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文网【新闻背景】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为永霸“满洲”,从国内招募了10多万贫民组成开拓团,到中国东北落户屯田。日本战败后,2808名日本孩子被遗弃在中国,成为孤儿。当时,一些处境仍然艰难的中国人收容了这些孩子,将他们养育成人,这就是日本残留孤儿。他们在中国完成了社会化过程,在某种文化意义上,他们已经成了“中国人”。
“日本遗孤”是一个人数不多的群体,他们的故事折射了历史,折射了时代变迁,折射了人性的光辉与扭曲。
被生母弃在牡丹江
池田澄江的父亲是原驻扎在中国东北的日本***人,1945年日本投降后,被苏联红***带到了西伯利亚。池田澄江的母亲只好带着5个女儿逃难,后来到了位于黑龙江省牡丹江市的日本难民收养所。
一路上备受煎熬的母亲早已没了奶水,收养所里也没有10个月大的池田澄江能吃的东西,母亲只好背着她在牡丹江的大街小巷求救,一对李姓和王姓的夫妻收下了小池田,后来又介绍给了一对没有孩子的徐姓夫妇收养,并给她起名徐明。
由于大家都知道她是被抱养来的日本孩子,幼时的徐明经历了一段被人歧视的日子,每次出去玩,她都被其他孩子叫做“小日本鬼子”,而她当时还不知道“小日本鬼子”是啥意思。
7岁上小学后,学校里组织看电影《地道战》,当看到电影里的日本兵烧杀劫掠时,孩子们对日本兵的仇恨转嫁到徐明的身上,开始有人喊起了“打倒日本”,还有人指着小徐明说她就是日本鬼子,小徐明吓得躲到凳子底下哭。老师从凳子底下把她拉了出来,并教育其他孩子,坏事都是大人们干的,和小孩无关。老师的爱让徐明感到了前所未有的温暖。
童年生活,养父母对她呵护备至
在池田澄江的记忆中,虽然童年生活异常艰难,但养母却给予了她超乎寻常的母爱。
由于做买卖的养父亏了钱,每到过年过节,会有很多讨债的人找上门,养父还因为做黑帮工两次被抓,家里就剩下孤儿寡母相依为命。为了活下去,养母每天早出晚归,凌晨三点就起床排队进冰棍卖,而这对于连路都走不稳的小脚女人来说特别艰难。
但是,池田澄江回忆起儿时的生活,仍然带着一点幸福的感动:“到了过年的时候,其他孩子又有新衣服又有新玩具,我什么都没有,养母为了尽量让我高兴,就把结婚时穿的小棉袄从锁着的箱底里拿出来改了给我穿,我长大一点就放开一点。”
养父也为徐明的健康倾注了心血:她刚被收养时,患眼病几近失明,养父背着她到处求治,终于使她的眼睛复明。徐明渐渐长大,养父母还费尽千辛万苦,供她上完牡丹江师范学院,而徐明也如愿成为了一名教师,被分配到了山沟里的一个小学,一待就是十年。在那里,她和一个在伐木场开拖拉机的工人结婚。中日建交后,徐明回到了牡丹江城里的林业学校工作。
人到中年,回日本寻亲一波三折
1978年8月《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签订后,中日两国***府经过多次研究协商,决定从1981年开始,由两国***府有关部门负责,分期分批地组织在华日本遗孤赴日寻亲。而徐明也开始积极为寻找自己的亲人而努力,并多次给公安局和日本大使馆写信寻求帮助。
1980年的一天,徐明的寻亲之路有了转机――她接到牡丹江市公安局的电话,让她下班后去见一个日本访华团。不会日语的她用手语和日本人交流,还把自己的情况用中文写成信,交给一个随团的记者。记者回国后报道了她的故事,一位寻找遗弃在牡丹江的女儿的日本老人看到报道后写信和她联系,在经过十多次通信并确定血型符合条件后,这名家在北海道的老人认定徐明就是她的女儿。
徐明回忆说,那时特别激动:“终于找到家了,从小困扰我的身世问题终于可以知道了,我特别兴奋,恨不得马上就飞到日本去。”
可养母却舍不得她走:“我们都是70岁的人了,就这么一个女儿,她回日本了,我们怎么活啊?”养父劝养母放下不舍:“这孩子背井离乡几十年,能不想家吗?她的亲爹亲娘也想她啊。你死拦着,能对得起孩子?”
