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文网城镇化率篇1
城镇化率的概念和计算方法
城镇化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必然产物。城镇化是一个综合性概念，不仅是一个城镇数量与规模扩大的过程，同时也是一种城镇结构和功能转变的过程。具体表现为：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农业人口转化为非农业人口，即人口由农村向城镇转移；农村区域的不断减少，城镇区域的不断增加；劳动力、资金等生产要素由农村向城镇聚集，农业在国民经济中份额的下降及第二、第三产业份额的上升；城镇自身发展和素质的提高，即“城镇的城市化”；城镇功能对农村的辐射影响等等。从某种意义上讲，城镇化水平是一个国家现代化的重要标志。城镇化水平一般用城镇化率来表示。
城镇化率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城镇人口占其总人口的百分比。
其计算公式为：
城镇化率=国家（地区）城镇人口/国家（地区）总人口×100％
中国城镇化进入加速期
依据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公报，2010年11月1日零时，全国总人口1339724852人，其中乡村人口6.74亿人，城镇6.66亿人，城镇化率为49.7％，低于世界平均水平（2009年世界城镇化率为50.3%），这主要是我国长期存在的城乡二元结构所致。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镇化步伐明显加快。同1978年相比（见下表），中国城镇化率提高了31.8个百分点，平均每年提高接近一个百分点。“十一五”期间提高了6.7个百分点。这表明中国城镇化已经进入加速期。
城镇化率篇2
安徽理工大学 安徽淮南 232001
[摘要]城镇化是我国现代化建设的历史任务，也是经济社会现代化的重要标志。非线性饱和状态是人口城镇化率增长过程的特点，结合灰色Verhulst模型预测可以达到良好的准确性。经过预测安徽省城镇化率将持续较快增长，而带来的经济社会的问题需要引起重点关注并积极有效解决问题，抓住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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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人口城镇化率；灰色Verhulst模型；安徽省
Prediction of Population Urbanization Rate Forecast in Anhui Province
Abstract： the urbanization is the historical mission of modernization construction, is also an important symbol of economic and social modernization. Nonlinear saturation is characteristic in the process of urbanization rate of population growth， combined with the grey Verhulst model prediction can achieve good accuracy. Predict the rate of urbanization in anhui province after will continue rapid growth，and economic and social problem need to focus attention and positive and effective problem solving， seize the opportunity.
Key words：population urbanization rate；gray Verhulst model；Anhui province
1、引言
城市是社会文明进步的集中表现，城镇化是社会变迁与发展的直接动力和必然途径。中国的发展趋势将是新型城镇化为主导。中央围绕打造经济升级版和推进新型城镇化，从经济建设、制度创新等方面强化顶层设计[1]。安徽城镇化水平偏低，地区发展不均衡，需要加快推进城镇化发展进程，而且“十三五”期间，安徽非农人口将急剧增加，城镇化动力充沛。从目前安徽各市发展趋势来看，城镇化重要性越来越凸显，对城市发展规划的科学制定，重视小城镇的基础建设和公共服务，升级城镇布局系统，城镇化率快速增长，高效稳健推动城镇化进程，城镇化对安徽的经济进步，优化产业结构和社会进步起到重要保证[2]。
准确的预测城镇化率为城镇建设与经济发展提供重要引导，影响到住房用地、能源消费、统筹城乡发展等各个方面。相关专家学者建立了如Keyfitz模型、Rogers模型、扩充的Keyfitz模型和Logistic模型的城镇化人口动态模型。而这些模型收到线性预测模型制约，无法确保其预测精确度。灰色预测是通过对原始数据的处理和灰色模型的建立，发现和掌握系统发展规律，它对非线性过程的预测具有较好的适应性。Verhulst模型以面向具有饱和状态的过程为主，就城镇化率来说，其理论最大值是1，且到后期人口城镇化率增长会越来越慢，符合预测要求[3]。
2、安徽省城镇化率预测原理与过程
2.1建模原理
（7）模型精度检验。平均相对误差为0.0 0 3 2，小于一级标准（0.01），绝对关联度为0.9719，大于一级标准（0.90），均方差比值为0.032，小于一级标准（0.35），小误差概率为1，大于一级标准（0.95），因此，精确度非常高。
使用灰色Verhlust模型对安徽省未来五年的城镇化率进行预测，详见表2：
经过预测可知，2015年安徽省成长率将超过50%，并且将持续较快的增长。而伴随着城镇化率的逐渐提高，很多问题会日益显现，例如城镇人口扩张带来的住房就业教育问题、城市交通的承载量问题、能源消耗与环境污染问题、社会治安与社会保障问题等，这些问题将直接关系到每个城镇居民的日常生活。国家近日了《国家新型城镇化试点省安徽总体方案》，也将会增快安徽省城镇化进程。针对这些问题，需要提出并落实有效解决措施，使得安徽省城镇化进程更加和谐带动整体发展。
3、对安徽省人口城镇化分析和建议
3.1经济发展方面
城市的良性经济发展并解决城镇化带来的问题才是城镇化的关键，不仅仅是只提高城市户籍人口或非农人口的比重。城市经济的发展会吸引劳动力和资本，促进社会分工，劳动向专业化发展，提升价值，信息通畅和资源互惠可以降低制造成本。城市经济的外部经济效应：居民得到优质的教育资源和完善的医疗卫生条件，可以提高城市劳动力的质量；先进畅通的信息沟通、便捷的交通、完善的基础建设、发达的市场体系等有效得降低了企业的生产流通成本，提升了企业的经济效益和市场竞争力。城市经济同时具有扩散效应，发达城市可以有效影响邻近城市，促进周边地区的发展[5]。
3.2城市结构方面
城市化快速推进的事实，要求各地必须从自身的区位优势、资源禀赋、经济分工的角度走符合自身情况的城镇化道路。安徽省以“一带一圈一群”为核心，打造皖江城市带和合肥经济圈使其成为具有全国知名度的城市群，科学发展六大区域中心城市。推进一体化建设，提高与上海江苏浙江的产业升级、对外贸易、基础设施建设、生态环保等的合作进程，积极争取跟上长三角城市群规划建设进程中。推进合肥长三角城市群副中心城市建设，稳步提高合肥、芜湖、南京城市合作力度，共同进步发展。对省会合肥的现代化水平大力提升，打造具有较强竞争实力的城市组群，如芜湖马鞍山、安庆池州铜陵，推动蚌埠淮南一体化建设进程。挖掘池州、黄山旅游资源，提升国际知名度，使之成为国际化旅游城市。凸显皖南地区的文化生态优势。建造中国经济增长第四级，积极寻求与长沙、南昌、武汉长江中游城市的集群建设。
3.3***府管理方面
城镇化进程中必然会引起很多社会矛盾。为了有效应对出现的问题，***府需要创新有效的方法并将***策落到实处。通过转变***府管理模式，实现多元化管理。社会管理主体的多元化，以居民需求为导向，以为民、便民、利民为原则；在快速推进城镇化过程中，加强流动人口管理，完善配套设施，逐步推进城乡公共财***的一体化与均等化。城镇化内在要求提升居民综合素质并养成公民的意识，因此要大力倡导公民意识教育、社会公德教育和法律意识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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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1]赵在绪,周铁***,陶陶.我国城镇化成本研究进展与展望[J].研究综述,2014,38(6):91-96.
[2]陈俊峰,宋雨洁,钱永佳.当前安徽城镇化的发展困境与对策[J].中国名城(城市战略定位),2011,(6):21-26．
[3]曹飞.基于灰色Verhulst模型的陕西省人口城镇化率预测[J].西安石油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3):21-24．
[4]邓聚龙.灰理论基础[M].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02:300-310．
[5]蒋晓岚,孔令刚.“十三五”时期的新挑战、新机遇与新战略[J].区域经济评论,2015,(1):18-22.
