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文网苏轼之词篇1
关键词: 宋代文学 苏轼 柳永 豪放派 婉约派
前人论词，有婉约和豪放之说，而柳永和苏轼均是两大派系的突出代表。柳永：(987?～1055?)，字耆卿，初号三变。因排行七，又称柳七。祖籍河东（今属山西），后移居崇安（今属福建）。宋仁宗朝进士，官至屯田员外郎，故世称柳屯田。由于仕途坎坷、生活潦倒，他由追求功名转而厌倦官场，耽溺于旖旎繁华的都市生活，在“倚红偎翠”、“浅斟低唱”中寻找寄托。作为北宋第一个专力作词的词人，他不仅开拓了词的题材内容，而且制作了大量的慢词，发展了铺叙手法，促进了词的通俗化、口语化，在词史上产生了较大的影响。苏轼（1037～1101）北宋人，字子瞻，又字和仲，号“东坡居士”，谥号文忠，享年66岁。南宋高宗朝乾通6年，赠太师，追谥号“文忠”。眉州眉山（即今四川眉山）人，汉族，是父亲苏洵的第五个儿子，是北宋著名文学家、书画家、散文家、诗人、词人，豪放派词人代表。
二人在宋词的发展上，虽说柳永属婉约派的代表，苏轼属豪放派的代表，但都作出功不可没的贡献。两人既然是不同派系的代表，他们的词在题材内容、表现手法、风格形式等方面当然会有所异同。
题材内容之异同
柳永把词从花樽间的传统题材中***出来，除了写离愁别恨，男欢女爱，个人幽思等题材外，还多方面多角度的描写都市生活，反映当时城市经济的繁荣和市民的生活状况。大量描写歌妓的生活与情感，表现世俗女性大胆泼辣的爱情和她们的内心痛苦，并对其不幸寄予深切的同情，从而大大拓展了词的题材范围和词的境界。如：1、描写城市的繁荣景象和市民的生活风尚，《望海潮》最为有名。这是一首最早出现的，由文人创作的长调慢词，形象地描绘出钱塘江的秀美景色和繁华富庶。2、描写男女情爱，这类词中有表现下层人民不幸以及作者对他们的深切同情的，有写悲苦和她们对轻薄男子怨恨的，及渴望自由、渴望真正爱情生活的。 3、江湖落拓的感慨是他词作的另一重要内容，“叹年来踪迹，何事苦淹留”(《八声甘州》)、 “败荷零落，衰杨掩映”(《夜半乐》)和“是处红衰翠减，冉冉物华休”(《八声甘州》)中主人公颓唐的心情将秋日景象涂抹上浓重的阴影。词人的离愁别绪与冷落清秋的景物相互交融，达到了高度的艺术境界。
而苏轼却在柳永的基础上，扩大了词的表现功能，它将传统的表现女性化的柔情之词扩展为男性的豪情之词，将传统上表现爱情之词变革为性情之词。不仅在词中大量描写词人日常交际，闲居读书及躬耕、射猎、游览等生活场景，他也在词中表现对人生的思考，发出“人生如梦”的慨叹，虽深切感到人生如梦，但并不由此否定人生，而是力求自我超脱，始终保持着顽强乐观的信念和超然自适的人生态度。苏词还对自然山水的描绘，或以奔走流动的气势取胜；或以清新秀美的画面见称，有时则把对自然的观照与对历史、人生的反思结合起来，在雄奇壮阔的自然美中融注入深沉的历史感和人生感慨。
表现手法之异同
柳永词改变了前期以小令中调为主的状况，大量创作了慢词，加长了词的篇幅，为词作家在小令、中调等短小形式之外提供了可以容纳更多内容的新形式。但柳永也只是在承袭前期词人典例精工含蓄的特点，创造性使用了铺叙白描的手法和改变以往词人在书面的词汇中提炼、高雅绮丽的语言，而运用市井语言填词，显得平易、浅显、充满了平民化的语言色彩，善于巧妙利用时空的转换来叙事、布景、言情，而创出独特的回环往复式的多重时间差结构，是一典型的“婉约”词派的代表。而苏轼在柳永的基础上，破除了诗尊词卑的观念，提出了词须“自成一家”的创作主张，其内涵包括追求壮美的风格和阔大的意境。一方面，苏轼自觉从精神实质上把诗和词贯穿起来，打破了诗言志词言情、诗庄词媚、词为艳科的传统观念。另一方面，苏轼把词和诗置于同等式重要的位置，有意识的以诗的笔法和意境入词，突破音乐对词的束缚，以及词对音乐的依附性，使词成为***的抒情诗体，在很大程度上***了词体。从根本上改变了词以婉约为正宗的风气，别开生面地开创了豪放词派，并开创了在词中大量用典的写作手法。
风格形式之异同
古人评价柳苏二人，说柳永的词适合十七八岁的姑娘手拿红牙板敲着节拍来唱“杨柳岸，晓风残月”，而苏轼的词则须让关西大汉弹着响亮的铜琵琶，敲着铮铮作响的铁板来唱“大江东去”。如同是滚滚长江，柳永用“念去去千里烟波，暮霭沉沉楚天阔”来寄托满腹哀愁，而苏轼则用“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来表达满怀豪情。同是风花雪月的爱情，柳永描绘的是“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的缠绵悱恻，而苏轼流露的却是“枝上柳绵吹又少，天涯何处无芳草”的风流倜傥。同是醉人之酒，柳永有的是“今宵酒醒何处？杨柳岸晓风残月”的空幻之思；而苏轼却作出“我醉拍手狂歌，举杯邀月，对影成三客”的疏狂之举。同是袭人之雨，柳永渲染的是“望处雨收云断，凭栏悄悄，目送秋光”的忧伤气氛；而苏轼体现的则是“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的英雄本色。
从以上三个方面，总结出：苏轼、柳永有“豪苏腻柳”之称。柳词如江南二八少女，清新婉约，细腻独到。他扩大了词境，佳作极多，许多篇章用凄切的曲调唱出了盛世中部分落魄文人的痛苦。他还描绘了都市的繁华景象及四时节物风光，另有游仙、咏史、咏物等题材。柳永发展了词体，以旧腔改造或自制的新调，对词的***与进步作出了巨大贡献。柳永还丰富了词的表现手法，他的词讲究章法结构，词风真率明朗，语言自然流畅，有鲜明的个性特色。他上承敦煌曲，用民间口语写作大量“俚词”，下开金元曲。柳词又多用新腔、美腔，旖旎近情，富于音乐美。苏轼的文学观点和欧阳修一脉相承，但更强调文学的独创性、表现力和艺术价值。他的文学思想强调“有为而作”，崇尚自然，摆脱束缚。他认为作文应达到“如行云流水，初无定质，但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所不可不止。文理自然，姿态横生”的艺术境界。苏轼的风格多样化，豪放旷达、婉约 清淡古雅、奇艳缠绵等风格兼而有之且各尽其妙。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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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之词篇2
苏、辛词语言丰富多彩而独具个性，皆善于用典。词中使事用典，既是一种替代性、浓缩性的叙事方式，也是一种曲折深婉的抒情方式。
如苏词中《江神子密州出猎》具有较浓厚的叙事性和纪事性，但写射猎打虎的过程非三言两语所能穷形尽相，而作者用孙权射虎的典故来作替代性的概括描写，就一笔写出了太守一马当先、亲身射虎的英姿。词的下阕用冯唐故事，既表达了作者的壮志，又蕴含着历史人物和身身怀才不遇的隐痛，增强了词的历史感和现实感。
如辛词中 《虞美人赋琵琶》列举了“昭君出塞”、 “贺老定场”许多有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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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之词篇3
关键词：苏轼 婉约词作 艺术成就
苏轼在我国的文学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是全能型的作家。苏轼在词、诗、赋、书画、音乐等方面有着重要的建树。现存的《东坡全集》115卷中，有300多首词，相比于诗文，苏轼词的数量不多，但是获得了极大地成就，有着极为深远的影响。至今，文学史家对苏轼的作品作出了较多的评论，认为苏轼的词有着广泛的题材，比较豪放，在文学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一.苏轼婉约词内容分析
1.将婉约词的抒情继承下来
苏轼生活的时期是婉约词十分流行的时期，尽管苏轼是豪放派的先河，但是他也创作出了大量的婉约词。其中涉及很多传统的婉约词题材，描写了美好的爱情，将离别的情愁发挥紧致。苏轼词中比较典型的描写爱情的婉约词是《蝶恋花・记得画屏初会》，其中通过“燕双飞”、“好梦”、“绣帘”、“画屏”等将男子偶遇暗恋对象的激动、爱慕和紧张表现出来，[1]使爱情的美好展现的淋漓尽致。尽管整首词依旧是传统的婉约词题材，但是整首词直白、清新、柔情似水，并没有艳情之词。
以往传统的婉约词通常是无病，大多是都是应景创作的，涉及离情别绪、佳人宴乐等。苏轼的婉约词中将情感表达的极为真挚，能够引起读者的共鸣，比如《江城子・十年生死两茫茫》，这是苏轼悼念亡妻的作品，整首词结合自己在***治生涯中的经历与无限感慨，将苏轼与妻子之间的深厚情感以及对亡妻的悼念之情表现出来，词风缠绵、哀婉，这在婉约词中是很难得的作品。
