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文网[编者按]本刊2000年曾发表睿之所撰介绍著名学者、外交家传记作家宗道一先生的《宗道一：传记文坛的“黑马”》一文。嗣后又相继刊出了宗道一的《真假杨公素》、《史识：传记作者的重要素质》等文，引起读者的广泛关注。15年来，宗道一撰写了大量反映中国外交界风云人物和重大外交事件的作品，积累了丰富的采访经验。傅铮铮执笔撰写的这篇文章生动地反映了宗道一不寻常的采访经历，相信对新闻工作者不无启示。
宗道一说过，只要进了外交官的家门，我就能让他开口。有何“秘诀”呢?除了良好、有效的“沟通”以外，“秘诀”就在说话的技巧。采访大致上分为两个阶段：一是采访的最初“热身”，二是正式阶段具体的采访。这种说话“技巧”所起的作用，在最初阶段和正式采访中有所不同。根据常人的心理，见到陌生人，总不免拘谨，不易放开。一见如故，畅所欲言者，毕竟不多。因此，在彼此并不“认可”的情况下，营造一种采访气氛就显得非常必要。这在采访的“热身”阶段是很重要的。
其次，从心理上说，要使采访顺利，特别是使采访对象畅所欲言，除了使对方完全放松以外，最主要的是要找到共同话题，激起对方说话的强烈欲望。这一点在采访正式开始后显得十分重要。高明的记者或其他采访者，都能通过各种手法与技巧，调动被采访者的情绪，让他们“兴奋”起来，尽快进入采访者所需要的“场景”里。这是在采访的开始阶段就应该注意的。
“激起对方说话的欲望”一语原本是一位已故大使在采访结束时对宗道一采访风格特色的评论。1996年9月2日，宗道一采访“巴西九颗红星”①之一的前驻莫桑比克、安哥拉大使张宝生。这位外交部拉丁美洲司的第一任司长因患肺癌，心情不佳，本不欲见人。经不起“中介人”反复做工作，勉强答应下来。一开始，张精神不振，病病秧秧。但宗开门见山，一句话就说得张“多云转晴”：“***生的病和你一样，不是跟没事一样?有病固然靠医靠药，但心态十分重要。有的时候，最好的医生是自己!调节把握好自己的心态。”当然，张在莫桑比克使馆任内的有些不快事，宗也适时提及。两人很投缘。采访时，张不时咳嗽，供职于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夫人任女士深表关切，但张仍兴致勃勃。就在采访结束、送客出门时，张微笑着对宗说：“你很能激起对方说话的欲望……”这使宗猛然顿悟：“对响!只要采访对象有说话的欲望，就不愁采访没有‘进账’”！
共同话题：采访的最佳“切入点”
无论采访对象是否有“戒备”心理，采访者都应该尽快缩短彼此的“感情”距离。想方设法真正走近采访对象。如何“营造”采访气氛、自然而然地“激起”采访对象的说话“欲望”呢?这种交流最好是即席式、渐进式的，或者类似闲聊的那种形式，让对方在较短的时间里，很自然地进入采访者所需要的那种特有的采访“气氛”里。采访前的“闲聊”就是―种行之有效的方法。其实闲话不“闲”。只要“问”得恰到好处，还是可以聊出内容来的。无论何人，碰上陌生采访者，除了那种***可以安排的正规采访，大多不太可能马上切人正题。这样的“闲聊”相当于采访“过渡时期”，如果利用得好，对深入采访是大有益处的。所以，不要以为别人接受采访就万事大吉了。
宗道一采访前驻摩洛哥、阿尔及利亚、尼日利亚、葡萄牙大使杨琪良，一进门，杨就拖长声音说：“请坐……”完全是有韵味的京腔。一坐下来，感到杨说话都明显带有京白的味道。比如他“吃”就读成“七”。京剧的道白就有湖广音，在湖北“吃”就念成“七”。当时，宗道一尚不知遭杨琪良极喜好京剧“马(连良)派”。但宗记得杨公素大使曾说起过，召集会议，正式开会前只要杨琪良在场，总是让他来一段京剧清唱。此时，宗道一突然发现沙发正前方是一张50年代的彩照镜框，靠近仔细一看，原来是杨琪良的戏装照，下书“琪良学戏”4字。宗虽不精通“皮黄”，但大致还能分清生旦净末丑。一身戏服的杨琪良手执羽扇，完全是诸葛亮的“行头”，“您老喜欢唱老生?……”根据观察，宗很快作出判断：眼前这位老外交家肯定对“梨园”情有独钟。“我最喜欢‘马派’了”，说到马连良，宗道一自然有话可说了。“‘’前夕，马连良自荐演《红岩》中华子良。他还向北京市长彭真写信‘请缨’。岂知早已将马连良打入‘另册’，她根本不买彭真的面子。‘’一开始，马连良就在劫难逃啊!吴晗的《海瑞罢官》是特意应马连良的请求而写的。”“是啊，马连良死的时候，我还在摩洛哥当大使……唉，现在的年轻人都不知道马连良了。我以前还拜马连良为师呢！”“那你就先说说马连良吧……”“马连良是喜连成的科班出身，师从谭鑫培、孙菊仙。他的唱工，嗓音圆润，唱腔清新，念白讲旁韵味吐字清晰，飘逸潇洒，身段动作有武功根底，造型很有艺术美感……”正因为宗道一“投其所好”，杨琪良说了不少自己当年在延安唱戏的轶闻趣事。他说在延安演“平剧(京剧)，什么都干，有一次还演过‘猪’……《捉放曹》里杀猪不是有猪叫吗?”他还说起与一起演戏的情景……此时杨大使的那位漂亮的米脂“婆姨”白淑贞女士开始“干涉”了：讲得“是不是‘跑题’了?”宗道一连忙好言相劝：“让杨大使说吧，我很有兴趣……”等到杨琪良忘情地唱起《借东风》时，宗道一的采访就完全自如了。那一天，杨琪良畅所欲言，谈笑风生。宗道一当时断定杨琪良这位京剧“马派迷”有“故事”，才毫不吝惜地花了大量时间来倾心“设计”这个“开场白”。
其实，“开场白”，或曰采访“前奏”可长可短。比如，宗道一采访的第6任英语译员、前驻英国大使、联合国副秘书长冀朝铸。早在60年代，宗道一就从报道出访的新闻纪录片中熟悉了壮年冀朝铸的“形象”。所以，当见到了年逾花甲的冀朝铸，情不自禁地说：“没想到你已是一头华发了！20多年前你在埃塞俄比亚阿斯马拉(现厄立特里亚国首都)为和海尔塞拉西皇帝作翻译，系领带，鸡心领的羊毛衫；很年轻啊!”冀朝铸笑着说：“没想到你记得那么清楚!连我自己都忘了。我40岁就有白头发了……”一句话就拉近了距离。冀朝铸的嗓音洪亮浑厚，富有磁性，这宗道一感到并不陌生。因为在20世纪60年代，宗道一是个“电影迷”，每场故事片必看。无论是冀朝铸担任英语翻译的李宗仁、的中外记者招待会，还是的14国之行，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拍摄的《新闻简报》都不会落下，而且《新闻简报》又是每场正片开映之前必放的。所以，宗道一对冀朝铸那一口流利的英浯并不“生分”。冀和另两位英语翻译过家鼎、邱应觉被誉为板门店朝鲜停战谈判的“三剑客”。谈及冀朝铸的超人译技，过称：冀有“特异功能”。邱则言：冀