作者简介
1荀守奎，男，安徽理工大学教授；2汪轩昌，男，安徽理工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硕士。
城镇化率篇3
近日，城市中国计划的“探索更为高效的地方***府投融资模式”项目报告（以下简称“报告”）指出，根据测算，在未来城镇化过程中，2020年，如果***府债务控制在60%以内，城镇化基础设施建设资金缺口或达20万亿元。
专家指出，由于在现有的地方***府投融资体制中，***府在市***基础设施建设中融资责任极大。为避免因此形成的系统性风险，应大力发展非债融资，拓展城市建设融资渠道。
据了解，城市中国计划由麦肯锡携手哥伦比亚大学、清华大学共同合作创建，是致力聚焦中国城镇化的***的公共-私营部门联合智库。
“在未来城镇化进程中，社会保障和市***公共设施将产生巨大的资金需求。”城市中国计划研究员李晓鹏表示，据2010年的《中小城市绿皮书》推测，到2020年我国城镇化率将达到60%，这意味着，期间将有2.5亿农村人口进入城市。“根据我们估算，如果将社会保障方面的开支剔除，传统基础设施投资需求大约在20万亿至30万亿元之间”。
除传统基础设施投资外，传统城镇化与信息化的结合，也将在城市基础设施领域创造出不少于10万亿元的投资需求。“如果加上城镇化所需的20万亿至30万亿元，到2020年中国基础设施建设资金可能需要30万亿至40万亿元。”李晓鹏说。
“与此同时，按照当前价格水平计算，如果中国***府债务规模控制在60%左右，则到2020年可新增的***府债务（按不变价格估算，含国债）不会超过20万亿元。”
李晓鹏说，在***府安全的负债空间范围内，我们预计，中国推进新型城镇化过程中，一般城镇化建设、农民工市民化成本以及信息化建设等资金缺口，大概在10万亿至20万亿元。
对此，中央财经大学财经研究院院长王雍君表示，10万亿至20万亿元资金缺口并不离谱。
李晓鹏同时表示，在现有的地方***府投融资体制中，***府在市***基础设施建设中融资责任极大，除负责环境保护、基础教育、公共卫生等纯公共物品提供外，还需铺设地下管网、公共交通、社会保险等。随着地方***府需要融资支持的领域不断扩大，其结果必然是债务成本和风险不断上升。
“我国是单一制国家，如果地方***府失去偿债能力，中央***府负有不可推辞的救助责任，而***府同时是银行体系的主要所有者和控制者，这就意味着，地方债务风险与银行体系安全和国民经济捆绑。”李晓鹏表示，由于融资主体的单一性，任何一个方面风险过大出现危机都会对整个***府支出和债务偿还造成影响，容易形成系统性风险。因此，应大力发展非债务融资，拓展城市建设的资金渠道，让社会资本参与建设，以避免***府融资责任过大形成系统性风险。
***财科所所长贾康也表示，在城镇现有居民中，有2亿多人长期居住，但是没有取得户籍，没有得到真正市民化待遇。而获得待遇不仅仅是户籍的问题，还需要有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比如基础设施建设就需满足老有所得、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包括就业机会、养老保障、教育条件、医疗系统，还需有住房保障。“所有的这些投入肯定是天文数字。因此，这就需要资金的支持”。
“而资金从哪儿来？”贾康表示，应利用多方合力，迅速打开资金支撑空间。他认为，未来资金将是由财***性资金、商业性金融资金、企业、民间市场主体的资本财力，以及一些可能加入公益性资金形成合力，形成PPP（公私合作关系）资助模式。
对此，国家***宏观研究院资深研究员刘立峰表示，值得注意的是，由于地方债务压力较大，地方***府已明确认识到应吸引民间资本进入。但在面对市场关系问题上，观念却未能转变，因此，虽想吸引但总是失败。“我前一阵去海拉尔印象非常深刻，海拉尔供水公司希望吸引民营资本，民营企业也愿进入，但谈了30多个企业后仍未成功，原因是认为民营企业要价偏高。”刘立峰说。
城镇化率篇4
关键词:土地资源;利用率;分配***策
中***分类号:S151.9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009-9166(2010)011(C)-0150-02
一、土地利用率
在一定的区域范围内,已利用的土地面积与土地的总面积(包括已利用的、未利用的闲置土地面积)之比,即是其区域的土地利用率。例如,某区域有一块100公顷的土地,已利用了80公顷,那么这个区域的土地利用率便是80%。分析某区域用地情况好坏,其中土地利用率是一个重要的指标。
二、城市土地管理
1、土地管理的内容
城市土地管理机关的各项工作项目。城市土地管理内容包括如下七个方面:(l)城市土地基础管理,即对城市土地资源的调查、评价与统计;(2)城市土地规划管理,即对城市规划区的全部城市土地进行全面的、合理的统一安排,确定城市土地利用目标模式;(3)城市土地开发管理,即在符合城市土地规划的原则下,改变城市土地原有的使用方式,经投资改造,提高土地的使用价值和土地利用的经济、社会、生态效益;(4)城市土地利用管理,即利用行***立法、经济技术手段,保证城市土地的充分合理利用,并对土地利用进行监督;(5)城市土地产权管理,即确定、变更和保护城市土地的所有权与使用权,办理土地征用,审批土地使用,处理士地权属纠纷,制止违法用地;(6)城市土地经营管理,即管理城市土地使用权的有偿转移,实质是管理土地资金的投入、补偿和增值,即土地资金的良性循环;(7)城市土地的效益管理,就是管理城市土地收益、主要是土地使用税的分配
2、土地管理的方针和方法
由国家制定的管理城市土地的方针。贯彻执行城市土地管理方针,加强城市土地管理,是整个城市管理的重要任务之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规定:各级人民***府必须贯倒执行十分珍惜和合理利用土地的方针,全面规划,加强管理、保护、开发土地资源,制止乱占耕地和滥用土地的行为。十分珍惜每一寸土地,合理利用每一寸土地,是我们的国策。因此,城市土地管理的基本方针应该是在国家计划指导下,采用行***的、法律的和经济的方法,做到合理用地,节约用地。
依靠经济力量,运用经济手段,按照经济规律的要求管理城市土地的方法,也就是运用经济杠杆实施管理。主要应用的经济杠杆有财***杠杆、金融杠杆、税收杠杆和价格杠杆四种。运用经济手段,特别是运用一系列与价值相关的经济利益范畴,作为经济杠杆来组织、调节和影响城市土地利用的经济活动,实现国家对城市土地的宏观控制,有利于城市土地的合理开发和利用,提高城市土地的社会经济效益。这是已被实践证明了的搞好城市土地管理的好办法。过去,由于忽视采用经济手段管理城市土地,因而给城市土地管理工作带来很多弊病,主要表现在无偿使用城市国有土地上。城市土地属于国家所有,国家在征用、开发土地过程中投人了大量的劳动和资金,用地单位和个人要取得城市土地使用权,就必须支付代价,而不能无偿使用,有偿使用城市国有土地,是国家的土地所有权在经济上的实现形式。城市土地有偿使用是用经济方法管理城市土地的核心。目前,我国有偿使用城市土地的做法有以下几种:(1)向用地单位或个人收取城市土地使用税(或使用费);(2)实行土地使用权招标、投标和拍卖;(3)国家统一征地,有偿出让土地,有偿转让、出租、抵押土地使用权。
三、中国城镇化土地利用率粗放
2009年中国城镇人口已达6.22亿城镇化率46.6%,中国城镇体系在逐步完善,以大城市为中心,中小城市为骨干,小城镇为基础的多层次的城镇体系已经形成,特别是城市群发展取得了积极的成效,中西部地区一些密集的城市群地区也在迅速发展。数据显示,截至2009年底,中国城镇人口达6.22亿,城镇化水平达46.6%,“十一五”以来年均增加0.9个百分点。
“十二五”期间,我国城镇化水平预计超过50%,进入城市社会。根据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在编制全国城镇体系规划期间的研究,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是我国城镇化转型发展的关键时期,未来10年至15年,我国仍将处于城镇化快速发展阶段,城镇化水平将年均提高0.8―1个百分点,城镇化快速发展的趋势不会改变。
随着城镇化水平的提高必然带来建设用地的扩张。目前,建设用地指标来源主要有两个,一是按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的进行批次供地,二是进行土地开发整理耕地指标置换。根据调查,我国目前耕地保有量只有19.14亿亩,为保证社会经济的正常发展,我国在2010年必须保有耕地19.2亿亩,按照《全国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纲要》,从2001年到2010年,全国还需安排非农建设占用耕地1850万亩,而我国可开垦的后备耕地资源数量仅有1.2亿亩,按60%的垦殖率实际开垦为耕地也只有7200万亩,考虑我国人口在未来30年持续增长的压力和经济发展对农产品需求加大以及土地报酬递减规律的影响,建设用地供需矛盾将越来越尖锐。
我国城镇建设用地除了在外延扩展上受到制约,在内部利用上也存在许多问题,主要表现在:
一是城镇建设利用率低,许多城镇盲目外延,土地利用粗放现象严重,据测算,我国城市单位土地面积的平均容积率还不到0.3,建制镇还不到0.2,城镇用地的平均产出水平同发达国家甚至是发展中国家相比都存在较大差距。
二是城镇建设用地结构不尽合理,与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不相适应。大城市“摊大饼”式的急剧外延扩张和过度分散的小城镇遍地开花的普遍存在,造成区域城镇规模结构不合理,与区域的社会、经济和环境发展不相协调。与此同时,在城镇内部,用地结构还有进一步调整,具体表现在道路广场用地、绿地、市***公用设施用地不足,大部分城镇存在住房紧张、交通拥堵、环境脏乱、各项设施不完善,工业用地等生产性用地普遍偏大的方面。
四、提高土地利用率的对策
1、加强法律法规的宣传力度
做好土地管理法律法规宣传,普及有关法律知识,增强用地者法制观念,提高群众对节约集约用地、保护耕地的必要性、重要性的认识。加大耕地保护工作的宣传,把保护耕地作为自觉行动,努力做保护耕地和抵制破坏耕地行为的带头人和主人翁。大力宣传村庄建设规划的实施给农民、集体、国家带来的好处和实惠。让农民了解规划的实施对于集约利用土地、提高基础设施效能、方便生产生活、改变农村陈旧、落后的面貌具有的重大意义,使新村建设规划深入人心。
2、严格执行新增建设用地供应***策
对商业、工业以及有两个意向用地者征地一律实行招拍挂出让;适度提高征地门槛,严格控制征地规模和范围,坚决禁止乱批乱建,随意圈占土地的现象;加强项目用地预审,对项目的投资强度、容积率、建筑密度等指标进行审查,促进土地集约节约利用。
3、采取相应的扶持优惠***策
对利用老宅基地建房的给予奖励或补贴,提高农民拆旧建新积极性。大力倡导“一户一宅”制度,对新建住宅且面积达到规定标准的,要自行拆除老房子,退还老宅基地。或者连房带地无偿交由本集体经济组织进行统筹安排。凡新建住宅后应退出旧宅基地的,采取签订合同等措施,确保按期拆除旧房,交出旧宅基地。落实相关***策和措施,新建、改建、扩建住宅,充分利用村内空闲地、老宅基地以及荒坡地、废弃地。凡村内有空闲地、老宅基地未利用的,不得批准占用耕地。利用村内空闲地、老宅基地建住宅的,也必须符合规定。
4、合理确定小城镇和农村居民点
引导城乡居民住宅按“统一规划、统一样式、统一建设”的发展模式逐步向小城镇和中心村集中。完善乡镇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科学合理编制村庄建设规划和旧村改造规划,新建规划点要按照“三避一高”(避地质灾害隐患点、避低洼地带、避水头,高质量建筑)的原则合理确定,防止新的地质灾害发生,危及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分区域确定2-3个标准房屋建筑风格,新建房屋一律按标准建筑样式建设,既满足新农村建设要求又能提高土地利用率。
5、加强闲置土地的处理力度
严格审查用地单位的用地效益和用地定额,加强批后监管,以法律、法规、合同为依据,及时掌握土地开发状况,督促用地单位按合同履行竣工时间和建设标准,加快已供土地的开发建设进度,防止土地闲置。建立健全闲置土地处置长效机制,立足长期监管,研究制定具有可操作性的闲置土地处置方案。加大农村闲置宅基地的开发复垦和开发利用力度,提高农村土地的利用效率。
五、严格控制大套户型商品房建设
2008年***府了《***关于促进节约集约用地的通知》。通知强调,要切实保护耕地,大力促进节约集约用地,走出一条建设占地少、利用效率高的符合国情的土地利用新路子。
要充分利用现有建设用地,大力提高建设用地利用效率。各地要在第二次土地调查的基础上,认真组织开展建设用地普查评价。严格执行闲置土地处置***策。土地闲置满两年、依法应当无偿收回的,坚决无偿收回,重新安排使用;不符合法定收回条件的,也应采取改变用途、等价置换、安排临时使用、纳入***府储备等途径及时处置、充分利用。土地闲置满一年不满两年的,按出让或划拨土地价款的20%征收土地闲置费。对闲置土地特别是闲置房地产用地要征缴增值地价。
要优化住宅用地结构,合理安排住宅用地,继续停止别墅类房地产开发项目土地供应。供应住宅用地要将最低容积率限制、单位土地面积的住房建设套数和住宅建设套型等规划条件写入土地出让合同或划拨决定书,确保不低于70%的住宅用地用于廉租房、经济适用房、限价房和90平方米以下中小套型普通商品房的建设,防止大套型商品房多占土地。
要加强对节约集约用地工作的监管,重点查处严重破坏、浪费、闲置土地资源的违法违规案件,依法依纪追究有关人员的责任。要将企业违法用地、闲置土地等信息纳入有关部门信用信息基础数据库。
六、加快土地有效利用率的改革步伐
修改《土地管理法》有几大难点,在这个***策出台的过程中有三个问题是热点和难点:一是集体建设用地流转范围,这是各界一直在研究和争论的问题。二是集体建设流转的主体,也就是谁是产权主体。三就是流转的收益分配。集体建设用地流转是关系到城镇化进程,关系到土地的节约集约利用,关系到城乡统筹发展,保护农民权益,使农民获得更多的收益的一个重大问题。中国1.67亿农民工已纳入城镇化统计口径。
中国城镇化的过程,也是消除二元经济结构的过程,构建城乡一体化发展格局,推进农民工市民化。这些农民工生活、工作在城市,却没有享受到城市居民同等的权益,也没有享受到他们创造的经济成果。应采取一定措施,使纳入城镇化统计口径的1.67亿农民工,有序地转移到城市。
作者单位:浙江工商大学杭州商学院
参考文献:
[1]袁丽丽.城市化进程中城市土地可持续利用研究[D].华中农业大学.2005.
