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文网芈月与秦始皇的关系篇1
2、芈月：
（1）芈月（历史人物），一般指宣太后，宣太后（？―前265年），芈（mǐ）姓，出生地楚国丹阳（在今湖北省），又称芈八子、秦宣太后。战国时期秦国王太后，秦惠文王之妾，秦昭襄王之母。秦昭襄王即位之初，宣太后以太后之位主***，执***期间，攻灭义渠国，一举灭亡了秦国的西部大患。死后葬于芷阳骊山。
（2）人物评价：马非百：宣太后以母后之尊的地位，牺牲色相与义渠王私通，然后设计将之杀害，一举灭亡了秦国的西部大患义渠，使秦国可以一心东向，再无后顾之忧，她的功劳不逊于张仪、司马错攻取巴蜀。
3、秦始皇：
（1）秦始皇（前259年农历十二月初三—前210年），嬴姓，赵氏，名***，又名赵正（***）、秦***，或称祖龙，秦庄襄王之子。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治家、战略家、改革家，完成华夏大一统的铁腕***治人物，也是中国第一个称皇帝的君主。
（2）秦始皇是出生于赵国都城邯郸（今邯郸），并在此度过了少年时期。前247年，13岁时即王位。前238年，22岁时，在故都雍城举行了国君成人加冕仪式，开始“亲理朝***”，除掉吕不韦、嫪毐等人，重用李斯、尉缭，自前230年至前221年，先后灭韩、赵、魏、楚、燕、齐六国，39岁时完成了统一中国大业，建立起一个以汉族为主体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强大国家——秦朝，并奠定中国本土的疆域。
芈月与秦始皇的关系篇2
秦东陵之名，始见于《汉书萧何传》，但在《史记秦本纪》《秦始皇本纪》中，则称“芷阳”。根据《史记》记载，明确葬于秦东陵的有：昭襄王、庄襄王、悼太子、宣太后、孝文王、帝太后等六人。
疑似宣太后陵园内有个“中”形墓
秦东陵为秦始皇的祖坟，共发现了四个陵园，考古专家经过调查推测：秦东陵一号陵园两座“亚”字形大墓可能为秦昭襄王（秦始皇的曾祖父嬴稷，宣太后之子）和其王后的合葬陵园，南侧大墓可能为昭襄王之陵，北侧大墓可能为昭襄王之王后陵；二号陵园可能为悼太子（即秦国的太子悼，是昭襄王的太子，在魏国做人质时死去）之墓，另外三座“甲”字形大墓可能为太子嫔妃之墓；三号陵园“中”字形大墓可能为唐太后（昭襄王的妾室唐八子，即孝文王之母）的陵墓所在；四号陵园中的“亚”字形大墓，可能为宣太后（昭襄王之母）。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在2014年，主要是对四号陵园勘探发现的建筑遗址与附葬坑进行考古发掘。他们在四号陵园东南部一“中”字形墓葬的东墓道南侧，发现一座长方形附葬坑，该附葬坑疑似一车马坑，目前考古专家才开始进行清理发掘，在该墓葬南侧，考古专家发现一处残存平面呈“凹”字形的建筑遗址。
根据勘探资料，“凹”字形建筑遗址东西长55米、南北宽40.5米，夯筑墙体宽4.8米，总面积达2230平方米。在对建筑遗址部分试掘中，出土了不少瓦片堆积与瓦当遗存，瓦片可见的有外绳纹、内麻点纹的板瓦、筒瓦等秦国、秦文化遗存，又有少量外绳纹、内布纹筒瓦这种三晋地区文化因素的遗存，瓦当有四面分割的鹿纹、四叶纹、云纹等。
建筑遗址的发掘是2014年度秦东陵考古的一个重要收获，该建筑遗址现存为三面围就的“凹”字形，墙体两侧有廊房类建筑，这一建筑结构当为“中”字形墓葬的礼制建筑，用来祭祀“中”字形墓的墓主人。该建筑遗址时代与墓葬同期，为战国晚期，是战国秦贵族墓葬礼制建筑遗存的重要发现，为研究秦公帝王陵园礼制建筑的发展演变提供了极其重要的参考资料。
“中”形大墓无文字出现
由于没有文字出现，这座“中”字形大墓内，又葬着秦代的哪个贵族呢？
芈月与秦始皇的关系篇3
为什么你老踩点？《甄执》热播后，有朋友问导演郑晓龙先生。
踩点的意思是他参与的电视剧总能成为经典题材。“说10个里面你已经占到8个”，一见《人物》记者，郑晓龙得意地细数起一个网站选出的近10年每年最有影响力的电视剧，从《红高粱》、《金婚》到《甄执》……他共有8部入选，“都是群众投票选的”，郑晓龙强调。
不止这10年，早在1990年代初，郑晓龙和他领导的北京电视艺术中心就制作出《渴望》、《北京人在纽约》等堪称具有记录时代意义的电视剧作品。有人曾这么总结它们的影响力，“1990年《渴望》播出后，犯罪率下降;1993年《北京人在纽约》播出后，出国率下降;2007年《金婚》播出后，离婚率下降。”
中国电视剧发展到2015年，《花千骨》、《大汉情缘之云中歌》等被称为架空神幻仙侠剧开始充斥荧幕。在很多人看来，这类作品更注重情感煽动，却在情节的逻辑性上毫不考究。《人物》记者曾采访著名古装偶像剧导演于正，谈起成功的秘诀，于正将之归结于对人物情感关系的过度夸张渲染，刺激观众。但另一方面，一位电视剧从业人员评论，为达到这种感官刺激，“于正的大部分都是以没有年代背景，完全牺牲现实故事逻辑为前提的”。
在这个过分注重效果，常被称作用眼球而不是大脑感受的时代，郑晓龙仍在使用一种现实主义手法进行电视剧创作。在他看来，现实主义是对事件真实逻辑和人物合理性格的尊重，但这背后也意味着巨大的工作量。
王小平是郑晓龙的太太，也是《甄执》的编剧，为保证角色性格真实，在这部戏里，有名有姓的角色有150多人。每个角色的年龄、性格特征以及角色之间的关系、场次数……王小平都一一附在后面，供郑晓龙在挑选演员时把握。而在拍摄前，郑晓龙专门请专家带自己去了5次故宫，对剧本提到的空间进行最后一遍核查。如果剧本里任何故事发生的场景与实际空间逻辑不符，他都会要求重来。
在今天这个天价酬劳不断涌现的资本盛世，很多人不能理解为什么郑晓龙还在坚持这样缓慢、精雕细琢的创作方式――他打造剧本就需要一年时间，是如今少有的从剧本一直亲力亲为跟到剪辑阶段的导演。到了《芈月传》，郑晓龙共反复剪辑了4次，他笑着把这归结为自己的不自信，“拍的时候你会觉得感动，剪接的时候你会感动，然后最后混录的时候，又一次被感动，这时候你会觉得这是一个好东西。”某种意义上，这正是他电视剧之所以长销的秘密，他相信：一个反复感动过创作者，令其不厌其烦观看多次的作品，也必将反复感动观众。
形象大于思维
正是这种周密、严谨的现实主义创作给郑晓龙大部分电视剧都带来了长销效应。有门户网站“十大重播神剧”榜单，《亮剑》以5年重播3000多次的“神频率”位居榜首，最新的“重播神剧”非《甄执》莫属，有网友吐槽，2013年春节长假期间，“安陵容”一天之内就在电视上死了三回，河北卫视甚至在春节期间打通全天时段，号称“24小时不间断播出”。有人曾经评价，《甄执》第一遍看的是剧情，但到了第二遍，第三遍，则更喜欢看她们怎么过日子的，包括赏画、品乐、美食……郑晓龙创造出的是一个《红楼梦》般丰富的世界。
出生在1952年的郑晓龙把这种创作观的形成土壤归结为1980年代现实主义文学风潮。他总结，那时“”刚刚结束，被压抑过久的年轻人无比渴望表达自己的声音，迫切想用自己的眼睛认识现实。现实主义的创作观讲求对现实生活的还原，遵从真实的人世逻辑。
郑晓龙坦言自己从没想过自己的作品会有这样的能量。他认为如果他的作品受到喜爱，正是因为他对于现实的尊重和谦卑带来了回报。尽管同时代也出现了以追求哲思和个人风格化著称的第六代导演，但郑晓龙却始终把现实形象的塑造放在首位，“我觉得形象大于思维，你把形象做好了，思维是他们后人赋予你的。”郑晓龙说。
他以对曹雪芹的评价举例，认为《红楼梦》是封建社会的一面镜子，但曹雪芹根本没照封建社会的一面镜子去写，“曹雪芹哪懂什么封建社会……他按照那会儿生活的逻辑来写”，“我说很多根本不是我踩点子了，是我踩到了生活的点子上，而不是我踩到什么思想的点子上。”
一直以来最想创作的故事
郑晓龙怀念1990年代的创作氛围，那是个电视剧没有彻底市场化，国家通过税收拨款支持电视剧创作的年代。
支持创作的税收大部分来自还依然贫困的百姓，这决定了郑晓龙坚持创作老百姓看得懂的，不搞风格化，踏踏实实讲故事的本色。沈涛是当时郑晓龙在北京电视艺术中心的下属，回忆起他们当时被《黄土地》那种个人化表达吸引时，他记得郑晓龙明确否定了这种想法，他认为那种过于强调自我表达的东西对不起纳税人交给他们的钱。
这种对自身的定位延宕至今。坐在家中客厅，当《人物》记者希望郑晓龙回忆2015年最感动的事情时，令人意外的是，沉默了一会儿的郑晓龙回答的是十一***。在那一天，郑晓龙年轻时便受到的“为国家”、“为自己的阶级”、“为自己的民族”贡献生命的激情教育被齐步向前的年轻士兵唤醒。
和今天为市场和资本创作的导演不同，最早创作经费来源于税收的郑晓龙为人民创作。这种起点决定了创作绝非郑晓龙的赚钱手段或者对个人影响力的渴望，它与郑晓龙的***治理想和人生追求紧密相关。
郑晓龙承认，他并不特别喜欢《甄执》的故事架构，认为那不过是小女人之间的勾心斗角。在这样一个被教育为为国家、人民创作的导演看来，新剧的主角芈月是促进国家统一、具有***治情怀的女性，符合郑晓龙的自我投射。
因此就不难理解，郑晓龙会把2015年11月30日首播的《芈月传》看作自己一直以来最想创作的故事。作为秦始皇的高祖母，从楚国庶出公主到称霸六国的大秦铁血太后，芈月执掌秦国国***41年，坚持商鞅变法，主张国家统一，让秦国走出内乱，令得六国再无反抗之力，“她不是一个小女人，是一个女***治家”，郑晓龙评价。
芈月与秦始皇的关系篇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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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明:本网站内容仅用于学术交流，如有侵犯您的权益，请及时告知我们，本站将立即删除有关内容。 郑晓龙、王小平夫妇
2015年11月30日，古装大剧《芈月传》一经首播，就在国内开启了“全民赏月”模式。对于导演郑晓龙和编剧王小平而言，该剧大火早已在这对“国产剧最牛夫妻档”的意料之中。从《渴望》、《北京人在纽约》到《金婚》，再到《甄执》和《芈月传》，30年来，这对金牌搭档已经为中国观众奉献了多部脍炙人口的作品！但鲜为人知的是，每一部力作背后，都有夫妻俩锋芒相对、争斗不休的“戏外戏”。他们有着怎样的爱情故事？又是如何“斗”出一部部佳作的？
名导与名编的“山楂树之恋”
1952年，郑晓龙出生在北京一个***人家庭。他当过兵，也到黑龙江当过知青，后来通过自学考上了北大中文系，毕业后进入北京电视制片厂（后更名为北京电视剧艺术中心）工作。
1985年春天，全国第三届中短篇小说颁奖会在南京举行。在那里，郑晓龙结识了人民文学出版社的编辑王小平。同是北京人，又因共同爱好文学在异乡比肩而坐，两人一见如故。在南京那几天，郑晓龙和王小平一起逛夫子庙、中山陵，聊《红楼梦》与《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以及两人在知青岁月中的经历……女孩婀娜恬静，郑晓龙被她骨子里透出的优雅吸引住了。他才思敏捷又性格坦荡，也令王小平心生好感。
回到北京后，因为工作关系，郑晓龙和王小平的接触越来越多。后来王小平才惊讶地获知，这个喜欢骑一辆破摩托车满街飞驰的青年，不仅是个优秀的编剧，还是北京电视制片厂负责生产的副厂长、文学编辑部主任，对文学和影视作品有着超常的见解和品位。但在南京时，他只含糊地说自己在制片厂工作，并没有透露领导身份。郑晓龙的低调和才华，更令王小平刮目相看。
王小平是海岩的小说《便衣警察》的编辑，她发现海岩的作品非常适合改编成影视剧，便推荐给了郑晓龙。后来，郑晓龙策划了《便衣警察》、《渴望》、《编辑部的故事》等多部轰动全国的热播剧，他与王小平的交往也愈加频繁，感情越来越深厚。
1986年4月下旬，郑晓龙为监制的电视连续剧《凯旋在子夜》要深入西南边陲拍摄，他选择的取景地人迹罕至，野兽出没，此行要冒着生命危险。一想到要与王小平相隔万里，郑晓龙心中陡生悲伤。于是，他用朴实的语言表达了最深切的渴盼：“小平，我要去3个月，或者更久。也许会有生命危险，要是……我回来了，你愿意我们今生永远在一起吗？”望着他深情的眼睛，王小平含笑点了点头。
1986年初冬，郑晓龙披着南国的阳光，凯旋而归。那天北京正飘着雪花，一下火车，衣衫单薄的他就冻得浑身哆嗦。由于火车晚点，前来接站的王小平，此时已经在月台上等候了近3个小时，手和脸都冻紫了。一见郑晓龙，她赶紧给他披上一件厚厚的***大衣，还有一条崭新的围巾。大衣是她用半个多月工资买的，围巾是她每天临睡前挤出时间一针一线织的。“傻姑娘，拿着衣服还把自己冻成这样，你怎么不先穿戴上啊！”郑晓龙埋怨她。
女孩却说：“那不就成了‘二手货’了吗，这是送给你的，要保持崭新。”郑晓龙哭笑不得，顾不得别人异样的眼光，在那个年代勇敢地将身材娇小的王小平裹进大衣中，搂着她出了站……这是他们纯朴如《山楂树之恋》的婚前爱情中，最“暧昧”的一次接触了。
“跨国婚姻”催生《北京人在纽约》
1990年，王小平出国深造。两年后的夏天，郑晓龙与王小平在美国举行了婚礼。婚后，王小平依然在美国读书，郑晓龙则留守北京忙工作。几通电话已不能承载心头的种种情思，怎么办？浪漫幸福的“美式蜜月”，时常在他脑海中浮现，妻子的倩影，纽约的繁华，华人朋友们的种种不易……在对新婚妻子浓烈的思念熬煎中，他渐渐琢磨出了一个极好的题材――《北京人在纽约》。立项通过后，郑晓龙兴奋不已，赴美国拍片，就意味着他可以“公私兼顾”地会会老婆了！
1994年1月1日《北京人在纽约》开播后，迅速火遍中美两国。郑晓龙用妻子边留学边打工的艰辛遭遇，告诉人们：美国并非遍地黄金。而这部电视剧，也成功地令当时的“出国热”退烧。
1994年11月，郑晓龙和王小平的儿子在美国出生。此后，郑晓龙又拍摄了《永不放弃》、《生死十日》，《金婚》等剧，拿下无数奖项。王小平则笔耕不辍，《刮痧》之后又写了长篇小说《白色圣诞》和多部中篇。在两人的作品中，总少不了彼此的影子。他们生活中的种种细节，无论是吵架拌嘴，还是儿子教育中的琐碎杂事，总会通过王小平的笔，郑晓龙的摄像机体现在作品中――拍《北京人在纽约》时，郑晓龙和妻子吵过;拍《刮痧》时，他们吵过;拍《甄执》和《芈月传》的时候，他们更是“斗”得不可开交！
