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文网拜伦的诗歌篇1
摘 要： 众多的相同将拜伦和雪莱紧密相联，然而他们的诗歌艺术却有很多不同之处。通过对他们生平和作品的剖析，我们会发现虽然他们的诗歌都是浪漫主义的代表作品，却又各具特色。
关键词： 拜伦 雪莱 诗歌艺术 比较研究
拜伦和雪莱，这两个不同的名字在许多时候都会被联系在一起。的确，他们有太多的相同处：出身相同，经历相似，思想相通；同是英国19世纪的著名诗人，欧洲浪漫主义文学的杰出代表；都以诗歌作为武器，对当时黑暗的社会现实进行批判和嘲讽，热情歌颂自由和***；甚至他们的婚恋也有许多相似之处。但这么多的相同点却无法掩盖这对被称为英国浪漫主义诗歌的“双子星座”在诗歌艺术方面表现出的显著不同。
诗歌在一定程度上带着诗人的个性烙印，而个性则是在生活中形成的。所以要比较研究拜伦和雪莱的诗歌艺术，首先应该了解他们的生平。
一、拜伦和雪莱的生平
乔治・戈登・拜伦（George Gordon Byron，1788―1824）生于伦敦一个破落贵族家庭，青年时期在剑桥大学接受了启蒙思想。大学二年级时，他就出版了第一部诗集《懒散的时刻》，表达了对现实的不满和对上流社会的鄙视。大学毕业后去欧洲大陆旅行，有机会广泛认识社会和接触各阶层的人物，回国后发表了《恰尔德・哈洛尔德游记》，表达了对封建专制的憎恨和对资产阶级自由、民主的向往。1812年发表了著名诗篇《〈压制破坏机器法案〉制订者颂》，愤怒揭露了英国国会***的本质，以及立法者的凶残面貌。接着，他又以东方故事为题材，写了富有浪漫主义色彩的传奇诗《东方叙事诗》，塑造了不少反抗一切社会制度的叛逆者形象。这引起了英国统治阶级极大的仇恨，他被迫永远离开英国。在移居瑞士时，他遇到了雪莱，结为知友。在雪莱的影响下，他写了英国诗歌史上第一首号召工人斗争的诗歌《卢德分子之歌》。1817年他迁居意大利，与当地的秘密组织烧炭***人取得联系，积极准备起义，反对奥地利的统治。这时他写了许多优秀作品，如《唐・璜》。1823年拜伦离开意大利，到希腊参加反土耳其压迫的***斗争，并成为希腊民族***斗争的领袖之一。但此时他却患了寒热病，不幸于1824年4月9日病逝。
波西・比希・雪莱（Percy Bysshe Shelley，1792―1822）出身于贵族家庭，却与父辈格格不入。19岁那年，因《无神论的必然性》（The Necessity of Atheism），雪莱被学校开除。次年雪莱写了《告爱尔兰人民书》，并去爱尔兰鼓动当地人民反对英国的统治和奴役，可惜没有成功。回到英国，雪莱决定以诗歌为武器，与***统治者继续斗争。1813年他写了第一首长诗《麦布女王》，批判了封建统治者的专横，谴责了资本主义的残酷剥削，并表达了建立美好社会的理想。英国统治者对此极为不满，迫使雪莱永远离开英国。1818年雪莱定居意大利，完成了抒情诗剧《***了的普罗米修斯》。诗剧不仅描写了被压迫人民的苦难，而且预示了***一定会到来，一定会取得胜利。这部诗剧既是诗人创作的高峰，又是浪漫主义诗歌创作的典范，恩格斯称他为“天才的预言家”。1819年英国***统治者制造了残杀工人群众的“彼得卢事件”，这对雪莱的思想产生了巨大的震动，他认识到仅靠文字宣传是不能改变现有秩序的，因此他一方面创作《给英国人民的歌》等一系列著名诗篇，揭露统治者的罪行，另一方面号召被压迫被剥削者为争取自由而起来斗争。他还写有不少优秀的抒情诗，如《西风颂》、《致云雀》，都是脍炙人口的名篇。1822年7月8日，雪莱因渡海途中遇风，不幸溺死。马克思认为他是“一个真正的***家”。
两个人不同的童年体验和早年经历，对他们日后的生活产生了举足轻重的影响，支配着他们性格的形成。拜伦童年的不幸给他的一生留下了难以抹去的阴影。被父亲遗弃，天生的跛脚和脾气暴躁的母亲，使拜伦渐渐形成了一种既好强又脆弱，既高傲又自卑，既热情又冷漠，既激进又消极的人格心理定势。天生残疾，却苦练击剑、骑马和游泳；积极参加希腊远征***，却轻视希腊人民；猛烈抨击上流社会，却又沉迷于他们的恭维。1809年，拜伦世袭了上议院的贵族席位。由于贵族的优越感和偏见，他终生以拥有爵位和议席而自傲，并助长了郁愤孤傲的性格和个人英雄主义，以及轻视人民和机械地同情弱者的心理。对社会热情而深刻的批判与无***府主义、个人主义思想交织着；“反抗***势力的怒吼、不屈不挠的战斗精神，与对人类前途深深失望的、怀疑战斗徒劳无益的悲观情绪交织着”。可以说，拜伦一生始终处于这种钟摆式的两极情感之中，始终自我否定着又自我斗争着。
相比之下，雪莱的性格就比较单纯。如果说拜伦以其丰富和复杂显示出十足的诗人品性，那么雪莱则更偏重于***者的气质。可以说，他是一位伟大的战士，他的一生就是不停地反叛和斗争的一生。在伊顿念中学时，他便反对教师们施行体罚。1810年进入牛津大学后，他又因印行《无神论的必然性》而被开除。这件事使他顽固的父亲极为震怒，断绝了对他的经济接济，雪莱只得自谋生活。但年轻的雪莱没有屈服，而是继续为***和民主而斗争。他在《***了的普罗米修斯》序言中写道：“I was averse from a catastrophe so feeble as that of reconciling the Champion with the Oppressor of mankind. The moral interest of the fable，which is so powerfully sustained by the sufferings and endurance of Prometheus，would be annihilated if we could conceive of him as unsaying his high language and quailing before his successful and perfidious adversary.”热情洋溢的雪莱坚信民主和***。同时，空想社会主义者威廉・葛德文（William Godwin）又在雪莱的思想形成中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雪莱终生追求美好的明天，憧憬未来，不能不说是空想社会主义思想对他的影响。
二、拜伦和雪莱的诗歌艺术比较
1.在思想倾向和中心主题上呈现出明显的相似性