2.借词咏物
苏轼婉约词大多数内容是革新的，并不只是单纯的继承传统题材，苏轼的词是借词咏物。苏轼之前，也有很多文人利用词咏物，比如欧阳修、晏殊等，但是真正能够做到整首词都咏物，并且蕴含这着深刻的含义，还要看苏轼的词。在苏轼的婉约词中，石榴、柳等都有体现，苏轼在《水龙吟・次韵章质夫杨花词》中，通过独特的手法，[2]将柳叶、柳花的状态表现的淋漓尽致，通过拟人化的写法描写杨柳，将相思之情展现出来。整首词中虽然感春伤悲，但是***景的描写极为精致，情感深厚，是十分成功的咏物作品。
苏轼的婉约词不同于其他前人的词，苏轼的婉约词是整篇都咏物的，有着独特的角度，寄托情感。~中情感极为真挚，有着悠远的意境，这是一般婉约词无法达到的高度。
3.对田园生活进行描写
对于苏轼而言，他在官场上的起落是其人生中重要的经历，这些经历也为他的文学创作奠定坚实的基础。苏轼之前还有柳词，但是柳永的词大多描写离愁情绪，词中很少有涉及社会生活的。苏轼的词中，词的内容不断扩大，从佳人宴饮到田园生活，有悼亡、拟物，也有田园生活的描写，其中《浣溪沙・其三》是比较著名的，“麻叶层层叶光，谁家煮茧一村香？隔篱娇语络丝娘。垂白杖藜抬醉眼，捋青捣软饥肠，问言豆叶几时黄？”[3]整首词中描写了“茧”、“豆叶”、“络丝娘”、“麻叶”等，将田园生活的风光描写了十分形象，其乐融融，将农民大旱得雨的喜悦充分展现出来，同时也表面出了诗人宽广的胸怀。整首词中包含这浓郁的乡土气息，给人以身临其境之感。
尽管苏轼的词继承了婉约词中传统的风花雪月、佳人红妆等，但是词的内容却十分丰富，有着高雅的格调，关注社会生活，描写田园风光、抒发离情别绪等。此外苏轼的婉约词中尽管也有儿女情长、离愁别绪，但是在语言、意境以及情调上却有很大的发展，词不俗、不艳、不伤。
4.赠友词
诗歌中有很多酬谢、互通友情的内容，但是在苏轼之前，词坛上却是空白的，苏轼的婉约词中将陈词扫清，语意浓厚创新。比如“回首乱山横，不见居人只见城。谁似临平山上塔，亭亭，迎客西来送客行。归路晚风清，一枕初寒梦不成。今夜残灯斜照处，荧荧，秋雨晴时泪不晴。”[4]（《南乡子》）这首词中表现出真情实感，表达了对友人的依恋，对往事的回忆，通过诸多意象，如残灯斜照、晚风凄清、枕上初寒等，能够将作者在归途过程中的凄凉等意境表现出来。利用拟人的手法，将对友人的挂念生动的表达出来。苏轼创作的《行香子》表达的是对友人的怀念，《水调歌头》等表现出作者豁达的情怀。
二.苏轼婉约词作的艺术成就
苏轼的词中有很多婉约词，其中的内容涉及到田园、咏物、悼亡以及送别等，词在很大范围中应用，更好的将社会生活反应出来。不可忽视的是苏轼的婉约词在词学艺术上有着重要的成就。
1.格调得以提升，作品更加高雅
苏轼使婉约词的格调得以提升，整个作品更加高雅。在苏轼之前的婉约词主要是描写莺歌燕舞，词间展现出来的都是风花雪月，这些词比较俗气，格调不高。苏轼的词更加清婉、情致悠远，与苏轼自身的人生态度密切联系。最为典型的就是《洞仙歌》，词中将花蕊夫人刻画的入木三分，词中找不到庸俗之词，在苏轼的笔下，原本绮艳的事情变得高雅，清新，是花间派词人不能比拟的。
2.进一步拓宽词的意境与题材
从花间派开始，到柳永、晏殊等，词是一种比较通俗的文学形式，其内容大多风花雪月，酒色宴饮，虽然也有一些词表达离别的情愁，但是整体的题材范围不够广，情感并不真挚，没有社会意义。到了李煜，词有意境有着一定的发展，欧阳修擅长描写“富贵词”，柳永爱好写“俗词”，但是这些都是在既定范围内进行的。而苏轼的词不仅能够应景，也能够表达情愁离别、咏物等。词在多个领域和场合中应用，将社会生活从不同的角度反应出来。
苏轼之词篇4
【关键词】苏轼文化；眉山；城市精神；古为今用
基金项目：本文系四川民族学院2015年度大学生科研项目“坡与眉山文化的关系对当今社会的影响（DXS14009）”的成果
苏轼（1037―1101）才华横溢，作品颇丰。今存诗歌2700多首，词350首，及文章4200余篇。[1]他在书法、绘画、音乐等艺术领域亦饶有建树。其在文化和思想等方面的卓越成就，为后人所称道，形成了独特的东坡文化精神，对眉山城市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一、苏轼文化成就略述
苏轼文化成就主要体现在，以文、诗和词为代表的文学成就，以书法、绘画和音乐为代表的艺术成就和融合儒道释三家的思想成就等方面。
（一）苏轼的文化成就
1.苏轼的文学成就
苏轼的文与欧阳修并称“苏欧”。宋代释德洪《跋东坡池录》：“其文涣然如水之质，漫衍浩荡，则其波亦自然成文。”苏轼重视文学的社会功能，主张为文要“有益于济世之用”。[2] 苏轼的诗与黄庭坚并称“苏黄”。赵翼在《瓯北诗话》中评论苏轼的诗：“以文为诗，自昌黎始；至东坡益大放厥词，别开生面，成一代之大观。” 苏轼的词与辛弃疾并称“苏辛”，是豪放词的代表。清代陈廷焯说：“人知东坡古诗古文，卓绝百代。不知东坡之词，尤出诗文之右。”（《白雨斋词话》卷七）他扩大了词境，提高了词品，打破了“艳科”的藩篱。
2.苏轼的艺术成就
苏轼的书法和米芾、蔡襄、黄庭坚并称“宋四家”。苏轼酷爱书法，其弟苏辙《亡兄子瞻端明墓志铭》：“幼而好书，老而不倦，自言不及晋人，至唐褚、薛、颜、柳，仿佛近之。”苏轼书法成就极高。黄庭坚《山谷论书》：“本朝善书，自当推为第一，数百年后，必有知余此论者。”苏轼在黄州时所作《寒食帖》亦为现今中国三大书法名帖之一。坡的墨竹和枯木怪石在绘画史上享有盛名，也是文人画的开创者。[3] 苏辙《汝州龙兴寺修吴画殿记》云：“予兄子瞻少而知画，不学而得用笔之理。”可见苏轼对画功底深厚。同时，苏轼还发展了绘画的写意功能，强调精神意蕴而不是形象本身。苏轼精通音律，他的词可诵可唱，胡仔《苕溪渔隐丛话》云：“中秋词自东坡‘水调歌头’一出，余词尽废。”苏轼在被贬荒疆之时还对民间音乐进行了整理，并把音律应用到了诗词赋文之中。
苏轼的文学艺术风格论与创作论都贯穿着一种“通”的精神。[4] 这使得苏轼通晓各个方面的知识和技能，并集中体现在文学和艺术上。
（二）苏轼的思想成就
1.“达者兼济天下”――苏轼对儒家思想的继承和坚守
苏轼自小受儒家思想的熏陶，饱读经史。苏辙《东坡先生墓志铭》说：“公生十年，而先君宦学四方，太夫人亲授以书。闻古今成败，辄能语其要。公亦奋厉有当世志。”苏轼自小就有奋历当世的精神。科考入仕，苏轼成就极高，仕途上的荣光，必将转化为他经世济时、献身***治的决心。[5] 苏轼《答虔y俞括奉议书》说：“有意于济世之实用，而不志于耳目之观美”，这反映出苏轼不期望虚名和志在济世利民的情怀。儒家思想赋予给苏轼的品质，也使苏轼遭遇多次贬官，但他被贬谪到岭南依然不改其志。苏轼《与李公择》说：“吾侪虽老且穷，而道理贯心肝，忠义填骨髓。”可见他对儒家思想的继承和坚守。儒家的淑世精神是苏轼人生道路上行进的一条基线，虽有起伏偏斜，却始终贯穿。[6]
2.“一蓑烟雨任平生”――苏轼对道家思想的回归和升华
苏轼早年师从道士张易简，接触道家思想。在历经宦海浮沉后，便逐渐结缘于老庄思想。苏轼对道家思想回归和升华体现在他面对世事的态度和将道家思想融入自己的文学作品中。钱钟书说：“他在风格上的大特色是比喻的丰富、新鲜和贴切，而且在他的诗里还看得到宋代讲究散文的人所谓-博喻。在中国散文家里所喜欢的周庄和韩愈都用这个手法：例如庄周的“天运”篇连用刍狗已陈、舟行陆、车行水、猿狙衣服桔槁、祭骈勹帧⒊笕搜西施六个比喻来说明不合时宜。”[7]因而，苏轼在苦难的贬官生涯里，其精神不但没有消沉，反而变得更加乐观豁达。他《答毕仲举书》说：“学佛老者，本期于静而达。静似懒，达似放。学者或未至所期，而先得所似，不为无害。”可见苏轼回归道家思想是为了完善人格和培养豁达的人生态度。
3.“是非忧乐本来空”――苏轼对释家思想的领悟和借鉴
苏轼在表现个人内心世界的诗歌中，始终贯穿着一个鲜明的禅学主题，即人生如梦，虚幻不实。[8] 苏轼时常感叹人生短暂，“吾生如寄耳”和“人生如梦”，释家思想中的旷达让苏轼在贬谪中找到了一种解脱。苏轼三贬，贬地越来越远，生活越来越苦，年龄越来越老，然而这“喜――悲――旷”的三部曲过程却越来越短，导向旷的心境越来越快。[9] 苏轼同样将释家思想应用到文学创作中，在《赤壁赋》中他就借用了佛教的永生不灭的观点写下：“逝者如斯，而未尝往也；盈虚者如彼，而卒莫消长也。”这都体现了苏轼对于释家思想的理解到借鉴，并应用到其苦难多变的人生中。
苏轼儒道佛“三教合一”的思想，既有儒家积极入世、兼济天下的抱负，也有道家安贫乐道的乐观豁达，还有佛家随遇而安的人生态度，这也使得苏轼能够兼通各家思想，为己所用。
二、苏轼的文化精神与眉山的联系
苏轼文化形成了独特的苏轼文化精神，历史悠久的眉山也有其独特的城市精神。苏轼对于眉山有着深刻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人文和城市等方面。
（一）苏轼的文化精神
