，要善于观察生活。“母亲笑着说：‘你真笨，这是咱种的花生呀。’”这一个“真笨”，不是说孩子脑子笨，而是说孩子不会观察生活，要学会用自己的眼睛观察，用自己的语言描述就“不笨”。
从以上内容我们可以发现，所谓月光启蒙其实是启蒙作者如何做人、如何生活、如何写作。这样的启蒙才是真正让作者受益终生的启蒙，也才是作者至今难忘的。
其四，抓文体明特色。
散文的特色是“形散而神不散”，这篇文章尤其如此。
先说“神”。通读全文，似乎重点在最后一段，但是，这不是文章的灵魂所在。我们不妨关注开篇的语言：“童年的夏夜永远是美妙的。”我们细细品味“童年、夏夜、永远、美妙”这4个关键词在全文中起着怎样的作用？作者为什么说“永远是美妙的？”“美妙”在文中有所指么？
抓住这个第一句细读文本，就会发现，这句话在全文是“精要所在”。
全文就是写的夏夜，就是写童年的夏夜，就是写的童年的夏夜的“美”和“妙”：“母亲之美”（母亲整洁之美———洗完澡，换了一件白布褂子；母亲嗓音之美———甜甜的嗓音深情地为我吟唱，小院立即飘满她那芳香的音韵；母亲形象之美———像一尊玉石雕像），还有母亲启蒙的“童谣、民谣、故事、谜语”之妙（原文中有，不再赘引赘析）。尤其值得揣摩的是“永远是美妙的”之“永远”，这是终身难忘、永久回忆的“美妙之事”，其中浓浓情感令人怦然心动。此为文章之“神”，开门见山而出。
那么，全文中这种情还有吗？答案是肯定的，这就是包含在那些“童谣、民谣、故事、谜语”中的“化育”之情，还可以在3次直接描述母亲的句子中体味到，而且文章中有两句尤其包含深情：
（1）黄河留给家乡的故道不长五谷，却长歌谣。
（2）小院立即飘满她那芳香的音韵。
一个“长”，写出浓浓的乡情、浓浓的心情———歌谣从生于斯长于斯的泥土里长出，从歌者的心灵中长出。因为有情，连歌声都散发着芳香。通感的描写恰到好处地得到领悟：没有情的歌谣是苍白的、单调的、肤浅的。直到文末，作者点题，仍然是满怀感激之情。
可见，一个“美妙”之“情”字贯穿全文，此为“神不散”。再看“形散”：这篇文章展示了4幅画面：唱歌谣、讲故事、唱童谣、猜谜语。这4幅画面，看起来没有相当的联系，甚至可以互相变动顺序也无妨大碍，但是，这4幅场景都凸显一个“情”字：唱歌谣———热爱生活之情；讲故事———追求美好感情之情；唱童谣———幽默风趣之情；猜谜语———母子亲近之情。这就是“形散而神不散”。
其五，学语言练表达。
除做好上述几个方面，教师不妨开展背诵积累优美语言的活动，比如，朗读背诵课文第一、第四、第五自然段；改写第一、第十四自然段。
关于亲情的美文篇5
[关键词]初中思想品德课；亲情教育；对策
[中***分类号]G633.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46058（2017）13005002
亲情教育是初中思想品德课的重要部分。加强亲情教育，对于培养初中生的综合素质，传承中华传统美德，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都有着重要的意义。
一、初中思想品德课加强亲情教育的必要性
1.亲情教育是初中思想品德课程标准和课本的内容
课程标准对初中思想品德课的亲情教育目标做出了规定：“亲情教育目标要求学生懂得孝敬父母，尊重长辈，诚实守信，乐于助人。”如要和父母进行平等的交流沟通，理解父母对自己的关心，学习处理与父母的关系；理解父母的养育之恩，孝敬父母和长辈，提高家庭美德的意识和能力，促进代际文化的交流与互动；等等。各版本的初中思想品德课本中也有亲情教育的内容。如人教版初中思想品德教材中的《爱在屋檐下》《我与父母交朋友》就专门讲述了亲情关系。可见，初中思想品德教材对初中生有着明显的亲情教育要求，教师必须给予重视。
2.加强亲情教育是贯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要求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包括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其中和谐、平等、诚信、友善包含着丰富的亲情教育内容。”比如“和谐”，和谐社会要建立在成千上万个和谐家庭的基础上，家庭和谐是社会和谐的前提，加强亲情教育就是进行和谐社会建设。又如“诚信”，诚信也是家庭关系的原则，诚信意识的树立受到家长的影响，家长是孩子的表率，夫妻之间讲诚信，父母与子女之间讲诚信，是影响孩子正确价值观形成的要素，直接影响着他们在社会上的诚信行为。从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加强亲情教育就是贯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要求。
3.亲情教育是培养青少年学生健康人格的需要
“亲情是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中国人视它为个人品德、家庭美德、***治道德、社会公德的基本元素。”古人认为一个道德高尚的人应该具有“恭、宽、信、敏、惠”或 “温、良、恭、俭、让”的人格特征，这些人格特征就蕴含着很多亲情的成分。时至今天，人们还把一个人亲情的厚薄深浅视为人格好坏的标志。家庭是社会的细胞，亲情深厚才有家庭和谐，家和万事兴，齐家是治国平天下的基础。初中思想品德课对青少年学生加强亲情教育，培养青少年学生的健康人格，于国于民都十分重要。
二、当前初中思想品德课弱化亲情教育的倾向
1.现行初中思想品德课的教材淡化亲情教育
首先，课标的亲情教育要求偏低。九年义务教育思想品德课的课标对亲情教育做了安排，但对于初中生则显得要求偏低了。初中生不但应该了解家庭亲情的常识，更应该懂得如何处理与长辈、兄弟姐妹的关系。其次，课本的亲情教育内容偏少。如人教版的思想品德课本除了八年级上册的第一、第二课，其他单元涉及亲情教育内容的并不多，即使涉及，也不是从亲情教育的角度进行描述。而初中生正处于家庭教育的“叛逆”阶段，初中阶段的思想品德教材不但没有深化小学的亲情教育内容，反而减少和淡化了亲情教育的内容，是不恰当的。
2.教育机构弱化亲情教育
首先，思想品德课程考核忽视亲情素质的养成。目前多数学校不是不重视德育，而是关注点偏离了学生品德的养成。其次，学校缺乏亲情教育的文化环境。多数学校很重视校园文化环境建设，关于勤奋学习的标语、警句、壁画在校园随处可见，却鲜有亲情教育的内容，学校的宣传资料以及课外活动，都难以找到亲情教育的内容，这种文化氛围与学生每天都接触家庭和亲人的现状是不适应的。
3.亲情教育的效果得不到保障
首先，亲情教育方法不合理。许多任课教师把思想品德课的教学目标定位在思想灌输上，认为思想品德课的目标就是向学生灌输思想道德观念，因而采取注入式或填鸭式的教学方法，亲情教育起不到感染学生的作用，甚至让学生觉得枯燥乏味。其次，亲情教育内容脱离现实。不少思想品德教师仍然习惯于照本宣科，不结合学生的实际，只讲课本的条条框框，结果学生所学的亲情知识与现实的家庭状况、社会实际相脱节。因学生对亲情教育没有切身体会，也不懂在现实生活中如何运用，所以亲情教育效果弱化。
三、初中思想品德课加强亲情教育的对策
针对上述初中思想品德课亲情教育存在的问题，应从教育管理机构、教师教学、社会教育三个方面采取对策。
1.教育管理机构的对策
教育管理机构负责制订思想品德教育的***策、编制思想品德教育的课标和课本、考核评估思想品德教育的效果。因此，教育管理机构是加强初中生亲情教育的关键。教育管理机构应该从以下三方面开展工作。
（1）调整初中亲情教育内容
