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文网一位土里土气的小胖墩下榻在多宝格里，它长着三条肥胖的腹足，两只不大的耳，最突出的是那张朝天的饕餮大口，似乎向每个看它的人传道：“民以食为天！”此公名曰鬲（lì），是笔者收藏的我国最古老的陶制炊煮器具之一。别看它土头土脑，一脸憨气，却是中国独有、血统纯正的本土“居民”。更为可贵的是，它那腹足中装满了古老的故事。也许，我们要重新审视自己的远古文明史，还得虚心求教于此类“土老帽儿”呢。
通常说，中国同巴比伦、埃及和印度一样，是具有五千年历史的文明古国。但是按照历史编年，中国实际上只有商周以后四千年文明史的考古证明。司马迁《史记・五帝本纪》所记载的商代以前的历史，由于缺乏确切的考古资料，始终是一些传说。而其他文明古国早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就有了五千年前后的文字、城廓、金属等考古发现。从考古角度看，中华文明史似乎比人家少了一千年。
中国历史自公元前841年起，有文字记载的编年史就没有断过。三四千年前的商代文明成果出土不少，那是无与伦比的，特别是发达的青铜冶炼技术，其质地、形状、花纹，堪称上古文明世界中很了不起的成就。然而如果说这就是中华民族的起源，就像传说中的老子一样，一生下来就长着白胡子，那当然是不可能的事。
于是，又有人提出了中国文明西来说。认为中国文明是从近东中亚的两河流域文明学来的。但是考证的结果却使此论不攻自破：考古发现，中国商代青铜器铸造用的是复合范（模子），而西方文明古国（包括印度）用的却是失蜡法，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传统。而且殷商玉石雕刻在同期也是独一份，它又是从哪家学来的呢？
其实，学者们早在上个世纪30年代就已经追溯中国文化的源头问题。但是，论证需要证据，科学需要实事求是，我们不能用虚幻的传说或者概念化的仰韶文化、龙山文化来把商以前的一千多年填充起来凑个“五千年文明”吧。于是人们心中在呼唤，中国五千年文明的证据在哪里？证据当然会有。有趣的是，我们所举的证据却是中国饮食文化中的一种很不起眼的土陶器――鬲。就是在它和它的伙伴身上，破解出中国远古文明的“天书”。
提起鬲来，我国古籍中曾有明确记载：“鲁有俭者，瓦鬲煮食，食之而美，盛之土■之器，以进孔子。孔子受之，欢然而悦，如受太牢之馈。弟子曰：‘瓦■陋器也，煮食薄膳也，而先生何喜如此乎？’孔子曰：‘吾闻好谏者思其君；食美者念其亲。吾非以馔为厚也，以其食美而思我亲也。’”（《说苑・反质》）这一故事说明了在孔子时代，至少在山东，瓦鬲还流行着。那么，鬲是一种什么东西呢？
原来，鬲是一种陶制的炊煮器具。人类可以一日无食，不可一日无水。水是人类最重要的饮料，也是进行食物加工，饲养牲畜所不可缺少的。人类曾经有过一个时期没有任何汲水工具，而是以嘴直接在水面喝水或者双手捞水喝，还用过葫芦淘水。从出土文物看，史前很多地方都用过陶制尖底瓶。瓶的形状多样，但基本特点是小口、突腹、尖底，偏上有双耳，重心在耳上。使用时，一提绳子，重心前倾，口朝下，便于汲水。水半满时，重心下垂，瓶立，又进水使瓶满，这时重心又在上部，易倾斜，出水，可倒出（尖底瓶用在江河泉中汲水，在井中汲水用陶罐）。尖底瓶可以汲水，但不可以煮水，而且也放置不平稳，于是人们便将三个尖底瓶捏在一起制成了陶鬲。陶鬲的三个腹足站立很稳，里面可以贮水，架上干柴又可以煮水，非常实用，是当时生活中的必需器具。
鬲出现在新石器时期，陶制，三足，内空。商前期者无耳，后期口沿上出现了两直耳。西周前期高领短足，常有附耳。西周后期至春秋的鬲大多为折沿，折足，弧裆，无耳，有的腹部饰以扉棱。由于陶鬲易碎，商至春秋时期出现了铜鬲。鬲的三足接触火面积大，炊煮快。很适于煮水和煮大块的肉。但以其煮粥却是不行的，因为三足内空，既不利于搅拌，又容易沉底，产生焦糊。于是，后来空足日趋缩小，甚至取消了空足，变成了陶釜（圆底）与陶罐（平底）。在陶釜或陶罐下安上三个足，就成了鼎。我国在裴李岗文化、长江下游崧泽文化、西安半坡仰韶文化、安徽宿松黄善嘴遗址都出土有陶鼎。可以看出鼎的来源（之一）是在原来炊具下安了三足。
