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文网关于风的诗篇1
自李白成名一来，对李白诗歌风格的论作是多之又多，但都基本上是言其诗歌风格的“飘逸”、“豪放”，“飘逸”、“豪放”固然是李白的诗歌风格，但只是其中之一，其诗歌风格除了“飘逸”、“豪放”之外还有其他风格。对此，安旗先生也曾经发表过专题论述，且言李白的诗歌风格不是“飘逸”、“豪放”就能够概括的，学术界对此也是颇为关注的，但目前新兴的对李白的“论述”也大多是论述李白诗歌风格的“飘逸”、“豪放”。
人们常说：“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时事著就英雄”。可见，英雄本身的因素固不可少，但其外在的时代背景也是无比重要的，李白独特的诗歌风格与其个性密切相关，但其时代背景的影响也是不可分割的。在不同的时期，也显示出其不同的风格特色。总的说来，其诗歌风格可分为早期的“飘逸”，中期的“豪放”，以及晚期的“悲壮”。
一、少年的“飘逸”与“浪漫”
李白的生世是扑朔迷离的：有的说他是陇西人（今甘肃），有的说他是四川人，有的说他是山东人，也有人说他是外国人（今吉尔吉斯碎叶城）。李白的出生是个迷，没有具体的史料能确切说明他的生世，就是李白本人在不同的场合都会说出不同的籍贯；但可以证实的是李白从五岁以后的二十年里都是生活在四川，其父李客在其五岁时迁居到四川绵阳，当时的绵阳青莲乡；因此，李白在后来也有了“青莲居士”的称号。李白的父亲是个商人，曾经几次迁居，其名“客”也值得人们深为探讨；李白曾自称是飞将***李广之后，但也有人认为李白祖上可能与皇室有关，在武则天当***时期，曾大肆屠杀李姓宗嗣，而使李客几次迁居，其名也改一“客”字。
李白年少时很好学，读遍诸子百家，又习剑术，是其自己的爱好呢，还是其家世的关系？这就无从得之了。李白的出生虽然无法考证，但可以肯定的是他年幼时是生活在“开元盛世”的时代，安宁的社会也带给人们安宁的生活，李白对老子、庄子的道是有很深见解的，从其一生的创作和生活都可以明显的看出。而四川也不缺乏名山大川，李白的成长之路是从四川开始的，四川雄奇壮丽的自然山水和特殊的人文环境培养了李白“飘逸”和“浪漫”的气质，他行侠仗义，炼丹求道。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中，李白成就了自己的独特风格。在四川，当时最为人们传诵的人物莫过于司马相如；每个少年心中都有自己的一个偶像，我想李白心中的偶像便是这司马相如，司马相如在蜀地是家喻户晓的人物，他文气纵云，还拐走富家千金卓文君，可以说司马相如是要才有才，要钱有钱，要权有权，又得美女青睐，这又怎能叫人不羡慕呢？少年的李白便向着司马相如的方向发展，模仿司马相如的赋写下了《明堂赋》《大猎赋》等作品，其中我们可以看出李白的天纵奇才。对于李白的“飘逸”和“浪漫”，人们都一致认为是天生的，别人是学不来的；正如唐寅的《桃花庵歌》所言：“别人笑我太疯癫，我笑他人看不穿。不见五陵豪杰墓，无花无酒锄作田。”李白是有着狂傲的资本的。“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篙人。”这是一种傲视天下舍我其谁的狂。
巴山蜀水养育了“飘逸”、“浪漫”的李白，李白在二十五岁出穿以后，便再也没有回到过四川。开元十二年（公元724年）春，他带着一名随从离开了生活过二十年的地方，他先是在蜀中游走了大半年，重登峨眉山。次年春天才真正出川，巴蜀的险山涉水、崇山峻岭被抛到身后，李白曾有诗《渡荆门送别》：
渡远荆门外，来从楚国游。山随平野尽，江入大荒流。
月下飞天镜，云生结海楼。仍怜故乡水，万里送行舟。
说到此，可以说李白还是一个没接触到社会，没接触到官场，身居世外的单纯青年，他狂傲不羁、满怀抱负，他希望将自己的满腔热血洒向大唐王朝，他描绘自己说：“身不满七尺，而心胸万丈。”
二、“豪放”并自信的宦海挣扎
李白自离开巴蜀以后，一路顺江而下，并且向着自己的仕途迈进。对于李白而言，他不愿意参加科举考试，考上了还得从小官一步步往上怕；在汉朝有举孝廉，在唐朝则有取诗士，以诗取士成为了诗人踏入仕途的一条捷径。在唐朝，这个开放的朝代，各种社会风气流行，只要有所为便能出名，就想现在的网络时代，网络名人也是很多的，真正有才学的人是会被认知的。李白便是以诗出名的人，他游览到楚地时，已经成就了其名气，李白很自信，他相信自己的仕途定能有所成就。他的诗歌风格仍然保持着“飘逸”，但此时，给人感觉更多的是“豪放”，还有“浪漫”。朝鲜诗家李瀷认为李白的“浪漫”风格正是在这一时期形成，李白的“浪漫”是受到屈原《离骚》的影响。此外，李白在楚地认识了一个朋友吴指南，吴指南也是四川人，在旅途中染病身亡，李白出钱安葬了他，后来过了几年，李白又将其迁葬于鄂城（今武昌）之东；经此一事，人们都称赞李白很讲义气，但也有人认为李白有借此扬名之嫌，就像现在的一些名人总爱搞点八卦新闻出来，以此引起别人的关注来增加人气。李白讲义气埋葬了朋友，但为何又要多此一举，过了几年又来迁葬。
李白经楚到了扬州，在扬州后的一年里，李白广交朋友挥金如土，过的都是豪放不羁的浪漫生活；在尘世潇洒够了还进到天姥山，留下了其寻仙求道的见证《梦游天姥呤留别》（有的诗学家认为这首诗歌是后期李白被唐玄宗罢去，李白游览众山后而作）。待其飘渺够后，回到扬州，李白病倒了，而原来一起潇洒挥霍的朋友都不来看他，一个个都躲了起来，李白饱偿了人间冷暖，写下了《静夜诗》：“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这也许是李白出家外游以来第一次思想之作。就在李白最危难之时，他的一个朋友还记得他，那就是同是伟大诗人的孟浩然，孟浩然请郎中为他看病，并为他张罗了一门婚事，女家的祖父曾做过宰相，穷困潦倒的李白应下了婚事，并且是倒插门；此后李白又有了钱，又过上了豪放不羁的生活。后来孟浩然去了扬州，李白作诗送其上路：“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之后便再也没有和孟浩然相见。李白有着任侠的风格，对于一个侠客来说，相濡以沫不如相忘江湖，真正的情谊是存在心间的，这也表现出李白豪放不羁的个性。
李白入赘宰相家，又有了钱，但许家的关系已经是“人去茶凉”，不足以让李白踏上仕途之路。李白为了踏入仕途不停地与地方官交接，但其狂傲不羁的性格又注定李白不可能以此踏入仕途阶层。李白以：“高冠佩雄剑，长揖韩荆州。”的姿态来拜会官员，又怎么能得到官员们的好眼，这样的狂傲，注定李白的仕途之路是不可能一帆风顺的。
为了踏上仕途，实现自己的理想和抱负，开元十八年（公元730年），李白第一次来到了长安这个唐王朝的***治中心。虽然李白进了长安，但又因其狂傲不羁的性格得罪了当朝权贵，权贵们从中作梗，使李白空怀抱负而不得施展，李白的希望也化为泡影。李白原抱着“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九万里”的希望来到长安，有望成就一番事业，结果却出呼意料。这时候的唐王朝仍然处于开元盛世的余光中，全国还是一片繁荣的局面；李白也正处于旭日动升的状态，正是生命力最为强劲的时候，加之这是李白在唐王朝***治中心的第一次挫折，可以说并没有真正触动李白的信心。李白“豪放”、“飘逸”的个性，他写下了《长相思》《将进酒》等巨作。他怀才不遇，说出了自己的心声“我有结绿珍，久藏浊水泥。”、“宝刀隐玉匣，锈涩空莓苔。”但他仍然豪情不倒，仍向着理想的高峰冲击，说出：“天生我才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的理想抱负，这时的李白还是满怀豪情壮志的。
就这样，李白在宦海摸爬滚打了十年。在天宝元年（公元742年），李白终在机缘之下结识了玉真公主，通过玉真公主的推荐，唐玄宗召见了李白，李白一跃成为了天子近臣。李白接到诏令只身骑马飞奔赴长安，他说：“遭逢圣明主，敢进兴亡言。”（《书情赠蔡舍人言》），“早怀经济策，特受龙颜顾。”（《赠溧阳宋少府陟》），“昔骑天子大宛马， 今乘款段诸侯门。”（《江夏赠韦南韩陵冰》），“长安宫阙九天上，此地曾经为近臣。”（《单父东楼秋夜送族弟沈之秦》）。
他到晚年都还在回忆：“凤凰初下紫泥诏，
谒帝称觞登御筵。揄扬九重万乘主，谑浪赤墀青琐贤。朝天数换飞龙马，敕赐珊瑚白玉鞭。世人不识东方朔，大隐金门是谪仙。”（《玉壶吟》）
在李白进长安时，所谓是“春风得意马蹄急，一日看尽长安花”。他终于如愿以偿，就像司马相如一样，实现自己的理想抱负。在京城里，受到皇帝召见之人又岂会是无名之辈，李太白的名字也不胫而走，可谓是门庭若市，拜访他的人很多；李白最终凭其才华得到唐玄宗的赏识，被奉为供奉翰林。可以说李白实现了“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篙人”的豪言。李白有“天生我才必有用”的自信，他在长安一待三年，作为供奉就必须赞誉皇帝及有权势的人，他有三首诗赞誉杨贵妃，就是《清平调》：其一：
云想衣裳花想容，春风拂槛露华浓。
若非群玉山头见，会向瑶台月下逢。
其二：
一枝红艳露凝香，云雨巫山枉断肠。
借问汉宫谁得似，可怜飞燕倚新妆。
其三：
名花倾国两相欢，长得君王带笑看。
解释春风无限恨，沉香亭北倚槛杆。
其中《李白大辞典》言：李白的三首《清平调》是对唐玄宗和杨贵妃的讽刺。不过大部分人不这么认为，结合当时的时代背景，再结合李白的心境和他急于仕途的心情，李白对唐玄宗和杨贵妃的赞誉是毋庸置疑的。但是李白生性狂傲，加上他那“豪放”的作风，不免得罪一些小人，从杨国忠捧砚、高力士脱鞋这两个事件来看，李白的本性可见其然。
杨国忠捧砚，有后人说是杨国忠尊重人才，因为杨国忠的种种劣行，人们才把此事当作是李白在教训杨国忠；但是高力士呢？太监是封建王朝的特殊产物，尤其是皇帝身边的太监，这个太监总管也许就怀恨在心，谗陷李白，加之李白那“豪放”的酒鬼形象，最终也使唐玄宗对李白产生了厌恶，以“非廊庙器”和“此人固穷相”为借口，“赐金放还”打发李白走人，实际上就是把李白放逐出京城。
李白一下子从天上掉到了人间，长安这个让李白风华三年的城市也成了李白的伤心之地。此时，李白的诗歌风格也出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转变，“一别蹉跎朝市间，青云之高不可攀。”、“前门长揖后门关，今日结交明日改。”李白对人情冷暖、世态炎凉有了更深的体会，这也激起了李白的愤慨之情，同时也反映出唐王朝开始走上了下坡路，“日中则移，水满则溢，月满则亏。”经过了贞观之治和开元盛世的唐王朝最终也由光明走向黑暗，由兴盛走向衰弱，由高峰走向低谷。在一时期，唐王朝由盛转衰的见证者“李白”，这个伟大诗人的创作也发生了转变。
李白对自己被小人谗言离间而离开长安，使自己的理想抱负真正化为泡影而愤慨，同时也对贤人受到迫害而抗议。李白往后的诗歌作品也常常喊屈叫冤，为自己鸣不平，并自比于屈原，如同屈原一样，把权贵、小人比作是：“鼠虎”、“无盐”、“东施”、“萧艾”、“浮云”、“燕雀”、“群鸡”等等；而把自己比作“松柏”、“芳草”、“天马”、“大鹏”、“鸾凤”、“明珠”等等。这些在李白此间的许多作品中都经常出现，表现出李白愤慨、郁闷的心情。同时，也展现了这一时代的风貌，唐玄宗从开始的励精***治到贪奢***欲、腐败昏庸，听信小人的谗言，使得一批真正的文人治士离开了黑暗的官场，忠仁之士惨遭小人毒害，这在李白的《答王十二寒夜独酌有怀》中：“严陵高揖汉天子，何必长剑拄颐事玉阶。达也不足贵，穷也不足悲。韩信羞将绛灌比，弥衡耻逐屠沽儿。君不见李北海，英风豪气今何在？君不见裴尚书，土坟三尺蒿棘居！少年早欲五湖去，见此弥将钟鼎疏。”表现的淋漓尽至。这些都表现出李白对自己鸣不平，对时世的变迁——王朝由盛转衰、君主由明转庸，而发出强烈的抗议。
在李白被放逐出京城的十余年里，李白过的也很是潇洒，自己的理想抱负化为了泡影，李白也集中心思在求道炼丹上；在此期间也前后结识了杜甫和高适，并一起游览名山大川。李白曾经在皇宫里当过供奉翰林，是很有名气的大诗人，杜甫和高适都是很崇敬他的，杜甫曾有诗赞誉李白：“白也诗无敌，飘然思不群。”“敏捷诗千首，飘零酒一杯。”“笔落惊风雨，诗成泣鬼神。”李白、杜甫、高适三人都属于仕途失意之人，所谓臭味相投也好，同志之士也罢，像濡以沫不如相忘江湖，三人最终也是各奔前程而散去。
三、“悲壮”的粟黎之情
社会因***必然会引起思想意识、***治、文化、经济的变迁，天宝十四年（公元755年），“安史之乱”暴发，且历时八年，这也是一次社会矛盾、阶级矛盾激发所带来的灾难，最终受苦的还是老百姓。“安史之乱”带来了灾难，也带来了文学思潮的变迁，正如王瑶先生在《李白》一书中所言：这次叛乱给唐代的历史划上了一条界线，也给文学带来了前后不同的特色，“安史之乱”也标志唐王朝由兴盛正式转向衰败，大多文人也转向对国家命运、黎民百姓的关心，李白可以说是一个爱国者，其强烈的入仕心境的原因我们不可考证，但其满怀抱负，报效国家的理想是非常明显的，我们以其诗歌“怀才不遇”这一点就可以看出，李白也希望像***元勋李靖一样“出将入相”总的来说李白很自信，他“仗剑去国，辞亲远游”，其诗《代寿山签孟少府移文书》言“事君之道成，荣亲之义华，然后于陶朱留侯，浮五湖，戏沧州。”这是大部分文人都有的***治理想，“达则兼善天下，穷则独善自身”，但李白的这一身可谓“穷”矣，“达”的也怕只有奉诏入京的三年时光。