金牌夫妻“斗”出《芈月传》
王小平看到好题材就会推荐给丈夫。2007年的一天，她在新浪读书频道看到《后宫・甄执》后，就告诉郑晓龙：“这是个好故事，将来肯定能拍个好戏。”郑晓龙看了也眼睛一亮，当即买下改编权。 《甄执》剧照
2009年，郑晓龙对《甄执》立项。此时，王小平已去美国陪儿子读书。郑晓龙在电话里开玩笑：你人走了，任务也得带走，当这个戏的编剧吧。王小平同意了，对最初的本子前后共修改了三稿。
其间，王小平带儿子回国度假。照理说久别胜新婚，可郑晓龙和王小平见了面，却争吵不断。一天，郑晓龙看完妻子的第三修改稿，皱起眉头说，他特别反感华妃吃酸黄瓜催吐的情节，一定要去掉。王小平摇头：“我不同意。”于是夫妻俩争吵起来。郑晓龙说华妃的做法像神经病，不可理喻。王小驳说，就华妃这个个体而言，吃酸黄瓜与她的人物特性一致，这戏一定要保留。
王小平的不屈不挠，让郑晓龙上火：“咱俩到底谁是导演？”王小平说：“真理面前人人平等。”
第二天早晨，郑晓龙一睁眼，发现妻子正目不转睛地盯着自己。他叹口气：“为什么别的编剧都是我指到哪儿他们打到哪儿，只有跟你沟通那么难呢？”
王小平笑笑：“因为我除了是编剧，还是你妻子。我有责任维护你的声誉，而不会去害你。”话说到这份上。郑晓龙也只能感慨：“编剧妻子特别不好管。”
2013年，王小平创作《芈月传》剧本时，夫妻俩吃完饭经常去散步，在公园里，两人就能为剧中一个角色的塑造，乃至一句台词的遣词用句大吵起来。最后夫妻俩各走各的，都不愿一起回家，甚至感觉日子都没法过下去了！“他老说，我们不要再合作了。可一有新戏，又想让我去写剧本，因为只有我能忍受他的吹毛求疵！”王小平调侃道。
2014年9月6日，由郑晓龙执导，《甄执》原班主创打造的古装巨制《芈月传》正式开机。该剧讲述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女***治家“芈月”――秦始皇高祖母极为曲折传奇的人生故事。
在《芈月传》的拍摄现场，一些首次与郑晓龙合作的新演员，经常会看到一件“咄咄怪事”：一位神秘女性始终坐在导演椅后面，不时和导演交流，甚至偶尔对演员的表演指指点点。正当一些演员好奇这位“神秘人”究竟是何方神圣时，郑晓龙竟和她吵了起来，起因是剧中一封小小的诏书――古代诏书有多重用途，郑晓龙对剧本中对诏书的描写提出了质疑，而“神秘人”则自信地表示她早已查阅了资料，剧本中的描写准确无误。听到“神秘人”犟嘴，气急败坏的郑晓龙直接起身走人，并扬言：“我现在就去网上一个字一个字地查，要是错了，看你怎么面对我？”“神秘人”也毫不示弱：“错一个字我就给你一万块钱”。郑晓龙甩下一句“谁稀罕你这点钱！”就真的甩下剧组，扬长而去，显然是真生气了。
这样尴尬的场面，令新演员们都有些手足无措，但孙俪等一众与郑晓龙合作过《甄执》的老演员和剧组成员，却都安之若素。显然，这在老郑的剧组早已是家常便饭了。这位敢和大导演公然叫板的“神秘女子”，正是《芈月传》的编剧，郑晓龙的妻子王小平。
夫妻合作，虽然总免不了吵吵闹闹，但中间的默契也是常人达不到的。王小平就表示，作为编剧，她这辈子只给郑晓龙一人写剧本，因为他虽然严苛，但也最“识货”。
不仅“识货”，在王小平的眼中，郑晓龙其实是个非常浪漫的人，有时他在外面拍戏，会打电话骗她说：“这几天老忙了，下周才能回去。”结果，电话挂掉才十分钟，他就带着给妻子、孩子准备好的礼物回家敲门了！“他喜欢给我们惊喜。”王小平一脸幸福地说。
芈月与秦始皇的关系篇5
关键词：春秋时期；楚国；世族作家群体；文学创作
中***分类号：I207.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0751（2013）01—0156—05
春秋时期，随着文化教育的渐次下移，下层贵族、都邑平民的文化水平逐步提高，作家群体逐渐由上层贵族扩大到士阶层。但是，出身于王室世族的作家依然为文学创作的主体。本文主要考证春秋时期楚国的伍氏、观氏、桀氏、陆氏族属、世系以及有传世文学作品的伍参、伍举、伍尚、伍员、观射父、观瞻、桀溺、陆通等8位作家事略，以反映春秋时期楚国世族作家群体与文学创作繁荣之基本状况，从一个侧面展现长三角区域文化价值累积与裂变的历史进程。
一、伍氏族属、世系暨伍参、
伍举、伍尚、伍员事略考
关于楚国伍氏之族属，宋章定《名贤氏族言行类稿》卷三十六、谢维新《古今合璧事类备要续集》卷十六并引唐林宝《元和姓纂》：“伍，楚大夫伍恭（参）生举，举生奢，奢生尚、员。员字子胥，奔吴，其子又为王孙氏，适齐。”①宋邓名世《古今姓氏书辩证·十姥》：“伍，伍氏出自春秋时楚庄王嬖人伍参，以贤智升为大夫；生举，食邑于椒，谓之椒举，其子曰椒鸣、伍奢。椒鸣得父邑，而奢以连尹为太子建太傅，费无极谮之，王逐太子而杀伍奢及其子棠君尚。尚弟员，字子胥，奔吴事阖庐为卿，破楚入郢，以报父雠。吴夫差时，忠谏不见听，属子于齐为王孙氏。”②郑樵《通志·氏族略四》：“伍氏，芈姓。楚大夫伍参之后也。伍子胥奔吴，其子又为王孙氏，适齐。……又有五氏，本伍氏，避仇改为‘五’。”③王应麟《姓氏急就篇》卷上：“伍氏，亦作‘五’，楚伍参之后有举、奢、尚、员。”④
案：伍参，《汉书·古今人表》作“五参”；伍举，宋洪适《隶释》卷三著录汉桓帝延僖三年（160）五月立《孙叔敖碑》作“五举”；伍员，《吕氏春秋·异宝篇》、《抱朴子·嘉遁篇》作“五员”；伍子胥，《战国策·燕策五》、《汉书·古今人表》、《艺文志》作“五子胥”。故清洪亮吉《春秋左传诂》卷十五曰：“《孙叔敖碑》作‘五举’。案：唐《石经》初刻亦作‘五’，后加‘人’旁，非也。”⑤足见“伍氏”，本作“五氏”。则楚伍氏（五氏）为熊氏之别，未详其祢。
关于春秋时期楚伍氏之世系，襄二十六年《左传》杜《注》：“椒鸣， 伍举子。”⑥昭十九年《左传》杜《注》：“伍奢，伍举之子，伍员之父。”程公说《春秋分记·世谱七》：“伍氏，参生举，举生二子：曰奢，曰椒鸣；奢生二子：曰尚，曰员。”⑦则春秋时期楚伍氏（五氏）世系为：伍参伍举伍奢、椒鸣，伍奢伍尚、伍员。
关于伍举其人，《左传·襄公二十六年》：“楚伍参与蔡太师子朝友，其子伍举与声子相善也。伍举娶于王子牟。”杜《注》：“伍举，子胥祖父椒举也。”《国语·楚语上》韦《注》：“椒举，楚大夫，伍参之子、伍奢之父伍举也。”⑧
案：关于楚椒氏之族属，先哲主要有三说：一为“越椒之后”说，唐林宝《元和姓纂·四宵》：“椒，楚大夫越椒之后。”二为“伍参祖父之后”说，宋邓名世《古今姓氏书辩证·四宵》：“椒，《元和姓纂》曰：‘楚大夫越椒之后子鸣。’误也。谨案：《春秋》越椒者，若敖之后。而伍参之子伍举谓之椒举，举之子曰椒鸣。是伍参之祖父有字椒者，而举以王父字为氏；不然，则椒邑以邑为氏。特史失其传，非越椒之后有椒鸣也。今宜曰出自伍氏，伍参之子举以王父字为椒氏。”三为“伍参之后”说，郑樵《通志·氏族略三》：“椒氏，楚伍参之后也。或为伍氏，或为椒氏。”今考：越椒，即文九年、宣四年《春秋》之“椒”，亦即文九年、宣四年《左传》之“子越椒”，亦即文十六年、宣四年《左传》之“子越”，亦即宣二年《左传》之“斗椒”，亦即宣四年《左传》之“伯棼”，为斗伯比之孙、子良之子，仕穆、庄二王凡14年（前618—前605），庄王九年（前605）灭若敖氏，斗椒之子苗贲皇出奔晋，复斗般之子斗克黄祀斗氏。而伍参见于宣十二年《左传》，即庄王十七年（前597），上距庄王灭若敖氏之族已8年。则伍参之子椒举（伍举）、椒举之子椒鸣，自然非若敖氏之族，即楚椒氏并非出于斗伯比之孙、子良之子斗椒（子越椒、子越、伯棼）。又，按照周代“三代别族”之制，楚椒氏当出于伍参之父。可见，林氏“越椒之后”说失考，邓氏“伍参祖父之后”说与郑氏“伍参之后”说不确。又，《史记·楚世家》、《新序·杂事二》并谓庄王三年（前611）任伍举以***，至灵王三年（前538）依然为***。按照《礼记·曲礼上》所谓“四十曰强，而仕”之制，则其当为114岁以上之寿星。则伍举，即襄二十六年、昭四年《左传》、《国语·楚语上》之“椒举”，亦即《孙叔敖碑》之“五举”，姓芈，本氏熊，别氏伍（五），又别氏椒，伍参之子，伍奢（连尹奢）之父，楚大夫，康王十三年（前547）出奔郑，次年（前546）返楚，历仕庄、共、康、郏敖、灵五王凡74年（前611—前538），生卒年未详（前611年—前538年在世）。其主张“慎礼以得诸侯”，提出“无害为美”之说，直言敢谏，熟知典籍，尤谙习《诗》，善于辞令，富有文才，为春秋后期楚国著名***治家与贵族文士。传世有《慎礼以得诸侯》、《规礼》、《示诸侯以礼》（俱见《左传·昭公四年》）以及《无害为美论》（见《国语·楚语上》）诸文。
关于伍尚其人，昭公二十年《左传》杜《注》：“棠君（尚），奢之长子尚也，为棠邑大夫。”则伍尚（前？—前523），即昭二十年《左传》之“棠君尚”，芈姓，本氏熊，别氏伍（五），名尚，伍举（椒举）之孙，伍奢（连尹奢）长子，伍员（申胥、伍子胥）之兄，楚棠邑（地在今河南省遂平县西北百里）大夫，本年（前522）为平王所杀。其提出“奔死免父，孝也；度功而行，仁也；择任而往，知也；知死不辟，勇也”之说，倡导“孝”、“仁”、“知”、“勇”，恪守礼仪，素有令名，善于辞令，富有文才，为春秋后期楚国著名贵族文士，传世有《孝仁知勇论》（见《左传·昭公二十年》）一文。
关于伍员其人，《左传·哀公十一年》云：“（子胥）使于齐，属其子于鲍氏，为王孙氏。”《史记·伍子胥列传》：“伍子胥者，楚人也，名员。员父曰伍奢，员兄曰伍尚。其先曰伍举，以直谏事楚庄王，有显，故其后世有名于楚。”《吴越春秋·王僚使公子光传》、《越绝书·荆平王内传》说大同。《国语·吴语》韦《注》：“申胥，楚大夫伍奢之子子胥也，名员。鲁昭公二十年，奢诛于楚，员奔吴，吴与之申地，故曰申胥。”昭二十年《左传》杜《注》：“（伍）员，尚弟子胥。”
案：昭二十年《左传》言伍员迳至吴，与费无极及伍尚之言合；而《吕氏春秋·异宝篇》、《首时篇》、《史记·伍子胥列传》、《吴越春秋·王僚使公子光传》、《越绝书·荆平王内传》多言伍员经历宋、郑、许诸国，最后适吴，与昭二十年《左传》异。又，《吴越春秋·勾践入臣外传》有夫差称伍子胥“相国”之语，《左传》、《国语》、《史记》均无此说。“相国”一词，始见于《史记·赵世家》赵武灵王二十七年（前299）任肥义之职，远在春秋之后。故《吴越春秋》之说不足信。则伍员（前？—前484），即《国语·吴语》、《越语下》、《越绝书·越绝请籴内传》、《越绝内经九术》之“申胥”，亦即《战国策·秦策三》、《燕策二》、《史记·秦本纪》、《吴世家》、《楚世家》、《乐毅列传》、《蒙恬列传》、《专诸列传》、《李斯列传》、《韩信列传》、《范雎列传》之“伍子胥”，亦即《吕氏春秋·异宝篇》、《抱朴子·嘉遁篇》之“五员”，亦即《战国策·燕策五》、《汉书·古今人表》、《艺文志》之“五子胥”，姓芈，本氏熊，别氏伍（五），又别氏申，其子又别为王孙氏，名员（贠），字子胥，伍举（椒举）之孙，伍奢（连尹奢）次子，伍尚（棠君尚）之弟，楚平王七年（前522）出奔吴。吴王阖庐元年（前514）仕吴为行人，夫差十二年（前484）为夫差所杀。伍员提出“用能援持盈以没，而骤救倾以时”之说，倡导“树德莫如滋，去疾莫如尽”，精通兵法，熟悉典籍，尤谙习《书》，善于辞令，富有文才，为春秋后期吴国著名***治家、***事家与贵族文士，刘向《七录》著录《越绝》十六卷，《汉书·艺文志》杂家类著录《五子胥》八篇，兵技巧家类著录《五子胥》十篇（***一卷），传世有《江上丈人祝》（见《吕氏春秋·异宝篇》）、《水战法》（见《太平御览》卷三百十五引《越绝书·伍子胥水战兵法内经》）、《肄楚之策》（见《左传·昭三十年》）、《谏王将许越求和》（见《左传·哀公元年》）、《谏王释齐而伐越书》（见《左传·哀公十一年》）及《天禄亟至必亡》（见《国语·吴语》）诸文。
二、观氏族属、世系暨观射父、观瞻事略考
关于楚观氏之族属，《左传·昭公元年》：“夏有观、扈。”《汉书·地理志上》颜《注》引汉应劭《风俗通义》：“（畔观县）夏有观、扈，世祖更名卫国，以封周后。”⑨《后汉书·郡国志三》：“卫公国。本观故国，姚姓，光武更名。”⑩《急就篇》卷一颜《注》：“观，夏之同姓诸侯也。国灭之后，因而氏焉。晋有观武，楚有观起、观从，皆其胤也。”宋陈彭年等《广韵·二十九换》“观”字《注》：“亦姓，《左传》，楚有观起。”邓名世《古今姓氏书辨证·二十六桓》：“观，出自姒姓，夏王启庶子五人，食邑于观，谓之五观。其地洛汭是也。五观之后为诸侯，有罪，夏王灭之，子孙以国为氏。观丁父仕鄀，楚武王伐鄀，俘丁父以归，使为***帅。故楚大夫独有观氏，而世掌太卜，谓之卜尹。观起、观从、观詹（瞻），皆其后也。”郑樵《通志·氏族略二》：“观氏，……姒姓，侯爵。《左传》云‘夏有观、扈’，皆同姓之国。至商失国，子孙以国为氏。今澶州有观城，是其地也。楚有观氏。”罗泌《路史·后纪十四》：“（夏启）子太康立，厥弟五人分封于卫，是为五观。其支于莘者，为莘氏、辛氏、甡氏、观氏、卜氏。”
案：“观”义有三：一为夏启之子，即《国语·楚语上》“启有五观”之“观”，韦《注》：“五观，启子，太康昆弟也。”北魏郦道元《水经·巨洋水注》：“《国语》曰：‘启有五观’，谓之奸子。‘五观’盖其名也。所处之邑，其名曰观。”《淇水注》说大同。二为夏之敌国名，即昭元年《左传》、《汉书·地理志上》颜《注》引汉应劭《风俗通义》之“观”。据《汉书·地理志上》、昭元年《左传》杜《注》，故观国在山东省观城废县治西，即今范县之故观城。三为夏之同姓国名，即《后汉书·郡国志三》、《急就章》卷一颜《注》之“观”，当为夏敌国之观被夏灭后封其同姓之国。故清秦嘉谟辑补《世本》卷七中以《急就章》卷一颜《注》为误，实非。
关于春秋时期楚观氏之世系，《左传·昭公十三年》：“观起之死也，其子从在蔡，事朝吴。”哀十七年《左传》：“观丁父，鄀俘也，武王以为***率，是以克州、蓼，服随、唐，大启群蛮。”宋程公说《春秋分记·世谱七》：“观氏，丁父与起，不详其世；起生从，从生瞻。”清李楷《尚史·氏族志二》：“观氏，观丁父为武王***率，其后曰观射父，射父后曰观起，起生从，从为卜尹。”