的嗓子像只“音箱”。百闻不如一见，宗道一始觉所言不虚。宗道一与冀朝铸“神交”已久矣!接下来，宗道一和冀朝铸又说起了“”期间和1970年国庆节在天安门城楼会见美国友好人士斯诺的种种往事。(新华社的摄影师为毛、林、斯、冀拍摄了中美关系和解时期被堪称“经典”的那些照片，后来在毛生日前一天即12月25日刊登在《人民日报》头版头条)。这令冀朝铸为之自豪一辈子，宗道一自然不会放过这一“恭维”的机会，彼此距离更拉近了。冀朝铸一松弛，宗道一刚才的惴惴不安也一扫而空。接下来，宗道一还告诉冀朝铸：“令尊大人冀贡泉老先生在《鲁迅日记》中出现7次。”原来民国初期，冀贡泉与鲁迅曾在北京***府***社会教育司第一科共事，冀父为“主事”(一般科员)，鲁迅为“佥事”(科长)。虽说只有短短的3个月，但两人相交甚善。冀父从家乡山西来必携汾酒赠鲁。为了进一步引起冀朝铸的谈话兴趣，宗道一特别还提到，当时的***“总长”就是被称之为“老虎总长”的章士钊先生。而***后来的夫人章含之就是这位“章总长”的养女!不仅如此，而且冀朝铸在联合国的前任――前联合国副秘书长谢启美和前外交部常务副部长章汉夫的父亲谢仁冰先生当时也供职于北京***府***，他是普通教育司的“佥事”(科长)。1920年4月，章汉夫、谢启美兄弟的三姑姑，也就是谢仁冰的亲妹妹谢纫瑜与著名银行家、中国银行香港分行经理当时北京大学教授郑铁如结婚时，鲁迅还曾送礼……冀朝铸饶有兴趣听宗“侃大山”，并记下了父亲的有关史料，还留下了宗在杭州的地址。这场采访的难忘之处，一是冀朝铸非常健谈，表达流畅，条理清楚，收获甚丰；二是冀家中那个窗式空调吹出阵阵凉风，甚为惬意。在记忆中，这是20世纪90年代初宗道一在采访中所遇到的第一位在家中装置空凋的外交官。
闲聊的“切人点”其实很好找，关键在于采访者的随机应变和“底蕴”(或曰“腹笥”)。见多识广，有一些文史功底，又懂风俗地理的，自然就容易多了。有一次，宗道一前往东单北大街红星胡同采访前外交部第一亚洲司长、驻孟加拉大使肖向前。红星胡同原名无量大人胡同(又名吴良大人胡同)，1965年“”前夕改为现名。肖向前寓所正是梅兰芳大师抗战以前的府邸。一见面，宗就很自然聊起了梅兰芳感情生活里的一位重要人物――著名京剧女须生孟小冬。1925年8月，梅兰芳在唱堂会时结识名伶孟小冬，两人合演《游龙戏风》，相慕相知而堕入爱河。至1927年初，由中国银行总经理冯耿光证婚，梅、孟秘密结婚。不久，“藏娇”之“金屋”迁至离红星胡同不远的内务部街。彼时，梅与第二位夫人福芝芳成婚已6年有余。同年9月4日，一暗恋孟小冬的大学生李志刚获悉孟已为梅新妇，怒而起谋杀梅之念。故而有东四九条冯耿光宅邸之血案发生。已萌杀心的李志刚初曾在无量大人胡同梅宅附近徘徊过多时。经此恐吓，梅遂萌与孟分手之意。数年后，在结拜姐妹黄金荣小妾露兰春的撮合下，孟小冬下嫁杜月笙为侧室，从此息影舞台。宗道一在与梅旧宅的新主人肖向前一起感慨了梅、孟当年情投意合、终又劳燕分飞的往事后，早已不再生分。
连被采访者家中的书橱、摆设都可作为“闲聊”的“题材”。1996年8月16日，宗道一采访前驻比勒陀利亚南非研究中心主任、利比里亚大使谢志衡，正巧他的祖籍与宗道一同为浙江余姚。故而乍一相见，气氛还可以。但谢有点内向，谈话还是深入不下去。宗道一看见了装饰橱窗里六七只神态各异的猴子，这恰好来自非洲，切人谢志衡外交生涯的非洲“特色”，谈话就顺利多了。
只要合适，猫狗也能作为话题的“切人点”。即使20余年前，宠物饲养远未成风，外交部喜爱猫狗者就不乏其人。外交部亚洲司那位未到任的首任司长沈端先(夏衍)就酷爱猫狗。周南赴香港就任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前，就将家中养了多年的一只大黄猫送给了好友吴甲选大使。宫达非也爱猫，那只黄猫是髓着宗与宫的深入交往而成为“肥猫”的。前驻马达加斯加、瑞典、马耳他大使杨桂荣是一位非常厚道但又谨慎的高级外交官。他的夫人为人脾性也一如夫君，尤其待客十分热情友善，包括像宗这样素昧平生的普通人。杨在出使斯德哥尔摩前曾为外交部西欧司司长。宗在外交部办公室里采访过他。那天，杨桂荣谈得十分“拘谨”，宗“收获”甚微。也难怪，杨性格如此，不能强勉。所以，宗对杨已不抱希望，甚至也没想到再度登门拜访。那天，宗去东交民巷，要拜访的外交官凑巧不在家，却碰上了正在找猫的杨夫人。一谈方知是熟人，杨夫人热情邀请宗上楼。宗见杨夫人对猫的感情不同寻常，于是话题就从猫狗开始。在宗“佩”了一大阵子“猫狗经”以后，连身体欠佳的杨桂荣也开始兴奋起来。他们夫妇讲了一个充满“猫道主义”的动人故事。原来他家的猫是不远万里，一只来自斯德哥尔摩的外籍猫！ 3年前，夫妇俩出于怜悯，不厌其烦地收养了这只流浪猫。后来，还冒着一点小小风险，不无智慧地将猫带回了中国。关于这只欧洲猫的故事，将是另一篇文章的主题，这里暂且按下不表。宗闻之，不胜唏嘘。待猫犹如此，况人乎?难怪自己得了杨夫妇俩的一致善待。甚至杨大使还在为这只瑞典猫的“”而操心。他说要想个办法，不然太残忍了。真的不行，就只好动“手术”了……言下不胜怅然。弹指一挥七八年过去了，也不知杨大使是否在中国给他的那只外籍猫找到了爱情伴侣。不过，那天，杨谈了很多，除了共同的话题猫以外――在杨大使的嘴里，有着关于这只瑞典猫的种种轶闻和很多有趣故事，还有他的身体状况已令其萌生退意，所以杨聊得很放开。这使宗感受到了一个真正的杨桂荣大使!