初中思想品德课的亲情教育内容应该与初中生的心理发展相一致。七年级时，学生对亲情的认知还是比较浅表的，因此可以选择一些通俗易懂而又能给学生以启发的内容。到了八年级，学生的心智进一步发展，对亲情的认识也已经加深，可以适当增加内容的难度。等到九年级，学生的身心发展已经相对成熟，对亲情的理解又加深了，可以延伸亲情教育的内容。现有的思想品德教材如此调整后，将更加符合学生实际，教师也可以更好地依托教材，积极地进行亲情教育。
（2）改革思想品德课的考核评估办法
教育管理机构要重视亲情教育，提高亲情教育在思想品德课中的地位，完善亲情教育的设施条件，把亲情关系纳入学生素质的一部分。命题考试作为当前思想品德课的主要考核方式，对于增强亲情教育仍具有积极意义。在考题中增加亲情关系内容的题量，是提高亲情教育实效的途径之一。另外，思想品德课的考核不能只有命题考试一种途径，学生的实践能力、操行表现也应成为考核其思想品德的方式。要把只P心学习成绩转变为对学生综合素质进行考查。
（3）鼓励开展课外的亲情教育活动
培养学生的亲情素养，不能仅仅依靠在课堂上的学习。由于亲情教育的可操作性强，可以充分利用课外活动。如利用节日就是一种好办法。中华传统节日多数和亲情有着密切的联系，像春节、清明节、端午节、中秋节、重阳节、父亲节等都有丰富多彩的亲情习俗。校园文化建设，也是一种亲情教育的课外活动。学生处在校园之中，校园文化建设会潜移默化地影响学生。如可以安排以亲情教育为内容的各种报告、讲座、媒体宣传等，也可以开展知识讲座、辩论赛、演讲赛、征文比赛等活动。 建设校园文化，营造与亲情教育有关的校园文化环境，有助于亲情教育的开展。此外，还可以开展社会实践活动，如社会服务、社会调查等。
2.教师教学的对策
教师决定着亲情教育的进程、结果和质量，对学生的学习起着引导、规范、评价和纠正的作用，影响着学生的个性品质以及亲情观念的形成。在对初中生进行亲情教育的过程中，教师应该注意以下三个方面。
（1）充分利用教材，采用合理教法
初中思想品德教材中有不少亲情教育的内容，教师应该深入挖掘教材中的亲情教育信息，并对学生加以教育。比如人教版八年级上册第二课《我与父母交朋友》，教师可以举一些典型的事例，也可以让学生谈谈自己与父母的关系如何，这既激发了学生的学习兴趣，也培养了学生学习的主动性。
（2）开展家校互动式的亲情教育
父母是最好的老师，亲情是最好的营养品，家庭和教师、学校互动的途径有很多。首先，对家长进行现代家庭教育的知识培训。针对孩子成长不同阶段的心理特点，分年级对家长进行跟踪式主题培训。其次，充分利用家长中的教育资源，组织家长沙龙、家庭教育小论坛等。最后，充分利用现代信息技术和通信手段实现家校之间的跨时空沟通。这样通过开展互动式的亲情教育，不仅可以充分发挥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的作用，还可以加强与巩固亲情教育的效果。
（3）加强教师自身的亲情素养
教师自身的道德修养会对学生产生至关重要的影响，只有教师自身具备了一定的亲情素养，才能感染和熏陶学生。教师的亲情素养主要体现在其感情丰富、尊老爱幼上，比如某位男教师平常的言行举止很像一个父亲等，这就是该教师的亲情形象。作为教师，用自身的魅力与情感影响学生，以身作则，坚持以实际行动践行亲情教育，做到知行合一、教行合一，就能对学生产生积极的亲情影响，让学生受到更好的亲情教育。
3.社会教育的对策
现在学生的成长已不完全局限于学校，学校必须与社会相结合，通过社会教育，丰富学生的亲情体验，巩固和深化学生在课堂上学到的理论知识，以更好地指导学生的实践活动，从而实现教育的目标。因此，社会教育是现代教育体系中必不可少的，教师要借用社会的力量，对学生加强亲情教育。
（1）社会要弘扬中华民族美德
社会思想潮流对初中生的思想观念影响非常大，因此，社会要大力宣传、弘扬亲情的正能量，利用好网络、报纸、广播、电视等大众媒体，加大对亲情教育的载体――中华传统美德的宣传。如可以开设亲情教育系列网站，制作亲情教育的公益广告，也可以举办一些有影响力的关于感恩亲情的晚会等等。
（2）青少年教育基地要加入亲情教育内容
从教育内容角度看，目前全国青少年教育基地主要有四种类型：第一，红色内容的基地；第二，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历史文化基地；第三，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展现改革开放成就的基地；第四，贴近社会现实、贴近大众生活、贴近人民群众，对青少年的发展具有积极促进作用的教育场馆、活动场所。而以亲情美德为内容的青少年教育基地非常少见，因此要加强亲情美德题材基地的建设，完善相关内容和设施。
通过从教育管理机构、教师教学、社会教育三个方面采取对策，可以加强初中思想品德课的亲情教育，让学生受到全方位的亲情熏陶，提高亲情认识，增强亲情行动自觉，传承中华民族的美好传统，从而提高初中生的亲情素质，推进和谐社会建设。
[参考文献]
[1]王文慧.加强中学生中华传统美德教育的理性思考[D].长春：东北师范大学，2008.
关于亲情的美文篇6
［关键词］ 《山楂树之恋》； 唯美爱情；心理动力学
小说《山楂树之恋》以细腻的笔触和敏锐的视角并以现实为根基，呈现了隐蔽在“”年代那段特殊时期的爱情。故事本身很平常，贫家女和富家子的爱情，像多数青春偶像剧一样，故事情节也有些缥缈，但是，这种没有结果的悲剧以及柏拉***式的爱情变成了瞬间的永恒。“山楂树之恋”变成了一种符号，一种象征，一个至纯至爱的代名词。而电影《山楂树之恋》更是把爱情的唯美纯真演绎得淋漓尽致，令人心碎动容。笔者疑问的是，为什么老三对静秋的爱浓郁而热烈，而静秋对老三的态度谨慎而迟疑？张艺谋导演为什么要把一部现实主义题材的小说净化得一尘不染？这样类型的情感为何令人心灵震颤，它呼应了人类内心怎样的情感体验？笔者将从心理动力学的理论一窥究竟。
一、动力理论关于爱情的解读
（一）爱情的本质：爱情源于移情
动力学理论认为移情是一切人际关系的根源。移情，英文transference，意为转移。即把对过去生命中一些重要人物的情感转移到目前所遇到的人。移情包括两个层面：一是重复，二是修复。重复即强迫性重复，爱情就是亲子关系的照葫芦画瓢，婚姻家庭的关系模式会代代相传。重复是为了修复，即矫正性的情感体验。所以，爱情和门当户对无关，和快乐的可能性无关，爱情的匹配在于对方引起了我们对于旧客体依恋的共鸣。
（二）爱情的历程：共生期与个体化期
爱情的历程类似于儿童心理发育的过程，和他的同事观察婴儿和母亲互动的经验，生动地勾勒出人类婴儿心理的诞生，（Mahler et al.1975）新生儿没有区分自体和客体所需要的复杂的神经生理，就像Spitz宣称的，幼儿生命以一个没有客体的阶段为开端，最后要等到神经生理能力的成熟以及像喂食、拥抱、依偎等经验积累以后，才能发展出自我及关系。温妮科特也认为，新生儿最初是非整合的状态，母亲提供“原始母性专注”，即减弱自己的主观性、自己的利益，全身心地只为婴儿而存在，这样共生融合创造了婴儿的全能感。随着婴儿自我的发展，母亲要逐渐退场，慢慢让孩子走向成熟和一体化。在分离― 一体化期，父亲入场并扮演至关重要的角色。
爱情恰恰经历了这样两个阶段：共生期和一体化期。热恋中的男女情感炽热、分不清彼此，就是共生期。特点是：融合与理想化。成年人如果出现这种爱的话，是惊天地泣鬼神的。之后，进入一体化期：恢复原貌，获得自我确认；寻求自我的空间和自主感。
二、老三唯美之爱的心理根源
老三对静秋的纯情之爱涤荡着观众的心灵，在那个荒诞而阴郁的年代，老三的痴情执著、默默付出、无条件的给予、至死不渝的相许显得弥足珍贵。“”时代，是泯灭人性的，甚至是愚昧可笑的。因为惧怕，人们压抑着生命中最本真的情感，变成了一部冷漠无情的机器。而老三却是一个例外，他幽默风趣、温情脉脉。