案：观起，见《左传·襄公二十二年》，康王九年（前551）被车裂。观从，观起之子，见昭十三年《左传》，灵王十二年（前529）去楚。观丁父以鄀俘为楚武王（前740—前690在位）***率，则观起当为观丁父之后。又，观瞻，观起之孙，观从之子，见《左传·哀公十八年》，惠王十二年（前477）时为楚开卜大夫。而观射父仕楚昭王（前507—前494年在世）。可见，观射父当与观起之子观从大体同时。则春秋时期楚观氏世系为：观丁父……观起观从观瞻……观射父。
关于观射父其人，《国语·楚语下》：“楚之所宝者，曰观射父，能作训辞，以行事于诸侯，使无以寡君为口实。”韦《注》：“观射父，楚大夫。”宋章定《名贤氏族言行类稿》卷五十二：“射，楚大夫观射父之后。见《左传》。”清张澍《养素堂文集·补风俗通姓氏篇序》：“昔春秋之时，周之史伯，鲁之众仲，郑之子羽、晋之胥臣，楚之观射父，皆善言族姓，炎、黄以来，如指诸掌。”
案：观射父见于《国语》，未见于《左传》。章氏说失考。故射氏为观氏之别，出于观射父。则观射父，姓姒，氏观，其后别氏射，名射父，本观人，国灭徙居楚，仕为行人，生卒年未详（前507—前494年在世）。其提出“神以精明临民”之说，倡导“绝地天通”之论，强调官制之别乃祭礼之序的社会本质，精通天文历法，恪守周礼，素有令名，熟识典籍，尤谙习《书》，善于辞令，富有文才，为春秋后期楚国著名思想家与贵族文士，传世有《绝地天通》、《祭礼之序》、《祭礼之物》、《祭祀之别》、《祭礼之纯、精、事》、《祭礼三事》、《官制之别》（俱见《国语·楚语下》）诸文。
关于观瞻其人，《史记·楚世家》：“初，灵王会兵于申，僇越大夫常寿过，杀蔡大夫观起。起子从亡在吴，乃劝吴王伐楚，为间越大夫常寿过而作乱，为吴间。”《左传·哀公十八年》杜《注》：“观瞻，楚开卜大夫，观从之后。”则观瞻，姓姒，氏观，名瞻，观起（厘子）之孙，观从（子玉）之子，本观人，徙居楚，后徙居蔡，复归楚，仕为开卜大夫，生卒年未详（前478年在世）。其熟知天文、历法、星象、术数、卜筮之学，善于辞令，富有文才，为春秋晚期楚国著名贵族文士，传世有《卜如志》（见《左传·哀公十八年》）一文。
三、桀氏族属、世系暨桀溺事略考
关于楚桀氏之族属与春秋时期之世系，伪古文《尚书·商书·仲虺之诰》：“成汤放桀于南巢，惟有慙德。”宋郑樵《通志·氏族略五》：“桀氏，古隐者桀溺，汉襄城侯桀龙。”王应麟《姓氏急就篇》卷上说大同。
案：《潜夫论·志氏姓》、《元和姓纂》、《广韵》、《古今姓氏书辩证》“桀氏”皆阙。则楚桀氏为鲧（熙）之孙、夏禹（文命）之子帝启后裔，春秋时期世系未详。
关于桀溺其人，《论语·微子篇》何晏《集解》引汉郑玄《论语注》：“长沮、桀溺，隐者也。”《论语·宪问篇》梁皇侃《义疏》引《论语注》：“伯夷、叔齐、虞仲，避世者；荷蓧、长沮、桀溺，避地者；柳下惠、少连，避色者；荷蒉、楚狂接舆，避言者也。”元胡炳文《论语通》卷九引宋吴棫《论语续解》：“接舆书楚，故沮、溺、丈人不复书，盖皆楚人。”
案：《论语集解义疏》引《论语注》皆作“避”，阮校《论语注疏》引《论语注》皆作“辟”。又，北魏郦道元《水经·潕水注》、《史记·孔子世家》张守节《正义》并引晋李彤《圣贤冢墓记》：“南阳叶邑方城西有黄城山，是长沮、桀溺耦耕之所，有东流水，则子路问津处。”《史记·孔子世家》张守节《正义》引李泰《括地志》：“黄城山俗名菜山，在许州叶县西南二十五里。”则子路问津处在叶邑（今河南省叶县）西南二十五里之黄城山。时沈诸梁为叶公（县尹），其必为楚地。故桀溺为楚叶邑人。则桀溺，姓姒，氏桀，名溺，本巢人，国灭徙居楚叶邑，生卒年未详（前489年在世）。其倡导做“辟世之士”，善辞令，有文才，为春秋后期楚国著名耕隐之士，传世有“辟人与辟世之别”（见《论语·微子篇》）。
四、陆氏族属、世系暨陆通事略考
关于楚陆氏之族属与春秋时期之世系，宋王应麟《姓氏急就篇》卷上：“陆氏，芈姓，陆终之后。楚接舆陆通。又齐宣王封少子达于东原陆乡，因以为氏。《陈留风俗述》云：‘陆浑国之后。’”
案：王氏《姓氏急就篇》所引《陈留风俗述》，文渊阁四库本作《陈留风俗传》。据王氏《姓氏急就篇》，陆氏所出有三：一为芈姓，出自祝融（陆终）；一为妫姓，出自陈公子完后裔齐宣王（前319—前301年在位）少子达。一为妘姓，出自祝融八姓（陆终六子）后裔陆浑之戎。而唐林宝《元和姓纂·一屋》、宋邓名世《古今姓氏书辩证·一屋》、谢维新《古今合璧事类备要续集》卷二十二、谢枋得《翰苑新书后集下》卷五、明凌迪知《万姓统谱·一屋》皆仅谓陆氏出自齐宣王田氏之后，说不确。则楚陆氏为熊氏之别，春秋时期世系未详。
关于陆通其人，《楚辞·九章·涉江》：“接舆髡首兮，桑扈臝行。”汉王逸《注》：“接舆，楚狂接舆也。髡，剔也。首，头也。自刑身体，避世不仕也。桑扈，隐士也。去衣裸裎，效夷狄也。”《战国策·秦策三》：“箕子、接舆，漆身而为厉，被发而佯狂，无益于殷、楚。”《水经·潕水注》引《尸子》：“楚狂接舆耕于方城。”汉扬雄《法言·渊骞篇》：“昔者箕子之漆其身也，狂接舆之被其发也，欲去而恐罹害者也。”《史记·孔子世家》裴骃《集解》引汉孔安国《论语训解》：“接舆，楚人也。”旧题汉刘向《列仙传》卷上：“陆通者，云楚狂接舆也。”《史记·邹阳列传》司马贞《索隐》、《战国策·秦策三》鲍彪《注》并引晋皇甫谧《高士传》：“楚人陆通，字接舆。”《论语·宪问篇》梁皇侃《义疏》引汉郑玄《论语注》：“伯夷、叔齐、虞仲，避世者；荷蓧、长沮、桀溺，避地者；柳下惠、少连，避色者；荷蒉、楚狂接舆，避言者也。”《史记·邹阳列传》裴骃《集解》引魏张晏《史记注》：“楚贤人，佯狂避世也。”《论语·微子篇》皇侃《义疏》：“接舆，楚人也。姓陆，名通，字接舆。楚昭王时***令无常，乃被发佯狂不仕，时人谓之为楚狂也。”
案：楚狂接舆事，亦见《论语·微子篇》、《庄子·人间世》、《逍遥游》、《应帝王篇》、《荀子·尧问篇》、《史记·孔子世家》、《邹阳传》，不具录。又，楚陆通归隐事，详见《韩诗外传》卷二、《列女传·贤明传》，不具引。又，唐林宝《元和姓纂·二十九叶》、宋邓名世《古今姓氏书辩证·二十九叶》、郑樵《通志·氏族略五》、王应麟《姓氏急就篇》卷上并引汉赵岐《三辅决录》：“（接氏）接子昕著书十篇。”《元和姓纂·二十九叶》：“接舆，《论语》，楚狂接舆，隐者也，其后为氏。”则接氏、接舆氏为陆氏之别，出于陆通（接舆）。则陆通，即《史记·孔子世家》、《列女·贤明传》、《汉书·古今人表》之“楚狂接舆”，姓芈，本氏熊，别氏陆，其后别为接舆氏，省为接氏，名通，字接舆，楚人，生卒年未详（前489年在世）。其提出“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自刑身体，避世不仕，素有令名，善于辞令，富有文才，为春秋晚期楚国著名耕隐之士，传世有《凤兮歌》（见《论语·微子篇》）。
综上所考，楚伍氏为熊氏之别，未详其祢，春秋时期世系为：伍参伍举伍奢、椒鸣，伍奢伍尚、伍员；楚观氏为夏禹之孙、帝启庶子五观后裔，出于观丁父，春秋时期世系为：观丁父……观起观从观瞻……观射父；桀氏为帝鲧之孙、夏禹之子帝启后裔，春秋时期世系未详；陆氏为熊氏之别，春秋时期世系未详。可见，伍氏、陆氏二族为楚公族，观氏、桀氏二族皆为楚公室异姓贵族。其中，有传世文学作品者为伍参、伍举、伍尚、伍员、观射父、观瞻、桀溺、陆通，伍参、伍举、伍尚、伍员、陆通五子皆属楚公族作家群体，观射父、观瞻、桀溺三子可称之为楚公室异姓贵族作家群体。
芈月与秦始皇的关系篇6
雄主杀伐天下、猛将驰骋疆场、策士纵横敌国，如此令人血脉偾张的时代，注定让后世之人神往不已。
而我们今天要说的这个人物，他那波澜壮阔而又匪夷所思的一生，无疑给那个时代增添了几许明艳的光彩。
01
公元前326年，在位二十四年的赵国国君赵肃侯因病去世，这位英雄一世的国君，在位期间与魏、楚、秦、燕、齐等天下大国征战不断，却始终不落下方。俨然成为诸侯中的强国，并且代替日渐衰落的魏国扛起三晋之地向外扩张、逐鹿中原的旗帜。
赵肃侯的去世，让其他诸侯国看到了***谋赵国的机会，魏、楚、秦、燕、齐五个大国各派了上万的精锐部队以参加葬礼的名义逼近赵国的过境，准备乘机侵吞赵国的领土。
对于刚继位的十五岁的新君赵雍（死后谥号为赵武灵王，为了行文方便，以下统一称为赵武灵王）来说，父亲的葬礼绝对是对他的巨大考验，如果处置不当，轻则弃城丢土，重则毁家灭国。
这个时候在敌人面前如果过于软弱，则会滋长侵略者的狼子野心。因此在父亲的托孤忠臣肥义的谋划下，赵武灵王决定以强硬的态度对待各国先行而来的吊唁使者。并且痛斥他们派重兵前来，是乘人之危，他同时下令全国，各地***队进入最高备战状态，随时做好与敌人血战到底的准备。
赵武灵王还派使者携带重金出使与这五国接壤的韩、宋、越等国以及楼烦部落，让他们出兵来威胁五国的边境。最终经过赵武灵王君臣的多方布局之后，五国一看占不到什么便宜，便纷纷退兵了，少年赵武灵王经受住了@次严峻的考验。
区别与其父南下中原的策略，赵武灵王此后将***事中心调整到国境的北边，尤其是将赵国国土一隔为二的中山国更是心腹之患。正在赵武灵王率***对北边胡人部落大打出手，同时和中山国时战时和的时候，周边的形势又有了新的变化。
邻国燕国发生了严重的内乱，国君位置空悬，***治眼光异常敏锐的赵武灵王果断派人出使和赵国结盟的韩国。将在韩国做人质的燕国公子职迎回燕国，并且派遣重兵准备护送其登位。这样既让新任的燕国国君对赵国感恩戴德，也挫败了燕国和韩国原先订立的夹攻赵国的盟约。（韩国是脚踩两只船，永远选择对自己最有利的***策，国与国之间，只有永远的利益，没有所谓的同盟，古今依然！）
赵武灵王拉上了秦国和中山国为盟友，经过长达三年多和齐国的战争（齐国拥立的是另一个公子），最终击败了齐国***队，将公子职送上了国君之位。公子职便是后世闻名的燕昭王，对于拥立他的赵武灵王，燕昭王自然投桃报李，燕国很长时间都采取亲赵的外交***策。
没过几年，秦国喜欢斗力的国君秦武王闲着没事干，跑去周王宫举鼎，结果力有不逮，折断了膝盖骨意外去世。秦国的贵族为了新国君的位置展开了新一轮的争夺，乘着秦国内乱抢占了不少地盘的赵武灵王自然也不肯放弃拥立秦国新君的机会，依仗着强大的武力，他强势推荐公子稷登位。南面的楚国又对巴蜀之地虎视眈眈，深谋远虑的宣太后（芈月，孙俪扮演的便是她）最终同意了赵武灵王的要求。不过为了怕儿子公子稷成为赵国的傀儡，宣太后把持了朝***，亲自与雄才大略的赵武灵王周旋。
由于宣太后的智慧和谋略，赵武灵王并没有从秦国捞到什么好处，此时天下纷争不已，各个诸侯国之间为了各自的利益，陷入了混战之中。这给雄心勃勃的赵武灵王提供了足够的机会和更广阔的舞台。
为了提升赵国的***事实力，在大臣肥义等人的帮助下，他决定在国内推行“胡服骑射”，（《史记》卷四十三《赵世家》也记载：“十九年正月，大朝信宫，召肥义与议天下，五日而毕，遂下令易胡服，改兵制，习骑射”。）每一次改革都会遇到强大的阻力，伴随着流血和牺牲，赵武灵王在推行胡服、教练骑射、励行改革的前期同样遭到了宗室贵族的强烈抵制，最终他晓之以情、动之以理，说服了在宗室贵族中威望最高的叔父公子成，方才使得“胡服骑射”可以顺利推行下去。
通过这次富国强兵的改革，赵国建立了一支异常强大的骑兵部队，为了提升这支队伍的战斗力，赵武灵王从国内挑选体格健壮的勇士进入骑兵部队，并且大幅提高他们的待遇。令赵国民众皆以能入骑兵部队为荣。赵武灵王同时从***中选拔了一批平民出身的***官充入骑兵部队中，大大的加强了对这支部队的控制力。
到了赵武灵王二十一年（公元前305年），为了检验改革的成果，赵武灵王亲率大***攻伐宿敌中山国，连战连捷，攻下了中山国十几座城池，将***事实力不俗的中山国逼到了亡国的边缘。
此后的几年时间里，赵武灵王不断率***出征，继续蚕食中山国以及楼烦、林胡等部落的领土，大大的扩张了赵国的疆土面积。并且将曾经被中山国隔绝的邯郸和代郡连成一片，通过地域的融合以及一系列的***策的实施来消除以两个地方为代表的赵国传统的汉族大臣和有戎狄背景的外族大臣之间的隔阂和矛盾。从而也增强了赵国统治阶级内部的凝聚力。
***治、***事方面一系列的举措的实施，也让赵国在赵武灵王的带领下，一跃成为天下可以和秦国比肩的强国之一。赵武灵王在位的这二十多年的时间，完全是一段赵国由一般的诸侯国崛起成为天下强国的奋斗史。赵武灵王也依靠自己在***事武功方面的辉煌成就在举国上下拥有无可比拟的影响力和号召力，如果他的人生至此戛然而止，那么可以非常肯定的说，他在后世拥有的评价以及名气要远远的比现在大很多、高很多。
可惜，历史没有如果，只有后果和结果。
02
赵武灵王晚年的悲剧还要从继承人的问题上说起，他有两个儿子，长子是韩夫人生的公子章，次子是大美女吴娃生的公子何。需要指出的是，是在韩夫人过世之后，才有了后来吴娃的出现，填补了赵武灵王在内心和情感上的空白。吴娃不但美色过人，而且非常聪慧，虽然仅陪伴赵武灵王十年的时间里便因病去世，但是却在赵武灵王的心里占据了非常重要的位置，自古英雄难过美人关。
吴娃在临死前请求赵武灵王立自己的儿子公子何为太子，一直对其百依百顺的赵武灵王没有多加思索便同意了，他将长子公子章的太子之位废黜，立了公子何为太子。这也是后来那场悲剧发生的根源所在。
两年后，脑洞大开的赵武灵王又做了一件在中国历史上绝无仅有的事情，他决定传位给太子公子何，这是在无任何外界因素干扰而心甘情愿放弃自己王位的唯一一位国君。当然他也有他的考量，一方面，为了专注于对外***事扩张，他无暇顾及很多***事的处理；另一方面，赵国以前围绕继位问题不断发生***，赵武灵王想着趁自己有生之年扶自己的接班人上台，并且护送一程。
公子何继位以后，是为赵惠文王，赵武灵王自称赵主父（秦始皇称帝以后，才有太上皇的说法，为了行文统一，下文还是叫做赵武灵王）。赵武灵王也嘱托自己的亲信大臣肥义好好辅佐新君。
赵武灵王的想法很美好，但是孰不知他所构建的这种二元***治，严重违反了***治规律，明眼人都知道，天无二日，国无二主。不过，谁让此时的赵武灵王在赵国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威呢，因此虽然下面有一些议论，但是他的想法还是能够得以顺利实施。