城镇化率篇5
关键词：资产证券化 利率市场化 特殊目的机构（SPV）
资产证券化是20世纪金融市场最重要的创新之一。资产证券化的兴起与美国金融自由化的过程密切相关。回望20世纪60年代末的美国金融体系，前期高速发展的住房市场在金融体系内积累了大量长期贷款，金融机构资产负债错配严重；面对经济滞涨，美联储启动了利率市场化改革。然而在改革推进过程中，信贷机构的流动性出现严重困难。为了化解信贷机构的流动性风险、继续支持居民购房，美国***府推动了资产证券化产品的发展。
与美国70年代的情形类似，在当前中国利率市场化不断推进的进程中，银行负债的稳定性趋于下降，资产负债期限错配问题凸显。同时，庞大的信贷存量、日趋严格的资本约束，均要求通过资产证券化的方式盘活存量。资产证券化可帮助金融机构减轻资产负债表负担，提高资金流转效率；拓宽企业融资渠道，降低融资成本；丰富金融基础产品种类，为金融行业提供新的业务蓝海。“它山之石，可以为错”，本文系统梳理了美国资产证券化市场发展脉络，以供大家参考。
美国资产证券化兴起的背景：
利率市场化与金融机构资产负债表错配
美国资产证券化产品的产生、发展与房地产市场融资问题密切相关，而利率市场化进程中金融机构资产负债错配则起了催化剂作用。
（一）住房贷款资金不足，房地产刺激***策遭遇瓶颈
美国“大萧条”时期房地产市场和金融机构都遭受重创。银行等金融机构提供的住房贷款量急剧减少，且期限普遍缩短至3-5年，购房者又很难申请到再贷款。此外，州与州间经济水平、人口数量存在较大差距，但法律禁止银行等吸收存款的机构跨州经营，资金无法通过金融机构跨地区调拨。割裂的市场下，各州住房贷款规模、利率等差异巨大，低效的金融体系无法促进房地产市场发展。为此，20世纪30年代美国***府推出刺激房地产市场的一系列***策。
刺激***策以鼓励居民住房贷款为导向，因此解决贷款资金来源问题则成为***策持续的关键。考虑到金融机构可用于发放住房贷款的资金有限，1937年由***府出资成立了联邦国民住房抵押贷款协会（Federal National Martgage Associtation，简称Fannie Mae），即“房利美”。“房利美”属于***府机构，通过发行***府债券、短期票据等形式募集资金，从经联邦住房管理局（ ）等批准担保的金融机构处购买住房抵押贷款，为这些机构提供住房抵押贷款流动性，同时也将部分贷款打包出售给投资者。
二战后退伍***人增多，住房抵押贷款需求激增。1938-1948年，“房利美”共购买了约6.7万笔住房抵押贷款，但1950年仅一年购买笔数就达13.3万。随着住房抵押贷款市场的不断发展，特别是进入70年代后婴儿潮一代开始购房，仅靠“房利美”已无法满足美国金融机构发放住房贷款所需的资金。
（二）利率市场化改革启动，储贷协会资产负债错配严重，面临流动性风险
储贷协会和互助储蓄银行合称储蓄机构，主要集中个人资金满足家庭住房支出等临时需求，以填补商业银行在小额储贷市场的投放不足。1932年成立的联邦住房贷款银行委员会FHLBB是其主要监管机构，又被称为“储蓄机构的中央银行”。根据要求，储贷协会必须将大部分资金用于发放住房抵押贷款。
《1933年银行法案》（“Q条例”）规定，美国对利率实行管制：联储成员银行对30天以下活期存款不支付利息，其余存款利率不超过规定上限。20世纪30年代到60年代中期，美国经济外部环境稳定、利率较低，储贷机构经营状况良好；然而60年代后期通货膨胀高企，居民储蓄意愿不断下降。在这样的背景下，1970年美国启动利率市场化改革，首先取消了10万美元以上的大额存款利率上限。然而大量小额储户无法享受到这一改革红利，再加上当时短期国库券最小面值从1000美元上涨到10000美元，小额储户纷纷改投货币市场基金。在存款搬家、金融脱媒的大势下，存款类机构出现经营困难——储蓄贷款协会便是其中之一。
负债方面，储贷协会原有的融资途径已无法满足日渐增长的住房抵押贷款需求。吸收存款是储贷协会重要的融资方式，与商业银行相比，储贷协会吸收存款具有一定价格优势：由于不是联储成员，储贷协会一度不受“Q条例”管制；1966年颁布的《利率控制法案》将储贷协会纳入利率上限管制，但为了能够吸引资金进入抵押贷款市场，储贷协会的利率上限较商业银行高75个BP。在货币基金等产品竞争压力下，这种价格优势的竞争力十分有限。打包出售贷款是储贷协会的另一重要融资途径，但如前文所说，“房利美”作为住房抵押贷款购买方，其购买能力受制于自有资金规模、举债成本等，无法满足不断膨胀的住房抵押贷款市场需求。
收入方面，利率市场化进程中储贷协会陷入期限错配困境，流动性风险逐渐暴露。长期以来，储贷协会吸收公众短期浮动利率存款，然后将存款投入个人住房抵押贷款市场。30年期、固定利率、每月等额还款的贷款是美国最常见的房贷类型，储贷协会是该类贷款的主要提供者。储贷协会的收入基本被锁定，在存款利率上限不断被提高后，储贷协会利差收入日益缩小；住房贷款期限长，无法满足活期储蓄对流动性的要求。在严重的资金成本收益不匹配、期限结构失衡下，储贷协会陷入经营困境，部分机构出现亏损。
（三）成立***府信用担保机构，发行住房抵押贷款担保证券
为解决住房抵押贷款市场资金供求矛盾，1968年国会通过了《住房与城市发展法案》。法案旨在提高住房抵押贷款市场流动性，并允许发行住房抵押贷款担保证券（MBS）。
为配合MBS的发行，***府首先将“房利美”拆分为新“房利美”和“吉利美”（Government National Mortgage Association，简称Ginnie Mae）两家公司。“吉利美”是***府全资机构，专为住房抵押贷款证券化产品等提供担保，隶属于美国住房与城市发展部（Department of Housing and Urban Development，HUD），担保以美国***府信用为基础。而新“房利美”转变为上市公司，不再由***府全资拥有；公司仍致力于为经FHA等批准担保的住房抵押贷款二级市场提供流动性。为保证“房利美”同时实现股东利益和支持中低收入家庭购房的公共职能，***为其提供了2250亿美元授信，并由HUD监督其经营。改制后的“房利美”实质上仍拥有隐性的***府信用。
为进一步释放房地产市场活力，两年后的1970年，《紧急住房融资法案》授权成立了“房地美”（Federal Home Loan Mortgage Corporation，简称Freddie Mac）。“房地美”由联邦住房贷款银行（FHLBanks）成员所有，日常经营由联邦住房贷款委员会（FHLBB）负责，并最终于1989年公开上市； 其监管机构同样是住房与城市发展部（HUD）。“房地美”与“房利美”可购买的贷款进一步放开至未经FHA批准担保的住房抵押贷款，两者在性质上同属***府支持企业（Government-sponsored Enterprise，GSE），承担了确保住房贷款市场稳定性、流动性、可支付能力的职能。自此，完整的抵押贷款二级市场基本建立。
1992年，住房与城市发展部下成立了联邦住房企业监督办公室（OFHEO），专门负责监管“房利美”、“房地美”。2008年，美国***府接管“房地美”、“房利美”后，监管机构变为联邦住房金融局（FHFA）（见***1）。
***1 美国***府住房贷款监管体系
资料来源：华创证券
1970年，“吉利美”率先推出了第一单MBS产品——吉利美抵押贷款转手证券（GNMA），开启了美国资产证券化时代。
从现金流转付到资产池主动管理，
资产证券化产品交易结构推陈出新
（一）1970-1986年，早期资产证券化交易结构较为简单
1. 住房抵押贷款转手证券（MPT）：产品期限极其不确定
住房抵押贷款转手证券（Mortgage Pass-through Security，MPT）出现于1970年，由贷款资产池提供支持，偿付现金流来源于资产池中每笔贷款的每月还款额（见***2）。由于每月还款由借款人经证券发行人“转手”至该证券的投资者，所以又称为转手证券。出于避税的考虑，MPT采用信托型特殊目的实体（SPV）的形式发行，但这种信托在法律上禁止发行人对现金流进行任何主动管理，因此MPT期限与住房贷款本身期限高度匹配。
***2 MPT交易结构
资料来源：华创证券
1970年，MPT首年发行规模仅4.5亿美元，但1979年就已达到281亿美元，前十年的年复合增长率高达51.2%；1985年更是达到了1079.3亿美元的规模。尽管MPT广受市场欢迎，但它也存在着明显缺陷。首先，30年期限对于投资者而言，时间太长；其次，利率上升环境中提前偿还现象越来越多，而发行人不能对现金流进行再投资、再分配，使得MPT期限变得无法确定。
2. 抵押贷款担保债券（CMO）：首次引入分级思想
MPT不能对基础资产现金流进行再分配，为绕开信托在法律和会计方面对此的限制，抵押贷款担保债券（Collateralized Mortgage Obligation，CMO）应运而生。CMO不是严格意义的资产证券化产品，而是以一系列期限结构不同的MPT为担保发行的债券产品，不存在真实出售等资产证券化产品基本特征。CMO普遍采用分级形式，发行人得以对现金流进行人为管理（见***3）。
***3 抵押贷款担保债券CMO交易结构
资料来源：华创证券
CMO对抵押贷款市场产生了***性的影响。由于引入了分级设计，优先级现金流的提前偿还风险大大降低，产品等级得到了显著提高。通过CMO间接投资MPT的投资者群体大规模扩张，寿险公司、养老金等也纷纷加入CMO投资者行列。
更重要的是，通过CMO的形式，基础资产不再局限于抵押贷款，还可以是一组CMO的二次证券化，即CMO2。这种层层打包的形式，并没有改变原始贷款池的规模、风险，但随着衍生出的债券数量的增加，收益和风险被多次重新分配，源头已难以追溯。
CMO的局限性也十分明显：与资产证券化产品相比，缺少资产出售的担保债券本质是发行人的负债，其规模越大，发行人财务负担越重，资本金消耗越高，最终无法满足20世纪80年代美国房地产市场的高速发展。
（二）1987年至今，多档分级结构成为资产证券化的基本特征
1. 住房抵押贷款支持证券（MBS）：基础现金流可再分配
CMO给发行人带来的财务负担过重又无法享受信托的税收优惠，这成为资产证券化市场发展的绊脚石。1986年，经过多方努力，《1986年税收改革法案》中允许设立房地产抵押贷款投资渠道信托（Real Estate Mortgage Investment Conduit，REMIC）来发行资产支持证券，在享受信托税收优惠的同时，也允许对现金流进行主动管理。REMIC的出现，进一步推动了住房抵押贷款证券化的发展。REMIC型MBS通过将现金流分割为不同期限档次来解决提前偿还问题，但它也无法降低资产整体风险程度，只是将风险在不同级证券间重新分配。由于几乎所有的MBS都采用分级设计，有时也将REMIC信托模式的MBS产品称为REMICs。