在苏轼卓越的文学成就下，蕴含着丰富的苏轼文化精神。其文化精神可概述为：“爱国爱民、实事求是、正直明辨、乐观豁达”。
其一，爱国爱民。苏轼深受儒家尊主泽民思想影响，其一生历经五帝，对君主都尽心竭力辅佐。对人民，他所到之处皆做了一番好事，在徐州抗洪，改革凤翔“衙前”役法等。其二，实事求是。苏轼实事求是，不盲目跟风，在《上丞相书》说：“凡学之难者，难于无私。无私之难，难于通万物之理。故不通乎万物之理，虽欲无私，不可得也。己好则好之，己恶则恶之，以是自信则惑也。是故幽居默处而观万物之变，尽其自然之理而断之于中。其所不然者，虽古之所谓贤人之说，亦有所不取”。这也使他在***治上与王安石、司马光等人产生分歧，以致屡次被贬，但他不改其志。其三，正直明辨。这是他的人生信条和处世准则，他在《与杨元素书》中言： “某近数章请郡，未允，数日来杜门待命，期必得耳。公必闻其略，盖为台谏所不容也。昔之君子，惟荆是师；今之君子，惟温是随。所随不同，其为随一也。老弟与温相知至深，始终无间，然多不顺耳。”从中可以看到苏轼正直***的品质。其四，乐观豁达。苏轼在艰难困苦之时，总能化悲痛为力量，用一种乐观豁达的心态去对待。他在《超然台记》说：“凡物皆有可观。苟有可观，皆有可乐，非必怪奇伟丽者也。哺糟啜r，皆可以醉；果蔬草木，皆可以饱。推此类也，吾安往而不乐？”正因为这种乐观豁达的人生态度，才使苏轼在外放岭南七年的时间里安然自适。
（二）眉山的城市精神
眉山位于天府之国，古称眉州。眉山历史文化底蕴深厚，称为“千载诗书城”。李白《蜀道难》描写“蚕丛及鱼凫，***何茫然。”其中“蚕丛”氏就来自今天眉山青神地区，据明代余承勋《青神考》：“青衣之野，蚕丛尝主之，土人名其邑，以寓思焉。”（青衣指今青神地区）。眉山在宋代较为发达，又因“三苏”的成就，引来世人对古老眉山的关注。一座城市的文化精神是城市的灵魂，在这种精神的支撑和激励下，城市才得以快速发展。眉山这座城市的核心精神是：“坚韧***强，求是创新，团结进取，苦干兴眉”。[10]于此同时，眉山将苏轼文化精神融入到了眉山的城市精神里面，使之富有历史性和文化性。
（三）苏轼文化对眉山的影响
1.苏轼文化对眉山人的影响
苏轼对眉山的人的影响体现在思想文化和价值取向上。“三苏”文化历来为眉山人所推崇，又以苏轼最甚。清代张鹏翮撰三苏祠联：“一门父子三词客，千古文章四大家。”苏轼一家因文而举世闻名，深深影响了眉山地区的学子。据《眉山县志》记载：“其民以诗书为业，以故家文献为重。”苏轼文学在历代皆盛行，陆游《老学庵笔记》：“建炎以来，尚苏氏文章，学者翕然从之，而蜀士尤盛。”受苏轼等影响，眉山士人读书成风，人才辈出，仅在两宋眉山地区考取进士的人数就多达八百多人。[11] 宋代唐庚等眉山文化名人皆是受苏轼的影响，刘夷叔曰：“唐子西善学东坡，量力从事，虽少，自成一家。其诗工於属对，缘此遂无古，意然其品在少游上。”（《唐子西集》十五卷），唐庚亦被后人称为“小东坡”。
2.苏轼文化对眉山城市的影响
苏轼对眉山城市的影响体现在建筑规划、文化风俗、特色饮食、旅游产业等方面。建筑规划方面：为更好继承和弘扬东坡文化，眉山将市中心命名为东坡区，以示对坡的敬仰；眉山还建立和修缮了一大批和苏轼相关的建筑和遗迹，修缮了历经数百年的三苏祠，并修建了三苏博物馆；围绕三苏祠的古纱e行地区打造了一个全新的“宋城”，复古建筑处处可见，体现出苏轼对眉山地区的重大影响。文化风俗方面：每逢高考，眉山学子都会相继前往三苏祠祭拜苏轼，这成为了眉山的一种文化习俗，更成了眉山人心中的崇拜。特色饮食方面：眉山饮食文化浓厚，因苏轼而著名的有“东坡肉”和“东坡酒”等。眉山人家中遇红白喜事，“东坡肉”则必不可少。东坡好酒，眉山酒文化源远流长，并成为“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产业方面：眉山有悠久而独特的历史文化，亦有丰富的历史文化旅游资源。以苏轼为核心的三苏祠地区、青神古中岩苏轼读书之地以及岷江和东坡湖等景观。
三、继承东坡文化，发扬东坡精神
东坡文化是一种优秀的传统文化，促进东坡文化的现代化，使之古为今用，显得尤为重要。因此，要继承东坡文化，并用现代化的媒介去传播和发扬东坡精神。
（一）继承东坡文化
学习和传承优秀的东坡文化可以提高眉山人的文化素养，展现眉山悠久的历史文化底蕴，以及促进以苏轼为代表的文化产业的开发和发展，把眉山建设成为知识型的历史文化名城。
继承苏轼文化会面临很多困难，一是年代久远，二是古今文化的差异性。继承和发扬东坡文化，首先就要正确认识东坡文化。正确地理解和继承东坡文化，会避免产生文化误解和流失。需要对于苏轼的生平和作品进行全方位、多角度的整理和分析，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将东坡文化和现代化的文化相结合，并根据地域特色打造一批现代化的东坡文化载体，促进东坡文化的现代化和长远化。
（二）发扬东坡精神
“东坡文化”是眉山的名片。为更好发扬优秀的东坡文化，推动眉山人民对东坡文化的认知和了解，在中小学课堂，可以开设东坡文化课堂和相关课程，对苏轼文化进行宣传和讲解，让学生认识坡、了解坡，以便于更好传承和发扬东坡文化。同时，我们要充分利用电视广播、报刊杂志、主题博物馆、特色公园、名胜古迹、网络媒体等宣传方式，有计划地宣传东坡文化的文化内涵、特色和成果。此外，对外传播东坡文化，利用网络公共平台进行苏轼文化的宣传和推广，让更多的人了解苏轼和苏轼文化。与此同时，举办“东坡文化艺术节”等一系列弘扬东坡文化的活动，扩大东坡文化的影响力。另外，可以修建一批关于“东坡文化”的特色建筑，大力开发关于东坡文化的特色旅游产业。此外，依托东坡文化打造特色的产业和品牌，例如“东坡肉”“东坡酒”等饮食文化，这也是企业依托文化打造自己的特色品牌并推动文化的传播的有效途径。
发扬优秀的苏轼文化精神，加深我们对于苏轼的了解，提高眉山人民的素质，着力打造和推动以“东坡文化”为核心的“中国诗书城”这个学习型城市的建设和发展。发扬东坡精神，让这些优秀的文化继续传播，让更多的人熏染到东坡文化，践行东坡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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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之词篇5
十年生死两茫茫：机敏沉静的王弗是初入仕途的苏轼精神家园的知音者
王弗，眉山青神人，乡贡进士王方之女。十六岁时，与年长三岁的苏轼结缡，生有一子苏迈。宋英宗治平二年（1065）五月二十八日，东坡自凤翔还朝，除判登闻鼓院，王弗病逝汴京，死时年仅二十七岁。卒葬眉山苏轼先妣程夫人墓侧。
机敏沉静的王弗是初入仕途的苏轼精神家园的知音者。王弗颇有文学修养，美而且慧，伉俪感情甚笃。治平三年（1066），苏轼作《亡妻王氏墓志铭》，深情记录王弗端庄守礼、机敏沉静事略。东坡在书房来凤轩读书，王弗终日陪伴，未言自己知书，然东坡读书偶有所忘，王弗却能从旁提醒。嘉祐年间，苏轼任凤翔府签判，年轻气盛，胸无城府。善解人意的妻子便成了苏轼的贤内助，客人来访，王弗常聆听于屏后，提醒夫君谨慎处世，提防曲意逢迎的小人。对初入仕途的苏轼帮助甚大，王弗堪称是苏轼文学上、***治上的知音。王弗逝后，苏洵言于苏轼：“妇从汝于艰难，不可忘也。他日汝必葬诸其姑之侧。”（苏轼《亡妻王氏墓志铭》）
宋神宗熙宁八年（1075）正月二十日，苏轼在密州知州任上，作词追怀发妻王弗：
江城子?乙卯正月二十日记梦
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纵使相逢应不识，尘满面，鬓如霜。
夜来幽梦忽还乡。小轩窗，正梳妆。相顾无言，惟有泪千行。料得年年肠断处，明月夜，短松冈。
这是悼亡词中的千古绝唱。绝唱是难以用文字评述的，此处仅作一些字面上的简单疏理。王弗年仅二十七岁便香消玉殒，对苏轼打击很大。“十年”为词中关键词，王弗逝后十年间，苏轼因反对新法在***治上受到排挤，在杭州三年不得调。调任密州，又赶上密州凶年，***务繁忙，自己的生活也困苦到要以吃杞菊维持的地步。压抑的心情、困苦的生活让苏轼渐渐淡忘了对前妻的思念。“不思量，自难忘”，是慨叹自己为生活所迫，居然淡忘了对前妻的感情。但是，梦中又忽然遥想起当年情境。密州距眉山王弗墓地不啻千里之遥，苏轼梦中哭泣坟前，倾诉这些年来的凄凉。然而，纵使“有处话凄凉”又如何?经历这些年的磨难，妻子可能已经认不出满鬓风霜的自己。词作如实描绘了梦境。那种梦里相顾无言，泪流千行的撕心裂肺的疼痛，是唯美的审悲画面，是人间的纯真情感。
当年江上生奇女：淡泊宁静的王闰之是沉浮宦海的苏轼日常生活的依托者
王闰之，王弗堂妹，苏轼续弦。王弗逝世后的第三年，王闰之嫁给了苏轼。王闰之比苏轼小十一岁，陪同苏轼度过了二十五年。宋哲宗元祐八年（1093）八月初一病亡汴京，年四十六，灵柩停京西寺院。苏轼亡故后，夫妇合葬于汝州。③王闰之留有二子苏迨、苏过。