没过多久，赵武灵王有些感性的毛病又犯了，他看到自己的长子公子章要向比自己小十岁的弟弟赵惠文王跪拜行礼，有些于心不忍。并且这个长子无故被废之后，并没有丝毫的怨言，令他又想起以前与韩夫人相处时的种种美好的场景。
为了让自己的心里平衡，他封经常随自己征战的长子公子章为安阳君，并让齐国失势的贵族田不礼辅佐他。
对于赵武灵王废长立幼的做法，田不礼早就心怀不满，同时也想借助扶持公子章夺得王位来实现自己东山再起的愿望。因此田不礼经常鼓动公子章夺位，慢慢的，公子章原本已经熄灭的王者之心被慢慢的点燃了。
赵武灵王此后不断推波助，他非常厚爱这个长子，衣食住行方面待遇几乎和自己相同，他的这一举动，让赵国许多的大臣嗅到了不一样的味道，为了***治前途，一些不得志的大臣又纷纷与公子章暗通款曲。
更夸张的事情还在后面，赵武灵王准备立公子章为代王，与弟弟赵惠文王并驾齐驱。这直接让肥义等国家重臣傻眼了，赵主父这是裸的要***国家啊，因此这些以国家为重的大臣上书赵惠文王痛斥赵武灵王的无礼请求，赵惠文王眼见自己的父亲越来越过份，自然不会同意这个荒唐的请求。
后世史学家有种普遍观点，赵武灵王这是后悔自己退位的做法了，短短几年时间，自己的儿子赵惠文王已经成了赵国名正言顺的一把手。赵惠文王心胸宽广、善于纳谏，因此赢得了赵国许多大臣的拥护和支持。这对于雄心不已、一生追求辉煌的赵武灵王来说，难以接受，他必须扶植自己的长子来抗衡次子，以此达到自己重新掌控赵国大权的目的。
慢慢的，赵武灵王与赵惠文王之间由互相试探逐渐演变到了剑拔弩张的局面，行事果断一向是赵武灵王的风格，他很快以在沙丘（今河北广宗县境内）选看墓地为名，让公子章和赵惠文王随行。
选看父亲墓地，事关孝道，祭出孝道的招数，赵惠文王自然不能违抗。但是为了以防不测，赵惠文王君臣还是做了周密部署，肥义、将***信期等人与其随行，而公子成、李兑等人则率大***就近驻扎，随时做好接应的准备。
到了沙丘后，赵武灵王和公子章居住一宫，赵惠文王独居一宫，很快，使者持着赵武灵王的灵符来召见赵惠文王。这时候肥义将使者打发走，并且自愿前往一探究竟，如若自己久去不归，则一定遭遇不测，他请求到那时候赵惠文王一定要为了国家为重能够痛下决心。
肥义与赵武灵王等人话不投机，很快便被公子章下令诛杀，可怜国之忠臣就这么不明不白的死在自己人手里。公子章和赵武灵王商量后，继续命使者前去传召赵惠文王，他们决定如果这次还传召不来，则直接动手，将其擒获。
肥义的死讯很快传回，赵惠文王和信期痛心不已，他们怒杀使者，先发制人，直接率***包围了赵武灵王的宫殿，并且传令公子成等人火速率大***前来支援。由于***队人数的差距，局势很快被赵武灵王一方控制。担当平叛主帅的公子成为了不让赵惠文王担着弑父杀兄的罪名，因此直接下令将公子章诛杀，派人将赵武灵王宫殿团团围住。
芈月与秦始皇的关系篇7
[关键词]张艺谋；《菊豆》；悲剧； 形象； 音乐
《菊豆》是张艺谋导演继《红高粱》之后推出的一部新电影，是奥斯卡最佳外语片角逐中的一匹黑马。影片上映后曾饱受非议，不同观众群体的情感态度也截然不同。香港华人大多抱有沉重的思想感情，而许多内地观众是持批判意见的。不过，一些西方电影评论家是在大多数观众持赞赏态度的形势下批判《菊豆》富于性的。无疑，种种评论加大了这部影片的争议性，对于电影本身也是一个极大的挑战。分析电影的内容和视觉语言，《菊豆》并无明显的道德导向与谴责，主人公菊豆与杨天青，最终还是以悲剧的命运结局，天青最终被天白杀死，使所谓对“***”以及“不孝”的反对者感觉“秩序”得到了延续，倾斜的心理天平似乎平衡了。
该影片在角逐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奖的时候，张艺谋导演曾经毫不隐讳地表示，那些认为影片有问题者，主要是针对影片当中对性场面处理的“阴暗色调”现象，而并不是因为影片当中出现的性场面。不容置辩，《菊豆》所展示的***内容并非一种简单的自恋：故事情节开始时，菊豆有意把***让“侄子”偷窥。而事实上，影片中对菊豆肮脏、满是伤痕的身体表现，结合与画面相伴刻意呈现的音乐效果，无论是天青还是观众都无法得到视觉上的愉悦。相反，过程的体验并不美好。这些行为，表现了菊豆对***她的杨金山以及家长制的无声抗议。
《菊豆》公开地展示了一种由情感相通到性相爱的关系。因此，若要引领观众的视听，把握中国人的性观念尤为重要。在中国传统思想中，儒家的礼节规范是围绕“忠、贞、孝”观念形成的一种伦理体系，它是处理人际关系的奠基石。
《菊豆》之所以在西方观众群体中能得到赞赏与肯定，是因为中西方文化差异中，西方文艺批评中对“***”与“不孝”的矛盾并没有中国这么沉重，而“***”与“不孝”却刚好是《菊豆》情节与立意的深化。如果想弄清电影众说纷纭的辩论中的所以然，就必须理解中国的***治与文化，理解中国的宗法制度的真谛。《菊豆》饱受争议的原因，并非是它本身存在某种***治隐喻，也并非情节与内涵违背了传统，而是因为《菊豆》中显现出来的中国特征：传统文化和封建礼教的锁链，死死地缠绕着一代生活在社会底层的劳动人民。那些特殊手段的运用，是中国人对传统信仰、理念和墨守成规习俗的大胆挑战与归宿。
一、神话历史演绎与变迁
人性是个广阔无际又内涵深刻的话题，包蕴了无数美好与丑恶，也引来了无数赞扬与抨击。“万恶***为首；百善孝为先；不孝有三，无后为大”是传统观念赋予人们的烂熟于心的口头语。但是《菊豆》却对这种人人必须遵从的人性进行了批判与反抗。可能很多中国人并没有准备好接受这种挑战，因此，一些所谓的正义之士自然而然地对其嗤之以鼻。
《菊豆》改编自刘恒的中篇小说《伏羲伏羲》。我们剖析一下小说的背景与内涵，或许就能领悟许多深层次的文化与思想。
远古时期对道德是没有明确意识的。伏羲与女娲本是兄妹关系，传说是他们的结合孕育了宇宙，获得了子嗣：人类的诞生。电影《菊豆》中，菊豆与天青虽然也生育了天白，但天青不是菊豆的血缘兄弟，天青也并非金山的亲儿子。小说把菊豆和天青的“婚姻”与神o的结合相比，本身就暗示着这爱情是合乎道德与天经地义的。伏羲与女娲式的婚姻，不受道德礼法的约束。而在《菊豆》中，菊豆与天青生活于遵循封建伦理的社会环境中，才被规范为罪恶行为。
清规戒律是时代的产物，附有不同的时空标签，也与权力、地位、目的、手段相挂钩。追溯历史，不难发现：秦始皇的曾祖母宣太后芈月，在维护***权平息战乱中，就有很多公开的、从不隐瞒的风流韵事，除了正牌丈夫秦惠文王外，还和深爱她的义渠君交往30年左右并生两子，秦国强大后又诱惑其杀之。试想：在宣太后执***时代，她何以有罪？唐朝时期的武则天，是唐太宗李世民的媚娘，和唐高宗李治结为夫妻后，生子、执***，成为中国历史上唯一地位显赫、***绩卓绝的女皇。有人敢谴责吗？父权、夫权、神权，岂不退避三舍？可知，权力与道德之间，前者重于后者。张艺谋导演的《菊豆》，就是以自然与人为的矛盾以及制度与人类实际之间的矛盾进行辩证的讨论。制度的建立是以控制人的行为为目的，但在权力面前，又反被人所控制。
《菊豆》中，影片对制度与人的认知矛盾是通过对染布活动的详细拍摄来表现的。在菊豆所处的时代，染布在我国大多数农村都很常见，人们将染布机器组装完整，通过将染料加到布上的工作行为，染布活动才能得以开展。《菊豆》以特定的镜头对染布机器的各个部分进行了细致的展现，以全景镜头对染布机器每个部件的严丝合缝与按部就班、周而复始的工作过程进行了细致表现。与此同时，结合高度风格化的逆光镜头，将影片打造出一种沉重与压抑的感受。
机器虽然是没有感情的物体，但是却与菊豆所处时代背景下的人物形象有着辩证的关系。在杨金山的染坊中，人与牲畜没有什么区别，都只是生产的工具。电影中将巨型染布机器置于前景，而将从事染布工作的人们以微弱渺小的形象进行展现，表现出人们的活动都是围绕着机器的运转而进行的。画面一转，染坊中挂着整整齐齐染好的布匹，则象征了结构和秩序。那些挂着的白色条幅，犹如葬礼上的幡，是死亡的象征。
尽管机器的体系庞大，依然不能永远遏制生命的迸发。《菊豆》中有关菊豆的镜头以逆光仰拍的方式拍摄，对菊豆年龄阶段应有的青春朝气进行了生动表现。菊豆动人的自然美和她所处环境的非自然性形成强烈的反差，印证了她的不幸婚姻就是这一环境的缩影。菊豆年轻、漂亮，杨天青和她相互吸引。菊豆对压迫与***她的杨金山厌恶、憎恨是必然的，但是在当时的社会纲常之下，菊豆的感情为社会所不容，她与杨天青的结合被定位于“***”，万恶中排第一，是不合礼制的。其实，《菊豆》中并没有对道德进行过多的评判，对人与自然制度之间的矛盾也同样以象征的方式进行了表现。菊豆生下天青的孩子后，村里长者为孩子取名“天白”，以天字命名，使天青与天白陷入了既是父子又是兄弟的矛盾之中。这两个名字合成后就是“天青白”，其含义是清洁无瑕。而“天”字的应用，则让人有意识地联想到了原著《伏羲伏羲》中的神o，或许是导演的匠心独具，也是影片的画龙点睛之笔。
二、孝道：悲剧的必然
《菊豆》辛辣地批判了命名传统，因为命名颠覆了“父与子”的关系，把“父亲”规范到了“哥哥”的行列，“儿子”变成了“弟弟”，也规定了二者的权利和规范。杨金山中风后，知道了真相，他失去了父亲的地位；天白的孝道，又归还了杨金山“父亲”的地位。电影通过命名与天白杀掉天青的逆行，推动着叙事发展。而影片最后烈焰冲天，菊豆悲愤交加、义无反顾自焚的镜头，与莎士比亚的悲剧作品《罗密欧与朱丽叶》有着异曲同工的归宿。
《菊豆》一开始分别用简单的镜头对菊豆与天青的性格进行了交代。菊豆与天青都是年轻、温顺的被压迫者，有各自痛苦的内心世界。他们的结合是简单的，也是人类自然的、本能的表现。杨金山对菊豆的待使其性关系也呈现公开的状态。天青知道了叔叔滥施时，对菊豆有深深的同情。他们有了染布坊那场热恋后，杨金山中风了。他们本以为水到渠成，已经拥有了追求幸福的可能。因此，对杨金山的监督公开进行反抗，将杨金山置于被管制地位。由于杨金山丧失了说话的能力，所以只能生活在恼怒、仇恨的情绪之中，忍受那对恋人肆无忌惮的调情、愉悦、放荡的行为。这时，丈夫、妻子、儿子的关系又被颠倒过来了。菊豆和天青以夫妻身份相处，而金山却必须让他们像照顾儿子一样给他喂饭、洗澡、穿衣。
但是，杨金山不甘被摆布、受侮辱、戴“绿帽”，他试***杀死天白以宣泄心中的怨恨。而杨天青则为孝道伦理所束缚，认为他与菊豆的关系是大逆不道的，不敢反抗。与此同时，在那个畸形家庭中成长和受教育的天白也就成了他们身边的定时炸弹。杨金山利用天白的天真无邪，报复他的父母。他在天白面前宣布自己是父亲，菊豆是母亲，天青是哥哥。重新确定了原来的丈夫、妻子、儿子的关系，恢复了压迫者和被压迫者、有权和无权的关系。在这种象征关系之下，菊豆只能忍气吞声，默默忍受折磨，任凭悲剧发生。在杨天青的意识里，对杨金山尽孝道义不容辞。菊豆谴责他懦弱时，他居然打了她耳光。正是天青的暴力让菊豆清醒地意识到，在这种循环式的压迫中，她永远都是牺牲品。故事最残忍的是杨金山为了报复这对恋人，要杀死他们的孩子天白，结果自己溺水身亡；最可悲的是天白居然成为杨金山的帮凶，让亲生父亲成了自己的刀下鬼。
电影的悲剧还通过那个象征性的葬礼镜头进行了展示：天白高高地坐在棺材上，成为杨金山的“人”，构成了一种再生仪式。菊豆与杨天青作为杨金山的遗孀和长子，需要连滚带爬49次阻挠送葬队伍以示孝道。无疑，天白的存在就是世俗社会对人们的报复。从整部电影复杂人物关系以及前后对应的剧情结构来看，“逆弑父情结”与我国一直延续的以孝道为主流的传统相符。电影用反复的仰角特写镜头，把杨金山的棺材塑造成为一种权力的象征，而菊豆与天青则必须屈于权力之下。菊豆无疑是悲惨的，三个男人（丈夫、情人、儿子）轮流折磨她的身心。这三个男人分别在宗法制度中扮演了不同的角色，剥夺了她的自由与生命。由此可知，女人如果无法摆脱权力循环的轨道，将注定永远是悲惨的结局。
三、视觉形象和音乐效果
张艺谋导演的电影，向来以表现英雄主义为倾向，比如《红高粱》《英雄》《十面埋伏》等，与中国的传统文化格格不入。但《菊豆》却表现了不同时空中人的性格被摧残、被奴役，深层昭示出软弱对人们精神与肉体的杀戮，是中国的希腊悲剧再现，进而让人们从反面思索悲剧的根源，思考怎样活着的原理。
（一）视觉形象
影片中的人物身份有多种：杨金山是菊豆的丈夫和名义丈夫；菊豆是杨天青的名义婶子和妻子；杨天青是杨天白的父亲和名义兄弟。《菊豆》就是在错综复杂的人物关系中构建了俄狄浦斯情结（恋母和弑父）剧情。
杨天青是个悲剧人物，他名义上是杨金山的侄子，实则是杨金山的长工，他只有干活的权利，只有偷看婶子洗澡满足欲望的极限；他听到婶子被杨金山待发出惨叫声音的时候，拿着斧子在楼梯上砍了一下，被杨金山质问时吓得连气都不敢大喘；为杨金山送葬，他和菊豆哭天喊地拦棺材，他儿子却坐在棺材上充当父亲的“父亲”；菊豆激怒他，让他杀了杨金山，他为孝道不敢越雷池一步，甚至还谴责打骂菊豆；他不敢带菊豆逃离染布坊，最终被儿子所杀。他的忍耐、软弱，让他儿子把他推入坟墓，他又把自己心爱的人拽进坟墓。与其怜悯，不如说痛恨。所以，悲剧成为必然。
菊豆具有反抗精神，未被命运压垮，敢于追求自己的幸福，却仍死在了封建礼教的屠刀下、宗法制度的残忍中。她的善良（不忍离开丈夫和儿子）不足以让她挣脱杨金山为她绑定的锁链，她的悲剧是封建礼教、宗法制度的存在酿成的；是那三个男人剥夺了她爱和被爱的权利酿成的。无形的剑，有形的刀，多么凶残！
（二）音乐效果
《菊豆》的背景音乐都是以传统乐器埙的声音进行呈现。整部影片伴随着埙的声音，后加上童声的演唱，缓缓表现故事情节，带给观众情绪的感染。影片中，菊豆和杨天青在杨金山瘫痪后拜堂时候的音乐比较欢快悠扬，悦耳动听，表达了两人两情相悦的心情；而在菊豆病重阶段的音乐则舒缓、低沉，对菊豆与天青两人生活的无奈进行了生动表现，同时，缓慢的音乐节奏也表达了主人公无声的控诉。影片最后是儿童的演唱，激昂，犹如行***曲，是个比较完美的收场。埙的应用，时而缥缈，时而低徊，是线性的白描手法，讲述了封建统治下一个小乡镇的悲剧爱情和伦理道德碰撞的火花。
[参考文献]
[1]宫.张艺谋电影创作的两次转型[J].剧影月报，2015（05）.
