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文网南乡子苏轼篇1
关键词： 苏轼 常州 缘
宋徽宗建中***元年七月二十八日(1101年8月24日)，一代文豪苏轼逝世于常州，距今已经整整900年了。历朝历代乃至当今的中国人都时刻怀念着这位文坛巨子，罕见的全才、奇才。他兼擅诗词文、书法、绘画的非凡才华，至今为人们所称羡；他颠沛流离的宦海生涯、浪迹天涯的人生经历，至今为人们所慨叹；他开朗豁达的胸襟、刚正不阿的气节，至今为人们所景慕；乃至他的传闻、轶事、佳话也是妇孺皆知。清人周启隽说得好：“先生蜀人也，生于蜀而不拘乎蜀，先生盖天下士矣。”[i]苏轼的故乡虽在四川眉山，然而苏轼也是常州人的骄傲。900年前，苏轼在常州与世长辞。从此，他的一腔浩然正气在江南大地上回荡。常州作为苏轼魂系江南的终老之所，他的足迹几乎遍布常州的各个角落，这正是“莹域所藏，寝庙所寄，虽非其乡而谓之乡人可也”[ii]。
常州为我国江南的一座著名的历史文化名城，很早就有历史记载。自汉朝起，先后曾有毗陵、毗陵郡、晋陵之称。隋开皇九年(589)于常熟县置州，因县得名为常州，后移治于晋陵，废郡称常州，沿用至今。辖境相当今江苏常州市、无锡市及武进、江阴、宜兴等县地。苏轼与常州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他买田宜兴、仙逝常州，常州可谓是苏轼的第二故乡。
“吾归何处”
苏轼自幼才华横溢，至嘉祐二年(1057)一举进士及第，名震京师。从此宦海沉浮，屡遭不幸。在坎坷的仕途上走遍了天南海北的苏轼飘泊无归，已是“心如死灰之木，身如不系之舟”[iii]，这使其不得不对自己归根何处及早进行周全考虑。苏轼在各地为官时均以体恤人民疾苦为己任，再加上他负有魅力的才华，乐观豁达的胸襟，热爱生活的本性使他无论官居何处，都深受各地人民的爱戴和崇敬。对将来卜居何处，他有太多选择，这与他随遇而安的个性是分不开的。
叶落归根乃人之常情，在初入仕途不久，他在《华阴寄子由》诗中就说：“三年无日不思归，梦里还家旋觉非”[iv]，可见苏轼对故乡的一片拳拳赤子之情。熙宁四年(1071)，苏轼因***见不和，出任地方官，通判杭州，与杭州人民结下了深厚的情谊，于是有卜居杭州之意，有诗云：“居杭积五岁，自忆本杭人。故山归无家，欲卜西湖邻。”[v]苏轼也曾任徐州太守，他在《灵壁张氏园亭记》中说：“余为彭城二年(徐州又称彭城)，乐其土风。将去不忍，而彭城之父老亦莫余厌也，将买田于泗水之上而老焉。”[vi]苏轼在“乌台诗案”中，也有“是处青山可埋骨”的感叹[vii]。后苏轼贬谪黄州，元丰七年(1084)移汝州团练副使，他于四月离黄州时作《满庭芳》云：“归去来兮，吾归何处?万里家在岷峨。百年强半，来日苦无多。”[viii]这首诗把苏轼历尽颠沛离难，渴望一个宁静港湾的心情表达得淋漓尽致。在以后的飘泊生涯中，苏轼还曾有卜居金陵、蒜山、汝州、庐山、惠州等地的打算，在其诗文中屡屡可见，但均未如愿。而买田宜兴、卜居常州也是他多年的愿望，并最终了却心愿，这也许是中国传统宿命论中最流行的一种说法——“缘份”吧。
“殆是前缘”
据《苏轼年谱》及其他史料记载，苏轼一生中出入常州多达十一次。其中路过常州，仅作短暂停留有六次，在常州停留较长，并有各种活动，留下不少诗文、佳话、遗迹的有五次。从熙宁四年(1071)仕途不畅到归老常州，消逝人寰，苏轼对常州青睐倍致。元丰七年(1084)十月十二日，苏轼撰《楚颂帖》：“吾来阳羡(即宜兴)，船入荆溪[ix]，意思豁然，如惬平生之欲。逝将归老，殆是前缘……”[x]。在《又送叶淳老》中也说：“阳羡姑苏已买田，相逢谁信是前缘。”[xi]可见一个“缘”字把苏轼与常州紧密的联系在一起。
早在嘉祐二年(1057)，苏轼金榜题名，进士及第，在琼林宴上与同科进士常州宜兴县的蒋之奇、单锡，武进县的胡完夫倾心畅谈，遂结成莫逆之交，并相约卜居阳羡。这可以说是苏轼与常州之缘的源头。继初次相约居常到苏轼首次过常相隔整整十四年。熙宁四年(1071)，苏轼因在朝廷***见不合，自京师通判杭州。在赴任途中，苏轼第一次路过常州，但却没有时间，似乎也没有心情到早已心有所属的常州游历一番，而是后来在杭州任上常来往于常州、宜兴等地，赈灾、救饥、访友、游览，常州等地遍布了他的足迹，更有大量佳作传世。特别是在熙宁六年(1073)，苏轼畅游常州阳羡，尽情领略清山秀水，与好友饮酒作诗，不亦乐乎。后于熙宁七年(1074)，苏轼在距宜兴县城五十里的黄土村买了一份田产，卜居阳羡之约初步履行，心情舒畅，遂寄友人诗曰[xii]：
惠泉山下土如濡，阳羡溪头米胜珠。
卖剑买牛吾欲老，杀鸡为黍子来无。
地偏不信容高盖，俗俭真堪著腐儒。
莫怪江南苦留滞，经营身计一生迂。
对此，周必大《省斋文稿》卷19《书东坡宜兴事》云：“公熙宁中倅杭，沿檄常、润间，赋诗云：‘惠泉山下土如濡，阳羡溪头米胜珠’。又有‘买田欲老’，‘地偏’、‘俗俭’之语，卜居盖权舆于此。”苏轼买田居常，也惹得章惇相约：“君方阳羡卜新居，我亦吴门葺旧庐……他日扁舟约来往，共将诗酒狎樵渔。”[xiii]然而苏轼并未能如愿所偿，因***治风云，官场动荡，展转颠沛又近十年。在经历了“乌台诗案”，被贬黄州五年之后，苏轼于元丰七年(1084)获赦量移汝州，途中不惜路途遥远绕道来到常州宜兴，再次买田置房，为移居常州作充分准备，可见苏轼在历经磨难之后归常的迫切心情。后苏轼于赴汝途中两次上表乞常州居住，词意肯切：“臣有薄田在常州宜兴县，粗给饘粥，欲望圣慈，许于常州居住。”[xiv]金人赵秉文《题东坡乞常州奏草》云：“唐卢坦有言，凡居官廉，虽大臣无厚蓄，其能积材者必剥下以致之，……东坡奏稿以薄田粗给饘粥，乞常州安置，其后竟卒于常州，岂以田故邪?天留此二帖以警世贪饕之徒耳。然则无德而千驷者，亦可悲也夫!”[xv]“以薄田粗给饘粥”，真是一代清官，两袖清风。元丰八年(1085)，苏轼在南都(今河南商丘)接到了朝廷批准他常州居住的诏命。五月，苏轼作《归宜兴留题竹西寺三首》[xvi]，充分表达了他得以放归阳羡，归隐田园的喜悦之情：
十年归梦寄西风，此去真为田舍翁。
剩觅蜀冈新井水，要携乡味过江东。
道人劝饮鸡苏小，童子能煎莺粟汤。
暂借藤床与瓦枕，莫教辜负竹风凉。
此生已觉都无事，今岁仍逢大有年。
山寺归来闻好语，野花啼鸟亦欣然。
但好景不长，元丰八年(1085)六月，在过了一段时间虽短但极其舒适的田园生活之后，苏轼受诰命复朝奉郎，知登州***州事，在常州“为田舍翁”的梦想又一次破灭。此后苏轼又在官场几经沉浮，晚年竟然垂老投荒，远贬惠州、海南数年。苏轼将全家安顿在宜兴，只有朝云和三子苏过同赴贬所。常州仍然是苏轼赖以存活全家的故地。
直至建中***元年(1101)，苏轼幸获大赦后，经过数年凄苦的海南贬谪，踏上归途，下决心定居常州。对此，费衮在《梁溪漫志》卷4中载苏轼语友人曰：“然某缘在东南，终当会合”。正象苏轼本人所说的“某缘在东南”，自从三十年前首次经过常州之后，九死一生，此时常州是其归老的最佳选择。周启隽说的好：“盖尝论之东坡赤壁，非不乐也而非其志；珠崖儋耳，非不安也而非其宜；金马石渠，非不欲也而非其处；惟阳羡之居，先生欲之志所存也，而安而乐焉。”[xvii]
“眷此邦之多君子”
自海南获赦北归之后，苏轼最终消逝人寰于常州顾唐桥北孙氏馆。“吴越之民，相哭于市，其君子，相吊于家；讣闻四方，无贤愚皆咨嗟出涕”，“满城(常州)上下，咨叹之涕”[xviii]。一代人杰与世长辞。凡事必有因果，苏轼选择常州为归老之所，不是无故而为，而是有诸多的缘由在里面。
1、苏轼自少就“奋历有当世志”[xix]，想成就一番事业。但名扬京师后，却因***见不合而屡受排挤，英雄无用武之地，满腹经纶也是徒劳。在种种无奈的情况下，苏轼疲惫不堪，他不愿继续在尔虞我诈的官场上摸爬滚打、勾心斗角。在北归途中，苏轼曾作《雨夜宿净行院》诗：“芒鞋不踏名利场，一叶轻舟寄渺茫。林下对床听夜雨，静无灯火照凄凉。”[xx]可见，苏轼对“名利场”——官场，已深感厌倦和畏惧。他毅然决定回归常州，与此有很大关系。
2、大凡古代的风流才子均乐山水之美，佳山胜水令其流连忘返，吟咏不已，甚至产生永居于此之念，苏轼也不例外。最初蒋之奇与苏轼的鸡黍之约即因蒋大赞其家乡山水之美而订。对此，明人吴宽有言：“盖嘉祐初，公登进士第，与同年蒋之奇联宴席。蒋，阳羡人也，谈及其乡山水之胜，遂有终老此地之约。”[xxi]后于熙宁六年(1073)，在好友的陪同下，苏轼畅游阳羡，秀美的山水，淳朴的民风，使苏轼为之感动。元丰七年(1084)，苏轼力请居常终如愿以偿后，直言“买田阳羡吾将老，从来只为溪山好”[xxii]。“溪山好”显然是苏轼居常的重要原因，看来苏轼是要在山明水秀的阳羡聊度余生了。对此，清人周煇也说：“东坡初入荆溪，有乐死之语，盖喜其风土也。”[xxiii]
3、“吾行四方而无归兮，逝将此焉止息”，“独徘徊而不去兮，眷此邦之多君子。”[xxiv]这是苏轼在常州为好友钱君倚作《哀词》时发出的感慨。苏轼一生好交游，由于其为人幽默风趣、豪爽正直，所以至友众多，常州人士就不下十多个。如钱安道、钱君倚、胡宗愈、蒋之奇、单锡、单锷、孟震、胡仁修等，在现存的苏轼诗词文中频频露面。前已述及，早在嘉祐二年(1057)，苏轼就在琼林宴上与同科进士常州宜兴县的蒋之奇、单锡，武进县的胡完夫等相约卜居阳羡。后来，蒋之奇等人果不食言，为苏轼在宜兴买田助了一臂之力。此后，苏轼又结识了报恩寺长老、滕元发、邵民瞻、蒋公裕等友人，均有诗文记载。
4、苏轼决计卜居常州还有一个重要因素，那就是他与常州人民的深厚感情。***治上的波折大大缩短了苏轼与人民之间的距离，使苏轼成为处处体恤人民饥寒的父母官。在熙宁六年(1073)苏轼通判杭州期间，常州地区岁旱民饥，苏轼奉命前往常州赈饥。除夕之夜，苏轼为了不惊扰地方，竟泊舟常州城外，过了一个寒冷、孤寂的大年夜，并作《除夜野宿常州城外》二首来表达内心感受，其中一首云[xxv]：
行歌野哭两堪悲，远火低星渐向微。
病眼不眠非守岁，乡音无伴苦思归。
重衾脚冷知霜重，新沐头轻感发轻。
多谢残灯不嫌客，孤舟一夜许相依。
这样的父母官，哪个老百姓不崇敬，不爱戴呢?而其诗情之至深，清人查慎行在《初白庵诗评》卷一中说到：“每当孤舟旅泊，时披读一过，觉陇水巴猿，未是断肠声也。”元丰六年(1083)，苏轼上《进单锷〈吴中水利书〉状》，谓“苏、湖、常三州，皆大水害稼”，并“旧闻常州宜兴县进士单锷，有水学，故召问之，出所著《吴中水利书》一卷，且口陈其曲折，则臣言止得十二三耳。”[xxvi]可见，苏轼又在为常州的水灾而奔波，访贤纳士，真可谓人民公仆，难道不是现在许多***府官员的楷模吗?
