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文网布迪厄的文学场理论认为，文学场是一个由拥有不同权力（或资本）的团体或个体，按照他们占据的不同位置之间的客观关系构成的“一个网络”或“一个构造”。文学场又可以分为“大规模生产场次”和“有限制生产场次”两个次场，两者是处于对立冲突中的，即是通俗文学和纯文学的对立。中国三十年代的现代文学却被分为左翼文学、以京派为代表的雅文学和以海派为代表的通俗文学三个部分。它们三者历史纠葛的最终结果是什么呢？
中国现代文学是在特殊的环境中孕育生长起来的。“中国现代文学是在民族危机与国家危机的双重压迫下形成的文学。是一个艰难地走向现代化，却远没有完成现代化的民族国家在追求的文学的现代性。这是我们本世纪文学的基本历史环境，一切的问题和一切的特色，皆源于此”。从“五・四”新文化运动伊始，它就担任着救亡和反封建的双重任务。进入三十年代，日本侵华，华夏危在旦夕，有志之士倡导聚集一切力量来救中国于水火之中，文学成为了其中的重头戏，成为唤醒民众、新民、新中国的必要工具。1928年太阳社和创造社共同倡导***文学，“个人主义的文艺老早过去了”“代替他们而起的必定是无产阶级文学”。所以，在中国三十年代特色的文学场中，雅俗之间的对立转向了雅俗与左翼文学之间的对立。在现代文学史上人们关注的往往不是雅俗之间的矛盾，这并不是说雅俗之间没有争斗，沈从文就曾指责张资平的创作是“新出版物”的“商业竞卖”“使中国新芽出生的文学态度与倾向，皆由热诚的崇高的企望，转入低级的趣味的培养”。但人们更多关注的是雅俗文学与左翼文学的恩怨纠葛。左翼作家批判新月派的“人性论”、“天才论”，批判林语堂的“性灵文学”，批判过京派，因为“他们理论的主要特点是强调文学与时代、“***治”的距离，追求人性的，永久的文学价值。这与强调文学艺术与无产阶级事业紧密联系，主张文艺和历史的进行取得同样步伐的无产阶级文学运动自然形成尖锐的对立”。左翼也批判过海派，楼适夷给施蛰存他们戴上了“新感觉派”的帽子。
文学场中的斗争是客观的，也是残酷的。各种文学流派不论是主观上还是客观上要想生存就必须在这个“场”中占有一席之地。根基尚浅的左翼文学要在文学场中占有一席之地不是件易事。“***文学”倡导之初，倡导者们清算“五・四”时期成名的作家，称鲁迅是“封建余孽”“二重返***人物”。这虽是“左”的思想加上宗派情绪影响所致，但也不排除左翼文学急于扬威立腕的心情。特别是左联成立以后，左翼文学为了树立自己的威信，进行了一系列的努力。翻译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引进苏联和其他国家的文学作品，积极推进富于***意味的新的现实主义，提出过“唯物辩证法创作方法”、“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口号。但是，文学场中的上帝是读者，带有明显功利色彩的左翼文学必须占有大量读者。何况他们“利润”的特殊之处就在于唤醒民众，在于吸引更多的民众投入到救亡的滚滚洪流中去。所以，左联积极的推进文艺的大众化运动。而且明确地提出“文学的大众化”是建设无产阶级***文学“第一个重大的问题”，强调文学形式的通俗。但是，由于种种原因，大众化运动更多是停留在了尝试的层面上。可是，左翼文学要想达到预期的目的，必须吸引大众。
这时，鲁迅曾提出，“所以在现在的教育不平等的社会里，仍当有种种难易不同的文艺，以应各种程度的读者之需。”其实，左翼文学在实施过程中未必有这么高的理论高度，但在事实上却不谋而合。从蒋光慈的“***加恋爱”小说到茅盾的社会分析小说，再到萧红和萧***等的奴隶丛书，的确从不同层次上满足了大众的需要。左翼文学的“分众化”在某种程度上不是推广文艺，而是争夺话语权力的一种策略。如果说左翼文学与的民族主义文艺***策的斗争是一种***治性争斗的话，那么，在雅文学和俗文学一方，左翼文学是在争夺文学场的领导权。如果说雅文学的生产者是在辛勤的耕耘着自己的园地，固守的是一种“象征资本”的积累，通俗文学却抓住市民阶层，固守的是“市场资本”。左翼文学坚守的却是救亡的“权力资本”。而这“权力资本”既指左翼文学领导文学场的权力，也含有民族生存的权力。左翼文学有明显的功利性,讲求市场的流通性。所以左翼文学中有很多的“***恋爱”的模式，因为在当时，这种故事是很吸引人的。这在某种程度上具有“文学工厂”生产方式的性质。
由于特殊的社会环境，三十年代的文学场中左翼文学经历了从诞生到与京派和海派对峙，及渐渐成为主流话语的过程。但是，文学场犹如一个矛盾斗争的两方面，左翼文学是不可能一网打尽天下英雄的。林语堂“性灵文学”的风行，林徽因和朱光潜文艺沙龙的兴盛，以及上海的“穆时英效应”，张恨水的通俗言情小说，顾明道、还珠楼主武侠小说的畅销都说明了三十年代文学场的热闹。而且按照布迪厄的文学理论，文学场的冲突越深愈能体现出文学的***性。这时左翼文学还没有强有力的国家***权作为依撑，不可能用强制性的手段促成文学的“一体化”（这种“一体化”在建国后推行并在期间达到极致）。被左翼文学称为“封建余孽”的京派和“洋场恶少”的海派在三十年代的文学场中不以左翼文学的意志为转移的茁壮成长。
“救国救民”“抗战”成为左翼文学的旨归，实际上他们也是这样做的。左翼文学在三十年代的文学场中出尽风头，把左翼文学比作唤醒民众的精神食粮是不过分的。可是从文学场的长久来看，输赢并不以此为依据。布迪厄提出过“输者为赢”的理论。保守、不***的京派文学、资本主义“恶瘤”的海派文学建国后被冷落，布满灰尘，成为“毒草”。但是，一时的冷遇并不代表永久的冷宫。近年来的胡适热、沈从文热、周作人热、林徽因热、张爱玲热、胡兰成热，他们的作品一版再版都说明了这一点。但也不是说左翼文学悄然退出历史的舞台，正如三十年代的国情决定了左翼文学的诞生、繁荣一样，中国现在的环境影响了当下文坛的流向。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谁也不会怀疑中国正走在民主自由的康庄大道上，但不同于完全的市场经济。
如果说三十年代文学场中诞生左翼文学是时代的召唤，那么，左翼文学在文学场中渐渐占到突出的位置是与自身的努力分不开的。三十年代文学场中左翼文学与以京派为代表的纯文学和以海派为代表的俗文学的斗争已渐去渐远。种种复杂的情势也非我们这些非亲历的人所能完全想象。但今天文学场中纯文学与俗文学的斗争却是更行更远更生。作为左翼文学余绪的改革文学所处的文学场环境更为复杂。研究过去的文学是为了更好的了解当下的文学，任何一种文学流派都不能一统文学场。“我们时时都能从中国大陆当前的改革文学中依然感受到茅盾文学模式的存在，我们也能从汪曾祺的复出，从寻根文化小说的一度盛行，感受到京派文学生命的存在。而商业文学市场的冲击，通俗文学对纯文学的压力，又一再地提醒我们，海派就在身边”。这也许就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现实版吧！
张 隆：青岛大学文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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