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文网2011年，十一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上，胡小燕为她代表的产业工人提交了三份议案。
第一份议案，关于产业工人社会保障问题。这份议案的背后，是无数打工者将青春付诸“别人的城市”的建设后，随着年龄日长，不得不带着日后的医疗、养老问题，黯然回到家乡的现实。
第二份议案，如何解决产业工人子女就近入学的问题。“如果想让打工群体在当地安心工作，解决他们的后顾之忧很重要。”“他们的后顾之忧就是子女，他们再辛苦，也希望下一代享受和城市人同等的待遇，这个问题很迫切。”
第三份议案：希望多增加产业工人人大代表，让这个群体声音更洪亮；希望产业工人群体在各行各业都有自己的代表，把产业工人的心声说出来，并通过媒体和***府的关注，会有更多人来支持他们。
可以说，上述议案中的任何一份，都深刻反映了当下产业工人的集体心声，击中了当下因各种原因而积患未解的社会问题。
从2008年当选第一批农民工人大代表起，胡小燕已累计向全国人大提交了十多份这样的建议与议案。
第一批产业工人人大代表
胡小燕有对双胞胎女儿。当初生产她们的时候，她是难产。这造就了她后来的一句话：“要活就好好活，死过一次的人没什么可怕的。”
胡小燕，四川广安人，生于1974年。2006年底被评为“三水十佳外来工”，2007年荣获“佛山十佳外来工”称号。2008年1月，经广东省十一届人大一次会议第三次全体会议无记名投票，胡小燕成为广东省第一个产业工人人大代表。
24岁之前，只有初中学历的胡小燕还在四川广安武胜县中心镇老家种地。1998年，一对双胞胎女儿才两岁时，她跟着老乡南下广东打工。第一份工作是电子厂流水线工人，每月工资几百元，“但那时已经觉得很满足了”。在接连跳槽了5家工厂后，2002年6月，她应聘进了佛山三水新明珠建陶公司，打工生活从此进入稳定状态。
在新明珠建陶公司，“要活就好好活”的性格，让她很快从成品车间分级员晋升为跟班质检、总检、车间副主任。2007年，新明珠和中央***校联合举办行***管理专业大专函授班，她报名参加，并以优异的成绩毕了业。
2008年3月，当选十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产业工人代表后，胡小燕在人民大会堂的第一次发言，即引起了***的注意。3月7日，***参加了广东代表团的分组讨论。胡小燕第三个发言，“我结合***之前的工作报告讲了我的建议――优化产业工人生活和技能环境以及留守儿童的问题。***一边听一边做记录，中间还问我是哪里人，现在工资多少，工作多长时间了。”
***最后对她说：“你提了这么多好的建议，你的梦想会实现的。”
这次会议后，胡小燕得到了许多媒体的关注与报道。
就是在跟媒体接触的过程中，胡小燕通过媒体向外公布了自己的***码与QQ号码。她的本意是让她与更多产业工人交流的渠道更畅通，更好地履行人大代表的职责。她没想到，在实际履行过程中，这个举动很快因履行难度的扩大而变了形。
自***码公布后，她的手机就响个不停。每天有上千个电话要接和上千条短信要查阅，两块电池更换着用也无法解决，手机常被打到没电。这给她的工作和生活造成了很大困扰。常常凌晨三四点钟，她的手机仍然响个不停。有个月电话费竟高达1700元。由于她的手机总是占线，公司领导和同事根本联系不上她。为了不影响工作，她只好关了机。
承载产业工人厚望的代表竟然 关机，而她的QQ号码之后又不幸被盗，通过网络也无法联系上她，这让很多产业工人大为光火：“你假惺惺地公布号码又不接电话，不是在耍我们吗？”很多媒体也回过头来对她口诛笔伐，说她是个“大忽悠”。
胡小燕被推上了风口浪尖。
那段时间，胡小燕很委屈，很伤心。
委屈之后，胡小燕开始换位思考：“那些打工者都是在电话打不通才发短信过来骂我的，换了我也会生气的。打工者们打电话向我倾诉说明他们相信我，他们骂我，说明我的工作还没有做好，所以我要争取做得更好。”
2009年，为了工作时间更自由，胡小燕主动请缨换了岗，从车间副主任换到销售部普通业务员，每月工资从3000元掉到了1331元。但她觉得这样很值得，一来销售工作有前途，二来有更多可自行支配的时间履行代表职责。
防欠薪建议推动刑修正法案
胡小燕最初上交全国人大的提案，大多基于自己的经历。
她引起***注意的留守儿童议题，源头来自她当时尚在老家生活的双胞胎女儿。
“2004年11月17日，我在四川老家的小女儿生病，发高烧，凌晨4点住院，到下午16点都没苏醒过来。当时正好我管的生产线投产，那条线的所有员工都是我亲自招来培训的，我如果走了，会乱套。我那时真是为难啊，想孩子想得整宿睡不着觉，掉眼泪。但我没法回老家看她，孩子12个小时后才苏醒，而我直到第二年7月12日才回了次老家。”
因为自己的孩子，胡小燕开始思考留守儿童的安全问题。
“这个安全，一是生理安全，二是心理安全。生理上的，比如生病啊，家里没有父母照顾，还有的上学要走三四十分钟山路，让人担心。心理上，这些留守儿童常年见不到父母，更需要社会多一点关爱。我的想法是，可以给这些孩子建立档案，直接跟家里沟通。大学生坐火车还能半票，留守儿童如果也能有半票的权利，可以暑假坐车和在外打工的父母见面。”