5、晚年苏轼自海南北归，决计在常州度过余生，还因为他在常州已有薄田，可“粗给饘粥”，不至于忍饥受寒。另外，苏轼在贬谪惠州时，只带上了小儿子苏过，长子苏迈、次子苏迨已于宜兴安家。苏轼谪居惠州时，曾作《与曹子方五首》，其三云：“某惟少子随侍，余皆在宜兴。”[xxvii]此时，苏轼已将阳羡视为自己的故乡了。此外，当时苏轼举家已在舟上度过多日，正值六月酷暑，急需一个安息之所，不宜久留，要早作决定。
苏轼卜居宜兴，归老常州，这一切都不是一时的即兴之想。自首次路过至最终仙逝常州，苏轼始终与常州有特殊关系，对常州怀有亲切深厚的感情，这几乎贯穿了他的后半生。无怪乎宋人费衮说：“盖出处穷达，三十年间，未尝一日忘吾州者。”[xxviii]
“葬我嵩山下”
苏轼身后葬于河南汝洲郏县，而他既欲归老常州，又仙逝于此，为何未葬于常州呢?古人讲求忠孝两全，其父苏洵之墓已在四川，苏轼本应归葬四川，苏辙《卜居赋》也云：“念我先君，昔有遗言；父子相从，归安老泉。”[xxix]为何苏轼未归葬四川眉山呢?除因路途遥远以外，还有更重要的***治上的原因，与蜀中赵捻一案有关。赵捻本西南夷人，其父赵庭臣杀其族***，归降朝廷，赐姓赵。赵捻于绍圣元年(1094)擢进士第二名。《朱子语类》卷133说：“蜀中有赵教授者，因二苏斥逐，以此摇动人心，遂反。”结果 赵捻兄弟被诛，父母妻子皆被流窜，这当然是为苏轼兄弟帮倒忙。自岭南北归，任便居住时，苏轼便选定常州。若回故乡或回故乡安葬，必然给***敌以话柄。
为何选在河南呢?这是因为苏洵早有宿愿要迁居河南洛阳，“经行天下爱嵩岳，遂欲买地居妻孥”[xxx]，所以苏轼遵从父言，遗命把他葬于嵩山下：“公始病，以书属辙曰：‘即死，葬我嵩山下，子为我铭。’”[xxxi]再则，当时苏轼全家的经济条件也很窘迫，其子在苏轼过世之后，只有去河南颍州投靠苏辙为生。“东坡以病殁于晋陵，伯达、叔仲归许昌，生事萧然。公(指苏辙)笃爱天伦，曩岁别业在浚都，鬻之九千数百缗，悉以助焉，嘱勿轻用。”[xxxii]以此看来，苏辙在苏轼葬于何处问题上还是费了一番心思的。苏轼死于常而没有葬于常，对常州而言，难免有一丝遗憾。但因于此，苏轼更值得常州人民怀念。
南乡子苏轼篇2
[关键词] 嘉州 乡关 苏轼
提起诗人坡，鲜有人不知道他的豪放旷达。所谓“一蓑烟雨任平生。亦无风雨亦无晴”。但即便旷达洒脱如斯，其人生也仍有那么多的情结，挥之不去，念念难忘，成为他的心病。如果说早年“奋厉有当世志”旧的愿望终难实现让他总感到愧对苍生社稷，妻子的王弗早逝让他无论多久都“不思量，自难忘”的话，那么，打从离开家乡后，其对故园乡关的逼真描绘和深切眷恋，则最是让人感喟。
苏轼是十六岁那年离开僻远的家乡眉山的。自那以后，他便很难回到那块令他终生惦念的土地。虽然在宋英宗治平三年(即公元1066年)，因为丁父忧和弟弟苏辙匆匆地回过家乡一趟，但从此就很难再有机会回去了。宋熙宁二年(公元1069年)，在经历过官场的争斗倾轧、人生险遭灭顶之灾等事件后。苏轼便更加思念家乡风土人情。少年时在嘉州度过的美好时光，一直让他铭心刻骨。甚至在遭受人生的种种折难之前，苏轼已在自己创作的诗歌里，描绘出自己故乡风景的美好，远非其他地方可以相比。如他中进士后的第四年所写的《东湖》一诗，便流露出对故乡山水的深切想念之情：
吾家蜀江上，江水清如蓝。
尔来走尘土，意思殊不堪。
况当歧山下，风物尤可惭。
有山秃如赭，有水浊如
不谓郡城东，数步见湖潭。
入门便清奥，犹如梦西南。
该诗写于北宋嘉佑六年(即公元1061年)十二月。当时苏轼出任陕西凤翔府签判。一天，当他和随行几位朋友来到到凤翔府的东湖之滨时，便创作了《东湖》一诗。在诗歌的一、二句，直接交代眼前的东湖景让他联想到了故乡眉州的情形：傍依蜀江(即岷江)江畔而居的人家，四季清澈如蓝的江水。读该两句，让人不由然而想起唐代大诗人白居易《忆江南》中“春来江水绿如蓝”的名句。“蜀江水碧蜀山清”。坡诗歌中对故乡山水的这般描写，也许多少受了白居易这些描写的影响。因为在一般人的心目中，蜀中的江水之蓝是远比不上江南的。但“月是故乡明”，在苏轼的笔下，却写出了蜀中的江水可以勘比江南江水的碧绿。接下来两句，诗人则用对比的手法，又反衬出故乡风物的美丽。“尔来”一语，即提醒人们，在自己任职的陕西凤翔府，便四处尘土飞扬，颇有些让人不能忍受。那些歧山下风物草木的情形，则更让人觉得可怜。因为不光山上草木稀疏，红色岩石随处；而且这里的河水浑浊难辨，犹如刚淘洗过蔬菜和锅碗瓢盆的潲水那样浑浊不清!在如实描绘眼睛见到的情形后，诗人最后稍作安慰语，告诉你惟有郡城东边数步便可到达的湖潭，才稍微令人安慰。那里潭中积水清澈透明，使人顿生清新之感，恍然间，让人做梦般地回到了故土西南。
与《东湖》流露的对家乡山水的思念相似，苏轼的另一首《寄黎眉州》，也表达出自己对故土的向往之情，但在情感的倾注上，《寄黎眉州》却显得更浓烈一些：
胶西高处望西川，应在孤云落照边。
瓦屋寒堆春后雪，峨眉翠扫雨余天。
治经方笑《春秋》学，好士今无六一贤。
且待渊明赋归去，共将诗酒趁流年。
诗中的黎眉州原名黎\，为宋熙宁六年进士，是苏轼的好朋友。胶西即山东省的胶河以西，详址主要在今山东高密县以北。此诗大意写自己站在胶西地势较高之处，回望故乡时所产生的复杂感情。文中西川即川西，是诗人故乡眉州所在地。瓦屋亦即今之瓦屋山，因是山翠峦叠嶂，连绵像瓦，故得名。诗歌描绘，在即将西下的落日照耀下，渺远的故乡西川所呈现出来的情形：春后的瓦屋山，在落日的余晖和成堆白雪的映照之下，一定显得更加绚丽多姿。雨后初霁的峨眉，也一定洗净往日的尘垢，显得满眼苍翠!在前四句交代缘由、描绘景致的基础上，诗人于是抒发自己的感慨：如今朝廷用人荒唐可笑，象黎\这样满腹经论的难得之才却被指派去管理眉山这样的小县。作者心中的失望和不满，很是显见。据《东坡志林》载，黎\家世代治《春秋》之学，黎\本人也因致力于《春秋》而成为当时很有名气的饱学之士。可是，如此有才学之人，在有官员向宰相王安石推举黎\时，王安石只因自己不喜欢《春秋》，认为《春秋》是“断烂朝报”，便把黎\弃置不用。下一句诗承接这种不满，更发感慨，认为现在当朝，很难再找得到象六一居士欧阳修公那样具有雅量力推后生的人。自然，诗人在此处是结合自身经历，嘲讽时事。因为当年苏轼自己，就因欧阳修的大力荐举而得以成名。如今面对这种情形，诗人劝慰黎\，也借以表明自己的心迹，认为象当今朝中这样的方式，自己和黎眉州还不如象陶渊明那样辞官归隐而去!期待人生在不问时***后的吟诗作赋，在诗、酒的唱酬中慢度流年，消遣时日。不过读整首诗，还有让人不能忽略的是“孤云”一词的深意。深意之一，是诗人感慨朝中的失***和对贤明人士的弃置不用，象自己一样的有治国方略之人却因缺乏志同道合的友伴而精神上显得“孤独”：深意之二。是他长期离开故乡，缺少可以交往、亲近的朋友，而又四处游历贬谪，感到个人独处的孤独。“浮云游子意，落日故人情”，苏轼虽然素引李白为同调，推崇李白，但他屡遭贬谪，居无定所又较李白更甚，故而诗中流露出来的身如漂泊的浮云，情生孤云之感更在情理之中。故乡邈远，亲朋难见，这一切便让苏轼运用想象，把家乡景物的情形生动地表现得如在目前。
我们知道，在古代士人那里，不少人家国天下的愿望非常强烈。许多士人无不时刻期盼在报效好国家后，再衣锦还乡地回报自己的故土桑梓。但现实的很难遂愿，则让他们时时怀揣不能为父母尽孝道的自责、遗憾，以及未能回报桑梓养育之情的歉疚。因为起初离开故乡时所许下宏愿的似水飘零，未来人生的黯淡。无不使得这些天涯闯荡者们在触景伤情的日子里，借对故园的思念来安慰自己。细细地舔舐内心深处情感的创伤。而在这，才华横溢的苏轼便是其一。譬如在与友人的谈论、诗赋酬答之际，苏轼常常不经意地流露出对家乡的思念和对亲旧的牵挂。如下面一首《寄蔡子华》诗：
故人送我东来时，手栽荔子待我归。
荔子已丹吾发白，犹作江南未归客。
江南春尽水如天，肠断西湖春水船。
想见青衣江畔路，白鱼紫笋不论钱。
霜髯三老如霜桧，旧交零落今谁辈。
莫从唐举问封候，但遣麻姑更爬背。
作为寄给父辈好友的诗，苏轼此诗中流露的感情无不让有此人生体验者泪眼滂沱。蔡子华是苏轼父亲苏洵在眉山感情非常深的一位好友。嘉佑四年，在苏洵携苏轼、苏洵两兄弟沿水路东出三峡奔赴京师之际，蔡子华曾热情地对他们父子三人加以相送，并手 栽一树，说一定要等着好友苏轼父子回来。时光飞逝，作者说如今当年蔡子华所栽的荔枝已经果满枝头，红得诱人，而自己也头生白发，却仍未实现回去的愿望，依然在“犹作江南未归客”!诗歌于平淡的语言，却表达出来一种岁月荏苒，旧交零落的难言况味。据南朝刘义庆《世说新语》载，当东晋大将桓温追敌至前为琅琊时种柳处，见柳已十围，慨然而曰“树尤如此，人何以堪”，泫然流泪而还。假如将《世说新语》上的这则记载与苏轼的《寄蔡子华》目比，后者给人的感受同样良深。看似平易的语句中所传达出来的“物是人非”、想念故旧之感，无不让稍有此经历者眼涔涔而泪潸潸!