自从李白出京以来，“游四海，览乾坤”，尤其到“安史之乱”时期，李白也是“中夜四五叹，常为大国忧”、“白骨成血山，苍生竟何罪！”表达其对国家昔盛今衰的感叹，对浮民苍生的关注，也反映出其粟黎之情，李白在乱世中也只是苍海一粟，忙于奔走逃离战乱，但他仍不忘“胸怀社稷”、“心系黎民”，其诗《经乱离后避地剡中留赠崔宣城》中言“中原走豺虎，烈火焚宗庙。太白昼经天，颓阳掩馀照。王城皆荡覆，世路成奔峭。四海望长安，颦眉寡西笑。苍生疑落叶，白骨空相吊。连兵似雪山，破敌谁能料。我垂北溟翼，且学南山豹。崔子贤主人，欢娱每相召。”《奔亡道中五首（其四）》“函谷如玉关。几时可生还。洛阳为易水。嵩岳是燕山。俗变羌胡语。人多沙塞颜。申包惟恸哭。七日鬓毛斑。”这一时期，李白诗作已失“飘逸”之风，我们从字里行间可以看出其悲凉的心境和感慨，李白他悲愤、忧郁，社会的***给李白的诗风带来了很大的变化。
李白这个时期的仕途是坎坷的，国家也日渐衰败，十年漫游，“家事，国家，天下下事”皆尽收眼底，李白生活和经济状况也日渐不佳，乱世的纷争使李白也要悲凄“一朝谢病游江海，畴昔相知几人在？”、“世道日夜长，浇风散淳源。”李白当年的“豪放”、“浪漫”、“飘逸”已不复存在，“黄金逐手快意尽，昨日破产今日贫。丈夫何事空啸傲？不如烧却头上巾。”诗言志，正说明了一点：李白的理想抱负不能得以实现，他从天堂掉到了人间，他的诗歌风格一步步趋于现实，真正地接近了人民，充满了忧国忧民的幽愤和沉郁之情（粟黎之情）。
李白作为一个伟大诗人，一代文学巨擎，他对文学的贡献是不可忽视的，可以说李白有自己的信仰，他有自己的***治理想抱负，他有对道教、神仙的执着追求，对于永王幕府的邀请，李白不顾家人反对，义无反顾地加入了永王的队伍，也许在荒废十数年之后，李白觉得自己东山再起时机会来了，终于有希望实现自己的***治理想了，对此，李白诗兴大发赞誉永王“二帝巡游俱来归，五陵拾柏使人哀，诸侯不救河南地，更喜贤王远道来。”李白的豪情壮志又回来了，其诗《在水***宴韦司马楼船观妓》“摇曳帆在空，清流顺归风，诗因鼓吹发，酒为剑歌雄！”
但是不久后，肃宗（太子李享）打回来了，永王李璘兵败被擒，李白逃奔，亦被擒，他也自知附逆死罪，因其名气，众人说情，最终被肃宗流放夜郎（今贵州桐梓）。时年，李白已57岁，这次对李白的打击是非常沉重的，他的***治理想完了，他的人生抱负完了，险些连他的命也完了，至此，李白的创作完全进入了另一个阶段—“悲壮”。人生太多坎坷路，肉体上的折磨不算什么，精神上的折磨才是真正的伤到人心灵的，尤其是对一个满怀理想抱负的人，李白在垂危之际写下了《临终歌》“大鹏飞兮振八裔，中天摧兮力不济。余风激兮万世，游扶桑兮挂左袂。后人得之传此，仲尼亡兮谁为出涕？”在他生命即将燃尽之时，发出了“中天推兮力不济”的悲鸣，这是对封建黑暗社会的抨击和愤慨，我们把《临终歌》中的大鹏与《大鹏赋》、《上李邕》中的大鹏相比较，可以明显看出，李白当年的“飘逸”、“豪放”已不知所踪。
我们说李白晚年之作是“悲壮”的，并不是空穴来风，他晚年的诗风基是如此，如《经乱离后天恩流夜郎旧游书怀赠江夏韦太守良宰》一诗，这是李白诗集中最长的一首诗，该诗以时间先后为序，展现出当时唐王朝由盛转衰的时代岁月，及其广阔的社会背景，同时，也是诗人李白生活的时代背景，诗中把叙事、抒情、说理有机结合统一在一起，笔力道劲，风格悲壮。在《天马歌》中：“天马来出月支窟，背为虎文龙翼骨。嘶青云，振绿发，兰筋权奇走灭没。腾昆仑，历西极，四足无一蹶。鸡鸣刷燕晡秣越，神行电迈蹑慌惚。天马呼，飞龙趋，目明长庚臆双凫。尾如流星首渴乌，口喷红光汗沟朱。曾陪时龙蹑天衢，羁金络月照皇都。逸气棱棱凌九区，白璧如山谁敢沽。回头笑紫燕，但觉尔辈愚。天马奔，恋君轩，駷跃惊矫浮云翻。万里足踯躅，遥瞻阊阖门。不逢寒风子，谁采逸景孙。白云在青天，丘陵远崔嵬。盐车上峻坂，倒行逆施畏日晚。伯乐翦拂中道遗，少尽其力老弃之。愿逢田子方，恻然为我悲。虽有玉山禾，不能疗苦饥。严霜五月凋桂枝，伏枥衔冤摧两眉。请君赎献穆天子，犹堪弄影舞瑶池。”李白借物此兴以寄不幸。李白把自己比作天马，天马的不幸亦是李白的不幸。李白通过天马的不幸遭遇，写出了唐代王朝由盛而衰的现实状况，反映出作者对理想抱负至终未实现的内心积愤和痛楚，全篇起伏跌宕，抑扬顿挫，表现出无限的悲壮。再如《玉壶引》“君王虽爱蛾眉好，无乃宫中妒杀人”抒发出作者“***暮年，壮心不已”的怨愤和惘怅。
言为心声，诗在言志。李白晚年的创作充分体现出他怀才不遇，愤世嫉俗，体惜黎民的情操，白居易曾有诗说李白是“翰林江左日，员外剑南时。不得高官职，仍逢若乱离，暮年逋客恨，浮世谪仙悲。”在《过李白坟》中又说：“最是诗人多薄命，就中沦落不过君”，在此，我们看出白居易对李白后期的诗作的看法，那就是“悲”和“恨”。
四、时代著就一代文学巨擎—“诗仙”李白
李白的一生是坎坷的，李白死也有多种说法，这里就不加以说明，李白在不同的时期，其创作风格也是不相同的，李白的诗受到社会客观因素和时代变迁因素的影响，其诗歌风格也明显地表现出多样的发展和变化。
直到现在为止，大多研究李白的著作，都是强调李白“飘逸”、“豪放”的诗歌风格，如王安石说李白“其识污下，十之八九言妇女与酒”，最是主张“飘逸”，但我们以时代背景来看，李白所生活的时代，从他出生到他死亡，正是唐王朝由兴盛去向衰亡的过程，在李白的早期生活中，是开元盛世，天下太平，四海之内一片歌舞升屏；到了中期，李白有积极入仕的心态，但唐王朝已经走向衰弱，正如白居易《长恨歌》中所言“春窗苦短日高起”，君王从此不早朝；再到晚期，唐王朝经历了“安史之乱”，皇帝逃京，被逼赐死贵妃，“六***不发无奈何，婉转娥眉马前死。”玄宗威信全无，且昏庸腐败，唐王朝彻底衰亡了。李白的诗歌风格也随着唐王朝的变化而变化，由早期的“飘逸”，到中期的“豪放”，再到晚期的“悲壮”。
关于风的诗篇2
关键词：《诗经》；主题；兴；诗学观；阐释
清代以前，先辈学者对《诗经》的阐释与研究，大抵超不出经学的范畴。清末民初，受时代变革之声的影响，传统诗经学渐趋衰颓，出现了一些新的研究成果。尤其在研究方法上，闻一多可谓是打开了另一扇大门。上世纪八十年代，各种西方理论涌入中国，不少学者尝试用多样的研究视角和研究模式，对《诗经》加以再阐释。华人学者王靖献以比较文学的视角，并加之以理论化的研究，提出了《诗经》中存在大量“现成套语”或叫做“现成思路”的现象。并且将这种关于“主题”的现象与《毛传》的“兴”等同起来。对于王靖献先生的阐释，应该看到有其得，亦有其失。
一、《毛传》之“兴”词与其诗学观
在主题与兴的关系的辨析问题上，王靖献首先举出了《诗经》中“习习谷风”的例子。这句诗，分别出现在《邶风・谷风》和《小雅・谷风》中，据此，王靖献认为：“从其所占韵律位置极其基本意义的既定特征看，我们可将这一短语称作“引语式套语”，这一套语尤其与《诗经》中的怨诗有关。”[1]关于“习习谷风”这句诗，《毛传》释为，兴也。如果按照王靖献的说法，凡“兴也”之词皆与“主题”有关。那么这一理论体系的建构必须是具有普遍性的，在此，笔者对《毛传》中所有涉及“兴”的诗句进行了统计。如下：
（一）关关雎***，在河之洲。（《周南・关雎》）[2]
（二）葛之覃兮，施于中谷，维叶萋萋。（《周南・葛覃》）
（三）南有湍荆葛累之。（《周南・湍尽罚
（四）桃之夭夭，灼灼其华。（《周南・桃夭》）
（五）江有汜，之子归，不我以。不我以，其后也悔。（《召南・江有汜》
（六）匏有苦~，济有深涉。（《邶风・匏有苦叶》）
详例之外的其他简例：
“风”的部分（72例[3]）：
周南：《卷耳》、《汉广》、《麟之趾》/召南：《鹊巢》、《草虫》、《行露》、《坑忻贰贰《何彼a矣》/邶风：《柏舟》、《绿衣》、《终风》、《凯风》、《雄雉》、《谷风》、《泉水》、《北门》、《旄丘》、《绿衣》、《凯风》/{风：《墙有茨》、《柏舟》/卫风：《有狐》、《芄兰》、《淇奥》、《竹竿》/王风：《扬之水》、《葛》、《兔爰》、《中谷有》、《采葛》/郑风：《[兮》、《野有蔓草》、《风雨》/齐风：《敝笱》、《东方之日》、《南山》、《莆田》/魏风：《园有桃》/唐风：《山有枢》、《m杜》、《葛生》、《椒聊》、《扬之水》、《采苓》、《***羽》、《绸缪》/秦风：《车邻》、《黄鸟》、《无衣》、《蒹葭》、《终南》、《晨风》/陈风：《月出》、《东门之杨》、《东门之池》、《防有鹊巢》、《泽陂》、《墓门》/桧风：《隰有苌楚》/曹风：《下泉》、《蜉蝣》、《蜉蝣》、《O***》/豳风：《鸱^》、《九N》、《狼跋》
“雅”的部分（32例）：
小雅：《鹿鸣》、《南山有台》、《蓼萧》、《南有嘉鱼》、《菁菁者莪》、《黄鸟》、《蓼莪》、《巷伯》、《谷风》、《小宛》、《青蝇》、《采绿》、《黍苗》、《鸳鸯》、《裳裳者华》、《车r》、《桑扈》、《瞻彼洛矣》、《弁》、《采菽》、《菀柳》、《白华》、《绵蛮》、《苕之华》、《鸿雁》、《沔水》、《鹤鸣》、《斯干》、《节南山》/大雅：《朴》、《桑柔》
“颂”的部分（1例）
周颂：《振鹭》/鲁颂：无/商颂：无
《毛传》中，凡被视为“兴也”之诗，共105首。通过上表，可以清楚得看到，涉及“兴”的诗的具体分布。“兴”在国风中所占的比例是45.00%，在雅中所占的比例是30.48%（主要集中在小雅），在颂中所占的比例是2.50%，这样的数字比例具有极强的说明性。如果按照王靖献的说法，“兴”就是主题，那么《鲁颂》与《商颂》中无“兴”，也就意味着，颂诗无主题，主题理论的适用性，就变得十分可疑了。主题理论在分析《诗经》时，是有范围限制的。对于，这一点，王靖献似乎一概而论，甚至以偏概全。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就是凡是被《毛传》标为“兴也”的诗句，无一例外都在每首诗的第一句。如果这些诗句都承担着主题的功能，那就完全没有必要将其统一放在诗首。对于《颂》和《大雅》几乎无“兴”，与诗的功用有关，《颂》多为祭祀仪礼之歌，而《大雅》主要颂周王功绩。因此，这种较为严肃谨正的诗很少用“兴”，往往是直陈其事。从这一点上来说，“兴”似乎与主题无关，它成为一种功用选择的需要。
在讨论王靖献的主题理论之前，我们有必要对“兴”的诗学观进行更深地探讨与认识。对此，孔子曾有过较早地评述：“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鸟兽草木之名。”[4]这里的“诗可以兴”，是指诗对人能起到思想启发和感情感染作用。可以说，孔子的“兴、观、群、怨说，一定程度上概括和反映了诗歌的本质特征。围绕着“《诗》学六义”，不断有经学家对此阐述。汉代的郑玄说：“兴见今之美，嫌于媚谀，取善事以喻劝之。”六朝的刘勰在《文心雕龙》中说：“兴者，起也。‘兴’则环譬以讽，盖随时之义不一，故诗人之志有二也。”六朝的另一位文论家钟嵘则认为：“文已尽而意有余，兴也。”那么，关于兴的说法，我们最熟悉的莫过于朱熹的“兴者，先言它物以引起所咏之辞也”。综合以上几家的说法，“兴”的含义有三种。其一是，讽劝。其二是，明志。其三是，发感。
以上的《诗经》中的“兴”的探讨仍然是在经学的范畴之内，这些含义也是有关“兴”的具体内涵。随着时代的发展，在《诗经》的研究过程中，“兴”的文化外延越来越被当前的学者所讨论。现代学者钱穆先生曾就“兴”发表过见解，他认为，“兴”就是“比类而相通，感发而兴起”。“兴”的意义已不在局限在《毛传》中的讽喻和明志的教化，而是更多的转向为一种文学的修辞。在诗境的表达中，“兴”成为两种内在情感的联系，也就回到了情感意义上的诗学体验。那么，对《诗经》进行“主题”的阐释，既没有表现传统意义上的“兴”的具体内涵，也没有体现“兴”的文化外延。如此，“主题”和“兴”就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概念吗？当然不是。
二、“主题”和“兴”的相似性与差异性
在《钟与鼓》中，王靖献以“习习谷风”引出了对《邶风・谷风》和《小雅・谷风》这两首诗的对比。他认为，“习习谷风”就是一个引语式套语，“这不过又是一首运用主题创作的妇女的怨诗而已……‘山谷’这一主题也许来源于对女性的某一隐喻。”[5]随后，他又对山谷的生儿育女的隐喻性做了一番阐释，并且对有关这类主题的诗进行了特点式的说明。隐喻成了主题的一大特点。在王靖献先生看来，《诗经》的创作方法是套语模式，而解读方法就是主题模式。最重要的是，他的主题理论与《毛传》的105处“兴”联系起来。
通过上一小节，对《毛传》兴的诗学观的内涵和外延的界定，可以看出王靖献的主题理论与《毛传》的“兴也”说，在阐述的程式化上具有某种一致性。帕里――洛尔德的理论，明显受到了20世纪初结构主义语言学和俄国形式主义的影响。比如，王靖献曾说：“主题即是在口述套语的创作过程中能够引向更大的结构――故事的情节――的指标作用的一组概念。套语则作为词组，形成较小的结构，即诗行。而在诗行中，主题的一系列相关成分也具体化了。”[6]无论是“套语说”还是“主题论”，都是从阐述对象的结构出发，动用程式化、逻辑化的理论框架，对研究对象进行肢解。而《毛传》对《诗经》的解释也是在一个预先设定的解释框架内，即讽劝的教化功能论，在这个框架内，所有的解释都不免偏离原诗的本义。因此，在这一点上，王靖献的“主题论”与《毛传》的“兴也说”具有相似性，都是一种既定的程式化的理论。