淡泊宁静的王闰之是沉浮宦海的苏轼日常生活的依托者。王闰之为人谨慎，淡泊宁静。苏轼仕途上的波折经常使她担惊受怕。王闰之与王弗不同，她对苏轼的爱融汇在日常点点滴滴的生活细节之中，她与苏轼相濡以沫，同甘共苦。据苏轼《祭亡妻同安郡君文》，苏轼称赞亡妻：“妇职能修，母仪甚敦。三子如一，爱出于天。从我南行，菽水欣然。汤沐两郡，喜不见颜。”王闰之性情柔和，遇事随顺。待前妻之子苏迈如同己出，甚有妇道。尽管苏轼年龄比王闰之大一轮，可家庭中的主心骨却是王闰之。苏轼对王闰之的那份信赖和倚重，弥久不变。王闰之伴随苏轼走过了人生中最重要的二十五年，历经乌台诗案，黄州贬谪，元祐***争，在苏轼的宦海浮沉中，与之相互扶持，任劳任怨，是一位典型的贤妻良母。王闰之卒后，苏轼痛断肝肠，祭文云：“旅殡国门，我少实恩。惟有同穴，尚蹈此言。”“惟有同穴”四字，写出了王闰之在苏轼心中的份量。苏轼死后，苏辙将乃兄与王闰之合葬，实现了苏轼的愿望。
苏轼对王闰之也是敬重有加。绍圣三年（1096）正月，流放惠州的苏轼以词悼亡④：
蝶恋花?同安君生日放鱼，取金光明经救鱼事
泛泛东风初破五。江柳微黄，万万千千缕。佳气郁葱来绣户。当年江上生奇女。
一盏寿觞谁与举。三个明珠，膝上王文度。放尽穷鳞看圉圉。天公为下曼陀雨。
这首词作于苏轼流寓惠州期间。苏轼中年后好佛，王闰之也笃信佛教。王闰之的生日在阴历正月初五，逝后三年生日这一天，苏轼至惠州海惠寺放生池放鱼为王闰之资福，并作了这首《蝶恋花》词。上阕写王闰之的出生。微微东风拂面，迎来了正月初五。江柳微黄，丝丝缕缕，初春的喜庆佳气飘入书香之家，“当年江上生奇女”，一个奇女子诞生了。下阕写对王闰之的纪念。“膝上王文度”，指东晋人王坦之（字文度），深受父亲溺爱，长大后，王坦之还坐在父亲膝上讨论问题。于是，人们就将爱子称为“膝上王文度”。这一典实写王闰之对三子一视同仁的妇德。谁来举杯为母亲祈福呢？是三个孝子。王闰之温柔贤淑，是一位典型的贤妻良母。特别是对王弗之子视同己出，最让苏轼感动。看到将鱼全部放生，苏轼眼前幻化出天公感动得为之降下曼陀罗花雨的情景。“天公为下曼陀雨”一语双关，深深表达了对亡妻的思念和祝福。
高情已逐晓云空：忠义灵敏的王朝云是投荒赋闲的苏轼受伤灵魂的慰藉者
苏轼之词篇6
关键词：苏轼；豪放；风格；意境
引言
宋代词坛分为婉约与豪放两派，可谓名家辈出，蔚为壮观；当时名作涌起，各具丰姿，它们像争奇斗艳的花朵一样构成了色彩斑斓的艺术殿堂，而苏轼无疑是这座殿堂中的艺术奇葩。在婉约词一统天下的时候，他敢于与之分庭抗礼，首创豪放一派。南宋的胡寅曾说：“及眉山苏氏，一洗绮罗香泽之态，摆脱绸谬宛转之度，使人登高望远，举首高歌，而逸怀浩气，超乎尘垢之外。于是《花间》为皂隶，而柳氏为舆台矣。”[1]这一评价概括了苏轼词作气势恢宏、风格豪迈的特点，而正如法国作家布封所说：“一个好的作家绝不可能只有一颗印章”，苏轼的词风也不拘一格，多姿多彩，豪放旷达之外也多有清新韶秀之作。
提起苏轼的词，人们多会想到气势豪迈、奔放不羁的“大江东去浪淘尽”。的确，苏轼作为豪放一派的开创者，以广阔的题材、工巧的文笔写下了许多影响深远的豪放词，而但其在婉约词上的造诣也是无人能及的。苏轼的婉约词不仅在数量上超过他的豪放词，在质量上也多上乘之作，受到诸多词学评论者的赞誉。[2]张炎也曾评价苏轼的婉约词“清丽徐出，出人意表，为周、秦诸人所不能到。”[3]陈廷焯在《白雨斋词话》中也对苏轼的婉约词做出了高度的评价：“东坡词寓意高远，运笔空灵，措语忠厚，其独到处，美成、白石亦不能到。”[4]
一、苏轼词风格特点
苏轼的婉约词与北宋婉约名家的词作相比，不但不逊色，而且多有过人之出。他的创作不但吸收了晚唐五代以来委婉抒情的写作技巧，更打破了柔靡绮丽的传统风格。可以说苏轼的婉约词拥有自己独树一帜的特点，这才使得他的作品在异彩纷呈的北宋词坛享有盛誉。
（一）气势宏伟，豪迈悠远。
提到苏轼的词，我们经常会用豪放、气度不凡等词语来概括他的词风，读者也常常会被他那豁达的气魄所感染。我们读完其诗的确是这样，苏轼的作品中有一大部分饱含着豪迈与恢宏的气度，他常将个人的情感融入词中，在写人、咏景、状物中，以奔放豪迈的形象和磅礴的气势来展现自己非凡的理想。语言风格奔放不羁，读起来铿锵有力，令人读罢感觉酣畅淋漓。如《江城子・密州出猎》：
“老夫聊发少年狂。左牵黄，右擎苍。锦帽貂裘，千骑卷平冈。为报倾城随太守，亲射虎，看孙郎。
酒酣胸胆尚开张。鬓微霜，又何妨。持节云中，何日遣冯唐。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
这首词，通过狩猎盛况的生动描写，抒发作者的爱国热情和欲前往边关建功立业的雄心壮志。上片写出猎的狂热情景，实际上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它既是写实，也是诗人虚拟的战场上奋勇杀敌的情景，场面壮观，气氛热烈，格调高亢，笔力健劲，读时如身临其境，备受感染。为下片做铺垫并渲染气氛。诗人意在表明：自己精力正旺，大可为国家干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含蓄地表达了报国杀敌的勃勃雄心和豪情壮志。这正是诗人豪壮的气概、博大的情怀所在。
（二）清新放达，超尘脱俗。
苏词在创造清新放达，超尘脱俗的境界时，营造旷达超俗的意境是苏词的又一风格。苏轼在这类旷达词中通过清空疏旷的艺术格调，在词中多用比喻、象征、拟人、烘托等抒情手法。渲染出旷放之境。对苏轼而言，词不仅是情感的载体，而且也是人生哲理的宣言。这种表现功能的转变也就必然引起表现手法的变更。将抒情与说理统一于一体。情是词的基础，理是词的美的升华，二者互为表里。苏轼的一首《定风波》别具旷境：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
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
从这首词里，我们能看到他旷达的胸怀、开朗的性格以及超脱的人生观。上片“一蓑烟雨任平生”句，将词人一生的坎坷磨难，以及泰我在自若的生活态度，尽行囊括。下片“也无风雨也无晴”丰富了词的主旨，展示出词人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超脱有人生态度。尽管雨道中不狼狈而窜，斜照相迎也是预料中事。却通过对生活小事的描绘，表达出诗人不计得失、一切听任自然的超旷哲学。全词见出词人对人生风雨表现出一种听任自然，不怕挫折，乐观旷达的旷达胸怀。
（三）推陈出新、情真意切。
我们也了解到苏轼的词有很多婉约型的作品，同为婉约词，少了轻柔绮丽、缠绵悱恻的婉约之风，更多的是神韵悠远，读来令人回肠荡气。打破了昔日婉约的作风，内容上推陈出新。苏轼因为自己的人生遭遇和思想的独特性，决定了他必然会给那些传统婉约词注入新的活力。传统婉约词是以言儿女之情为主，其作用是为了娱乐遣兴。苏轼却一反常调，“以词为诗”，打破诗词固有的领域，使词不仅可以言情，而且可以明志。思想境界，高远志向，自然风物都可表现出来。苏轼之前，大多数词人的淡淡忧伤，多是百无聊赖之作，很少有写坎坷人生的肺腑之言。苏轼则不同，他在词中融入了个人深情之言，浑厚的思想经历，使词更贴近了生活。
综上来看，我们不能只单方面地以豪放或者疏旷来概括苏词的总体风格，开创豪放一派，用一种恢弘不凡的气度，展现自己超凡的人生态度。同是婉约词，苏轼追求另一种清新优雅的审美情趣，体现出一种如诗如画的艺术美感。如“清丽舒徐，苏轼沿着传统婉约词的创作发展变化，推陈出新，这是对题材艺术美的改造。因此只能用风格多样化来概括苏轼词的主导风格。
参考文献：
[1]唐圭璋、周汝昌：《唐宋词鉴赏词典》，上海辞书出版社，1998年第2版。
[2]叶嘉莹：《唐宋词十七讲》，河北教育出版社，2009年12月第3版。
苏轼之词篇7
关键词：王若虚 词 词学观
中***分类号： I206.0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1672-1578（2013）05-0255-02
王若虚（1174―1243），字从之，自号慵夫。他是继赵秉文之后，与元好问齐名的金朝文坛领袖。王鄂在《滹南遗老集引》中说：“先生性聪敏，蚤岁力学，以明经中乙科。自应奉文字，至为直学士，主文盟几三十年。”[1]可见王若虚曾长期主盟金朝文坛。王若虚于诗文有极深厚的修养，其《滹南遗老集》有诗话三卷，其中也间有词论二十三则，内容主要集中在对苏轼、黄庭坚词和金朝词人蔡松年（萧闲老人）的评论上。
1 “是苏非黄”，推尊苏词