古代交通不便，人们音讯难通。一般人要得知故乡亲友的消息，真是难上加难。所以深念故土之人，即使在偶尔回望故园，也会“双袖龙钟泪不干”。而在苏轼，当他面对江南如花春景，想到故乡，也别是一番浓烈的思乡滋味，所谓“江南春尽水如天，肠断西湖春水船”。作为水乡泽国的江南，在春尽之后进入水天茫茫的丰水期，作者云它“水如天”，可谓抓住了其最显著的特征。而西湖的风景宜人，堤柳堆烟，画舫林立，早已为世人周知。但在这里，诗人却借这番描绘传达给我们的，是如此美好的景致，只能让人更加向往乡关，更加心伤肠断情思。何以如此，因为“一切景语皆情语”，诗人远适异地，希望回到家乡的愿望又难实现，所以见他乡之美景而反生伤感之情。因为在苏轼，睹异乡之景而反思己乡，想到这个时节的家乡，在“青衣江畔”和大路之旁。可能满眼都是“不论钱”的“白鱼”、“紫笋”。由家乡白鱼、紫笋的“不论钱”，作者更进一层，由故乡的物产联想到自己旧交的七零八落，推想他们中不少人可能都已须发皆白了，犹如冬霜中的桧树。诗末一句“莫从唐举问封候，但遣麻姑更爬背”，是戏谑，更是心酸。“唐举问封候”，语出《史记・范雎蔡泽列传》，作者用蔡泽找唐举看相，终遭戏弄却最终有成的故事，反衬诗人自己的颠沛流寓和失意潦倒。意即老朋友你不要问我有关功业的事情，自己只待女仙麻姑之爪捎捎背而已，以留命俟年。全首诗歌表露的思归，想念亲旧之情，既深切感人，又跃然纸上。
除《寄蔡子华》一诗，作于该诗次年的《送张嘉州》，巧妙地化用李白之诗，表达出他对故乡非同寻常的眷念：
少年不愿万户侯，亦不愿识韩荆州。
颇愿身为汉嘉守，载酒时作凌云游。
虚名无用今白首，梦中却到龙泓口。
浮云轩冕何足言，惟有江山难入手。
峨嵋山月半轮秋，影入平羌江水流。
谪仙此语谁解道，请君看月时登楼。
笑谈万事真何有，一时付与东岩酒。
归来还受一大钱，好意莫违黄发叟，
而这种眷念，又直接体现在诗歌中不断出现的嘉州地名中，如“汉嘉”，“凌云”，“平羌江”，“峨眉山”等等。汉嘉，即嘉州古名，因其州境近汉代之汉嘉旧县，故名。凌云即今乐山大佛所在山上的凌云寺，平羌江即今之青衣江。而在全诗大意上，诗歌也一反李白“生当不为万户侯，但愿一识韩荆州”的慷慨豪迈，写出自己非常情愿作嘉州的太守，以便实现留侍故土的愿望。而在作者看来，“载酒时作凌云游”，更是难得的惬意!我们说，在中国古代知识分子那里，人生的许多烦恼忧愁，是需要酒来加以消解的。但苏轼“载酒时”游凌云山，却是非常的称意畅快，可见他对故乡、嘉州的思念之深。“身虽不至，心向往之”，一方面是苏轼对家乡的极度向往，另一方面，却屡遭贬谪，有家难回，这一切便造成他内心极端的消沉和痛苦。面对这一切都难以解脱的困境，诗人一句“笑万事真何有”，则直言人生在将世事看透以后，一切都统统付与东岩酒中!因为不仅“虚名无用”，华盖轩冕遥不可及，更何况“富贵于我如浮云”。试想诗人自己少年科第，春风得意，可到如今一事无成，只落得自首空度，他何尝不“归来”之情，十分迫切。于此，作者再一次成功地把内心无比强烈的归乡之情推向了极致!
南乡子苏轼篇3
关键词： 苏轼 题画诗 人文 精神
现存苏轼的题画诗有近160首。从题材上可大致分为四类：题人物画诗、题山水景画诗、题牲兽画诗、题竹花鸟虫及其他画诗。这些题画诗洋溢着苏轼独特的人文精神，颇可玩味。本文从人文意象、人文情趣、人文关怀三个方面分析苏轼的题画诗，以期得其人文精神之大概。
一、别具只眼的人文意象
在历代辑录书画诗的集子中，苏轼的题画诗数量往往居于首位。一是因为苏轼识画，懂画，能解画中之理趣，故能品评鉴赏；二是因为苏轼会诗，善诗，能借诗言志，表情达意。苏轼题画作诗，运笔独到，立意取象，别具只眼，多选他人未写或未能写之意象以吟咏抒怀。对于那些文人墨客历来喜咏的意象，他就生发延伸写出新意，绝不落窠臼。
苏轼有意选取颇具新意的画中意象题写，并注入自己独特的感悟和思考，赋予此类意象人的思想感情。以物象喻人事，物象就具有了某种人文意义。苏轼在《书艾宣画四首》组诗中题写了竹鹤、黄精鹿、杏花白鹇、莲龟四个意象；在《雍秀才画草虫八物》中题写了促织、蜣螂、天水牛、鬼蝶等八个意象；在《墨花》中题写了墨花，并在序中说：“世多以墨画山水竹石人物者，未有以画花者也。汴人尹白能之，为赋一首。”惟其少，故见新奇。这些为世人所忽视或鲜知的物象正是苏轼题写的对象，也是其别具只眼之所在。眼光独到，常人不及。此类诗作较为通俗，如“鹆之肉不可食，人生不才果为福”（《戏咏子舟画两竹两鸲鹆》），“慎勿困蜈蚣，饥蛇不汝放”（《虾蟆》）等。不可忽视的是，这些独特的意象都是作者用来比喻人事的，其讽世喻世的作用是很明显。如其在《扇》诗中，借扇批判朝用夕废、世态炎凉的现实，抒发无可奈何之感。又借《蜗牛》诗讽刺那些不知满足、一味高爬不知回头的世人。他们最终的结果只能是搭上性命“竟作粘壁枯”（《蜗牛》）等。从诗中均可读出诗人独特的人生思考与哲理思辨，而非单单咏物题画。作者托物言志，通过眼光的过滤，将那些平常甚至冷僻的意象注入了丰盈的人文情态。
苏轼善于在传统人文意象上发掘新意，抒怀寄思。这类题画诗相对丰富。在释道题画诗上，苏轼抒发对得道的疑虑，如“西方真人谁所见，衣被七宝从双狻”（《记所见开元寺吴道子画佛灭度以答子由》）；对佛道缥缈世界的远离，如“劝客眠风竹……妙迹苦难寻……成败无穷事，他年复吊今”（《过广爱寺见三学演师观杨惠之塑宝山朱瑶画文殊普贤三首》）等。《题三贤***》则着一“戏”字。且颇多雅谑。如其三云：“千首文章二顷田，囊中未有一钱看。却因养得能言鸭，惊破王孙金弹丸。”题寺院吴道子壁画《子由新修汝州龙兴寺吴画壁》。苏轼却用吊古伤今意，说世事变幻，翻作波涛，后来者如果复来吊古，就“姓名聊记东坡弟”，要知道苏辙曾新修过两壁吴道子画。此外，有《题李伯时渊明东篱***》，山水花鸟***等自古皆多题写的意象，除少数紧承古意外，苏轼都各出新意，达到“我手写我口”，以发胸中之所感。
传统的人文意象，古来吟咏者甚多。在表现这些意象的画作上题诗，复出新意，并不十分容易。苏轼的眼光、感想均是独到的。从这些意象中挖掘出的新意，都巧妙地融进了自身的理解、看法，或说观念。他新在思路，新在视角，新在价值。苏轼是一位特立独行又一任天然的诗人，故而能在题画诗中选意取象别具只眼，别出心裁，写得别有一番滋味。
二、出入雅俗的人文情趣
苏轼是中国文化史上独领的文化全才。他儒释道三家无所不精，诗书画无所不通，立意高远，卓识拔萃，是中国雅文化当之无愧的翘楚。但始终微笑的东坡先生眷恋风尘人生，他的幽默和“草根”魅力又使得作品散发“俗”的活力。一言以蔽之，苏轼是一个能雅能俗、充满温暖的人情味儿的文化大家。他的题画诗处处散发着这一特性，灵动活脱的人文情趣透过墨香娓娓而来。
窥一斑而见全豹。为细细品味苏轼出入雅俗的精妙和情趣的独特，以下重点分析三首题画诗。它们分别是：《慧崇春江晚景》其二、《李思训画长江绝岛***》和《跋王晋叔所藏画五首》其三《赵昌踯躅》。
在《慧崇春江晚景》其二中，作者概括了画面景象：两两结伴北归的鸿雁想要离群而去，却又恋群依依不舍就像是北归之人。想起来北方朔漠风雪严寒，不如再在江南待上些许时日。人文情趣体现在哪呢？诗人看到画面上的北归鸿雁欲破群离去却又依依不舍，就替他们着想再于江南多停留一会儿，这种设身处地为鸿雁着想的心思是令人感动的。联想作者自身，元丰八年的苏轼已近50岁，经过了黄州贬谪的坎坷遭际，如今被召北归，不正如画中之雁一样吗？诗人也想在江南再待上一段，为的倒不是朔漠多风雪，或是近“京”情更怯，担心***治，又或是适应了贬谪生活不想离去。这其中的道理是苏轼留给我们的谜，供人臆想。为人处世、人之常情之旨趣就在这首诗里隐隐透出。
在《李思训画长江绝岛***》中，苏轼更是运用巧妙的手法题画写诗，使我们感到情趣盎然。诗的前五句概括的是画面的自然景象：苍山隐隐，江水茫茫，大孤山小孤山耸立在江水中央。崖石崩空，绝岩无路，猿鸟迹渺，只有参天乔木映入眼帘。后四句写了画中的人物：画中一只客舟，不知从何处来，往何处去。作者观画中人的神情动作想象着他们棹桨摇波，放声歌唱，且如闻其高低抑扬之声。此句不仅摹画之态，更传其神，能使人想见画中人活生生的神情动态。软风中客舟遥遥远离江岸难望到，大小孤山也随着客舟高低起伏。此语写活了山水画面，给人以动感。诗的最后四句作者以民间传说作结，情趣无穷：大小孤山看来就如晓镜新开的梳妆美人的两螺云髻。作者紧接着想要告诉画中人：大小孤山的美景固然惹人怜爱，令人情不自禁地发出赞美。可是，客人你可不要轻佻漫狂，小姑已经嫁给了彭郎（即彭浪屿，在小孤山对面）了。这是联想之趣、化用之趣和天真之趣，真是无处不生情，无往而不趣。苏轼在这里引民间传说入诗，本身可以理解为是一种化俗为雅，以雅谐俗意识的艺术化实践。
《跋王晋叔所藏画五首》其三《赵昌踯躅》有着更浓郁的人文气息。诗的大意是：楚江岸边，枫林茂，石壁翠。更有层层踯躅花生机勃勃地生长着。踯躅花，那是我家乡蜀中常见之花，如今我在画中见到了她。我知道，离家乡近了，而我却回不去，只好看着剑南樵叟画的这踯躅花聊寄乡思了。苏轼的家乡之思是自然而然、真挚深厚的。看着这幅踯躅花画作，诗人思绪万千，因此在题画时难以自抑地写出了“开卷便知归路近”这样的句子。这虽是一首题画诗，但我们读出了一颗漂泊思归的心。相比于《惠崇春江晚景》其二中的含蓄多情及敏锐之思、《李思训画长江绝岛***》中的想象丰富，化俗为雅之趣，《赵昌踯躅》让我们体会到的是一种别样的略带哀伤的人文情趣。苏轼心中失落之时当然不会少，但重要的是他有智慧摆脱之。虽然难抑家乡之思致使他对踯躅花“不忍看”，但诗的最后一句他只是交代了作画之人，还有点感谢之意，而没有沉浸在思乡之中。他又“背负青天”、“依托大地”[1]而释然了。这才是真正的旷达，是一种更高的情趣。
苏轼题画诗中体现出他人文情趣的其他诗篇还有很多，自然多是些雅谑之词，如其本人一样，具有深厚、广博、诙谐的特色，这也是我们熟知的东坡的个性。他的题画诗，雅俗共赏。诗中的人文情趣，随和自然，处处让人感受到他那颗“天真烂漫的赤子之心”[2]。坡是一个懂得生活，享受生活的文化人。他的真诚、学养还有乐观，融合在题画诗中，化作诗中之“魔力”（林语堂语）。这种情趣的出入雅俗，是让人一想到就会引起“亲切敬佩的微笑”[3]的。苏轼或调侃、或解趣、或自嘲的题画诗，读来大都会使人会心莞尔。这既是有感于他的诗才，更是有感于他雅俗调和、率性自然的人文情趣。
三、温暖旷达的人文关怀
清代张道《苏亭诗话》记：“东坡诗有自袭句，略为记之。如……‘吾生如寄耳’。”[4]他接着列举了五处出现这句话的诗篇来说明。其实，苏轼诗中自袭的现象还有很多，阅读苏诗，就会发现“死灰槁木”、“梦”、“鸿”等意象反复出现。这主要是因为苏轼深受道家尤其是庄子思想的影响，形成了“人生如寄”的哲学态度[5]。但是，苏轼直至死也没有陷入佛道缥缈的世界中。他临终前的话“西方不无，但个里着力不得”、“着力即差”[6]就充分说明了这点。他所做的事及它留给我们的大量诗词散文告诉我们：苏轼是一个乐观旷达、热爱生活的人，他积极地关注着现实和人生。他要堂堂地做个行走在“大地”[7]上的人。因此，苏轼是旷达的，也是温暖的。他也是以这样一种态度面对周围世界的。诗与画都是艺术家心意的表达。题画诗沟通了诗画，达到了彼此心与心的交流。故而，题画诗中的人文关怀就具有了独特的魅力与内涵。