1981年7月24日,徐明踏上回日本寻亲之路,同行的还有徐明的三个孩子,最大的11岁,最小的6岁。
然而,到日本后,事情却起了意想不到的变化。3个月后,DNA鉴定结果出来,徐明并不是那位日本老人的女儿,老人变脸撵她出门,但倔强的徐明却不想因此回到中国。
后来,徐明找到了领事馆,在领事馆和其他华人的帮助下,徐明和三个孩子来到东京,最终免于流落街头。东京的报社把徐明的遭遇报道出来,“徐明事件”迅速成为当时轰动日本的热点新闻,甚至还有热心人组织了“徐明支援会”。
樱花共同法律事务所的律师帮助她拿起了法律武器。在找了多个机构证明其是日本人后,法院经过五个月的裁判,最终在她还没有找到亲人的情况下,承认她是日本的残留孤儿。最终,徐明在1987年2月3日正式得到了日本国籍,成为残留孤儿恢复国籍活动中第一个得到国籍的残留孤儿。
年过五旬,偶遇亲姐终于找到亲人
费尽辛苦取得国籍后,徐明给自己取了个日本名字――今村明子,“今村”是一个曾经帮助过她的日本人的姓,而“明”是为了纪念在中国的难忘岁月。
然而,如何在日本生存下去,是今村明子面临的又一个难题――不会日语,举目无亲,还有三个年幼的孩子要抚养。
后来,她找到帮她办国籍的律师,好心的律师把她介绍到法律事务所试用。在这期间,她任劳任怨的付出感动了所有人,并最终在1989年成为正式员工,法律事务所还把为其他日本遗孤办国籍的业务交给了她。
学会了日语,找到了工作,但今村明子一直没有忘记寻找自己的亲人。
1994年的一个星期天,她在一家咖啡馆偶然和一个日本老太太聊了起来。老太太说,她有个妹妹留在了中国,同样也在牡丹江。说着说着,今村明子发现自己和老太太妹妹的相似点越来越多。最后,老太太让她把当时她家的地***画出来,她就画了牡丹江车站、难民收养所和当时的一些主要道路,当画到最初收养她的李家时,老太太站起来说,你就是我的妹妹。
最后,今村明子和老太太去进行了DNA化验,结果证明,她们是亲姐妹。
1996年8月,在经过长时间的等待后,52岁的今村明子终于找到了自己的家――在池田家的户口本上,这个最小的妹妹的户口还一直保留着,池田澄江的名字也是父母在50多年前早就已经取好的,只不过注明已经死亡。
今村明子的名字变回了“池田澄江”。
退休之后,代表二千遗孤赴华谢恩
2009年10月,池田澄江从供职多年的律师事务所退休,担任起非营利组织“中国归国者日中友好会”的理事长,这一组织旨在为返回日本的遗孤们营造一种大家庭的气氛,并为促进中日友谊开展活动。
2009年11月8日,池田澄江作为团长的“日本遗孤感谢中国人民养育之恩访华团”踏上了中国的土地。以往也有日本遗孤到中国谢恩,但都是零星成行,这次则是规模最大的一次。
“我们是在战争中和亲人离别的战争遗孤,是善良的中国人把我们从死亡边缘拯救出来,给了我们第二次生命。”池田澄江说,“虽然回到日本生活了很长时间,但我无时无刻不在思念中国的亲人朋友,更想念中国的养父母。日本是我们的祖国,中国是养育我们的故乡。这次我们回到中国,就是为感谢这份恩情。”
“感恩团”中的日本遗孤平均年龄近70岁,他们的养父母更是年迈,有的身体状况欠佳,有的已经不在人世,所以能够在感恩活动期间见面的养父母、养子女并不多,感恩之行更多是日本遗孤在晚年重回故土、感念养育之恩的一种情感寄托。
2009年11月11日,***紫光阁,******会见了这群特殊的日本人。在会面过程中,访华团成员松田桂子动情地唱起了一首改编的《说句心里话》:“说句心里话,我有两个家,一个家在东瀛,一个家在中华……虽然回到祖国,更想中国的家,没有中国的养父母,谁能把我收养,把我养育大……”
一首歌唱得在场人员热泪盈眶,也唱出了包括池田澄江在内的2000多名已经在日本定居的遗孤们的心声。
【相关电影链接】
谢晋导演的《清凉寺的钟声》
中国、洛阳、韩家庄。抗日战争结束。日本***医大岛和子忧心忡忡,因为她几个月前刚生了孩子,而上边规定不准把孩子带回日本,她悄悄地用一件旧***服裹住孩子,装入一个带盖的帆布包,却被日***部长扔到路边的草丛里……
日***撤去以后,百姓们都去兵站挑选东西,当羊角大娘走在路上时,忽然听见一阵婴儿凄切的哭声。她循声找去,在路旁密密的草丛里发现个提包,打开一看,里面是个满脸是泪的孩子,孩子的衣服里藏着条丝质腰带,腰带上用日文写着“大岛和子,东京都世田谷区”。大娘将孩子放回原处刚要离开,孩子又大哭起来,大娘心一软,又抱起孩子,孩子咧开小嘴笑了,笑得那么舒畅,那么甜蜜。从此,这个取名“狗娃”的日本孩子,就成了大娘的孙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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