张惠民《从金源文论看“苏学北行”》中说：“苏学北传，以文学为主。”[2]苏轼对金源文学的影响深刻而全面，表现在他们对苏轼文学史地位、文学典范的推崇和认定，而且在诗、文、词的创作上均受到苏轼的影响。王若虚亦是如此。在他的词论中对宋人关于苏词与黄词的评论多作辩驳。至于苏轼与黄庭坚，谁的词是当行，李清照《词论》有论述，其论苏轼云：“至晏元献、欧阳永叔、苏子瞻，学际天人，作为小歌词，直如酌蠡水于大海，然皆句读不茸之诗尔，又往往不协音律”。其论黄庭坚云：“乃知别是一家，知之者少。后晏叔原、贺方回、秦少游、黄鲁直出，始能知之。又晏苦无铺叙，贺苦少典重。秦即专主情致，而少故实，譬如贫家美女，虽极妍丽丰逸，而终乏富贵态。黄即尚故实，而多疵病，譬如良玉有瑕，价自减半矣。”[3]可见李清照之论与陈师道同，均认为苏轼词非本色，是以诗为词，虽李清照认为黄庭坚词尚故实而多疵病，但仍是当行词家。这和王若虚及他所赞同的晁补之意见相背。从词作的实际和宋人的论述来看，黄庭坚词并无不协音律的现象，要从这个角度来看，黄庭坚词应比常常因打破音律而迁就词意的苏轼词要来得本色。王若虚既认为苏轼词似诗，又引晁补之之论谓黄庭坚词著腔子唱如诗，非当行语，实非公论，不过是用非黄庭坚来抬高苏轼，此与王灼《碧鸡漫志》通过贬柳而崇苏之论相同。
其《滹南词话》论及黄庭坚词，多为贬低之语，从词之造句、用字、使典等技法入手，评山谷《摹山溪》词非常细致，丁放《金元词论》认为“王若虚的批评是很有道理的”[4]，但实则苛之过严。如论“恰近十三余”句，王若虚说“近则未及，余则亦过”。以为黄庭坚此句句意矛盾。这首词词序云：“赠衡阳妓陈湘”又作“别意”，是写给歌妓陈湘的赠别之作。其词上片主要描写陈湘美貌，乃是视觉所见，“近”宜作好像、仿佛解，此句应说陈湘看上去恰像十三余岁少女的摸样。再如论山谷化用杜牧诗，认为杜诗泛言花已结子，黄词做实为青梅，限之以如豆，理不可通。其实黄庭坚用杜诗意，又多了一层意思，一语双关，既用花落结子，叹年华易逝，也以花比人，谓再遇之时，陈湘已身为人妇，复为人母，此句与上片“恰近十三余，春未透、花枝瘦”相对，伤别之情哀婉、真切，何谓不通。其论“尽”字，“愁”字也值得商榷，此不赘述。
王若虚通过是苏非黄而抬高苏轼的态度，从对苏、黄衍张志和《渔父词》而互相讥评的文字游戏的评论中由可显见。吴曾《能改斋漫录》记此事云：
张志和《渔父词》云：“西塞山前白鹭飞，桃花流水鳜鱼肥。青箬笠，绿蓑衣，斜风细雨不须归。”顾况《渔父词》：“新妇矶边月明，女儿浦口潮平，沙头鹭宿鱼惊。”东坡云：“元真语极清丽，恨其曲度不传。”加数语以《浣溪沙》歌之，云：“西塞山边白鹭飞，散花洲外片帆微，桃花流水鳜鱼肥。
自芘一身青箬笠，相随到处绿蓑衣，斜风细雨不须归。”山谷见之，击节称赏，且云：“惜乎‘散花’与‘桃 花’字重叠，又渔舟少有使帆者。”乃取张、顾二词合而为《浣溪沙》云：“新妇矶边眉黛愁，女儿浦口眼横秋，惊鱼错认月沉钩。 青箬笠前无限事，绿蓑衣底一时休，斜风细雨转船头。”东坡云：“鲁直此词清新婉丽，问其最得意处，以山光水色替却玉肌花貌，真得渔父家风也。然才出新妇矶，便入女儿浦，此渔父无乃太澜浪乎。”[5]
王若虚评此事有两条：
苏、黄各因元真子《渔父词》增为长短句，而互相讥评。山谷又取船子和尚诗为《诉衷情》，而冷斋也载之，予谓此皆为蛇画足耳，不可作也。
山谷词云：“新妇矶边眉黛愁，女儿浦口眼横秋。”自谓以山色水光替却玉肌花貌，真得渔父家风，东坡谓其太澜浪，可谓善谑，盖渔父身上自不及此事也。[4]
其谓苏、黄作文字游戏乃画蛇填足是正确的，诗词本以有感而发为高，若仅是在文字上翻奇出新，而意境上却拾人牙慧，缺少创新，则无甚意义。但第二条，不录黄庭坚评苏轼词语，而只录苏轼讥谑黄庭坚语，则是断章取义之法。相较苏、黄二词，苏轼仅改一句，而黄庭坚词融合张志和、顾况二词，且有变化，黄庭坚词确要胜过苏轼词。从《能改斋漫录》所载苏轼评语看，苏谓此词清新婉丽，实已承认黄词却要胜过自己，所谓“此渔父无乃太澜浪”，讥谑的成分亦超过品评的成分，不过是苏轼不肯认输的强解之语。王若虚偏苏轼而非黄的态度由此可见。丁放《金元词学研究》谓：“山谷此词写山水隐逸之乐，‘新妇’二句确实不伦不类，王若虚批评得不错”[4]，实为失察苏轼话中隐情。“新妇矶、女儿浦”不过是地名，黄因其名，故用眉黛、眼波指其山水。眉黛如山，秋波如水，本为诗词常法，黄反用之，以故为新，实是其高明处。
当然，王若虚对苏轼的评论中，也有许多精到的论述。如驳晁补之评苏轼词短于情：“风韵如东坡，而谓不及于情可乎？彼高人逸才正当如是。”[6]苏轼词并非短于情，只是其陶写志趣之词，所抒之情非儿女情，而是士大夫之情，王若虚此论确是知言。此外如：“东坡之文，具万变而一以贯之者也。为四六，而无俳谐偶丽之弊；为小词，而无脂粉纤艳之失；楚辞则略依仿其步骤，而不以夺机枢为工；禅语则姑为谈笑之资，而不以穷葛藤为胜。此其所以独兼众作，莫可端倪。”[6]苏轼写作以意为主，以气贯注，打破文体疆界，而又能流水赋形，变化无端，故独擅众体，王若虚此论清楚准确地指出苏轼文风和各体特点，很是精到。
2 诗词同一的词体观
宋人对苏轼“以诗为词”争论颇多，大抵分为两类，陈师道、李清照，认为苏词“以诗为词”非本色；而王灼《碧鸡漫志》则认为苏轼“以文章余事作诗，溢而作词曲，高出出神如天，平处尚临镜笑春”，“指出向上一路”[7]，从词之艺术成就著眼，否认苏轼“以诗为词”。立论虽异，但两方均视诗、词为两种文体。王若虚论苏词虽承续王灼，但却视诗词为同一，王若虚对陈师道“子瞻以诗为词，虽工，非本色。今代词手，惟秦七、黄九耳”的批驳中，他承认苏轼词确实像诗，但并非从苏轼“以诗为词”著眼，在王若虚看来，诗词本是同一的，作词与作诗不应当有所分异，故苏轼不存在“以诗为词”。再如其《滹南集》文辩篇云：“陈后山云：退之之记，记其事耳。今之记，乃论也。予谓不然，唐人本短于议论，故每如此。议论虽多，何害为记？盖文之大体，固有不同，而其理则一，殆后山妄为分别，正犹评东坡以诗为词也。”[6]可见其是站在文之各体的普遍规律的角度来看待“以诗为词”的，故能较王灼为高，但从“公雄文大手，乐府乃其游戏”之句可看出，王若虚仍未走出诗尊词卑的窠臼。在他看来词仍是游戏之作。
如其驳晁补之“眉山公之词短于情”中说：“风韵如东坡，而谓不及于情，可乎？彼高人逸才正当如是，其溢为小词而间及脂粉之间，所谓滑稽玩戏，复聊尔尔者也。”[6]亦称苏轼作词乃滑稽玩戏。
3 对“以词为戏”创作态度的批评和对词作公允精到的品评
王若虚虽视词为游戏，但又反对以词作文字游戏的创作态度，如上文所引评苏、黄衍《渔父词》为《浣溪沙》为画蛇填足即能表现其对“以词为戏”之创作态度的看法，即使是苏轼也免不了被其批评。再如：
东坡酷爱《归去来辞》，既次其韵，又衍为长短句，又裂为集字诗，破碎甚矣。陶文信美，亦何必尔？是亦未免近俗也。[6]
对苏轼对《归去来兮辞》又是次韵，又是割裂字句为词、为诗的做法不亦为然。
从上述两例可以看出王若虚评词态度严肃，就算是大力推崇苏轼，其短处王若虚也直言不讳，值得敬佩。
王若虚词评还常涉及蔡松年，评蔡松年词，王若虚常从词的艺术上考量，如：
谢安谓王羲之曰：“中年以来，伤于哀乐。”羲之曰：“年在桑榆，自然至此，顷正赖丝竹陶写，恒恐儿辈觉，减其欢乐之趣。”坡诗用其事，云：“正赖丝与竹，陶写有余欢。”夫“陶写”云者，排遣消释之意也，所谓欢乐之趣，有余欢者，非陶写其欢，因陶写而欢耳。萧闲屡使此字，而直云“陶写欢情”、“陶写余欢”、“旧欢若为陶写”，似背元意。[6]
从王羲之的原话来看，王若虚对苏轼“陶写有余欢”诗句的理解无疑是正确的，蔡松年用苏轼语却不知苏轼用典之本意，故其用苏轼语，却违背了苏轼诗歌原意。再如：
乐天《望瞿塘》诗云：“欲识愁多少，高于滟堆。”萧闲送高之文词云：“归兴高于滟堆。”雷溪漫注，盖不知此出处耳。然乐天因望瞿塘，故即其所见而言，泛用之则不切矣
前人有“红尘三尺险，中有是非波”之句，此以意言耳，萧闲词云：“市朝冰炭里，波澜。”又云“千丈堆冰炭”，便露行迹。[6]
“乐天”条，从真情的角度出发，白居易诗乃因所见而写当时情，故用滟堆之高来比喻愁之多很贴切。蔡松年袭用白居易诗，又用以比喻他人归兴，终非自己的真实感受，故为不切。“前人”条亦是如此。从上面所引，可以看出王若虚对词优劣的评价，往往一语中的，中肯精到，体现了他深厚的学识和对诗词技艺的深刻理解。
总之，在词学理论相对贫乏的金代词坛，王若虚对金源词鼻祖的苏轼词之讨论，对金词早期代表人物蔡松年的评论，均有较高的理论意义。其“是苏非黄”的词学观，诗词同一的词体观是其词论的中心思想，在金代词人中既有代表性又有自己的特点，值得更加深入地研究和探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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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宋）吴曾.能改斋词话[M].北京：中华书局，19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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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宋）王灼.碧鸡漫志[M].四川：巴蜀书社，2000.
