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二十世纪五十年代,“西南诗群”深入到少数民族地区,以少数民族传说为题材进行诗歌创作,这些诗作呈现出鲜明的地域特征、强烈的时代精神和浓郁的少数民族色彩。鲜活的民族文化是“西南诗群”诗歌创作中的取之不竭的灵感,《孔雀》、《望夫云》、《茶山新歌》等优秀作品,超越了时代的局限,至今仍有其思想价值和艺术价值。
【关键词】“西南诗群”;文化资源;望夫云;茶山新歌
“西南诗群”是指五十年代活跃在西南川滇康藏地区的一批年轻诗人,代表性的诗人主要有公刘、白桦、顾工、周良沛、梁上泉、杨星火、高平、高缨等。“西南诗群”并无明确的共同的创作纲领和统一的理论路线,但因其鲜明的地域风格和时代风格,我们可视其为一个诗歌创作群体。随着五十年代末***治斗争的日益激烈化,“西南诗群”的诗人也相继淡出诗坛。八十年代,部分“西南诗群”的诗人重新开始创作,但时过境迁,这些诗人的作品主题和创作地点都发生了变化,不再能之视为一个创作群落了。
在五十年代短暂的“百花齐放”时期,对少数民族民间抒情诗和叙事诗的搜集、整理、出版,成为一个小的热潮,“西南诗群”的诗人们也不同程度地受益于当地的民间传说题材或表现手法。在“西南诗群”诗人的作品中,有许多汲取少数民族文化和民间文化资源而创作的诗歌,其中尤以白桦取材于傣族民间传说的叙事长诗《孔雀》、公刘根据白族民间传说创作的《望夫云》和梁上泉的诗歌集《云南的云》等最具有代表性。
自《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而始,传统民间文艺样式作为构建人民文艺的重要资源,成为文学创作认真学习的和借鉴的对象。在五六十年代,对民间诗歌和传说的搜集整理得到高度重视,其中,对少数民族民间诗歌的搜集整理更是成果斐然,如《江格尔》、《嘎达梅林》、《梅葛》、《阿诗玛》、《召树屯》、《望夫云》等。这些少数民族民间诗歌,有的曾有文字记载,更多的只是依靠民间歌手口头流传。
白桦的叙事长诗《孔雀》便是取材于“召树屯”的传说。“召・树吞和喃・穆鲁娜的故事”在傣族家喻户晓,人们常将般配的年轻情侣称作“召・树吞和喃・穆鲁娜”。关于这个故事的文字记载和口头传说很多,白桦的改编,淡化了其中的宗教色彩,但是并不乏诗情与想象力,更有着超越对象本身的复杂思想感情。《孔雀》在结构上和形式上借鉴了傣族文学和“赞哈”的一些特点,诗歌内容上则并不局限于译本和民间传说,而是融入了诗人自身的情感在其中,对“召・树吞和喃・穆鲁娜的故事”进行了符合时代精神的再创造。
少数民族叙事诗是民族文学的桂冠,“西南诗群”敏锐地将诗歌之根扎于这片沃土,以少数民族传说故事为题材,创作了一批优秀的叙事长诗,如上文提到的《孔雀》,又如公刘取材于白族民间故事而作的《望夫云》。公刘在五十年代初期参与过彝族撒尼人叙事诗《阿诗玛》的整理与改编,这一经历为他其后的叙事诗创作打下了良好的基础。《望夫云》的故事来自于大理白族的民间传说:妖怪抓了公主住在玉局峰上。山上寒冷,妖怪去罗荃寺偷冬暖夏凉的袈裟给公主,不料被僧人发觉。妖怪淹死在罗荃寺西的水中,化为石骡。公主不见归人,郁郁而终,精气化作望夫云。望夫云出现时,常伴有大风,想要吹出海中石来。公刘在诗歌正文前引述这个故事,并且记录的大理民间传说的话:“望夫云是好人,石骡子也是好人,罗荃才是妖怪”。
“西南诗群”的诗歌创作极多的借用了少数民族文学和民间文学的艺术技巧,诗人在诗歌创作的过程中向民歌学习,汲取民间文学的优长由来有自――“当民间发生了一些新的文体时,学士大夫们最初是完全忽视的,是鄙夷不屑一读的。但渐渐的,有勇气的文人学士们采取这种新鲜的文体作为自己的创作形式了,渐渐地这种新的文体得到了大多数的文人学士的支持了。”自《楚辞》的《九歌》起,中国的文人就有了汲取民间文学资源的传统,而到诗歌艺术最为繁盛的唐代,许多大诗人都创作过民歌体的诗篇,如李白的《子夜吴歌》和刘禹锡的《竹枝词》。
少数民族地区流传的歌谣与传说,包蕴着当地的历史掌故、人情风物、宗教文化等各种信息,而“西南诗群”的诗人作为外来的“他者”,目光所及,又与当地人有着极大的不同。西南边疆,在这一群来自东部的年轻墨客眼里,是一片神秘幽深富有魅力的土地,又有着丰富多样的民俗文化。“西南诗群”描述各族人民生活的诗歌在语言上没有过多的雕琢,口语化的叙述和直白的抒情削弱了诗歌艺术性,但同时也赋予了诗歌亲切感和现实感。
在五十年代限制日多的诗歌环境里,西南边疆地区瑰丽的山水、多民族的文化、自由开放的社会风气,给予了“西南诗群”的诗歌多样化的题材。“西南诗群”以少数民族生活作为诗歌的表现对象,充满着一种“异地想象”的味道,在***治话语的遮蔽下,诗人通过对想象中的少数民族生活的描摹来逃避严苛的现实,试***构建一个诗意的世界以对抗***治的喧嚣。在少数民族叙事诗的整理和再创作的过程中,“西南诗群”也依照当时的文学创作标准和文艺界的思想导向进行了相应的删改与改编。虽然当时所摈弃的部分或许恰是一部作品的思想和文化价值所在,但是,必须承认,这些作品汉文版本的出版为少数民族文化的弘扬提供了条件――有些故事在后来甚至搬上了荧幕(如《阿诗玛》、《孔雀公主》等),从在某一地区流传的掌故变成了全国家喻户晓的传说,至今仍是当地旅游文化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
参考文献
[1] 郑正铎.中国俗文学史[M]上海:上海东方出版社,1996.
基金项目:2014年云南民族大学研究生创新项目:《西南诗群民族风格与地域风格研究》,项目编号:2014YJY33。
作者简介:柯轲(1989- ),女,汉族,云南民族大学在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少数民族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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