进入20世纪90年代，分级设计越来越极端，出现大量高风险的奇异型REMICs。1994年2月，美联储提高利率以控制通胀。不到3个月时间内，奇异型REMICs价格暴跌，许多高杠杆的投资者破产，经纪公司拒绝做市，并波及整个REMICs市场。1994年，机构担保REMICs发行规模减少了2/3，降至1200亿美元；非机构担保REMICs发行规模减少1/3，降至630亿美元1。1995年进一步分别减少到240亿美元和110亿美元。直至1996-1997年，市场才逐步恢复，此时产品在设计方面已有大量改进。
2. 债务抵押证券（CDO）：资产池内产品可进行主动管理
在REMIC型资产证券化产品中，SPV作为一个空壳企业，唯一的资产是信贷机构销售的贷款包，唯一的负债是其发行的资产证券化产品。SPV本身不具备对贷款池的实际管理能力，服务人的权限仅限于收集、处理、再分配现金流。随着资产证券化业务的不断发展，更具创新性的产品——债务抵押证券（Collateralized Debt Obligation，CDO）产生。CDO也设立SPV，但允许发起人对基础资产进行实质性管理，即对资产池中的产品进行主动管理。根据基础资产的不同，CDO分为贷款抵押证券（CLO）和债券抵押证券（CBO）。
由于引入了分级结构，优先级较高的CDO产品获得的保障可以高于基金产品，因此CDO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受到广泛欢迎。1997年CDO市场发行额约为240亿美元，2006年已升至3320亿美元。
对于投资者而言，购买CDO产品的好处在于获取溢价的同时，可以达到多样化分散投资的目的。例如，CBO产品对应的基础资产是一个动态管理的债券池，投资者购买CBO相当于同时投资一组债券，有效分散了投资风险。同购买债券基金相比，CDO分级带来的信用增进效果是基金这种等份额设计所不具备的。
信用增级是资产证券化产品不可或缺的设计安排
信用增级是资产证券化产品的重要特征。美国常见的信用增级方法有内部增级、债券保险、母公司信用担保、备用信用证等，部分MBS拥有“房地美”、“房利美”等提供的类***府信用担保。
（一）内部增级
内部增级是最常见的信用增级方法，其主要形式是对资产证券化产品进行分级。发行人将现金流分为若干个优先级和劣后级，即A/B级结构。一旦出现违约，先由劣后部分吸收损失，从而保证优先级不受影响。举例来说，基础抵押贷款AAA级预期损失率约2.32%，则全部现金流的97.68%可获得AAA评级；基础抵押贷款中1.32%被评为AA级，则1.32%的现金流获得AA评级；余下的1.00%为B级，由发起人自行购买。内部增级的另一种形式是超额抵押，即基础资产池的规模大于发行资产证券化产品的规模，超额部分可用于吸收损失。
（二）债券保险
债券保险专门为债券可能发生的损失提供保险。当基础抵押贷款现金流不足以支付利息从而造成债券违约时，债券保险可提供损失补偿。通常债券保险人会对非机构担保债券提出一些要求，如建立准备金账户、安排超额抵押等。债券保险公司多具有AAA信用评级，经过它保险的资产证券化产品也获得同样级别的信用评级。
（三）母公司担保、备用信用证
发行人还可以选择由母公司提供信用担保。在这种情况下，资产证券化产品可拥有与母公司一样的信用评级。
备用信用证多用于短期产品交易，商业银行以信用证的方式为产品提供信用增级，相应地，产品可获得与该银行相同的信用评级。
这两种方式都未广泛应用。
（四）***府支持企业担保
对于RMBS产品，还有特殊的信用增级方式：由“房地美”、“房利美”和“吉利美”提供担保。其中由“吉利美”担保的产品具有与***府相同的信用，由“房地美”和“房利美”担保的产品，信用等级与美国***府非常接近。
资产证券化为金融市场注入新的活力
（一）资产证券化为美国证券业带来新的机遇
1. 投资银行负责协调法律、会计、税务等多方关系，并在产品设计创新中扮演关键角色
前文提到的对资产证券化市场产生***性影响的CMO产品，便是所罗门兄弟和第一波士顿在1983年为“房地美”创新设计的分级产品。CDO产品出现后，还有大量的证券公司、基金公司将持有的债券打包发售CBO产品，20世纪80年代以“垃圾债券”业务闻名的Drexel Burnham Lambert是该类业务的先锋：通过分级，它以一系列非投资级的垃圾债券为基础设计出了AAA级产品。
2.投资银行扮演承销商角色，为资产证券化产品定价、承销
一级市场承销收入是券商参与资产证券化产品的最直接收入。20世纪90年代，美国资产证券化产品承销量约占债券承销总规模的30%-40%；进入21世纪后，比例一度升至67.9%；在金融危机的影响下，资产证券化产品发行规模显著减少，承销占比也在2010年降至10.4%。然而近年来随着金融市场回暖，资产证券化产品发行和承销规模开始回升。2012年，摩根大通以281亿美元的资产证券化产品承销规模排名全美第一，占全市场的14.9%；巴克莱、花旗、美国银行紧随其后，市场份额均超过10%。
3.为保证资产证券化产品二级市场的流动性，投资银行提供做市、大宗交易的服务
从成交量看，资产证券化产品是美国债券市场上仅次于国债的活跃品种。近年美国债券市场日均成交量约8000多亿美元，其中国债、市***债、联邦机构债成交保持在5000亿美元上下，而MBS等资产证券化产品成交量约2500亿-3000亿美元，远高于公司债日均150亿-200亿美元的成交规模。
（二）资产证券化产品的信用增级安排拓展了投资者范围
无论机构风险偏好高低、负债期限长短，都可以在资产证券化产品中找到对应的投资档级。以相对规模最大的MBS产品为例，持有人有美联储、***、“房地美”、“房利美”等***府机构，也有银行、基金、保险、养老金等金融机构。
美国资产证券化发展之路的启示
从美国资产证券化市场发展的路径来看，有几点具有启发意义：
（一）资产证券化是美国支持房地产融资、解决贷款资金来源的盘活存量之道
长期以来，美国***府在住房贷款等方面对购房居民予以***策倾斜，极大地促进了房地产市场发展。随着适龄人口不断增多，金融机构仅依靠吸收存款、转让信贷等传统融资方式已无法满足日益增长的贷款需求。通过资产证券化将长期贷款资产盘活变现，成为化解房贷资金矛盾的最佳选择。
（二）利率市场化是资产证券化兴起的催化剂
20世纪30-60年代，美国通胀温和、利率稳定，储贷协会等金融机构经营状况良好。然而进入70年代，滞涨等问题倒逼联储启动利率市场化改革，此时储贷协会长期以来面临的资产负债错配问题被进一步放大，流动性风险上升，而其被赋予的支持美国房地产市场的公共职能又要求它必须为居民提供住房贷款。在这种背景下，发行住房贷款证券化产品成为必然选择。
（三）信托法律关系的创新完善是美国资产证券化大规模发展的充分条件
由于早期法律不允许对信托SPV的资产和收益进行管理，最初的住房贷款证券化产品采用“转手”形式，期限额度极不稳定。为了克服这一缺点，市场首先出现了以一系列转手证券为担保的普通债券产品，成功绕开SPV，实现现金流分级。随后又推动立法，允许对住房贷款还款现金流进行再分配。当基础资产范围不断拓展，又出现了允许对资产池进行主动管理的债务抵押证券。法律法规的演变丰富了资产证券化产品的交易结构，新的产品设计需求又反过来推动了立法的不断完善，两者相辅相成，是促进资产证券化产品大规模发展的重要因素。
（四）投资银行的持续创新和产品设计逐步优化了资产证券化产品的交易结构，使其在定价、风险等方面更能为投资者所接受
城镇化率篇6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城镇化进程快速推进。***数据显示，截至2012年底，中国城镇人口达到7.12亿，人口城镇化率提高到52.57%，达到世界平均水平。
多年以来，城镇化率（即城镇常住人口占该区域总人口的比例）一直是衡量各地城镇化水平的唯一标准；很多时候，不断上升的城镇化率，被直接视为不断提高的城镇化水平。
诚然，人口的城镇化是城镇化的核心，但它并非城镇化的全部。真正的城镇化应该包括四个方面：一、人口的城镇化；二、空间的城镇化、土地的城镇化；三、经济的城镇化、产业的城镇化；四、生活质量的城镇化。
在城镇化进程中，热衷于追求城镇化率，可能会带来一系列的问题。因为城镇化率并不是越高越好，城镇化速度亦非越快越好。城镇化的速度要和经济发展的阶段、工业化的程度、资源环境承载力、吸纳人口就业的能力必须相适应，否则会带来很多的社会问题。
对于近年来各地的城镇化，中国社科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所副所长魏后凯给出了九个字的评价：速度快、质量低、不协调，主要表现为：市民化的程度比较低，发展方式比较粗放，城乡发展不协调。
不再“以城镇化率论英雄”，提高城镇化质量，刻不容缓。
***的十报告明确提出“城镇化质量明显提高”的新要求，“坚持走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道路，推动信息化和工业化深度融合、工业化和城镇化良性互动、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相互协调，促进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
中国开始走进以提高城镇化质量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时代。
如何界定城镇化质量的内涵，科学评价中国的城镇化质量，明确各地区城镇化发展的差距和改进方向？
为此，《中国经济周刊》率先发出建立中国城镇化质量评价体系的倡议，并邀请中国社科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所进行专题研究，经过长期深入的调研、建模分析，联合推出《中国城镇化质量报告》（下称《报告》），首次尝试对城镇化质量状况进行系统的综合评价研究，同时推出“中国地级以上城市城镇化质量排名”，以期探讨城镇化质量提升的战略路径和具体措施。
如何评价城镇化质量？
城镇化质量是指在城镇化进程中与城镇化数量相对的反映城镇化优劣程度的一个综合概念，特指城镇化各组成要素的发展质量、协调程度和推进效率。
“尽管曾有很多人做过一些城镇化质量的评估，但目前还没有一个科学的、公认的定义。”中国社科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所副所长魏后凯认为，从本质内涵上讲，城镇化质量包括城镇自身的发展质量、城镇化推进的效率和城乡协调发展程度三个方面。从构成要素看，城镇化质量又可分为经济城镇化质量、社会城镇化质量和空间城镇化质量。因此，城镇化质量是一个综合的概念，它是城镇化各构成要素和所涉及领域质量的集合。
基于城镇化质量的内涵，在城镇化质量评价研究中，不仅要考虑城市发展质量，还要考虑城乡协调程度；不仅要考虑城镇化带来的文明成果，还要考虑为此付出社会、经济、环境等方面的代价。
为此，《报告》从城市自身的发展质量、城镇化的推进效率、城乡协调的程度等三个方面，构建城镇化质量评价指标体系，共有一级指标3项、二级指标7项、三级指标30多项。
