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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古很古的时候（传说似乎不注重年代的准确性），这原上出现过一只白色的鹿，白毛白腿白碲，那鹿角更是莹亮剔透的白。
《白鹿原》写出了中国社会复杂的阶级关系、阶级意识和阶级斗争，但它又超越了传统的阶级分析的窠臼，写出了生活与人性的复杂，具有“史诗”的意义。
《白鹿原》所描写的生活在时间跨度上由晚清至新中国建立大约50年。这50年是中国近代历史上最为曲折的岁月之一。中国社会在这期间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社会的各种矛盾和斗争之复杂、之剧烈都是空前的。在这此矛盾和斗争中，阶级矛盾和斗争无疑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但非常可贵的是，作者并没有把阶级斗争简单化、绝对化，而是把阶级斗争放在民族历史文化的大环境之中，反映出各种矛盾和斗争的纠葛，斗争也不仅仅围绕着阶级阵营而展开，更多地是围绕着诸如生存、权力、财产、荣誉、道德、理想等展开的，这些内容可以归结为人性与文化的范畴，有着更丰富的内涵。
《白鹿原》所着力揭示的“民族秘史”，就是民族文化渊源的水下冰山。而“仁义白鹿村”恰恰带有浓郁的“礼义之邦”的象征意味。对白、鹿家族来说，“仁义”、“耕读传家”、“学为好人”的家庭纲纪，不仅是白嘉轩的人生信条和立身行事之本，更是其家庭存在和延续的生命力之源，一种生生不息的“本分”精神意志；作家也是把它作为我们民族文化精神特性的集中体现而予以正面张扬的。
小说对民族传统文化精义的叙述和张扬，主要是通过对一种文化人格的塑造来完成的。这种文化人格的具体化、对象化的过程，就是白嘉轩、朱先生等形象性格逐渐清晰浮现的过程。也可以说，作家在对这些艺术对象的精神世界的揭秘和描述中，充溢着一种对圣贤文化及其圣贤文化所造就的理想人格的景仰和向往。
朱先生是传统文化精华的集中体现者。他能清醒地对自己进行角色定位，以传承文明、拯治精神、安顿灵魂为己任，拒绝为官。因此，讲学、治学便成了他生命的主旋律。饱受儒家文化浸染的朱先生推崇的是“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等信条，所以他又关心着白鹿书院以外的风风雨雨，关注着百姓生灵的疾苦盛衰。于是，在他的生命历程中，便有了只身却敌、禁种鸦片、赈济灾民等壮举。他那博大而磊落的胸襟和“铁肩担道义”式的豪气令人感佩不已。人，当他想着完成心中的大事以了却心愿实现理想的时候，他就会把个人的利益乃至生命置之度外，无私而后无畏，无畏而后无挡，无挡而后成事，成事而后显示人格力量，强大的人格力量又支撑了光彩夺目的形象。朱先生一生所完成的大小业绩还充分体现了他的睿智和开明。不相信迷信，却能“算卦”，而“算卦”背后却是在总揽大局下依照具体情况作客观分析和准确判断。他对剪发、放足的赞赏态度则冲出了传统文化的束缚，散发着开明思想、创新思想的芬芳，全然清除了陈腐之气。他宁可栖身白鹿书院而不愿混迹官场，一方面体现了他异常高洁的品行，扬弃了儒家文化所倡导的“读书做官”的世俗信条；另一方面又与自我选择、自我定位、自我实现等颇具现代意味的观念息息相通。面对白孝文和鹿兆鹏的你死我活、国共两***及其***内的“窝里斗”，朱先生几乎是束手无策，内心充斥着无奈和悲凉，深感读书人的力量之微薄。所以在他的晚年，曾对黑娃说：我都不读书了，你还读什么书？能把读到的十分之一用到实际中去就很不错了。在朱先生临近生命终点时，把老伴喊成妈。这貌似不经意的轻轻一笔，透出了却是彻骨的悲凉。作者实对朱先生似乎也满怀沉醉和赞赏之情，所以小说对朱先生的“仙逝”作了真切而具体的描述。显然，作者把朱先生当成了白鹿的化身。