原本帕里――洛尔德理论是用来阐释荷马史诗的，史诗属于叙事诗的范畴。这里，王靖献将它用于分析作为抒情诗的《诗经》，明显存在着任意性和概念转换的模糊性。作为人类早期的史诗，篇幅极大，无论是印度史诗还是古希腊史诗，都是由歌者代代口传，并且不断的口头创作，最后由诗人进行整理成书。由于这种创作特点，所以，史诗中存在大量的重复，并且对某一意象的固定使用，也就形成了所谓的“套语”或“主题”。但是，《诗经》不同，它的篇幅本身很小，它的流传不是靠口传，而是由乐官整理并传唱。因此，《诗经》的表达不需要套语，反而追求的更是一种简约。对此，王靖献又认为《诗经》从采集到成诗，这中间有一个过程，原先民间语言的重叠很可能被改写。同时《史记》记载的孔子删诗，只留下原来的十分之一。这种观点，只是猜测，虽有“孔子删诗”一说，但是通常认为，孔子只是将不符礼教的诗删去，而不是重复咏唱的“套语”。关于这一点，夏传才先生认为：“王靖献将《诗经》与欧洲古诗对比，论断《周颂》、二《雅》都是口头词组诗――口头文学创作……这不符合《诗经》的实际和中国诗史。”[7]从这一点上来说，主题理论的适用对象与作为对象分析的《诗经》是存在巨大差异的。
另一个差异，体现在诗学体验上。王靖献认为：“主题并不是如某些学者所认为的那样，只是作为记忆手段出现在长篇叙事诗中，而是作为需要从听众那里得到本能的、固定的反应的套语创作的普遍方式而出现在长诗或短诗中。主题创作即是引导听众认可的最方便也最合适的方式。”[8]这是典型的“读者接受理论”，这一理论兴起于上世纪60年代的德国，随后在欧美国家风行。在这一理论体系中，读者不是一个自足的主体，而是一个作为接受文本对象的一环。换言之，读者处在结构中。因此，即使王靖献强调了读者，但是他的“读者”依然是没有自我体验的读者。而尽管传统《诗经》研究走不出教化的窠臼，但是它还是强调了一种体验方式。作为《诗经》的文本，它指向的应该是人，而不是所谓的冰冷的结构和僵死的框架。这也是“主题”研究与“兴”的最本质的区别。
尽管王靖献先生的《诗经》阐释理论存在着种种问题，但是，它启发了我们的思考。主题理论虽然和“兴”存在着差异，但也具有一些相似性。那么，也就是说传统的《诗经》研究中的“赋比兴”存在着和理论对话的可能性。显然，王靖献为此迈出了尝试性的一步。这样的话，也为当代的《诗经》研究注入了活力，这是其得。有得亦有失。在王靖献的研究中，有着一个既定学术规则：理论先行，文本迎合。也就是说，研究者首先面对的不是《诗经》文本，而是一大堆关于“套语”和“主题”的理论，还有W术研究史上的既成范例（帕里、洛尔德等人对荷马史诗的研究）。这样的研究往往带来一个问题，就是紧紧抓住其中一点，最终走向了过度阐释。
三、结语
通过对《毛传》中“兴”的探讨，然后反观王靖献在《钟与鼓》中提出的关于“主题”的理论，在此，基本否定了王靖献先生的“主题与兴的同一论”。《诗经》作为“六经”之首，两千多年来对其阐释的著作可谓汗牛充栋。中国传统的诗学观以及短小的诗话研究，无法建立一个有系统的理论体系。《钟与鼓》试***在这个方面为传统的《诗经》研究注入理论的框架和概念的逻辑。这种研究思路难以和诗经本身的文化内涵以及文本形式相融合，但是为传统诗学阐释提供了一个转换视角的范例。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套语理论”对当前的《诗经》研究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参考文献：
[1]全称为《钟与鼓〈诗经〉的套语及其创作方式》
[2]王靖献，谢谦译.钟与鼓〈诗经〉的套语及其创作方式[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0：126
[3]王先谦 撰.诗三家义集疏[M].长沙：岳麓书社，2011：24
[4]共列举66例，加上已列举的6个详细例子，凡72例
[5]钱穆.论语新解[M].北京：三联书店，2002：407
[6]王靖献，谢谦译.钟与鼓〈诗经〉的套语及其创作方式[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0：128
[7]同上，121
关于风的诗篇3
【关 键 词】长安风气；安史之乱；唐代诗坛风貌。
【作者简介】段 莹，北京大学中文系2010级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魏晋隋唐文学。
长达八年之久的安史之乱（公元755-公元763年），不仅标志着唐王朝由盛而衰的转折，也对唐代的诗歌创作进程有着双向的影响：一方面它导致了盛唐诗风的终结。文人在这场***中受到了沉重的打击，盛唐人昂扬奋发的精神一去不返，在充满伤痛的时代氛围中，再也无人创造出盛唐式的雄壮浑厚的作品，盛世之音遂成为绝响。另一方面，***也促进了杜甫、刘长卿、韦应物等一代诗人的崛起，使诗歌艺术在盛唐诗风之外开始向着多元化的方向发展。本文在此提出盛唐长安风气的设想，试***从其在开元天宝年间的形成与乱后的消解之间的因果关系与趋势走向，来阐释安史之乱前后唐代诗风演进的历史。
一、盛唐长安风气的形成——安史之乱前唐代诗坛的风貌
长安作为唐代的都城，在玄宗朝达到鼎盛，也因此成为盛唐诗坛的中心。活跃在开元、天宝诗坛的主要诗人，绝大多数都曾经在长安供职、交游或居留。崔颢，开元十一年及第，天宝中为尚书司勋员外郎；储光羲，乱前曾为监察御史；包融，开元间仕历大理司直；卢象，仕为校书郎、左拾遗、膳部员外郎；綦毋潜，开元十四年及第，迁右拾遗，复授校书；王昌龄，开元十五年及第，迁校书郎；陶翰，开元十八年及第，官至礼部员外郎；王维，开元十九年及第，乱前历右拾遗、御史、给事中；孟浩然，四十游京师，其诗为张九龄、王维称道；李白，天宝初至长安，投贺知章，荐于玄宗，诏供奉翰林；高适，于开元二十三年征诣长安，天宝十一载去职抵长安，与杜甫等文士交往唱酬等等。陈铁民先生指出：“诗人们既聚首京师，则新知故交间互示篇什、切磋诗艺便是不可或缺的。所以可以说，长安又是一个诗歌创作和诗艺交流的中心。”[1]盛唐长安的诗歌风气，即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形成起来的。
盛唐长安风气的形成，经历了一个由开元到天宝的渐变过程。这还要从长安的发展进程说起。长安虽为都城，但在开元末年之前，由于人口众多、漕运不力，加上自然灾害的影响，物资日渐匮乏。故高宗一生曾七幸洛阳就食。武则天即位后，迁都洛阳，长安更加萧条。宋之问《奉和幸长安故城未央宫应制》一诗言：“运改城隍变，年深栋宇摧。后池无复水，前殿久成灰。”便是对长安萧索景象的描绘。玄宗开元时期，亦先后五次行幸洛阳，共计近十一年之久。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开元二十一年，其后裴耀卿改革漕运，关中仓廪方始充实，长安才真正进入繁荣的局面。
经济的原因决定了开元时期长安的面貌。相比起洛阳“武子新布金钱埒，季伦欲碎珊瑚树”“入金市而乘羊，出铜街而试马”的繁华的都市商业化气息，长安则为皇祚所在，多高门贵胄，气象庄严，“玉台金阙纷相望，千门万户遥相似”[2]，本不以奢华为首倡。武周朝定都神都后，长安仍是京师，经济虽相对萧条，反而使之能够摒弃浮华，在庄严之外更具备一种简素的特征。玄宗即位之初，崇尚俭德，毁天枢、拆明堂，并颁布《禁断锦绣珠玉制》《焚珠玉锦绣敕》《禁断女乐敕》《禁断大酺广费敕》等。体现出欲以清刚淳朴之风力振颓靡的决心。这些敕令的推行，祛除了时人对奢华的盲目追求，使长安的清肃之风得到极大的凸显。与此相应，开元时代的文学风气也因之一变。殷璠《河岳英灵集序》言：“寔由主上恶华好朴，去伪从真，使海内词场，翕然尊古，南风周雅，称阐今日。”[3]在这样的背景下，陈子昂等文人纷纷以高古为尚，标举汉魏风骨，批判初唐以来宫廷诗歌“彩丽竞繁，而兴寄都绝”的弊病。李白亦高唱“圣代复元古，垂衣贵清真”，批判建安以来之绮丽，倡导“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之真淳自然的文学。元结亦不满于绮艳文风，将“极帝王理乱之道，系古人规讽之流”作为为文的宗旨。摒弃华伪、复古崇雅成为开元文人最突出的追求，从而开启了盛唐一代“风骨凛然”[4]“天然壮丽”[5]的诗歌风貌。
长安风气对开元文坛的引领，与其在开元时代所体现的简素之德密切相关。而裴耀卿改革漕运之后，关中物资极大丰沛，长安的经济便逐渐走向繁荣，其风气也相应发生转移，好朴之风渐隐而奢靡之风日显。玄宗在开元后期日渐堕入奢侈一途。其宠信番将，朝中任由李林甫专权，并专宠杨贵妃姐妹。豪贵雄盛，莫与之比，与即位之初的崇尚俭德、励精***治形成极大的反差。
天宝时期的长安，奢靡日盛而危机四伏，这就使这一时期的文学风气与开元相比也具备了更多的复杂性。深怀“天生贤才，必有圣代用之”[6]信念的开元文人，在天宝时大多遭遇挫折，一些文人如李白、孟浩然、崔颢等转向更加彻底的疏狂放纵，另一些文人如杜甫、高适、元结、颜真卿等则展现出深刻的现实主义情怀。文人的精神已经脱离开元时代的昂扬健举，开始呈现出分化的趋势。就诗风而言，这一时期的创作也萌生出一些新的特点。开元时期长安所凸显的清刚之气，被天宝之奢靡腐朽所取代，时代审美方式亦随之发生转移，这就使诗风在风骨刚健之外展现出奇变的特色。岑参开元时期的创作以五言为主，风格清正，天宝年间出塞后所作七言歌行则造语雄奇、意象瑰丽。杜甫《渼陂行》言“岑参兄弟皆好奇”、殷璠言“参诗语奇体峻，意亦造奇”即是指此。这固然与岑参的出塞经历有关，而时风于奢靡之中暗蕴动荡之势的变化，则是影响到岑参创作的更为深层的因素。高适诗皆于天宝以后作，《旧唐书》本传言其“以气质自高”，胡应麟则评之曰“已失盛唐雄赡，渐入中唐矣”[7]。其诗以质干变革开元诗歌风骨词采结合的风貌，体现出对时风的反拨。这些分化既顺应开元以来诗坛的革新主张，同时又展现出一些时代性的特征，成为乱后诗风巨变的滥觞。
二、长安风气的消解——乱中崛起的诗人与诗
安史之乱的爆发造成了以长安为中心的诗坛的瓦解。这种瓦解一方面是地理意义上的。安史之乱后，一度陷落、衣冠萧条的长安很长一段时间都未能建立起近似于开元、天宝年间的诗坛中心地位，反而是在南方活跃起很多诗歌创作群体，诗歌创作的重心至此有所分散了。而更重要的方面在于，长安风气在开元形成的以兴象风骨为主体的特征，随着安史之乱的爆发迅速消解，而在天宝年间显现出的新变因素，却在这一过程中迅速扩大。代表着这类新变的一些诗人，在乱后迅速达到艺术的成熟，并为大历及元和诗风开启了道路。
安史之乱中崛起的最突出的诗人便是杜甫。殷璠《河岳英灵集》收录盛唐二十四家，不录杜甫，说明相对于盛唐诗的典型特质而言，他的变化要更为显著。胡应麟亦言：“盛唐一味秀丽雄浑。杜则精粗、巨细、巧拙、新陈、险易、浅深、浓淡、肥瘦靡不毕具，参其格调，实与盛唐大别。”[8]杜甫早年初到长安时，亦受到长安风气的影响，从他对李白的崇拜，对饮中八仙的歌颂，都可以看出他对盛唐式人格精神的追求。其诗作如《房兵曹胡马》《画鹰》《今夕行》等，也都体现在艺术上主动向盛唐之音的靠拢。天宝以后，杜甫因应试受到李林甫的阻挠，加之十年献赋的经历，使他对社会现实有了深刻的认识，其诗风也逐渐展现出一种反叛性。杜甫年轻时受齐梁阴何、庾信等诗人影响至深，《夜宴左氏庄》《假山》《李监宅二首》等作品无不显出锤炼、新巧之迹。至天宝中后期，他对齐梁诗的绮丽有所发扬，以侧艳之辞来寄托讽喻，表达对长安风气繁华背后的反思。《白丝行》《丽人行》《虢国夫人》等歌诗都是此类代表。在酬赠诗中，杜甫又善于以负面词语将丽辞的审美特性加以逆转，以显示对时风的跳脱。如“卑枝低结子，接叶暗巢莺”（《陪郑广文游何将***山林十首》）、“石角钩衣破，藤稍刺眼新”（《奉陪郑驸马韦曲二首》）、“饭抄云子白，瓜嚼水精寒”（《与鄠县源大少府宴渼陂》）等等。除此之外，他又继承汉魏乐府的传统，创作了《兵车行》《前出塞九首》等一系列反应现实的作品。比起盛唐诗的兴象浑融，这些诗的叙事性更强，在语体方面也摒弃拟古而多用今语，体现出对盛唐复古方式的一种变革。杜甫对齐梁与汉魏的两种继承，对盛唐长安风气都有着极大的突破，他乱后的创作更延续此道路，在七律方面进行了极大的变创，并以《哀江头》《哀王孙》《悲陈陶》《北征》、“三吏”“三别”等一系列关注民瘼、反映现实的作品被誉为“诗史”。对中晚唐诗歌创作的风格形态有着重要的引导作用。
在这些诗人中，钱起、刘长卿和李嘉祐引领了乱后至大历诗风流变的主要趋势。相比钱起、李嘉祐等诗人而言，刘长卿“古”的一面要更为突出。但他诗中之古并非单纯从诗歌体裁上去拟古，而是主要以近体诗为载体，试***将汉魏诗的审美性转化为一种具有古意的境界的营造，并引入近体诗的创作当中。另外，刘长卿于乱后将感伤之风重新带回文学的视野。其诗多用“愁”“惆怅”“寂寞”“泪”等字眼，表达一种哀伤的心绪。诗中的意象往往淡远并充满衰飒之感，如暮色、夕阳、荒村、秋风，对虚词的使用也多具有负面色彩，如“懒”“旧”“迟”“减”“乱”等等。善于运用盛唐诗浑融高远的音调，加之以句式的连绵跌宕，去营造一种惆怅不尽的诗意。刘长卿的创作开启了乱后诗坛的感伤一途，对大历诗风的情感基调产生了重要影响。
钱起虽被归入大历十才子，但他年辈较高，也是自盛唐而来的诗人。其早年诗作造语妍丽，工于摹刻，显示出与长安风气的差异。乱后作品对于物象更为注重，句句写物，并多用“幽”“新”“香”等熟字与之形成新的组合，显出刻画之迹。此外，钱起诗也开始注重色彩的运用，诗中常有强烈的色彩对比，而往往又将色彩与物象以冲突的方式结合，营造出一种神异的观感，如“春风宛转虎溪傍，紫翼红翘翻霁光”（《紫参歌》）、“连山画出映禅扉，粉壁香筵满翠微”（《题礼上人壁画山水》）。这对于大历以及中晚唐诗人的创作都有着一定的启发意义。李嘉祐对大历诗坛的贡献，是在于他开启出诗歌的清雅畅达一途。钱起诗也往往被认为清俊工丽，但钱起为诗尚带有造语设色方面力求生新的痕迹，至于洗练明畅、清新逸丽，则是李嘉祐更胜一筹。钱起诗常令人有才思锐利之感，而李嘉祐诗则轻快而不失圆熟，在述情写物的方面延续盛唐的自然之旨，却又不求浑融高华，只向会心、随意处着手。在盛唐诗的雄浑壮阔、高情远致之后，李嘉祐的创作无疑给诗坛带来了一种轻松、舒缓的风气，促进了大历诗坛酬赠、抒怀等小品诗的创作风尚。