在《山楂树之恋》中，有一些老三的经典台词：“我不能等你一年零一个月了 ，我也不能等你到二十五岁了 ，但我会等你一辈子。”“你可能还没有爱过，所以你不相信这个世界上有永远的爱情，等你爱上谁了，你就知道，在这世上有那么一个人，他宁可死，也不会对你出尔反尔的。”“你活着，我就活着；要是你也死了，我就――真正地――死了。”“我――其实不怕死，我只是――不想死，想天天跟你在一起―― ”从这些台词中，我们知道，老三对静秋的爱，如同婴儿对母亲的依恋一样，没有母亲，婴儿不可能独自存活。
从老三对静秋的一举一动中，我们也能感受到这种融合之爱：老三是高贵爱情的给予者，当静秋的脚被石灰浸泡得肿痛溃烂的时候，老三流泪了，静秋不愿去医院，老三毅然划伤自己的臂膀，恳求静秋去医治；当静秋压抑自己，对老三疏远和冷淡时，老三默默地守望她、偷偷地关心她。这些行为中，老三又像极了充满慈爱的母亲，对婴儿无条件的奉献和给予。
为什么老三的爱轰轰烈烈、共生融合？老三的父亲是***区司令员的儿子，“”的时候受到迫害；母亲是一个资本家的小姐，外公为未来考虑，把母亲嫁给了当***官的老三父亲，属于***治联姻。母亲喜欢读书和喜欢勃朗宁夫人的诗，思想先进，追求进步。也是一个为爱而生、为爱而死的人，“”时遭***迫害、羞辱，他的母亲没有屈服、没有妥协，但当她听说了丈夫的背叛后，精神世界坍塌了，用白布上吊自杀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妈妈的自杀对老三而言，是一个巨大的丧失，所以，老三才会对静秋说：“你肯定没有痛过，算了，我也不想让你知道那滋味。”
我们可以推断，父亲作为***区的领导，可能是***战争中南北征战的将领，老三幼年的时候，父亲是缺席的；而爱读诗的母亲，内心应该是无比丰富、无比细腻、无比多情的。这样的母亲，在老三的婴幼儿时期作为一个“原始专注”的母亲可能是够格的。但这种母亲太有吸引力了，以至于儿子无法离开，父亲的缺场让这个任务变得更加艰难。所以，老三可能生活在母亲的影响范围之内，母子关系是共生一体的。母亲的死，对老三是个巨大的打击，生命从此变成了浮萍，无所归依。即使母亲死了，也会在内心和母亲进行着生离死别的纠缠。生命中，一定要找到另一半，弥补生命的缺失。老三容易营造一种没有边界的爱情，有三种原因：（1）对母亲的认同，母亲就是一个爱情至上的人，用自杀的方式，死得如此壮烈、如此悲情，老三也死了，同样死得唯美动人；（2）对“母亲”的拯救，母亲死了，突然的丧失让人惶恐和心碎，怎样修复创伤？老三变成了一个助人者、一个拯救者，想要通过这样的方式获得确定感和自主感。所以，生活中的老三真实可信、古道热肠。潜意识希望通过这样的行为，让“妈妈”好起来，重新爱自己；（3）没有安然度过母子共生期的老三，容易爱得惊天动地。例如，善于表达爱与亲密；容易营造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情感氛围；可以超越一切世俗和门第之见；为了爱人，可以不惜一切。贾宝玉就是典型。而在父亲影响范围内的男孩，会讲究规则、秩序、理性，因为父亲的角色象征着社会性。
三、静秋之爱的心理根源
《山楂树之恋》是一个真实的故事，静秋的原型熊音，现移居美国，一部自传体式的小说呈现的是主人公静秋的记忆碎片。所以，小说中，静秋更真实，老三更理想，对于死去的爱人，人们往往更容易理想化。因为真实，我们可以深入静秋的心灵世界。静秋是一个美丽、矜持、单纯、质朴、有才情的一个女孩。她坚强好胜、不肯服输，如帮忙搬砖、搅和水泥、与人合抬水泥板，这些都是很重很危险的体力活。明知危险，她也要迎难而上，挑战自己的生理极限。同时，她又是极自尊的，和老三在一起，她敏感而脆弱，自卑而彷徨，一味地保护自己，担心被老三欺骗和伤害。 静秋身上，好强与脆弱，自傲与自卑，这是一种***；模糊了性别意识，忘记了身为女性的娇美、柔情，向男性的身份靠齐，是一种性别；对性幼稚无知，居然认为男女睡到一张床上就是水到渠成的怀孕了，以为便是老三得手了，这种愚昧荒唐，是性教育的缺失，更是静秋潜意识对性的彻底否定。因为根据克莱因说法，人对于性器官的使用有天然的常识，所以，静秋潜意识里拒绝女性身份、拒绝长大，这是一种自我；“”作为背景，令这段爱情沉重而阴郁，压抑而窒息，不透彻、不爽朗甚至不健康，这是另一种形式的，文化对人性的。
静秋的父母是自由恋爱，爸爸是个浪漫多情的人，和静秋的妈妈冲破了重重阻力，和原配离了婚，才走到一起。静秋的爸爸年轻时也有一些极端的表现，妈妈不理他或者不相信他的时候，他就急得扯自己的头发，大把地扯。静秋的父母在不同的城市工作，但一直没有断过书信。为此，奶奶总是心存不满，认为妈妈勾走了爸爸的魂，两人的关系太缠绵。静秋的妈妈是一个思想传统守旧、胆怯而谨慎的人，总担心静秋被“害”了，护犊心切，所以，对静秋严加管教、爱之切切、言之凿凿。
从静秋的家庭背景分析，静秋的爸爸也是一个没有长大的孩子，温柔而多情、冲动而任性；静秋的奶奶是无法和儿子分离的女人，无法容忍儿子疏远和背叛，去爱另一个女人，只是，静秋的奶奶不知道，这样的儿子对妈妈会无比忠诚，他只是要找一个像妈妈一样的女人；静秋、妈妈和奶奶，都是被掉的女人，被“”时期禁锢的文化，温柔的一刀，阉了。所以她们有着男性的坚韧执著、不屈服，少了女性柔美和风情。静秋的妈妈这样担心静秋“被害”，除了现实的原因之外，恐怕更多的是害怕女儿长大，成为一个风情万种的女人。
静秋爱上老三，但对老三的爱回避而游移，有三个原因：（1）老三和静秋的爸爸有相似的部分，容易让静秋闻到熟悉的味道，引发她对于旧客体的依恋；（2）静秋的爸爸长年离家，后又被劳动改造，静秋的父爱是匮乏的，没有和男性亲密的经验，使静秋面对爱情的时候，容易游移退缩。因此，我们没有看见静秋对老三表达过情感，甚至没有开口叫过老三的名字；（3）静秋无法安心地享受爱情，和有关。性别认同的混乱、性的压抑，使静秋无法全身心地投入一段亲密关系。
四、张艺谋和人们纯美情结的心理根源
《山楂树之恋》电影比小说还纯，张艺谋是个纯粹的人，一个精神洁癖的人，基本上所有惹人遐思的情节都给砍掉了，而种种因年代所限的无知都坦率地流露了出来。电影的画面也是清新唯美、简单凝练，这符合张艺谋拍摄电影的一贯风格。
观众对张导的这一净化显然是认同的，他们痴迷于老三大海般的包容与爱，感动于老三的理性和对静秋给予的尊重，认为无性之爱是对欲望的超越，是一份沉甸甸的责任和成熟的爱，爱情止于肉体，在精神层面升华。
纯美之爱，迎合了人们内心怎样的情感需要？（1）无条件的爱，一个人不管年轻或年老，贫穷或富有，都渴望被接纳、被尊重、被喜欢、被认同、被亲密。遗憾的是，人们不缺爱，但缺无条件的爱，在这个短视、功利的社会，无条件的爱成了奢望；（2）共生融合的体验，婴儿诞生于子宫，子宫被心理学家形容为“如同海洋般的体验”，虽离开了子宫、离开了妈妈，但人们还是会寻找非常原始和早期的情感体验，即共生融合的亲密感；（3）中国人有追求纯粹的精神之爱的文化根源，在封建传统礼教的约束下，中国人的性格含蓄而内敛，对性的态度压抑而节制。象征着肮脏、下贱、，处女意味着圣洁、美丽、纯洁，柏拉***式的精神恋爱符合人们内心的精神追求和自恋的幻想。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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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李进超.张艺谋电影美学的媲变［J］.电影文学,2010(15).