陶鬲可以煮水、煮肉，陶罐、陶釜、陶鼎可以煮水、煮大米、小米，也可以掺菜煮粥，但都不适于蒸米饭。为了蒸米饭，必须解决一个问题，即在炊具底部贮水而把食物架于水面之上，利用蒸汽把食物蒸熟，于是人们就发明了陶甑（zèng）。在裴李岗文化、仰韶文化和大汶口文化已经普遍使用陶甑。甑相当于现代的蒸锅，开始是单用，后来便和鬲合用。上部为甑，下部为鬲，置水，中间加隔，同时可蒸两种食物。在商和西周时，甑、鬲铸为一体，名曰■（yǎn），其具圆形，侈口（口沿外撇）有两直耳。春秋战国时，甑、鬲可以分合，直耳变为两侧附耳。这一时期还出现了四足、两耳、方形等制形。
中华民族是个食草的民族，很早就会吃“粒食”。为此我们的先人发明了蒸饭的甑与■。就是这种在中国祖祖辈辈相袭，不论大人小孩都会的用水气蒸饭的方法，直到近代，西方人才将之用于生活炊煮。对于此项发明，我们并不以为然，倒是一位老外、科技史专家李约瑟先生却常常为我们打抱不平。他说：“西方的许多科学发明，只是为中国人的发现做了注释。”他以此来“使人们想起过去不幸被人忽视和不被承认的许多东西。”
1921年瑞典地质学家安特生发现仰韶村遗址之后，随之几乎跑遍了仰韶文化影响所及的边沿地区。他的全部学术活动归纳到一点，就是试***以仰韶文化为中心，探索中华文化起源问题。他认为，彩陶与中亚有关，而鼎与鬲则是中国古文化的特色。他以一个西方人的眼光，敏锐地意识到仰韶文化是中国文化的重要源头，并认识到其对中国古代文明的来源及在世界文明史上的地位，不可等闲视之。
然而，事情没有那么简单。虽然史学界称中国古文化为“鼎鬲文化”，但日本学者滨田耕的《鼎与鬲》中却认为鼎起源早于鬲。“鼎鬲不同源说”认为，鼎是由圜底器加三足，鬲是由三袋足结合而成的。鼎鬲都是有中国特色的器物，但差异很大。鬲最具有中国特色，世界各地都没有见过类似器物。而且，在中国古文化中，惟独它的存在特别普遍而长久，可以说是中华古文化的一种代表化石，对于追溯中华古文化和古文明的起源与流变具有特别的意义。
鬲起源于新石器时期的彩陶之后黑陶之前的四五千年间，消失在公元前4至5世纪之间。整个过程大约相当于中华古文明的一半的岁月。也就是说，鬲这位“老寿星”曾经见证了中华古文明史的前半段的漫长历程，比京剧人物八贤王赵德芳更有资格称为“千岁爷”。因而鬲有“学历”和资格向后代讲述中华上古文明史，我们也有幸能从鬲这位活化石的身上去解读中华上古文明史的密码。
要研究鬲，我们不得不求助于考古类型学。这是一门受生物分类学启发而产生的学科。它发端于收藏古物热。我国著名的考古学家苏秉琦先生一直致力于考古学普及化，主张从一种器物（如鬲）的不同演化轨道区分不同的类型，再在同类中寻找演化规律。根据这一方法，他提出了从出土的鬲中由纵向看它的发展谱系。
从仰韶文化小口尖底瓶构成袋足■（jiǎ）类器原始鬲龙山不招寨鬲殷周至战国斗鸡台矮脚鬲、杜伯鬲、小屯鬲等逐渐降低裆高，直到最后转化为折足而近釜的过程，即分为：A型袋足鬲，B型联裆鬲，C型折足鬲，D型矮足鬲。这样，我们就可分析出，在宝鸡地区瓦鬲已经显示出先周文化有两个来源，一是自西北而来的姬姓成分，一是关中土著的姜姓成分。周王朝时秦人已在陇西兴起，东迁宝鸡时带来了素面袋足鬲、屈肢葬和铁器等文化因素，因此，从鬲的密码解读中证明了商、周、秦是各有来源的。
苏先生认为，在中华民族活动的范围内，由鬲的演变可以看出地方文明程度的发展过程。在北方，由鬲的前期发展到战国时期的“燕式鬲”。在南方，活动于江汉平原的人们（包括荆楚）使用的鬲的形式始终没有脱离原型鬲（■）的基本结构。在东方，活动于黄河下游地区的人们，虽然使用多种袋足类器［■（guī）、■（hé）、■等］，但真正使用的鬲类器似非源于当地的老传统。在西方，有一类呈锐角裆的袋足鬲，似乎是活动于西辽河与海河水系地带的人们（包括商人）所走的道路，另一类圆形联裆鬲者则是以关中地区为中心的居民（包括周人）所走过的道路。从这些密码译出的鼎鬲不同源、商周不同源，就可以看出，中国远古文明史绝不会是从仰韶文化这一支脉的简单传承。