元结则代表了安史之乱后诗坛的尚古倾向。元结将复古思想推至激进的程度，他不满足于陈子昂等人所提出的复归汉魏的复古主张，要求直接回归到上古元初的诗歌形态。在天宝六年，他创作了《二风诗》《皇谟》等一系列作品。这些作品以诗经语体为蓝本，体现出追摹上古的用意，对盛唐诗的审美传统予以坚决的否定。元结的诗论和创作实践虽然存在很多局限，但他作为乱后对文风与理乱关系进行反思的突出代表，还是在诗坛造成了广泛的影响，对大历乃至其后的文人关注现实及尚古的趋向有着推进的作用。
杜甫、刘长卿、钱起、李嘉祐、元结等诗人处在盛唐与大历诗坛之间的转关之际，他们在早年受到长安风气的影响，安史之乱对长安风气的消解，无疑使这些诗人的艺术个性被释放出来，使他们在汲取盛唐艺术的基础上，发挥出自身的特质，形成独特的艺术风格，对大历至元和诗歌的面貌也产生了重要影响。
三、长安风气消解之后——大历诗坛的诗风走向
这里所说的大历诗坛，指的是年辈较晚的一批大历诗人，前面提到的钱起虽一般也被看作大历诗人，但他毕竟年辈稍早，是自盛唐而来，并处在乱后引领大历诗坛风气的位置，因此本文特地将他与其他大历诗人区分开来。大历诗坛的文人由于在开元、天宝年间或年纪尚少，或尚未出生，长安风气对他们几乎没有产生切身的影响，安史之乱对他们的冲击也远不及杜甫、刘长卿等人那样深刻，相对于杜甫、刘长卿对盛唐风气的变革，大历文人则更多地是接续他们的轨迹，在诗歌的题材、体制方面进行完善，以此来推动诗史的进程。具体而言，有以下几种比较突出的趋势：首先是刘长卿影响下之下大历诗人对感伤主义的发展。自刘长卿在乱后开拓出感伤一途之后，感伤开始作为一种诗意的格调进入诗人的视野。诗人对“惆怅”“寂寞”“悲”“泪”等字眼的使用明显增多，并开始自主地创造出各种意象的组合，来营造典型化的伤感的情氛。如：
对酒惜馀景，问程愁乱山。秋风万里道，又出穆陵关。（戴叔伦《别友人》）
遥夜宿东林，虫声阶草深。高风初落叶，多雨未归心。（耿湋《雨中宿义兴寺》）
秋兴因危堞，归心过远山。风霜征雁早，江海旅人闲。（皇甫冉《与诸公同登无锡北楼》）
向浦参差去，随波远近还。初移芳草里，正在夕阳间。（司空曙《赋得的的帆向浦》）
秋风、远山、征雁、夕阳等意象，在盛唐诗中并不突出，而这些诗人却能够将其拣择提炼，使之有效地互相依托，构成一种衰飒的情境。当然，这些意象在构成情境时也并非简单的铺排，诗人往往运用比照、映衬等手法，使诗中的感伤的情绪变得含蓄而自然。大历的感伤主义创作具有这样的特征：意象的相对质素、不假雕琢，情感的含蓄迷离、意在言外，尤其是尾句的寄兴，往往在述景之余，传递出一种流连不尽的怅然之思。如“寂寞伊川上，杨花空自飞”（戴叔伦《彭婆馆逢韦判官使还》）、 “日暮偏愁望，春山有鸟声”（李端《折杨柳》）、“自委不胜愁，庭风那更起”（李益《春晚赋得馀花落》）等。感伤主义成为大历诗歌的情感基调，并在一定意义上开启了其后诗歌创作的悲情因素和悲剧主题。
钱起、李嘉祐则开启了大历诗坛清新、圆转之风，使大历酬应述怀的小诗呈现出不同于盛唐的别样风貌。诗人对于形式方面的把握和运用更加熟练，并善于在一些典型的模式当中求得圆熟、工稳的境界。如：
谷口山多处，君归不可寻。家贫青史在，身老白云深。扫雪开松径，疏泉过竹林。馀生负丘壑，相送亦何心。（皇甫曾《送孔征士》）
策杖***成时，清溪弄钓丝。当年潘子貌，避病沈侯诗。漉酒迎宾急，看花署字迟。杨梅今熟未，与我两三枝。（秦系《赠乌程杨苹明府》）
这些诗虽不似盛唐诗的劲健飘逸，但就诗境的畅达与圆熟而言，却能够看出这种题材的渐进之迹。大历诗人在近体诗的处理方面更加熟练自如，尤其中间对仗两联更加工稳，句式的变化以及意脉的连贯方面技法更加纯熟，基本革除了盛唐五律在复古观念影响下轻视偶对、导致对仗往往略欠精严的弊病。在七律方面，大历诗人亦多有所推进，能够摒弃初唐七律的堆凑，并打破五律规范的制约，探索出专属于七言的对偶形式，这就为贞元、元和诗坛七律的繁荣起到了奠基的作用。
杜甫、元结则推动了大历戎昱、卢纶、李益等诗人对时事的关注和在诗中的表达。戎昱曾谒见杜甫并受到杜甫的礼遇，其《耒阳谿夜行》一诗更是题为“为伤杜甫作”，体现出他对杜甫的崇仰。受杜甫影响，他的创作也多关注时事和民生疾苦，并体现出类似的思考。其《塞下曲》继承杜甫《前出塞九首》中的反战思想，对长年累月的战争给人民带来的灾难，寄予了深刻的批判。《苦哉行》中“彼鼠侵我厨，纵狸授粱肉。鼠虽为君却，狸食自须足。冀雪大国耻，翻是大国辱”，又以比喻的方式讽刺肃宗向回纥乞兵之举，这也是来自于杜甫《留花门》一诗针对乞回纥兵而发的“修德使其来，羁縻故不绝。胡为倾国至，出入暗金阙”的主张。戎昱对时局的关注，虽多有步趋杜甫之迹，但他对民生疾苦的同情，对唐王朝穷兵黩武***治的批判，则代表了杜甫影响下大历诗坛现实主义的一种趋向。在这种趋势下，其他诗人也多有关注现实的作品，如卢纶《逢病***人》：
行多有病住无粮，万里还乡未到乡。蓬鬓哀吟古城下，不堪秋气入金疮。
相比起戎昱直抒胸臆式的议论，此诗则更加带有一种婉讽的色彩。诗中展现出一位生病***人万里还乡、为伤痛折磨的情景，反映出诗人对战争的否定态度。但诗人并没有直示这种不满，而是通过描写个体苦难的瞬间，并以一种深刻的身体痛苦感受的传达，来揭示战争对人民的残害。又如李益的《夜上受降城闻笛》，也表达出一种厌战的情绪，但相比起戎昱、卢纶等诗人，李益诗歌的现实批判色彩则较轻一些。李益创作边塞诗，多有追摹盛唐的痕迹，如《从***北征》《听晓角》等，反映出大历时期由感时伤事转而追摹盛唐的另一种趋势。
安史之乱与开元至大历之际诗风演进的关联中，盛唐长安风气是重要的一环，其在开元天宝之际的递变，使盛唐诗风萌生出一些新的因素。安史之乱的爆发使长安风气遭到终结，却使这些新的因素得到迅速的开启，以杜甫、刘长卿、元结、钱起等为代表的诗人在这种释放中纷纷崛起，他们的创作实践又影响到大历诗坛的创作，并为元和诗坛的中兴积蓄了力量。这种破与立，恰恰是安史之乱对唐代诗坛造成的最为深刻的影响。
注释：
[1]陈铁民：《唐代的诗坛中心与诗人的地位及影响》，收录于《唐代文学研究》（第八辑）第91页，[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2]王 勃：《春思赋》，载《全唐文》（卷一七七）第1799页，[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版。
[3][4]李珍华、傅璇琮撰：《河岳英灵集研究》第117、191页，[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版。
[5]张 说：《洛州张司马集序》，载《全唐文》（卷二二五）第2276页，[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版。
关于风的诗篇4
张振民的诗集《我的黑夜比你长》，我认真地读了两遍。其中有些诗篇吸引我反复阅读。总的印象是，他的诗有着浓郁的生活气息，激情澎湃，想象丰富，充满豪气，魅力独具。首先打动我的是，他以赤子情怀写出的那些关注社会、关注民生、关注现实的诗篇。
先看诗集开篇的第一首诗《植物园》：“遍地杂草／竹子与树，丁香花的夜语／池塘的露宿，千万双眼睛居然扑捉不到／一缕来自民间的风俗”，“园内有建筑／草木苍生，落地为户／拍一拍胸膛，敢问八面来风／这众多生长的楼舍／算不算植物／又有几块闲田被美丽罩住”。字字句句凝结着诗人对生态环境遭受破坏的担忧。面对公共灾难，诗人以强烈的责任心和义务感去主动担当，用诗歌去呐喊去动员去警示，这在当今这个诗人越来越关注内心关注自我的时代，在当今诗歌界形式主义盛行的氛围中，十分难能可贵。诗集中像这样的诗篇还有《怀念，麻雀》、《急》、《枯泉》、《沙尘暴来了》、《失事》等。《怀念麻雀》，写“麻雀没有了”对“风和日丽走远了”的遗憾，《急》，写天旱无雨对雨的期盼，《枯泉》，写泉千无水对水的眷恋；《沙尘暴来了》。写风暴肆虐对小草的挂牵。《失事》写飞行灾难对生命脆弱的慨叹……令人震撼最大的，是那篇名为《生长》的诗，“所有的风不一定都能指示方向／每一阵雨不一定都能共享／望远镜看到的并非全是风光／被***口瞄准的不一定都是死亡／有一个地方／爱情正在生长”。“还有一个地方／爱情不可以生长／贫穷和饥饿，恐惧与惊慌／而且，我的黑夜比你长”。诗人采用了对比的手法，写入与人的悬殊，写在贫穷和饥饿的土壤上，爱情不可以生长。这与电影《被爱情遗忘的角落》所传递的主题有异曲同工之妙。经过二十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的经济社会建设有了飞跃的发展，然而，诗人用心关注着现实，关注着发展中的不协调，关注着和谐社会建设中的矛盾和问题，他把眼光聚焦于弱势群体，以对社会性苦难的终极追问和人道关怀，用诗的形式记述自己对社会问题的观察与思索，倾诉自己作为一个知识分子的生存焦虑与公共关切，使人从中感受到诗人的心灵和着时代脉搏的律动，诗也由此获得了厚重的时代感和历史感。
新鲜的感觉和联想，是张振民诗集留给我的第二个突出印象。诗中有很多新鲜的诗句；“把山挪挪／把水挪挪／在枯萎的草地上踱一踱”(《民间烟火》)。“一阵风来／我的脸和水一起耸动”(《一滴水掉进水桶》)。“风把诗歌吹进黄河／诗歌／一碗水半碗泥地流着”(《风吹诗歌》)。“那是很大的一片／来自春天的森林，青山、草原／她凹凸的缎面像皱褶的毛毯／阳光下，一挂就是一天”(《绿野》)。“黎明后／太阳提着遗物／像一艘驶入生活的航母／带着风和日丽行走”(《经典》)。这些取象新颖，构思奇特，意趣盎然的诗句，个性独具，意味悠远，其实，诗人与诗人作品之间的差别首先在于对事物的注意和捕捉的不同，也许这个诗人所注意的正是那个诗人所忽略的。再是产生的联想不同，第三是表达方式的不同。因此种种，便有了不同的个性与特色，张振民诗中那些新鲜的感觉和联想，多是和大自然的山、水、树相关联。诗人习惯于渗入社会现实的内容，突出山、水、树的崇高感、神圣感，正像诗集中那首《植树》诗中说的那样：“我的心全靠满天的绿阴支撑／就像我的生命全靠青山和水支撑”。诗人的诗也同样是靠山、水、树等形象支撑。诗人把山、水、树写得有血有肉，把自己和它们融为一体。作为写实的诗，能写出如此境界，真是不可多得。
诗风豪迈大气，是张振民诗集留给我的第三个突出印象。“雷说／再唱一段／把天空唱响些／把小路唱弯”，速首《雷说》钢气硬朗。“收割机闪进麦地／头发说短就断了”，这首《刈麦》诙谐风趣。十年结一颗酸果／十年结一颗涩果／十年的苦果，十年／你还是你／我还是我／就像钢轨展开的两条长长的胳膊’。这首(《辛店十年》)激情奔放。节奏铿锵，……，骨力的豪健不仅来自于语言的豪放，更来自于诗思的开阔和境界的邃远，人们常说“文如其人”，张振民的诗正如谢明洲先生所评论的：“着实深印了他生命的影子”。
著名学者唐先生曾说：“一个文学家可以不写小说，不写剧本，甚至也可以不大懂得理论，却不应该不懂诗。”“诗是艺术的同义语，它是文学中的文学”。我对此也抱有同样的见解。因此，对于诗人我是由衷地敬重的，特别是在无论从外国还是中国的角度看，人类的诗的时代，诗作为文学主要体裁的时代，都已经过去了的现实条件下，张振民却依然在执着地追寻和坚守着这片精神家园，特别是他依然以一种强烈的历史责任感，在商品经济大潮的一片喧嚣中，沉下心来，把眼光聚焦于最普通、最弱势的人群，将诗植根现实的土壤，认真写出心灵深处的东西，真是难能可贵了。《我的黑夜比你长》已是他的第七本诗集，他正值盛年，未来的路一定会越走越宽……
关于风的诗篇5
【关键词】 胡风 编辑思想 七月诗派 《七月》 《希望》 "旗帜意识"
七月诗派的形成和发展离不开《七月》、《希望》这两个一脉相承的刊物，更离不开胡风这位创刊人。甚至可以这么说，七月诗派的形成和发展其实直接受到胡风编刊思路的重要影响。胡风的编辑思想对七月派的创作指导可以简单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作为一本杂志，《七月》以刊物的面貌出现，却竟然成为一个流派的发轫，这在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几乎是绝无仅有的，其重要原因之一便是《七月》创刊伊始便形成可一个相对稳定的、具有共同倾向的作者群体。这一点编者胡风功不可没，胡风不仅仅组织团结了一大批持有共同创作倾向的作家队伍，而且在编刊过程中敏锐发掘新人新作，着力发现和培养新生创作力量。胡风不但受到鲁迅晚年的器重与信任，同时也形成了一套非常完整和科学的文学创作理论体系，对历史、对文学、对鲁迅，都发展出属于自己的独特见解。
