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文网【摘 要】高则诚《琵琶记》中的“大团圆”结局历来备受争议，但从审美意蕴的层面上看，其鲜明的人物形象刻画使观众寄寓的悲剧审美愉悦得到释放；而在文化内涵上，“大团圆”结局是以“中和观”与“因果报应”说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的反映。《琵琶记》中“大团圆”结局在审美意蕴和文化内涵上都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琵琶记》；“大团圆”；审美意蕴；文化内涵
《琵琶记》代表南戏艺术的最高成就，其成为经典的地位自徐渭《南词叙录》中记载的朱元璋的奖掖开始：“时有以《琵琶记》进呈者，高皇笑日：五经、四书，布、帛、菽、粟也，家家皆有；高明《琵琶记》，如山珍，海措，贵富家不可无。”1从最高统治者的推崇到平民大众的认可，《琵琶记》经典地位一步步确立和强化。在这个过程中，“大团圆”结局随着《琵琶记》的“经典化”过程渐成定格的，演变为一种带有形式主义特征的主导性叙事模式。多年来，《琵琶记》“大团圆”的结局备受争议。但无论从中华民族的审美取向还是传统文化内涵来看，《琵琶记》“大团圆”结局都有其必要性和必然性所在。
一、审美意蕴――悲剧和审美愉悦的释放
从审美层面而言，“大团圆”是中国戏曲的普遍审美取向。朱光潜曾指出：“随便翻开一个剧本，不管主要人物处于多么悲惨的境地，你尽可以放心，结尾一定是皆大欢喜，有趣的只是他们怎样转危为安，剧本给人的印象很少是阴郁。仅仅元代（即不到一百年时间）就有过五百多部剧作，但其中没有一部可以真正算得悲剧的。” 2由此不难看出“大团圆”结局在元代戏曲中的普遍性，甚至因此成为被批判中国古典戏曲不存在悲剧的重要原因，但这样的定论难免有失偏颇。
对于《琵琶记》而言，观众对其进行观赏后所引发的悲剧美感或悲剧，是《琵琶记》“大团圆”结局必要性的重要组成部分。观众在观剧过程中对剧中人物产生怜悯、同情、伤感等情绪，更重要的是观众自身的情感随剧情发展得到宣泄，而这个过程又与人物形象的塑造密不可分。其中，对蔡伯喈的形象塑造尤为成功，董每戡先生曾指出：“塑造这样复杂、细致、左右摇摆、矛盾的人物，在高明以前还没有过。” 3高则诚突出了蔡伯喈内心的“挣扎”，而蔡伯喈的挣扎主要源于他的负约而不负心。
在蔡伯喈身上，观众看到的是知识分子的软弱性格和复杂心理，而这又与传统伦理纲常和统治者的封建统治密不可分，使观众更深刻地体验蔡伯喈的矛盾与无奈，同时感受其深刻性和社会价值所在。
而相比之下，女主角赵五娘的形象更是获得了普遍的认可。顾学颉先生况：“赵五娘这个人物是大家肯定的。我认为她是古典文学中空前绝后的塑造得很成功的典型人物。” 4赵五娘的性格贵在苦难中的坚持，尽管经历连年灾荒、贪酷的官吏、公婆的猜忌、伯喈的负约，但她依然坚守传统伦理道德，并一贯始终。
这般境遇悲苦而又一片冰心的赵五娘，不能不使人为之怜悯、同情乃至愤慨。《琵琶记》的旧本结局为“马踏赵五娘”，赵五娘悲惨的结局为许多民众所反对。俞平伯先生曾指出：“人民是热爱赵五娘的，人民不愿赵五娘被马踹死，甚至于不愿她的丈夫遭到雷劈……为了赵五娘而改写了这两个人物，使他能得到一个完美的结果，同时也能使群众满意。” 5这也是新本《琵琶记》几百年来一直流传的重要原因。由此可见，观众寄托在两位主人公身上的悲愤、怜悯等情感，只有随着“大团圆”的结局才能得到最终释放，同时也使其悲剧和审美体验得到最终宣泄，满足观众圆满自足的审美愉悦。
二、文化内涵――“中和观”与“因果报应”说