其实，广义的“沟通”从一见面即可开始。比如姓氏、家世等。比如前驻布隆迪、喀麦隆大使申连瑞的夫人是胡子昂的女儿，而前驻英国大使胡定一恰是胡子昂堂弟，这便是“话题”。这些“素材”如果掌握得法，宾主(采访者和采访对象)便有“一见如故”之感。其实，不知就里也无妨，一见面总要说话，如果采访者多掌握些各地方言，便能在对方开门招呼、或者握手寒暄之际就能迅速判断你要采访的对象是哪里人。还要多掌握一些名人的籍贯或出生地。一句“您老开封人”，一句“你是的同乡，乐亭人啊!”都足以让被访者温暖亲切，毕季龙(原名毕庆芳)、毕朔望(原名毕庆杭)昆仲幼时曾先后居杭州侯潮门、涌金门钱王祠一带，皆熟通杭州话。宗道一开始就用杭州话采访，感情距离大大拉近。采访温州籍两位女大使吴筱秋、吴珉珉，就先介绍随行的温州女学生，几句温州话一说，什么温州“五马街”，什么“小南门”、“大南门”，气氛自然就很融洽。采访既是一种沟通和交流，又是一种“交际”，如不会交际，或交际不顺，采访者和
采访对象就很难“沟通”和“交流”了。至少会增加不少难度。能抽烟，或者善饮，也许一根烟也是交际的“道具”。沟通在烟香袅袅中进行，更何况杯酒知己也释怀。宗道一不嗜烟酒，靠的就是一个脑子、一张嘴。
有些采访者往往“操之过急”，“急于求成”，希望“开门见山”，直奔主题。文字记者急忙按下录音机，摄影记者操起照相机一阵“狂轰滥炸”。其实皆为大谬。没有适当的“预热”，就没有“氛围”，被采访者如何进入“角色”?当被采访者没有作好充分的精神准备之前，你按下录音机按钮；实际上就是关上了对方“嘴巴”。旁若无人“急急如律令”地按下快门，在一闪一闪中，你会看封对方僵硬、尴尬甚至愠怒的表情。在这方面，著名摄影家侯艺兵有深刻的感受。有兴趣的读者不妨去读读他在这方面的精到阐述。“强扭的瓜不甜”，无论自然还是人类，都应顺其自然，也就是“水到渠成”、“瓜熟蒂落”。特别“感情”方面的事，切忌拔苗助长。感情上“融会交合”，即“沟通”的最佳状态，最符合人的共同心理。“一见如故”的情景是采访的最佳“境界”虽不多见，但却是各种采访者梦寐以求、人人都极欲努力“营造”的。你的友善和人情味，肯定会得到采访对象的最好回报――与你“精诚合作”!
提问：激起对方说话欲望
接下来，如何激起对方说话的强烈欲望呢?有哪些“立竿见影”的“手法”呢?一是起码要做采访对象“合格”的?听众”，最好是做采访对象的忠实“知音”。
从采访心理学而言，“知音”当然是最佳“沟通”者，自然也能大大激发起采访对象说话的欲望。2004年秋，我们曾随宗道一采访前国家计委外事局局长徐鸣。徐是高官的儿子，1944年奉中共南方局之命赴美工作，参加美共中国局和中共在美领导小组，***初进入外交部，1957年被错划为“”。年届八旬的徐鸣有着惊人的记忆力，而且口齿清楚，语言流畅，委实是不可多得的采访对象。如要评选最近10余年来的采访对象，“最佳”必属徐鸣无疑。宗道一遇到徐鸣极为兴奋，连连称绝妙!他对我们说：徐鸣和周南是他15年采访生涯中遇到的最令人亢奋的两位采访对象。听他们叙述往事，绝对是一种妙不可言、无可名状的享受，是真正的精神享受!周南的才气表现在古典文学上，徐鸣的才华表现在近现代史的造诣上。他满腹近百年历史名人轶闻轶事。两个下午的采访，从徐鸣的嘴里流出了数百位中外名人、“闻人”：从在欧洲生活多年、又深得慈禧太后宠爱的裕庚公爵两位公主德龄和容龄，清廷遗老吴笺荪、吴笈孙兄弟，到美国第一位五星上将、“一战”盟***司令潘兴，印度陆***总司令蒂迈雅将***，从王正廷、虞洽卿、吕公望、韩复榘、台湾的孙运璇、赵耀东，到刺杀日本伊藤博文的安重根的那些“生字辈”的子孙，撰写《俾斯麦传》的德国著名传记作家路德维希，美共***白劳德。还有一大批中共人物：延安时代的长凯丰，陈布雷的女婿袁永熙，邹秉文之子、外贸部局长邹斯颐，历经坎坷的中共四川省委宣传部副部长李亚群，铁道部副部长于光生，浦寿海、浦寿昌、浦寿山三兄弟，薛葆鼎、侯祥麟、涂光治，资深人士李钟楚、何邃、熊斌的“少爷”李之楠、何康、熊健……宗道一对这些人物都很熟悉。在采访中，他不仅频频逐一替我们作“注”(解释)，还不断插话补充，帮助徐鸣进一步回忆，以便深入“挖掘”更加鲜为人知的材料。在宗道一的“发挥”中，徐鸣也渐渐领教了宗的“实力”，所以更是兴奋，滔滔不绝。头天下午，因特殊情况，宗道一和我们迟到了，徐态度尚可，但他的太太明显不悦。次日，可能我们个别人实在太乏困，偶尔稍稍闭了下眼睛，徐太太眼尖，也有“反应”。在采访中，太太数次提醒乃至阻止徐不要讲得太“放开”，但徐依然不为所动。当时，怕徐太太将采访真的搅黄了，宗道一以退为进，以颇有点自负的口吻说：“徐老，您是我10多年采访中最吸引我的人。你所讲的人和事，我虽不清楚细节，但都熟。……”“我知道，你不断在给你的几位‘徒儿’解释……”徐鸣表示认可。“说实话，现在北京恐怕未必有记者能完全了解你说的那些历史和人物。我是你最忠实的听众，真正的知音!”所以，虽然时有太太的“干涉”，徐鸣先生的思绪依然“信马由缰”，丝毫没有“偷工减料”，草草收场。这些口述材料整理出来，可以说处处出彩，弥足珍贵!
徐鸣先生在采访前所言：为当年美共中国局的活动留下一些史料，云云。此言诚属不虚也!