因此，具有***姿态的胡风在青年作者群中始终享有很高的威望。他以精神导师的面目出现，带着极大的热情关怀和鼓励着一批又一批刚刚走上文学创作道路的年轻人（据统计，七月诗人在七月派有关杂志上发表作品时年龄一般都不足20岁），而他自成一家的诗学理论对年轻人有着强大的吸引力和指导意义。胡风大量发表青年诗人的作品，并对他们的作品随时给予中肯的指导和评价，对这些文学幼苗茁壮成长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一时间，他主编的《七月》丛书、《希望》、《七月》等杂志，及相关刊物，几乎已经成为文学青年寻求梦想实现的伊甸园，胡风对青年作者的热情和关爱，给很多诗人都留下了深刻印象。诗人牛汉曾回忆说："我到华北***区以前，把我的全部作品(诗)寄给胡风，我内心十分崇敬他的。那是一九四八年夏天，从北京寄到上海，他看到后颇欣赏，替我编了一本集子《彩色的生活》"①。诗人绿原多年后也满怀感激地提到："一九四二年,胡风先生从香港回到桂林，为我出版了第一本诗集，那就是《童话》。他为纪念七月抗战而创办的文艺刊物《七月》早已停刊，这位一贯热心培植新诗的理论家和诗人正着手编印《七月诗丛》，《童话》就是那个诗丛中的一个生客"②。这些青年诗人对胡风所持有的感情上的亲和力，源自于胡风对锐气十足初露锋芒的青年诗歌爱好者的用心爱护和培养，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之间的关系近似于师生情谊，但却比师生之间的感情要深厚得多。这些文学青年自心甘情愿地以胡风为楷模，不但在各自文学创作上，更重要的是在群体精神气质上，逐渐形成了七月诗派所独有的艺术个性和精神品格。
当时，如田间、东平、孙钿、鲁藜、天蓝、冀访、阿垅、邹荻帆、曾卓、绿原、牛汉、路翎、化铁等一大批文学爱好者和文学作家团结在胡风的周围，他们写小说、写报告文学、写诗，涌跃地向《七月》和《希望》投稿，积极主动地保持着同一的创作态度。《七月》、《希望》具备半同人杂志的形态，也就是说，它的基本撰稿人有着大体一致的创作倾向，当然了，这些作家有自己的看法，向他们根据自己创作的美学观点选择刊物，而他们对《七月》等刊物的青睐，也证明了其与胡风精神上的联系。
其次，胡风虽然是一位编辑，但他更是一名诗人，也是一名学者。
因此，胡风在具体的编辑实践中有他自己的严格的选诗标准。胡风主张把作诗与作人看成是一致的，认为诗人要把诗的品质等同于人的品质。他还主张作者要勇于直接面对生活，只有与生活没有距离的诗作才能既真实地反映斗争生活，又搏动着诗人的心灵和时代的脉息。胡风认为诗应当从生活中来，诗是现实生活的艺术升华等等……从这些散见的言论中我们可以看出，胡风特别强调诗歌创造应保持情绪的自然状态，反对矫揉造作的诗歌创作。他非常反感那些空虚的作品，认为作者的感情只是一种浮在生活表面上的兴奋，并不是对人民的生活内容感受到的内在的要求。同时，胡风还警示诗人们，不要为了表演某种概念而制造出作品中的形象，而是应该从自己所深知的现实人物的性格中熔铸人物形象。关于这个问题，绿原曾回忆说："在写作方面，我当时脱去了《童话》时期的天真和明朗，一度热衷于一些雕琢而又朦胧的意象，胡风也是几次来信，叮嘱我注意保持情绪的自然状态，不要把它揉了又揉，揉到扭曲的程度……。正是这样，我陆续写出了一些仿佛从心里流出来的***治抒情诗，大都由他编在《希望》上发表了"③。
胡风是一位编辑家，但他同时又是一位诗人。"很少有编辑像他那样具有敏锐的诗的审美能力"。他曾在文艺论文《田间的诗》中敏锐地指出："诗人的力量最后要归结到他和他所要歌唱的对象的完全融合。在他的诗里面，只有感觉、意象、场景的色彩和情绪底跳动……诗不是分析、说理、或者是新闻记事，应该是具体的生活事象在诗人的感动里面所搅起的波纹，所凝成的晶体"④。应该说，胡风的这些观点确属行家之言，他提出了诗歌创作中所涉及到的诸如感觉、意象、场景的色彩和情绪的跳动等一系列问题，这些犀利的言论对七月诗派的创作和发展具有指导和规范作用，勿庸置疑是正确的。然而，优秀的理论必须通过具体作品来检验理论本身的正确程度。如果没有作品来印证，再完美的观点也只是一种理论形态。"艾青、田间以及后来的七月诗派，当时在***的影响和感召下，为苦难的祖国和人民写诗，各自发生了激越的、真诚的、充满血肉气息的声音，这首先是他们的艺术生命活跃在神圣抗战的洪流中的表现，但作为一个流派来看，这些不同的血肉之音形成一个合唱，则又不能说同胡风作为《七月》编者和文艺理论家的一些主张和要求完全没有联系"⑤。
最后，胡风独特的"旗帜意识"对七月派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胡风是一位优秀的理论家，同时也是一位重要的诗人，但编辑工作的极度繁忙使他很难有机会为文学青年们创作太多的诗歌作品作为学习的样板，年轻人的创作冲动需要更多的创作实践和艺术经验。因此在胡风理论的引导之外，七月诗派的青年作家们迫切需要树立创作上的导师作为旗帜。于是，胡风选择了艾青，并想方设法把他推举成为到了七月诗派的创作旗手。胡风对艾青诗歌才华的发现非常之早，早在艾青出版诗集《吹芦笛的诗人》时，胡风就曾经为他写过评论。艾青也十分感激胡风对自己的推重，并一直是《七月》杂志的重要作者。艾青大部分代表作，如《雪落在中国的土地上》、《乞丐》、《北方》、《向太阳》等等，都是在《七月》上面发表的。于是，胡风有意使艾青这位才华横溢的诗人成为七月派诗人的榜样和楷模，让他的优秀创作成为七月派瞻仰的生动旗帜。就日后艾青的文学成就及其对七月派的影响而言，艾青与胡风珠联璧合，确实对七月诗派产生了不可估量的作用，担负起了这一崇高的历史使命。那么，胡风是如何推行他的旗帜意识，进而把艾青推举成为七月派的旗手呢？首先是采用连续传播的手段，集中时间连续编辑出版艾青的诗作、诗论，由艾青主持回答文学爱好者的文学问题，发表关于艾青的文学评论等，这么做的目的是为了强化诗人艾青的形象。艾青是"七月诗丛"中少数几个连出两部诗集的作者，也是在《七月》上发表诗作最多的一位诗人。胡风的做法非常成功，既巩固了艾青在广大文学爱好者中的地位，又为青年作者们提供了鲜活的创作实例，以至于后来七月派的很多诗人都承认受到艾青的影响，如绿原、牛汉等。绿原曾在20人集《白色花》的序言里，对艾青这种率先垂范的领头精神做了这样的概括："中国的自由诗从'五四'发源,经历了曲折的探索过程，到30年代从沉寂的书斋里、从肃穆的讲坛上呼唤出来，让它在人民的苦难和斗争中接受磨炼，用扑素、自然、明朗的真诚的声音为人民的今天和明天歌唱，这便是中国自由诗的战斗传统。本集的作者们作为这个传统的自觉的追随者，始终欣然承认，他们大多数是在艾青的影响下成长起来的"⑥。由此可见,胡风的这种旗帜思想已经得到充分的体现。
同样受到胡风如此礼遇的还有七月诗派的另一位诗人――"领头雁"田间。胡风对于这位落魄的诗人非常欣赏，想方设法向大众推介他的诗歌作品。田间陆陆续续在《七月》发表了30多首诗，特别是《给战斗者》一诗，可以说是妇孺皆知。作为七月诗派的旗手之一，田间同样影响了团结在《七月》周围的许多诗人。牛汉就曾经说过："田间昂奋的激情、奔跑的姿态，只有短促而跳跃的节奏才可相应地表现出来……田间当年的诗是健壮而红润的，粗励的语言有很大的爆发力，我有两三年光景沉醉在他的战鼓声中"⑦。由艾青和田间对七月派年轻诗人产生积极影响可以看出，胡风的旗帜路线是非常成功的，对七月派的形成和发展可以说是功不可没。
总之，作为《七月》和《希望》两本重要刊物的主编，胡风像辛勤的园丁一样精心呵护着这两个七月诗派的重要阵地，精心呵护着团结在这个阵地周围的一大批文学青年。胡风独特的编辑思想既有力地促进了七月派成员的创作，又及时地避免了创作上的偏差。在胡风的"主观战斗精神"的理论旗帜下，现实主义诗歌流派――七月诗派才得以健康而勇敢地向前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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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风的诗篇6
论文摘要：本文试对竞陵派诗歌本质论、创作论、风格论、鉴赏论作一鸟瞰，以其发现其合理性之一面。对真精神、清、厚、活物等诗学概念及其相互关系作一阐述，以界定其具体内涵和价值。
在流派众多、争斗激烈的明代，竟陵派“另立幽深孤峭”【】]之宗，一时“海内称诗者靡然从之。”l。他们评点的《诗归》，人们曾“家置一编，奉知如尼丘删定。”【其影响达“三十余年-[43。然而，清代以后，竞陵诗学使被摈弃垢病，斥为“狂诞”[、“浅率”[，甚至日为“鬼趣”[、“兵象”[。直至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其诗歌和诗学才重为人所重视。竟陵派针对公安派粗俗、浅率之弊，提出了“真诗”的主张。其阴柔审美趋向是中国诗学中与阳刚并行互渗的一极，体现了华夏美学中阴阳协调贵中和的精神，清与厚两极正是竟陵诗学在此方面的表现。其诗学上承沧浪、后启渔洋，针砭时弊，“以厚为诗学以灵为诗心”[。]，有着独到精深的见解，本文试从其对“真诗的追求；“清”与“厚”美学范畴及其关系，以及“诗为活物”的诗歌鉴赏论等方面进行论述。
一
“真诗者，精神所为也，察其幽情单绪，孤行静寄于喧杂之中，而乃以其虚怀定力，独往游于寥廓之外。钟惺这段最为人熟知的名言揭橥了其诗学理论的核心，即文学的本质在于创作主体感情的抒发，“作诗者一情独径，万象具开，口忽然吟．手忽然书，”所作即是真诗【1。真诗这一提法屡见于明代诗学理论。如李梦阳说：“予之诗，非真也。…出之情寡而工之词多者也。”[1。]屠隆说：“世有心溺圭组，口胃烟霞，其言虽佳，其味必短。何者?为其非真也。。他们提出的看法无非是要求诗作有作者个人的真情实感。而钟惺说的真精神则是指“引古人之精神，以接后人之心目，使其心目有所止焉，如是而矣”[】竟陵派的诗学理论，真诗有两个方面，一则近似公安派，要求独抒性灵，有自己的独特感受；二则是其所言性情不尽同于公安，而是要求诗歌表现的精神与古人合，具有人类千古共有的诗心。作诗必“务求古人精神所在”，[】就如施莱格尔所说的“诗的本分是再现永恒的东西亦即在所有时间和所有地方都有意味和美感的东西。”n这就给个人的情感以限定，体会到在艺术创造中表现出的情感不仅仅是简单的个人情感的胡乱发泄，要求艺术作品中表现的性情是经过诗人改造提高后符合人类大众共同的心理机制，能够使读者的阅读过程中产生一种与作者息息相通的情感，这种“诗意情感”才是真诗所产生的源头。如果作者不明白这一道理的话，一味泛滥情感，就会如同公安后学那样，“效颦学语，其究为俚俗，为纤巧，为莽荡。”]只能使诗歌变得俗不可耐。钟惺还说“见古人诗久传者，反若今人新作诗。……仓卒中，古今人我，心目为之一易-i：ls]。这恰如施莱格尔所说的“最老的过去的诗人是荷马，但在我们看来他也是以最生动、最清新的方式描写现在的诗人，每一个真正的诗人都是把自己的时代带入过去。”[】也就是说在阅读中读者与作者对话，彼此视界交融互换，诗歌中亘古不变之性情历历浮现在眼前，正如施莱格尔所言，诗歌“拥抱过去、现在和将来，真实生动地再现永恒而完美的时间。眦州在探索诗中的性情的历时性本质时，钟惺先于黄宗羲“有一时之性情，有千古之性情”的观点．提出何谓真性情的理论，是具有其独到的价值的。
竟陵诗论一向遭人诟病就是其“孤怀”、“孤诣-i：z1]-幽情单绪”[2，论者以为“把诗文创作引向一条更为狭窄之路”，“识堕于魔而趣沉于鬼”，[2实则此为一大偏见，钟惺所说的“幽情单绪，孤行静寄”、“虚怀定力眦。]与谭元春所说的“夫人有孤怀，有孤诣，其名必孤，行于古今之间，不肯遍落寥廓，而世有一二赏心之人，独为人咨嗟彷皇者，此诗品也”[2，实则来源于道家美学与禅宗思想，亦有独特的理论价值。
首先注意到他们说作诗要远离“喧闹”，要傲到“凡为诗者，非特此纳交也，所赏人诗者，非为我交好也-[zt]，指出“今诗人皆文人也。文人为诗，则欲有诗之名，则其诗不得不求工者，势也。……愚以为名无损益于诗，而盛名之下，使不善处名者，心为之不虚，而力为之不实。见诗出而名为之，是则诗而已。”[2b]这些见解都是针对源自中唐以后诗歌的俗化倾向，诗日益成为人社会交往的工具，作诗成为正统文人酬答应和的公事来说的。王国维说：“诗至唐中后叶以后，殆为羔雁之具也。叽诗逐渐“非诗化”了，人们学诗作诗不过为求名附庸风雅罢了。此种现象明代尤盛。诗人吴乔说：“诗坏于明，而明诗又坏于应酬。……唐人赠诗已多，明朝之诗，惟此为事。唐人专心于诗，故应酬之外，自有好诗。明人之诗，乃时文之尸居余气，专为应酬而学诗，学成亦不过为人事之用，舍二李何适矣!-e3o]竞陵之所以要追求孤怀，孤诣，远离市井，不能不说与当时诗歌为“求名、纳交”而滥作之风有关。
其次，钟惺、谭元春所学、广涉三教，对佛、儒尤有研究，钟曾著《如说》，谭曾著《遇庄》。因而钟、谭诗论也受佛道影响。宗炳主张“圣人含道应物，贤者澄怀味象。”刘勰主张：“陶钧文思，贵在虚静；疏瀹五藏，澡雪精神。”这些美学思想都提倡人们彻底从自己内心排除利益观念，离形去智，来观照万物的根源——道。钟惺所说的“孤行静寂于喧杂之中”正类同于“澄怀”。钟、谭亦受佛教思想影响，佛教所谓的“定”，是说要心定一境，不能散动，与钟惺认为创作者不能在喧氛中迷其智识，而要心定神闲类同。所以竟陵上述论点亦包含有关于审美心境的正确认识，正所谓“不孤不足以托想-e313。