苏轼之词篇8
【教学过程】
一、游戏激趣，导入新课
1．游戏：聊聊古代诗人词人的名字。
2.谈话：今天，我们要走进宋代杰出词人苏轼的人生。让我们走进苏轼的作品，仔细品品，也许能品出一些人生的滋味来。
二、演绎故事，阐释“欢、合”
1．引出故事，讲述苏轼、苏辙两兄弟参加科举考试，双双高中、名扬京城的故事。
2．把故事概括成一句话、一个词、一个字。（喜、乐、欢）
3.链接学生生活，解读“欢”。
4.小结学生发言：像生日、结婚、考取大学……这些喜事儿、乐事儿之所以让我们觉得美好，觉得难忘，是因为在这个日子，全家人和亲朋好友都能够――（学生回答：欢聚一堂）。
5.这情景用一个字来描述就是――？（学生回答：聚、合）多开心的团聚呀！因欢而合，因合而欢，合欢，多么美好的人生境界呀！
三、演绎故事，阐释“悲、离”
1．讲述苏轼金榜题名后母亲去世的故事。
2.说话训练：他再也不能看到――；他再也不能听到――；再也不能像小时候一样吃上――
3．引导概括：再也不能了，物是人非事事休，欲语泪先流。此时此刻，苏轼的心情用一个词语来描述就是？（略）用一个字来形容，就是？（痛、悲）
4.用苏轼的爱妻和慈父去世的故事揭示“离”。
四、巧借动画，感受苏轼乐观
1．欣赏画面，展开联想。⑴一个中秋节的夜晚，皓月当空，万里无云，人们合家团聚，其乐融融，只有苏轼孤零零的，独在异乡为异客，他眼睁睁地凝望着那圆圆的月亮，想到了什么呢？⑵此时此刻，你觉得苏轼是个怎样的人呢？
2.反复吟诵。⑴乐观坚强的苏轼，想到这里，低声安慰自己――（指名读）⑵豁达博爱的苏轼不仅安慰自己，他还要把自己的体会告诉身边那些和他有同样遭遇的人――（同桌互读）⑶超凡脱俗的苏轼彻底想明白了，只要远方的亲人健康长寿，即使远隔千里又何妨，天涯若比邻呀！他要把自己的感受告诉全世界的人――（全体放声吟诵）
五、紧扣两词，感受苏轼博爱
1.解读“婵娟”。婵娟是什么意思呢？在古人眼里，月亮还有着怎样丰富的内涵呢？请看：（出示诗人对“月”描写的诗句）
2．链接学生生活实际，说说学生眼里的月亮。
3．指导朗读。孩子们，你们所描述的就是月亮丰富的内涵，就是苏轼眼里美好的婵娟，谁来带着这种美好的情感来读一读这句词。
4．解读“人”。苏轼把这么美好的情感、祝福送给谁呢？这里的“人”可能指谁？每个人的解读都可以不一样，那是属于你自己的理解。（指导朗读）
六、走进苏轼作品，感悟人生真谛
1．拓展苏轼的三句诗词。感受着浓浓的真情和博爱，我们一步步走近苏轼，走进苏轼的作品。苏轼以66年的人生，给我们留下2700多首诗，300多首词，4800多篇文章。当我们登高远望长江时，禁不住会想起苏轼被贬黄州，人生被蒙上灰色阴影时，却写出的激荡人心的豪迈诗句：“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当我们在生活中遇到不如意时，自然会想起苏轼坦然面对人生风雨，超凡脱俗的诗句：“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当我们在生活中由于钻牛角尖陷入困境时，也会情不自禁地感叹：“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
2．诵读以上三句诗词。
3．引入《水调歌头》一词：当我们在中秋月圆之夜思念远方亲人时，也会不由自主想起那流淌着乐观、旷达情怀的千古绝唱。（反复吟诵）
七、走进苏轼一生，指导自己人生
1．感悟苏轼一生：同学们，学到这儿，我真想对苏轼说：苏轼呀，面对金榜题名，您潇洒一笑；面对骨肉分离，您悲而不怨；屡屡升官，您不狂喜；锒铛入狱，您不灰心；历经坎坷，您宠辱不惊，仍旧微笑面对人生，成为中国文学史上的一座丰碑。
苏轼之词篇9
苏轼、李清照分别作为宋代词坛豪放派和婉约派的两大代表人物，是宋词发展史上的里程碑式的人物，对宋词及以后词曲的发展产生了重大而又深远的影响。他们两人在关于宋词的发展方向方面有相当多的异同，因此，去探讨他们的这种异同和是什么造成他们这种现象是具有一定价值和意义的。
本文共分两大部分，第一部分主要研究了他们早年人生经历的相似和差异，笔者认为苏轼和李清照早年的不同经历造成了他们不同的审美理想;第二部分从细微的角度研究了他们对宋词审美理想的不同之处。
关键词：审美理想 宋词 苏轼 李清照
第一部分 豁达乐观的苏轼和多愁善感的李清照
苏轼出生在一个富有教养的家庭，自幼勤奋好学，博通经史。他所在的宋朝是一个表面承平而内部社会危机四伏的时代。一方面，经济高度繁荣，物阜民丰；另一方面，国力却日渐衰弱。尤其是在***事方面，非常糟糕，对辽对金作战屡屡失败。同时，内部官僚机构膨胀，，百姓生活困苦不堪，积贫积弱的形势日益严重。苏轼在这样的家庭与社会气氛熏陶下，受儒家经时济世思想的影响，二十六岁参与制科考试，从此踏上仕途。，但他仕途不顺，几经贬谪，像许多正直有才华得知识分子一样，不能施展自己的抱负。他在新派与旧派斗争的漩涡中，起伏沉浮，历经坎坷。下面将苏轼的仕途之路罗列，以便更为清晰直观的看到苏轼一生的起起伏伏：
初任在凤翔，三年后还京，差判登闻鼓院，又授直史馆，
同年父亲苏洵病故。
三十四岁再回汴京。时王安石推行变法，，但因亲眼目睹变法给人民带来的痛苦，上书反对王安石变法方案，受王安石一派的排挤。自求外放，调任杭州通判。
杭州任满三年后，被调往密州、徐州、湖州等地，任知州。
大概十年后，即元丰二年（1079年），苏轼到任湖州不到三个月，就因为“乌台诗案”，被捕下狱。
苏轼受百天牢狱之灾，几次濒临被砍头的境地。经多方面的营救，终躲过一劫。
出狱以后，苏轼被降职为职位相当低的闲职黄州团练副使。经此一狱开始变得达观，遂开垦荒地，种田帮补生计，自称“东坡居士”。
元丰七年，苏轼奉诏赴汝州就任。因长途跋涉，旅途劳顿，其幼儿不幸夭折。苏轼上书朝廷，请求暂时到常州居住。
当他准备南返常州时，神宗驾崩。哲宗即位，王安石势力，苏轼于是年被召还朝。
之后短短一两年内，苏轼从登州太守，拔升翰林学士，至上礼部尚书
后来认识到到新***旧***皆一丘之貉，后终又受排挤，因而再度自求外调，重回杭州做太守。
杭州生活很惬意，但没过多久，王安石再度执***，苏轼就再次被召回朝。但不久又因***见不合，被外放颖州。
之后苏轼又几次入朝、贬官、贬官、入朝，一度被贬惠州、儋州（在今海南岛），至徽宗建宗***元年（1101年）再次被召还京时，病逝于常州。
由苏轼的生平可以看出，他饱尝宦海沉浮之苦。这也注定了他的人生态度上自始至终充满出世与入世的矛盾。“长恨此生非吾有，何时忘却营营，夜阑风静?文平，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1】是他思想的真实写照。但他始终没有退隐，说明儒家中为君为民的思想占据上风。他于恶劣环境中学会了如何以豁达的心态面对人生。在谪居之地，不能不说苏轼身处蛮荒的边远之地就没有一点悲伤。悲伤是有的，但他善于化解。“凡物皆有可观。苟有可观，皆有可乐”【2】说明了苏轼是以一种“游于物外，而不游于物内”的审美态度对待生活的，他的阳刚之气溢于言表，颇有海明威笔下的“硬汉”精神。也正是这样一种审美观造就了他“以诗为词”、“推崇阳刚”“平淡朴质”“自是一家”的审美理想。
李清照出生在书香门第，从小文采出众，对诗、词、散文、书法、绘画、音乐，无不通晓，这一点上与苏轼是极为相似的。她少女时代在济南有过非常欢乐的生活："常记溪亭日暮，沉醉不知归路。兴尽晚回舟，误入藕花深处。争渡，争渡，惊起一滩鸥鹭。【3】
十八岁时，在汴京与太学生、丞相赵挺之之子赵明诚结婚。婚后，夫妻感情笃深，常投诗报词。那首著名的《醉花阴》，便是在这时寄给在外作官的丈夫的。"莫道不销魂，帘卷西风，人比黄花瘦。"秋闺的寂寞与闺人的惆怅跃然纸上。
公元1127年，北方金族攻破汴京，徽宗、钦宗父子被俘，高宗仓皇南逃。李清照夫妇也先后渡江南去，第二年，赵明诚死于建康（南京）。明诚死后，清照陷入悲苦的困境中。后独身漂泊江南，在孤苦凄凉中度过了晚年。她连遭国破、家亡、夫死之痛，所作词章更为深沉感人。比如那首著名的《声声慢》："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掺戚戚。乍暖还寒时候，最难将息，两盏三杯淡酒，怎敌他、晚来风急？雁过也，正伤心，却是旧时相识。满地黄花堆积，憔悴损，如今有谁堪摘？守着窗儿，独自怎生得黑？梧桐更兼细雨，到黄昏、点点滴滴。这次第，怎一个愁字了得？”此时，她充满了“物是人非”的忧愁和对南宋统治者苟且偷安的愤慨。