（1）揭露现实的黑暗和腐朽，反抗统治阶级的奴役和专制，可以说是他们二人诗歌创作共通的思想倾向。
拜伦在《唐・璜》中，对英国官场的种种丑恶进行了淋漓尽致的讽刺：
Besides the ministers and underlings，
Who must be courteous to the accredited
Diplomatists of rather wavering kings，
Until their royal riddle’s fully read，
The very clerks――those somewhat dirty springs
Of office or the house of office，fed
By foul corruption into streams――even they
Were hardly rude enough to earn their pay.
And insolence no doubt is what they are
Employed for，since it is their daily labour
In the dear offices of peace or war；
And should you doubt，pray ask of your next neighbour，
When for a passport or some other bar
To freedom he applied（a grief and a bore），
If he found not this spawn of tax-born riches，
Like lap dogs，the least civil sons of ***es.
雪莱则通过对***的统治阶级的残酷剥削和人民悲惨痛苦的生活之间的对比描写，来表达他对社会现实黑暗的批判。在《“虐***”的假面游行》（The Masque of Anarchy）中，诗人写道：
“‘This to see your children weak
With their mothers pine and peak；
When the winter winds are bleak：
They are dying whilst I speak.’”This to hunger for such diet，
As the rich man in his riot
Casts to the fat dogs that lie
Surfeiting beneath his eye.
（2）为民主和自由呐喊斗争，则可以说是他们二人诗歌创作的中心主题。
拜伦的《路德分子之歌》（Song for the Luddites）虽然只有三节，却是一首不可多得的杰作。在这首诗里，拜伦坚决支持路德成员的行动，表现出了前所未有的***热情和斗争决心：
As the Liberty lads o’er the sea
Bough their freedom，and cheaply，with blood，
So we，boys，we
Will die fighting，or live free，
And down with all kings but King Lord！
而雪莱的长诗《***了的普罗米修斯》（Prometheus Unbound ）整篇就是一部自由斗争的宣言，其中充满了对独裁统治的反抗和对自由的向往。
2.在艺术表现上各具特色
拜伦和雪莱都属于积极浪漫主义诗人，风格特色方面最大的共同点就是背景广阔、想象瑰丽、气势磅礴。两人共同完成并超越了由“湖畔派”（“Lake Poets”）诗人开始的诗歌革新，形成了各自的独特风格。
拜伦师法18世纪的大诗人蒲柏（Alexander Pope），但他学习的是蒲柏写警句和讽刺诗的深厚功力。在《审判的幻景》（The Vision of Judgment）、《青铜世纪》（The Age of Bronze）等诗中，拜伦都充分运用了他的讽刺天才。但拜伦没有采用蒲柏常用的英雄双韵体，而是寻找和发展了更适合自己风格的诗体。《恰尔德・哈洛尔德游记》（Childe Harold’s Pilgrimage）的一、二章，他采用的是比较典雅的九行体（斯宾塞（Spenser）创造）。《唐・璜》、《审判的幻景》则是用意大利八行体所写，这是一种更能表现拜伦口语风格的诗体。拜伦运用这种诗体将诗写得雅俗共赏，挥洒自如，为英国诗体注入了新鲜的空气。
雪莱则把诗提高到哲学的高度，在诗歌中很注重抒情性和哲理性的结合。他称自己的第一部长诗《麦布女王》（Queen Mab）为“哲理诗”，其后的《阿拉斯特，或寂寞的精灵》（Alastor，or the Spirit of Solitude）、《智美颂》（Hymn to Intellectual Beauty），甚至《***的起义》，都充满了诗人对人的命运、道德、情感、理想的探求和思索，带着浓厚的哲学色彩。可以说，雪莱将自己的哲学思想用诗的形式表达了出来，这也使他的诗歌有些晦涩难懂。
3.在诗歌性格上大相径庭
“诗如其人”。拜伦和雪莱的诗歌一定程度地“具有”他们各自不同的性格心理特征，不妨称为诗歌的性格。
拜伦的诗歌往往表现出两种性格：一种是对社会和当权者的不满和敌视，另一种则是失望悲观和孤傲。如在《恰尔德・哈洛尔德游记》（Childe Harold’s Pilgrimage）中他写道：
I have not loved the world，nor the world me；
I have not flattered its rank breath，nor bowed
To its idolatries a patient knee，
Nor coined my cheek to smiles，nor cried aloud
In worship of an echo； in the crowd
They could not deem me one of such――I stood
Among them，but not of them――in a shroud
Of thoughts which were not their thoughts，
and still could，
Had I not filed my mind，which thus itself subdued.