关于亲情的美文篇7
关键词：证人；法理；伦理；亲属免证权
一、引例
在九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上,依法治国的***治理念被写入宪法。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已成为我国建设***治文明的重要目标之一。法治首先必须是良法之治。古代自然法学派的学者认为法律的发展深受道德影响。法律必须符合基本的伦理道德，只有合乎基本伦理道德的法才是法（良法），不道德的法不能称之为法，即所谓“恶法非法”。他们还认为，只有当人们接受法与道德不可分离的观点，才能阻止立法者将非正义、不道德的东西写入法律之中，避免法院以“依法司法”为借口为其不公正的裁决自掩，或为干了道德罪行的人开脱罪责。
从理论上讲,社会主义中国的法应当是人类社会迄今为止最好的法。然而，由于种种原因，我们的法律还不是很完善，有些法律规定与社会伦理道德观念相冲突，缺乏人文关怀，并导致了一些不公平的社会现象发生。且看以下真实的案例①：
被告人陈美丽现年31岁，在温州一户人家做保姆。2004年年底，东家的老太太身体不舒服，想到医疗条件较好的上海看病。为了老太太就医方便，东家就在上海市海宁路借了一间房子，陈美丽也随之到了上海。
在温州期间，陈美丽在和丈夫张利平闲谈中，曾聊到过东家的一些情况。说者无意、听者有心，张顿时萌生了盗窃东家钱财的念头。这次，他随妻子来沪，偷偷从妻子的手提包里拿到了东家的房门钥匙，并在妻子不知情的情况下，悄悄潜入，窃得了1.8万元现金和一部手机。得手以后，张利平神不知鬼不觉地将钥匙放回原处，之后便迅速返回温州。
东家发现家中失窃后，立即报警。警方调取了该幢楼的监控录像，发现案发当天，有一个身高1.80米左右的男子形迹可疑。警方随即请来东家辨认，其中也包括保姆陈美丽。令陈美丽差点厥倒的是：录像里的那个男子竟是自己的丈夫，但陈故作镇静，没向警方举报。嗣后，陈美丽赶紧给丈夫打电话。也许是害怕，也许是无知，陈美丽并没有劝丈夫去自首，而是和他一起回到了原籍四川躲避。
警方却在调查过程中生疑，保姆怎么突然返回原籍了？随后，警方便委托四川警方展开调查，当地警方很快将陈美丽夫妻抓获。
到案后，陈美丽为了袒护丈夫，竟承认钱物都是她偷的。但警方在讯问过程中发现，她的交代疑点重重，对录像中那个陌生男子是谁吞吞吐吐。经过反复核查和调查取证，最终查明，实施盗窃的就是陈的丈夫张利平。于是夫妻双双获罪。虹口法院经过审理，一审以包庇罪判处陈美丽拘役5个月，缓刑5个月。
在这个案例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法理与伦理在其中的冲突，正是这种冲突才导致了当事人的不幸遭遇。在第一个案例中，当警方讯问时，陈美丽就陷入了一个进退维谷的两难境地：一方面，如果她指证自己的丈夫，毫无疑问会对夫妻感情造成极大伤害甚至有可能导致婚姻关系破裂。而且此举必将遭致夫家人及亲朋的忌恨，因为他们会因此暂时失去自己的亲人和朋友。甚至于自己的亲生儿女都不会原谅她；另一方面，如果她隐瞒不报或作假证，固然有助于维系夫妻亲情关系和家庭的和谐稳定，但却会因为触犯法律而受到惩罚。社会个体的一身二任(既作为家庭成员,又作为国家公民)预设了每个人在社会生活中遭遇亲情义务与法律义务冲突的可能性。一方面，亲情义务要求妻子对丈夫忠诚，不背叛；另一方面，作为国家公民所担负的法律义务又要求她配合公安司法机关打击犯罪行为。
在这个案例里，对作为当事人的李美丽来说，她的选择是极为有限的，而且无论哪种选择都是痛苦的，都是对她自身不利的。在法律与伦理的夹击中，她要么以违背伦理为代价来迎合法律的要求而遭致道德上的非议；要么以违反法律为代价来遵从亲情伦理和职业伦理的要求而受到法律的惩罚。她无端陷入这样的境地，动辄得咎，这对她公平吗？其实，在处理法理与伦理的冲突方面，法律也陷入了一个尴尬的境地：要么不惜破坏伦理来厉行法治；要么以放纵犯罪为代价以伸伦理。然而遗憾的是我们的法律选择了前者，从而导致了当事人的不幸遭遇。
为了避免类似不幸事件的再次发生，我们有必要重新审视我们的法律，找出其中的缺陷和瑕疵并加以完善，使之成为一部充满人文关怀的良法而不是一个面目可憎的冷冰冰的工具。为了调和与平衡法理和伦理在某些个案中的冲突，尽量减少个案的不公正，在参考古今中外立法经验的基础上，笔者认为，我国法律有必要规定亲属免证权。
二、亲属免证权的概念与历史沿革及立法现状
亲属免证权属于证人免证权的一种，是指亲属间相互拥有的基于他们之间的法定身份关系而依法享有的拒绝为对另一方的不利指控作证的权利。立法的目的在于维系夫妻之间、亲属之间的相互信任关系，保护基于婚姻家庭关系而产生的隐私，促进婚姻家庭关系的稳定与和谐。
为了有效地打击和控制违法犯罪行为，世界各国的立法都普遍地规定了证人如实作证的义务，若有违反，则要受到相应的制裁。但是，亲属免证权规则恰好相反,它为事实真相的发现设置了障碍。因为其主要目标是保护我们社会历来珍视的婚姻家庭关系与亲属关系。
亲属免证制度并非是西方法律文明独有的产物,中国古代也存在着亲属免证权制度——容隐制度。容隐制度，又称亲亲相隐，是我国古代法律中的一项重要制度，指一定亲属之间对犯罪可以相互隐瞒，不应去告发和作证，若对法律规定应当相互隐匿的亲属进行告发，则告发者将被处以一定的刑罚。近代法制变革仍保留了容隐制，自《大清新刑律》到南京国民***府《中华民国刑法》及民刑诉讼法，均有亲属拒绝作证权及不得令亲属作证等容隐规定。当前，中国中没有关于亲属免证权的规定。相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却明确规定：“任何知道案件情况的人都有义务作证”。我国《民事诉讼法》第70条也做出了类似规定:“凡是知道案件情况的单位和个人，都有义务出庭作证，有关单位的负责人应当支持证人作证。证人确有困难不能出庭的，经人民法院许可，可以提交书面证言。不能正确表达意志的人，不能作证。”这些规定表明，如实作证是任何一个知晓案情的公民的义务，法律没有赋予任何人以免证特权。但是，台、港、澳地区刑事诉讼法中却继承了近代法律传统，对亲属免证权作了规定。如台湾地区《刑事诉讼法》规定证人，可以因身份关系（第180条）而享有免证权①。据香港《诉讼证据条例》，亲属免证权主要体现在夫妻之间②。该条例第6条规定夫妻不能在任何刑事诉讼中作证，以提出对其配偶有利或不利之证言；第七条规定任何诉讼案件，不得强使夫或妻泄露婚姻期内所受其配偶之通讯；澳门刑诉法对亲属免证权的规定与台湾接近，主要有亲属及姻亲关系（第121条）③。
三、对我国亲属免证权立法缺失的反思
建国以后我国法律没有规定亲属免证权是有其深刻原因的。其一，从根本上讲，缺乏亲属免证权规定的证人制度是计划经济时代法律思想的产物。在计划经济时代，整个社会一味强调国家利益、社会利益，而忽视或忽略个体利益、个体权利，甚至将前者扩大化、极端化、绝对化，片面强调在国家利益和个体利益发生冲突的任何情况下都绝对牺牲个体利益而捍卫国家利益。在这样的历史文化背景和社会意识形态下，刑事诉讼制度自然是片面强调打击犯罪，而对公民合理的权利保护不予考虑。其二，建国以来，社会长期受“左”的思想影响，受阶级斗争观念的左右，长期以来将惩罚犯罪作为刑事诉讼的基本价值取向，刑事立法侧重于严厉打击、惩罚犯罪，为了获取证据而忽视甚至有意漠视证人的基本权益，证人的合法权益长期得不到重视和保护。其三，证据制度上奉行“实事求是”的***策，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证人无一例外都有作证义务，证人自身的特殊性根本得不到重视。上述原因使我国的证据法律制度中的一些缺陷和不足长期得不到纠正和弥补，亲属免证制度更是无从谈起，从而在实践中导致亲情关系被国家权力支解，造成家庭矛盾和社会冲突，危及家庭的稳定和社会的安定。
四、我国亲属免证权的制度构建
（一）立法上确立亲属免证权的必要性
1.赋予亲属免证权有助于平衡证人的作证义务与作证权利
法治社会中，公民的法律权利与法律义务是对立统一的，且在整体数量上应当是等值的关系。只有权利与义务在总量上处于等额状态，利益的付出与获取才能够达到平衡。超过权利分配的适当限额强加的权利，或者超出义务范围对义务人提出过分的要求，都是不公平的。证人也是享有完全公民权的社会公民的一分子，其承担的义务和享有的权利也应该是统一的，法律显然不能只规定前者而忽视后者。我国既存的诉讼价值取向往往过分强调证人作证的义务而回避对证人权利的规定。目前，普遍的现象是证人出庭难，所以人们更多地把目光投向如何保证证人出庭上，甚至不惜用强制措施。然而在拒绝出庭作证的人当中，有相当大的一部分并不能归咎于法院对作证义务执行不力，而确实是由于证人有难言之隐，如让儿子指证父亲，妻子指证丈夫，不作证则为违反义务，对他们来说法律的规定未免太过苛刻。现行的证人制度根本无法弥补证人被迫作证遭受的感情上、经济上和名誉上的损害，法律也无视他们拒绝作证的正当理由。我们是否该冷静地审视证人作证义务与作证权利的失衡状态？面对这种日益被动的局面，赋予亲属免证权可以说是对证人权利保障的最重大的措施之一。