其三，钟惺所说的“乃以虚怀定力，独往冥游于寥廓之外”，既指明了作诗要学习古人那样具有幽独特立的感情，说明在处理这种感情时要“伫然凝思，思接千载”，独往来于天地之间。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其用一“冥”字，这是指人的心灵在虚静冥想状态。通过“虚怀冥想”，诗人就可无拘无柬的漫游天地，去寻觅那真精神了。所以在下文钟惺说：“如访者之几于一逢，求者之幸于一获，入者之欣于一室。”纠据此看来，钟惺认为真诗的产生必先有孤怀——即独到的感情；中经虚静——排除外界功利干扰；再历冥想——即对自己曾经体验过的感情进行反复的观照，使之“行于古今之间”，以期对这种另具心眼的感情提高、升华成为竟陵派所言的“真性情”。冥想是个人的情感转化为真性情的关键。谭元春说：“冥心放怀，期在必厚。蚍踟此中冥心与放怀是一对矛盾，既要求诗人舒散怀抱，释放主体情感，又要求他冥心潜思，以达到竟陵派理想的审美风格——厚。由此可知，钟、谭十分清楚地认识到激情与冥思的对立统一关系，正如英国十九世纪诗人华兹华斯所说一样，一方面指出“诗是强烈感情的自然流露”es4]，可另一方面又强调诗“起源于在平静回忆起来的情感，诗人沉思这种情感直到一种反应使平静逐渐流逝，就有一种与诗人所沉思的情感相似的情感逐渐发生，确实存在于诗人的心中。成功的诗作从这种情形开始。”[35]也就是说简单发泄个人情感不是真诗，必须从凝神入思才能得真诗。当然，竟陵诗学关于真诗的理论成长于晚明那种变乱纷乘、道德浇漓的环境，必然折射出作家的心态和时代气息——过于强调幽情默想，但藉此就一笔抹杀其中所包蕴的丰富内涵，那么就过于简单化了。
二
竟陵诗歌风格论拈出“清”、“厚”二字。钟惺曾写道：“诗，清物也。其体好逸，劳则否；其地喜清，秽则否；其境取幽，杂则否；其味宜淡，浓则否；其游止贵旷，拘则否；夫日取不欲闻之语，不欲见之事，不欲与之人，而以孤衷峭性勉强应酬，使吾耳目形骸为之用，而欲其性情渊夷，神明恬寂，作比兴风雅之言，其趣不已远乎。36]钟惺在此处提出了诗体必清的观点，反对诗人周旋于“不欲闻之语，不欲见之事，不欲与之人”之中，其见解与前述求真诗中要求孤怀、孤诣是一致的。钟惺认为诗人具有孤怀、孤诣，其体到清，艺术风格与人格感情一致。在这里钟惺从自我那种由用世绝望后转向自我适意所形成的“冷如万年冰，纯如无字碑叽。]的孤傲人格境界出发，突出要求审美创造主体与其艺术作品风格一致性，并把自己性情所喜好的清幽风格当作诗歌艺术风格的绝对要求，自然有取径促窄之敝，导致这种观点的原因除个人与当时的社会因素外，还可以根源到中国封建文人柔顺的性格。在追求儒家建功用世理想受挫时转而龟宿在自我清高的圈子里以示***人格的共同心理品格，从这一方面说来，在强调风格即人的中国文学中表现出似钟惺所说的清幽风格的作品特别多，也难怪钟惺把其当诗歌的必然风格。
竟陵诗歌风格论富于理论价值的是“厚”。钟惺说“曹能始谓第与谭友夏诗，清新而不免于痕，……夫所谓有痕与好尽，正不厚之说也……至于痕则未可强融，须由清新人厚救之。”清新而有痕，当指清幽新奇，即如《四库提要》所说的“点逗一二新隽字句，矜为玄妙。”[38]钟惺看到一味追求幽奇，可能陷入空虚奇诡，以厚来补救。那么，何谓厚呢?在‘唐诗归》中钟、谭评点说：“初盛唐之妙，未有不出于厚者。”[39]“诗至中晚而衰，衰在淡，淡至极妙，而初盛之诗始亡。”e4o]“中晚之异于初盛，以其俊耳，刘文房犹从朴入。然盛唐俊处皆朴，中晚大朴处皆俊。文房氯有极厚者，语有极真者，真到极快透处，便不免妨其厚。州“看中晚唐诗，但当采其妙处耳，不必问其某处似初盛与否。蚍]“(曹鄄)此君艳诗好手，以快情急响为妙，而少含蓄，若含蓄则不能妙，选者无处着手矣。采其妙处，而其余当耐之，此看中晚诗法也。巩‘3]从上述评点分析：中晚诗风与初盛诗风相对，厚与淡相对，朴与俊相对，含蓄与快情急响相对，可见厚就是朴茂、含蓄、浑厚的风格。又如在《古诗归》中，钟、谭评陶渊明诗说：“储、王古诗极深厚处，方能仿佛陶诗。……古人论诗文日朴老，日清新，日雄浑，日积厚流光，不朴不茂，不深不清，不雄不浑，不厚不光，了此可读陶诗。竹[‘4]可见他们认为厚就是一种朴茂含浑的诗风。
从《古诗归》与《唐诗归》评点情况看，竟陵诗学特别推重苏李诗、《古诗十九首》、汉魏、陶渊明、储兴羲、王盂、高岑、杜甫沿袭下来的诗学传统，在评价时大都冠以“厚”、“极厚”字眼。由此得知，竟陵诗学传统虽然极力追踪清新自然的陶、王一派诗风，但从那种兴象玲珑，寄蕴淡远的诗风中发觉，如果诗中无味外味，象味象，一味新奇，就只能是：“同一妙语妙想，当其离心人手，离手入眼时，作者与读者有所落然于心目，而今反觉味长；有所跃然于心目，而今反觉易尽者，何故?落然者，以其深厚，而跃然者，以其新奇。”l|新奇的诗风***能一时咳人眼目，过后便觉味淡，深厚的诗风初时不引人注意，却能耐咀嚼。只有清且厚综合，方为上乘。
朴厚的风格由何而来?“厚出于灵，而灵者不能极厚。”灵指灵心，即作者的性灵。光有灵心还不行，要先“保此灵心”，后“读书养气以求其厚”。诗有“从名入，才人，兴入者”，这样“心躁而气浮”。而“从学入者，心平而气质。-e4e]钟惺认为作诗不仅要发见灵心慧性，更重要的是从学人手，养气以求得性情的陶冶，去其浮躁之病，气厚则诗必厚，这样，清与厚就能两者融合，相能益彰。
特别值得重视的是，钟惺主张诗不应该“由才人，由兴入”。诗不是简单的驰逞才力或感物吟志；不能单凭个人先天艺术创造的潜质而为，也不能单凭藉一时感情的激发，信口信手，自然成诗。诗只有本之以性情又干之以学力才能既清且厚，诗心需要的是个人的孤诣，经苦学深思升华以后的真精神。从某种角度来看，诗的清、厚关系，在钟惺那里又回到了个人独至之情与古今之真精神的起点上。有独至之慧心，方能清。有古今之真精神，方能厚。那种清而无痕、朴茂含蕴的诗风，就是由孤诣与真精神的统一而来。细观钟惺所言，在寻求真精神时所要求的是“孤行静寂于喧闹之中”，“虚怀定力冥游于寥廓之外”，在求厚的过程中，是不能从“名入、才入、兴入”，要“读书养气”，二者都要求作者摆脱功利因素的困扰，摆脱个人感情任意的渲泄；提醒诗人要读书、冥思，注意理性在诗歌创作中的指导作用，可以说竞陵诗学这种理论是对公安派后学率易诗风的深刻反思。这也是偏好清空的钟惺指出“厚”这一命题的真诣所在。总之，竟陵派的艺术风格论可以说是从其艺术本质论所派生而出的，有竞陵所说的真性情，则必有清厚诗风。
三
竟陵诗学的诗歌鉴赏论主要体现在对《诗经》阐释观上。明代《诗经》研究有四个学派，有墨守朱传派、兼采汉宋派、讲求古音派和创立新说派“。钟惺就属于创立新说派。钟惺吸取发汉儒董仲舒“诗无达话”的解诗方法，并对其作了比较充分的发挥。
“诗，活物也，游、夏以后，自汉至宋，无不说诗者。不必皆有当于诗，而皆可以说诗者，即在不必皆有当于诗之中。非说诗者之能如是，而诗之为物，不能不如是也。”[s们钟惺这段诗论很清晰地指明了在诗歌鉴赏过程中，读者不必完全回复到诗意的本意状态，读者可以凭借自己的理解在诗歌文本所营造的张力场中，充分发挥自己的感悟力，营造出一个新的读者心目中的文本，诗可以称为“活物”，是因为其中留有广阔的空间。后代的阅读者不断解读《诗经》，又不断地在解读中创造新的富有活力的不同于本文的《诗经》。钟惺看来，只有这样在历时性中永远拥抱未来，永远处于未完成状态的诗，才称得上经典，才能是真诗《诗经》本文只有一部，而“说诗者散而为之万，执一而用万-[s1]，既不脱离文本，又听从文本蓄意的召唤，这就是钟惺所提出的鉴赏论。
钟惺还具有针对性地批评了一些读者，他明言：“今或是汉儒而非宋，是宋而非汉，非汉儒尚是己说，则是其意以为诗之指归，尽于汉与宋与己说也，岂不隘且固哉?”5不论是汉儒、宋儒，还是后人参用己意，都不能作为诗之指归。注重知人论世，“每一诗欲指一人．一事者”的批评法易产生“意***谬见”重阐发微言大义。欲自立门户的批评法亦易产生“感受谬见”。只有不定于一尊，先“分其章句，明其训诂”，立足于文本的形式分析，使读者的鉴赏活动不至于天马行空。毫无限定。其次“神而明之，引而伸之，专其力，一其思，以达于古人；觉古人亦有炯炯双眸从纸上还嘱人。”5在文本与读者的双向交融之中完成鉴赏活动，创造出“第二文本”，而对“第二文本”，也不能执着，读者此时此刻创造的文本，至他el他时，则“趣以境生，情由el徙，已觉有异于前者”，“前后不可强同”，两者都不妨为一种解释。可见，钟惺认为经典作品的文本没有时间限制，后世不同时代都可对其进行理解和阐发，它的意义和价值在这种阐发中得到不断的发展，永无穷境的显示其时代价值和历史效果。如果要给“诗为活物”的活物下个定义的话，那么，活物就是指作品的生生不息的历史效果。
关于风的诗篇7
关键词：钱钟书；“诗分唐宋”；《谈艺录》
在中国古代诗歌史上，“唐音宋调”一直是个备受关注的话题，文论家们对唐宋诗优劣的争论更是此起彼伏。自严羽《诗评》中言“唐人与本朝人诗，未论工拙，直是气象不同”后，“分唐界宋，几成风气”，遂开启了后世唐宋诗之争的先声。后明代杨慎《升庵诗话》、今人缪钺《诗词散论·论宋诗》、钱钟书《谈艺录》、程千帆《古诗考索》等都对这一问题发表过议论。
钱钟书青年时期就对严羽的“断代言诗”说提出过独到的看法，即为“诗分唐宋”论。例如，在写于1932年的《近代散文抄》中，他认为所謂“唐詩”、“宋詩”的划分，不应基于时代（chronologically）之别，而是要考虑作品的风格（critically）差异，不可一概而论。《谈艺录》又专门论述“诗分唐宋”，主要观点是：一、反对以朝代划分诗歌，“唐诗、宋诗，亦非仅朝代之别，乃体格性分之殊。”二、主张唐、宋诗歌各有千秋，皆为古典诗学的典范，“唐诗多以丰神情韵擅长，宋诗多以筋骨思理见胜。”三、主张“论难一概”，唐宋诗如此，具体到诗人、诗作亦如此，一集之内，一生之中，诗风各异者有之。总的来说，“诗分唐宋”是钱钟书学术研究的一个重要的问题。目前，此说尚未引起学术界的普遍关注，相关研究成果也较少。
一、唐诗宋诗，乃体格性分之殊
严羽《沧浪诗话》中说：“本朝人尚理而病于意兴；唐人尚意兴而理性在其中。”钱钟书引用此句概括严沧浪的“断代言诗”说，并称“唐”、“宋”多为称谓之便，诗歌划分的依据主要不在朝代，而在风格，正如世上有两类性格之人，诗也分为两种风格。
“曰唐曰宋，岂仅指时代而已哉，亦所以论其格调耳。……杨万里《江西宗派诗序》云：“诗江西也，非人之江西也。”通识之言，可复易矣。”
钱钟书以江西诗人并非全来自江西，而是因其风格相似来说明以“格调”划分诗歌的准确性，正如：“非曰唐诗必出唐人，宋诗必出宋人也。”
钱钟书将“唐诗”、“宋诗”的审美特征归纳为：唐诗多以丰神情韵擅长，宋诗多以筋骨思理见胜，诗歌呈现出“高明”与“沉潜”两种不同的结构特色。这与希勒的“诗分古今”相类，而今人吴雨僧的《艮斋诗草序》亦持此说。德国诗人希勒论诗歌流派时，将诗分为两宗：“古之诗真朴出自然，今之诗刻露见心思：一称其德，一称其巧。顾复自注曰：“所谓古今之别，非谓朝代，乃言体制”；故有古人而为今之诗者，有今人而为古之诗者。”
钱钟书认为诗人的禀性有异，所作出来的诗歌也会呈现出不同的风格，大体“高明者近唐，沉潜者近宋”。他列举了以下诗人来佐证：唐代诗人中，杜少陵、韩昌黎、白香山、孟东野，实唐人之开宋调者；宋代诗人中，张柯山、姜白石、宋初九僧、四灵诗派，则宋人之有唐音者。若单纯从朝代上划分诗歌，则会抹杀了诗人与诗歌本身的风格特色，太过笼统，不够科学。
二、唐宋皆伟人，各成一代诗
钱钟书认为，“唐诗”、“宋诗”既是按照诗歌风格划分的概念，则无谓高低，正如蒋心余所说的“唐宋皆伟人，各成一代诗”。
钱钟书在《宋诗选注·序》中对宋诗做出公正的评价：整体说来，宋诗的成就在元诗、明诗之上，也超过了清诗。他对宋诗的优越之处主要有三点表述：
首先，宋诗用语助较前人“更以此出奇制胜”。钱钟书对王荆公诗中的语助评价极高：“荆公五七古善用语助，有以文为诗、浑灏古茂之致，此秘尤得昌黎之传。”其次，宋诗能“以故为新，以俗为雅”。钱钟书考证这个创作方法最先见于梅尧臣的信中，陈师道在《后山诗话》提及，但此信已无考。钱钟书将这一创作方法解释为：夫以故为新，即使熟者生也；而使文者野，亦可谓之使野者文，驱使野言，俾入文语，纳俗于雅尔。
因此，“以故为新，以俗为雅”又可称为“使熟者生，使文者野”，这与俄国形式主义理论家希克洛夫斯基（VictorShklovcky）的“陌生化”理论有异曲同工之妙。
另外，在诗歌内容方面，钱钟书认为，“若只就取材广博而论，宋人之视唐人，每有过之而无不及也”。同时，钱钟书也非常推崇宋诗的“以文入诗”、出奇制胜等方法。
三、一集之内，一生之中，诗风各异者有之
钱钟书认为一手之作可以兼容多种风格，这也是他的“诗分唐宋”说对严羽“断代言诗”说的精进之处。在《谈艺录·诗分唐宋》中，钱钟书用明代王世贞来例证此说。身为明代“后七子”领袖的王弇州主张复古，提倡文必秦汉、诗必盛唐，然而其前、后诗风各异。在他先前的诗文集《弇州山人四部稿》中，诗歌取材颇广，纵横开阖，很有气势，尽显“唐音”风骨，如《将***行》；而在后期的《弇州山人续稿》中，则“一变矜气高腔，几乎剟言之瘢，刮法之痕，平直切至”，与东坡诗韵相投，乃染“宋调”。
除此之外，钱钟书也提出“一手之作，诗文迥异”，“一人之说，是丹非素”的论点。钱钟书在《谈艺录》中论张籍诗文风格的差异：诗则平易自然，文则委婉深挚。再者，他在《谈艺录·赵松雪诗》中谈到元人诗、画的普遍差异：“元人之画，最终遗貌求神，以简易为主；元人之诗，却多描头画角，惟细润是归，转类画中之工笔”，可见，诗、文、画的风格，在同一时期、同一人身上，都可不同，这与苏轼的“诗画一律”大相径庭。
“诗分唐宋”是中国古代诗歌史上备受关注的重要课题。钱钟书发展了严羽等人的学说，提出诗歌分期不单是朝代之别，更应以风格划分；并言一集之内，一生之中可兼容各风；而“唐音”与“宋调”都各具特色，不分伯仲，其后元、明、清诗风虽不断变迁，亦不外乎“唐诗”、“宋诗”两种类型，不过花开花谢，谢而复开罢了。
总而言之，钱钟书对“诗分唐宋”这一诗歌理论的丰富作出了重要贡献，这也展现了一个诗歌理论不断完善与成熟的过程。钱钟书对“唐诗”和“宋诗”两类诗歌范型的辩证关照，又是对自南宋以来唐宋诗之争的一个精辟总结，在中国古典诗歌评论史上熠熠生辉。
参考文献：
[1]严羽，郭绍虞校释：《沧浪诗话校释》，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版.