我们从大量的考古成果得知，遍布我国各地都有着旧石器时代的古人类活动遗迹，这些人类虽然还难以称之为民族，但他们却是后来形成我国多民族文化的源头。到了新石器时代（距今一万年）之后较早发现的是始自公元前6 000年至公元前5 000年左右的仰韶文化，包括半坡类型、庙底沟类型、西王村类型、大司空类型，以及与它在内涵上趋同的马家窑文化、齐家文化、的卡若文化。因此，多少年来人们一直把仰韶文化认为是华夏族的原始文化。其后，我国出土了距今6 000年被称为东夷文化的大汶口文化，其陶器上已经出现了汉字的源头――“***像文字”；又出土了距今7 000年的被称为古越文化的河姆渡文化，发现了大量人工栽培的稻谷。良渚文化出土了数万件玉器，在玉器的纹饰上出现了早期的傩形象与阴阳理念；又出土了距今6 000~7 000年的被称为东胡文化的红山文化；又出土了四川盆地的三星堆文化，以及更早的距今8 000年的江汉平原的彭头山文化等。这些新石器时代的遗址，不但在时间上与中原新石器时代相当或者更早，而且从某些方面来说，比中原新石器文化更先进。由此可见，中华民族的古文明绝不止于5 000年。而且，过去人们认为的中国文明是由黄河中游向外扩展的，黄河中游是中国古文明的摇篮等论断业已过时。至少我们现在已经得知，除黄河文明外，还有以河姆渡、良渚文化为代表的长江文明，东北的红山文化，江汉的彭头山文化与三星堆文化为代表的蜀文明等。
鬲的“天书”和考古实践告诉我们：中国文明的发生是多元的，这一点可以从几处典型地点的出土文明得以体现。比如中原的仰韶文化裂变为半坡、庙底沟两种类型，后者出现了双唇小口尖底瓶，这种瓶就是甲骨文中的“酉”字下加一横，即“奠”字，从生活用品而转为礼器性质。而仰韶文化的一个支系与辽西走廊的红山文化一个支系撞击产生了压印纹陶瓮罐。而陶寺殉葬文物中圆腹底■、鬲原型可追溯到内蒙古中南和冀西北，彩绘龙纹学自红山文化，扁陶壶系列的近亲是山东大汶口，俎刀则要和远在浙北的杭嘉湖去攀亲。而从江汉地区相当于商周的楚文化遗存中的楚式鬲却又自成一系，它是与殷式鬲、周式鬲平行发展的，它们之间既有平行共生关系，又可以在本地的原始文化中找到基因源头。这足以说明从鬲的身上反映出的多种文化融合又演变而产生的华夏文明火花。
华夏民族的起源，实际上就是一个多民族文化相互影响、相互融合的复杂过程。在远古时代，中国土地上就存在着三大民族集团，即东部沿海地区的夷人、北部草原地区的狄人，西部高原地区的羌人。古羌人活动在从渭河流域到黄河中游一带。郭沫若先生就认为，传说中的炎帝（神农氏）可能就是古羌人氏族部落的宗神。夷人和羌人的一些氏族部落活动在黄河流域，后来就融合为华夏族，黄帝才被奉为华夏始祖的。我们通过对夏、商、周三者在文化面貌上各具特征以及各有渊源和其发展序列这一基本情况，则已有了较为清晰的认识。对于中原地区来说，夏商周都是“外来户”。先周与西部有关，夏来自祖国的东南，商人的老家则在东北。所以把黄河中游以汾、渭、伊、洛流域作为中心的地域，称作中华民族的摇篮其实并不确切，如果把它称为是在中华民族形成过程中起过最重要的凝聚作用的一个大熔炉，可能更为符合历史的真实。
从原始陶器的朦胧古朴到商周青铜的飘逸遒劲；从秦砖汉瓦的粗犷沉雄到唐彩宋瓷的绚丽浪漫。我们的祖先给后人留下了如此之多的宝藏。特别是那气魄宏放的大汉雄风，对后世的影响更为深远。在汉墓中虽然没有了鬲，但是陶井、陶灶、陶仓等却大量出土。一切都是以黄土合着水，又经过火的烧炼而制成的农家器物，直到两千年后的今天其式样仍然让人们那样熟悉，但它确又传递着古久。这正是中华文明不断延续的奇特生命力。当近代农民扶着和汉代略同的犁，住着和汉代略同的农舍，吃着和汉代略同的饭食时，我们不能不思考“汉代给我们留下了什么？”这样一个问题。在汉时，思想文化上高度一致，最终形成了汉民族的生活方式、习俗到作为指导思想的儒家学说，从人种上说，华夏族和戎、狄、胡、巴、蜀、夜郎、蛮等多个民族或部落混血融合成汉民族，并称自己为汉人，最终形成了以汉族为主体的包括五十六个民族的中华民族大家庭。自古以来，大汉雄风已经深深地融入了中华民族的骨髓，成为中国人难以磨灭的精神气质。
中国人没有上帝，只有祖宗。人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天人合一。在中华民族这个大家园中最值得珍视的是多民族共同创造的锦绣中华，最值得骄傲的是多民族热爱家园热土的民族凝聚力。
尽管鬲是用泥土合着水烧成的，但它气度非凡，没有丝毫猥琐之态。它的土头土脸记录了岁月沧桑的秘密，见证了时代脉搏的律动，蕴含着深邃的人文哲理，体现了炎黄子孙的尊严与顽强的生存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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