2.赋予亲属免证权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需要
自***中央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执***理念后，建设和谐社会的活动深入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家庭的的和谐与稳定是社会和谐稳定的重要内容。亲属免证权给予了伦理亲情关系的充分尊重，是法律人性化的表现。它有利于巩固家庭关系、维护家庭团结和社会的和谐稳定。
3.赋予证人免证权是合理利用本土法律资源，批判继承优秀文化遗产的表现
以法律与道德相结合的“伦理法”是中国传统法律的重要特点之一。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有“亲亲相隐”的传统，自秦汉以来一直延续到清末民初乃至当今时代，自然具有一定的科学价值和积极的社会意义。备受西方冲击的台、港、澳地区的法律，能够至今仍然坚持“亲亲相隐”的传统，难道不值得我们深思吗？历史是不应该人为割断的，大陆社会主义法制也应当批判继承在我国实行了数千年的“亲亲相隐”传统，将一些个案的司法价值让位于家庭关系的稳定与和谐，避免将无辜的犯罪嫌疑人近亲属陷于当庭对质的尴尬处境，这本身体现了法律的文明和人道的精神。
（二）亲属免证权的内容与适用范围
亲属免证权并非适用于任何人、任何事，受免证权保护的事项应具备一定的条件且确有免于披露的必要
为了保护婚姻家庭和亲属关系，法律赋予具有特定亲属关系的知情人对婚姻家庭关系存续期间的秘密交流事项及对亲属不利的事项有权拒绝作证。对于享有免证权的亲属的范围，从横向看来，如前文所述，世界各国由于不同的文化背景、传统习惯存在着较大的差异。但总的来说，大陆法系的范围比英美法系要广泛。从纵向来看，我国古代自《唐律》以后，各朝法律都规定了较为宽泛的亲属容隐范围：除了夫妻、父母和子女以外，还包括祖父母、外祖父母、孙、外孙以及夫之兄弟、兄弟妻等，甚至及于同居者。我国传统上素来重视家庭伦理关系，所以规定亲属之间的免证权是必要的。但是这个范围不能太宽也不能过窄。太宽则过于限制证据的来源，过窄则不足以保护基本的社会关系。由于我国当前的家庭总体上已经脱离了传统的大家庭模式，因此我们没有必要确立像《唐律》一样广泛的免证权主体范围。然而，按照我国刑事诉讼法第82条的规定，“近亲属”指的是夫妻、父母、子女和同胞兄弟姐妹，其范围又失之过窄。因为在当前的小家庭（尤其是独生子女家庭）的条件下，男女双方的结合就等于两个家庭的结合，再加上隔代亲的现象相当普遍，祖父母与孙子女、外祖父母与外孙子女之间的亲情关系并不比父母与子女之间的亲情淡，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免证权的主体也应当将祖父母、外祖父母、孙子女、外孙子女囊括进来。此外，也有学者主张监护人与被监护人也应纳入免证权主体中来，笔者认为是有道理的。即使监护人与被监护人之间并无亲属关系，由于监护关系的存在，他们之间也会产生类似亲属之间的亲情与恩义，要他们相互指证也是强人所难。总之，笔者认为享有亲属免证权的主体有三类：一是配偶（包括前配偶）；二是近亲属，包括父母、子女、同胞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孙子女和外孙子女；三是监护人与被监护人。亲属免证权的客体范围限于可能导致近亲属的名誉损害，民事、行***或刑事责任的事项。
五、结语
无论是西方还是古代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在强调法律意义的同时，无不体现对人类伦理亲情的关怀与尊重，并将这一终极的关怀贯彻到法律之中。中国古代的“亲亲相隐”传统以及亲属免证制度在现代西方国家和中国港、澳、台地区的成功实践似乎都在告诉我们，在对于人类伦理道德与亲情的维护和关怀上，并不存在古典与现代的对立，也无所谓地域文化的界限。只要社会还是人类的社会，而且人类社会的性质仍然需要伦理道德与亲情加以维系，那么我们的法律就不能对此无动于衷。在法理与伦理发生冲突的地方，我们应当用立法来保持二者之间适当的张力，维持两者之间的理性平衡。否则，法律就只能沦为制造社会紧张和混乱的工具，而不能真正地肩负起促进人类社会健康发展和社会正义的使命，更不可能唤起人们对法律发自内心的认同，从而推动法律效力的全面实现。总之，本文意在趁完善我国证人作证制度的呼声日高之际，呼吁学界对亲属免证权给予应有的关注，也提醒司法实务界在法律尚未完善之当下对涉及亲属免证权的案例予以区别对待，灵活处理；同时，更寄希望于立法者在修改完善证人作证制度时能给亲属免证权一席之地。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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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亲情的美文篇8
[关键词]《喜福会》；找寻主题；成长
《喜福会》是美国华裔作家谭恩美的代表作。1994年导演王颖将《喜福会》搬上了银幕，使得更多的人了解了这部作品。电影版的《喜福会》将四对移民母女的故事逐一讲述给了观众，这些故事又像一幅幅画面展现出了母亲们在旧中国的苦难经历，女儿们在大熔炉文化中的艰难选择以及母女关系由隔阂到理解的成长过程。通过分析影片我们发现，这些过程都蕴藏着一个主题，那就是：找寻。“‘找寻’是一个非常适合于电影表现的故事框架，往往具有曲折跌宕的情节和变换多姿的空间场景。”[1]“找寻的本质是自救。”[2]找寻者以保护自我为出发点，依靠自身力量去避免外界的伤害。这无疑也是个体的成长过程。本文将从三个方面揭示《喜福会》电影中的找寻主题，从而更深刻地理解母女各自的人生以及母女关系的成长。
一、母亲们——在苦难中找寻生命的意义
影片中四位母亲吴素云、许安梅、龚琳达和顾映映是首代移民，她们都在旧中国深受创伤。影片主讲人吴精美的母亲吴素云在影片开始时已经去世了，在其他阿姨的帮助下，精美正准备前往中国去见她未曾谋面的两个姐姐——一对她母亲在旧中国战火中抛弃的双胞胎。战火中的中国民不聊生，当时素云带着两个襁褓中的婴儿随着逃难的人群逃往重庆去见丈夫。孤单无助而又身染重病，走投无路的素云把两个婴儿放在了一棵大树下。后来素云被人搭救，而孩子却没有找回来。两个孩子成了素云心中永远的痛。到了美国之后，她把所有的爱和希望——包括对一双女儿未了的情感都投放在了精美身上——希望她就像一只天鹅，成就非凡。当年，素云带着一只天鹅远奔赴美国，虽然在海关时，检察官只允许她带一根天鹅羽毛，但这只羽毛承载了她所有的梦。在素云看来，在中国，女人是没有自我价值的，只是男人的附属品，所以当她到了美国，当她的女儿长大的时候，必须要有尊严，有地位，要让人刮目相看。“在美国，她无需仰仗丈夫的鼻息来衡量自己的价值。在美国，没人会瞧不起她。因为，我会让她只说流利漂亮的美式英语。而且，在那里，她将生活富足，无须吃苦。”[3]一定要在一个新的国度做一个有尊严、有价值的女人！
顾映映在中国时也曾失去过一个孩子，是永远的失去。年轻貌美的映映嫁给了一个玩弄感情的花花公子。生下儿子后，面对到处勾引女人的老公，映映萎靡不振，精神恍惚，在给儿子洗澡时无意中溺死了孩子。这无疑给年轻的母亲以沉重的一击。即使后来到了美国，女儿都已经长大成人，映映仍几次因为这些回忆极度沮丧。这种不幸的命运让映映意识到了女人要掌握住自己的命运。在婚姻中，男女的地位是平等的，夫妻要互尊互爱才能有美好的生活。相反，那种不懂得珍惜妻子的男人是不值得要的。映映找到的这种价值观后来也成功地解决了女儿的婚姻矛盾。
龚琳达在中国经历了一次惊心动魄的逃婚后重获新生。当年家人逃难到南方，将琳达留下做了童养媳。婆家整天催她生儿子，而天性倔强、叛逆的琳达硬是编出了个怪梦吓唬住了婆家人，自己逃了出来。琳达是个有主意的女人，她记住了母亲对她的叮嘱：别人说的话要自己好好想想。她就是这样靠动脑把握住了自己的命运，找到了活路。而遇事多想办法，有自己的主意也是琳达找到的人生法宝。
和其他三位母亲不同，许安梅是小时候目睹了母亲的遭遇后懂得了女人要有骨气去争取自己的权利才能保护自己。安梅的母亲早年守寡，被吴清欺侮后被迫嫁到吴家做了四姨太。但是在封建中国，这种行为被看做不忠，是丢脸的。娘家人不相信她，将她逐出家门，而她到吴家后生下的儿子也被二姨太窃为己有。为了让安梅有一天能离开这种生活，她吞食鸦片自尽。吴家以正太太的身份安葬了她，安梅也得到了应有的地位。母亲在安梅的眼里，并没有别人说的那么丑陋，那么，相反，她觉得母亲很漂亮。安梅懂得了，中国人从小被要求无欲无求，忍受他人的侮蔑，吞忍一切的苦楚，但是她不能这样，不能再去重复母亲的悲剧。她懂得了自己的价值，获得了力量去挑战不利于自己的敌人并战胜他们。