这正体现了拜伦双重性的性格。自负而又自卑，同情却轻视弱者。
而雪莱的创作从一开始，就颂赞美好的明天。“雪莱在诗歌创作中一贯地表现了对社会光明未来的执着追求，深情地预言： 人类必将战胜暴***，大地必将获得新生”。他所有的长诗，从《麦布女王》开始，到《***的起义》，再到《***了的普罗米修斯》，结尾都是热情的歌颂和向往，留给人们无限的希望和动力。在《***的起义》中，莱昂夫妇被处死后，雪莱写道：
These perish as the good and great of yore
Have perished，and their murderers will repent，
Yes，vain and barren tears shall flow before
Yon smoke has faded from the firmament
Even for this cause，that ye who must lament
The death of those that made this world so fair，
Cannot recall them now； but there is lent
To man the wisdom of a high despair，
W hen such can die，and he live on and linger here.
正是雪莱美好热情的天性使他写下这样美好热情的诗句，其中充满乐观主义，让人读后不仅不会为主人公的牺牲而悲观沮丧，反而会产生更坚定的信心。
4.在诗歌形象上有显著不同
拜伦和雪莱笔下的主人公也烙下了两人精神个性的印痕，透射着二人不同的思想和热情。
在拜伦的很多诗歌中，他创造的是一系列“拜伦式的英雄”（Byronic heroes）。这些主人公都与社会对立，是具有反抗性格的叛逆者，但多是个人反抗。他们高傲孤独，没有人民的支持，结局悲惨如哈洛尔德、曼弗雷德。毫无疑问，“拜伦式英雄”的实质是拜伦个人的写照。但拜伦诗歌中也有一些以人类幸福为己任、为人类而斗争的“民主斗士”，像普罗米修斯、该隐。
与拜伦不同，雪莱笔下的文学形象显得统一、单纯。他们以未来为动力，以热情为主导，都是坚持到底、始终没有丧失希望，并终将取得胜利的乐观主义者。甚至连“被缚的”古希腊典型的悲剧形象普罗米修斯也是被“***了的”。雪莱为诗剧《***了的普罗米修斯》设计了战斗的、胜利的结局： 普罗米修斯被赫拉克勒斯（Hercules） 救出，他派精灵向人类宣布了***的消息，整个宇宙沐浴“爱”的光辉，人类万物幸福欢欣。雪莱笔下的人物既概括了资产阶级***家反抗专制统治、争取自由***的***精神和不畏***的英雄气概，又集中体现了诗人自己坚定的立场、伟大的道德和崇高的精神境界。
雪莱本人曾于1819年写过一首长诗，题为《朱理安与马达罗：一次谈话》（Julian and Maddalo：A Conversation）。事实上，诗里的马达罗（Maddalo）就是拜伦，朱理安（Julian）则是雪莱自己。诗中通过两人的谈话鲜活地表达了两个人思想上的差别，可以说是一幅生动的人物画。马达罗是个悲观主义者，认定个人斗不过命运；朱理安则是个理想主义者，这也许能解释两人在创造主人公上的差异。
5.在具体的表现手法上也存在有明显不同
拜伦的诗歌创作有“浪漫主义抒情”与“现实主义讽刺”相结合的两个方面，尤长于讽刺和议论。他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将叙事、抒情、描写、讽刺自然地融于诗歌中，信笔挥洒，气势磅礴。如《哀希腊》（The Isles of Greece）深沉抒情、讽刺英国，是广为传诵的篇章。在拜伦的诗歌中，一切都显得自然和谐、结构统一、浑然天成。