[2]钱钟书：《宋诗选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年版.
[3]钱钟书：《写在人生边上；人生边上的边上；石语》，三联书店，2002年版.
[4]钱钟书：《谈艺录》，三联书店，2007年版.
关于风的诗篇8
【关键词】诗歌；语言风格；鉴赏
诗歌的语言“风格”是指由于作者的生活经历、艺术素养等造成的不同的创作特色。所谓语言风格，是指诗人在长期的创作实践中逐渐形成的独特的语言艺术个性，是诗人的个人气质、诗歌美学观念在作品中的凝结，是具有恒定性的区别于其他诗人的艺术特色。风格是多种多样的，不同的诗人、同一诗人的不同作品往往表现出不同的风格，我们在这里选几种常见的语言风格加以分析。
一、清新明丽
这种风格往往用清丽的语言来营造优美的意境，表达怡然喜悦的感情。其特点是用语新颖，不落俗套。清新一般是用在写景诗中，一般诗风比较亮丽，语言比较通俗，比喻新颖独到，包含着作者的喜悦之情。清新之风常见于山水田园诗人，如陶潜的诗的特点主要是平淡，有时候也不乏清新，而王维，孟浩然的诗则相对比较清新。如杜甫的《绝句》：“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窗含西岭千秋雪，门泊东吴万里船。”四句写了四种景色，有动景，有静景，色彩绚丽，语言清新生动。这种风格的诗歌往往用清丽的语言来营造优美的意境，表达怡然喜悦的感情。其艺术境界形如大雨过后的清清柳色、荷叶上颤动着的晶莹水珠。诗词用语新颖别致，景致清新明丽，不落俗套，给人一种清新美的愉悦感。
二、婉约细腻
这种风格往往体现出“曲、细、柔”的特点，曲径通幽，情调缠绵，表达感情细如抽丝。如朱庆馀的《闺意献张水部》“洞房昨夜停红烛，待晓堂前拜舅姑。妆罢低眉问夫婿，画眉深浅入时无？”字里行间留着启人联想、开人悟性的“空白”。诗贵有灵气，诗的灵气在于隽永，在于“字短情长”，其深意藏而不露。这种风格往往不把意思直接说出来，而是藏在形象中，让读者自己展开想象，思而得之。
三、豪迈雄奇
此种风格的诗，多用具有气势和节奏奔放的语言来塑造博大新奇的形象，营造恢弘阔远的意境，表现积极向上的思想感情。如《将进酒》，篇幅不算长，却五音繁会，气象不凡。它笔酣墨饱，情极悲愤而作狂放，语极豪纵而又沉着。诗篇具有震动古今的气势与力量，这诚然与夸张手法不无关系，比如诗中屡用巨额数目字（“千金”、“三百杯”、“斗酒十千”、“千金裘”、“万古愁”等等）表现豪迈诗情，同时，又不给人空洞浮夸感，其根源就在于它那充实深厚的内在感情，那潜在酒话底下如波涛汹涌的郁怒情绪。其诗中有歌的包孕写法，又有鬼斧神工、“绝去笔墨畦径”之妙，既非刻能学，又非率尔可到。通篇以七言为主，而以三、五十言句“破”之，极参差错综之致；诗句以散行为主，又以短小的对仗语点染，节奏疾徐尽变，奔放而不流易。
四、悲壮慷慨
此风格的作品，含思悲壮，出语高昂，充满着对时代的感慨，或雄才不得志于时，或时感时伤乱，忧国忧民，心中郁结，愤慨不平。如王昌龄的边塞诗《从***行（其四）》：“青海长云暗雪山，孤城遥望玉门关。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本诗虽然是“战地进行曲”，但所表现的并非好战的意识，而是体现深沉悲壮的生存力的较量，他对于英雄主题的发掘，达到了无人能及的高度。诗作首先将读者带进了绵延数千里的祁连山脉和青海湖之间，绝域的苍茫又通过连天的沉沉阴云表现出来。画面显得壮阔而苍凉。当时“青海”地区正是吐蕃与唐***多次作战的场，而“玉门关”外，则是突厥的势力范围。所以前两句的这两层渲染，使绝域深处的“孤城”之危令人胆寒。而“遥望”则含了无数期待。于是，戍边生活的孤寂、艰苦之感，都融合在悲壮、开阔而又暗淡苍茫的景色里。
五、沉郁顿挫
沉郁就是深沉蕴藉。沉郁的诗作者似乎有千言万语积压在胸，而后沉吟再三，勃发于笔端。如，处于盛世末期的杜甫，少时有雄心壮志，“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后来安史之乱爆发，国运衰微，加之仕途不济命途多舛，理想与现实的巨大差距也使杜诗诗风大有转变，趋近现实主义。而杜诗对意象选择的个性化，是杜诗语言的基础。常在杜诗中出现的意象，例如古塞、秋云、猿啸、残炬、急峡、危城、孤舟、落花、落日等自然景观，以及织女、老妇、老农、嫠妇等普通百姓，还有官吏、将***、恶少等权贵势力，都表现了杜甫对“中兴济世的热切，对淆乱乾坤的指斥，对横行霸道的愤慨，对漂泊流离的悲伤，对生灵涂炭的悲悯，对物力衰竭的惋惜，对博施济众的赞美”，而正是这些沉重情感的表达，使得杜诗的语言趋于“沉郁顿挫”。
另外，古代诗歌的语言还有朴素自然、含蓄委婉、幽默讽刺等等，这些也是近年高考中常常出现的题目之一，因篇幅的原因，我们不再一一详述。
参考文献：
关于风的诗篇9
关键词：悼亡诗 弥尔顿 苏轼
引言
语言文体学也被称为风格学，在现在的文学批评中，大多数的学者都将语言文体学作为一种重要的研究方法。在当下的各类文学批评中，语言文体学主要用来研究文本题材的相关特征、本质以及规律等等，它是介于美学、文艺学和心理学等等学科之间的文学批评方式，可以说语言文体学是较为综合的边缘学科。当下通过运用语言文体学从而对诗词进行研究已经成为了一种十分常见的研究手法，然而通过语言文体学对更为独特的悼亡诗歌领域的研究还较为浅显。在悼亡诗歌的独特领域中，弥尔顿与苏轼的悼亡诗词之间有着十分有趣的元素对比。就西方诗歌领域来说，对于表现爱情和死亡共融的诗歌元素是比较罕见的，而苏轼的悼亡诗则大多是我们所熟悉的。其中，弥尔顿的《悼亡妻》和苏轼的悼亡诗词之间同样表现出了一种十分深沉的、充满了诗人个人真挚情感的对亡妻的怀念与哀悼。这种元素使得我们能够通过语言文体学的批评方式对弥尔顿和苏轼的悼亡诗歌进行进一步的对比，从而体会到中西诗人对于悼亡诗歌的审美把握和表现元素。
一、语言文体学及其相关批评方式
语言文体学也被称为风格学，在当下的各种文学批评中，语言文体学主要用来研究文本题材的相关特征、本质以及规律等等，它介于美学、文艺学和心理学等学科之间，属于一种交叉式的边缘学科。在语言文体学的具体分析中，通常运用到了语言学理论和相关的方法来研究文本及文体中的包括语言风格、表达方式和表达效果。我们在对一部文学作品的语言文体学的分析过程中，通常是从研究文学作品的语言性质来入手，从而进一步结合文体学的相关理论和方法对作品的审美把握和批评理论等等加以分析。在语言文体学的研究过程中，往往都能够注重兼容语言学的研究方法方面的主观性和文学批评理论两个大的方面。
在对弥尔顿和苏轼相关悼亡诗词的研究中，语言文体学被运用到诗歌的领域，诗歌以一种全面和深切抒发作者感情的、表达丰富的想象的文学体裁，它常常以节奏感和韵律美体现出语言的特定排列，抒发思想情感。在对弥尔顿和苏轼悼亡诗歌的欣赏过程中，通过对语言文体学的相关介入，在赏析中能够避免局限在理解诗歌的内容，而同时兼顾了文体学批评的视角。同时，通过语言文体学的运用，进一步分析出诗歌篇章中的语言表达、意向、篇章等等主要的构成元素，从而能够帮助我们运用语言文体学对弥尔顿和苏轼的悼亡诗歌在语言的各个层面和结构上做出较为细致的对比分析。
二、文体学下弥尔顿和苏轼悼亡诗歌对比研究
（一）语音层面
在语言学相关理论中，语音是语言学研究的基础内容，也是构成语言学整体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文学文本中，语音和语义之间存在着一定的联系，通过这样的联系能够使得阅读的读者产生情感上的共鸣或者情绪上的起伏。在诗歌的语音方面，主要通过对音韵和节奏的相互结合而形成一定的表现。在弥尔顿和苏轼的悼亡诗歌中也常常有意安排一些富有韵律的语音来表达诗歌的语义和主要内容等。
在弥尔顿的悼亡诗歌《悼亡妻》中，通过对重音方面的把握和具体的运用，从而形成了他自己独有的悼亡诗歌的具体风格。弥尔顿在自己的悼亡诗歌中，有针对性地采用了十四行诗的表现方式，在英国十四行诗的表现中，较为基本的表现方式是采用五步抑扬格的特征。五步抑扬格运用在十四行诗歌中往往能够让诗歌显得更为工整，在节奏和韵律上朗读起来也十分流畅和上口，从而通过对具体音节的安排表现出抑扬顿挫的情绪起伏。在具体的诗歌中，弥尔顿在《悼亡妻》中的前几行就加入了相对较多的长元音，同时通过配合和辅助双元音的运用，共同使诗歌的表达更加有节奏感，在对长元音和双元音的运用上，口型表现为较大而圆。弥尔顿通过运用长元音和双元音的特色，使得整首诗歌在朗读过程中显得较为洪亮，发音较为圆润清晰，从而很好地表达出一种抑扬顿挫，尤其是表达哀悼情绪的悲伤情绪，从而表达出诗人的悲痛之情。同时，在诗歌的表现中，诗人弥尔顿也注重运用了较为短促的音节来表达一种即将要离去的激烈的感情和不舍的情愫，从而体现出一种哀悼的沉重主题。
在苏轼的悼亡诗歌中，则是通过中国古诗所特有的韵律来表达语音上的一种悲痛的情绪。例如，苏轼在《江城子》中，通过对韵脚的选择和对平仄之间的巧妙运用，比较贴切地表达出想要表达的情绪。在《江城子》中，苏轼很好地运用了声调之间的平仄配合，同时在声韵方面，也注重了一定的重复和运用。在声韵上，苏轼主要体现出了一种反复和相间的特色运用，使得整首诗在表现中体现出了一种循环往复的、哀婉复返的美感。在整首诗歌中，苏轼运用了一些独特的韵脚，加入对相同韵脚的运用，特别是在“行”、“妆”、“冈”等字的韵脚的运用中，形成了一种语音和语义之间的自然关系。在这些字的相同韵脚中，往往能够让读者感受到一种口型较为圆润扩大的状态，能够体现出悲伤的情绪，仿佛哀婉的哭诉一般，从而体现出苏轼悼亡词的悲伤内涵。
（二）语言风格的比较
弥尔顿和苏轼的悼亡词除了基本的语音上的比对之外，我们可以在语言风格上做出一定的解析。在语言风格方面，弥尔顿的诗歌是比较典雅的，尤其是采用了传统的工整的十四行诗的写法和排列方式，使得整个诗歌在形式上显得十分富有文采，这种文采同时体现出了一种具有民族特色和诗歌传统的古典美感，同时也使读者体味到一种十分雅致的诗歌感觉。对比之下，苏轼的悼亡诗词显示出的是另一种语言的美感，从语言风格的方面来分析，是一种接近朴实和真挚的状态。可以说，苏轼在自己的诗词所要表现的风格方面，更加突出地显示出了一种比较直接的、类似于陈述和白描一样的表现手法和风格，由此形成的风格能够让读者产生一种生活化的共鸣，对于苏轼想要表现的最朴实的对于亡妻的哀悼之情来讲，无疑是比较适用的，能够引起读者感情的共鸣。
在表现各自语言风格的过程中，弥尔顿和苏轼也分别注重运用了自己想要体现自我语言风格的词汇来构建其独具个人特色的语言风格。所以就构成语言风格的基本单位来讲，两位诗人在词汇的选用上也是比较用心和精致的，弥尔顿的悼亡诗在语言风格上呈现出一种典雅的整体感，相对应的，弥尔顿在词汇的运用上也是比较典雅和注意的，通常选用了一些十分雅致的词语，包括十四行诗中的一些古英语的运用，使得整首诗歌在风格的呈现上表现出了古典雅致的基本特色；苏轼在悼亡词中所用到的词汇则是平易近人的，在这样的词汇运用上，苏轼的词汇呈现出一种真切深刻的特点。这种真切深刻和平易近人，很容易使读者生发出一种感情上的共鸣，从而使苏轼的词在表现上具有了一种亲和力，读者在阅读到《江城子》的时候，总是会被“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等十分亲近而又充满了伤感气息的词句所深深触动，从而理解作者内心深处最悲痛的情愫。