东坡题画诗中处处流淌着真挚和旷达。如《书晁补之所藏与可画竹三首》其三写道：补之真是拙于生计，听说如今全家都食粥度日了。现在又做了一件令人十分佩服的事，通过给人家写墓志铭换得了一幅文与可先生的霜竹画。只是可怜补之你食盘之中，早起无食可享，朝阳下，只有苜蓿果腹。这岂不是跟我曾经写的诗说的一样吗：宁愿食中无肉，不可居所无竹啊。整首诗在风趣旷达的叙述中，让人感动的是苏轼对其门人晁补之暖暖的关怀和足足的欣赏。苏轼为晁补之境遇的解释“可使食无肉”，其实是饱含同情的。细细品味此诗，则一位充满温暖关怀的长者形象如在目前。他们虽是前辈后辈的关系，但在苏轼看来，晁补之也是“先生”，也是自己的朋友，与自己并没有大的差别，他关注的是晁补之人生的状态与生存光景。这样的人文关怀是具体的，是真挚的。因为苏轼的文化性格与道德人品及内心修养的完全，所以他在题画诗中表达的对人的关怀才这样真切。在他其他题画诗作诸如《欧阳少师令赋所蓄石屏》等中，苏轼多是在调谑中关怀他人，为他人着想思虑。他“清雄”的文字内蕴藏着的是一颗温暖的心，散发着人文关怀的温度。
东坡题画诗中的谑语戏音，本身就是苏轼旷达心境的一种表现形式。我们今天讲人文关怀，关怀人本身，人的价值、尊严等，其实在苏轼那里，这些只是最基本的前提，他的人文关怀是超越了尘网的，故而显得旷达。东坡的名句“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水调歌头》）“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临江仙》）“一樽还酹江月”（《念奴娇・赤壁怀古》）等，都表达了相似的“归去”情感。事实上，东坡从未归隐，也不会归隐，不会离开那些爱戴他的百姓。那么，他的此类“归去”之语就可以看做是他精神上的超越与旷达了。以此考量其题画诗中旷达的人文关怀是比较新的，但也不失为一种视角。如此说来，苏轼就是以这样的方式抒感及感染劝慰他人的。这种旷达与超越的诗句有很多：《又书王晋卿画四首》其四中“仰看云天真笠，旋收江海入蓑衣”、《惠崇芦雁》中“欲买扁舟归去，故人云是丹青”、《赠写御容妙善师》“不须览镜坐自了，明年乞身归故乡”等句皆是。或以自己的体悟，或以他人的遭际以作旷达之语，一则发胸中之情感，二则劝慰观诗之众人。
苏轼题画诗中表现出的旷达的人文关怀是实实在在的。他的性格因素是一方面，人生遭际、所处境地及思考的通透则是另一方面。苏轼的题画诗有很多是作于元初期在朝任职时的，“两次在朝任职时期是苏轼文学创作的相对歉收期”[8]，但他在元初创作的题画诗是名篇佳作。一是由于***治斗争占据了他的注意中心，二是在经历了起伏浮沉的人生遭遇后，苏轼对人生、对人世都有了更旷达、更透彻的认识。虽然他仍以积极的态度济世为民，但对得失并不看重。题画诗成为他抒情言志、关怀现世的重要载体。苏轼在欣赏与文化享受中题写着他的人生总结与生活态度，并在旷达中关怀他人，自我释放，完成了对自我、对他人的双重宽慰。
总之，苏轼题画诗中别具只眼的人文意象、出入雅俗的人文情趣、温暖旷达的人文关怀，构成了他的题画诗中宽厚博大的人文精神，反映了他出入于儒释道三家的潇洒情怀，折射出他乐观坚韧和热爱生活的态度。苏轼的人文精神就像一轮明月，永恒而又不静止，穿越时空，散发着独特魅力，并给后世以大美的享受和超越人生的智慧启示。
参考文献：
[1]王水照，朱刚著.苏轼评传[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4：574.
[2][3]林语堂著.张振玉译.坡传[M].北京：群言出版社，2010：6.
[4]四川大学中文系唐宋文学研究室编.苏轼资料汇编[M].北京：中华书局，1994：1995.
[5]王水照，朱刚著.苏轼评传[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4：553.
[6]以上两处引文均见傅藻《东坡纪年录》[C].《宋人所撰三苏年谱汇刊》[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449.
南乡子苏轼篇4
出于对“三苏”的景仰，我选择了一个阳光明媚的日子，去郏县拜谒“三苏”墓。
行走在通向“三苏”墓的甬道上，依次走过森森柏林掩映的牌坊、殿堂与碑碣，仿佛踽踽地走进了历史，走近了“三苏”。阳光透过林隙，被风筛成跳动的光线，恍恍惚惚里对“三苏”的莫名敬畏油然而生。走累了，坐在墓前的柏林中，看柏叶厚厚覆盖的“三苏”墓渐渐高大起来，似觉他们的魂魄已升华为***的人格，矗立为一个个要仰视才见的形象。
长期以来，我一直心存一个解不开的疑题：苏轼生于四川的眉山，死于江苏的常州，为什么会葬在河南的郏县呢？到了那里才知道，原来郏县也有座小峨眉山，山不高而葱茏，水不长而秀雅，形胜类其故乡的峨眉山。宋代元丰七年，苏轼在自黄州至汝州的途中，曾写了一首诗：“先君昔爱洛城居，我今亦过嵩山麓。水南卜宅吾岂敢，试向伊川买修竹。又闻缑山好泉眼，傍市穿林泻冰玉。遥想茆轩照水开，两翁相对清如鹄。”显然是他对小峨眉山一带的地理景观情有独钟，于是便隐隐流露出致仕归隐、颐养天年的心态，一直到元祜元年他仍没有打消这个念头，“爱其山而菟裘之”。绍圣元年四月，他从陈留折道汝州，在汝州逗留了些时日，其时在颍昌的他的弟弟苏辙再次陪他游览了小峨眉山。可以想象，当时他们兄弟二人站在山巅，北望嵩山嵯峨，南瞰汝川无垠，脚下两道山梁，东西对峙，逶迤南下，与故乡的峨眉山何其相似！大概就在这时，他已想把这里作为身后的归宿之地。建中***元年七月，苏轼因热毒病死于常州，享年66岁。临死之前，他给苏辙写了一封信，信中说：“即死，葬我嵩山下，子为我铭。”苏辙与苏轼幼子苏过遵照遗嘱，将苏轼及其夫人合葬于郏县小峨眉山下。当时苏辙仍居颍昌，苏过也迁居颍昌之斜川，每年扫墓祭祀。苏辙与夫人约定，死后与兄嫂同葬一处，以遂夜雨对床之志，实现“老兄弟相守”的夙愿。***和二年十月，苏辙逝世，他的子孙将其安葬在苏轼墓旁。这一双生前天各一方的同胞兄弟，瞑目后才算“居住”在一起。到了元代至正十年冬，郏县尹杨允到苏墓拜谒，“谓两公之学实出其父老泉先生教也，虽眉汝之茔相望数千里，而其精灵之往来必陟降左右，盖未始相远……遂置老泉衣冠瘗诸两公冢右”。自此，苏轼、苏辙墓加上新添的苏洵衣冠冢，始称“三苏”墓。
郏县的小峨眉山，因“三苏”而闻名遐迩。这里处于豫西山地向豫东平原的过渡地带，有山有川，天高地阔，一派中原大地气象。造物主把“三苏”恩赐给小峨眉山，小峨眉山敞开胸怀包容了“三苏”。“三苏”别是苏轼，以其超凡的人生经历感悟出超凡的人生真谛，洗礼出一个大彻大悟的心灵。此刻，我想起了《赤壁赋》中苏子与客的那段对话：“客曰：‘寄蜉蝣于天地，渺沧海之一粟。哀吾生之须臾，羡长江之无穷。’苏子对曰：‘……且夫天地之间，物各有主，苟非吾之所有，虽一毫而莫取。惟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耳得之而为声，目遇之而成色，取之无禁，用之不竭，是造物者之无尽藏也，而吾与子之所共适。”’苏轼在这里不但坦然承认，在逆境中不能得到某些物质与精神的严酷事实，同时又欣然在顺境中接受了造物主的恩赐并且心存感激。这种超凡豁达的心态，日久天长便积淀为厚重的“三苏”文化。这种文化所构成的小峨眉山独具特色的文化个性及鲜明的地域特色，渐渐地融入了中原文化之中。尽管靖康之变后宋室南迁，朝廷偏安，一个繁荣的中原失去了曾经的辉煌，但“三苏”文化仍顽强地扎根在中原大地上，在中原文明的史册上熠熠生辉。
当我离开“三苏”墓的时候，风大了起来，阳光被柏林摇曳得一派迷离，柏涛澎湃着向辽阔的中原大地荡漾。侧耳倾听，好像风儿正在抚弄历史的琴弦，时而浅吟，时而高歌：高歌的是“大江东去”的豪迈，浅吟的是“窈窕之章”的婉约……
南乡子苏轼篇5
关键词：苏轼 词 以俗为美
随着文人词的发展，词体也在不断地雅化，胡寅《向芗林酒边集后序》曰：“及眉山苏氏，一洗绮罗香泽之态，摆脱绸缪婉转之度，使人登高望远，举首高歌，而逸怀浩气，超乎尘埃之外。”[1]第189册：359同时，苏轼词和其诗一样，同时也在追求着以俗为美，如宴飨之外，复食野蔬，使人口齿为之一新。我们可以从其词的题材内容与语言等方面加以解读，探讨其内在成因及其词学影响。
一、苏词以俗为美的艺术表现
在北宋文人不断追求词体雅丽精工的同时，苏轼却能不弃凡俗，从日常生活情事入手，选取不同的角度，展现人情物态之美，诠释人生哲理，从而开拓了词的新天地。
（一）题材内容上的以俗为美
1.日常琐事中的妙理谐趣
苏轼用词来叙写日常生活琐事，沐浴、纳凉、闲行、失眠、衰病等无所不包，他通过大俗之事传写生活妙理。《如梦令》云：“水垢何曾相受，细看两俱无有。……轻手，轻手，居士本来无垢。”[2]79这首词写自己在澡堂洗澡搓背的场景。“无垢”本是佛家语，喻一切本来清净。词人天机自悟，自己虽处凡尘，但自性清净，不为“六尘”浸染。词人寓庄于谐，言妙理于俗事，如水中着盐，天然浑成。写浴后纳凉的颇多，如《洞仙歌》云：“冰肌玉骨，自清凉无汗，……人未寝，欹枕钗横鬓乱。……但屈指西风几时来，又不道流年、暗中偷换。”[2]13本词模写蜀主孟昶与花蕊夫人夏夜纳凉的场景，寄寓了流年暗度的感慨，词境清美，词情隽雅，令人玩味无穷。《贺新郎》云：“***燕飞华屋。悄无人，桐阴转午，晚凉新浴。……渐困倚，孤眠清熟。”[2]15写新浴纳凉的美女，亦花亦人，词旨深婉。或写闲行，如《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词人已谪黄州两年，却能以淡定的心态，坦对人生的阴晴风雨，吟啸自若，何其超脱。此外，或写消暑，如《苏幕遮・暑笼晴》等；或写寒秋惊梦，如《木兰花令》等；或写秋夜无眠，如《谒金门》（秋帷裹）等；或写衰病，如《行香子》（昨夜霜风）等。这些词生动再现了词人真实的生活状态和细微的心理感受。
2.乡村视域中的田园风味