往昔那些难以磨灭的记忆在这四位母亲走出阴影、重塑自我的时候起到了关键的作用，完成了自救。“自救与自我意识的复苏密切相关联，指向内在，反映到作品中人物找寻的重点是精神层面的救赎。”[2]27四位母亲获取了最为宝贵的人生经验，寻找到了属于一个弱女子去***、奋斗、不屈抗争的人生道路。
二、女儿们——在矛盾中找寻自我价值
与母亲不同，女儿们出生在美国，接受的是美国文化，因此思维观点往往和母亲们相冲突。她们出生在父母是中国人的家庭，却生活在金发碧眼的人群中，接受着西方人的价值观。正是在这种夹缝中女儿们艰难地成长，在矛盾中找寻着自我价值。
吴精美和微弗莱·龚有着相似的童年经历，她们都被母亲当做了用于炫耀的工具。微弗莱在国际象棋比赛中获得了第一名，母亲琳达带着她到处炫耀。微弗莱对母亲这么高调的做法颇为不满：你为何老拿我向人夸耀？若你想夸耀，干嘛不自己下棋？并由此对下棋产生了抵触情绪。精美弹得一手好钢琴，可是在比赛中却意外失手。母亲在现场非常尴尬，直到长大后，母女间的隔阂一直没有消失。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孩子要听从父母的教导，孩子有出息也是给整个家族争了光。而美国文化倡导个人主义，每个人都是与众不同的，不必依赖任何人。因此，自幼受到美国文化影响的精美和微弗莱不愿受母亲意志的强迫，她们渴望***，渴望自由。
而露丝和顾丽娜则是在解决婚姻矛盾中获得了成长。两人都嫁给了美国人。许露丝的婚姻看似平静却隐藏着危机。露丝什么事都听从丈夫的，从不发表意见，特别顺从。“然而，丈夫看不到她的存在，将她为他做的一切视为理所当然，最后竟以听不到她的声音为由要求离婚。”[4]丈夫对她说，我喜欢听你说说自己的意见，即使我们的意见相左。在美国文化中，这种听话与顺从是没有主见的表现。美国人注重***的思想，随声附和是被人看不起的。最终露丝接受了母亲的建议拒绝在离婚书上签字，拒绝搬走，使丈夫意识到了妻子的平等地位。露丝也认识到自己的问题，找到了缓解婚姻危机的办法。丽娜的婚姻一直让母亲很担心。住在丈夫设计的倾斜的房子里，过着AA制生活，丽娜并不幸福，但她一直在忍让、妥协，在试***用真心赢得丈夫的真爱。“个体心理学创始人奥地利著名心理学家阿尔弗雷德·阿德勒认为：当一个人面对一个他无法适当应付的问题时，他表示绝对无法解决这个问题，此时出现的这种情结叫自卑情结。愤怒和眼泪或道歉，都可能是自卑情结的表现。”[4]丽娜的自卑和后退没能打动铁石心肠的老公。他们的婚姻最终解体，但是丽娜战胜了自我，勇敢地找到了自己的价值，选择了新的生活，把不关心自己、只顾快乐的丈夫狠狠地抛在了脑后。
三、母女——在冲突中找寻沟通途径
母女关系是谭恩美作品中一个常见的主题。“第一代海外华裔女性通过找寻来为自己重新定位，通过找寻来实现在旧文化环境中所无法实现的理想，同时也通过对于找寻的传递和延续使得第二代华裔女性在本质上与其产生共鸣。”[5]影片在表现了母女关系逐渐缓解的同时也展现了中西方文化从冲突到融合的过程。影片一开头，精美准备去中国见失散多年的姐姐。当提及向她们介绍母亲时，她居然说不了解母亲，这令其他阿姨非常惊讶。母女间的隔膜正是缘于文化差异造成的。
自古以来，在中国父母都望子成龙望女成凤，孩子的成功也是整个家族值得炫耀的事。孩子不仅代表自己，更代表父母甚至整个家庭。素云从战争中的中国逃到了美国，并把所有的希望都放在了精美身上，无论是英语、钢琴还是工作、婚姻，她希望精美能样样出色，但事实却并非所愿。精美并没有成为母亲希望的名满海内外的钢琴家，工作上也没有微弗莱出色，也还没找到如意郎君。素云不禁失望，而精美也颇为压抑。她终于在一次聚会后把所有的委屈都道了出来，母亲也明白了女儿的苦楚：女儿虽然不是样样第一，但她善良随和、善解人意、有爱心，这些都是其他人所不具备的，是她值得骄傲的地方，是她的价值所在，是别人比不了的。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价值，这就是美国文化所倡导的价值观，素云终于意识到了女儿同样是优秀的。而精美在听了父亲讲述的母亲在中国万般无奈地抛下女儿的经历后，也终于明白了母亲是把所有爱和希望放在了她的身上。母女间的隔膜终于消失，原来彼此都深爱着对方。琳达、微弗莱母女也有过类似的冲突。微弗莱成为象棋冠***后，琳达满大街去炫耀，引发了微弗莱的不满，两人大吵一通。随着时间的推移，女儿也渐渐明白了这都是母爱的体现。
映映和丽娜则是在帮助女儿解决婚姻问题后母女关系得到了进一步升华。丽娜在AA制婚姻中没有任何温暖，这时映映果断地站在了女儿一边：失去他没什么大不了的，你才是别人应该珍惜的。她帮助女儿支撑起了自己的尊严和信仰，走出阴影，重新找到了自己的幸福。而露丝也从母亲的故事中得到了勇气，成为一个有主见有地位的女人。“个体的找寻具有积极进步意义……通过自救，每个***的个体不断为丰富的自我注入生命的活力，进而将自救的价值从单个意义拓展为群体有益价值，整个社会在这种良性发展状态下才会焕然一新。”[2]28当年母亲成功自救，找寻到了自己的生路，而其中的宝贵经验在女儿遇到困难时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母女不仅共同战胜了命运的挑战，更在这样的斗争中联系得更为紧密，她们的生命都因为这样的勇敢和坚强而焕发新的光芒。
“在谭恩美的笔下，海外华裔第一代女性、第二代女性的生活被记录、被放大。那些隐藏在繁琐生活之下的找寻主题无形中就被凸显出来。作为海外华裔女性，她们在不断找寻：在新的文化环境中找寻双重文化身份的他者认同和自我认同，找寻失落已久的话语权，找寻根源、找寻灵魂可以回归安息的地方。找寻成为贯穿于《喜福会》这部小说始终的主题。”[5]人生就是一次漫长的找寻过程。找寻生存的意义，生命的价值，生活的快乐和温馨，找寻那些最宝贵的人和最真挚的情感。找到之后，才会成长，才会珍惜。《喜福会》中母女两代人都是在这艰辛的寻找中体味到了如何有尊严、有价值地在世上生存，也感受到了母女之间的爱有多深。这部作品也因此有了更加强大的生命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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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亲情的美文篇9
[关键词]跨文化；自我；他者；中国女性形象
1989年，美籍华裔女作家谭恩美（Amy Tan）发表了处女作《喜福会》（The Joy Luck Club），一举大获成功，获得了一系列如“全美***书奖”和“最佳小说奖”等文学方面的大奖。美籍华人导演王颖于1993年将其改编拍摄成电影，很好保持了原著的风格和多视角的叙述方式，在好莱坞创下了极高的票房。无论小说还是电影，《喜福会》取得如此惊人的成绩离不开作者对中国女性形象的独特见解和精心塑造。
一、形象学――异国形象的分析方法
19世纪，形象学与比较文学在世界文学界同时产生，到了20世纪80年代，形象学理论渐趋成熟起来，直到90年代之后才进入我国理论学界。形象学（Imagology）是比较文学研究领域的一个重要课题，研究主体是某一国文学作品中所塑造或描述的异国跨文化形象，法国当代著名的比较文学学者芭柔（DHPageaux）将之概括为“在文学化，同时也是社会化、跨文化的运作过程中对异国看法的总和”。比较文学形象学研究的中心内容就是：一个国家形象在另一个异国文学作品中是如何嬗变的，也就是这种跨国、跨文化形象是如何被塑造、想象和建构的。在这个研究过程中，将着重探讨这一跨国形象所产生的跨文化背景及折射在“他者”形象身上的“自我”，从而挖掘“自我”和“他者”“本土”与“异域”的跨文化互动过程。在此从比较文学形象学视角对《喜福会》中国女性的形象进行分析，从而揭示“自我”和“他者”的互动对跨文化交流的深层次影响。
二、美国“自我”文化关照下的女儿们