而白嘉轩人格精神的完善，就是首先得益于圣贤文化义理的洗礼。他曾有过难称仁义之举的行为（如为了得到梦中的风水坟地而让鹿家父子及所有当事人都落人他的圈套），也做过难配“学为好人”之名的事情（如与鹿家为了六分水地而打斗诉讼），但在官赐“仁义白鹿村”之碑之后，更得“圣人”朱先生“为富思仁兼重义”的点拨，从而促成了白嘉轩人格精神的完善化。他修词堂，建学堂，广施教化，营造白鹿村“友好和谐欢乐的气氛”；为了乡民利益而主谋鸡毛传贴，“交农”抗税；惩罚鸦片烟鬼和赌徒，整肃族规纲纪；大旱求雨而甘当“马角”等。正是由于白嘉轩谨遵“耕读传家”、“学为好人”的文化信念，使得他即使在急剧动荡的年月也能充分表现出自信、自尊、务实的精神风貌。比如他虽是“风搅雪”的受害者，但决不参与复仇行动，反而为农协会员们求情；尤其在家庭冲突、派系复仇愈演愈烈之时，这种文化人格更显示出其独有的价值和辉煌：他不为利禄官位所诱惑，不为强权暴***所屈服，不被他人飞短流长所左右，不随***治风向而摇摆。白嘉轩的正气和大义，来自于他的文化人格意志；其理想文化人格的形成，基于深厚的民族传统文化的土壤。作品通过白嘉轩这样一个文化人格理想的化身和楷模，完成了探究民族秘史、透视传统文化神髓的创作意***。
传统文化精髓对理想人格的塑造，同样反映在家庭后辈乃至不肖子孙身上。具有典型意义的例子是黑娃。他在结束了自己的土匪生涯后，虔诚拜师念书，“求学问为修身为做人”。由此，“黑娃真正开始了自觉的脱胎换骨的修身，几乎残忍地摈弃了原来的一切坏习气，强硬地迫使自己接受并养成一个好人所应具备的素质，中国古代先圣先贤们的镂骨铭心的哲理，一层一层自外至里陶冶着这个桀骜不驯的土匪胚子”。在这里，小说以对黑娃修身做人、脱胎换骨的画龙点睛般的书写，树起了一座“圣贤文化神话”的纪念碑。
这种表达深深打上了当时社会文化思潮的烙印，带有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过分的美化。但《白鹿原》的确在艺术上达到了相当的成就，一定程度上遮盖了思想上的一厢情愿。
《白鹿原》通过象征艺术手段的运用，造成所反映的事物在内涵上的某种不确定性和表达上的含蓄化，从而给读者带来感觉上的多义性、丰富性，小说中的“白鹿”就是一个支撑全书构思和点明全书义旨的具有象征意味和隐喻性质的意象。在这个美丽的传说中，实际上寄托了作者自己的审美理想。白鹿是中国传统农耕文化理想的象征。仿佛只是一个动人的传说，却又实实在在是白鹿原人祖祖辈辈的精神寄托和世世代代的生命企盼。白鹿，是白鹿原的创世主，是白鹿原的精魂，更是白鹿原人“命运”的主宰，永恒的梦。传统的农耕文化理想就是中国农业社会的传统理想，就是农民的以土地为依托的“桃花源”式的传统理想。
作者在小说中通过几个具有典型意义的人物形象，着意颂扬了一种独特的、体现了优秀民族传统的人格精神，而“白鹿”就是这种崇高人格和文化精粹的化身。朱先生清高儒雅，洞察时世，预言未来，他身上渗透了中国传统文化，一身的仙风傲骨；白灵天真、纯朴，圣洁无比，他们似乎都是白鹿的化身。与白鹿相对的另一个象征意象“白狼”，则是非人道的、劣根性的象征，它还代表着***、灾难、凶象和死亡。无论白鹿和白狼，小说都是以虚幻、诡秘、荒诞的形式表现出来的，只存在于人们的传说或幻象中，是人们主观感情的“客观对应物”，因而只能是一个象征的符号。
“白鹿”具有超越现实的能力，上升到一种神灵化的精神境界，因此，在小说里，它体现了“神灵崇拜”的神话意识。《白鹿原》也包含了一定的英雄崇拜的神话意识。“白鹿”这个神话意象，在一定意义上隐喻了英雄崇拜的情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