如何激起采访对象说话的欲望呢?二是采访者要尽快掌握对方的性格，确定何种谈话的方式、内容，使对方进入“角色”。有的外交官或慎言或木讷，甚至脾气古怪，除了要找到一个适当的谈话“切人点”，就是要在闲聊中慢慢让“氛围”升温，关键之一就是迅速找到双方感兴趣的“话题”。
如果说善于沟通也有“秘诀”，那么就在于找准“切人点”。只有找到适合采访与被采访者沟通的“切人点”，方能激起对方说话的兴趣，不然，还是“剃头挑子一头热”，采访无法顺利进行的。“切人点”好似勾起话题的一个“前奏”，一个“引子”。不同类型的被采访者有不同的“切人点”，不同性格的被采访者也有不同的“切入点”。大凡实践经验丰富的采访者都能在很短的时间里，迅速区别不同类型、性格的被采访者从而找到引出共同话题的“切人点”。
1991年初秋，宗道一去采访外交部苏欧司副司长项钟圃。这位前驻利比里亚大使脾气有点“古怪”，不巧刚与太太“劳燕分飞”。项钟圃本不想见宗道一，只是碍于宗在外交部的朋友、前美洲澳洲司副司长王第三的情面，敷衍一下而已。刚一进屋，空气十分沉闷，项的态度也较冷淡生硬。宗想：既然进了门，无论如何也要有些收获。主意已定，宗道一硬着头皮与项钟圃大使左一句、右一句地周旋套近乎。昏暗的灯光下，刻板的一问一答尴尬地进行。好几次“冷场”，相对无言，采访几近难以继续。宗道一搜肠刮肚地寻找新的对方感兴趣的“话题”，他始终努力，没有放弃。突然间，宗道一发现项大使书橱里，有李锐那本在前出版的淡绿色封皮的《庐山会议纪实》以及戴晴那本匆匆由文汇出版社出版的《梁漱溟王实味储安平》!有关梁、王的这些文字是戴晴从1988年开始陆续在上海《文汇月刊》上发表的，而关于储的文章则发表在南京《东方纪事》上。自然，随着戴晴在中国文坛的消失，《文汇月刊》、《东方纪事》也“销声匿迹”，这本书就是“绝版”了。宗道一当时就肯定，项钟圃首先是一位喜欢读书的外交官，而且还是一位有思想的外交官。后来的事实证明，宗道一再也没有从其他地方看到戴晴的这本书!于是，以书为“切人点”，项钟圃的话匣子打开了!因为宗道一恰恰是个嗜书入迷的“书生”!采访的结果表明，宗道一的这个评价是准确的。项钟
圃是清华大学英语系1950年毕业生。当年即赴匈牙利布达佩斯厄特弗什・罗兰大学留学，委实是一位饱学之士!接下来发生的事，自然可以料想了，宗道一采访到了新中国建国初期有关外交部派遣留学生出国深造的很多往事，这是实实在在、鲜为人知的第一手资料。酒逢知己干杯少。项钟圃大使其实也健谈，只是知音无觅，话不投机加上脾气“另类”，就显得“古怪”了。其实再寂寞，人总是希望有思想交流。那天晚上，项大使一打开话匣子，时间就嫌过得快了，不知不觉夜已深，外交部街33号家属院万簌俱寂……
多少年过去了，宗道一还记得那次难忘的采访。虽然宗道一再也没有见过项钟圃大使，但是14年前，那个月明星稀、露浓花瘦的午夜，两人在楼道握手惜别的情景历历在目。宗道一饶有感慨地说：项钟圃大使那带着浓浓的重庆口音所说的―句话：“今天我见你见得不冤，值得!……”至今还言犹在耳。
1990年夏，第一次闯荡京城的宗道一去南池子中国人民外交学会采访著名将***外交家韩念龙会长。韩是贵州人，后来辗转到上海参加抗日救国会，在日本纱厂从事工人运动，然后在崇明岛打游击，最后来到新四***。韩念龙也是新中国外交部建部初期任命的10名将***大使之一，功勋卓著，威名远扬。本来就怀有敬畏之情的宗道一刚进门就听见韩念龙似在“训斥”属下，语速很快，声震屋瓦。宗道一更是“胆战心惊”，大气也不敢出。韩念龙生在贵州仁怀，已靠近川东南，所以他的浓浓的黔西乡音里显然掺进四川口音。怎么开口呢?宗道一正在为难之际，韩念龙倒先开口了：“没有啥子好谈喽!”“韩部长，在外交部贵州籍的外交官不多吧?”宗避其锋芒，把话题扯了开去。“宦乡是遵义人，***是印江人，我是仁怀人……”“还有驻中非、乌干达大使李石，他是湖南长沙人，但是生在贵州铜仁……”宗道一见机连忙插话。“喔……”见韩念龙渐渐消气，宗道一问道：“你当年在上海搞地下工作，大家都称呼你‘老蔡’。”“对啊!”“你原来姓蔡吗?除了‘蔡廉’，还有其他名字吗?”韩念龙生在辛亥***前一年，肖狗却以龙为名。宗道一就从名字“破题”。“我姓蔡，用‘蔡廉’以前还用过一个名字‘蔡仁元’。‘韩’是我母亲的姓，‘韩念龙’这个名字到现在还没有发现重名的。第一次见到我还以为我是苗族人，其实不是。”韩念龙为人直爽，快人快语，但颇有书卷气。说到，宗道一找到新的“切入点”。“1974年9月，菲律宾马科斯总统夫人伊梅尔达・马科斯访华，在访问天津、杭州、西安后到达延安，突然在武汉会见她。”宗道一显然想让眼前的这位八旬老人进入回忆状态。“在会见时，喜出望外的马科斯夫人忘情地拥抱亲吻。那时候，是你陪马科斯夫人，还有两位‘小姐’(指王海容、唐闻生)……”“是啊!一晃都17年过去了！”“那时的思维十分敏捷反应很快，他老人家俯身托起马科斯夫人的手轻吻了一下……”“你怎么知道得那么清楚啊?我都快忘了哦!”那时，宗道一经常因为看会见外国贵宾的新闻纪录片而去电影院。有些还不止看过一遍。这些纪录片不过是正片(故事片)的“添头”，往往在正片开始前放映。“”后期的那些所谓“故事片”大多是“”喽罗炮制的，味同嚼蜡。所以，看完新闻纪录片，宗道一就离场了，所谓“正片”也就不“奉陪”了。“我看到报刊介绍，东海舰队司令员陶勇的夫人朱岚还是你介绍的……”“哈哈，没错!陶勇原名张道庸，参加过长征。朱岚参加崇明游击队……”韩念龙开始兴奋起来，接下来的采访，自然顺利多了。宗道一采访非常投入，专注、执著、痴迷，有很强的“进攻性”，不达目的，决不罢休，而且还很“贪心”，善于见机行事，“得寸进尺”!但像韩念龙这样阅历丰富的“老***”，一次采访显然是不够的。这次采访不过是“热身”。但有了这一次采访“垫底”，就可“得陇望蜀”了。回到杭州后，宗道一再度致函韩将***，告知有再次采访的“奢望”。果然不出所料，韩同意再谈一次，且表示不会让宗“枯坐”。翌年宗道一登门拜访，对韩念龙的第二次采访很成功，一如春江放排，称人快意!韩书房有一短联：“坐拥书城；不让南面”。宗道一从来也没看到外交官家中有如此多的线装书。韩老在采访结束后对宗道一大发感慨：“你的杭州老乡龚定庵写诗：‘踏遍中华窥两戒，无双毕竟是家山’。②杭州西湖之美天下无二啊!”宗道一幸好读过故居在杭州市城站火车站附近的龚自珍的《己亥杂诗》，才没露丑。那一年，韩念龙虽不服老，但无可奈何正式退下离休，时年八十有二矣!数年后，不幸在东单二条寓所附近遭遇车祸，元气大伤，腿脚留疾。1994年初夏，前驻美国大使、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会长韩叙病故，韩念龙抱病以衰朽之体参加这位“本家”的遗体告别会。龙钟老态的韩念龙两腋下撑双拐，颤颤巍巍、“步履”蹒跚，艰难地进入告别会现场时，韩叙遗孀葛绮云为之大恸!全场皆为之动容!