对外公布联系方式后，尽管闹出了误解与不愉快，胡小燕还是在大量的来电、短信与QQ交流中，获悉了更多产业工人的心声和诉求。
她事后做过统计工作，在这些心声与诉求里，“最多的是欠薪问题，约占了30%；其次是工厂不签劳动合同，也占了相当大的比例”，“另外就是社保转移、打工者的子女在外地上学等问题，这些问题均占了不小比例。”
2009年换岗后，胡小燕开始主动走访产业工人，每天风雨无阻地抽出一段时间，查看和回复产业工人写给她的短信、QQ留言与电子邮件。
2009年3月，十一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上，结合当年的金融危机，胡小燕提了5条建议。
“这年受金融危机影响，很多人找不到工作要回家，可能担心的问题有：一是社保转移。二是小孩在这里上学，但因为没有当地户籍和学籍不能在这里考试。三是‘80后’‘90后’打工者的出路问题。回农村已经不知道怎么干农活了，如果留在打工地，户籍又不在。想安家，想在城市扎根能否给优惠条件？四是金融危机下，对产业工人输出地与输入地要衔接好。产业升级后，输出地要有针对性地对产业工人进行技能培训，这样进入输入地后可直接上岗，避免人力资源浪费。五是打工者安居乐业工程。***府可以建农民公寓，两夫妻按每平
方米1200元左右买房或租房居住，安居乐业后，小区内部有美容美发的，洗脚的，不同行业的打工者，他们在小区内可以自由组合再就业。”
2010年，胡小燕提交了整合产业工人培训资源、要治欠薪方必须先交保证金、产业工人落户城市、市民化等5条建议。
在“要治欠薪方必须先交保证金”里，她建议“国家应该加大对欠薪者的处罚和惩罚力度，甚至上升至刑事处罚层面”，并建议建立“防欠薪管理账户”机制，让企业将本企业工资总额的10%至15%的资金，按指定账户划入。一旦企业主欠薪潜逃，可从该账户中划取资金减少工人损失。
2011年，胡小燕分别就产业工人社会保障问题、产业工人子女就近入学问题、产业工人参***议***问题，提交了3份议案。
她的这些建议与议案，得到了与会代表的热烈讨论与全国人大的高度重视。 她的“要治欠薪方必须先交保证金”建议，推动了一条刑法修正案的产生。在2011年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务会第十九次会议上，刑法修正案（八）将“恶意欠薪”正式列罪：“以转移财产、逃匿等方法逃避支付劳动者的劳动报酬或者有能力支付而不支付劳动者的劳动报酬，数额较大，经***府有关部门责令支付仍不支付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造成严重后果的，处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对欠薪的处罚上升到刑事层面，肯定会大大减少打工者欠薪现象。”胡小燕说。
“我是一个产业工人”
与许多打工多年仍在租房的打工者一样，胡小燕至今租住在公司为员工提供的出租房里，一个月租金300元。
2010年初，为了将一对已经14岁的双胞胎女儿接来身边上学，解决自己多年的牵挂之苦，胡小燕跑了许多单位，办了许多程序，总算将自己的户口迁到佛山，解决了双胞胎女儿的教育问题。
不过回首自己多年的打工经历，尤其当上产业工人代表后，胡小燕坦言，相较多年前的自己，自己近年来的成长快得惊人。
她的成长，有目共睹――
某财经媒体记者对胡小燕的印象是：“4年前采访她，她屡用‘不知道’回答；4年后采访她，她已能从容对答各个事关打工者的问题。”
曾在湖北监利棋盘乡任***书记期间上书******朱基的人大代表李昌平对胡小燕的印象是：“她第一次来北京开会的时候找过我，告诉我遇到了什么问题，希望我能给一些建议。她今年来北京开会，我们也见过，她明显成熟了，概括和分析问题有条有理。对于我们所提的建议，她也并非全盘照搬。她会有自己的思考和判断。”
作为产业工人代表，胡小燕也有了一套处理产业工人问题的方法。
“人大代表的职权，开会有权，会后无权，起到的是承上启下的桥梁作用，只能反映问题，不能保证后果。培训的时候我听过，人大代表没有参与权，只有监督权，监督别人怎么处理问题。作为他们的代表，我能做的就是指点他们遇到问题该找什么部门。”
“有一次，珠海一个工厂老板跑了，工人们5个月没领到工资，他们找到我。我把信息转到广东省总工会，由省总工会督促当地工会解决。最后该赔偿的也赔偿了，后来我去珠海调研时，珠海工会***为此还感谢我。”
对需要维权的产业工人，胡小燕的建议是找工会。“在广东省，如果打工者有问题反映到工会，基本都能解决。”
有媒体曾统计过，在工会的帮助下，她帮89名产业工人讨到了欠薪，并且为一名受伤的产业工人要到了应有的6万元赔偿。
已经4年的代表生涯中，胡小燕被媒体记者问得最多的问题是：“你现在还是一个产业工人吗？”
对此，胡小燕的回答是：“大家的担忧我非常理解，我也是从一名基层工人一步步走过来的，我当初也是因为家里穷才卷起行囊进城打工的。我不会成为***治明星，即便将来当上厂长经理，我也是一个产业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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