[2]秦廷斌.电影《菊豆》的民俗视点[J].大众文艺，2010（03）.
芈月与秦始皇的关系篇8
在君主制社会，最高权力的继承名义上是通过“皇位世袭制”进行，但实际上权柄经常被人乘机窃夺，继承了皇位并不等于拥有了最高权力——君权，所以本文把着眼点放在“君权继承”而不是“皇位继承”上。
一、选择继承人的两难困境——“立贤”与固定顺序继承的冲突
自公元前二十一世纪第一个君主制王朝夏开始，最高权力的“世袭制”代替了“天下为公，选贤与能”的“禅让制”，也产生了如何在王室成员中选择合适的接班人的难题。
由于专制君权是一种不受制约的最高权力，它使得王朝的命运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于君主的个人素质。中国的君主制社会长达四千年之久，先后出现了几十个王朝，没有一个王朝是葬送在英明的君主手里的。因此，“立贤”当然是最好的选择——皇帝们自己都说，天下“有德者居之”嘛。
但要具体确定谁是“贤者”，则是一件困难的事。
1、“贤者”的标准不好确定。按主流意识形态儒家的标准来说，君主应该是人们道德的表率。但在嘴里说的是儒家道德，实际行的是法家手段的“儒表法里”的社会，一个“温良恭俭让”的皇帝会是一个“好”皇帝吗？唐高宗李治以“仁孝”著称，却不分忠奸、懦弱无能，终被武则天架空，李唐宗室屠戮殆尽。李治是李唐王室的大罪人，这样的储君决不是君主们想要的。
2、储君作为一个被领导者表现得再好，也不等于他就会是一个合格的领导者。即使象唐太宗李世民这样亲手选拔过无数能臣良将的“千古一帝”，在挑选继承人时也犯过许多错误，遑论他人。何况储君看君父的脸色行事，常常隐瞒自己的真实想法，不少暴君在当太子时就伪装得很好，比如隋炀帝。
3、没有一个公开、公平的“选贤”过程，储君是由君主根据自己的判断决定的，“贤能”与否取决于君主的眼光。
4、君主们并不是总以“社稷”为重，他们常常只凭个人喜好，甚至因宠爱某个后妃就想立其子为储君。
尽管“立贤”在实际操作上存在这么多的困难，但还不是作为选择储君的标准被放弃的主要原因。主要原因在于，如果没有一个固定的人力不能改变的选择标准，王室成员就都想通过自己的努力坐上君主的宝座，而这种“努力”的结果往往就是王室内乱，自相残杀。
固定的继承顺序可能带来一个不合格的君主，君权不能顺利继承则可能带来***乃至战争。在鱼和熊掌不能兼得的情况下，君主们把王室的团结、王朝的稳定放在了第一位，正如中国最杰出的皇帝唐太宗李世民所做的总结：立储一事，最要紧的是要使臣民知晓，“太子之位”[1]不“可经营而得”[2]。
至于那位“命里注定”的君主是不是“婴幼病弱、低能白痴、昏聩糊涂、暴戾狂狷、神经变态”［3］，会不会“荼毒天下，为祸至巨”［4］，就顾不了那么多了。
所以，在“立贤”与“固定继承顺序”之间，实际上并没有选择的余地，而延续了四千年的君权继承制度，居然就是这么一个有如此重大缺陷的“两害相权取其轻”的产物。
历朝历代中，明朝执行固定继承顺序（嫡长继承制）最坚决、最彻底，皇帝们基本能够做到不为自己的偏爱所动，传位嫡长子的自觉性最高，大臣们为维护这一制度更是不遗余力。建文帝朱允炆、洪熙帝朱高炽以嫡长孙（子）的身份继位，而在老皇帝眼里更有才能的永乐帝朱棣、汉王朱高煦落选，就证明了这一点。明朝其他皇帝的即位也都符合嫡长制原则（景宗在英宗被俘后即位，事出有因）。
明朝坚决贯彻“嫡长制”收到了一定效果，体现在钦定的接班人都能比较顺利地继承最高权力上（建文帝其实也继承了除北京外的全国的最高权力达三年之久），这是比前代好的一面。但“嫡长制”的初衷——明确继承顺序以杜绝皇室成员争位——却没有完全实现。终明一世，有燕王朱棣、汉王朱高煦、安化王朱寘鐇、宁王朱宸濠先后造反。
不仅如此，“嫡长制”的固有缺陷——“立嫡以长不以贤”却在明朝得到了充分的暴露。明朝十七位皇帝（至崇祯），除去在位几个月的光宗朱常洛不提，其它十六位皇帝有八位[5]按柏杨的说法属于“草包恶棍型”，其恶行世所罕见。明朝276年（1368——1644）的统治，这八位就占了173年，近63%的时间。尤其糟糕的是，从武宗朱厚照开始，连续出现六位“昏（暴）君”统治中国达173年直到明亡。令人百思不得其解的是，这些皇帝来自当时世界上经济、文化、教育程度最高的汉族，然而却集“荒唐、荒***、贪婪、懒惰、昏庸、无能、残暴、苛刻、猜忌……”等等人类最恶劣的品质于一姓，甚至于一身。明朝不合格皇帝比例之高，正如清初大思想家唐甄的总结“一代之中，十数世有二三贤君，不为不多矣；其余非暴即暗，非暗即辟，非辟即懦。……懦君蓄乱，辟君生乱，暗君召乱，暴君激乱。”[6]
是什么原因造成了朱明皇族素质如此低下？唐甄的回答是“帝室富贵，生习骄恣，岂能成贤！”[7]他之所以没有发觉问题可能出在嫡长继承制身上，是因为在当时的知识分子看来，“长幼尊卑”的等级关系就是天理，皇位继承当然要符合“嫡庶长幼”的尊卑顺序。与唐甄大致同期但更有名的顾炎武，有个非常有名的口号：“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可惜他说的“天下”，竟然是这个尊卑顺序！看来人们的脑子都被“天理”这个“大酱缸”（柏杨语）酱死了，面对君权继承的两难困境，似乎再也找不到出路了……
分析两难困境出现的原因，关键是一个“乱”字：“立贤”之不行是因为“易乱”，固定顺序继承是为了“防乱”。仅仅为了君权能够“顺利”继承，整个君主制社会上上下下就忙活了四千年，继承人的素质问题被迫让位于“不生乱”这个主要矛盾，致使不少更有才能的皇室成员（本文的“王/皇室成员”不包括女后和外戚），眼看着不如他们的人登上皇位而徒呼奈何。
但为什么完全符合长幼尊卑等级关系这个“天理”的固定顺序继承法，只是在“家天下”三千多年之后的明朝才得到了较彻底的贯彻，不可僭越的等级关系为什么在以前的朝代屡遭僭越？究竟是谁在“捣乱”？
于是就有了本文的第二部分：
二、是谁破坏了君权继承的固定顺序？
（一）首先就是君主本人
“家天下”的第一个王朝——夏朝的君权继承制度，由于资料缺乏已不可考。
第二个王朝商朝的“君权继承顺序”经历了三个阶段：
刚开始，是“兄死由弟继承，弟死由少弟继承，直到同辈之弟全不在世时，再由长兄之子继位，以此类推。”[8]但是，“这种制度本身是潜伏着***因素的。因为继位之弟往往不肯把王位再交还兄之子，而要传给自己的儿子”[9]。于是产生了“九世之乱”（商朝在第十一位国王仲丁以后，到第十九位国王阳甲的九个王间，发生了内部争夺王位的斗争，国力大为削弱，称为“九世之乱。”引自《中国***治制度通史》171页）。***使商朝的国力大为削弱，竟然到了为避敌锋屡次迁都的地步。
吸收了“九世之乱”的教训，商朝把继承顺序由“兄终弟及”改为“兄终弟及+嫡子继承”，即：继承王位的最小的弟弟死后，王位不再交给长兄之长子，而是由这个弟弟的长子继位。这是“因为长兄之子在未继位以前处于无权的地位，而王权在手的幼弟，可以利用手中的王权，培植自己的私人势力，以企***永久占据王权。为了防止王权的争夺，最好的办法莫过于传位于时王的儿子，以保证王权的顺利传递”[10]。
但是这个改革还有问题。长兄之所以把王位传给弟弟们，是因为幼弟死后王位会回到自己的儿子手中，而现在幼弟企***靠手中的权力使王位永久在自己的后代中传递，与其那样，长兄不如趁早直接把王位传给自己的后代，为什么还要把王位传给弟弟们呢？于是“嫡长子继承制”出现了。
注：嫡长子继承制规定的继承顺序：嫡长子（正后所生长子）——嫡长孙——嫡次子——庶长子（偏妃所生长子）——庶次子——其它宗室
由“兄终弟及”改为“嫡长继承”，其实是从“择优录用”向“固定顺序继承”的一种倒退。因为“兄终弟及”使王位始终在成年人手中传递，而且继位者年龄越来越大，相应地控制局势的能力也应该越来越强，经验也应该越来越丰富，这对君权的平稳继承及治国安邦当然是很有利的。另外，“兄终弟及”使所有王室成员都有机会登上王位，无疑是一种公平的作法，可以消除“嫡长制”下没有机会即位的王室成员通过***争夺王位的想法。
现在我们看到了，最初的固定顺序继承法就是被怀有“私心”的君主们自己破坏的。他们置王室的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与不顾，炮制了所谓的“嫡长继承制”，不可避免地会出现幼子即位或无子即位的情况，这时君权极可能不能平稳继承，大权极易旁落于非王室成员之手，***也极易产生。即使将来少年君主顺利继位掌权，他的治国经验怎么能跟早已成年的王叔们相比呢？
然而，即使对本来就已千疮百孔的嫡长继承制，君主们还要加以破坏。因为它不仅约束了无继位资格的王室成员，也约束了君主本人，使他不能因宠爱某个后妃就让其子继承王位。这对于那些从不愿受任何制约的君主们来说无疑是很不爽的。在此后三千年的历史中，我们反复看到，即使很英明的君主有时也极想摆脱固定顺序继承法的约束，更别说那些昏庸之辈了。
可能是第一起君主自己破坏嫡长继承制，从而带来严重恶果的案例发生在西周末年。“周幽王宠爱褒姒，废掉申后和太子宜臼，改立褒姒为后，以褒姒的儿子伯服为太子，导致申后的父亲申侯联合犬戎进攻宗周，并杀幽王于骊山下，使存在近300年的西周王朝灭亡。”[11]
（二）成也萧何败也萧何——最高统治集团内部其它势力对君权的争夺
除君主外，最高统治集团内部基本可分为以下几种势力：储君（太子）、宗室诸王、女后、外戚、宦官、武将、权臣（主要指文官，尤其是宰相）、分封贵族、世家大族。他们都曾经是最高统治集团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是君主维持统治的主要依靠力量。然而“水能载舟，亦能覆舟”，一旦君主失去对他们的控制，这些势力就会反过来成为君主及君权继承的重要威胁。
在君主制社会，虽然名义上最高权力是君主的天然属性，但实际上君权属于最高统治集团内部激烈斗争的胜利者，统治阶级的中下层和老百姓并不会（也不能）因为君主不能行使大权就起来造反，所以君主在很多时候只是君权的象征，而非君权本身。
必须区别君主与君权：在专制社会，不受约束的专制君权始终是存在的，但并不只是君主在使用它，任何篡夺了君权的人都能行使它。
因此，君权继承之所以总是不能顺利进行，固定继承顺序之所以总是被打乱，除了君主自己往往就是一个破坏因素外，其余则是因为这些势力的干扰。
1、立储困局——储权的强与弱
太子是君权的法定继承人，照理说应该是最希望实现君权平稳过渡的人，怎么可能成为干扰因素呢？但事实就是这样，“立储困局”几乎陪伴君主制终身。
由于太子是权力继承的最大受益者，其它失去染指君权机会的势力都在虎视眈眈地盯着他，千方百计想把他拉下马——所谓“树欲静而风不止”，恰是太子处境的最好写照。太子既知身处险境，当然要设法自保。除了千方百计讨君父的欢心，还要做的就是利用储君的身份吸引趋炎附势之徒投靠，尽可能壮大自己的私人势力，压倒潜在的竟争对手，为顺利继承王位及接掌君权打下基础，或者干脆在时机成熟时提前***变夺权。正是出于对太子提前夺权的担心，“储权”一旦强大君主必然会感到威胁——一山不容二虎。
比如努尔哈赤曾先后让嫡、庶两长子国***，但两子为树立自己的权威，一再打击功臣宿将，嫡长子诸英甚至有轼父***谋，使努尔哈赤的两次尝试彻底失败。康熙是最后一个真正意义上预立太子的皇帝，他为培养太子下了很大功夫，并屡屡授予“监国”大权。但太子想早登皇位，勾结重臣企***迫康熙禅位，康熙当然舍不得放权，只能废太子了事。最惨是隋文帝杨坚，临死前发现太子杨广不孝，欲废，可惜杨广羽翼已成，遂轼父登位。如此等等不胜枚举。
于是乎君权继承的最大受益者，终于反过来成为这项制度的威胁——君权继承的前提是父死子继，不是父还未死子就继啊！
其实历代帝王大都深知“君权面前无父子”，对太子培植私人势力颇为忌惮，常常是一有人告发太子谋逆就信以为真，捕风捉影地错废、错杀了不少太子，父子之间的信任度极低。作为君主，绝不能容忍自己的权位受到来自任何方面的威胁，即使是自己的儿子也不例外。
于是采取各种措施对太子加以防范和限制，使之不能于自己仍在位时便坐大，甚至不在生前册立太子，光凭一纸遗诏就想实现君权的顺利继承。这样做的君主多是信心膨胀，自以为威镇天下，人间至尊，遗诏一出，莫敢不从；岂不知专制社会只认权不认人，何况还是死人。如果只是一味削弱储权，没有事先把觊觎君权的其它势力控制在无力做乱的范围内，其结果就是：虽然解除了来自太子方面的威胁，却大大增加了君权顺利继承的难度。历史上此类事件屡见不鲜。
比如秦始皇不早立太子，也就更谈不上为其树立权威，包括长子扶苏在内的众多皇子，连个正式的名分也没有，当然无力对抗丞相与宦官的联合进攻，大权必然旁落。宋太祖赵匡胤也是如此，致使君权被其弟赵匡义篡夺。其实，预立嫡长子的重要性，早在春秋时期已被经验证明，古人云：“王有嫡嗣不可乱也”[12]，正是对“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胜数”[13]的历史教训的总结。
预立太子还只是保证君权顺利继承的第一步，要想万无一失，还必须剪除一切有威胁的势力。汉高祖刘邦、明太祖朱元璋屠杀功臣即出于此目的。但有些势力却不容易剪除，比如太子的母亲及其父兄。历史上女后、外戚做乱屡见不鲜。就象吕雉、武则天这些母亲，在当皇后时即掌握相当大的权力，新君即使即位也是摆设。吕氏、武氏欲改朝换代虽未得逞，但成功的也不少，比如西汉外戚王莽、北周外戚杨坚。汉武帝刘彻为防止诸吕之乱重演，不惜采取极端措施，“立其子杀其母”，后来北魏也有过类似作法，但毕竟太过残忍而被放弃。于是就剩下一个保险的办法：让太子提前掌握一部分权力，使“储权”仅次于君权凌驾于第三方势力之上，则万无一失。恶性循环到此完成一个轮回。