根据形象学的理论，任何异国形象的树立都是“自我”与“他者”互动的结果。作为第二代华裔的儿女，谭恩美生长于美国、接受了地道的美式教育，自然形成了纯美式的思维方式和行动风格，但另一方面她又不得不接受来自于华人家庭的教育方式和从父母那里所继承的中国文化。然而在美国主流文化自然属于美国白人文化，因此在这样的成长环境中，谭恩美有意识或无意识地对中国文化及中国人有着排斥甚至抵触。她和其他华裔一样身处于中西跨文化夹缝之中，必然对被中西异质文化和思维方式造成的尴尬身份而困惑不已。谭恩美依据母亲口述的故事和亲身经历，在《喜福会》中描写了四对母女的形象，她们实质上是中西异质文化交流背景下华人母亲“他者”形象和华裔女儿“自我”形象的缩影。影片中的华裔女儿们是这样的形象：操着一口非常标准地道的美式英语，偶尔夹杂着一两个中文词汇，排斥母亲们在她们面前用中文来交流，同时也常常抗拒母亲的行事方式和身上所具有的中国文化元素。对于这些女儿们来说，她们如谭恩美一样，生于美国长于美国，全盘接受美式教育和思维方式，美国早已成为她们内心的祖国和文化归宿。她们本能的以美国“自我”的姿态来评判自己的华人母亲和中国元素，这些女性形象所承载的经历和故事折射出作者在美国现实社会中经历过的身份困惑和自我追寻。借助这些形象，谭恩美用文字论述了像她这样的华裔女儿对自身双重文化身份的认识和接受过程，即从双重“边缘人”到“华裔美国人”文化身份的转变。在面对美国现实社会时，第二代华裔女儿们无疑成为双重的“他者”，因为在美国白人眼中，她们是来自异国的“他者”，是黄皮肤、黑眼睛的亚裔人群；而在中国人眼里，她们同样也是“他者”和“异类”，是能说一口流利的美式英语、行事美派、内白外黄的“香蕉人”。她们无意识或有意识地将矛头指向了用中国传统文化教育自己的母亲们，通过抗拒和排斥中国人这个中国文化“他者”，再用美国文化武装自己来寻找自己的美国身份。主人公君就大声对母亲宣战：“这不是中国，你不能逼我，我不是你的奴隶。”另一位华裔女儿莉娜是极推崇美式生活方式的，如她主动提出与丈夫实施美国化的AA制，她要用实际行动来证实自己是纯正的美国人，应该过着纯粹的美式生活，而且深信这种生活方式能够解决自己婚姻当中所遇到的各种问题。这四位华裔女儿以美国“自我”文化的坚决立场宣誓自己与“他者”（她们的母亲）的不同。“在欧美文化中，已经美国化的女儿们……害怕被拒绝被排斥，因为她们经常耳濡目染她们的母亲作为移民不能融入主流、白人社会所遭受到的歧视。”在美国，面对边缘人的生存困境，华裔女儿拒绝认同自己的华人母亲，排斥汉语，非常渴望融入美国主流阶层，所以她们很坚决地拒绝来自母亲那儿的中国习俗和思维方式。电影从各个视角向人们展现了华裔女儿对华人母亲的态度以及对美国主流社会的强烈向往。然而，现实非她们所愿，连同自己的华人母亲那样她们自己也被美国白人世界无情视为“他者”。如在与未来白人婆婆佐丹夫人初次见面时，苏西就被其毫不掩饰的种族歧视羞辱了一番：“世界就是这样，越南人十分不受欢迎……”苏西立刻回答：“我不是越南人，我是美国人。”“你当然是。”佐丹夫人毫不留情。
三、中国“他者”文化影响下的女儿们
根据形象学的理论，异国形象在某一国的跨文化流变，即它是如何被塑造、想象和建构，与该异国形象产生的深层次社会文化背景有紧密的联系，并且可以通过分析“他者”来探究折射在身上的“自我”形象，因为这一切形象都源自于对“本土”与“异域”“自我”和“他者”关系里的自觉意识。对“主体”自我的研究是当代形象学关注的热点和重心，即异国形象的创造者，华裔第二代女作家有意识或无意识在她们的文学作品中流露出对自己跨文化身份的困惑与迷茫，她们在关照美国“自我”文化的视角下，将中国人或其他有色人种当做了“他者”，以此来证明自己是真正的美国人。谭恩美自述在青春叛逆时期，她做过许多令母亲头痛的事，母女之间的关系也像《喜福会》里描写的那样极为紧张且冲突不断。在她的自述中，晚年的母亲告诉她一个内心深处从未透露的秘密：在中国，她还有三个同母异父的姐姐。谭恩美听到这个秘密震惊了，而这个秘密也成为《喜福会》后来创作的灵感来源和主题所在。无疑，母亲是谭恩美创作灵感的源泉，《喜福会》就是她献给逝去母亲的礼物。电影中，每个中国移民母亲对美国土生土长的女儿的影响都是一辈子的，深远而巨大的。谭恩美以在美国土生土长的华裔女性为主人公，她们既承受着来自种族、身份认同的压力，又承受着来自父母的压力，通过她们的视角描写了母女之间的感情纠葛，折射出跨越中、西两种文化的挣扎与纠结。正如电影《喜福会》中的母亲们一样，谭恩美的母亲也来自战乱频繁的旧中国，经历了一段不愿回首的往昔，她将所有希望寄托于出生在美国这片新大陆的女儿身上，这种“望女成凤”的期许不想却给谭恩美带来了巨大的压力。电影中，四个女儿的故事就从不同层面揭示了谭恩美作为华裔女儿所承受的压力，母亲用传统的中国教育方式管教女儿，她们一不赞美女儿，二要女儿无条件顺从自己，如传统中国父母一样。而华裔女儿们身处美国，耳濡目染的是美式民主教育的方式，内心极为抵触母亲的教育方式。由于中西文化和母女不同成长背景的隔阂，电影里的母女们产生了不同程度的误解和彼此伤害，作者谭恩美也同样与自己母亲有过这样的经历，正如薇利所说：“我妈老是这样，她总是唱反调”，“不管我做什么，都永远得不到你的欢心”。可事实上，母女之间是彼此关爱的，母亲对女儿的影响也是极其深远的。电影里苏西觉得嫁给白人老公后，各种压力扑面而来，她努力做好丈夫的贤内助，极力讨好丈夫和他的家族，将自己的事业抛诸脑后，最终失去了自我。显然这样的行事方式正是根源于她的中国式家庭教育。看到苏西在婚姻中越加懦弱，母亲用苏西外婆的故事告诉她要坚强，要自立，要认清自己的价值。终于苏西喊出了心声，找回了自己，也挽救了婚姻。从这点来看，来自旧中国的母亲们既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拥护者，也是反抗旧中国文化糟粕的叛逆者，和女儿们一样都是勇敢、坚毅的新时代女性。
四、满载希冀上路的中国女性形象
母亲去世后的第二天，谭恩美在接受旧金山媒体采访时说：“从某种方面说，她真的是我的缪斯女神……她在生活中遇到很多问题，但她从不认为有什么事情是不可能做到的――我书中所有的一切，其实就是她对于生活的充满希望的精神质。”谭恩美在母亲离去后逐渐感悟了母亲对自己的巨大影响，并愈加理解了母亲，特别是她对待生活、对待人生的态度。谭恩美以边缘人身份在“自我”与“他者”的跨文化互动中起到桥梁的作用，电影里君在去中国之前回忆起母亲说：“我一点都不了解她，她是我母亲。”女儿终于尝试去理解母亲，也将勇敢面对现实：她与母亲拥有相同的血缘与文化。电影以独白形式向观众诉说了一根鹅毛的故事，这根鹅毛象征着华人母亲从中国带来的期望，串联起母亲们和女儿们的人生希冀。她们带着梦想来到了自由的新大陆，期盼着女儿们实现自己未曾实现的愿望：生活在没有压迫、没有歧视而又自由的国度里。最终母女间消除隔阂，获得相互理解，象征了中西文化从冲突到融合。电影最后，经历了种种迷茫和痛苦挣扎后，君像母亲那样坚强而勇敢地跨越了两种文化，承认和接受自身背负着两种文化，带上母亲留下的遗物――鹅毛，代表母亲回中国与同母异父的两位姐姐相见，踏上了寻求“自我”和文化属性的漫漫长路。“现在我又看见妈妈了……我们一声不吭地盯着那明亮的画面，我们都很像妈妈，一样的眉目，一样的嘴唇……”她终于在踏上中国土地那一刻找到了根，真正理解了母亲，找到了自己的文化归宿。
五、结语
《喜福会》的女性形象是作者“自我”和华人母亲“他者”跨文化互动的结果，在塑造这一系列的女性形象中，也描述了中西文化在交流中从最初对抗冲突走向融合的过程，故事里的女儿们最终找到了“自我”，暗示着作者也找到了自我。不论是来自旧中国的母亲们，还是生长在新大陆的女儿们，这些跨文化女性形象都体现了在自我身份追寻过程中由顺从到坚强勇敢的蜕变，展现了新时代的跨文化女性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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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亲情的美文篇10
［关键词］ 伦理观念；文化传承；李安华语电影
“我成长于一个很保守的士大夫家庭，个性不是很叛逆，所以最能牵动我内心的还是‘伦理’。”①在这句话中，李安谈到了一直影响他的华语影片创作主题和思路的两个重要问题：伦理观念和文化传承。在他的早期华语影片“父亲三部曲”（《推手》《喜宴》《饭食男女》）中，可以清晰地看出李安对这两个问题思索的烙印，并且一直延续到他所有的华语影片创作中。
一、伦理与人性之间的纠缠
我之所以怀念过去的伦理，是因为旧秩序曾经提供我们安全感，因为过去的教养形成我人格的一部分。――李安
