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是很聪明的动物,发明了不少有趣又有益的东西,比如酒,可以佐餐助兴,可以沟通感情,可以发展经济;人又是很愚蠢的动物,常常成为自己发明创造的奴隶,还是比如酒,造就了多少酒鬼,毁掉了多少家庭,造成了多少社会问题。在咱们中国,喝酒事关友谊、事关生意、事关面子、事关仕途、事关成败、事关未来,因而从来都不是个小事情。“有酒方能意识流,天上人间任遨游”;“为了朋友喝好,先把自己喝倒”;“感情深,一口闷”;“宁肯伤了身体,不能伤了友谊”……如果有机会到祖国各地走走,会发现中国的“酒令”绝对世界一流,纵然有绝佳的口才、海样的酒量,也难以招架朋友的劝酒,不把自己喝倒,绝对算不上喝好。在很多情况下,所谓“久经考验”,首先是“酒精考验”,“能喝白酒喝啤酒,这样的干部不能有”,“能喝二两喝半斤,这样的干部才放心”。
酒有如此妙用,酒徒、酒鬼自然蜂拥而至。原本能喝的,当然要充分开发自身优势,力求将其转化为胜势;原本酒量不济的,也要奋不顾身冲上去,酒量不好态度好,或许能勉强混个及格;最怕的是沾酒就倒的朋友,只能甘败下风、甘于寂寞、甘居人后……因而有因喝酒获提拔的,有因喝酒而殉职的,有至今还在彷徨的,就一点都不奇怪了。
中国的“酒文化”古已有之,《世本》说:“仪狄始作酒醪,变五味,少康作秫酒”;《事物纪原》载:“杜康始作酒”。几千年来,“对酒当歌,人生几何”的感慨绵延不断,“何以解忧?唯有杜康”的浩叹不绝于耳。最近陕西石鼓山贵族墓葬出土的“禁”显示,早在三千多年前的西周时期,就出现了倡导“适度饮酒”的“禁酒器”。文献记载,商朝人嗜酒成风,到了商纣王时出现了“酒池肉林”的腐败局面。如此酗酒玩乐,导致商为周人所灭。西周建国后,就出现了旨在限制饮酒的“禁”。
然而这古已有之的禁令似乎从未真正限制住中国人的酒瘾。远的不说,新中国成立后,各种限制公款宴(当然包括限制饮酒)的文件就已下达六十多个,平均每年一个还有富余,今年更是明确出台了公款宴请不准喝茅台的禁令。与此同时,各类“酒交所”却在神州大地频频开张,已开业的十余家,待开业的还有一长串,全都摩拳擦掌,准备大干一场。有的号称要建成“中国乃至世界最大”酒类交易所,有的干脆以“千亿级”为发展目标,可谓“志向远大”、气吞山河。但炒酒意***显而易见,浮躁之气昭然若揭。
在如此风气助推下,酒是越喝越多,越喝越豪华了。有人做过统计,国人每年喝下的白酒,就达两三个西湖的量,正是“我把西湖比酒壶,浅斟深酌总相宜”。茅台自称“国酒”,而“兄弟厂家”当然不答应,据说一场“注册”与反“注册”的激战正酣,“酒友”乐见热闹,希望酒价能由此变得便宜一点。不仅如此,国人原本不太钟爱的葡萄酒,近年来也大举进攻中国市场,各类高档红酒充斥星级饭店,成为附庸风雅的新贵把玩的新宠。然则动辄上万乃至几万十几万的价格,到底是推高了中国人的生活品位,还是助长了公款消费的腐败,大家心知肚明。
我不擅饮,常常为此感到对不起朋友,也常常因此“影响工作”。我羡慕那些需要喝酒就能豪饮的朋友,也佩服那些虽不能喝但奋不顾身的好汉。每到饭局我就紧张,担心会遇上逼人喝酒的“好客之士”。我盼望着什么时候咱中国人的酒风能变得宽容一些、文明一些,谁想喝,尽情喝就是了;而不想喝、不能喝的朋友,可以放心喝茶、吃菜,那多好!
其实我也明白,并不是每个喝酒的人都嗜酒如命,很多朋友是为那些“事关……”而不得不喝的。“异化”至此,真不知让人说什么好,咱们中国人怎么会形成这样一种令人尴尬丧气的酒风!
我当然知道酒是用粮食做的,我也知道中国的粮食并不富余,我更知道每年因为喝酒浪费的粮食不计其数。尽管如此,“喝酒殉职”的“英雄”还在不断涌现,两千万酒鬼还在痛苦挣扎,这样的局面何时能够改变?也许只有当酒只是酒,而不是被异化为请客送礼、盲目攀比的象征物;不是被异化为助推腐败、助长浮华的替代物,才能真正有所改变吧。
【原载2012年11月1日《文汇报·笔会》】
插***“酒”环境海 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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