树立太子权威易使太子萌生野心，对君权造成威胁；但若不及早培养他的权威，空有甚至没有“名份”的太子（皇子）又难以阻挡女后、外戚、亲王、功臣等势力对最高权力的争夺。
从夏启“家天下”开始，到清康熙帝为止，历史其实就是在原地不停地转圈，怎么也走不出这个“立储困局”。
2、封藩与削藩的两难选择
宗室诸王对君权继承的威胁是显而易见的，固定顺序继承法就是为约束他们而定。因为他们是离君主宝座最近的人，近得只有一步之遥，近得似乎唾手可得。于是乎，他们或是诱使君主违反固定顺序继承法，力争立自己为储君；或是散布流言蜚语，阴谋陷害太子；必要时干脆直接发动***变，就连历史上最杰出的皇帝唐太宗也是靠这种“大逆不道”的手段上的台。但如果他们只起破坏作用，事情反倒好办了。宗室诸王是王室中除了君主、太子外的主要组成部分，也是王位继承的后备***。除了存在时间很短的王朝，其它历时较长的王朝都有过王室嫡系无子，由宗室诸王入主大统的事例。当有其它势力威胁君权时，拥有实权的诸王是拱卫君主的重要力量。然而一旦外敌退去，诸王又极易生出觊觎君权的野心。有鉴于此，历代王朝一般都不让他们在朝廷中拥有实权，以防止他们直接篡夺中央***权。
但诸王毕竟是君主最亲近的人，他们或是他的儿子，或是他的的兄弟，或是他的叔伯。荣华富贵，不与自己的亲人分享，又给谁呢？况且君主一人统治天下，难免有照顾不到的地方，难免有个闪失，这时不靠自己的亲人又靠谁呢？于是“封藩制”带着***君主们美好的愿望来到人间——使宗室诸王出任外藩，既避免他们争夺皇位，又可让其发挥重要作用：对内防止权臣、宦官、外戚等其它势力威胁君权，对外抵御外敌、镇压人民起义。
西周大封诸侯，开始确实得偿所愿，可越往后越适得其反，正如李斯的总结：“周文武所封子弟同姓甚众，然后属疏远，相攻击如仇雠，诸侯更相诛伐，周天子弗能禁止。……”[14]因此他建议，“诸子功臣以公赋税重赏赐之，甚足易制。天下无异意，则安宁之术也。置诸侯不便。”[15]
于是秦始皇废封建、置郡县，宗室诸王毫无实权，眼睁睁看着横扫天下的大秦帝国被小人篡夺却束手无策。面对昔日最卑贱的奴才，宗室如同待宰羔羊引颈就戮。秦未亡于陈胜、吴广，嬴氏子孙已死于宦官之手矣。
始皇子孙的悲惨命运大大刺激了汉高祖刘邦，他为“惩戒亡秦孤立之败”，大封子弟为藩王。藩王们倒也不负重托，在反对诸吕做乱中立了大功。但共同的敌人消灭之后，诸王坐大，威胁中央，不得已“撤藩”，又引发“七国之乱”。
其实刘邦并不是不知道李斯对“封藩”的看法，个中利害以刘邦君臣之聪明怎会不知？问题在于刘邦当时根本没有其它的路可走。嘲笑古人愚蠢本身就是可笑的，只能说***治制度的完善是一个太过漫长的过程，人类的智慧一时还解决不了这个千古难题。李斯、刘邦所能做的，只能是针对离他最近、给他印象最强烈的前朝的教训采取措施罢了。西汉最终被外戚王莽所篡夺。设若当时诸藩未撤，王莽焉能轻易得手？至少他也得发动一场削平七国的战争，而这正是刘邦大封藩王的初衷！
此后历史一而再、再而三地重复“封藩——撤藩——再封藩——再撤藩”的恶性循环。概因没有藩王“屏障王室”，则中央***权易被篡夺，正所谓“内无深根不拔之固，外无盘石宗亲之助”[16]，孤立易败；封藩，则藩王与皇帝互不相容，两难选择竟是无解。
如：曹魏之被司马氏篡夺，与西晋“八王之乱”；北周之被杨坚篡夺，与隋之汉王杨谅叛乱；
南北朝时期各国实行宗室诸王“入辅朝***，出镇方面”的“皇帝——宗王”联合执***模式，皇室内讧与改朝换代也就如走马灯。
唐初李世民兄弟拉帮结派，各拥武装，终于导致“玄武门之变”。其后宗室便不再拥有实权，不久却遇上武则天专权，李唐宗室重演始皇子孙一幕，屠戮殆尽。
朱元璋认为“委任权臣，上下蒙蔽”[17]是元亡的主要原因之一，于是明明白白授予藩王“除奸”重任：一旦“朝无正臣，内有奸恶，则亲王训兵告待命，天子密诏诸王统领镇兵讨平之”[18]。明正德“五年四月，安化王反，檄数瑾（指当权太监刘瑾）罪。瑾始惧，匿其檄”[19]。后有人“出（安化王）檄，因奏瑾不法十七事。帝已被酒，俯首曰：‘瑾负我。’”[20]于是杀了刘瑾。看来朱元璋的苦心还是得到了一些回报，只是有明一代竟先后有四王造反，代价有些过于大了。
藩王之乱同样存在于由少数民族主导建立的王朝。这些王朝一般刚刚脱胎于氏族部落联盟社会，传统势力影响很大，在刚兴起时，实行的是部落联盟议事会（即贵族大会）推举君主的制度。由于这个制度容易引起贵族们争夺皇位的***，在汉族固定顺序继承法的影响下，逐步向预立太子和嫡长继承制过渡。但由于贵族王公仍然保留了相当大的权力和***性，对中央的威胁始终存在，使少数民族王朝的君权继承较汉族***权更加不稳定。比如在西夏、辽、金、元，藩王叛乱经常发生，尤其是辽，“宗王反侧，无代无之，辽之内难与国始终，厥后嗣君，虽严法以绳之，卒不可止”[21]
3、外戚与女后
历代皇帝早死或不育者甚多，幼帝继位遂成常事。
成年太子要想顺利继承最高权力都不保险，何况小儿？后者多了一个成年后如何从摄***者手里接管大权的难题。不管这个人是女后、外戚、还是顾命大臣、宦官，只要他是人，明明已尝到大权在握的滋味，享受到了无上的荣华富贵，如何能心甘情愿拱手相让？只要有一点野心，具备一些条件，也不管自己有没有那个本事，都要试一试。即使母子之亲，有时也被权力扭曲到你死我活。
摄***者的人选里，宗室虽然是至亲，可能性却最小。因为他们最有可能趁机取而代之，君主对他们的戒备一般也最深。
与幼帝血缘关系最密切的女后成为辅***的第一人选。“从秦昭王母芈太后‘始摄***事’起，西汉有吕、窦、傅、王等很有权力的母后，东汉‘临朝者六后’。以后又有西晋惠帝皇后贾南风、北魏文成帝皇后冯氏、北齐武明皇后娄氏等有名的临朝称制的母后”[22]，以至于武则天、慈禧，就更不用说了。
“垂帘听***”并不是一种令人放心的好办法，之所以能沿用两千年，还是因为别无选择——如果连母亲都不可靠，还能信任谁呢？但是这种君权过渡方式在头一千年里却是经常失败的，原因也简单，母亲们虽然多数值得信赖，但姥爷、舅舅们就不那么可靠了。
从汉至唐，女后临朝则戚***专***。概因女后疑忌外臣，凡事委托父兄。外戚一旦被委以重任，必然要向前朝掌权的集团（重臣、宗室、宦官、其他外戚）展开激烈的夺权斗争，“往往采取送嫁新宠、拥立幼主、弑君换帝甚至篡位等手段以自固”[23]。一言以蔽之，最高统治阶级内部有一个集团掌权，其它几个集团就必须被压下去。外戚既以夺权为首要目标，必把趋炎附势之徒引为同***，把不肯卖身投靠的梗直良臣视为异类。况且外戚以裙带关系掌权，才能操守皆难堪重任。
外戚为害，东汉最烈。《后汉书·皇后纪》载：“东京皇统屡绝，权归女主”，十三世皇帝中，“临朝者六后，莫不定策帷幕，委事父兄。贪孩童以久其***（指后***专立幼帝以便控制），抑明贤以专其威。”“权移外戚之家，宠被近习之竖，亲其***类，用其私人，内充京师，外布列郡，颠倒贤愚，贸易选举，疲驾守境，贪残牧民，挠扰百姓，忿怒四夷，招致乖叛离乱……此皆戚宦之臣所致然也。”[24]东汉之外，西汉初有诸吕做乱，继有霍氏、上官氏专***、末有王莽改朝换代。隋乃北周外戚杨坚篡立。初唐有女后武则天及诸武做乱，盛唐由杨贵妃兄妹而中衰。南宋在贾贵妃之弟贾似道手中覆灭。
自宋而后，外戚参***受到严格限制，大部分时间杜绝了戚***之祸。不过，与其说是因为在制度上做出了严格的规定，不如说是前朝的惨痛教训使统治阶级受到强烈的震撼，所以时间一久，印象逐渐淡忘，便又死灰复燃。南宋中后期外戚重又干***，先后出了几个外戚出身的权相：韩侘胄、丁大全、贾似道，尤其是贾贵妃之弟贾似道，是导致南宋灭亡的罪魁祸首。
不仅汉族***权，与宋同期的“夏、辽、金、元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太后长期临朝执***和皇后预***。……太后临朝几乎成为这四个少数民族***权不成文的惯例。这除了有一些偶然的原因（如皇帝年幼、有病等）之外，还有***治和社会习俗等方面的原因。在***治上，母舅家族的势力在***权中占有重要地位，……在风俗习惯上这四个少数民族的妇女有一定的社会地位，不必如汉族妇女那样屈从于三从四德。……这种传统习俗和对妇女的尊重，也是太后临朝的重要原因之一”[25]。由于不能对外戚参***进行限制，这四国不同程度地经受了“外戚之祸”，而以西夏受害最深。
立储之困局、封藩撤藩的轮回、再加上女后外戚之祸，仿佛印证了一句古老的格言：最亲近的人，往往是最致命的人。可惜君主制下有太多这样剪不断、理还乱的恩恩怨怨，伴随着王朝的一生。
4、宦官
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宦官利用接近列国国君、诸卿、后妃、夫人的特殊身份，奔走趋使于诸侯王、重臣、后妃、夫人之间，或侍枕席，或阿媚取宠，或参与***事，假借君主的名义，外结权臣，内结后妃，弄权作恶，甚至废立君主，诛杀太子，屠戮大臣，在诸侯国中造成很大的祸害。说明宦官在当时已经成为依附于专制君主但又力***左右局势的特殊势力。”[26]
“秦汉时期的宦官在制度上获得了部分***权、***权、司法权和财经权，因此很容易掌握和控制君主和朝臣，甚至左右君主，擅行废立。东汉中期，宦官作为一种特殊的***治势力，已经为社会所承认，受到一些官僚、士大夫的奉承和勾结，联合组成一股恶浊的势力。”[27]
“唐代宦官擅权，是先从掌握***权开始的。‘安史之乱’爆发，皇帝对武官重臣失去信任，转而重用自己的家奴宦官，……此后，宦官主管精锐禁***便成为正式制度，宦官以此为根本，开始走向全面纂权干***。……‘安史之乱’时，凡有兵马处，均设宦官监***，已经成为法定的规制。监***的权力很大，***队的调遣配备和进退，完全由监***控制，有时监***甚至越过将帅而直接指挥。唐中叶以后，设置内枢密使，负责执掌机要，承受奏章，又设宣徽使，主管传达诏旨，承宣内外。两职均由宦官担任，‘是以威柄下迁，***在宦人，举手伸缩，便有轻重’。有时，连皇帝也成为宦官手中的傀儡。唐玄宗以后拥立的13个皇帝几乎都受到宦官的左右，宦官甚至可以随意废立以至杀死皇帝（其中顺宗、宪宗、敬宗、文宗四帝皆死于宦官之手）。有些皇帝被迫援引朝臣，外结藩镇，企***摆脱宦官的控制，扭转宦官专权的局势，但结果却以失败而告终。”[28]
崇祯帝即位之时，“正是魏忠贤势力鼎盛，全国大建生祠之际，所以大位同样难以安坐。……崇祯入宫前后，关于魏忠贤与崔呈秀（兵部尚书）密谋造反，魏忠贤‘婉讽懿安皇后’，‘欲令宫妃假称有娠，而窃魏良卿子以入’等流言，不止一起，以致朱由检初入宫时，惶然不可终日，连食物都得由周皇亲府送…”[29]。明末宦官专权发展到了“天下皆疑忠贤窃神器（即篡夺皇位）”[30]的程度，虽然最终未果，但魏忠贤严重威胁崇祯帝即位则是不争的事实。
5、文臣与武将
宰相为文官之首，文官对君权及其继承的威胁，主要表现在“相权”与君权的冲突上。其实在南宋之前，一般情况下只有具有宗室、或外戚或世家大族等身份背景的宰相，才有可能对君权构成威胁，单纯寒门出身的“纯文官”在与统治集团内部其它势力的抗衡中往往处于下风。文官势力的真正崛起，是在君权消灭掉其它势力之后，萌芽于北宋，在南宋达到顶点，从明初朱元璋“废宰相”起走下坡路，到雍正帝设***机处时被皇权吞没。相对其它势力而言，文官对君权及其继承的威胁是最小的。
武将从来都是君主们重点防范的对象，因其一旦做乱往往致命。君主们一般都将兵权牢牢抓在手里，武将并不容易找到做乱的机会，尤其是在和平时期。武将做乱一般发生在大一统瓦解之后的***割据时期，主要集中在三国两晋南北朝和五代十国。概因战争频乃，君主不可能动辄收回兵权，而武将掌兵日久，***队遂成私人武装，改朝换代便不可避免。严格地讲“安史之乱”也不是在和平时期爆发的。当时唐朝与少数民族***权冲突不断，不得已使防守边境的武将独掌兵权；为了提高后勤保障的效率，又让其兼理地方民***、财***。正是少数民族与唐朝的对峙，才使安禄山具备了造反的前提条件。
三、历史的转折：君主在与统治集团内其它势力的权力博奕中逐渐获胜
加强君权与确保君权顺利继承在很大程度上是一回事。因为能对后者产生威胁的人，必然是手中有权的人，所以只有削弱这些人手中的权力，高度集权于君主一人，才是保障君权及其继承安全的唯一途径。
但统治阶级内部的各个集团，本来就是君主进行统治所依靠的力量，在他们的危害性充分暴露之前，削弱其势力是不可能成功的。这就又出现了一个两难选择——君主困局，即：君主要想维护君权及其继承的安全，就必须收回其他人手中的权力，但君主又要依靠他们进行统治，就不得不授予他们一定的权力，于是其他人又有了做乱的能力；君主可以暂时打破这个困局，即通过巧妙的权力制衡，把放出去的权力控制在不足以做乱的范围内，这在***局平稳时可以做到，但是总有***局不稳乃至***等君主一人已无法维持统治，需要其他人配合的时候，这时就必须更大程度放权以调动其他人的积极性，于是别人又有了做乱的能力。
在几千年的君主制社会里，一方面这种循环无法避免，另一方面每一轮循环都使君权得到进一步加强，其它势力则逐渐衰落，有一些逐渐退居次要地位，有一些则永远退出了历史舞台。