雪莱的诗歌天才则突出地表现在优美的抒情和丰富的想象上。雪莱曾在他重要的文学论著《诗辩》中申明：“在通常的意义下，诗可以界说为‘想象的表现’。”雪莱是一个具有浓厚民主主义和空想社会主义***思想的沸腾的战斗热情的浪漫主义诗人，所以他的诗歌作品除了反映出他的崇高的理想、澎湃的热情、杰出的才华、博广的知识之外，还贯穿着一系列大胆瑰丽的想象。他认为宇宙、天地、自然界的景色能“激发诗人的想象，唤起诗人的灵感，想象随理想起伏，灵感随理想泉涌”。长诗《麦布女王》、《西风颂》、《云雀颂》就是这些瑰丽想象的结晶。
三、结语
在西方抒情诗的领域里，拜伦和雪莱是一直被公认为英国最伟大的抒情诗人。虽然他们的诗歌有着众多的不同，但同是西方语言文学宝库中灿烂的瑰宝，同样激励了一代又一代的有志青年。这些诗歌将和双子星一起永放光芒。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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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王佐良.英国浪漫主义诗歌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
拜伦的诗歌篇2
[摘要] 长期以来，人们得到一个共识即拜伦的鸿篇巨著《唐璜》之所以具有特殊魅力就在于其包罗万象(涉及文学、***治、历史、宗教、文化等等)。然而，笔者认为，《唐璜》不仅包罗万象、内涵丰富，而且更是将“真理”之二元对立项(bmary opposition)“真――假”进行了彻底的解构，从而预见了“后结构主义”文艺理论。
[关键词] 真理，解构；后结构主义
英国浪漫主义诗人乔治・戈登・拜伦(1788～1824)的长篇讽刺叙事诗《唐璜》对大多数读者来说并不陌生。这部作品之所以流芳百世和经久不衰就在于其内容丰富、包罗万象(涉及文学、***治、历史、宗教、文化等等)。然而，本文作者认为，《唐璜》不仅包罗万象、内涵丰富，而且更是将“真理”之二元对立项(binaryopposition)“真――假”进行了彻底的解构(即：解构了“二元对立”之逻各斯中心主义)，从而这部作品也一定程度上预见了“后结构主义”文艺理论。
一
浪漫主义诗歌最初衡量自身的一个关键要素就是：严肃性。所谓“严肃性”，即诗歌中的“言说者”(speaker)与它所叙述的“物”(matter)之间存在着一种很紧密的联系。这种密切的联系体现了“言说者”对这个“物”的真实的、严肃的感受。这就是浪漫主义诗歌的“严肃性”的含义。那么，这种真实严肃的感受即是浪漫主义诗歌的“真理”。
众所周知，“虚伪”是“严肃”的对立面。一个人可以一方面表现得很“真诚”，很“严肃”；而另一方面却在模棱两可的言说。而这恰恰是在说明其“两面性”。故而，此人会被认为缺乏一个真诚严肃的人所应具备的基本素质：诚实。那么就浪漫主义诗歌而言，其承载的内容应该是严肃、真诚的，而不容许有任何虚假的成分的存在。其所寻求的是一个完美、真实和纯净的世界。因此它应该规避任何修辞和表现自我的成分的发挥和使用。因为修辞性的诗歌，就其思想的诺境而言，似乎是不尊重“真理”和“知识”的。因为此时“虚伪性”会有出现的可能，特别是当话语对象(包括诗歌话语)被有意指向读者的时候。当浪漫主义诗歌转向讽刺诗(通常以向读者大众“对话”的方式展开)的那一瞬间也同时将自身置于“真诚”的对立面：“虚伪”。
而拜伦的长篇叙事诗《唐璜》就是一部典型的讽刺诗，故而拜伦也将其推向了“虚伪”的一方。众所周知，拜伦是一位被其同时代的很多人所指责和控诉的诗人。而他的鸿篇巨制《唐璜》也被指责为“虚伪的诗歌”。这就很自然地反映了一个很重要的事实：拜伦和他的诗歌坚持了“修辞”的特色。尽管为此招来了无数的骂名和指责，拜伦依然坚守自己的创作风格和信仰。“虚伪性”可以被看做是拜伦作品重要性的标准。“虚伪性”，作为浪漫主义诗歌的“严肃性”的双胞胎姐妹，在拜伦的作品中得到了充分的反映。事实上，这二者是密不可分的，尽管它们是对立和矛盾的。对立性(冲突)恰恰就隐藏在浪漫主义诗歌的自我完整性之中。正如拜伦在《唐璜》中如是说：
假如人人都不免于自相矛盾，
我怎能避免冲撞他们每一位?
