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文网摘要：《诗经・邶风・谷风》与《美狄亚》是“痴心女子负心汉”这类文学题材的代表作品。它们描述了古代女性的相同困境，受到社会与文化的双重压迫，但是她们的应对方式却有很大的差异，表现出怨而不怒式的阴柔之美和轰轰烈烈式的阳刚之美。这主要是由于中西文化背景的不同。
关键词：谷风 美狄亚 弃妇
美满的婚姻是每一个人都渴望的。对于生死不渝的爱情的追求，原本是实现美满婚姻的第一步。然而，在生活中，爱情的得来总是那么艰难，而婚变和情变，却往往是那么容易发生，所以“痴心女子负心汉”的事件作为古今中外文学中最引人注目的文学题材之一，赢得了古今中外无数骚人才子同情的叹息。《诗经・邶风・谷风》与《美狄亚》就是“痴心女子负心汉”这类文学题材的代表作品。它们描述了古代女性的相同困境，受到社会与文化的双重压迫，但是她们的应对方式却有很大的差异，这主要是由于中西文化背景的不同。
相同的女性困境：社会与文化的双重压迫
《诗经・邶风・谷风》是一首典型的弃妇诗。通过女主人公的自叙，我们可以感觉到女主人公和丈夫的结合，仍是有一定的爱情基础的。尽管丈夫可能仅仅是迷恋着她的美丽，或者还加上她的能干，而她对丈夫却是真情实意。她在夫家穷困之时嫁过来，与丈夫艰难地缔造这个贫穷的家。“既生既育，比予于毒”，日子稍微好过，他却变了脸，另有新欢。但她忍受着丈夫的冷脸相待，即使是丈夫翻脸相向，动辄挑起家庭纠纷，要遗弃她的时候，她还是动之以情，晓之以理，表明自己的一片忠心，力***劝说他回心转意。诗用泾浊渭清作比，径水浊，是因为和渭水相比较，如果泾水止而不流，也会是清的。言外之意，是说自己并非不美，在容颜上也不见得比新妇差到哪儿去，只是丈夫迷恋新婚宴尔的美人，再也不愿接近故妇罢了。“采葑采菲，无以下体”，婉言劝说丈夫不能只看颜色不重心灵，固执地留恋着对丈夫旧情。当她得知丈夫完全绝情，爱情已成覆水时，她仍未对丈夫的绝情予以正面的谴责，更多的是责备。
对于家中艰苦繁重的劳作，她尽力承担，任劳任怨，对丈夫在感情上的故意冷淡和折磨一再忍让，甚至在丈夫已迎新人门，使她处在无可忍受的屈辱之中时，她还力争丈夫改变主意：当她已遭遗弃，不得不回娘家时，仍然希望丈夫能来送行，哪怕是送出大门，“不远伊迩，薄送我畿”。
而女主人公的丈夫却是一个以色取人、冷酷无情的奸邪之徒。当他处在贫困之时，他看上了美丽善良、温柔多情而又能干的女主人公。骗取了她对他的爱情。即使在那时，他也不过把她当做过冬的干菜，冬天一过，他便过河拆桥，又迷恋上了在他看来更美丽漂亮的新人。为了达到遗弃妻子的目的。他无故掀起夫妻间纠纷，从开头“习习谷风，以阴以雨”的比兴中，可以感到他阴沉沉的脸色和怒气冲冲的态度。他不昕妻子哀哀劝说，反用各种卑鄙残忍的手段从身体上和感情上折磨妻子。
女主人公的悲苦遭遇是由当时的社会和文化背景所造成的。依照儒家伦理，“夫者妻之天”，要求妻子对丈夫绝对的顺从；男子可以三妻四妾，无须情爱专一，而女子却必须“从一而终”。对于礼教社会中生活的女性来说，她们一旦被休弃，不仅意味名誉扫地，无颜于世，而且还因使她的家族蒙耻而怀有深深的负罪感。这负罪的恐惧使得她们更加痴心地忠实于丈夫，恪守妇道，以获取自己的婚姻依附地位。