城镇化质量排名前20位的城市依次为：深圳市、北京市、上海市、克拉玛依市、佛山市、中山市、东莞市、厦门市、苏州市、广州市、天津市、南京市、常州市、无锡市、大连市、东营市、舟山市、青岛市、杭州市、乌鲁木齐市。深圳市城镇化质量最高。城镇化质量排名后10位的城市依次为：乌兰察布市、临沧市、怀化市、梧州市、河池市、聊城市、达州市、揭阳市、昭通市、白银市。乌兰察布市城镇化质量排最末位。
对城镇化质量有着重要影响的，有如下主要指标：
人均GDP较高的城市，其城镇化质量指数大都较高。如人均GDP位于全国前三位的鄂尔多斯（17.51万元/人）、克拉玛依（12.14万元/人）、东营（11.64万元/人），其城镇化质量指数分列第48、4、16位；而人均GDP处于后三位的定西（5304元/人）、陇南（6457元/人）和固原（6874元/人），则分列第238、224、216位。
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越高，其城镇化质量指数就越高。如2010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较高的东莞（35690元/人）、深圳（32381元/人）、上海（31838元/人）等城市，其城镇化质量指数均处于前10位。而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较低的绥化（9468元/人）、伊春（10317元/人）、陇南（10623元/人）等城市，其城镇化质量指数也均处于200多位。
从市辖区人均一般预算内财***收入来看，城市财***收入能力的增强有利于***府促进产业升级，改善城市品质和公共服务，对提高城镇化质量具有积极的作用。如深圳、北京、上海等城市人均一般预算内财***收入均较高，而其城镇化质量指数分列前三位；而该指标处于后10位的城市中，有7个城市的城镇化质量指数在200位之后。
非农产业产值比重反映了城镇化进程中产业结构升级情况，是衡量工业化和城镇化的重要指标。非农产业的比重提高及其向城镇的集聚，将推动城镇化水平和质量的提高。如深圳、东莞、克拉玛依、上海等的非农产业产值比重较高，其城镇化质量指数均处于全国前10位之内；非农产业产值比重较低的黑河、绥化、临沧等后十位城市，其城镇化质量指数全部处于200位之后。
一般情况下，城镇居民恩格尔系数越高，表明居民消费结构层次越低，其对城镇化质量具有负向的影响。如恩格尔系数处于前10位的城市中，有5个城市的城镇化质量指数处于240位之后，还有三个城市在180位之后；而恩格尔系数处于后10位的城市，有5个城市的城镇化质量指数在100位之前。
人均财***教育支出越高，一般城镇化质量也越高。人均财***教育支出较高的前10位城市中，有7个城市的城镇化质量指数处于前10位。而人均财***教育支出较低的后10位城市中，有6个城市的城镇化质量指数处在200位之后。
单位GDP的SO2排放量越大，表明城镇化的环境代价越大，城镇化质量越差。统计结果表明，单位GDP的SO2排放量处于前10位的城市，其城镇化质量指数也较低，其中有5个城市在200位之后，另5个城市在100位之后；而单位CDP的SO2排放量处于后10位的城市中，有7个城市的城镇化质量指数在30位之前。
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用城乡居民收入比表示（农村为1），是反映城镇化质量的一个负向指标，即城乡居民收入比数值越大，城乡协调程度越低，城镇化质量也就越低。城乡居民收入比数值较大的前10位城市，其城镇化质量指数均在200位之后。而城乡居民收入比数值较小的后10位城市中，有5个城市的城镇化质量指数处于前20位，其中深圳、克拉玛依、中山、东莞位列前10位。
注：1 城镇化质量评价指标体系共有城市发展质量指数（权重40%）、城镇化效率指数（权重30%）、城乡协调指数（权重30%）等3项一级指标；另有二级指标7项、三级指标30多项。
2 因研究数据缺乏，本排名不包含拉萨市。
3 各指数数值均取小数点后四位。
本排名依据数据来源：286个地级及以上城市2010年相关数据，见各省市统计年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中国城市建设统计年鉴》、各城市统计公报、“十一五”和“十二五”规划等。
城镇化率高，城镇化质量不一定高
城镇化率虽然是衡量城镇化水平的一个核心指标，但与城镇化质量并不能简单画上等号。
统计数据显示，我国城镇化率排名前20位的地级以上城市中，深圳市（100%）、克拉玛依市（99.6%）、佛山市（94.1%）、上海市（89.3%）、东莞市（88.5%）、厦门市（883%）、中山市（87.8%）、北京市（86.0%）、广州市（83.8%）、天津市（79.5%）、南京市（77.9%）等11个城市的城镇化质量指数也处于前20位，这些城市的城镇化率和城镇化质量比较协调。
而乌海市（城镇化率第4位，城镇化质量第62位）、嘉峪关市（城镇化率第5位，城镇化质量第82位）、太原市（城镇化率第13位，城镇化质量第80位）、鹤岗市（城镇化率第14位，城镇化质量第186位）、伊春市（城镇化率第16位，城镇化质量第243位）、兰州市（城镇化率第20位，城镇化质量第104位）的城镇化质量则严重滞后于城镇化率，其他3个城市（珠海市、包头市、沈阳市）的城镇化质量也存在一定程度的滞后。
***4***片说明：城镇化率前20名城市的城镇化质量比较
东部城镇化质量明显高于中西部
总体来看，城镇化质量的地区特征主要表现在东部地区的城镇化质量显著高于东北、中部和西部地区，这与我国各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基本相符，即经济发展水平高的地区往往城镇化质量也较高，经济发展相对落后的地区城镇化质量也较低。
东部、东北、中部和西部地区城镇化质量指数的平均值分别为0.5419、0.4860、0.4632、0.4643。从城镇化质量指数排序情况来看，前20位中有17个东部城市（占85%），仅有1个东北城市和2个西部城市；而在后20位中，只有3个东部城市，有8个中部城市（占40%）和9个西部城市（占45%）。
《报告》显示，一线城市北、上、广、深中，深圳市、北京市、上海市分列前三位，这三个城市在城镇化推进过程中，其城市发展质量、城镇化效率和城乡协调程度三个分项指数排序均比较靠前。而广州却因为城乡协调指数相对较低而位列第10。
但在城镇化质量前10名的城市中，广东省的城市就有5个：深圳（第1名）、佛山（第5名）、中山（第6名）、东莞（第7名）、广州（第10名1。
***5：***片说明：分地区城镇化质量指数情况
注：分地区数值为各地区城市指标的平均值。
城市规模越大，城镇
化质量越高
除了地区特征，城镇化质量的规模特征也比较明显，主要表现在城市规模越大，城镇化质量越高。这主要是因为大城市往往集聚更多的资源，从而在城市建设、经济社会发展等方面对城镇化质量提升的贡献较大。
《报告》按照城区人口把地级以上城市规模等级分为五类：200万以上人口城市为超大城市、100～200万人口城市为特大城市、50～100万人口城市为大城市、20～50万人口城市为中等城市、20万以下人口城市为小城市。
城镇化率篇7
关键词：农民利益；新型城镇化；指标体系
基金项目：本文系北京市属高等学校高层次人才引进与培养计划项目（项目编号：IDHT201304079）；北京联合大学2013年思想***治理论综合实践暨大学生暑期社会实践项目的部分研究成果；2013年北京联合大学应用文理学院赴昌平区北七家镇城镇化调研实践团成员（排名不分先后）：张静雨、刘鑫玥、刘文泽、刘翰文、王立民、李旻昊、乔娜、王晓燕、邢燮阳、路顺、张博、刘珅、赵蕾、谢红霞，指导教师：张远索
中***分类号：F291 文献标识码：A
收录日期：2013年8月8日
***的十报告指出“解决好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是全***工作重中之重，城乡发展一体化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途径”，并要求“改革征地制度，提高农民在土地增值收益中的分配比例”。中央高层释放的这种***策信号，势必直接影响各地方***府后续的城镇化发展思路，将很大程度上修正以往城镇化过度追求速度和建设规模的传统做法。多次提出要推动“新型城镇化”，认为这是我国未来社会经济发展的主要引擎和潜力所在，同时强调新型城镇化是注重内涵的城镇化，是以“人”为本的城镇化。从既有文献看，关于新型城镇化问题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新型城镇化的概念解读、必要性、融资途径等内容上。如，苏北（2013）认为新型城镇化的“新”体现在均等化待遇、提升质量、因地制宜、城乡统筹、以人为本、产业支撑、土地征收等方面；周民良（2013）借用美国地理学家诺瑟姆的划分标准，认为30%～70%的城镇化水平为城镇化的加速阶段，而我国当前城镇化水平为52.6%，正好在此区间，处在城镇化的加速阶段，距离现代化的要求还有比较大的差距，非常有必要进一步推动城镇化建设；阳晓霞（2013）认为新型城镇化融资不能走以前的老路，需要创新多元化的金融工具，以满足金融需求。但就如何解决新型城镇化进程中的利益协调问题，尤其是农民利益保护问题，以及如果评价一个地方新型城镇化水平高低的指标体系也尚未建立。在此背景下，本文从农民利益保护的视角，探讨新型城镇化评价指标体系的问题，以期为***府部门制定和出台相关***策提供参考。
一、传统城镇化评价指标分析
在提出新型城镇化之前，有少数文献中也曾出现“新型城镇化”的说法，但其内涵与近来中央定位的新型城镇化还是有一定差距。2012年9月25日，在北京出席全国资源型城市与***工矿区可持续发展及棚户区改造工作座谈会时指出要“破解城市二元结构难题，走新型城镇化道路”，之后多次就新型城镇化做进一步深入阐述。因此，可以将2012年9月份之前的城镇化定义为传统城镇化。在传统城镇化阶段，各地方也曾经根据自身社会经济发展阶段和水平，制定了相应的城镇化评价指标。如，北京市在2005年召开《北京市农村城镇化评价指标体系及测评方法研究》课题研讨会，根据城市化的定义和内涵，该指标体系从5个方面选取了16项指标。5个方面是经济、社会、人口素质、人民生活、基础设施及环境；16项指标分别是：二三产业增加值占比重、城乡收入比例、小城镇人口密度、城镇人口占比重、非农产业从业人员占比重、每千人拥有医生数、养老保险覆盖率、合作医疗覆盖率、农民劳均受教育年限、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恩格尔系数、家用电脑普及率、人均年电力消耗量、使用清洁能源普及率、卫生厕所覆盖率、农村道路密度。