甚至违背我自己?――但这是瞎说，
我从不否定自己，将来也不会。
凡怀疑一切的什么也不会否定，
真理之源固清，但下流就污秽，
而且要越过“矛盾”的许多运河，
以至它常常要藉“虚构”而通过。
这些诗行表明了“对立性”的存在。显然，拜伦既承认同时又否认了自己的“真实性”。这就是一个典型的“矛盾”与“对立”。我们可以通过细读(closingreading)拜伦的《唐璜》来揭示更多的诸如此类的“对立面”。拜伦正是通过这种与读者的“对话”，来实现其“虚伪性”的存在，来阐明二元对立项(真实与虚伪)之同时存在(即：解构了“二元对立”的逻各斯中心主义)。当然，这也可以被视为拜伦的一个极为重要的创作策略，即“二者兼有”(both…and)的写作策略。拜伦在《唐璜》中写到：
还请注意：像伟大的考克勋爵
但一个作家若是前后一致，
那怎能期望他写出现存的事实?
二
在拜伦作为一个诗人的职业生涯中，有一篇重要的文章必须提及(虽然这篇文章不是拜伦自己所撰写，但却是他所激发或者说导致的)。这篇文章就是亨利・布鲁额姆(Henry Brougham)(以下简称布氏)所撰写的一篇针对拜伦早期作品《闲散的时光》(1808)的批评文章。
这篇文章对拜伦的《闲》进行了非常“认真”的细读(closing reading)。布氏严厉批评了作品中所表现出来的“矫揉造作”和“充满虚荣心”等等。尤为重要的是，布氏特别指出了拜伦的《闲》有意识地强调了其贵族身份以及“年纪尚轻”。他怀疑拜伦在有意识的“设计”作品的读者群。布氏认为：“或许……他提到自己‘年轻’的目的就在于唤起我们的好奇心，而不是为了从我们这里博得同情和怜悯等。”布氏的上述批评现在看来的确是有失公允；但是他的评论也至少说明了一点，即拜伦的作品确实是有其读者群之针对性的。拜伦的确达到了目的：控制读者(布氏也在其中)。换句话说，布氏是一个极为认真的读者，因为他发现了拜伦作品中的一个“秘密”，即作品中所隐藏的“算计”和“虚伪性”。
《英格兰诗人和苏格兰评论家》(1809)是接下来拜伦针对布氏苛评的强有力的回击。拜伦在其中反驳道：自己不是布氏所说的那种装模作样的诗人，而是一个严肃的诗人。拜伦在《英》中强烈地表达了自己的诚实，尽管作为一个作家和普通人也有失误之处，但是比那些将会在其作品中遭到其鞭挞的对象(如布氏等)更加的坦白和勇敢。拜伦在《英》一文中的回击一方面为自己报了“一剑之仇”另一方面，也更加深了他本人对于“控制读者”策略的更进一步和更深层次的理解。而布氏的那篇文章，从某种意义上讲，对拜伦在其作品中的“控制读者”方面也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此后，拜伦的作品在这个方面表现得更加明显，并且这种策略的使用也越来越趋于成熟和老练。布氏指控拜伦的作品缺乏“严肃性”，而拜伦却在《英》中用一种很严肃的风格进行了回击。在这其中，拜伦并没有否认而是勇敢的承认了自己的缺点，这恰恰变成了证明自己“严肃”的强有力的佐证。这一点正是布氏所万万没有想到的，因此他中了拜伦的圈套。
拜伦的“读者控制”策略实际上就是通过与读者进行“对话”(与读者“交流”)来得以实施的。这种“与读者的对话(交流)”的策略也逐渐成为其一生的创作策略。拜伦的作品一直都保持着与读者的直接的“交流与对话”(例如，直呼读者的名字或姓氏)，同时回应读者对其诗歌的评论。其读者可以是“言说者”，也可以是“听众”。在《唐璜》中可以找到大量的“与读者对话”的片段：
汝应皈依弥尔顿，屈来顿，蒲柏，
勿从华兹华斯，柯尔律治，骚塞，
……
像什么都行；――我写的这一堆比喻，
就为的请您选择；也许您高兴
把她比作石碑上刻出的女性。
下面是拜伦对当时的读者对其作品的评论后的回应：
人们攻击我――请想想：我!您目前
这篇诗的作者!――不知怎的，说我
意***嘲弄人类的良知和德行，
以及诸如此类的可怕的罪过；
而且用的语言非常粗暴，天哪!
我真不知道他们还想干什么!