（三）各有侧重的修辞手法
在诗歌的构成中，通过结合语言文体学的相关理论，我们不难发现，在弥尔顿和苏轼的相关诗歌中，通过各有侧重的修辞手法，从而表现出各有侧重的诗歌风格。在弥尔顿的《悼亡妻》中，诗人充分运用了有关于《诗经》中的故事来表达自己对于亡妻的无限哀悼之情，弥尔顿在诗歌的表达中，运用了关于古希腊神话故事的传说，从而将自己的妻子抬高到了一种较为明显的高度，表现出自己妻子的一种十分纯洁的、至高无上的爱情。同时通过引用经典的神话故事，也更容易让读者接受，对于诗人的妻子做出一种将其置身于神话故事中的深层的想象中，使得诗人的妻子发出一种圣洁的光芒。由此来分析，在弥尔顿的诗歌中，作者更多地运用了一种“用典”的修辞手法，从而使自己的情愫和妻子的形象达到了很好的融合和展现。
在苏轼的悼亡词中，相对弥尔顿喜欢用典的修辞表现，则更多地呈现出一种对于过去的回忆，对于将来***景的构建等等，我们可以称这种修辞手法为“示现”。我们在阅读苏轼的悼亡妻的诗歌《江城子》的时候十分容易被打动，不仅仅是因为苏轼善于运用平易近人的语言和亲切的感情共鸣，同时也在于苏轼通过特殊的修辞手法，让那些曾经美好的事物和***景展现在自己的眼前。苏轼在《江城子》中写出：“小轩窗，正梳妆”等十分详细的细节再现，加之配合了自己较为平易近人的语言，使得整首词在表达上显示出了一种将往昔的美好日子跃然眼前的景象，而这样的景象也能够打动读者的内心，使读者更随作者一起回忆往昔，再回到现实，从而将词所表现出来的十分深刻的悲痛更涂上了一层无以复加的哀婉。同时，“示现”的修辞方法中，词也变得更加富有人情味，拥有了常人所习惯的回忆与感伤，从而使得整首诗的悼亡主题得到升华，达到独具特色的效果。
三、结语
弥尔顿和苏轼在其各自的诗歌表现中，都不同程度地对悼亡诗倾入了自己的独特表达。在弥尔顿的悼亡诗《悼亡妻》中，更多地使用了长元音和双元音的语音配合，同时加上了古雅的语言风格和用典的修辞手法；而在苏轼的悼亡词《江城子》中，则体现出了诗人苏轼一贯的风格，在语言上体现出一种平易近人的语言风格，在修辞上则更多地运用了“示现”的手法，从而形成了具有苏轼特色的悼亡诗歌。通过对弥尔顿和苏轼的悼亡诗歌在语音、语言风格和修辞等几方面的比较，能够帮助我们更深刻地理解悼亡诗的主题和中西两位诗人的异曲同工之妙。语
参考文献
关于风的诗篇10
论文摘要：欧阳修与梅尧臣一生互为诗友，梅尧臣诗歌创作风格特点得到了欧阳修及时的总结和评价；欧阳修分析了梅尧臣诗歌风格早、中、晚三期的特点及其变化；其晚年《六一诗话》对梅诗“闲远古淡”的概括比较符合梅尧臣诗歌风格的总体特征。
梅尧臣在宋代诗歌史上有着极其重要的地位，陈师道称之为“开山祖师”。因此，历代学者、诗人对梅尧臣的诗歌多有评论。就其诗歌风格说，大多以“平淡”二字概括。“平淡”之说最早当见于欧阳修对梅诗的评价。后来，严羽在《沧浪诗话·诗辩》中说：“国初之诗，尚沿袭唐人，梅圣俞学唐人平淡处。””后世评诗者便以“平淡”作为梅尧臣诗歌的主体风格。欧阳修对梅尧臣诗歌风格的评价应是最为恰切公允的。因此，对梅诗的主体风格的认识当以欧阳修的评价为准。
一、欧阳修对梅诗风格的评价
欧梅二人一生互为唱和诗友，欧阳修对梅尧臣的人生经历、诗歌主张、审美理想以及诗歌创作情况最为了解，一生中对梅尧臣诗歌的评价也最多。元代至元二年刘性《宛陵先生年谱序》说：“宛陵梅先生以道德文学发而为诗，变晚唐卑陋之习，启盛宋和平之音，有功于斯文甚大。欧阳文忠公知之最深。既题其诗稿，又序其集，又序其所注《孙子》，又铭其墓而哀之以文。盖文忠公知先生，犹子房谓沛公为殆天授者，是岂容赞一辞哉。”葛立方《韵语阳秋》说：“欧公一世文宗，其集中美梅圣俞诗者，十几四五。……圣俞诗佳处固多，然非欧公标榜之重，诗名亦安能至如此之重哉。”可以说，梅尧臣诗歌的广泛影响在一定程度上得力于欧阳修的大力推介和评价。
欧阳修对梅尧臣诗风的评价，散见于欧梅唱和诗文以及二人往来的书信和序文中，现以时间为序择其要录之：
《七交七首·梅主簿》(天圣九年)：离骚喻香草，诗人识鸟兽。城中争拥鼻，欲学不能就。
《书梅圣俞稿后》(明道元年)：今圣俞亦得之，然其体长于本人情，状风物，英华雅正，变态百出。
《再和圣俞见答》(皇格二年)：嗟哉我岂能知子，论诗赖子初指迷。子言古淡有真味，大羹岂须调以齑。
《水谷夜行寄子美圣俞》(庆历四年)：梅翁事清切，石齿漱寒濑，作诗三十年，视我犹后辈。文词愈清新，心意虽(一作难)老大。譬如妖韶女，老自有余态。近诗尤古硬(一作淡)，咀嚼苦难嘬。初如食橄榄，真味久愈在。
《梅圣俞诗集序》(庆历六年)：其(圣俞)为文章，简古纯粹。不求苟说于世，世之人徒知其诗而已。然时无贤愚，语诗者必求之圣俞。
《梅圣俞墓志铭并序》(嘉格六年)：其初喜为清丽，闲肆平淡，久则涵演深远，间亦琢刻以出怪巧，然气完力余，益老以劲。其应于人者多，故辞非一体。
《六一诗话》(熙宁四年)：圣俞平生苦于吟咏，以闲远古淡为意，故其构思极艰。
圣俞子美齐名于一时，而二家诗体特异。子美笔力豪俊，以超迈横绝为奇，圣俞覃思精微，以深远闲淡为意。各极其长，虽善论者不能优劣也。
从以上列举的欧阳修对梅尧臣诗歌的评论中可知，他对梅诗的认识和评价是有阶段性的。
二、欧阳修评价梅诗的阶段性
欧阳修早期对梅诗的评价主要体现为明道元年的《书梅圣俞稿后》。对梅尧臣早期诗歌，他看到的是“顺物玩情为之诗”(梅尧臣《林和靖先生诗集序》)的特点。一方面认识到梅诗深得古歌诗使“天地人之和气相接”的抒情功能，使人读之可以喜、可以悲，是诗骚传统的延续，因此，说他“英华雅正”。另一方面也看到梅诗在“本人情、状风物”方面的高超能力。“变态百出”是指梅诗能根据表现对象的特征和表达情感的类型而极尽其妙，语言文辞上则清新自然。这是对梅诗早期创作风格的评价。可见，在欧阳修眼中，梅诗早期作品风格主体上是平淡的。
欧阳修的评价也符合梅尧臣的创作实际。明道元年以前，梅尧臣跟随叔父梅询出入于湖州、襄州、洛阳等地，后因门荫补太庙斋郎，出任桐城县、河南县主簿。因其早年顺遂的人生经历以及与达官显贵们诗文唱和交往，其心境相对平和。加之，梅尧臣少时作诗专学韦应物。韦应物山水诗风格“高雅闲淡”，其山水诗在景物选取与描绘上都表现出很强的写实性特征，总是将山川景物作为其仕隐生活的环境与情感活动的背景再现于诗中的，所以，其诗中的景物更接近普通人对自然山川的直观感受，意境创造也更接近客观自然。梅尧臣早期诗歌所表现出的对客观事物高超的表现能力，当与其从小学习韦应物诗歌有一定关系。从天圣、明道年间诗歌看，不论游观抒怀；还是写景状物，其诗歌皆能细致入微地表现人情物态，风格平淡自然。如《田家》日：“去锄南山豆，归灌东园瓜。白水照茅屋，清风生稻花。前陂日已晚，聒聒竞鸣蛙。”诗歌以闲适的心境描绘农民劳作的情趣，意境清幽淡远。又如“晓涨林烟重，春归野水平”(《依韵和载阳登广福寺阁》)、“水鸟静相依，芦洲蔼将晚”(《和希深晚泛伊川》)等诗句均传达出清幽淡远的山水之趣与诗人恬适闲雅的心境。为了做到写景状物的细致精微，梅尧臣早期诗歌就有学习韩愈诗歌技巧的倾向。如《黄河》诗，通过不断地视角变换来多角度表现黄河的奔腾气势，诗歌在风格上显得雄浑壮丽，行文也如黄河般流宕挥洒，气韵流转。《希深惠书言与师鲁永叔子聪几道游嵩因诵而韵之》则以诗歌的形式详细记录了谢绛等人游览嵩山的全过程，写景状物生动逼真，人物音容笑貌若在目前。谢绛看后，在其《又答梅圣俞书》中称：“自始及末，谓次游观之美，如指诸掌，而又语重韵险，亡有一字近浮靡而涉缪异，则知足下于雅颂为深。””这些诗歌都不同程度地表现出跌宕转折、变态百出的特征。可见，梅尧臣早期诗歌主要风格是平淡的，但是在平淡之余也开始表露出古硬的端倪。
欧阳修对梅诗中期的评价主要表现在庆历四年的《水谷夜行寄子美圣俞》和皇韦占二年的《再和圣俞见答》两首诗中。前诗一方面在与苏舜钦的诗风对比中突出梅诗“文词清新，心意老大”的特点，一方面指出近年来梅诗风格向古硬转变的事实，后诗则重点强调了梅诗“古淡有真味”的总体风格。
从欧阳修评价看，梅尧臣诗歌中期的主体风格应是“古淡”或“古硬”的。当然，古淡与平淡在审美内涵上是有一定区别的。平淡主要内涵是指诗歌中表现出创作主体平和淡雅的心境，诗歌形式上节奏舒缓，语言素淡。古淡在平淡中当还带有lfi雅精警的一面。从梅尧臣此期诗歌创作实绩看，欧阳修的评价还是比较客观的。景孝占元年到庆历年间，梅尧臣身居下僚。科举的下第，家庭的变故，官场的失意，加之此期宋王朝内部围绕边患和内***发生的各种***治斗争等因素对梅尧臣诗歌创作的影响，此期间，梅尧臣诗歌风格产生了明显的变化。宝元元年，西夏元吴称帝，大举进犯宋朝北境，诗人先后写了《襄城对雪》、《闻尹师鲁赴泾州幕》、《故原战》等关心国事的诗篇；长期的地方官经历，也使他写了像《田家语》、《汝坟贫女》等关心民生疾苦的诗篇。这些诗感情深沉愤激，语言清新朴实。当然，此期写得最多的题材还是诗人游观山水、写景状物的作品。诗人力求以闲适恬淡的心境去描写山姿水态，表达寄情山水之乐。为了更好地突出山姿水态自身的宁静淡远，诗人往往在开掘山水的意境方面下工夫，注重炼字炼意，使诗句更加精警秀美，从而达到平淡的境界。因此，此期山水诗在平淡中表现出精警峭拔的古硬风格。如“人闲绿波静，幽鹭插头眠”(《登许昌城望西湖》)；“浊泥留玉骨，疑是葬西施”(《梦与公度同赋藕花追录之》)；“夜火煮石泉，朝烟遍岩窟”(《采白术》)；等等。这些诗句是诗人通过苦心经营后而达到闲雅淡远境界的，于平淡中见出古硬劲峭，有时还能看出诗人刻意为之的痕迹。这也地体现了诗人求新求奇的创作追求，是其“意新语工”创作理想的具体实践。
欧阳修对梅尧臣诗风进行全面评价和总结主要体现在嘉祜六年的《梅圣俞墓志铭序》和晚年的《六一诗话》中。《梅圣俞墓志铭并序》是对梅尧臣一生诗歌创作的总结和全面评价。在该文中，欧阳修明确指出梅诗风格发展演变的过程：因为梅尧臣早年学习韦苏州，所以“其初喜为清丽，闲肆平淡”，这与前面“文词清新，心意老大”的评价是一致的。后来，其古体诗开始学习韩愈诗歌技巧，所以“久则涵演深远，间亦琢剥以出怪巧”，亦如庆历四年所说的“近诗尤古硬，咀嚼苦难嘬”。钱钟书评梅尧臣诗歌时说：“看来古诗从韩愈、孟郊、还有卢仝那里学了些手法，五言律诗受了王维、孟浩然的启发。”-7尽管欧阳修对梅诗间出“怪巧”的风格有所微词，但对其诗“气完力余，益老以劲”的古峭格力是大为赞赏的。最后对梅诗应人多而辞非一体的多样性也作了说明。
这篇序文既总结了梅诗的主体风格，又指出梅诗风格的多样性和发展变化的一面，可谓准确、深刻、全面，符合梅诗创作的实际情况。《六一诗话》中对梅诗的两处评价是从梅尧臣诗歌创作倾向于苦吟，注重构思和立意的创新性角度立言的。其“闲远古淡”的概括基本符合梅尧臣诗歌的主体风格，是比较全面、客观的。从梅诗创作实际看，直到嘉韦占前后梅尧臣人京为官，社会地位和生活境况都发生了很大变化，其心态也逐渐趋向平和通达，诗歌创作进一步突出了平淡和乐的特点。当然，其晚期诗歌在形式的平淡中还蕴涵着一种老成劲健的格力。所以欧阳修说他诗是“益老以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