“大团圆”结局不仅可以在审美层面上找到根源，也可以在中国传统文化的角度上得到体现。儒家思想文化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中国戏曲的叙事影响深远，尤其是儒家的“中和观”。而这种“中和观”反映在戏曲中，正是“大团圆”的结局。王国维先生《红楼梦评论》指出：“吾国人之精神，世间的也，乐天的也。故代表其精神之戏曲小说，无往而不著此乐天之色彩，始于悲者终于欢，始于离者终于合，始于困者终于亨；非是而欲餍阅者之心，难矣。” 6这种“乐”的精神正是戏曲本体性的体现。也就是说，剧中人物无论遭受多么悲惨的遭遇，其结局都会得到相对的圆满，这正体现了中国人的尚圆情节，是戏曲终极审美精神的体现。
而《琵琶记》中，蔡伯喈由辞试不从、辞官不从、辞婚不从的“三不从”，最终沦落为“可惜二亲饥寒死，博得孩儿功名归”的结局；赵五娘更是经历多年悲惨遭遇后不得不接受两女共侍一夫的结果。但所有怨恨愁苦却在蔡郎的承认与牛小姐的退让中迅速地烟消云散，剧情随之在“一门旌表”的赞扬中以圆满和谐的喜剧终场。这样的由悲转喜的结局不免有些突兀，一方面在作品内容上以喜衬悲，更加凸显其悲剧意蕴和社会价值；另一方面在深层文化意蕴上，反映了人们相信“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因果报应的人生真谛。人们深信赵五娘的善良与坚贞会让她终得善终，这既是人们在心理上对社会现实生活的写照，同样也是在佛教的影响下导致的结果。
佛教用灵魂不死、因果报应、三世轮回等一整套教义，把儒家没有正面回答的天命作了直截了当的回答，而民间佛教又在道教天界的基础之上，加上了系统的冥界，使教义更加严密、完整与具象化。7如“万事劝人休碌碌，举头三尺有神灵”、“作善降之百祥，作恶降之百殃”等都是善恶有报、因果报应的体现。而人在命运面前似乎丧失了主观能动性，但因果报应一定程度上又劝导人们积极向善，促进了人们的主动性。而在儒、道、佛为代表的传统文化的影响下，中国人不愿把苦难当做人生的终点，因而主张由顺境转入逆境者，仍将转为顺境。这也正是“始于悲者终于欢，始于离者终于合，始于困者终于亨”的最佳体现。
李渔曾在《闲情偶寄・词曲・格局》中提到：“全本收场，名为大收煞。此折之难，在无包括之痕，而有团圆之趣。” 8追求“团圆之趣”毫无疑问有着深远的文化传统和民族积淀，而这又是由儒家的“中和观”和佛教的因果报应观是密切相关的。
注释：
[明]徐渭.南词叙录[M].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三）.中国戏剧出版社.1959年.240页.
2 朱光潜：悲剧心理学.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版.第218页.
3 董每戡的发言.琵琶记讨论专刊[M].人民文学出版社.1956年.56页.
4 顾学颉的发言.琵琶记讨论专刊[M].人民文学出版社.1956年.183页.
5 俞平伯的发言.琵琶记讨论专刊[M].人民文学出版社.1956年.109页.
6 王国维：《文学论著三种》.商务印书馆.2001版.第2页.
7 姚战.从戏剧的大团圆结局来看中国民族文化[M].2010（6）.
8 李渔.闲情偶寄[M].长春：时代文艺出版社，2001.
参考文献：
[1][明]徐渭.南词叙录[M].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三）.中国戏剧出版社.1959年.
[2]朱光潜：悲剧心理学.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版.
[3]琵琶记讨论专刊[M].人民文学出版社.1956年.
[4][元]高明著、钱南扬校注.元本琵琶记校注[M].上海古籍出舨社.1980年.
[5]雷庆翼.“中”、“中庸”、“中和”平议[J].孔子研究.2000（3）.
[6]王国维：《文学论著三种》.商务印书馆.2001版.
[7]姚战.从戏剧的大团圆结局来看中国民族文化[M].20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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