……
这些诗节让我们看到了它们与其他的浪漫主义诗歌的不同。在这里“写作行为”已经完全将“想象活动”这一领域物质化和社会化了。我们目睹了诗歌与人的活动(事件)是如此惊人的相似。诗歌反映出在不同对象之间进行着的充满动态的交流。可见，拜伦对于读者的“在场”是如此的敏感和关注。事实上，其写作行为就是一种“想象很多读者在场”并与之进行“对话和交流”的行为。在《唐璜》的第一章中，讲述了伊内兹与其丈夫约塞之间的婚姻问题。事实上，这却是暗指了拜伦与其妻子之间的婚姻问题。这才是拜伦真正的写作意***。
伊内兹找来一些医生，想证明
她的亲爱的夫君得了神经病，
她只说，是对上帝和人的职责
使她来控告的，――这可有点奇特。
当然，拜伦在此所指向的读者既包括“知情人”，也包括普通的“不知情人”。但是，他更多的可能还是指向当时的“知情人”。拜伦的好朋友霍布豪斯(Hobhouse)读了上述诗节后曾经不止一次的奉劝拜伦“笔下留情”，因为它们实在是“太明显了”。但是拜伦却不以为然，相反却强调自己并没有在诗歌中有所指。显然，拜伦是不够坦白的。在这节诗中，我们可以这样认为，拜伦将自己的妻子、霍布豪斯以及其他的亲朋好友等都置于其诗歌的想象的读者群中。这些人会以自己的方式来解读这些诗行，从而得到不同的理解。这恰恰就是拜伦所期望的。不同的人读后会有不同的理解，这就会产生不同的反应。有些人不以为然，而有些人就会非常愤怒，因为他们认为拜伦在诗歌中影射自己，尽管拜伦自己一再声称并非如此。是非难辨。真实与虚假混合在一起，实难辨别。也许拜伦已经知道什么读者会有什么样的反应。他看来很自信自己“控制读者”的能力，相信自己能让读者沿着自己设计的“轨道”来阅读和理解这些文字。无论如何，拜伦是一个如此“精明”的诗人，因为他在大多数情况下都确实达到了自己的目的。
真真假假，假假真真。这就是拜伦的《唐璜*留给我们的悬念与困惑。伴随着诗歌的发展，
“严肃性”也逐渐退出舞台。诗歌通过逐渐发展一种新的“真理”之理论回应了这种状况。这个理论就是“带假面具的真理”。
话又说回来，什么是谎言?那只是
真理在化妆跳舞。我要质问一声
史家，英雄，要人，律师和教士们，
谁能拿出事实而不用谎言弥缝?
哦，谎言万岁!一切说谎的人万岁!
现在，谁再说的缪斯愤世嫉俗?
……
《唐璜》就是“戴面具的真理”的真实写照，因为这部作品的六卷的出版都是在“匿名”的情况下出版的。拜伦自己的名字从未出现在这部作品中的任何注释和文本中。事实上，每个人都知道作品的作者是谁，而拜伦也没有刻意去隐瞒，但是他又显得有些模棱两可。正如他的回应：
就《唐璜》而言，我既不会否认也不会承认是它的作者――每个人都可以各抒己见……
可见，拜伦没有直接承认自己是《唐璜》的作者，其目的就是让其作为一个“面具”来发挥作用。将“面具”作为一个原点，从这个原点可以辐射出各种各样的意义，从而丰富作品的思想内容。而这个光荣伟大的任务就交给了读者，由读者去填补意义的空间。所采取的方式就是“与读者的对话(交流)”。
当然，这个“戴面具的真理”本身充满了很多矛盾。这些矛盾，正如我们所着到的，解构了诗歌“真理”之逻各斯中心主义。一种构建在“矛盾(冲突)”之上的新的“真理”出现了。正是通过各种形式的冲突与矛盾，才让诗歌得以构建新的“真理”之理论。其目的不是存在于解决(回答)问题，而是在于对问题的“设置”。《唐璜》第十七章如是说：
我把它留作疑团吧(世事皆然)。
……
《唐璜》的终极目标就是测试它自身到底能够发挥想象到什么程度，并且进一步用一个想象“对抗”另一个想象，从而来实施这些测试。整部作品始终都在实施这种想象：在谎言中想象真理，在真理中想象谬误。而这一切，正是通过“与读者的对话”来得以实现。《唐璜》对于其读者要说的一切是如此的“感兴趣”，读者所说的一切正是其发挥想象空间的一个最好的媒介(工具)。拜伦的“用心良苦”是如此显而易见。可见他对读者的控制能力是相当强的。而他所创设的这种写作模式(both…and)又是如此的明显：
但大事起于细因：您可会想到
在我们年轻的时候，那种能把
男人和女人带到毁灭之边沿的
危险的感情，起因竟如此浮泛?