与韩念龙先后同样负责亚事务的“日本通”徐敦信副部长和蔼可亲，颇有才华，但开始采访时总是进不了“角色”。宗道一知道他可能有顾虑，可能在斟酌这采访说到什么程度?宗道一不动声色地问了他很多50、60年代日本朝野各界，包括***、文艺界在内，的许多日本知名人士：野坡参三、宫本显治、田里见、砂间一良、安斋库治、吉田茂、岸信介、池田勇人、佐藤荣作、重光葵、西园寺公望、西园寺公一、河源崎长十郎、高峰秀子、藤田茂……向徐敦信“请教”他们的“下落”。听罢宗道一的“求教”，徐敦信似乎有点明白，坐在对面的这位“寒士”是下过一番工夫的。外交界人才荟萃，精英济济，不少人自视甚高，但他们中多数也有一个共同之处，就是都很爱才。你要真是说出个道理来，他们大多还是愿意与你倾心交谈的。
所以，向采访对象提问，特别是采访开始时的提问，首先要问得出问题，二是要问在“点子”上，这样可以很快吸引采访对象。
“侧击”和“迂回”：采访提问的技巧
进入正式采访后，提问的技巧或曰“艺术”就显得十分重要了。
有些人好言，也善言；有些人则相反。还有一类人，该言则言，不该言处则一言不发，守口如瓶。在很多情况下，这是由个人性格决定的，有些则是涉及采访内容的“敏感”“隐私”色彩。但是无论何种情况，采访者还是可以作些努力，尽可能扩大些采访“空间”。
先来说旁敲侧击式“迂回”式的提问。
旁敲侧击式“迂回”式的提问，其实上文所谈“闲聊”就是一种，其实质就是释放采访对象的心理压力，有意无意地放松采访对象的神经，让采访对象在轻松的气氛中，无拘无束地谈出符合采访要求的内容。
宗道一较为欣赏的外交人物当中就有吴建民和***，两位外交家也甚为厚
待宗道一。吴建民是前外交部发言人，尔后又历任驻荷、法大使。***人称“沙铁嘴”、“沙大将***”，他在“银河号事件”中崭露头角，后为首任***控司司长。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两人在日内瓦是同一条战壕的战友。吴为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代表，沙为副手，任裁***大使。吴建民在人权领域蜚声中外，而***在***控领域也是风云际会。然而两人性格却大相径庭。吴言词犀利，谈锋甚健，言之有物，且角度新颖，但举止仪表颇为温文尔雅。沙属性情中人，快人快语，豪放粗犷，诙谐风趣，嬉笑怒骂，皆成文章。两人皆为人中之瑞，个性峥嵘，似有“天马行空”之气概，但性格却迥然不同。对沙，你尽可以“软磨硬缠”，但对吴却不能如法炮制。凡能言能为者，吴皆敢言敢为，不然，似无“讨价还价”之余地。***曾将个人婚恋和盘托出，且绘声绘色，“猛料”叠出。宗道一曾尝试打探吴与夫人、前驻卢森堡大使施燕华大使的恋情，吴“环顾左右而言他”，既不拒绝也不能展开。宗道一见尚有“戏”便“鸣金收兵”，次日“迂回”再提旧话：“你第一次见到施大使在什么时候?”“那时对她的印象如何?”“她是怎样的打扮?……”虽说“零敲碎打”，但是“集腋成裘”，细细扒梳，也足以铺敷成文了。
其实有个性的人也并不是不好商量的。人的心理就是这样，你越是追得紧，别人越有防范，而不愿回答。所以，在采访中，“欲擒故纵”也是用得上的。章含之那张“利嘴”在圈内是人皆共知的。宗道一初上北京前已从老报人徐铸成先生发表在《上海滩》的文章中获悉章含之原本是章士钊的养女。但当时章含之那本令京华纸贵的《我与冠华》尚未问世，因此她的“私生女”的身份尚不为世人所知。宗道一当然也怕惹恼这位大小姐。短短两个小时的采访，虽说章含之还算合作，接待宗也算过得去，但是她的脾性已足以让宗道一“领教”。那个时候，大导演陈凯歌尚未娶陈红为妻，与章含之女洪晃在一起。陈正好拍《边走边唱》，要回史家胡同章宅。章含之需略备晚餐(实际上是“宵夜”)以飨深夜来客。
章含之进得厅堂，也能人得厨房。她的一招一式倒也有板有眼。但宗道一靠耳濡目染，也粗通庖厨之道。他似有意无意地插了一句：青椒炒虾仁宜用猪油，这样可保留色泽，不使变黄。话音刚落，章含之倒也虚心入耳：“是吗?”安详自然中的章含之其实还是很温和的。她嗓音富有磁性。宗道一借机只问了一句：“那么当时看上你母亲的究竟是谁?”“陈伯权。”章含之脱口而出。刚才她已说过他的生身父亲是***事参议院院长陈调元的大公子。好事偕矣!