《美狄亚》中的女主人公美狄亚这一女性形象最早见于古希腊神话“伊阿宋盗取金羊毛”的故事，欧里庇得斯借用这一神话倾注现实内容，将其演绎成一部激魂荡魄的复仇悲剧。美狄亚是拥有金羊毛并把金羊毛视为国家荣誉的科尔喀斯国的公主，伊阿宋则是前来夺取金羊毛以便夺回被叔父抢占的王位的伊俄尔科斯国的王子。实际上，夺取金羊毛是一件非常危险的事情，很可能有去无回。而多情的美狄亚公主对伊阿宋一见倾心，爱上了这位王子。于是不惜背叛自己的父亲和祖国，屡次帮助伊阿宋挫败父亲的阴谋，杀死了看守金羊毛的蟒蛇，带着金羊毛随伊阿宋乘船外逃。而她所做的这一切得到的回报，就是伊阿宋决定娶她为妻，并发誓要永远保护她。这就是《美狄亚》一剧发生的基本背景。而在欧里庇得斯的悲剧中，故事是从美狄亚被抛弃而陷入悲愤欲绝的境地开场。为了爱情，美狄亚背叛了自己的祖国，杀害了自己的弟弟，来到异邦科任托斯，和伊阿宋结婚，生儿育女。然而为了王位继承权，伊阿宋背叛了自己的誓言，抛弃了美狄亚，准备与科任托斯国公主成婚。为了爱而抛弃家庭和祖国的美狄亚，却被所爱的人抛弃了。无情的现实击碎了她的幻想，美狄亚突然被逼到生命的绝境，她失去了家庭的港湾，无家可归。“我家里的人都恨我；至于那些我不应伤害的人也为了你的缘故，变成了我的仇人。”同时，她又面临着被驱逐出境的危险，她孤立无援，悔恨交加，痛不欲生，悲叹道：“在一切有理智、有灵性的生物当中，我们女子是最不幸的。”
女子的不幸是有深刻社会原因的。女性文明的衰落，女人社会地位的下降，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恩格斯说过：“神话中女神的地位表明，在更早的时期妇女还是享有比较自由和比较受尊敬的地位。”可是希腊的文学已属于父系社会的文学，即使是神话也已经打上了父权时代的烙印。在当时，希腊经过土地立法、私有财产的发展使家庭制度巩固下来，婚姻逐渐固定为一夫一妻制，正在向以男性为中心的社会发展，妇女的地位比较低下。雅典妇女必须恪守妇道，甚至被禁锢在闺阁中，只有在女奴或某个亲人的陪伴下才能上街。一般来说，她们不能参加公共生活，没有享受***治权利的资格，“没有决定自己的婚姻和选择自己的丈夫的权利”。但男子却被赋予了许多权利，他们可以追逐自己的理想，可以有自己***的意志与行动，可以有外室，可以重婚，不受任何法律或道德力量的约束。正如恩格斯所说：“一妻制从一开始就有了它的特殊性质，使它成了只是对妇女而不是对男子的一夫一妻制。”
《荷马史诗》中也已表现出了妻子是丈夫的私有财产，必须维护丈夫特权的社会现实。欧里庇得斯在他的另一部悲剧《厄勒克特拉》中写道：“头脑健全的妻子应该时时服从丈夫，谁不这样，我就不把她考虑在内。”这是剧中由妇女组成的包括女主人公在内的合唱队的歌词，可见男权意识已深入人心，也深入包括女性自己的意识深层。美狄亚的智慧与才识远远超过一般人，凭着自己的力量完全可以在社会中占据一定的地位，但她自觉认同并接受了父权观念下的女性社会角色。她“事事都顺从她的丈夫”，“不同丈夫争吵”，她把自己一生的幸福都寄挂在丈夫身上，完全失去了自我的***性。如果“我们的丈夫接受婚姻的羁绊，那么我们的生活便是可羡的；要不然，我们还是死了的好”。她反抗的并不是父系社会制度，而是父系社会的不合理的婚姻制度；她维护的度不是女性在社会中的平等地位，而是一个妻
子的名声。这种社会背景预示着妇女的生存处于极度的困境中，同时也表明她们反抗行动的艰巨性和非常态性，以及无法避免的悲剧结局。美狄亚的悲惨遭遇就属于这种情况。
不同的女性应对方式：怨而不怒式的阴柔之美和轰轰烈烈式的阳刚之美
面对相同的困境――丈夫的抛弃，作品中的女主人公采取了不同的应对方式，我们可以把它概括为怨而不怒式的阴柔之美和轰轰烈烈式的阳刚之美。这主要是由于中西文化背景的不同。