……
上述诗节是“叙述者”用一种逗笑的方式讲述了阿德琳与唐璜之间关系可能带来的后果。拜伦借此暗指了发生在其生活中的一件真实事件，即：1813年拜伦与弗朗西斯女士玩一种牌类游戏的事件。但事实上，那不仅是一种简单的牌类游戏，而更是卜种情感游戏。弗朗西斯女士与拜伦演绎了一段“面具背后的真理”：他俩并非是在打牌，而是在***。请看下面这段拜伦对另一位女士(墨尔本女士)的精彩的描述：
我们玩着打牌(biIllards)的游戏，却没有考虑到其“危险性”……
拜伦给读者预设了足够的想象空间：拜伦与那个女人的确是在打牌，但同时他二人又似乎不是真的在打牌，而是在做别的“什么事”。换句话说，这里的文本包含了双重含义：他们二人既是在玩牌类游戏，又是在玩情人间的追逐游戏。读者的“参与”在这里起到了关键的作用。正是有了读者的参与想象，才使得文本意义得到了丰富。让我们试想一下弗朗西斯女士读到这一段时作何感想，而她丈夫读到时又会有什么反应，又或者拜伦的任何一个亲友读到时又会有什么想法等等。当然，每个人都会用自己的方式去解读和理解这些文字。这或许正是拜伦所期待的。
拜伦的这种“二者兼有”
(both…and)的创作策略在《唐璜》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发挥和使用。这种策略彻底解构了“真――假”之二元对立项。鉴于此，我们可以这样说：拜伦的《唐璜》在一定程度上预见了“后结构主义”文艺理论。那么，读者就可以用“另一种方式”来阅读拜伦的《唐璜》及其其他作品。这种阅读方式即是：解构阅读。“解构阅读是一种‘增值’‘增添’，但它是本文自身解构造成的意义播撒……”可以说，在《唐璜》的解读中，读者扮演了一个极其重要的角色，正是读者积极的参与其中才使得文本意义得到了广泛的“播撒”。此时，读者与作者没有严格的区分，他们实际上共同具有读者与作者的双重性。作者面对自己的作品并没有优先性和权威性，他(她)只不过是一个普通的读者，因为作品并非是意***的产物，而读者也并非是被动的，当读者阅读文本时，也是在与作者共同创作，这就是所谓的“阅读中的读与写双重活动”。这样一来，传统阅读所读出的确定意义就不存在了。此时阅读作品变成了一种游戏，一种想象的游戏，它摆脱了表达真理的包袱，从而走向了“文本的愉悦”。
拜伦的诗歌篇3
内容摘要：本文以拜伦《哀希腊》在晚清民初时期的汉译为例，分析了梁启超和苏曼殊2位译者对此诗的翻译，探讨在特定的社会文化和历史语境下，译者对作品的选择和翻译与历史特定阶段的社会***治背景有着紧密的联系。
关键词：拜伦 《哀希腊》 译本
一.《哀希腊》及其汉译背景简介
晚清民末时期，中国的社会各个方面都在经历着重大的变革，而拜伦的诗歌在这个特殊时期被翻译到中国并非随意偶然发生的，也不是单纯地因为其艺术价值，而更重要的是因其所内涵的社会***治性。在这期间，不少文人学士都受到充满反叛个性和***精神拜伦作品的影响，对拜伦诗歌在此期间经历了一个翻译高潮，《哀》的翻译为最典型的一例。《哀希腊》所属《唐璜》第三篇章，共16节，每节6行。原主要是一个游吟诗人所唱之歌，意在激起当时被土耳其统治的希腊人民奋身反抗，重获自由。此诗情境在如梁启超和苏曼殊等文人看来是十分契合中国当时的社会境地，便无一例外地都想借此诗当一回中国式的“游吟诗人”。
二.梁启超的翻译
梁启超被认为是近代中国翻译拜伦第一人。1902年，梁的第一部小说《新中国未来记》，在此书中，他翻译了《哀希腊》的第1、3节。这首诗出现在当《新》的两位主人公黄李两君到达旅顺一所客店时，所听到的一首英文歌，这首歌的歌词便是《哀》。梁分别采用沉醉东风和如梦忆桃源曲牌来翻译这2个诗节。其后，他通过黄君和李君的对话，插入自己对此诗的理解。黄李两君的话穿插着《哀》原诗第5节的诗句，梁对以上诗句的翻译散落在李君对此诗的评论语句中，如梁写道：“李君道.这诗虽属亡国之音.却是雄壮愤激.叫人读来精神百倍. 他底下遂说了许多甚么『祖宗神圣之琴.到我们手里头.怎便堕落. 甚么『替希腊人汗流侠背替希腊国泪流满面.……还说甚么『奴隶的土地.不是我们应该住的土地.奴隶的酒.不是我们应该饮的酒.”