清除威胁君权顺利继承的势力，实现***权的平稳过渡，不仅是君主们的要求，也是老百姓的要求（正所谓“兴，百姓苦；亡，百姓苦”），而且还是整个统治阶级的要求。因为继位之争常常使很多统治阶级成员被迫卷进血腥内斗，付出了巨大的代价，而最后得益的却总是少数人。内斗削弱了***权的力量，削弱了对人民的统治，从而损害了统治阶级的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这是君主能在与其它势力的权力博奕中逐渐获胜的根本原因。
（一）北宋——历史的转折
严格地讲，自公元前二十一世纪夏朝建立，至公元976年宋太祖去世为止（宋太宗赵光义以宗室身份兼任重臣，有杀兄夺位的嫌疑，故北宋正常的君权继承从太宗以后算起），将近三十个世纪的漫长岁月里，中国一直未能实现最高权力比较顺利和有质量的继承，离宋最近的唐和五代，反而是历史上最混乱的时期，君主制下最高权力继承可能存在的所有弊端都在这一时期上演。
“唐代的皇位继承最为混乱，废太子者有6位，追谥太子者有11位，除高祖李渊之外，包括武则天在内的20个君主，按常规制度继位者仅有德、顺二宗，其余不是‘以兵清内难而后继大统’，便是外戚争立、母后女主于***谋立和权臣、宦官扶立。……即使是号称一代明君的唐太宗李世民本人，也不免陷入立嗣的深重烦恼之中，他一废太子李承乾，再黜魏王李泰，三立晋王李治，四欲改立吴王李恪。面对诸子弟争夺储位的极为激烈的纷争，他自叹‘我心诚无聊赖’，竞“自投于床”，“抽佩刀欲自刺’[31]”[32]接下来的改朝换代如走马灯的五代，更把最高权力过渡的混乱进一步推向了极致。
吸取了唐及五代的惨痛教训，宋初对武将、权臣、女后、宗室、外戚、宦官这六种势力进行了严格限制，高度集权于皇帝一人。重点是把兵权一分为三，“殿前司”等“三衙”负责平时的掌兵、练兵，枢密院奉圣旨调兵，统兵作战另遣将领，同时禁止武将兼理民***、财***，从此基本杜绝了北宋之前、尤其是唐末五代以来武将频繁篡夺皇位的积弊。（元朝由于本民族传统势力的影响，没有吸收宋朝***制的优点，兵权分散于权贵手中，没有高度集中于皇帝一人。结果是元前期宗室诸王各拥武力，为争夺汗位内战不断，中期以后***事***变频频，武将掌权胡作非为。***制上的缺陷是元朝短命的重要原因之一）。
宋朝加强皇权、打击内部其它势力的努力取得了明显的成效。两宋共十八位皇帝，除宋太宗有杀兄篡位之嫌，宋理宗乃权臣史弥远拥立外，其余的皇位继承都属正常平稳，没有引起***局动荡。当皇位继承人有选择余地的时候，宋朝君主不拘泥于嫡长继承制，一定程度上实现了“立贤”重于“立长”，真宗、孝宗、光宗之继位即属此例。由于皇帝之外的所有势力都被有效压制，这样做基本没有引起***。
（二）明朝——皇权的进一步加强与文官势力的进一步削弱
明初沿用宋、元以来宰相掌权的模式，很快产生了相权与君权的冲突，终于导致朱元璋正式废除了“宰相”制度，这是南宋以来相权膨胀、严重威胁君权的必然结果。
但是宰相“统领百官”的职权虽然容易去掉，“出谋划策、参赞机务”的职能却是无法取消的。因为个人的精力毕竟有限，即使是朱元璋这样有才智且非常勤***的君主也无力独自处理所有朝***，更何况他那些不争气的子孙。于是被明令取消的“相权”暗中又出现了反弹，没办法只好扶植另外的势力来制约“相权”。皇亲国戚位高爵显不容易控制，而宦官只是一个卑贱的奴才，相对来说更容易控制。虽然宦官为非作歹“史不绝书”，但实在没有其它人选，也只好将就着用了。
通过这样双管齐下的制约，终明一朝，相权再也没有单独对君权及其继承产生过威胁。明朝有名的两个权相之一严嵩，虽然欺上瞒下、独揽朝***二十年，但始终在嘉靖皇帝的控制之下，一旦失宠，即被废黜。另一权相张居正则是在与太后、司礼太监结成同盟之后才控制了朝廷。
在***权方面，“明代皇帝自太祖、成祖乃至成宗、英宗都曾亲自调遣、指挥***队，***权独揽自不待言。但自宪宗以后，除武宗及崇祯帝，皇帝大体不视朝、不亲***，更不用说指挥***队了，但***权却未曾旁落，原因就在于形成并坚持以文制武、以内制外、内外相制的***事领导原则，也可以说是武臣、文臣、内臣共理******，分别对皇帝负责。”[33]
朱元璋试***建立的“皇帝——藩王联合掌权”模式曾经对皇权构成过威胁，但在引起明初两次***之后，被基本取消。
（三）清朝———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
由于在足够长的岁月里进行了各种条件下的反复试验，再加上机缘巧合，当君主制即将走到生命尽头的时候，一种行之有效的君权继承制被创造出来。然而“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它最终也未能打破宿命，完成这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1、清初对君权顺利继承的艰难探索——雍正改革的背景
（1）仿照汉族“预立嫡长制”的破产
努尔哈赤诞生时的满洲（1636年皇太极把东北女真族改名为满洲），是典型的氏族部落社会；到他结束***建立统一的后金汗国时，其***治结构、社会形态与西夏、辽、金、元建国初期很相似，可概括为建立在部落联盟基础上的、由氏族***事民主发展起来的、皇帝——贵族联合执***的***权。贵族作为部落头领享有很大的权力和***性，联盟领导人（汗或皇帝）习惯上由贵族会议推举。贵族会议推选领导人，带有一定的“民主”色彩，一方面要看候选人所领部落的实力，另一方面也要看他的才能、威望。很明显，这种“贵族民主选举制”与“预立太子”和固定顺序继承法是针锋相对的。因为满洲一旦仿照汉族“预立太子”，其他贵族就失去了按照传统自己应该享有的“汗位竞选资格”，必然心怀不满，进而用各种手段攻击太子，力***把他拉下马。而太子虽然处于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位置，却不具有与其地位相应的实力，因此为了树立权威，杜绝别人对皇位的争夺，必然会极力打压其它贵族。同时太子地位的不稳定也促使他产生早日即位的渴望，使得储权与君权的矛盾也趋于激化。
对于这种皇子们之间、太子与君父之间天生无法调和的矛盾，汉族的应对办法是：1、太子与宗室诸王都必须处于无权的地位，尤其不能拥有私人武装，这样即使他们心里不满也不会酿成***，否则类似“玄武门之变”的自相残杀的惨剧就无法避免；2、宗室诸王最多只能出居外藩，以收“屏障中央”之效，绝不能在中央拥有实权，以免对太子甚至君父造成威胁；3、用固定顺序继承法使太子与其它皇子们安心——皇位早由天定，人力不能改变。
反观努尔哈赤，他一手创立的“八旗领主制”把满洲一分为八，皇子们拥有其中六旗，各立山头，实力雄厚，武装精良，恰恰是“预立嫡长制”的克星。不仅如此，在汉族皇室、臣民中根深蒂固的“嫡长继承制”，在满洲并没有什么基础，对他们来说，这个外来的虚弱无力的意识形态远远起不到安定人心的作用。
其实对于汉族来说，这一制度不仅仅是意识形态。已经彻底等级化的汉族，在家庭内部按嫡庶长幼、男尊女卑的原则把子女们也分成了若干等级，在他们中间也形成了相应的利益格局和权力架构，这既是历史传统也是既成事实，违反它所带来的震荡必然是巨大而难以承受的。同样，满洲也有自己的历史传统和既成事实，一旦违反，既得利益者的反抗也是十分强烈的。所不同的只是满洲在一定程度上还具有汉族早已不存在的民主、平等的特点罢了。
于是乎，把两种制度强行捏合在一起的结果就是，汉族制度固有的矛盾由于满洲自身的特点更加激化，而汉族保障“预立嫡长制”的有利条件满洲却不具备。种种无法克服的困难，注定了努尔哈赤预立储君的尝试必然失败（他曾先后试***立嫡长子褚英、长子代善为储君）。两次碰壁后他不得不改弦更张，重新回到“贵族民主选举制”上来，这在他1622年三月初三的“共治国***”的制度中得到了充分体现[34]。
（2）“贵族民主选举制”的破产
“贵族民主选举制”的优点有二：一是当选者一般是既有实力又有才能、威望，能够胜任领导者的工作；二是直接产生***，略去了太子这个过程，避免了贵族内部的斗争。实践证明，经这种方式产生的两位实际上的***皇太极、多尔衮，堪称当时满洲乃至全国最杰出的人物。这个小小民族，当时处于北满的“极寒蛮荒”之地，即使在吞并了相对富饶的南满之后，所有成年男丁不过十万出头，其中满洲男丁只有六万二千多人（清***入关前的数字，来源于《中国通史》第十卷《中古时代·清时期》（上册）第三章《入主中原》第一节《君临天下》），满洲兵只有四万一千多人（多尔衮入关时的数字，来源同上），真正是“地瘠民少兵寡”；而当时中国的总人口是五千万左右，“反清兵将二三百万”（来源同上）。但是，满洲族在连续三位卓越领导人的带领下，短短四十多年就建立了对全中国的统治。探求其奥秘，“贵族民主选举制”居功至伟。
但这种选举有一个致命的缺陷，就是贵族之间并不是总能达成协议。一旦双方都不肯妥协，由于各拥武力，内战即起。这种情况在辽、金、元屡有发生。满洲的两次贵族选举会议虽然都达成了协议，但也不是一帆风顺，每次都有若干贵族成为***治斗争的牺牲品，尤其是第二次，已经到了内战的边缘。
由于皇太极生前未确定继承人，他死后，分别以皇太极长子正蓝旗旗主豪格、皇太极弟正白旗旗主多尔衮为首的两派就皇位展开激烈争夺。拥护豪格的两黄旗大臣事先“令两旗巴牙喇兵张弓挟矢，环立宫殿”[35]以备不测。在推举皇帝的贵族大会上，辈份最高而主持会议的正红旗旗主代善首先推举豪格，但未获多尔衮一派认可。两黄旗大臣遂“佩剑而前”[36]，声明“若不立帝之子，则宁死从帝于地下而已”[37]。在这种剑拔弩张、一触即发的危险时刻，本应充当调解人的代善，唯恐干戈一起，血溅当场，竟然托口“当时朝***，老不预知，何可参于此议乎”[38]，溜之大吉。本来支持豪格的镶蓝旗旗主济尔哈朗，此时不敢再火上浇油，默不作声。千钧一发之际，双方各退一步——立六岁的皇太极第九子福临为帝，多尔衮则摄***掌握实权——等于是在最后一秒钟掐灭了燃烧的导火索。回头再看，如果有一方稍不理智，有一方不肯妥协，内战即开，两败俱伤，明***乘机进剿，满洲到此结束；即便能逃过此劫，他日尚有力在山海关与李自成一决雌雄乎？
本来这次会议还留下一个很大的隐患：多尔衮是以摄***王身份掌握权力，一旦六岁的福临十年后到了亲***的年龄，多尔衮就必须交出大权。可多尔衮不但一向大力打击拥护顺治的大臣，而且竟然于顺治五年接受了“皇父摄***王”的封号，大权独揽到了“代天摄***”[39]，“赏罚等于朝廷”[40]的程度。若非他三十九岁就突然暴死，顺治要想顺利亲***难上加难，一场皇帝与宗王之间你死我活的夺权斗争是完全可以预料的。其时满清入关七年，统治并未完全巩固，内乱一旦爆发，局势未可预料。可这么一个天大的隐患，就因为多尔衮的暴死而消弥于无形。
（3）“直接继承皇位制”的初步尝试
顺治临终前进行了两项改革，一是取消了贵族会议推举新君的传统，命年仅六岁的第三子玄烨继位；二是为避免再次出现类似多尔衮大权独揽、威胁幼帝的局面，决定不让宗室贵族代管***国要务，而是委任久经考验的异姓大臣为“顾命大臣”。由于索尼等四辅臣已然大权在握，宗室贵族即使有心也无力再争夺皇位。“直接继承皇位+异姓重臣辅***”的方式，避免了贵族大会推选皇帝可能出现的火爆场面和宗室诸王篡位的威胁，确实实现了皇位的平稳继承。但是请注意，仅仅是“皇位”而不是最高权力——君权的顺利继承。由于辅***大臣鳌拜篡权，十四岁的康熙皇帝通过***变才真正掌握了君权。
贵族大会推举皇帝，能保证“素质”，不能保证“顺利”；指定小儿当皇帝，“顺利”保证不了，“素质”更得听天由命。然而满洲就有这样好的运气，皇太极——多尔衮——顺治——康熙，最高权力的继承一路上惊心动魄，却始终有惊无险，而且继承人个个出类拔萃（顺治非英主，但也及格）。尤其要强调的是，满清的统治到康熙才真正稳固下来，这之前的任何一次继承如果出了乱子，或者“所托非人”，后果都足以致命。
后人感叹满洲的运气实在好得惊人之余，竟不由地生出一丝疑惑：“难道真是天命所归？”
2、皇位密建制的建立与太子之废
康熙并没有吸取努尔哈赤的教训，结果是两立两废太子（嫡长子胤礽），满清历史上第三、第四次预立嫡长子的尝试归于失败。
历史在这里似乎已走进了一条死胡同：仿照汉族预立太子的路明显走不通，沿用满洲传统的贵族会议推选皇帝（大汗）的方式又极易触发内乱，到底怎样才能实现皇权顺利继承？难道真得无路可走了吗？……
然而，正所谓“置之死地而后生”,雍正皇帝大胆改革，锐意创新，终于以他巨大的智慧和勇气，解开了历史的死结，走出了一条开天辟地的金光大道——皇位密建制。它吸收了满汉两族的优点，又摒弃了各自的缺点，同时保证了继承人的素质和继承的稳定，近四千年不可兼得的“鱼”和“熊掌”从此可以兼得。
（1）继承人的选择标准
“皇位密建制”继承了满洲“立贤不立长”的优良传统，摒弃了汉族几千年来不论贤愚，一律按固定顺序继承的缺点。在汉族心目中不可触犯的天条——长幼尊卑的等级秩序——被满洲人推翻了。有两件事说明了嫡长继承在满洲君臣眼里不被重视的程度。顺治临终前考虑皇位继承人时，首先想到的竟然是他的堂兄弟，而不是他的儿子们，因为后者年幼不能担当治理国家的重任。当他最终接受太后和大臣的劝告，决定从皇子们中选择时，从健康的角度出发，选择了已出过天花的六岁的玄烨，另一位年长的皇子因没出过天花有早夭的危险而被放弃[41]。满洲贵族对嫡长继承的态度也与顺治差不多，当雍正公布他的皇位密建计划，命“诸王大臣其共议之”[42]时，竟没有人提出反对意见。
对比明朝君臣为维护嫡长继承不惜一切的架式，可知这项改革在汉族皇室来说是绝不可能的。而满洲之所以能够如此，原因在于他们刚刚脱胎于氏族部落社会，原始的民主制的影响还在，长幼尊卑观念还不强烈，身份等级制度还未巩固。