在李安的华语影片中，对于伦理问题的探讨和追问是一个不可回避的话题。在他早期的作品“父亲三部曲”中，李安探讨了中国传统的父权意识在环境和时代改变中遭遇到的尴尬与挑战。《推手》与《喜宴》都讲述的是父子关系，两者之间既有相同之处又有自身独特的特点。在这两部电影中，他们都是曾经的风云人物，对家族和事业有强烈的责任感，儿子都在海外工作、生活多年，在生活习惯、思维、伦理意识上，均与父辈之间产生了一道无法弥合的鸿沟。在影片《推手》里，父亲老朱是一位大学体育教师，退休后去美国儿子家中安度晚年；但因儿子经常不在家，父亲老朱与家中的美国儿媳妇之间语言不同，两人无法沟通，两人的生活习惯也迥然不同，导致家庭出现纷争，儿子身处其中，感到左右为难。老朱为了排除心中的失落与寂寞，就在星期天去附近的文化宫教授太极拳；在授拳过程中偶遇了陈太太，儿子和陈太太的女儿见两人都是独居在美国的中国老人，想撮合他们二老，特意安排他们去野外郊游，让两位老人能够更多地接触，却不料这个计划被陈太太无意中听到，且将它告诉了老朱；老朱觉得自己作为父亲的尊严受到了挑战，一气之下给儿子留了一封信，然后毅然离家出走，自己独自在美国讨生活。在这部电影中，儿子与父亲之间的关系已经不是“父为子纲”的传统伦理关系，而是一种平等、甚至在某种程度上以一种朋友的姿态出现，这让老朱感到十分不自然。而且在片中，李安还涉及了“黄昏恋”这个伦理中的禁忌话题，对于这种恋情，中国传统文化习俗是禁止它出现的，特别是对女方而言，讲究从一而终；所以影片中陈太太会痛不欲生，老朱虽有爱慕之情，但他所受的传统教育时刻提醒他：这种想法不合理法。但李安在影片中以一种宽容和理解的态度来表现这段恋情，他设计了一个很通俗却很温暖的结局：二老在夕阳的余晖中喃喃地说：“没事，没事。”
在电影《喜宴》中，李安继续探讨了伦理中的父子关系。《喜宴》里老父亲是位退休将***，可谓是典型的父权象征；但他经常打瞌睡，甚而送医急救，父权地位已经岌岌可危。在影片中，他的做法也与《推手》中老朱迥异。为了维护家人之间的和睦，他可以选择装聋作哑、委曲求全；对于自己儿子伟同是同性恋一事，他早已知道，却始终没有说出来，此时父子关系已比《推手》缓和了很多，他们之间已是一种相互理解。在《喜宴》中，李安又探讨了另一个不容于伦理道德的话题：同性恋。对于这个社会难以理解、当事人不易启齿的伦理话题，李安显示了一种超脱常人的理解和宽容，他以一种同情的姿态审视同性恋这种特殊的恋情，并且还展现同性恋者之间的真诚和理解：他们为了所爱之人的幸福，宁愿自己做出巨大的牺牲。在影片的结尾，李安设计了一个大团圆的结局：所有人都退了一步，结局大家都皆大欢喜。
在“父亲三部曲”最后一部影片《饮食男女》中，台湾社会正处于新旧转型期，社会正从封建农业迈入现代民主，家庭价值正在瓦解，人们认为新的时代已经到来，可以从过去***出去。这种社会背景导致父亲与三个女儿之间处于一种难以沟通的对抗状态。父亲为了维护家庭形式上的完整，要求三个女儿每个星期六的晚上都要回家吃饭，自己不辞辛劳，为她们烹饪佳肴美味；但这种用心良苦的举措却得不到女儿们的体谅，她们寻找各种借口逃避家庭聚会，甚至想搬出去住。父女关系处于一种崩溃的边缘，中国传统观念受到了严峻的挑战，在这种情况下，父亲不得不舍弃住了几十年的家，另找房子居住，可以说父亲的形象已经丧失了传统意识中的强者地位。对影片中的父亲，李安毫不掩饰对他的同情，对家庭观念的瓦解，李安通过影片中父亲无可奈何的心情来反映自己对旧秩序的怀念。在这部影片中，李安又展现一种超于平常伦理的恋情：不伦之恋。白发苍苍的父亲与年轻貌美的女儿同学之间的恋情。与《推手》中老朱相比，《饮食男女》中父亲更有主动性，他既维护传统伦理意识，又勇于颠覆传统观念；他不为亲人的劝说甚至威胁所动，坚持己见，与女儿的同学结婚，并借由年轻貌美的妻子，父亲得以过上常人生活，恢复二春，并且又得到味觉，这正映衬了《饮食男女》的主题：食色，性也。
在内地的影片中，很多都牵涉到伦理问题。内地导演张艺谋在影片《菊豆》中，讲述了一个“雷雨式”的爱情悲剧，主人公菊豆爱上了自己丈夫的侄子杨天青，杨天青面对自己的儿子却只能叫“我的兄弟”，在这种夫不夫、父不父、子不子的情理冲突中，每个人都为内心欲望所驱动，被伦理所束缚，彼此之间的折磨孕育相互之间的仇恨，最终导致了同归于尽的自我毁灭。很明显，张艺谋通过封建伦理道德，来批判那种愚昧的封建思想，刻画丧失自我畏缩不前的国民性。陈凯歌的《霸王别姬》则是以程青衣的自刎来结束不容于世的同性恋情。与中国内地导演对待伦理的态度不同，李安是以一种宽容、甚至赞赏的姿态来展现自己对违背传统伦理观念，却符合人性问题的理解，并且片中人都得到了一种尚属温情的结局。
二、传统文化的传承
身为外省第二代，我不由自主地会注意到传承的问题，不由于文化，还有伦理，这些传承面对骤变的世界，已经走味了。――李安
在“父亲三部曲”中，李安不仅表现伦理关系的弱化，而且还展现了文化传承的淡化，《推手》中的儿子，在美国已学习、生活多年，他的思维方式和文化习俗都已被美国社会同化，对于太极拳、书法等中国传统文化的符号象征，显得有些不知所措。他的儿子杰米从小就生活在美国，接受美国教育和文化，除了认识几个汉字之外，对于中国传统文化是一无所知，更谈不上继承。父亲老朱虽然想凭自己的努力改变这种状况，但个人的努力在整个美国社会的大潮中显得太过渺小，只能无奈地独自坚守传统。在《喜宴》中，儿子伟强是一位同性恋者，这个身份冲淡了文化传承的意味，他连传统的家庭都不想去建立，自然谈不上去接受传统文化。影片《饮食男女》中，父亲根本就没有儿子，都是女儿，虽然二女儿家倩想继承父亲的手艺，但却未被父亲接受，因为父亲认为女儿不适合于烹饪，想传给儿子，文化传承从根本上丧失了原来的意义。在“父亲三部曲”中，中国传统文化在现代思潮的影响下，濒于消亡的边缘，难以进行自我救赎。李安清醒地看到这一变化，并将这种情况真实地反映在他的电影中；虽然在这三部影片里，他都安排温情的结局，但是这种趋势已是难以挽回。
与李安对传统文化的眷恋情感相比，中国第五代导演的代表人物张艺谋和陈凯歌却是以一种檄讨传统文化的姿态出现；陈凯歌的电影《黄土地》故事发生在中国文化的摇篮：陕北黄土高原。但并不复制汉唐盛世的繁华昌隆，却显现黄土高原的草木不生。人们生活贫困，思想极其落后，这一切都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反讽。张艺谋在他的影片《大红灯笼高高挂》里，用银幕描述了一群可悲的女人：她们在封建父权的压迫下，被活活折磨至死。在影片里，点灯、捶脚、点菜、封灯等日常生活细节中，封建文化传统转为仪式，给整个影片笼上一种浓重的窒息氛围。
李安与张艺谋、陈凯歌都属于同一个时代的导演，但是他们在对待传统文化的态度上，却表现得迥然不同。究其原因，李安和张艺谋、陈凯歌的生长环境对他们的思想影响巨大。张艺谋、陈凯歌成长于“”时期，他们的思想观念或多或少受到当时主流思想的影响，对封建传统文化持一种否定的态度，这种态度也影响着他们的电影创作。而李安作为一个从内地迁居到台湾的中国人，但却被台湾人认为是外省人，难以在台湾找到家的感觉，后来又游学、定居美国，作为一个飘零在外的游子，他唯有借文化传承来表达、抚慰内心的乡愁。这种环境的差异造成了李安与中国内地导演在对待传统文化观念中的差异，同时也成就李安的“父亲三部曲”。
三、结 语
在拍完“父亲三部曲”，时隔6年之后，李安的华语电影《卧虎藏龙》拍摄成功，虽然体裁已由文艺片转为武侠片，但对于伦理观念和文化传承的探索始终是李安电影中不可回避的话题。他一直沿着“父亲三部曲”中的思路探寻和思考。《卧虎藏龙》中大侠李慕白与玉娇龙处于一种微妙的感情纠纷之中，李慕白的情感受到伦理的压制；在面对玉娇龙时，遭受内心深处伦理和人性的挑战，明知道自己与玉娇龙根本不存着结合的可能性，但眼见一个女孩那么有吸引力，即使知道毁灭就在后面等着你，但还是忍不住向她那边走；最后李慕白死亡其实也是一种解脱，他不会再遭受世间伦理的束缚。《卧虎藏龙》也一改以住武侠片以打斗为主的情节模式，以故事情节为主。在影片中，李安展现了一个儒侠、美人的世界，一个中国人曾经寄托情感及梦想的世界；里面的竹林、酒楼、茶馆，都充溢着浓郁的传统文化气息。
在李安的新片《色•戒》中持续对伦理和文化问题的探讨，王佳芝是一个普通的女子，却不得不在道德、情感、伦理之间挣扎。为了铲除***易先生，她不惜以身犯险，甚至付出自己的来接近易先生；但她在与易先生接触过程中，不停地经受内心的挣扎，她感到易先生渐渐要钻入她的心中。终于在计划接近成功那一刻，她暗示易先生逃走，从而导致整个暗杀行动的失败。李安在这里颠覆传统伦理观念中抗日英雄的形象，王佳芝最后的背叛虽然不符合人们的习惯思维，但却是真实人性的表露，而李安也一如既往地对这种违背伦理道德但却符合人性的行为的理解。张爱玲的写作深受传统文化的影响，而这种传统文化也被李安继承，王佳芝的发饰、旗袍、眼角眉梢，一种浓浓的传统文化氛围尽在其中。
在红地毯上接受采访时李安曾说：“我为我是一个中国人而骄傲，我不是美国人。”而作为一个受中国传统文化影响至深的导演，对传统文化和伦理道德的探索将会持续到李安的每一部华语影片中。
注释：
① 杨远婴：《电影作者与文化再现――中国电影导演谱系研寻》，中国电影出版社，2005年版，第61页。
［参考文献］
［1］ 杨远婴.电影作者与文化再现――中国电影导演谱系研┭埃M］.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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