田园词在之前颇为少见，文人多关注风月佳人，苏轼的地方生活，使他更多接触到下层民众的生活情状，与村妇樵夫结为朋友。《东坡事类》载：“苏子瞻泛爱天下，士无贤不肖，欢如也。尝自言上可陪玉皇大帝，下可陪田院乞儿。……子瞻曰‘吾眼前天下无一个不好的人。”[3] 2这也使他的词别开天地。《浣溪纱》五首乃元丰元年春夏作于徐州知州任上。其一云：“照日深红暖见鱼，连溪绿暗晚藏乌。黄童白叟聚睢盱。 麋鹿逢人虽未惯，猿猱闻鼓不需呼。归家说与采桑姑。”[2]48词中溪水、游鱼、绿柳、栖乌、童叟、麋鹿、猿猴、桑女、姑娘等，皆栩栩如生，跃然纸上。其三、其四写村中煮茧香、缫丝姑娘、捋麦的老汉、纷落的枣花、卖瓜的菜农、讨水的使君，这些凡俗生活，在苏轼笔下，呈现出清新、宁静、明净、淳美的风味，真是一洗绮罗香泽之态。
3.季节物候中的赏阅之乐
节序风光，在花间词中多是写绣幌佳人伤春悲秋，如魏承班《渔歌子》写女子春日念远的离愁别恨，辞藻华美，感情泛化，细腻纤巧，缺少活力。苏词也写四季更替，风景不殊，却能以热爱之情拥抱自然和生活，不矫揉造作。或城外寻春，如《浪淘沙》（昨日出东城）等；或初夏听蝉，如《阮郎归》（绿槐高柳咽新蝉）等，乡村小路、午后棋声和慵懒的村姑等，都充满了浓郁的生活气息，如此恬静美好。又或写村野闲行，如《鹧鸪天》（林断山明竹隐墙）词中皆是凡俗事物，断山、乱蝉、衰草、池塘、白鸟、红蕖、村舍、古城、杖藜、斜阳、夜雨、清凉。作者用朴素的语言，娓娓道来，真是一花一世界，一树一菩提。《江城子》云：“凤凰山下雨初晴。水风清，晚霞明。一朵芙蕖、开过尚盈盈。何处飞来又白鹭，如有意，慕娉婷。”[2]63苏词中，大俗即是大雅，大雅即是大俗。他真正给我们展现了一幅幅兴味盎然的生活画卷，化凡俗为清美。
4. 家庭生活中的无限深情
传统词人写男欢女爱，多是玩弄风月，逢场作戏，词成了男子而作闺音的代言体。苏轼却用它来叙写普通的家庭生活，或写夫妻间的爱情，或写兄弟间的手足情等，这种世间最普遍、最自然的感情，都被写的凄婉动人。如《江城子》（十年生死两茫茫）悼念亡妻王弗，可谓是人鬼情未了。同样是中秋怀人，寄子由，人们多偏爱《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的清旷超脱。《西江月》（世事一场大梦）这首词则使我们看到苏轼作为凡夫俗子内心真实、细腻、敏感、脆弱、无助的一面。他并不是坡仙，而是我辈中人，他也有七情六欲、儿女情长，凄美感人。又《画堂春・寄子由》云：“济南何在暮云多，归去奈愁何！”[2]86词人身在密州，思念济南的兄弟而不得见，情思缱绻，又不似上文哀婉凄恻，真是情随意转，笔传百态。
5. 游戏笔墨中的僧俗趣事
秦观曾有诗赞其师“不将俗物碍天真，北斗以南能几人？”（《别子瞻》）苏轼生性幽默，常常以调侃嘲讽的口吻，叙写人生百态，晓谕人伦之理。《冷斋夜话》载：“东坡镇钱塘，无日不在西湖。尝携妓过大通禅师。大通愠形于色。东坡作长短句，令妓歌之。”《南歌子》云：“师唱谁家曲，宗风嗣阿谁，借君拍板与门槌，我也逢场作戏，莫相疑。 溪女方偷眼，山僧莫皱眉，s愁弥勒下生迟，不见阿婆三五，少年时。”[2] 59所谓席中虽然有妓，心中可以无妓。禅师时时拂拭，莫惹尘埃。东坡游心于物外，戏之以弥勒初生，直截其本来，戏说色空不二，令人忍俊不禁。又有灵隐寺和尚了然，与妓秀奴相恋，后财尽被弃，反目成仇，醉杀之。入狱，视其臂刺有“但愿生同极乐国，免教今世苦相思”语。东坡感而赋《踏莎行》曰：“这个秃奴，修行忒煞，云山顶上空持戒。只因迷恋玉楼人，……色空空色今安在。臂间刺道苦相思，这回还了相思债。”[4]第1册：333了然虽在佛门，却为尘世色相所迷，不悟色相本空，终致恶果报应。词人以慈悲之心，启谕众生色空之理，不能妄生执念，作茧自缚。
（二）遣词造语上的以俗为美
1.以口语、对话入词
口语、对话一般多用于民间语言，与雅文体渐行渐远，苏词却能化凡为圣，点铁成金。如《阮郎归》云：“佳人相问苦相猜，这回来不来？”《行香子》云：“几时归去，作个闲人。对一张琴，一壶酒，一溪云。”《临江仙・送钱穆父》云：“人生如逆旅，我亦是行人。”皆简洁如话，随心而出，如对至亲老朋，情态毕现，意韵绵长。《减字木兰花》（春牛春杖）四十余字中连用七个“春”字，以俗字俗句写春机勃勃，简洁明了，生动如画。又《蝶恋花・京口得乡书》云：“一纸乡书来万里，问我何年、真个成归计。”《定风波》云：“试问‘岭南应不好’，却道‘此心安处是吾乡’。”语言通俗浅白，对话生动传神，又不乏人生哲理，俗中见雅，启人深思。
2.以方言、俚语入词
周紫芝《竹坡诗话》载：“东坡云：‘街谈市语，皆可入诗，但要人熔化耳。’”[5]354同样，在其词中也得到鲜明体现，如《瑞鹧鸪・观潮》云：“侬欲送潮歌底曲？樽前还唱使君诗。”“侬”是古吴越地一带人的自称，“歌底曲”也带有南方方言色彩，意思是“唱什么歌”，“底”就是“什么”的意思。这些词语使词景生动活泼，如闻其声，如睹其形。又《满庭芳》云：“蜗角虚名，蝇头微利，算来著甚干忙。……需放我、些子疏狂。……思量，能几许，忧愁风雨，一半相妨。又何须抵死，说短论长。”[2]3“著甚干忙”意思是“瞎忙什么”，“干忙”意思就是白忙。“些子”意思是“一点儿”，皆为当时口语。“思量”，就是“想来、想一想”的意思，“抵死”就是“拼命、竭力”的意思。苏轼用这些当时不登大雅之堂的俚俗用语，批判了蝇营狗苟的世俗人生，彰显了自我洒脱旷放的个性，笔墨酣畅淋漓。当北宋文人词在求雅用典上用功而造成语言意象老化之时，苏词却大量引俗语入词，无疑是对词体语言的新变，更贴近生活。
3.以成词、熟语入词
苏轼以俗为美还表现在以地名、人名、前人诗句等入词，如《水调歌头・黄州快哉亭赠张纭酚谩捌缴教谩⒔南、醉翁、兰台、庄生”等词，《水调歌头・寄鄂州朱使君寿昌》用“江汉、岷峨、锦江、南山、剑外、曹公、黄祖、谪仙”等词，《江城子・梦中了了醉中醒》用“渊明、东坡、雪堂、北山、曾城、斜川”等词，皆能有机融合在全篇中，使词气流转自如。有时他还直接大量引用或化用前人诗句入词，如“暗香浮动月黄昏”（《阮郎归》）、 “觉凉生两腋清风”（《行香子》）、“蝴蝶梦中家万里”（《南香子》）、“似花还似非花”（《水龙吟》）等，分别化用了林逋、卢仝、崔涂、白居易等人的诗句。他还把一些相对陈俗、熟悉的诗篇翻唱为词，造成陌生化的效果。如《哨遍・为米折腰》乃从《归去来兮辞》化出，《水调歌头》乃改韩愈《听颖师弹琴》而成，皆能别出风味。或用回文诗体来写回文词，如回文词《菩萨蛮》有七首。甚至把自己的旧诗改成新词，如《定风波・咏红梅》乃从《红梅三首》（其一）化出，原诗精练老成，新词摇曳生姿。又或改前人成词为新词，如《浣溪纱》（西塞山边白鹭飞）、《南歌子》（日出西边雨）、《调笑令》（渔父）分别改张志和、刘禹锡、韦应物词而成，皆能变熟俗为新美。
二、苏词以俗为美的成因
雅俗本来就是互为表里的，苏词以俗为美有着时代的经济文化大背景、词体本身发展的内在需求和作者自身的创新个性等多种原因，其合力推动了词体的发展和新的审美思想的形成。
（一）宋代市民经济和文化的影响
宋代城市商业经济不断发展，出现了人口众多的大都市，如开封、洛阳、杭州、扬州等，勾栏瓦肆的兴起，促进了娱乐业的发展和市民文化的繁荣。市民审美需求的扩大，在不同程度上冲击着文人的雅文化观念，使他们不得不面对这些市井新声。如柳永《望海潮》词写杭州繁华的都市风情，也是化俗为雅，雅俗相生。这自然深刻影响到苏词的创作，宋人以平常心应接万物，他们既有内在人格的高洁和雅逸，又能在世俗生活中任运随缘，进退裕如。表现在文学创作上，便是凡物皆有可观，雅俗皆为我用，从而形成宋人大雅大俗的审美观。
（二）词体发展的内在需求
从词体产生和发展而言，有个自下而上，从民间词到文人词，从下里巴人到阳春白雪的过程。敦煌曲子词《望江南》（莫攀我），《菩萨蛮》（枕前发尽千般愿），这些民间词，充满了浓郁的生活气息，语言质朴浅白，真切反映了下层民众的生活状况及情感诉求等。早期的文人词，如白居易的《忆江南》、刘禹锡的《竹枝词》等，显然具有民歌的通俗色彩。随着文人词的壮大，词体不断雅化，形成了词为艳科，要眇宜修的婉约特质。至柳永是一个突破，他用生动的市井白话，描写凡俗的市民生活，以致“凡有井水饮处即能歌柳词”，促进了词的通俗化。苏轼在继承柳词凡俗色彩的同时又剔除其艳情卑俗的成分，推动着它继续向前发展并深刻影响到南宋词的进程。
（三）苏轼人生阅历和思想性格的影响
元丰三年，苏轼因乌台诗案贬居黄州，躬耕东坡，自号“东坡居士”。他以欢喜心、平常心、慈悲心去关注乡村凡俗生活，吃喝穿戴、婚丧嫁娶、农耕桑麻等，无不入其词中，洋溢着热烈的人生之恋。“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自题金山画像》），苦难是人生最好的导师，逆境也成就了苏轼的文人气质和品格。儒家的淑世精神，引导他热爱生活和人生；道家的自然无为特别是庄子的齐物逍遥，又使他淡泊名利，出处裕如；佛家的平常心是道，启示着他真俗不二的思想，达到了即心即佛、圆融无碍的境界。在苏轼看来，“世事万端，皆不足介意。……但胸中廓然无一物，即天壤之内，山川草木鱼虫之类，皆是供吾家乐事也。”（《与子明兄》）[6]卷60：1832没有雅、俗的绝对分别与对立，美其实无所不在，关键是审美主体如何合体认与表现凡俗生活中的大美。所以苏词能不避凡俗又超越前人，达到“以俗为美”的新境界。
三、苏词以俗为美的价值和影响
“以俗为美”的审美思想在中国文学发展史上源远流长，从最早的民谣“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到《诗经・国风》写各地风俗民情。陶渊明在田园中发现诗意，杜甫用新题乐府写民生疾苦，白居易诗使老妪能解等，都启示着苏轼词“以俗为美”的审美思想。宋代话本小说等俗文学的兴盛，也促进了文学通俗化、平民化的进程，文人的生活态度与审美态度也都趋于世俗化。陈师道《后山诗话》记梅尧臣语曰：“子诗诚工，但未能以故为新，以俗为雅尔。”[5]314苏轼《题柳子厚诗》曰：“诗须要有为而作，用事当以故为新，以俗为雅。好奇务新，乃诗之病。”[7]卷67：2109不仅宋诗在追求日常生活化、琐细化，通过以故为新、以俗为雅，与唐人竞高下。在词体中亦染此风气，苏轼把日常生活当作创作源泉，真正实现了“以俗为美”，是对前人的继承与发展。
苏轼的身体力行，也给宋人以深刻的影响。胡适《词选序》说：“苏轼以前，词的范围很小，词的限制很多；到苏轼出来，不受词的严格限制，……凡是感情，凡是思想，都可以作诗，就都可以作词。……这是词的一大***。”[7]如李清照《词论》虽然对苏轼词有所批评，但她以寻常语入音律，善于提炼口语入词，如 “不如向帘儿底下，听人笑语。”（《永遇乐》）“见有人来，袜}金钗溜，和羞走。倚门回首，却把青梅嗅。”（《点绛唇》） “卖花担上。买得一枝春欲放。……怕郎猜道。奴面不如花面好。”（《减字木兰花》），皆生动形象，明白如话，流利婉转，充满生活气息。其化俗为雅，颇得东坡词三昧。又如南宋辛弃疾闲放带湖、瓢泉时期大量创作农村词，写山村风景，如《清平乐》（茅檐低小），《清平乐》（西风梨枣山@）等，皆能涉笔成趣。动人的春意、顽童与闲叟、其乐融融的生活场景、丰收在望的喜悦等，一切都是如此的朴素清新，、恬静安闲。比之苏轼笔下的农村词，可谓各臻其妙。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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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乡子苏轼篇6