这其实是蒲松龄笔下《聊斋志异・阿绣》中痴情生刘子固故事的一个“现代版”。有兴趣的读者不妨去翻翻，同时再去读读施蛰存先生根据章含之生母为素材原型创作的小说《特吕姑娘》。刘子固买的是香粉，陈伯权买的是“康克令”金笔。施先生在小说里则将“文具柜”改成了“香妆品柜”，“特吕姑娘”秦贞娥就取材于章含之的那位生母淡雪卿――-“康克令”小姐。
有时，种种正面“攻略”还不奏效时，就可以试着采取上述的“侧击”。
牵住“牛鼻子”：提出最关键的问题
精彩的提问并不局限于采访中，即使在打电话联系采访对象时也可―用。宗道一在采访“”时期中美大使级会谈中方首席代表之一的雷阳时就是这样。
颇有名气的作家陈敦德和中央***校知名教授宫力等数十位“权威”，甚至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主持编撰的《传》在写到美国驻波兰大使斯托塞尔在华沙追逐中国外交官时，都“依样画葫芦”，如出一辙地认为被追的是雷阳(其实是中国驻波兰使馆波语译员景志成)。雷阳秉性颇为和善、忠厚、本分，不善辞令。在电话里一再被雷婉拒后，情急之下，宗道一以退为进表示：《当代中国外交》一书第219页非常明确地写道：美国大使是向“中国使馆人员”表示“愿意同中国驻波兰代办会晤”。但那么多书写的都是你被美国大使“追”。我只想请你澄清一下，究竟谁被美国大使“追逐”?为了使雷阳“松口”，宗道一又用了“激将法”：“不少书报说，你被美国斯托塞尔大使追得惊慌失措，***还说，要使中国外交官得心脏病，就像斯托塞尔那样对中国外交官采取‘突然袭击’……”这一招终于显灵，雷阳在电话里虽然依然低调，但是终于松口了：“这些报道与事实有些出入。我今天还是无法谈，我得理一理思路，准备准备。明天上午9时你来，可以吗?”宗道一闻之自然大喜过望!这样的事例可举的还很多。
在万般无奈之下，以退为进提出的这类问题，其实就是采访者的最后一招和最后一搏，意欲“四两拨千斤”，力挽颓局，所以问题不仅要集中、浓缩而且要击中最“要害”处，即采访对象最想澄清的问题，或者是最有话要说的问题。
当然也有极个别例外。如宗道一非常想登门采访唐闻生一家，几次努力均未成功。
1990年夏，宗道一甚至独自闯上门去，但唐明照还是坚决而婉言地谢绝了。所以有些新闻科教书声称：当你不能从门走进去，就从窗口爬进去。这似乎有点“误人子弟”。像外交家、科学家、学者一类人，假设如此“造次”，鲁莽从事，那百分之百要跌跟头的。现在宗道一每次采访，即便是已采访过多次的熟人，也必事先打招呼约定，从不贸然登门。这不仅是一种对人的尊重，而且更是现代社会人的一种必备的“教养”。如果从心理学角度看问题，“换位”思维，这实际上是设身处地为他人着想。说实话，宗道一现在不仅从来不做“不速之客”，他连给唐闻生一家人打电话的勇气都没有了。因为即使电话，也是一种“打扰”。毕竟又过了15年，他明白，初出茅庐，别人尚且可以鉴谅一二，如果一位学者如此轻率，给别人的第一印象就不言而喻了!采访者特别要学点心理学，换个角度去体验别人的感受。一言以蔽之，要充分研究别人的“心理”!最初，唐闻生在电话里礼貌、策略但又很坚决地加以婉谢。她说：“你的材料已经很多了。”待到宗道一那篇《联合国的四位中国副秘书长》发表后，又兼《新华文摘》全文转载，情况稍稍出现了变化。宗道一打电活给唐明照。接电话的就是唐闻生的母亲，那位长着圆圆的脸，非常和蔼的老人张希先女士。宗自然想登门面谈，这样不仅有内容，也出效果。但张希先终究没有答应。宗道―是准备了不少问题的，所以两人在电话里聊了两个多小时。收获还是相当不错。
进京采访第3年，宗道一再一次鼓起勇气给唐闻生打电话，同样准备了不少问题。那时唐闻生也许心境不错，而且，她已读过宗不少有关唐明照父女的文字，大致也是认可的。这一回唐闻生与宗道一聊了一个多小时，内容十分丰富。即使在电话听筒里，宗道一也感受到唐闻生的聪颖与机敏。她的表达能力极好，记忆又好。所以，宗道一现在
仍非常怀念这次电话采访，如果唐闻生能敞开心扉，那该是多么美好而成功的采访啊！
遗憾的是，在后来两年里，唐明照病危，唐闻生事亲至孝，差不多每天去医院看望陪床。到后来宗道一就实在不好意思再打电话了……
尖锐：在对方心理承受力之内
新闻记者一向号称“无冕之王”，西方国家记者尤然。20世纪60年代，一名女记者向当时的日本首相池田勇人提问：“你对女人有什么感觉?”在一个正式场合，问一个无趣的问题，池田首相的不悦自然可以想象了。他“以牙还牙，以血还血”：“我本来对女人很有想法，但是自从见到你以后就再也没有想法了。”池田勇人固然风度大失，但那位女记者也花容失色，自讨没趣。中国毕竟不是西方，采访不可能那么“心怀叵测”，“刁钻促狭”，多少应该“与人为善”，也许这也是“中国特色”。只要看看各国记者招待会上，中国主流媒体记者的表现即可明白，但记者终究不甘心“平庸”。这就涉及如何“把握”，实际上是一个“度”的问题――如何使自己的问题既尖锐或者有一定“难度”，又不超过被采访者的心理承受力?关键在于掌握“分寸”。只要下工夫，还是可以提出或设计出一些高水平的问题。宗道一曾带领学生采访中国人民外交学会会长卢秋田大使，针对他议及不少中外外交家，学生问道：“你见过那么多中外著名的外交人物，以你之见，你印象最深的一位外国外交家是谁?又有哪一位中国外交家留在你的记忆里？”
宗道一曾率学生采访吴建民，提出了两个问题：“你有幸参加了1993年蒙特卡洛的‘申奥’与2002年巴黎的‘申博’。平心而论，你都尽了力，但是前者我们失败了，后者获得了胜利。请问你有何感触?”“在驻法国大使任期中，你曾组织了许多中法文化交流活动，把中国文化介绍给法国公众。4天前，我们参观了西安的兵马俑博物馆。法国总统希拉克说过，不看兵马俑就不算到过中国。你与希拉克有过许多接触，依你之见，他为何对中国文化如此钟情?中国传统文化对你们外交官来说有何意义?”吴大使毫不掩饰自己的赞赏之情。他说：“这个问题是经过调查研究的，问题很好!我在国外接受很多记者采访。有些问题一听就是经过思考的，而有些问题很浅薄。”其中道理也是不言自明的。因为“沧海横流，方显出英雄本色”，响鼓要用重锤敲。那些有相当水平的采访对象对内容空乏、不着要领的普通问题是很不屑一顾的。
总而言之，记者提问要让被采访者有话好说，而这些话又是他想说的。这里要注意一点，这些“话”必须包含新闻性，独家性。陈旧的不行，人云亦云的也不行。比如，笔者曾采访过担任某高校校长的中科院院士谷超豪，就“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等问题提问：“现在谈创建世界一流的言论不断见诸媒体，清华大学在上个世纪90年代就提出在2001年建成一流大学，现在有报道称，时间已推迟2025年，浙江大学的时间表比清华大学还要早。作为一名知名教育家，世界一流大学的标准是什么?你认为中国与国外一流大学的距离究竟有多远?”这个问题抓住了“世界一流大学”这个热点问题，颇有新闻性。特别提到了“时间表”、“标准”，更是抓到了点子上，谷超豪回答很巧妙：“要成为世界一流的大学，好比烧炉子。我们现在的任务就是把火烧旺，要创造条件，要积累，这是非常复杂艰难的事，不是一蹴而就的。”正因为谷超豪曾是出掌著名高校的老教育家，他的话是一副清凉剂，故更具新闻价值。
宗道一带领学生采访全国人大副委员长成思危先生，所设计的几个问题就是根据当时中国股市低迷的现状而提出的：“几个月来，中国股市阴雨绵绵，人们习惯从资金、管理、上市公司资信等方面分析原因。但是也有人认为，股市低迷，或者说‘箱形整理’，是国家宏观调控的需要，主要是为了缓解人民币升值的压力。您的看法如何?如果这种说法成立，中国股市是否还要阴跌不止?”“面对国际上要求人民币升值的压力，中国***府仍然宣称保持人民币汇率基本稳定。美国财长斯诺访华也没有改变中国的这一立场。但是随着中国经济发展，人民币升值又是必然的。你认为，如何处理，才能达到如***所说，‘不仅有利于中国经济和金融持续稳定发展’，而且‘有利于世界经济和金融的稳定发展’?”“众所周知，当今证券市场主要存在3个问题：一是信心不足，二是历史遗留问题，三是***策。券商峰会期间，证监会一位官员对媒体表示：证监会不是‘不作为’，而是‘难作为’。请问，这种‘难作为’的局面还将维持多久?如何采取行之有效的措施，才能突破这一‘瓶颈’？”最后，学生问：“对财经新闻专业的学生有何寄语?”成副委员长回答得非常精练：“你们要做人民利益的卫士，不要做上市公司的吹鼓手。”学生又追问：“如果要投身到其他经济战线上去，最要紧的要做到哪几条?”成副委员长很真诚地回答：“3句话。第一做人要正直。人不正直，想做别的就不好说了。第二做事要认真，做什么事都要认真，有敬业的精神，你才能真正做好。第三就是做学问要勤奋。你看我现在都60岁了，天天还要上网，要写东西，要思考问题。我当了6年的人大副委员长，北戴河休假我没有去过一次。我舍不得那个时间。我要工作，写东西。”为采访成思危，当时大家作了一个月的认真准备。所提问题高度概括、浓缩，又高屋建瓴、深中肯綮。