也有的学者设计出四级指标的体系，其中二级指标包括城市体系、土地集约利用、经济发展指数、城市舒适指数、城乡协调发展等五大方面，依次分别包括的三级指标有：城市数量、城市规模等级、城市职能；粮食安全、城市用地规模、城市空间效率；发展水平、发展效率；生活质量、社会服务、环境质量；城乡经济协调、城乡生活协调、城乡社会协调。四级指标则是更为详细的说明和规定。苏南地区的城镇化指标曾经包括以下内容：小城镇人口比重、农村非农劳动力比重、国内生产总值中三产比重、农村人均乡镇、企业工资收入、县城人均社会商品销售额、农村户均现代化设施价值、县城邮电强度、县城交通运输强度、农村每百人每天拥有报纸、农村千人拥有医生数、农村劳动力受教育年限、农村人口出生率等。
较近的研究纳入了更多的评价指标。有的地方将诸多指标进行分类，如“水平提高”类指标包括：城镇化水平、城镇化增长速度、城镇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城镇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增长速度、转移农村人口数；“经济发展”类指标包括：GDP增长速度、人均GDP、人均地方财***收入、地方财***收入增长速度、新增就业岗位、人均可支配收入、第二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第三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生活方便”类指标包括：人均道路面积、万人拥有公交车辆、用水普及率、燃气普及率、人均住房使用面积、千人拥有的医护人员、人均商业网点拥有面积、恩格尔系数；“环境优美”类指标包括：人均公共绿地、建成区绿地率、污水处理率、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空气质量达标率；“社会安定”类指标包括：社会保障覆盖率、高中教育毛入学率、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万人刑事案件立案数、登记失业率。
二、新型城镇化与农民利益保护
“新型城镇化”是贯穿于2013年两会的热词之一，被媒体视为“”体制的战略抓手。以往的城镇化在推动大规模建设、整体上改善民众居住条件的同时，也暴露出很多问题，比如强拆强征、逼迫农民上楼等，给和谐社会的建设带来负面影响。新一届中央***府领导人敏锐地发现了问题症结之所在，一方面指出城镇化的必要性，城镇化是内需最大的潜力所在，是经济结构调整的重要依托；另一方面又强调新型城镇化要换思路，有别于以往城镇化模式，杜绝大兴土木、圈地造城、逼农民进城上楼、推高房价等现象发生。两会后，在回答中外记者提问时指出“新型城镇化，是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城镇化也不能靠摊大饼，还是要大、中、小城市协调发展，东、中、西部地区因地制宜地推进。还要注意防止城市病，不能一边是高楼林立，一边是棚户连片。……尤为重要的是，新型城镇化必须和农业现代化相辅相成，要保住耕地红线，保障粮食安全，保护农民利益”。
一方面传统城镇化是以土地为核心的粗放型扩张模式，以物质资本大量消耗为驱动力，导致空间过度集中，环境严重污染，一些城市已经患上比较严重的“城市病”；另一方面不少地方***府过度依赖土地财***，为了以地生财，有强烈的圈地建设冲动。甚至个别地方***府与开发商勾结，强迫农民上楼，补偿标准过低或“口惠而实不至”，尤其集体土地在城镇化进程中的巨大增值利益部分，农民分得的比例过低。另外，很多农民没有一技之长，失去耕地和原有生计外，绝大多数人是靠补偿款度日，在通货膨胀加剧的情况下，加之部分农民无忧患意识，突击享受消费，很多人的生活质量是不可持续的。有地方实行了农民原有耕地入股等方式，进行分红，这是相对科学合理的一个措施，但现实中较少，而且分红较少且不稳定，这都给农民的后续生计带来潜在威胁。
三、新型城镇化评价指标体系构建
新型城镇化要求重视质量、重视生态，尤其要重视农民利益的保护。反映这些内容的具体指标这必将成为新型城镇化水平评价指标体系的重要组分。
在此思路下，新型城镇化评价指标可以参考以下内容：城镇化水平、人均GDP、城镇工矿建设用地产出率、人均可支配收入、城市道路网密度、用水普及率、燃气普及率、城市每万人拥有公交车辆、互联网普及率、人均住房建筑面积、人均公园绿地面积、城市建成区绿地率、城市空气质量优良率、城市污水处理率、城市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万元GDP能耗、万元GDP用水量、城镇新建建筑节能标准实施率、社会保障覆盖率、基尼系数。上述绝大部分指标在湖南省城乡规划委员会出台的标准里面有提到，并且做了进一步说明。但其出台时间为2006年，很多方面需要做一定调整，以满足评价新型城镇化之需求。
该套指标包含了传统城镇化指标，也包含了人均公园绿地面积、城市建成区绿地率、城市空气质量优良率、城市污水处理率、城市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万元GDP能耗、万元GDP用水量、城镇新建建筑节能标准实施率等反映生态质量的指标，同时包含社会保障覆盖率、基尼系数等反映社会公平程度的指标，间接表达了农民在转为市民过程中的利益的保障问题。但根据新型城镇化的内涵要求，该套指标还需要做以下两方面的调整：一是增加反映社会公平程度、农民转为市民进程中利益保障程度的指标；二是在计算最终指标综合得分时，提高那些体现保护农民利益、改善生态环境的指标所占的比重。
四、结语
新型城镇化是新一届中央***府致力于拉动国民经济、缩小城乡差距、改善农民生活条件的重大举措，其发展理念摒弃传统城镇化大拆大建、过度发展大城市、摊大饼似的重“建筑”的老路子，改为重视内涵、重视生态、重视农民利益保护，注重中小城市发展，注重城市与周边区域以及城市与城市之间的联动发展。在此进程中，评价各地方新型城镇化水平或业绩的指标体系有必要出台，而这种体系的建设，必须与新型城镇化发展思路相吻合，突出那些体现保护和改善生态、保障农民利益的指标数量和权重。
主要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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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阳晓霞.新型城镇化：钱从哪里来——两会代表委员们畅谈探索多元化融资机制[J].中国金融家，20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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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吴祖麒，王成福.苏南农村城镇化评价指标体系亟待修正[J].江南论坛，2003.9.
城镇化率篇8
中***分类号：F83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9255（2015）03-0029-04
一、现状与背景分析
***的十报告中全面论述了城镇化建设问题的重要性，强调要科学规划城市群规模和布局，增强中小城市和小城镇产业发展，加大统筹城乡发展力度，增强农村发展活力，逐步缩小城乡差距，促进城乡共同繁荣。2012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对城镇化的发展思路进一步明确，提出城镇化是我国现代化建设的历史任务，也是扩大内需的最大潜力所在，要积极引导城镇化健康发展。2013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特别新增了 “积极稳妥推进城镇化，着力提高城镇化质量”的经济工作任务。可见，城镇化建设已成为我国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历史任务，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实践中占据越来越重要的地位。而城镇化离不开金融的支持，一个国家和地区的城镇化进程和金融发展水平有密切的联系。金融支持是城镇化的主要资金来源，基础设施的建设以及农村劳动力的转移等都需要大量的资金支持。但是农村地区金融资源不足，严重制约了城镇化建设的进程。尤其是一些西部欠发达民族地区，经济基础薄弱，金融服务不完善，金融缺失严重，农民的资金需求无法满足，城镇化进程受到明显的制约。因此，研究西部欠发达民族地区金融发展和城镇化的关系，把握国家发展新型城镇化的历史机遇，完善欠发达民族地区的城镇化金融服务体系，实现金融发展与城镇化的相互促进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国内学者关于金融发展和城镇化的实证研究主要有：张正斌（2008）检验了宁夏1995-2005年金融发展与城镇化进程之间的关系，得出以下结论：宁夏的金融发展与以收入计量的城镇化率之间的相关性要高于与以人口计量的城镇化率之间的相关性，金融发展对城镇化的作用更多地体现在非农人口收入的增长上。[1]梁彭勇，梁平，任思慧（2008）运用面板单位根检验以及误差修正模型等计量方法，对中国 1986-2005 年东、中、西部地区的金融发展与城镇化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结果表明，中国金融发展与城镇化之间的关系呈现出明显的区域差异性。[2]周战强，乔志敏（2011）运用向量误差修正模型研究了1952-2009 年我国金融发展对城镇化的影响，得出以下结论：短期内金融发展对城镇化的影响不显著;但长期金融发展效率对城镇化的影响显著。[3]贾洪文，胡殿萍（2013）运用ADF检验、协整检验、因果检验等计量方法，考察了1991-2001年我国城镇化与金融中介发展指数、金融中介发展规模、金融效率之间的关系，得出以下结论：金融发展与城镇化之间相互影响。金融发展能够给城镇化进程带来积极的作用，城镇化率的提高在一定程度上也会对金融的发展有促进作用。[4]刘奕桐（2014）运用ADF检验、协整检验、误差修正模型、脉冲响应分析与方差分解考察了1980-2012年重庆市城镇化与金融发展的关系，得出以下结论：重庆市金融发展（金融规模扩大及金融发展效率提高）对城镇化进程有明显的积极作用。短期内金融结构的调整会抑制城镇化的发展，但长期对城镇化的促进作用比较显著。[5]吴雨佳，马广齐（2015）运用 VAR 模型考察了陕西省1978-2012年城镇化、产业结构与金融发展之间的关系，得出以下结论：城镇化、产业结构与金融发展之间存在着长期稳定的关系，城镇化率主要是依靠其自身发展，金融发展对城镇化率的影响影响不大，城镇化率仍主要依靠国家***策。[6]
综上所述，我国关于金融发展与城镇化之间的实证多是基于全国或某一个省份的数据进行研究，而欠发达民族地区由于其自身的特点，金融发展和城镇化进程有其独特的特征。因此本文在现有的研究基础上，以渝东南民族地区为例，旨在为欠发达民族地区金融支持城镇化发展提供经验借鉴。