摘 要：苏轼自古以来被认为是豪放词的开创者，然而也有观点认为苏词与其说是“开创”，不如说是“复古”。本文通过比较苏词与中唐文人词的异同，来详细分析苏词的“复古”意味，从而对苏轼豪放词有一个更为深入的认识。
关键词：词；苏轼；中唐
[中***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2)-05-0175-01
一、前言
词上承古乐府，发展于唐五代，成熟于宋代。文人“倚声填词”，是从中唐开始的。刘禹锡、白居易、张志和、韦应物、王建等都为我们留下了一些清丽质朴的词作，虽然尚处词的发展初期，但依然不失其独特的艺术魅力。
经过晚唐五代及宋初一批词人的努力，词逐渐确立了以“婉约”为正宗的风貌。然而苏轼的出现，在词界刮起了一阵革新的旋风。其词“无事不可入、无意不可言”，尤其以《江城子・密州出猎》为代表的豪放词一反柳七郎式的婉约词，极大扩展了词的书写范围。然而就其开创豪放派这一点，刘熙载《艺概・词曲概》中却说：“太白《忆秦娥》，声情悲壮；晚唐五代，惟趋婉丽；至东坡始能复古。后世论词者或转以东坡为变调，不知晚唐五代乃变调也。”曾枣庄先生也在《三苏全书・导言》中说：“词的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走了一个‘之’字路，来了一个否定之否定。” 确实，在中唐文人词中，词的表达领域是比较广泛的，并未局限于儿女情长；且词风十分清丽质朴，带有浓厚的民歌风味。与晚唐宋初词相比，苏词显然更加接近词的本初面貌。本文将中唐文人刘禹锡、白居易、韦应物等的词作与苏词作以对比，分析“复古”之说的缘由，并对这一说法作以适当补充。
二、质朴清丽的民间色彩
“中唐文人俗词多取调于民间，并继承源自乐府传统的‘本题写本事’，带有原题赋咏的泛化倾向。”纵观中唐清丽短小的文人词作，这种带有民间色彩的原始质朴是广泛存在的；而《东坡乐府》中继承这一特点的词作亦不占少数。苏轼对中唐文人词民间色彩的复古具体表现在对乡村民风的描写方面。
中唐文人词中存在很多对乡村民风民俗的描写，“山上层层桃李花，云间烟火是人家。银钏金钗来负水，长刀短笠去烧畲。”（刘禹锡《竹枝词》其八）描写了春日里农民劳作的忙碌场面。“杨柳青青江水平，闻郎江上踏歌声。”（刘禹锡《竹枝词二首》其一）描写了民间踏歌的风俗。“楚水巴山江雨多，巴人能唱本乡歌。今朝北客思归去，回入纥那披绿罗。”（刘禹锡《竹枝词二首》其二）生动展现了地方风土，“而能得六朝民歌之真谛”。这些词作不但将农民入词，而且生动地描写了乡村风物，展现了质朴欢快的民风民俗。
词发展至宋代，城市经济繁荣，市民阶层扩大，词人大多描写城市市井生活，已极少有将乡村、民风民俗入词的现象。而苏轼在这一点上明显有向乡村回归的表现，许多描写民风民情的词作都有浓厚的乡土气息，一反城市繁华香艳的色彩。如《浣溪沙》五首，描写了途经乡村的所见所闻，展现了农民质朴纯真的乡村生活，质朴明快。
苏轼在这一点上依然是有承于欧阳修的。《渔家傲》等词作生动形象地塑造了采莲女的形象，表现出丰富多彩的乡村生活。欧苏的这些乡村词作在晚唐宋初词中是比较罕见的，而苏轼对乡村生活的描写及民风民俗的展现与欧阳修相比题材更加广泛，且数目更多，不得不说这是他对中唐文人词民间色彩的复古方面十分重要的体现。
三、填词酬唱赠答的爱好
“中唐时期，诗坛上酬唱赠答之风颇为兴盛，受此影响，中唐文人填词唱和也蔚然成风。”刘禹锡与白居易的《杨柳枝词》《忆江南》、张氏兄弟的《渔父》等，都是唱和酬答的佳作。
这一填词酬唱赠答的现象在晚唐五代及宋初是比较罕见的，只有欧阳修《朝中措・送刘仲原甫出守维扬》、晏殊《山亭柳・赠歌者》，张先《渔家傲・和程公辟赠别》等鲜有的几篇。然而翻开《东坡乐府》，却发现酬唱赠答的词作比比皆是，几乎占了大半部分：《临江仙・送钱穆又》《鹊桥仙・七夕送陈令举》《八声甘州・寄参寥子》《江城子・湖上与张先同赋》《虞美人・有美堂赠述古》《何满子・湖州作，寄益守冯当世》《更漏子・送孙巨源》等等，而寄赠子由的词更是不胜枚举。这种唱和酬答的方式也反映出苏轼“以诗为词”的主张，与中唐时期未从诗中严格分化出来的词作表现出相似的特点。
四、词境的广阔
正如刘熙载所说，词在中唐初兴的时候，所表达的内容是比较广阔的，并未仅仅局限于儿女情长。
在咏史怀古方面，有刘禹锡《潇湘神》二首,词咏湘妃故事；窦弘余《广谪仙怨》记咏唐玄宗与杨贵妃的凄美爱情，既有微讽，又有惋伤。在边塞词方面，有韦应物《调笑令》，咏物同时写景，气象旷大，风格质朴；戴叔伦《转应曲》表达了戍卒长期戎边生活的愁怨。在闺怨方面，有白居易《长相思》二首，表现出闺妇对夫君缠绵悱恻的相思之苦。
同时，中唐文人词并非晚唐五代的“代言体”，而经常在词中慨叹身世，抒发情怀。如张志和《渔父》，在风景描写的背后，抒发的是个人高远淡泊的情怀；刘禹锡《浪淘沙》：“莫道谗言如浪来，莫言迁客似沙沉。千淘万沥虽辛苦，吹尽狂沙始到金。”（其八）直接表达出被贬谪后的重振士气，表现出作者乐观上进的精神。然而这些开阔的词境在晚唐五代至宋初的发展中，都被“言情”所取代了。
苏轼正因不满于词境过于狭隘，力***打破其在抒情言志方面的局限、摆脱晚唐五代婉约词的樊篱，从而“复古”出“无事不可入、无意不可言”的豪放词，回归到词初兴时自由而广阔的词境。也就是说所谓的“豪放词”并非与“婉约词”完全对立的，而是包括婉约风格在内，且在其基础上将词境大大扩展。苏轼在豪放词之余不仅有大量的婉约词，而且其一首词内也呈现出豪放与婉约相交织的意味，是某种复杂感情的感发。如《望江南・超然台作》,上阕写景几乎与婉约词无异，而下阕却鲜明地体现出其一贯的旷达风格，实难简单断定豪放与婉约。故愚以为与其说苏轼开创了豪放词，不如说其扩大了词境，使词不仅局限于“艳情”，而可以如诗般自由抒情达意，从而回归至中唐词体初创时期的自由广阔。
参考书目：
[1]、《东坡乐府笺》苏轼著，朱孝臧编年，龙榆生校笺，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
[2]、《刘禹锡集笺证》刘禹锡著，瞿蜕园笺证，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
[3]、《白居易全集》白居易著，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
[4]、《张王乐府》张籍、王建著，徐澄宇选注，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
南乡子苏轼篇7
摘 要：由儒而道，由道至释，苏轼深得儒道释三教之真味，熔三教于一炉，而形成自己独特的旷达人格，黄州之贬是推动苏轼旷达人格最终定型的契机，乐天、闲适、心安是苏轼旷达人格的具体表现。
林语堂在《苏东坡传》第一章中毫不掩饰他对苏东坡的偏爱：“我想李白更为崇高，而杜甫更为伟大——在他伟大的诗之清新、自然、工巧、悲天悯人的情感方面更为伟大。但是不必表示什么歉意，恕我直言，我偏爱的诗人是苏东坡。在今天看来，我觉得苏东坡伟大的人格，比中国其他文人的人格，更为鲜明突出，在他的生活和作品里，显露的越发充分。”而在序言中对苏东坡的人格就有所论及：“从佛教的否定人生，儒家的正视人生，道家的简化人生，这位诗人在心灵识见中产生了他的混合的人生观……所以生命毕竟是不朽的、美好的，所以他尽情享受人生。这就是这位旷古奇才乐天派的奥秘的一面。”林语堂为苏轼的旷达人格所倾倒，只可惜他没有深究，而给本文留下了探讨的空间。
一、儒道释对李白、杜甫、苏轼影响之异同
豪放之李白。李白独特的个性气质和奇异的行为方式，超迈绝伦,百世无匹，儒道释对李白的真正影响其实都很有限。表面上看，李白大有儒家“济苍生、安黎元”的雄心，但实际上李白真正关心的是“天生我才必有用”，而且是“宰相之用”；李白迷恋道教，一方面是道教的炼丹成仙契合了李白的性格，同时也是为了走“终南捷径”，但他对道家思想的精髓并无太多体会，虽然他醉时吟唱过：“三杯通大道，一斗合自然，但得酒中趣，勿为醒者传”（《月下独酌》其二）；李白与佛教也有不解之缘，但在李白眼里，佛教与他所信奉的道教似无太大的差别，李白并没有真正领悟佛法的真谛，基本上算是与佛教擦肩而过了。所以，李白一生虽也浸染儒道释，而豪放本色不改。
沉郁之杜甫。总览杜甫一生儒道释的消长，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尽管杜甫曾有发自肺腑的“儒术于我何有哉，孔丘盗跄俱尘埃”（《醉时歌》）的沉重感慨，尽管杜甫一生频繁出入道释，儒学却始终都占据着杜甫灵魂的主导地位，而道释在杜甫的心灵坐标中总是若隐若现，无足轻重。我们承认随着年龄和阅历的增长，杜甫对道释的感受有所深化，但这种深化，是有限的，总体来说，是浅尝辄止。也许是儒家观念早已深入杜甫骨髓，影响了他对道释的接受，虽屡遭挫折、打击，却矢志不渝，诗人到老都保持儒家本色，而显沉郁风格。
旷达之苏轼。论人生大起大落之坎坷，苏轼与李白、杜甫相比，当有过之而无不及，可是在苏轼的诗中却少有李白式的“呼天抢地”的宣泄：“抽刀断水水更流，举杯消愁愁更愁”“与尔同销万古愁”，也没有杜甫式愁苦的悲鸣：“飘飘何所似，天地一沙鸥”“艰难苦恨繁霜鬓，潦倒新停浊酒杯”，而是“一蓑烟雨任平生”的旷达、洒脱，个中缘由耐人寻味，值得探究。
二、苏轼旷达人格之嬗变
知兄莫如弟，对苏轼一生思想之变迁，苏辙曾有最精当的描述：“公之于文，得之于天，少与辙皆师先君。初好贾谊、陆贽书，论古今治乱，不为空言。既而读《庄子》，喟然叹息曰：‘吾昔有见于中，口未能言，今见《庄子》，得吾心矣。’……既而谪居于黄，杜门深居，驰骋翰墨，其文一变，如川之方至，而辙瞠然不能及矣。后读释氏书，深悟实相，参之孔、老，博辩无碍，浩然不见其涯也。”（苏辙《亡兄子瞻端明墓志铭》，《栾城后集》卷二十二）这里苏辙大致为我们勾勒了苏轼思想演变的轨迹，由儒而道，由道至释，苏轼深得儒道释三教之真味，熔三教于一炉，苏辙形容之为“博辩无碍，浩然不见其涯也”，其实就是炼得了可与儒道释并列而四的旷达境界，而且苏辙还透露了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贬于黄州是苏轼旷达人格形成的关键时期。
