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文网编者按：这篇文章系北大生命科学学院教授所撰，探讨的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科学精神的问题，对我们客观而清醒地认识我国科学发展水平在世界科学发展史的地位以及现状有相当的帮助。对于初中生来说似乎稍显艰涩。但编者认为，初中生作为正在向成年人过渡的阶段，应该让自己的思维有一点深度，眼光应该看得更深更远一些。这样的一代少年，才有可能撑起国家和民族的未来。所以，请你准备好一口好牙和功能强大的胃，还有耐心吧。
作为观念的“德先生”（democracy）和“赛先生”（science）进入中国，曾被认为是我国新文化运动的两面旗帜。
对“赛先生”的争议，表面上早就没有了。不过，虽然不能说中国毫无科学思想之萌芽，但近代意义的科学基本是舶来品；虽然不能说中国人完全缺乏对自然现象及其规律的关注，但是那种出于好奇心对自然奥秘的求索在传统文化中隐而不彰，而与科学密切相关的技术常被负面地视为“奇技***巧”。今天仍待商榷：科学在精神上是否根植我国文化，科学在实质上是否成为我国发展的支柱。
在条件改善的今天，我们需要知耻而后勇。2014年5月，美国副总统拜登批评中国连一个创新都没有。就算术而言，他显然错了。就现代生活而言，我们的原创性贡献确实与泱泱大国的地位不相称。主要原因恐怕不在于科学研究成果的转化和应用有问题，而是科学基础的薄弱和创新动力的缺乏。
我们还不能忽视社会环境变化引起的新问题：我国离全面小康尚有距离，而青少年对科学的兴趣已呈下降趋势，可能成为中国科学后继乏人的征兆。如不未雨绸缪，恐怕尚未小富即安，危机在不远的将来就出现了。
中国科学30年赶上日本仍然是很大的挑战，百年内全面成为世界一流并非定数，达到二流后停滞不前并非完全不可能。
传统阙如
文化和科学史显示，中国古代从***事谋略到诗词歌赋等都有创造性，也有包括四大发明在内的原创技术，但我国传统文化对自然现象及其规律的关注、探究在广度和深度上均长期远远落后于西方。
所谓“中国古代科学先进，明清才衰弱”的说法并不符合历史实情。那是有些人出于良好愿望而编造出来的，通过英国学者李约瑟出口转内销而起到一定作用，包括良性作用。这是我国近代意识到落后情况下的自我鼓励，如果现在还用就是自我***。
两千年前，我国没有欧几里得几何学式的系统性、严密性、和谐性与完备性；今天，世界上绝大多数教科书中基本没有中国的贡献，我国教科书含中国首创的内容也极少，皆因注重“四书”“五经”和诗词歌赋的延续了一千多年的科举制度严重阻碍了中国科学的发展。
西方科学传入中国，曾经历过短暂的冲突。例如，清初坚决反对地圆说的杨光先（1597-1669）著《辟邪论》，以自己的无知抨击自西方引进的科学为邪说，还振振有词地高呼“宁可使中夏无好历法，不可使中夏有西洋人”，攻击主持钦天监工作的传教士，以至于1665年德国人汤若望（Johann Adam Schall von Bell， 1591-1666）等被清廷判凌迟死刑，只是彗星的出现等原因救了汤若望一命，实践证明汤若望等引介的“西洋新法”更为准确。杨光先因直接上书皇帝“摘谬十论”和“请诛”被委以钦天监正，而他对天文历法一窍不通，最终落得个革职杖流的下场。
我们重温令人汗颜的史实，是为了今天不沉浸在虚构的古代辉煌中自我心理按摩，而要立志在百年内彻底改变我国科学落后的面貌，也要警惕几百年来以不同形式出现的民粹主义和极端民族主义干扰中国现代化的进程。
历史局限
我国的科学无疑受益于“西学东渐”。自16世纪末利玛窦（Matteo Ricci，1552-1610）、徐光启（1562-1633）后最初两百多年，我国对科学的态度以冷漠为主。
近代科学大规模进入中国多在1860年代以后。一项很重要的工作是翻译包括教科书在内的各种科学书籍，一直到1950年代。建立西式小学、中学到大学的现代教育全面布局，到1950年代才初具规模。1990年代后期到2000年代初期大学规模扩大，高等教育愈加普及。
1949年以前，中国人虽然逐渐在小学、中学阶段开始接受科学教育，不过，受教育者更多可能是以科学知识作为升学和就业的门槛，以致在相当长时间里，很少人对科学感兴趣，而对读书做官、读书发财趋之若鹜。
民国时期国力不济，有些教授收入也许不低，但国家科学研究条件较差，我国科学发展步履蹒跚。有少数例外，如清华大学在数学方面一马当先，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资助的协和医学院在生物医学方面独树一帜。1920年代后期成立的中央研究院、北平研究院等，其建筑甫经启用就因日本入侵而搬迁内地而没有很好地发挥作用，二战后也很少有几年是和平工作时期。整体而言，1949年以前中国原创性的科学研究极为有限。
1950年至2000年的50年可能是全中国从国家、社会到个人对科学热情最高的时期。、发出“向科学进***”的口号，促进大众对科学的尊重和热情，这是当时社会热衷科学的高尚原因。但不可否认，社会热衷科学还有实际原因：大凡以前做官发财者在1949年***权更替后的悲惨命运，使中国社会对人文和社会科学心怀恐惧，间接导致人们倾向自然科学和工程技术。那时流行的“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既是彰显自然科学，也是全国人民对人文社科避之不及的心态写照。
毛周时代将有限的经费集中用于中国科学院等专门研究机构，而高校在多数学科领域处于科学研究的边缘。这一时期，虽然“两弹一星”等应用性项目带动了相关自然科学学科的发展，也出现如人工合成胰岛素等基础研究的成就，但总体成就仍有限。
时代的最后十年，大学、研究所即使没停办，也很少正常运行，大批知识分子受打压。虽然本人似乎区别对待理工和人文社科，但他并未说清楚，理工科和人文社科同等被批判，直接导致自然科学研究全面滑坡。自然科学的教育也全面退化：中学曾有几年无物理、化学、生物，代之以“工业基础知识”和“农业基础知识”，注重养鸡、养猪、养牛等，为青少年成长为农民做准备。
1976年去世后，全国逐渐复苏。***等首先支持科学和教育发展，提出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口号。国家科委工作人员以郭沫若名义发表的《科学的春天》一文激励了无数青少年。但是，明显的国内外差别导致1980年至2000年这二十多年的人才外流，其中可以“走遍天下”的自然科学人才首当其冲，有些中国机构出现有位置无人竞争的局面。
1998年，国家有一定经济实力后支持高校的“985工程”（亦称“创建世界一流大学计划”）和科学院的“知识创新工程”，是缓解自然科学人才青黄不接状况的救急救贫措施。彼时口号虽很大，但并没有几个人真认为中国能“建设世界一流大学”，杨振宁先生甚至认为中国即使建设“研究型大学”也不切实际，国内科技教育界领袖并不清楚国家对科学的支持能否长久。（未完待续）
转载请注明出处学文网 » “赛先生”在中国还是客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