西方文化是一种在剧烈的斗争中发展进步的文化。它自从古希腊开始就有海洋文化和商业文化的特征：崇尚个性和自由，富于冒险和开拓；具有批判精神、怀疑态度和否定勇气，充满了一种刚性。西方文化的发展史就是一段持续的毁灭和新生的历史。西方文化的性质决定了促进文化成长的西方悲剧意识的形态。而建立在农业社会和血缘宗族制度上的中国文化是一种内陆型的、保存型的文化，显现为一种柔性、一种韧性。
《诗经・邶风・谷风》中的女子在被抛弃之后，尽管很痛心，但却极其冷静，对男子没有任何过激行为，更谈不上报复行为，“黾勉同心，不宜有怒”，“德音莫违，及尔同死”。这正与儒家诗教相吻合。
儒家诗教主张诗贵温柔敦厚，所谓温柔敦厚，就是说诗歌表达思想感情要合乎“正”、“和”之节度，做到“无邪”，不背礼，即体现“礼”的分寸规范。《论语・阳货》里记载了孔子讲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朱熹为《论语》作注：“怨而不怒。”“怒”有违于礼，所谓“发乎情，止乎礼义”。所以诗可以表达怨情，但不可以过分。
这种文学观是儒家中庸哲学在文学上的反映。儒家哲学提倡中庸之道，即所谓中和而不失其正。孔子就说过：“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论语・雍也》)意思是中庸应该是至高无上的道德。儒家经典《中庸》天命章中也写道：“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大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意思是达到中和状态，宇宙万物和人类社会便各安其位、各得其所了。而要达到“和”的理想，其根本途径在于保持“中”道。“中”指事物的度，即不偏不倚，既不过度，也不要不及；此外，“中”也指对待事物的态度，既不“狂”，也不“狷”。而“中”，又是以“礼”为原则的。《诗经・邶风・谷风》中的女主人公对丈夫的怨恨之情以及对爱情失望的感叹是发乎情，但她受儒家传统思想的影响，不会进一步发展成对丈夫的报复甚至对社会的报复。
古希腊民族的宗法伦理观念相对较弱。从氏族社会过渡到奴隶社会，古希腊氏族血缘关系因移民、战争、贩卖等活动被严重摧毁，那一时期新旧伦理的冲突异常强烈，所以才有美狄亚杀子这样血淋淋的血亲仇杀艺术的产生。他们更强调对“人”的重视，认为人作为主体应处在高于自然与社会的位置上，注重人对自然与社会的征服和改造。“重视个体的人的价值的实现，强调人在自己的对立物――自然与社会――面前的主观能动性，崇尚人的智慧，是古希腊文化的本质特征。”在这种文化土壤中孕育出的西方文学，它的主流即呈现出张扬个性、放纵原欲、肯定个体生命价值的特征。所以，美狄亚这一艺术形象以其敢爱敢恨的个性、孤注一掷的气魄和她强烈的抗争意识而得到人们的欣赏，在她的身上没有道德伦理的限制与束缚，有的只是使人震惊、叹服的“人”的生命之美。在她选择以杀戮作为复仇方式的同时，她的个体价值也得到了最大限度的张扬。
总而言之，《诗经・邶风・卒风》与《美狄亚》中的主人公都遭遇了相同的困境，受到社会与文化的双重压迫，但是她们的应对方式却有很大的差异，这主要是由于中西文化背景的不同。
编校：董方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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