赏识却始终没能重用苏轼的宋神宗赵眘曾说：“以佛治心，以道治身，以儒治世。”（《三教平心论》）这种说法虽偏颇，可也不无道理。儒家对苏轼来讲犹有非同寻常的意义，因为皇帝、太后几度的知遇之恩让苏轼终生感激涕零，尽管其因“才名太高”，加之“口无遮拦”，而屡受讥馋，仕途多舛。直至年过花甲，被贬儋州，苏轼还在词中写道：“君命重，臣节在。新恩犹可觑，旧学终难改。”（《千秋岁·岛外天边》）可见其儒家济世之心虽逐渐淡化，但从未消失，依然是身在江湖，心念魏阙。
苏轼对道教是有所接受的，到了黄州之后，除去研读佛经之外，他也曾在一家道士观里闭关七七四十九天，且有不少延年益寿、强身健体的道教举措。不过相比于道教，苏轼更偏爱的是老庄思想。老子的道法自然、庄子的逍遥游等道家思想深深地拨动了苏轼的心弦，这在《赤壁赋》等作品中可见一斑。庄子主张以通达的态度看待人生，不追觑生命所不必要的东西，抛弃俗世之念，就不为俗世所累。庄子还论及“养神之道”，大谈虚静、恬淡、无为之学，“纯粹而杂，静一而不变，惔而无为，动而天行，此养神之道也”（《庄子·刻意》）。又说：“万物无足以铙心者，故静也……静则无为，无为也则任事者责矣。无为则俞俞，俞俞者忧患不能处，年寿长矣。”（《庄子·天道》）总之，苏轼对《庄子》一书，可以说是烂熟于胸，对其旷达人格的形成起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佛教传入中国后，吸收了儒道学说中的某些东西，成为具有中国特色的禅学。禅宗强调内心的省悟和净化，将一切归之于心境，归之于“无念”。苏轼则将儒家的“独善其身”思想与禅宗的“无念”巧妙地结合起来，而使自己超然于万物，特别是在逆境中能泰然处之。他用心于佛是从风翔任签判开始的，较多地接触佛教当在通判杭州时，而真正全身心研习、领悟佛理，则是他被贬黄州之后。在《黄州安国寺记》里，苏轼总结了自己学佛的体会：“‘道不足以御气，性不足以胜习，不锄其本而耘其末，今虽改之，后必复作。盍归诚佛僧，求一洗之。’得城南精舍，曰安国寺，有茂林修竹、陂池亭榭。间一二日辄往焚香默坐，深自省察。则物我相忘，身心皆空，求罪始所生而不可得。一念清净，染污自落；表里核然，无所附丽。私窃乐之。旦往而暮还者，五年于此矣。”
苏轼的旷达除了源于吸收儒释道思想精华外，也与《周易》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他一生都在精研《周易》，用自己研习儒道释所得去释《易》，写成一部《东坡易传》，同时活用《易》理来指导自己的人生。《东坡易传》始作于苏轼官贬黄州时，一直到谪居海南期间才最后定稿，它凝结着苏轼毕生的心血，展示了苏轼独特而高超的哲学智慧，提出了“性命自得”等独到见解。正是以己心体悟而通达天道、人道，使苏轼处理事情了然无碍，而至超然旷达。
苏轼一生，始终未脱离仕途，儒家“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行为准则一直影响着他。但中年以后，道释思想对他的浸润愈加深厚，一改青年时期的力辟佛老而为融合佛老，成为宋代士大夫调和三教的典型。苏轼认为：“孔老异门，儒释分宫，又于其间，阐律交攻，我见大海，有此南东，江河虽殊，其至则同。”（《祭龙井辨才文》）在为其弟苏辙所著《老子解》作跋时，他非常肯定该书对三教合一的贡献，指出：“使汉初有此书，则孔老为一；使晋宋间有此书，则佛老不为二。”(《仇池笔记·卷上》)
苏轼过人的智慧在于他能高屋建瓴，而使三教合一。他基本上是尊儒崇儒的，但决不为儒学所囿；他崇尚老庄思想，而不至于厌世和虚无主义；他喜欢研读佛经，悟道参禅，但又不愿削发为僧。就苏轼自身而言，“乌台诗案”固是厄运，但黄州之贬又何尝不是大幸，因为非此苏轼就不能真正深入道释，而悟人生真谛。所以黄州对苏轼而言可谓意义重大，因为正是黄州之贬促成了其旷达人格的最终形成与深化，而使苏轼的人生渐入佳境，即使其后半生又屡遭贬谪。
三、苏轼旷达人格之表现
乐天派之苏轼。林语堂不愧为苏轼的知音：“我可以说苏东坡是一个不可救药的乐天派……苏东坡比中国其他的诗人更具有多面性天才的丰富感、变化感和幽默感，智能优异，心灵却像天真的小孩──这种混合等于耶稣所谓蛇的智能加上鸽子的温文。不可否认的，这种混合十分罕见，世上只有少数人两者兼具……苏东坡最佳的名言，是他对弟弟说过的一句话：‘吾上可陪玉皇大帝，下可以陪卑田院乞儿。眼前见天下无一个不好人。’”（《苏东坡传》）
苏轼曾云：“出处依稀似乐天，敢将衰朽较前贤。”（《予去杭十六年……》）白苏二人确有许多相似之处：宦海沉浮,大起大落，几经荣辱；思想上儒、道、禅的杂糅，特别是乐观自适的人生态度等等。苏轼吸收了白居易身上的乐观精神，而又超越了白居易略带消极的自适而至旷达。苏轼生就开朗健康的幽默风格，他的幽默诙谐、睿智机趣的风采处处可见,正如《渑水燕谈录》中说：“子瞻遇人温厚,有片善可取者,皆与之倾尽城府,论辩唱酬,间以谈谑,以是尤为士大夫所爱。”《西清诗话》载有苏轼的一首打油诗：“谁似龙丘居士贤,谈空谈有夜不眠。忽闻河东狮子吼,拄杖落手心茫然。”好友陈季常总被妻子训斥，这让苏东坡想起释迦牟尼狮吼的样子，加上陈季常的妻子来自河东郡，便有了“河东狮吼”的笑谈，读之令人忍俊不禁。
黄州之贬把苏轼的乐观性格上升到理性的高度，而产生了千古绝唱《前赤壁赋》。总览全文，由景及情，由乐到悲，再由悲而喜，形象而集中地勾勒了作者由苦闷而至解脱的心路历程。“且夫天地之间，物各有主，苟非吾之所有，虽一毫而莫取。惟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耳得之而为声，目遇之而成色，取之无禁，用之不竭，是造物者之无尽藏也，而吾与子之所共适。”乌台诗案、黄州之贬，苏轼痛定思痛，参之佛老，而豁然开朗。苏轼认为人对自然万物，非但不必因“吾生之须臾”而羡慕其“无穷”，反倒应该使“无穷”的自然万物为“吾生”所享用，从中得到乐趣。赤壁的清风明月，藉以老庄佛禅之玄理，成为苏轼豁达的根据。
闲适之苏轼。苏轼在《书临皋风月》中说:“江山风月,本无常主,闲者便是主人。”在《记承天寺夜游》中又说:“何夜无月,何处无竹柏?但少闲人如吾两人耳。”这世上什么人都有，就是少有闲人，因为欲壑难填，人心难闲，非到一定境界，闲适就无从谈起。可以说是谪居黄州，让苏轼成为了“闲人”。他常常“深自闭塞,扁舟草履,放浪山水间”,“回视三十年以来所为,多其病者。”①苏轼黄州之“闲”固是迫不得已，但也给了苏轼反省的机会，而使他经历了一场灵魂的炼狱。他一方面躬耕于东坡,像老农一样全身心地投入农业生产,从繁重的体力劳动中体味生命的真意，一方面读佛老之书，参禅学佛，炼丹闭关,而始知闲者要义。黄州之贬使苏轼涅槃而获得了新生,其旷达人格已蔚为大观，作于到黄州第三年春天的《定风波》词可以为证：“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词前小序云：“三月七日，沙湖道中遇雨，雨具先去，同行皆狼狈，余独不觉。已而遂晴，故作此。”从禅宗的视角看，如果说“一蓑烟雨任平生”中虽潇洒镇静仍不免带些抗争之心，也还是一种形式的“执”，那么“也无风雨也无晴”，才是真正的彻底的“破”，词人这才回到真我，体悟到生命的真谛，而显闲适。
苏轼晚岁被贬至惠、儋，对闲的追求也更加自觉。岭海时期的苏轼完全摈弃了外在俗事的影响，关注对日常生活的情感体验,只求诸于自我、内心的感受,实现了物我的齐一。苏轼以一种“闲”的眼光来关注内心,关注日常生活,并以“闲”的方式来艺术地生活，所以举凡食鱼、烹肉、煮茶、养卉、酿酒、睡梦、梳洗、***、习禅等生活琐事无一不出现在苏轼的诗文中，无怪乎林语堂这样吃力地描绘苏轼：“我们未尝不可说，苏东坡是个秉性难改的乐天派，是悲天悯人的道德家，是黎民百姓的好朋友，是散文作家，是新派的画家，是伟大的书法家，是酿酒的实验者，是工程师，是假道学的反对派，是瑜伽术的修炼者，是佛教徒，是士大夫，是皇帝的秘书，是饮酒成瘾者，是心肠慈悲的法官，是***治上的坚持己见者，是月下的漫步者，是诗人，是生性诙谐爱开玩笑的人。”
心安之苏轼。关于“心安”，中唐中隐诗人白居易曾反复吟诵:“我生本无乡,心安是归处”（《初出城留别》），“身心安处为吾土,岂限长安与洛阳”（《吾土》），“无论海角与天涯,大抵心安即是家”（《种桃杏》），“同是天涯沦落人”的苏轼对白居易的“心安”境界当心领神会。王定国因苏轼“乌台诗案”牵连,于元丰二年谪监宾州盐酒税，元丰七年罢还,元丰八年十二月苏轼也回到京师，苏轼曾以《定风波》词记叙二人阔别重逢,即显示了其时苏轼“心安”的心态,其序曰:“王定国歌儿曰柔奴,姓宇文氏。定国南迁归,予问柔:‘广南风土,应是不好?’柔对曰:‘此心安处,便是吾乡。’因用其语缀词。”词云：“长羡人间琢玉郎,天应乞与点酥娘。尽道清歌传皓齿,风起,雪飞炎海变清凉。万里归来年愈少,微笑,笑时犹带岭梅香。试问岭南应不好?却道,此心安处是吾乡。”这首词是赞友人，更是作者贬黄州之后心灵的真实写照。
晚年的苏轼又遭贬谪，其实对于已至旷达之境的苏轼，天涯海角之贬都形同旅游，因为贬谪的只是苏轼的身体，而丝毫损害不到诗人那颗旷达之心。贬居惠州时，苏轼《纵笔》写道：“白发萧散满霜风，小阁藤床寄病容。报道先生春睡美，道人轻敲五更钟。”诗人“心安”由此可见一斑，据说此诗给当时的宰相读到，迁怒于苏轼这样安稳的“春睡美”,再次把苏轼谪贬到儋州。
四、结语：《念奴娇·赤壁怀古》属豪放还是旷达？
《念奴娇·赤壁怀古》历来被看作是苏词豪放风格的代表作，可细究起来，似乎不妥，因为全词的重心应在末尾，前面大段豪放的抒写应只是铺垫。总观全词,作者亲临赤壁，更是“神游故国”，借赤壁雄浑景象和“风流人物”周瑜的想象，引出“多情应笑我”的自嘲、“人生如梦”的感慨以及举杯洒江的自适,来抒发自己当时来之不易的心境——旷达。显然这首词的感情基调与豪放风格所要求的宏伟气魄和昂扬感情相去甚远，我们不应该被词人“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这样豪迈诗句所蒙骗，而错过了词作真正的思想内涵和感情倾向，此作应该是豪放中显旷达。
美学家李泽厚先生曾说:“苏轼一生并未退隐,也从未真正‘归田’,但他通过诗文所表现出来的那种人生空漠之感,却比前人任何口头上或事实上的‘退隐’、‘归田’、遁世要更深刻更沉重。”②这里李泽厚实际上从另一个角度揭示了苏轼旷达的人格。也正如王国维在《文学小言》中所说，“三代以下之诗人,无过于屈子、渊明、子美、子瞻者。此四子若无文学之天才,其人格亦自足千古。”而我要补充的是，如要论人格之高远，当非苏轼莫属。
参考文献：
［1］ 曹志平.论苏轼的“心安”境界及其深层思想结构[j].西北师大学报，2004，（4）.