纵观李清照一生，虽然没有苏轼那样“蒙太奇”式的命运，但她一路走来也多坎坷。与苏轼也有相似之处。但是，李清照毕竟不具有苏轼达观的心态。且作为少女，早年生活愉快，并无忧愁可言，婚后与丈夫感情融洽，因丈夫常年在外，多思念之情，加之她多愁善感的性格，情感更缠绵，更细腻。因而当挫折来临时，她更多的是陷于其中，虽不至于不能自拔，亦多悲叹身世，十分感伤，很少有豪迈超脱的气概。这使她的词有与众不同的风格。她的词前期多写悠闲的生活，后期之作与前期相比迥然不同，一改早年清丽、明快的风格，充满了凄凉低沉之音，主要抒发了伤时念旧和怀乡悼亡的情感。形式上善用白描手法，自辟途径，语言清丽。论词强调协律，崇尚典雅、情致，提出词“婉媚”、“别是一家”的审美理想。反对以作诗文之法作词。这同苏轼的“自是一家”的审美理想截然不同。
正是苏轼和李清照的不同经历，使他们形成不同的性格特征，造成了他们对词学不同的审美理想。
第二部分自是一家与别是一家
苏轼和李清照对宋词的审美理想有诸多差异，他们分别有着“自是一家”和“别是一家”的观点。苏轼主张“以诗为词”，李清照则认为应该“以词为词”； 苏轼崇尚豪放阳刚，李清照欣赏婉约唯美；苏轼不满意词固守音律，重感情自由抒发，李清照则比较突出音律，典重妍丽。这决定了宋朝两大代表词派不同的文风和不同的审美理想。
下面将就这三方面一一加以表述。
（一） “以诗为词”和“以词为词”
宋朝初期的词，其风格基本上是沿袭五代词的绮靡俗艳，柳永是代表，其内容多为艳情风月，深得市井喜爱。故有“凡有井水饮处，即能歌柳词。”故而宋词也有“聊佐清欢”的审美理想。但苏轼对词坛这种沉迷与艳情的风气十分不满。他有意识的想打破这种格局，开拓词的境界，他的词雄豪奔放，意境辽阔，被后人誉为豪放派的代表人物。“以诗为词“即是他为开拓词的境界提出的。
谈“以诗为词”，必然要讲到诗词的区别。中国的诗歌过多的强调“言志”、“比兴”传统。，因而诗承担了很多***治使命。它大多要受礼仪的统领和节制，诗情要合乎礼仪，所以大多数诗格调高雅；而词不受礼仪限制，可以自由地抒情，但过于注重音律，所以又不可避免的因此导致词较诗而言，视野狭隘、格调卑下、专注形式而难以自由抒发心志。坡提出让词继承发扬诗的“言志”、“寄兴”的传统，以扩大词的境界，加重词的分量，希望词像诗那样具有强烈的现实感、历史感。他将“以诗为词”作为自己的一种创作理想，将此在自己的作品中加以实践。
苏轼这样的知识分子，有入世、出世之两面，既“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苏轼自幼饱读儒家经典，入世精神很强，他的抱负主要在***治方面，写诗作词仅仅只是余事。但仕途不顺，怀才不遇，使他的感情郁结于胸，而词比
诗从性质而言更易言志，他便不满足与词的专主抒情，而要用它来言志，有这种想法的人不仅仅只是苏轼一个，因为像他那样壮志难酬的人不在少数，因而便形成了“以诗为词”的创作倾向。
而这一词学主张在当时遭到了许多人的批评，其中最主要的就有李清照。李清照提出“自是一家”，即“以词为词”，与苏轼的审美理想截然相反。她虽不主张将诗词彻底区分开来，比较注重词的社会内涵。但她还是主张诗词有别的。词就是词，不能当诗来写。在诗词有别这个问题上，李清照主要认为差异在音律上。她认为，苏轼虽然学问甚好，但所作的词还只能是长短句的诗，因为往往不协词的音律。关于这个问题，笔者将在第三部分详细阐述。两种不同的审美理想导致两种不同的词风，但两者并不是特别的针锋相对，两者均强调词应具有社会内涵，这种兼容性确保了词的发展，并分别开拓了不同的境界和意境，确保为后世带来不同风格的宋词精华。
（二） 豪放与婉约
早在明代，张延就提出将宋词划分为“豪放”和“婉媚”两大派。苏轼和李清照便毫无疑问的成为两派的代表人物。他个人虽不主张写作风格豪放的词，也有一些可以看做是婉约的词，如悼念亡妻的《江城子》，但值得我们注意的是，苏轼在创作的过程中有意无意在走豪放派的道路，那些推人向上、使人奋进的文字无疑证明“豪放”是苏轼的一大审美理想。如苏轼的《定风波》，“莫听传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也无风雨也无晴。”，词中洋溢着乐观豁达、豪迈奔放之情，那种笑对危难、大度从容的人生态度让人佩服。关于这一审美理想的形成原因，前面第一部分中已经详细的表述了苏轼的一生坎坷，其诗词豪放的特点与其本人不屈不挠的性格和曲折的人生经历是分不开的。在这就不再赘述。
而作为婉约派代表人物的李清照，词多缠绵细腻，清丽骚雅，词调蕴藉，含蓄委婉。像我们熟悉的《武陵春》、《醉花阴》等都表现出其委婉的特色。
需要指出的是，豪放派以气势力量取胜，但难免有时失之于粗犷喧嚣，不够文雅；婉约派虽以细腻见长，但总让人感到过于软媚柔弱。正是两者的发展为后来姜夔将两者结合起来创立风雅词派打下了基础。还应该注意的是，并不是李清照仅仅就只作婉约之词，在南渡之初，她曾做过一首雄浑奔放的《夏日绝句》："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借项羽的宁死不屈反刺徽宗高宗父子的丧权辱国，意思表达得淋漓尽致。应该归于豪放派一类。而苏轼的《江城子》也该归队于婉约派。这里将豪放和婉约是就其创作的大体风格而言的，是大多数作品的审美理想。
（三） 不为音律所限与典重妍丽
李清照说过，苏轼“学际天人，作为小歌词，直如酌蠡水与大海，然接句读不葺之诗尔，有往往不协音律”。【4】.可见苏轼的词不受音律束缚，一任心灵抒写。李清照则比较突出音律。但苏轼大多数作品是不合音律的。那为何还要将此作为他的一个重要的审美理想呢，原因在于，作为词学改革的前锋，其主张在北宋时代并未占到主体，但是在南宋却蔚然成风。其中典型的代表人物是辛弃疾。南宋统治者苟且偷安，在抗战派和投降派的斗争中，投降派总是占据上风，恢复中原的努力一而再再而三的遭受挫折，那些像辛弃疾一样的爱国人士不能不扼腕浩叹，悲愤填膺，有泪如倾。当他们把一腔热情倾注于诗篇的时候，自然选择了苏轼的“不为音律所限”的观点。在主张音律方面，就词的“本色”讲，词应该合乎音乐，因为词是从歌词发展而来的，应该婉约柔美。但李清照是有分寸的，她并不认为合乎音律的词就一定是好词。她曾批评柳永的词“虽协音律，而词语尘下。”【5】可以看出，李清照心中的好词应该是格调高雅，典重妍丽，具有大家闺秀气派。这便是李清照的审美理想。
苏轼和李清照的审美理想在某些方面是截然不同的，他们或豪放或婉约，或“以诗为词”或“以词为词”，或不主张音律或主张典重妍丽。造成不同的主要原因是他们生平经历不同，从而造成个人性格迥异，因而有了宋代两种不同的词风，他们为宋代词学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使得宋代两大词派闪现不同的光彩。
参考文献：【1】苏轼《临江仙》
【2】苏轼《超然台记》
【3】李清照《如梦令》
【4】李清照《论词》
【5】李清照《论词》
其他参考文献：
苏轼之词篇10
[论文摘要]由于“乌台诗案”，苏轼干宋神宗元丰三年(1080年)二月初被贬谪到湖北黄州，并在此地生活了四年又两个月。这一时期既是苏轼人生的重要转折点，也是他文学创作上的第一个高峰期。从苏轼被贬黄州开始，解读他在黄州期间的文学刨作及其心路历程，探究这一时期苏轼的思想隶变对他以后人生的影响。
北宋著名的文学家苏轼，一生宦海沉浮，先后多次被贬，然而贬滴经历却成就了他在文坛上的丰功伟业，也造就了他超然旷达的人生境界。其中，被贬黄州不仅是苏轼文学创作上的第一个高峰期，更是他人生的重要转折点。
苏轼满怀抱负步人仕途，渴望建功立业。宋神宗元丰二年(1079年)三月，苏轼调任湖州，他在到任的谢恩奏章上写到，“伏念臣性资顽鄙……知其愚不适时，难以追陪新进”。由此，苏轼被押解人狱，引发了著名的“乌台诗案”。其中更深层的原因是他与王安石的***见不合，诗中抒发对新***的不满而激怒了新***。因此，苏轼于宋神宗元丰三年(1080年)二月初被贬滴至湖北黄州。直至元丰七年(1084年)四月初调离，苏轼在黄州共生活了四年又两个月。这时期造就了苏轼文学创作的第一个辉煌时期。笔者选取苏轼在黄州时期的代表性作品，分析苏轼思想上的隶变及其对他以后人生的影响。
一、黄州初期
这一时期包括苏轼被贬滴黄州后近两年的时间。贬滴黄州是苏轼人生中遭受到的第一次挫折，曾使他“魂飞汤火命如鸡”。苏轼在出狱当天即写下“平生文字为吾累”、“却对酒杯浑似梦”的诗句。