采访浙江的两位知名的经济学家时，所设计的问题也比较有新闻价值：“福格尔来到浙大使人们对诺贝尔奖又关注起来。福格尔甚至即兴发挥说：林毅夫有可能获奖。我的问题是：中国经济学界对获奖信心有多大?依照诺贝尔奖的标准和中国经济学界的现状，中国获奖的希望有多大?”对方的回答也不错：“美国确实引领着整个世界经济研究的潮流。所以对中国能否获诺贝尔奖，我是比较悲观的。如果想培养获诺贝尔经济奖的人，恐怕不是孤立地培养几个尖子人才就能解决的，而是要注重整体水平、整体环境。珠穆朗玛峰如果不建立在青藏高原上，它能有8848米吗?”“林毅夫是我很敬重的一个经济学家。但是对他能否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我暂时还没这个‘奢望’。在全世界排在1000名经济学家里面的，华人经济学家也有十几个。但是诺贝尔奖非常讲究原创性，思想、观点要有原创性，要有重大的理论和实际意义的原创的经济思想。我觉得我们目前还没有到这个阶段。”
接下来的几个问题也是围绕着“市场经济地位”这一“热点”问题：“最近，应聘为浙江大学荣誉教授的福格尔声称：美国是否承认中国市场经济地位不是一个经济问题，而是***治问题。据英国《金融时报》6月28日报道，欧盟决定拒绝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欧盟的评估报告提出的4个方面的理由都涉及体系性、制度性问题，短期内中方实难满足对方。他们是否
言之有理?你认为欧盟的决定是***治性的还是经济性的?”“围绕市场经济地位，中国再次受到各国的严格‘审查’。虽已有新西兰等7国承认，然而美国无疑拥有极大的影响力。据我们所知，美国对市场经济地位的评定标准非常‘苛刻’：货币的可兑换程度；劳资双方进行工资谈判的自由程度；***府对生产：方式的所有和控制程度……在美国和欧盟一致拒绝的情况下，中国将如何动作?从经济学的角度看，中国的市场经济究竟到了何种程度?是否真的像福格尔所说那样，在某些方面超过了美国?”对方回答也比较直率有内涵：“我不知道中国的市场经济在哪个地方超过美国，我倒觉得是我们不该交换的东西，比如说权钱交易超过了美国，不该市场化的东西把它市场化了。中国目前不是市场经济，中国经济转型的风险期还没有渡过，我们还是典型的转型经济，还不是真正的市场经济。如果我们硬要说我们的市场经济比美国的还要好，这不是睁着眼睛说瞎话吗?这不是违背自己学术良心么?”“劳资关系是这样么，哪个国家会拖欠工资这么多?哪个国家会有这种工厂制度?我最近在研究SA8000的问题，我认为这是迫使我们调整劳资关系的一个极好的机遇。就像加入WTO，也迫使***府行为调整一样。SA8000标准就迫使老板要尊重民工的基本权利。这样，就找到一个老板和工人利益一致的共同的平台。以前老板拖欠工资，赖掉不还，这是他损人利己。现在则不同了，老板如果不给你工资，他自己利益也要受损，为什么?他拿不到订单了。所以能借助外力，创造外部机制，使劳资关系在一个新的平台上开展合作博弈。这是一个极好的机遇。”
学生再次提出的问题仍很尖锐，或对部长“指名道姓”，或直指中国经济学界的“软肋”：“众所周知，中国在市场经济前加上了一个‘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修饰词。我们的问题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西方国家市场经济的标准差别如此之大，中国是说服美国承认呢，还是自己再进一步完善?部长认为美方标准‘过时’。从经济学的角度看，你认为哪家的“标准”更科学，更客观?”“你曾就经济学界是否‘失声’的问题指名道姓地抨击过《钱江晚报》。最近，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李成贵先生在《南方周末》中提出我国经济学界的浮躁、混乱以及经济学家的‘失语’、‘失范’、‘失态’乃至人格的‘缺失’。海外有学者称，大陆的学术论文相当一部分是泡沫，甚至说是‘垃圾’，毫无价值可言。经济学界存在类似现象吗?”这里的提问技巧就在于“以退为进”，让答者必须作出回答。
对浙江的另一位经济学家的提问也很有锋芒：“目前，教育界、学术界都不同程度存在腐败现象。教授应该具备怎样的良知?经济学家应该拥有怎样的人格?对有些学者批评经济学界的浮躁、混乱，甚至人格‘缺失’，您有何评论?中国经济学家的角色定位究竟是什么?与外国经济学家有什么不同?”“有道是：无欲则刚。你曾说过：教书，学生认可；做学问，同行认可。其他都无所谓。如果当初您被任命为副校长，是否还会保留这样从容恬淡的心态?诱惑纷繁，人心浮躁，在当今这个社会里如何才能保持这样的心态?”这个问题虽然尖锐，但却让被采访者讲了一些心里话，而且说得也比较得体而有个性特色：“如何保持这种心态，这是不能唱高调的，这都是很实在的问题。我觉得我做学问名利双收，只要学术界的认可给我的感觉超过我去当副校长，心态就好了。从学术界的眼光来看，越是没有潜力的人，越是对自己的学术前景不看好的人，他们对现在和将来的官位就越看重。因为他对自己缺乏自信，一旦你不在那个位子上就没人理你了，影响力就大大减轻了。越有自信的学者对这个东西看得越轻。当然，有的人只是嘴巴上说看得很轻。你只要看他在学术界有没有真正的地位就明白了。”
同样的问题对不同的人要有不同的角度，不仅使问题提得好，也要使被采访者回答得“出彩”：“您大概已经知道，在(2004年)6月20日举行的‘三农’问题国际研讨会上，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福格尔教授有一个惊人之论；在某些部分，中国的市场经济程度甚至超过了美国。据我们所知，美国对市场经济地位的评定标准非常‘苛刻’；货币的可兑换程度；劳资双方进行工资谈判的自由程度；***府对生产方式的所有和控制程度……如果福格尔教授不是溢美之词，您认为中国的市场经济程度在哪些方面超过了美国?”“我认为对福格尔的话只能做两种解读：一个是在相同的人均水平的经济发展阶段，可能中国的市场经济在某些方面比美国当时那个阶段要好一些，即中国目前的人均水平和经济发展阶段已有的市场经济的发育和完善程度在某些方面可能比美国的相应时期要好一点。这是一种解读。第二种解读是他随口说说，只是为了表示对中国的友好罢了。人们对经济学大师讲的话，尤其是在媒体上讲的话，不必都过于认真。”
精彩的提问能刺激被采访者，我们对“养兔大王昝建梁的采访就是一个实例。那天，央视7套《致富经》栏目也要采访他，他本想推迟我们的采访，后来只答应给我们两个小时。由于采访提问令昝兴趣大增，于是不知不觉采访到中午12时。采访完后，昝建梁竟然向我们索要磁带。他说：“年轻记者提不出这样的问题，我要让中央电视台记者听听磁带，让他们也参照这些问题采访。”由于篇幅的关系，这里仅举两例，相信能以一斑窥全豹：“您从一个穷教书匠成为‘世界兔王’，对这种‘角色转换’，你最深的感觉是什么?当你第一次飞出国门，站在巴黎机场的时候，你在一瞬间又想到了什么?”“你很感激你的夫人，她是你生活和事业的最好助手。但是说过，没有矛盾就没有世界，你和夫人发生过的最大一次冲突是什么?最后又是如何解决的?”