南乡子苏轼篇8
酒困路长惟欲睡，日高人渴漫思茶，敲门试问野人家。
这是苏轼组词《浣溪沙》五首中的第五首。这组词记叙了词人在久旱逢雨后，于“谢雨”道上与民同乐的情景，曾入选初中课本的这一首是这一系列乡游活动的一组镜头（另有名篇《喜雨亭记》）。
苏轼为官是深为民众爱戴的。
在这久旱逢雨的喜庆日子里，他喜情难抑，踏出徐州衙门，往东郊二十里的石潭参加谢雨祭神。大雨已经过去一些日子，麦子收了，蚕丝也收了。一切都不在焦虑和荒旱中了，苏轼感到一种作为父母官的心安和满足。他喝了酒，在谢雨祭神的日子里；他高了兴，在民众爱戴敬仰的感情中。
这一早，苏轼微服简从，转向乡途，又往另一村落而去了，正是“昼出耕田夜织麻，村庄儿女各当家”的忙农时节。
“软草平沙过雨新，轻沙走马路无尘。”（《浣溪沙》第五首）透过枣林，远处的村落已经遥遥在望，他不觉又猛加了一鞭。不想宽大的袖口，搭上了枣树枝条上成串的刺儿。
“簌簌衣襟落枣花”，雨露未干的黄绿色枣花纷纷洒落，扑满了词人的头巾、衣袖和襟怀。
“簌簌衣襟落枣花”这句的语序本当为“枣花簌簌衣襟落”。但词人先声夺人，将“簌簌”这一摹声词（亦即摩状：下落貌）冠于句首，既给人以落花款款坠地的听觉感受，又给人以落英缤纷的视觉形象。
多么爽情快意的乡间美景呀！
走出枣林，一阵轻轻的嗡鸣声乘风而来。缫车！对，“村南村北响缫车”。满村满户的缫车的嗡鸣，满村满寨煮茧的清香，一下子把词人迎到了村口。
“牛衣古柳卖黄瓜”，柳阴下，一位身披粗麻破衣的老头曳着浓重的乡音在吆喝“卖黄瓜”。
这一吆喝带着诱人的凉意，叫一路仆仆而来的词人顿生渴念。这一早喝的酒，这一早赶的路，又使得他酒意朦胧，睡意恹恹。于是，词人写下了这样的对句：“酒困路长惟欲睡，日高人渴漫思茶。”
日莅中天，普照炎炎，多想找个地方歇歇，喝口凉茶啊！
“路长”“日高”这一对主谓短语，从空间时间两方面为“欲睡”“思茶”的情状垫了底；“惟”与“漫”两个副词所隐含的人物心理，则正是行路人的深切体验。而“漫”字所包含的那种渴极之时，四处顾盼的神情，还与上句的“酒困”暗相勾连。
酒意茶思，正是如此！
谁知我们的坡，这些天豪饮了多少呢？
这里还是村头，农舍稀疏，蒿艾遍野。苏轼滑下马背，跨过被雨水刚刚冲出的沟壑，悄然来到一所农舍前。“日长篱落无人过，惟有蜻蜓蛱蝶飞。”他屈起二指，举到门边：“敲门试问野人家。”
嘻！一州知府，在这荒郊野外，叩问野居村人。一种莫名的、官人特有的野趣、乡趣，不禁令苏轼暗觉好笑。但他又转而一想，于是轻声道出：“何日收拾耦耕身……使君原是此中人！”（《浣溪沙》第五首）。
词篇在板门欲开未开之际结束了，但它却为读者打开了另一扇想象的大门。
南乡子苏轼篇9
关键词：苏轼；诗文
中***分类号：K203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5312（2011）20-0152-01
辛弃疾与苏轼在很多方面有相似之处，古代一些词评家将他们的风格归于一类“雄奇豪放”，但实质上无论从性格秉质、人生理想以及面向命运遭际所体现出文化人格都存在着诸多的差异。
首先，若用两个字来分别概括苏轼和辛弃疾，苏轼应该是“儒臣”，辛稼轩是“武将”，虽然他一辈子都未真正带兵打过仗。苏轼很好的体现了宋代文臣的儒雅风范，诗文天下，在他的性格特质中有着像李白一样的浪漫气质，在他的词作中明显的体现出这一点，不管是《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还是《念奴娇・赤壁怀古》，都是以一种浪漫主义者的眼光去观照世界，思想透露着哲学或宗教的时间观和世界观。但辛弃疾不是，虽然辛弃疾出生于世代为官的书香世家，但特殊的成长环境和时代的动荡使他非常务实，有着强烈的关注现实的精神。他把自己定位于一个点校万兵的将领、迎击敌***的统帅。刘过有句诗形容他是“精神此老健于虎，红颊白须双眼青”，这是一个典型的孔武有力的英雄形象。这种气质体现在他的作品中则处处体现出了武将的眼光：他写的词中境界往往极为开阔，很少有像苏轼“金波玉绳”、“清风凉夜”、“滴漏”、“绣户朱阁”等细腻典雅的意象，而是“八百里分麾下炙，五十弦翻塞外声，沙场秋点兵”的雄壮气象，“渡江天马南来，几人才是经纶手”的博大气魄和“点校长松十万兵”的战略眼光。可以说苏轼的词作受欧阳修、晏殊等北宋文臣典雅、凝练、精致的风格影响很深，而辛词的豪放有点唐代边塞诗人的粗犷味道。而且辛词的用典中用事典很多，人物、历史的回顾往往体现出稼轩强烈的现实主义意识。与苏轼有那么多参禅悟道、健康养生的文章不同，辛弃疾留下的文章几乎都是积极干预现实的，如他的《美芹十论》、《九议》、《御盗子》等，突出体现了他的理***、治***的才能。
其次，在人生理想方面，苏轼和辛弃疾更是体现出截然不同的选择。苏轼推崇的理想人格是谢安，他的人生理想是“一旦功成名遂，准拟东还海道。”而苦于“雅志困轩冕”，儒家的价值观是深刻地影响了苏轼的选择的。苏轼在很多词中都提到“浮生一梦”、“世事一场大梦”一切皆是虚妄，想要“归去”，可却至其终了也未真正离开过是非纷争的官场。而辛弃疾的人生理想则很实际“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其实他并不真正关心自己生前和身后的名声，他要完成的是一项具体的复国大业，以致他何时进何时退都是无所谓的，即使到了六十多岁觉得时机来了仍然愿意披挂上阵。辛弃疾的人生导师是陶渊明，他在《沁园春・带湖新居将成》词中说：“意倦须还，身闲贵早，岂为莼羹鲈d哉！秋江上，看惊弦雁避，骇浪船回。”***治风浪太险恶了，他准备抽身而退，“手种堂前五柳”，仿效陶渊明先后两次归隐带湖、瓢泉近二十年。而且真正实践“人生在勤，当以力田为先”的理念，在上饶修建园圃，种稻养鱼。苏轼曾经在黄州也有过一段类似的乡村田园生活，他建雪堂、开垦东坡，但那仅仅是一种雅兴，苏轼真正关心的是在清静的
南乡子苏轼篇10
黎明的鼓角吹断了瘦马的哀鸣。
在这个萧瑟的秋季里，似乎什么都是断的，若一定要找到一件不断的东西，恐怕就只有苏轼手中的使节。16年过去了，此刻，他正面向长安的方向立着，一言不发。昔日的满头青丝如今已染上微霜，昔日，那健朗的男子如今已近迟暮。塞外的狂风无情的在他的脸上刻下了深深的痕迹，长年的残暴风沙使他面如死灰。唯一值得庆幸的是，他深邃的眼眸，在历经时光痛苦的折磨。匈奴人无数次的辱骂与反复无常的塞外风雪之后，依旧淡然笃定。沿着他的视线望去，你会看到地平线上几垄土丘，那下面埋葬着在他之前几位使臣的尸体。寒冷的风笼罩在坟墓上空，使本就荒芜的草地显得更加阴森恐怖。风呼呼地吹过苏轼单薄的身体，他的长袍猎猎作响。
我要活着回长安，苏轼想，我要活着回中原。对，是应该活着回去的。故乡就是江南，那里有柳树，有桃花，有年迈的母亲，还有那多年未见的妻儿。中原有成千上万个幸福的家庭，有一大帮忠诚于国家的臣子，有英明神武的皇上。如果没有战争，没有匈奴的杀戮与骚扰，这一切门是极美好的。可是匈奴人切破坏了这美好。匈奴真可恨！一想到自己的使命，他挺了挺身子，仿佛三天粒米未沾滴水未进于他并无大碍。
他一直伫立着，他没有倒下，他已经战了16年了，而且预备一直与匈奴抗衡下去，直到敌方改变主意为止。
有两个匈奴士兵走过，见苏轼依旧未倒，吃惊不已。
“他很没死，中原人这么久没吃饭都不死，莫不是有妖术？”
“要不我们报告单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