这些被梁选译的诗句切实地传达了梁本身想要表达的内容，但是梁认为这些诗句还不足以充分地解释这首诗所著的历史背景，以及他为什么不选其他诗节和诗句而独选这两诗节的原因，于是其后他便借李君之口对此诗的做评价，说道：“句句都像是对着现在中国人说一般。”
梁在其小说《新》的开篇描述了新中国的***景，并“顾确信此类之书，于中国前途，大有掉助”。梁认为中国急需像拜伦一样的人物，他们将在中国扮演关键的角色。梁本人并不识英语，翻译此诗时是借助其学生罗常口头解释。同时，他似乎对西方文学也知之甚少，因为他甚至把《唐璜》错当成是戏剧，并用“幕”来描述各诗节。在他眼中，拜伦是一位伟大的爱国主义者，拥有儒家思想占主导地位社会所尊敬的良好品质和崇高美德。他把文学当做一种工具，这是一种实用主义文学观。他仅关注此诗的***治内容和***行动，几乎完全忽视了诗的文学成就。他认为与其他议题比起来，***治最为重要；文学是达成***治目标的最有力的宣传工具。根据梁这位改良派的观点，清朝灭亡的原因正式由于中国人民的奴性思维，将《哀》中的***举动通过翻译介绍到中国的目的便是要铲除人民这样的思维，在他们心中激起一种爱国主义情感，而不是去促成一场暴力***的发生。梁有意地构建了这样的拜伦形象，这是一个刻意改写的形象，适合当时中国文化土壤的中国式拜伦。
三.苏曼殊的翻译
苏曼殊对拜伦诗歌的翻译极大地促进了拜伦在中国的传播。由他主编的《拜伦诗选》于1909年，这也是中国第一部全面介绍拜伦诗歌的著作，其中包含了主要的典型拜伦风格诗歌。这位译者与原作者之间在性格气质、人生经历和生活方式有很多相似之处，并被称为“中国拜伦”。
《哀》这首诗在苏心中激起了一种认同感，因为中国正如诗中的希腊一样，遭受着满清的压迫。他翻译拜伦的诗歌以此来表达他对于自己国家未来的担忧，其中夹杂着他自己对拜伦诗歌的理解，对原作做了一些改动。苏采用了五言古体诗来翻译的《哀》。
苏用古体诗来翻译此诗，对于人民大众来说，准确理解此译文便稍有难度。从以下译例中，亦可对苏译文的充分性和可接受性的程度进行判断。他在译文中对原诗内容的改动便如以下例。马对原诗第3诗节3-6诗行“And musing there an hour alone，I dream'd that Greece might still be free；For standing on the Persian's grave，I could not deem myself a slave.”的翻译为“希腊如可兴，我从梦中睹。波斯京观上，***向谁语。吾生岂为奴，与此长终古。”
从苏的译文来看，对原文进行直译似乎并不能让苏本人满意，所以他慢怀着自己的内心情况去翻译此诗，并用自己的文学想象改写了原诗的最后2句诗。例如，“***向谁语”显示出他对自己不成功的***事业的一种无助感和沮丧感。在“吾生岂为奴，与此长终古”这一句译文中，“岂”字所表达的感情比原文的“could not”更加深沉，增译的“吾生”和“与此长终古”更是让苏的民族愤慨情绪在译文中达到高潮。
再如马对原诗第4诗节5-6诗行“He counted them at break of day-And when the sun set where were they？”的翻译为“晨朝大点兵，至暮无复存。一为亡国哀，泪下何纷纷。”译文的第2对句已经不能算是对原文的翻译了，如译文中“亡国”这样的意思在原诗中无迹可寻。然而，苏对原文这样的改写却正是符合了中国人民在五四运动中“救亡***存”的呼喊。拜伦之所以吸引着苏曼殊，而苏亦选择翻译拜伦，是因为拜伦的诗歌总是能在读者心中激起一种认同感，他的诗歌使隐藏在时代下的冲动和压力浮出水面，这样的因素便增加了他诗歌的魅力（Ruddick， 1981）。苏本人是位诗人，而白话诗运动尚未兴起，所以他很自然地用传统中国古诗体去翻译原诗；他亦是位***者，他有意在译文中改写原诗多处，都是为了表达对自己国家命运的深深关切，旨在激起中国仁人志士冲上前去与敌人拼搏。由此可见，是中国当时的***治大环境导致了苏对《哀》的改写。
四.结语
本文以梁启超和苏曼殊对《哀希腊》翻译为例进行了探讨，从以上译例可以看出，与其说是翻译，不如说是各位译者对此诗的改写，其目的旨在给中国人民传递这样的一个信息：中国正如诗中的希腊一样，处在灭国的威胁之下；中国人民，像诗人拜伦一样，应意识到这种威胁，努力开展“救亡***存”运动。
注 释
①本文《哀希腊》原文来自Selected Poems of Lord Byron（P.Wright Ed.）， Wordsworth Editions Limited，1995，pp.189-192.
参考文献
[1]梁启超.新中国未来记[M].上海：中华书局，1936.
[2]柳亚子编.《苏曼殊全集》（一）[M].北京市中国书店，1985.
[3]Ruddick，W. Byron in England [A].Byron’s Cultural and Political Influence in Nineteenth-Century Europe：A Symposium [C].London：The Macmillan Press，1981.
（作者介绍：任宋莎，西华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助教，研究方向：英语语言文学、翻译理论与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