按照常理，总是说话不揭短，在采访小要避免“哪壶不开提哪壶”。但也有例外，只要运用得当，也会出现意外效果。前驻保加利亚、阿富汗、上沃尔特(布基纳法索)、芬兰大使谢邦治，新中国初期曾任中共武汉市委副书记兼纪委秘书长。任期内曾因轰动一时“纪凯夫事件”③而受牵连下台。这桩案子因的介入似成“铁案”，当时全国各大报纸均在头版头条报道此事。宗随身携带的资料卡片上抄录了1952年2月26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纪凯夫事件”一案处理报道中有关谢邦治的全部文字：
中共中央中南局和中南******委员会作出决定 全面处理周季方宋瑛等阴谋陷害案 武汉市长吴德峰和谢邦治等庇护不法分子被撤除***内外职务
“谢邦治亲自布置这一案件的侦查工作和审讯工作，限期破案，他用很大的力量去找寻制造钥匙的铜匠。而对于伪造钥匙的时间正是王清掌握着钥匙的时间这一事实，则不去考虑，谢邦治把王清的各种可疑之处，都解释为偶然现象，事实上是替王清辩护。”
“对于这一事件，武汉市委纪律检查委员会检查处处长王世勋一直坚持真理，除在会议上积极提出意见外，并书面向市委副书记谢邦治提出正确意见。中南局纪律检查委员会负责同志，曾多次向武汉市委员会负责同志指出：应释放纪凯夫。武汉市委不仅没有接受这些意见，市委副书记谢邦治反表示宁错到底，最后总承认错误，一总道歉，也不早放纪凯夫。直到案情大白，中南局指示立即释放纪凯夫时，市委亦未立即照办。”
但是，宗道一又风闻前些年有人“翻案”，见到谢邦治时，为激起对方敞开胸怀。宗道一大胆重提旧事，谢邦治对宗知道40多年前的旧闻颇为惊奇，但是他却有话要说，接下来，谢邦治取出很多珍藏的材料，饶有兴趣地讲述了他郁积于胸多年的“一家之言”……
对于各界人士，特别是著名人物，你的提问应该是对方前所未闻的。他们绝对没有丝毫兴趣去回答那些早已回答过多次的简单问题。那些甚至连想也没有想到、但又十分精彩的问题足以刺激采访对象的兴奋神经。
注释：
①1964年4月，巴西当局非法逮捕根据中巴协议在巴西从事两国贸易和新闻报道的中国人员王耀庭、侯法曾、王唯真、王洽、马耀增、苏子平、鞠庆东、宋贵宝和张宝生。当时，无论是在监狱中，还是在法庭上，九位中国同志不畏，与巴西******府作了英勇的斗争，保持了崇高的***气节。根据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的指示，国内对巴西当局开展了有理、有利、有节的外交斗争，积极组织营救工作，新华社还专门成立了营救委员会。
是年底，巴西***事当局法庭最后以“颠覆活动”为由，判处王耀庭等九人10年徒刑。在国际舆论的强大压力下，次年4月，巴西当局以“不受欢迎的人”为由，“驱逐”王耀庭等九人“出境”。史称“巴西九人事件”，10年后，在中巴建交谈判中，巴方承认“巴西九人事件”错误，当时，媒体将王耀庭等九位同志誉为“巴西九颗红星”，张宝生为中国国家贸易展览会筹备小组的工作人员(葡萄牙语译员)。
②清末著名思想家、文学家龚自珍在道光十九年(公元1839年)因得罪长官辞礼部职从北京返回杭州。尔后又北上迎取在京的眷属。在往返途中，共作绝句315首，抒发一路见闻感慨，总题为《己亥杂诗》。韩念龙所引此句的全文是：“浙东虽秀太清孱，北地雄奇或犷顽。踏遍中华窥两戒，无双毕竟是家山。”孱，弱；犷顽，粗野原始，不秀丽；戒同“界”。《唐书・天文志》：“江、河为南北两戒。”意为长江、黄河是南北两界。末句意即家乡杭州的风景举世无双。韩是引龚句赞美宗的家乡杭州西湖风景秀丽。
③“纪凯夫事件”：1951年4月，武汉市第二医院发生一起盗款案，工作人员纪凯夫因涉嫌先后被拘和逮捕。时任中南局组织部长的李之琏直接参与此案处理。随后，中南局组成了联合检查组进驻市二医院，认定该院监委王清为盗款人，王和市卫生局副局长宋瑛合谋嫁祸于纪凯夫。闻讯后作出重要批示，直接批捕纪凯夫的主管***法工作的副市长周季方“立即逮捕法办”。1952年2月，中南局作出改组中共武汉市委、市***府***组的决定，中共***化书记给予当众警告处分，并降职为副书记，市委副书记吴德峰、谢邦治撤除本兼各职。王清、宋瑛、周季方被后，分别判处有期徒刑6年、2年、9个月。同年2月26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把隐藏在***队伍中的坏分子清除出去》的社论。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纪凯夫事件”中受处分者提出申诉，湖北省纪委向中组部反映负责该案的李之琏在处理工作中的问题，提交了《关于“纪凯夫事件”的复查报告》。1982年8月，由中纪委会同电组部等单位组成的“纪凯夫事件”审理组，作出《关于“纪凯夫事件”的审理报告》，认为当时中南局对“纪凯夫事件”的事实认定正确，处理定性准确，撤销、更正对某些人员的过重处分。1988年6月，《关于“纪凯夫事件”一案审理情况的备案报告》经中纪委***讨论。通过。该报告称：“纪凯夫事件”一案不能，吴德峰、谢邦治等人处分偏重，可以撤销。原给予周季方的处分，湖北省纪委已于1979年10月批准撤销，可不再改动。纪凯夫没有***治历史问题，在盗款案中也不无问题。湖北省纪委“纪凯夫事件”复查组对李之琏的指责是不符合事实的。
本文承浙江财经学院中国外交人物研究所所长宗道一先生具体指导，谨致谢意。
(作者单位：浙江财经学院中国外交人物研究所；参与本文的还有：倪钰、朱礼盈和袁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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