在被贬黄州途中，苏轼在麻城春风岭看见明艳高洁的梅花，触景生情，不禁自吟《梅花二首》。
春来空谷水潺潺，的碟梅花草棘间。昨夜东风吹石裂，半随飞雪渡关山。
何人把酒慰深幽?开自无聊落更愁。幸有清溪三百曲，不辞相送到黄州。
第一首，诗人借赞美野梅远离人世杂尘的绰约风姿及蓬勃的生命力和傲然不群的品格，表达了诗人渴望得到君王赏识却如同眼前的梅花一样尽管明亮鲜艳却无人赏识的复杂心情。“半随飞雪渡关山”将诗人内心的失落、苦闷跃然纸上。但诗人并未因自己的失意而与“草棘”同流合污，依然保持着如梅花般高洁的品格，这正是他儒家情怀的自然流露。第二首紧承第一首，“开自无聊落更愁”一句寄托了诗人对梅花境遇的深切同情，流露出诗人内心的孤寂与痛楚，并将自己与梅花落英合二为一。魂落清溪而不陷污沼是花之大幸，摆脱官宦樊篱而得珍贵的自由是诗人之大幸。“幸”字浓缩了诗人对得失进退漫长而痛苦的思索过程。从梅花寂寞中的孤傲品格，我们看到了诗人“冲寂自妍，不求识赏”的孤清和高傲。
从苏轼另一首初到黄州的词中，我们也可以深刻地体会到苏轼这种孤寂心境和孤傲的人格理想。
缺月挂疏桐，漏断人初静。谁见幽人独往来，飘渺孤鸿影。惊起却回头，有恨无人省。拣尽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冷。(《卜算子·黄州定慧院寓居作》)词中借月夜孤鸿这一形象托物寓怀。表达了词人被贬滴黄州的孤寂处境和高洁自许、不愿随波逐流的心境，也暗示出词人当时处境的凄凉。
这一时期，苏轼***治上陷人绝境，心理饱受摧残，生活困窘不堪。
二、黄州后期
在到黄州的后两年多时间里，苏轼从思想到创作都有了质的飞跃。儒家人世思想使苏轼陷人困境，他开始以佛老思想作为自己在逆境中的处世哲学，在困境中的不断省思使他终于解脱出来。把那些“蜗角虚名，蝇头微利”(《满庭芳》)彻底抛诸脑后，用“又得浮生一日凉”(《鹤鸽天》)的旷达去面对自己的生活。
这一时期，苏轼的创作极力表现出了乐观豁达、随缘自适、随遇而安、顺其自然、不执着、不强求的自在状态。他以苦难为契机，把自己提升到一个全新的境地，以一种更加成熟、超脱的心境迎接未来的生活。
落日绣帘卷，亭下水连空。知君为我新作，窗户湿青红。长记平山堂上，歌枕江南烟雨，杳杳没孤鸿。认得醉翁语，山色有无中。一千顷，都镜净，倒碧峰。忽然浪起，掀舞一叶白头翁。堪笑兰台公子，未解庄生天籁，刚道有雌雄。一点浩然气，千里快哉风。(《水调歌头·快哉亭赠张握佳》)这首词是苏轼送给朋友张握侄(张梦得)的，而张握佳和苏轼一样，也是被贬黄州的。词中完全看不到“谁见幽人独往来”的凄凉孤寂，而是通过对风的抒发，表达出一种人生哲学。快乐与否，并不取决于外在的环境和地位，而取决于内在的心境与修养。
苏轼这种无视苦难、在苦难中保持淡定从容的态度并不只是一种自我安慰，而是他在对人生苦难进行了深刻的省思之后的一种超然物外的心境。这种心境在《定风波》中表现得更加透彻。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料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
这首词作于元丰五年(1082年)三月，此时，苏轼已融人黄州，爱上黄州，并准备在这里买田终老。苏轼和几个朋友到离黄州城30多里的沙湖去看田，不巧途中遇大雨，因为没带雨具，大家都觉得很狼狈，但苏轼却在这场烟雨中吟啸徐行。现实中的风雨何尝不是词人人生途中的风雨?傲视风雨，是一种态度，而无视风雨，则是一种至高的境界。
再看苏轼这一时期的《前赤壁赋》。文章一开始就描绘出一幅秋江月夜泛舟***。诗人意兴盎然，“纵一苇之所如，凌万倾之茫然;浩浩乎如冯虚御风而不知其所止，飘飘乎如遗世***，羽化而登仙”。然而，“渺渺兮予怀，望美人兮天一方。”美人不可见，报国无门的苦闷情绪深深地印在苏轼心中，纵有清风明月的美景良辰相伴，也挥之不去。“客有吹洞箫者，倚歌而和之，其声呜呜然，如怨如慕，如泣如诉。”客人箫声之悲，正是苏轼本人之悲，“客”不过是苏轼借来表达自己情感的一个载体。借客之箫音，倾诉自己的一腔不平之气，并由此思考、探究人生之悲、社会之悲、宇宙之悲，使其更具有历史的普遍性和反思性。“寄蟀蟒于天地，渺沧海之一粟;哀吾生之须臾，羡长江之无穷。”这里的“吾生”已不仅仅指作者自己，而是每一个具体的生命。吾生渺小而天地无穷，吾生须臾而宇宙永恒，这是谁都必须面对的事实，同样也是谁都无法克服的矛盾。 至此，作者以一种智慧、超拔、饱经沧桑的充实和自信、一种光明的理性、坚定的成熟战胜了内心的烦恼，心境复归于清明澄澈。“客亦知夫水与月乎?逝者如斯，而未尝往也;盈虚者如彼，而卒莫消长也。盖将自其变者而观之，则天地曾不能以一瞬;自其不变者而观之，则物与我皆无尽也，而又何羡乎?”这里，仍然紧扣水和月展开富于哲理的思辨。江水日夜不停地流去，但千万年来却还是那样无穷无尽;月半盈满，月初虚损，但千万年来却既无消损又无增长，这就是变中有不变。若从变的角度看，人生固如蚌蟒一般短暂，而天地万物又何尝不是每时每刻都在变化?若从不变的角度看，则天地万物固然是生生世世无穷无尽，而“我”亦同万物一样，也是无尽的。这种理论既是辩证的，又有老庄相对主义的成分，体现了作者高瞻远瞩的见识和达观从容的情怀。“物与我皆无尽也”，这里的“我”既是“大我”，也是“小我”。“大我”即指整个人类，作为个体而言，每一个人如同天地间的具体物体，都是极为短促的;然而，就整个人类而言，又同整个宇宙一样，是永恒存在的。因此，“而又何羡乎”明确地告诉客人“哀吾生之须臾，羡长江之无穷”完全不必要。既然“物我一致”，既“一瞬”又“无穷”，那么，“吾生须臾”不仅不能成为悲哀的原因，相反，却更应该成为珍惜生命的理由。可见，苏轼不仅超然地对待自然界的变化，而且努力从自然规律中寻求“随缘自适”的生活意义。
“客喜而笑……不知东方之既白。”此时客的喜已非单纯的山水之乐，而是冲破了忧患意识的阴霆，显得分外欣慰和轻松。至此，客与苏子合二为一，是肉体和灵魂都得到再生和提升的苏轼，是更加觉悟、更加成熟超然的苏轼。
三、黄州生活对苏轼后来人生的影响
苏轼被贬黄州后，在吸纳佛老思想的过程中，变得更加觉悟、成熟、超然，在他身上有了一种化解苦难、转悲为喜、乐观洒脱、随遇而安的个性特质，为他面对被贬惠州、澹州更苦难艰险的人生旅途打下了坚实的思想和心理基础。宋绍圣元年(1094年)十月，苏轼被贬滴到惠州，绍圣四年(1097年)四月又离开惠州再赴被贬之地海南檐州。苏轼在诗歌《十一月二十六日松风亭下梅花盛开》中写道:“先生索居江海上，悄如病鹤栖荒园。”但是，由于有过黄州的经历，苏轼却能化解苦难、随遇而安。苏轼在给朋友的信中说:“某睹近事，已绝北归之望，然心中甚安之，未说妙理达观，但譬如原是惠州秀才，累举不第，有何不可?知之免忧。”并且以乐观的心态从苦难中发现惠州的美，“罗浮春欲动，云日有清光。处处野梅开，家家腊酒香”(《残腊独出》)。苏轼的博大胸襟及抗争厄运的秉性，使他成为不被厄运所折服的强者。虽然穷愁交加，屡遭贬滴，但苏轼绝不就此沉沦，始终保持着乐观旷达的精神。即使他在最困难的时候也能生活得快慰，在任何环境里都能发现生活的美好，唱出‘旧吱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的欢歌。
苏轼在被流放到海南澹州时，已“垂老投荒，无复生还之望”。初到檐州时，苏轼暂租公房蔽身，公房年久失修，下雨时一夜三迁。当地官吏张中景敬仰苏轼，派人修葺漏雨公房，当局得知，将苏轼逐出，并追究了张中景的责任。苏轼在枕榔林中自己动手搭建茅屋，自命为“枕榔庵”。在庵中，“食芋饮水，著书以为乐。”“此间食无肉，病无药，居无室，出无友，冬无炭，下无寒泉，然亦未宜悉数，大率皆无耳。唯有一幸，无甚瘴也。近与小儿子结茅数椽而居，仅庇风雨，然劳费已不货矣……尚有此身，付与造物，听其运转，流行坎止，无不可者。”(《苏轼文集》卷五十五《与程秀才》)然而，苏轼在檐州的三年，不但不见“衰惫之气”，反而快意优游，敷扬文教，传播文明，与当地黎民结下了深厚友谊，收获了一个全新的自我。苏轼在诗中写到:
“我本檐耳人，寄生西蜀州。忽然跨海去，比如事远游。”“九死南荒吾不恨，兹游奇绝冠平生。”“他年谁作舆地志，海南万里真吾乡。”苏轼已然把自己视为檐州人，把海南视为自己的故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