二、渝东南民族地区金融发展与城镇化
关系的实证分析
（一）指标选取与数据搜集
本文选取城镇化率（城镇化率=城镇人口/总人口×100%）作为反映城镇化水平的指标，用UR表示;选取戈尔史密斯提出的金融相关比率（金融机构存贷款总额/GDP×100%）作为反映金融支持规模的指标，用FIR表示。样本数据的选取时间为2000年到2013年，共14组数据。以下所有实证均通过计量经济学软件eviews8.0完成。
（二）ADF平稳性检验
注：根据变量的趋势***和最小AIC准则确定检验类型和滞后阶数，Δ表示一阶差分。
根据表1可以看出，城镇化率和金融相关比率原序列的ADF检验值均大于10%的显著性水平下的临界值，因此，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上不能拒绝有一单位根的原假设，即原序列存在单位根，是非平稳的。而它们的一阶差分序列的ADF检验值均小于10%的显著性水平下的临界值，因此，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上拒绝原假设，认为一阶差分序列是平稳的。由此可知，城镇化率和金融相关比率序列都是一阶单整的。
（三）Johansen协整检验
由于城镇化率和金融相关比率序列都是一阶单整的，有可能存在协整关系。本文采用Johansen协整检验方法进行检验。
根据表2可以看出，在r=0的原假设下，迹统计量和最大特征值统计量均大于10%的临界值，即原假设被拒绝。而在r≤1的原假设下，迹统计量和最大特征值统计量均小于10%的临界值，即原假设没有被拒绝。因此，城镇化率和金融相关比率存在协整关系。
（四）Granger因果检验
城镇化率篇9
关键词：“长株潭”城市群；县域城镇化
中***分类号：F299.21 文献识别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6）009-000-02
“长株潭”城市群是***批准的首批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也是我国关于新型城镇化建设的新的探索和实践。改革开放以来，城镇水平不断提高，但城乡收入差距却也不断扩大。杨志海等人认为县域城镇化的推进能显著缩小城乡收入差距，而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反过来也有利于提高城镇化水平，两者呈现出良性互动关系。[1]目前，城镇化已成为拉动我国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引擎，我国城镇化的重点应放在以县域为核心的小城镇发展上。[2]本文选取“长株潭”城市群中发展最好的县域作为研究对象，分析在城市群地区的县域其城镇化发展的驱动力因素。城镇化的驱动力主要包括经济发展水平、产业发展、制度动力和利益动力，本文对驱动县域城镇化发展的因素细化到各个指标即包括：城镇化率（X1）、人均GDP（X2）、第三产业增加值（X3）、工业增加值（X4）和城镇固定投资（X5）。
浏阳，湖南省县级市，古属荆州，因县城位于浏水之阳而得名。浏阳市的数据来自1993年到2014年的《湖南省统计年》，为了消除变量的异方差和便于变量之间的长短期分析，本文对各项指标作自然对数处理。接下来将对浏阳市县域城镇化的驱动因子进行实证分析。
一、平稳性检验
将原始数据取对数后处理，用EVIEWS6.0软件做ADF检验，在将各个变量一阶差分后得出以下检验结果。（见表1）
从表1的检验结果可以得出，五个变量都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拒绝原假设，故六个变量序列都不存在单位根。可以得出人均GDP、第三产业增加值、工业增加值和城镇固定投资进行一阶差分后，都是包含截距项的平稳序列。
二、格兰杰（Granger）因果检验
从上述可以得到将取对数后的数据做一阶差分，可以得到平稳时间序列（ADF 检验已证实）。分别对X1（城镇化率）与X2（人均GDP）、X3（工业增加值）、X4（第三产业增加值）、X5（固定资产投资）分别做格兰杰（Granger）因果检验，检验时选择滞后期为1期、2期、3期、4期和5期五种情况，结果见表2。
在10%的显著新水平下，从浏阳市各驱动力因子与城镇化率的格兰杰因果检验的结果来看，可以得到如下结论：
X1（城镇化率）和X2（人均GDP）互为格兰杰原因，就是他们互相之间都是互相促进，共同发展，城镇化与经济增长是相辅相成的。
X1（城镇化率）与X3（工业增加值）互为格兰杰原因。人口向城镇的转移为城镇带来巨大的消费，直接促进产业发展。而工业由于集聚的要求通常集中于城镇地区，相应的，就业人口也不断转移到城镇从而推动城镇化进程。
X1（城镇化率）是X4（第三产业增加值）格兰杰原因，但X4（第三产业增加值）不是X1（城镇化率）的格兰杰原因。城镇化的发展带动第三产业的发展，但浏阳市第三产业不是促进城镇发展的主要原因。
X1（城镇化率）是X5（固定资产投资）的格兰杰原因，而X5（固定资产投资）不是X1（城镇化率）的格兰杰原因。城镇化的发展带动固定资产的投资，其中主要带动了城镇基础设施建设和房地产发展。而检验结果表明浏阳市***府对城市发展资源的配置未能有效推动城镇化发展。
通过以上实证分析，可以发现浏阳市城镇化率、人均GDP、工业增加值互相影响，呈长期稳定均衡关系。作为城市群中的县域，通过转移来自中心城市的制造业带动当地经济的发展，促使大量当地农民进入工厂工作，不仅带动了整体居民的收入增加，也提高了当地的城镇化率。这是城市群外部性一个正面的影响，也是作为浏阳市的一个区位优势。此外，城镇化率的提高带动了浏阳市的第三产业发展和带动固定资产的投资的增加，这主要是带动了城镇基础设施建设和房地产发展，以及与居民生活所配套的服务业的发展，但反过来并未促进城镇化率，说明当地还处在工业发展的最初阶段。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得出城市群通过产业转移带动县域城镇化的发展，但县域想要有长远的发展还需发展自身的产业，不能仅仅依靠工业的转移，需协调统筹走一条可持续发展道路。
参考文献：
城镇化率篇10
过去模式难以持续
城镇化率，在统计上体现为城镇常住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由于城镇常住人口主要从事非农产业，所以城镇化率主要取决于非农产业的发展程度。经济学中一个普遍成立的定律是恩格尔定律：随着收入的增长，食品消费在全部消费中占比下降。因此，收入增长将自然推动对于非农产业的需求，从而提高经济中从事非农产业的人口比例，导致城镇化率上升。从理论上说，虽然城镇化所产生的规模效应和集聚效应起到了促进经济增长的作用，但是总体上城镇化是经济增长的结果。
在我国的城镇化过程中，伴随着经济的快速增长，因此我国城镇化与经济增长相辅相成，呈现一个良性互动的过程。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城镇化水平显著提高——从1978年的18%上升到2011年51%，年均增长约一个百分点，同期我国人均GDP实际增速平均近9%。展望未来，虽然一般的预期是中国的经济增长已经开始了放缓的过程，但城镇化的进一步提高往往被认为是保持增长较快速度的重要因素。
怎么理解城镇化的推动力与经济影响呢？城镇化伴随和影响经济需求与供给两个方面的变化：需求面源自消费的多样性和差异性，供给面是生产效率的提高。城镇化过程能够得以推进，一般有三个环节：一是供给扩张。通常伴随工业化、社会分工深入，生产效率提高，社会生产的供给能力扩张，并带来收入增长。二是需求在农业和非农部门之间的不平衡扩张。因为人们对食品的需求相对有限，收入增加带来的对非农产品和服务的需求增长超过对农产品的需求。三是相对价格变化引导资源向非农部门和城镇转移。需求的相对变化，引导产品与资源价格相对变化，造成人力与物力资源在城市与农村空间上再配置，一个典型的现象是非农部门的劳动报酬的增速超过农业部门，城镇人口的增长快过农村。在这个过程中，人口结构与***策的变化可能起到推动或者限制的作用。
上述的框架似乎显示城镇化是供给面改善的一个结果，同时城镇化本身也会促进生产效率的提高，这是一个相辅相成的关系。一般而言，城镇化有两个渠道提升劳动生产率，增加经济的潜在增长率。一个渠道是城乡效率差别。由于城镇人均所拥有的资本和技术比农村高，城镇生产效率一般比农村高，人口从生产效率低的农村地区转入生产效率高的城镇，拉升社会总体的劳动生产率。另一个渠道是，当人口聚集在城市后，产生企业规模效应、知识与技能传播效应、信息传播效应，都可能从动态上提高城镇内部的劳动生产率。
就中国而言，由于存在城镇—农村二元经济，有一个特殊历史阶段，农村富余劳动力大量向城镇转移，从两个方面提高了潜在增长率：第一，进城民工从原来的农村失业或者不充分就业的农民转换为产业工人，劳动生产率大幅提高。第二，大量的劳动力供应压低了工资，收入分配上造成企业和***府部门对居民部门的挤压，居民内部收入差距也拉大，由此带来消费率下降，储蓄率和投资率提升，资本存量的扩张增加了经济的供给的能力。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下半期后，我国进入人口红利时期，加大了劳动年龄人口的供应和相应的储蓄率的提升。
中国过去30年的城镇化， 伴随快速的供给扩张。经济供给能力可以用潜在增长率来衡量，它由两个部分构成：劳动力增长与劳动生产率增长。根据我们的测算，从20世纪90年代下半期后，我国进入持续约20年的“人口红利”期，劳动力增长很快。同期我国的总劳动生产率也以每年8.3%高速提升。两者相加，造成过去的城镇化受到供给面的限制是比较少的。
当前，我国的“人口红利”期已经步入尾声，农村富裕劳动力也大幅减少，劳动力市场变紧，工资上升，这也就是通常我们说的“刘易斯拐点”，意味着我国经济供给面改善的这个特殊的历史时期已经终结。供给扩张将成为未来城镇化的新瓶颈。
从需求端来看，城镇化的过程伴随较高的投资率（基础设施、住房、公共服务等）。这是因为，随着供给的扩张，国民收入增加，需求相应增长。新增需求中，非农产品需求，超过农产品需求，宏观上就表现为城镇化加速。一般来说，在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时候，由于非农产品相应的收入弹性较高，新增国民收入所带来的非农产品需求增加也就相对较多，这个阶段工业化与城镇化速度也就较快。事实上，过去十几年我国投资率大幅提升，引发了是否过度投资的争议。
那么，为什么我国城镇化过程中对非农产品的需求的扩张更多体现为投资扩张，而不是消费增加呢？这里有基本面的因素，比如过剩的劳动力，意味资本的边际回报率较高，刺激投资需求。但也有制度性的因素，包括收入分配方面的公司对股东分红派息不足，***府支出重投资、轻公共服务和转移支付，以及社会保障体系的缺失等。
这些因素加大了城乡居民内部的收入分配的差距，降低了平均的消费率，提高了储蓄率和投资率。事实上，尽管过去十几年我国投资率很高，但还是赶不上储蓄率的提升，带来持续的贸易顺差。也就是说，国外消费需求是我国非农产品需求的重要部分，部分弥补了国内消费需求的不足，出口帮助消化了劳动力从农业向非农部门转移带来的供给的扩张。但是，这种靠出口大幅扩张推动的城镇化是不可持续的，外部环境发生了重大变化，发达国家将面临长期的低增长。
综上所述，我国过去的城镇化，是在国民经济蛋糕快速做大的背景下实现的，供给面的限制不显著。但是如果我们前面的分析是正确的话，供给将逐渐成为下一阶段城镇化的瓶颈。同时需求端也面临改善结构的挑战，在出口疲弱，高投资的弊端日益彰显的情况下，改善收入分配，扶持消费对国内总需求增长的可持续性尤其重要。目前农村居民、农民工，与城镇居民之间存在巨大的收入与消费差距，消费需求增加的空间十分广阔，关键是消除相关的***策障碍。
因此，判断未来城镇化发展对经济的影响重在如何看待两个方面的因素。一方面是怎么理解劳动力转移的空间，以及对经济供给面的影响。另一方面是制度变革将如何影响经济的需求和供给面。成功的新型城镇化***策，必然是建立在如下的基础之上：通过促进效率保持总供给能力一定增速，同时通过改善分配来拉动总需求增长。
解读新型城镇化
***的十报告明确提出：“坚持走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道路，推动信息化和工业化深度融合、工业化和城镇化良性互动、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相互协调，促进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可见推进城镇化是未来一段时间我国经济增长方式转化的一条主线。目前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空间下降，城镇化难度的上升，同时，我国在人口红利阶段形成的房地产泡沫加剧了城乡分化，对未来城乡劳动力转移构成阻碍。延续了30多年的我国城镇化的既有模式已经难以为继，***府提出新型城镇化的思路，正当其时。
根据十报告精神，未来的城镇化进展将不再是钢筋水泥式的城市化，更强调消费结构升级、信息化城市、智能化城市。基于现有的***策描述，我们总结出新型城镇化所指向的四大***策措施：户籍制度改革、土地制度改革、公共服务均等化、农业现代化。
首先，放松中小城市和小城镇的落户条件。***近期颁布了《关于积极稳妥推进户籍管理制度改革的通知》，在总结近年来各地城镇化经验基础上，提出户籍制度改革应以“落实放宽中小城市和小城镇落户条件”为核心，以促进城镇化发展，且遵循城市越小放松程度越大的原则。目前的标准是：在县级市有合法职业和住所，即可落户；在设区的市有合法职业满三年可落户。随着新型城镇化的推进，此标准可能继续放松。放松中小城市落户条件的同时，继续合理控制直辖市、计划单列市和其他大城市人口规模。
其次，土地制度改革，主要有两个方向，一方面提高农民土地征收补偿标准，另一方面降低土地供给的垄断。前者有利于增加农民收入，缩小城乡差距和集约用地；后者有利于控制城镇地价和房价的上升。近期的***常务会议拟对农民集体所有土地征收补偿制度做出修改，预计提高征地补偿标准势在必行。在打破土地供给垄断方面，关键的问题是如何建立完善、统一的城乡土地流转市场，这方面的改革涉及的问题较多，未来的发展有待于更明确的***策方向。
再次，促进公共服务均等化，破除城镇内部二元结构。由于制度上的不完善，我国的城镇常住人口内部逐步产生了二元结构。大量在城镇常住的农村户籍人口，虽然为城镇的财***贡献收入，但是却享受不到均等的公共服务。破除城镇内部二元结构，不仅需要推进城镇居民保障性安居工程，解决城镇常住人口的住房问题，更需要全面促进城镇公共服务均等化，包括教育、医疗、交通等各个方面公共资源的平等分配。按照相关***策，现在出台的教育、培训、就业等***策均不得再与户口挂钩。未来这方面应该还有更多的具体***策出台。
最后，推动农业现代化，统筹城乡发展。新型城镇化同时也意味着，在城镇化过程中，加大对农业的扶持。长期以来，我国***策向工业和城市倾斜，农业和农村为城镇发展做出了牺牲。在新型城镇化过程中，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应该相互支持，协调发展。一方面，随着城镇化的深入，推动以工促农、以城带乡，提高农业生产技术，促进农业产业化，提升农民技能，加快农业现代化进程。另一方面，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能够降低农业所需要的劳动人口，对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减少起到缓解作用，有助于城镇化进程。
新型城镇化的这些***策措施，更强调资源分配，对提升国内需求总量、改善需求结构的意义，大于对改善供给的意义。这主要是因为，对现有的在城镇常住但没有城镇户籍的人口，劳动力转移已经发生，其对供给面效率的贡献也已释放，继续提升的空间不大。新型城镇化提高这部分已转移人口的收入，使其真正融入所在城镇，巩固城镇化成果。当然也有两个因素会帮助供给面的改善。第一，农民工市民化有利于其下一代的教育，因此有利于改善未来的劳动力素质和生产效率的提高。第二，对于目前仍然留在农村的剩余劳动力，新型城镇化的***策提高了向城镇转移后的福利水平，有利于吸引农村劳动力进城，从而提高非农产业的劳动力供给。
新型城镇化强调分配领域的调整，体现了***策的“顺势而为”——在容易实现快速增长的旧城镇化时代，强调效率增长与供给扩张；在社会日益呼吁公平分配的新城镇化时代，强调资源分配和需求结构调整。然而经济的基本规律是，供给扩张与需求调整必须是相辅相成的，不能顾此失彼，因此新型城镇化在注重完善分配制度的同时，需要更广泛的经济结构与体制改革，来缓解新城镇化时代所可能面临的经济供给能力的瓶颈问题。
更广泛的经济结构和体制改革来改善供给面，主要包括三个方面。其一，推进结构性减税，具体包括：一是全面推行“营改增”，对企业设备更新和自主研发的产品、设备技术给于税收优惠以及进一步降低进口消费品关税等。二是鼓励民间投资，增加竞争，破除垄断，也能提高经济供给的效率。相应地，在***府支出方面，应该减少投资支出，增加公共服务类支出，使更多资源向民生领域转移。金融体制方面，则要进一步推动利率市场化改革，鼓励民营金融机构发展。三是需要控制房地产价格的上升。过去十年城市房价的上涨，对其他的行业造成挤压。地价上涨对生产成本的抬升，也是我国潜在增长率下行的压力来源之一。因此，抑制城镇房价和地价的上涨，有利于增加长期的经济增长潜力，扩大对非农产业的需求，促进城镇化进程。
新城镇化促进经济转型
新型城镇化的改革，将促进我国经济结构的改善。同时，长期来看，潜在增长率的下降是大势所趋，新型城镇化很难从根本上改变这一点。因此，我国宏观经济将呈现“增长放缓，结构改善”的特征。在总供给增速总体放缓的大背景下，新城镇化的***策主线在于改善资源在部门间、地区间、人群间的配置效率，一方面部分改善供给能力，使潜在增长率放缓的速度趋于平滑；另一方面释放国内总需求，改善需求结构。需求上的转型特征体现在投资、消费和出口三个方面。
在消费上，新城镇化将加速中国消费时代来临，消费结构变化。更公平的收入分配提升消费率，加速中国消费时代的到来。我们预计，至2020年，中国消费总额将达64万亿元（其中居民消费市场45万亿元），居世界第二；社会零售总额有望超过美国，居世界第一，中国成为全球最重要的商品需求国。随着中国消费率上升，越来越多国家的出口增长会依赖中国的进口，而跨国公司的销售也更加依赖中国消费者。
比消费总量增长更有意义的，是消费结构的变化。与新型城镇化相关的消费结构变化，主要来自收入上升以及城乡消费习惯转化两个方面。农民工的收入提升，以及城乡新移民，一方面会导致服务消费的占比上升，商品消费占比相对下降，预计未来十年，文化、教育和娱乐、金融保险、医疗保健等服务性行业增长较快。另一方面意味着城镇居民的大众消费获得支撑，通过对比农村居民与农民工的消费结构差异，以及农民工与城镇中等偏下收入家庭的消费结构差异，我们发现新城镇化带来的城市中等收入以下群体的人数扩张，将明显拉动食品衣着、教育文化娱乐、交通通讯等消费。
消费率上升，意味着储蓄率下降，投资率也将相应地下降。但新型城镇化还将继续推动市***、民生相关的各类基建投资。在我国目前城镇基建的许多方面还相对落后的情况下，新城镇化在教育、医疗、交通、环保等领域还会需要大量投资。日、德、法等国家的经验显示即使在城镇化高于60%时，城市轨道交通仍得到较快发展。随着新城镇化的推进，不仅城镇人口增加会提升对上述行业的需求，国家相关环卫标准的提高也会促进对现有设施的扩展和升级。
我们预计，新城镇化难以支持下一轮的房地产扩张，但市***民生投资还有较大空间。与潜在增速放缓相连的是储蓄率下降，意味着我国投资难以维持过去那样的快速扩张。投资放缓的一个重要来源就是房地产投资的放缓。我们不认为新城镇化会支持新一轮的房地产投资扩张，主要有两个原因：首先，一二线城市人口趋于饱和，而三四线城市房屋供过于求。其次，居民购房能力受到限制，全国各级城市的平均首付款超出平均储蓄50%以上，其中一二线城市尚可依靠汇集国内或省内富有人群的置业需求，而主要靠本地需求的三线城市显然难以为继。以城镇新移民目前的收入，即便考虑未来收入增加，也无力支撑目前的城镇房价。目前农民工在务工地购房比例低（不到1%），即使转为市民化后，由于收入水平在城镇中仍然处于相对低位，对房屋的需求相对有限。
那么储蓄率和投资率哪个下降幅度更大些呢？我国储蓄率在2009年达到52%的峰值后，2011年已下降1个百分点，拐点已经发生，未来还将持续下降。城镇化继续推进城市基建，我国人均资本存量仍然不高，总投资需求受到一定的支持，而且***府主导的强投资冲动还有制度惯性，预计未来投资率下降的幅度将小于储蓄率下降的幅度。
储蓄与投资的相对变化，造成我国目前不足3%的经常账户顺差在未来还会继续缩小，甚至会出现逆差。这意味着今后我国资本净出口的量将大幅下降甚至消失。对外投资的结构上，以前由***府主导的债券类对外投资将放缓，未来更多地将体现为非***府部门的权益类投资。
随着贸易顺差的下降，不可贸易品价格相对于贸易品价格上升，这对实际有效汇率的均衡水平有抬升作用。实际有效汇率均衡值的上升，并不是说人民币汇率现在低估。实际上，外汇资产在私人与***府部门之间的再平衡，可能造成人民币名义有效汇率有贬值压力，但实际有效汇率均衡水平的上升，将限制名义汇率可能的贬值幅度。背后的逻辑是贬值导致总需求很快超过总供给的增长，通胀上升，货币***策被迫紧缩，支撑人民币相对其他货币的名义汇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