等级制度的打破，平等竞争的引进，使皇子们迸发出巨大的活力。由于无论“嫡、庶、长、幼”都有继位的可能，必然促使皇子们平时“注意检点言行，有所克制，害怕失去可能当选的机会”[43]，同时也“能起到激励上进的作用”[44]。平等竞争的结果是使皇室的整体素质保持在较高的水准，最后无论谁能当上皇帝素质都不差，这样一种“高个子里面拔将***”的作法，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贤能”不能预见的困难。
平等竞争也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接班人的培养的问题。如果不给皇子们在实际***治中锻炼的机会，只养在深宫，将来治理好国家的可能性极低，祸国殃民的概率极大。但皇子们有了办事的机会又会趁机抓权和拉帮结派，容易导致内讧。现在实行了“择优录取，竞争上岗”，皇子们只要好好努力就有希望，走邪门歪道的概率大大降低。
（2）选择继承人的决定权
采用了汉族由老皇帝一人钦定的方式，摒弃了满洲由贵族会议协商决定的传统，消除了贵族会议如果达不成共识可能带来内乱的危险性。
（3）继承人的继位方式。
“皇位密建制”借鉴了满洲贵族会议一经达成协议、被推举人“立即继位”的优点，规定仅在老皇帝去世前后才公布继承人姓名并立即继位，实际是取消了汉族的“太子”这个位置。
经验证明，设立太子容易产生4个弊端：a、容易产生储权与君权的冲突；b、容易产生太子与其他皇子的冲突；c、太子本人容易不求上进，耽于享乐，即所谓“但恐储位既正，人性易骄，即自纵逸，不勤于学，浸有失德”［45］；d、臣下为求日后升迁，必然对太子阿谀奉迎，结***营私。
设立太子的目的无非是事先确定候补皇帝，等老皇帝死后不至于产生***。“皇位密建制”规定写继承人姓名于密旨，一旦老皇帝去世立即公布的办法，也能达到这种效果，而且避免了以上提到的负面作用。另外，很重要的一点是，由于没有了“太子”这个过渡阶段，老皇帝一死新皇帝直接即位，落选者中就算有不服的，也没有时间、机会再争夺皇位了，也就避免了***。
但雍正的作法也有一定的风险性，如果没有配套措施，就会重蹈秦始皇的覆辙。当年秦始皇生前也没有立太子，他的传位遗诏被宦官头子赵高联合丞相李斯篡改，导致胡亥诈立。密建制放在明朝也是不可能成功的，因为明朝宦官甚至不用联络外廷官员，不用经过在位皇帝就敢自己发圣旨，更不用说篡改遗诏了。满清设立内务府以取代前明庞大的为皇帝提供生活服务的宦官机构；以密折制代替前明主要由宦官掌握的特务机构东、西厂、锦衣卫；设立***机处以架空内阁，消解相权，同时也取代了前明给皇帝提供秘书服务、后来权势极大的司礼太监。这些措施分别从机构上、制度上瓦解了宦官、重臣窃夺君权的可能，保证了密建制的顺利实行。
（4）禁止大臣参与继承人的选择。
在皇位继承人的“选择过程中，任何人不得建议推介，选定之后，任何人不得打听议论，要全由皇帝本人确定，并且秘而不宣。选定后，如在位皇帝发现不妥，亦只能由皇帝本人更改调换。”［46］
之所以做此规定，是因为大臣与皇子勾结是君权不能顺利继承的重要因素。康熙时大学士明珠、索额***就结***营私，勾结皇子，阴谋夺位。他二人虽先后被贬，但大臣们投靠某位皇子，结成***羽，争权夺位的趋势不但没有被遏制反而愈演愈烈。历史无数次证明，把希望寄托在个人的品质上是最靠不住的，在相同的制度环境下，只能产生相同的行为；要想改变人的行为，必须先改变制度环境。雍正——这位中国君主制下最杰出的改革家，针对皇子与大臣互相利用，争夺储位的弊端，从三方面进行了彻底的改革。
①剥夺大臣们对“立储”的建议权。
所谓“皇位密建制”就是继承人由皇帝一人秘密决定，不征求任何人的意见，也绝对禁止任何人以任何方式向皇帝进言立储之事。须知古代中国直到康熙的几千年间，皇帝就立储咨询大臣的意见或大臣主动向皇帝建议，一直是天经地义的事，雍正此举，真乃“石破天惊”。
②绝对禁止皇子与大臣结***。
乾隆的几位皇子曾到山西办事，山西巡抚“送鱼数尾”，皇子们不敢接受并报告了乾隆，“送鱼”的巡抚被通报批评。皇子与大臣结***，多数情况下是想通过皇帝所信任的大臣的进言，影响皇帝本人对自己的评价；但也不排除极端情况下，皇子与大臣勾结逼迫皇帝禅位乃至轼君篡位的可能，李世民和杨广就是这方面的典型。另外***派既成，其成员必把小团体利益置于朝廷利益之上，***治遂不能清明。
③建立“***机处”，架空“内阁”，取消“相权”。
须知皇子一人并不能做成任何事，他必须有大臣的配合；大臣一人也难以成事，他必须有自己的***羽。而大臣能够纠集***羽的前提是必须大权在握，这样才有人主动投靠，他才能安插亲信。所以要想从根本上杜绝朝廷官员拉帮结派，必须极大地削弱重臣的权力，也就是取消“相权”。
（5）皇位密建制在清朝的实行情况及效果
“皇位密建制”的创立，既是满汉两族***治智慧的高度结晶，也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就以雍正的接班人乾隆来说，他开始“尽管也遵循乃父的规例，进行秘密建储，可心目中并不认为这就是最妥当的万年不易之规。他曾说：‘此乃酌权剂经之道，非谓后世子孙皆当奉此以为法则也’。对于传统的立嫡立长的做法，他十分向往，……只是由于皇后富察氏所生的两个儿子相继早早过世，使他的美好愿望未能得以实现。弘历后来的思想转变，也是因为储位问题引起父子兄弟之间的隔膜猜忌，这才有了醒悟。”［47］此后清朝的皇帝们奉行“皇位密建制”再没有动摇。
“从雍正以后若干届皇帝都是根据这种密建制产生的，乾隆为雍正第四子，嘉庆为乾隆第十五子，道光为嘉庆次子，咸丰为道光第四子。从这百余年执行密建皇储的制度看来，这几届皇帝的继承都比较顺利，未发生什么倾轧夺位的重大事件，而且皇子们在未宣布确定的继位人以前，大体上还较为注意检点言行，有所克制，害怕失去可能当选的机会。满洲皇帝作为一个少数民族首领君临全国，统治远比本族人口为多的各族人民，在***治上还比较审慎戒备，从本身统治利益出发，也注意到从自己众多的儿子中挑选较能胜任统治的人。乾隆、嘉庆、道光、咸丰四帝所处的历史条件不同，表现和功罪亦不一，但都还不算是懒惰***逸的君主，比明代正德、嘉靖、万历这样的昏懵皇帝相比，还是略胜一点的。”［48］
把明清两代的皇帝作一比较，“整体说来，清朝比明朝好得多。从清太祖算起的清朝十二个君主，他们的总平均分数和明朝十六个皇帝相比，我以为在数学上简直不能比，因为前者是相当高的正数，后者是相当高的负数。对于满洲人入主中国一事，近代的评价与前人也颇有改变。”［49］
“十二个皇帝中，将近三分之二的皇帝都很能干，了解并努力完成他们的责任，三分之一也都属中等的才智，像明王朝那样一连串草包恶棍型的君主，清王朝一个也没有。中国还没有一个王朝，包括周王朝、西汉王朝、东汉王朝、唐王朝在内，出现过这么多具有很强能力，而又肯辛勤工作的帝王。”［50］
从公元前二十一世纪夏朝建立，到公元十八世纪的雍正皇帝，君权继承制的完善经历了近四十个世纪。其间历史之反复曲折，全民族付出代价之大，遭受苦难之多，令人不堪回首。中国古代***治制度的完善，实在是一个太过艰难漫长的过程。
不只是社会发展缓慢的古代中国，近代英国君主立宪制的确立也经历了几百年的时间。由此可知，对于任何一个全新的***治制度，要想达到基本成熟的程度，不管自身如何努力，如果没有足够长的时间，不经历足够多的反复曲折，是难以想象的。
3、藩王之废
明朝的封藩制不仅造成了包括靖难之役在内的四次宗王叛乱，而且给中央财***带来极大的负担，是明末经济崩溃的一个重要原因。有此前车之鉴，清之废藩从主观上来说已是必然。但同样是脱胎于氏族部落社会，满清为什么能做到辽、金、元等历史上所有少数民族***权都做不到的事呢？
首先是因为中国的***治体制和法律制度，经过明朝近三百年的发展，在完善和健全程度上已经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峰。对于刚刚草创自己的文字没几年的落后民族来说，这种魅力几乎是无法抗拒的，这点从满洲刚入关时对待《大明律》的态度就可看出来，他们几乎是完全按《大明律》行事的。因此，借前明之力，满清王朝的起点远远高于其它少数民族***权。
其次则是与满洲自身的结构有关。满洲与辽、金、元等有一个不同，就是作为部落头领的八旗旗主，其***性相对较差。突出表现在，旗主不是象辽、金、元等的部落首领那样分散在自己的领地内，象一个小朝廷似地对领地进行统治；而是八个旗主都集中在都城，接受皇帝（大汗）的直接领导。这可能与满洲初兴时，活动地域不是很辽阔有关（我们不能想象在蒙古族生活的广阔草原上也实行这种管理方式）。努尔哈赤死后，四大头领之一的二贝勒阿敏曾向四贝勒皇太极表示：愿意拥戴他为新汗，条件是允许他率所属镶蓝旗"出居外藩"［51］，被皇太极以"若令其出居外藩，则两红、两白、正蓝等旗亦宜出居于外，朕统率何人，何以为主乎"［52］的理由拒绝。实际上无论在努尔哈赤还是皇太极统治时期，满洲的土地、人口、财物虽然被八旗均分，但在***治、***事上的集中度还是相当高的，其中央集权程度远高于辽、金、元等少数民族***权。正因如此，终清一世，没有一例宗王贵族叛乱。这不仅在刚刚脱胎于氏族部落、贵族还享有很大权力的少数民族社会绝无仅有，就是在高度中央集权的汉族社会也是极其罕见的。
至于吴三桂等汉族藩王割据势力的形成，确实与满洲对前明投降***队照搬自身的封建领主制有关。但这种体制也极大地激发了他们与前明***队和农民***作战的积极性。四海平定之后，清廷对撤藩的态度是明确的，只是在时间上有分歧罢了。
最后一点，朱元璋大封藩王是吸取元朝权臣做乱的教训，想用藩王对付权臣。元之权臣做乱有两个原因，一是封建领主制的传统使兵权没有高度集中，贵族拥有私人武装，二是延续了南宋以来相权膨胀的***治体制。经有明一代削弱相权和分割兵权的努力后，权臣的危害已大大降低，尤其是清***机处的设立，达到了“不过有庸臣，断不至有权臣”［53］的目的，可以说即使朱元璋复生，也不会再大封藩王了。
4、丞相之废
鉴于历史上文官（指单纯依靠通过科举取得官职的文官）造成的危害较少，北宋初期确立了主要依赖文官辅***的模式（其它势力也不是绝对没有机会，到北宋末期，曾被绝对禁止的宦官专权死灰复燃，危害程度到了亡国的地步）。南宋沿着北宋的轨迹进一步发展，相权越来越膨胀，同样对君权及其继承造成严重危害，比如南宋权相史弥远“独相”二十六年，后果是“柄臣浊乱天下久矣，……柄臣与其徒皆攫取陛下之富贵而去，而独留其大敝极坏之朝纲。……”［54］能对君权造成威胁必然也能对其继承造成威胁。当史弥远发现太子痛恨自己时，便“用阴谋手段，废除并杀害宋宁宗指定的继承人赵竑，并伪造宁宗遗诏，扶立宋理宗…，宋理宗意外成为皇帝，甘心作傀儡，”［55］南宋权相、奸相叠出，史弥远仅是其中之一。
元朝和明初的***府结构继承了宋的模式，相权与君权的冲突终于导致朱元璋彻底废除了“丞相”这一官职。然而“丞相”一职历史悠久，岂能是一次打击就能摧毁了的。“相权”不久就通过“票拟”的方式发生反弹。内阁大学士一是有权审查所有臣下的奏章，二是有权提出处理意见。只要皇帝稍为不愿意动脑筋，“票拟”就会成为圣旨正式颁布，执笔“票拟”的首席大学士也就形同丞相了。“内阁制”延续至清康熙年间，其效果正如古人的总结：“内阁之制，在前明有严嵩之奸，张居正之专擅，周延儒、温体仁之邪佞倾国。及至本朝，乾纲自秉，旧染一新。然以圣祖仁皇帝之天禀聪明，犹有鳌拜、明珠、索额***之小作威福。”［56］
之所以称雍正皇帝为中国君主制下最杰出的改革家，不仅是因为他对皇位继承制度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改革，他推行的“养廉银”制度开现代社会“高薪养廉”思想之先河，还因为他最终“通过***机处这一工具，把王朝的***府——内阁，排除于***务之外。并使之成为“闲曹”而有名无实，结束了秦汉以来“君权”与“相权”斗争，促成君主极权***体的形成，把我国传统的封建专制主义推至极点”。［57］
清***机处与内阁的区别在于：1、***机处在名份上并不是国家的必不可少的正式机构，它更象是总督、巡抚之类封疆大吏的幕府，***机大臣就象是幕僚。幕僚可以在决策中起很大的作用，但它终究只是个“幕僚”而已。而明之内阁是官僚机构与皇帝沟通的必经的一道程序，它与幕僚的区别是，后者是“想问就问，不想问就不问”。2、***机大臣“无权”。“综观***机处的全部活动，它的职掌基本上可归纳为办文牍、备顾问二项。”［58］实质上是“皇帝个人的机要秘书部门”［59］而已，内阁的“票拟”大权自然是想也不用想了。而且，没有哪项制度规定***机大臣可以行使某某权力，***机大臣一般都是兼职，他的正式职务可能是某部尚书，那么他的权力就是处理部务，但他并不是在行使***机大臣的职权。一言以蔽之，“***机处虽为***府，其权属于君；若内阁，则权属于臣”［60］。
***机处的设立取得了令清朝统治者满意的效果。“自设***机处，名臣贤相不胜指屈，类皆小心敬慎，奉公守法；其弊，不过有庸臣，断不至有权臣”。［61］
5、宦官之废
东汉、中晚唐、明朝这几个历史上宦官最猖獗的朝代，有一个共同特点：宦官之所以普遍持久地受重用，都是因为皇帝要对付统治阶级内部另一股难以操纵的势力——在东汉是外戚，在中晚唐是“安史之乱”后的节度使（实际是武将），在明朝则是无法彻底削弱的相权及文官***府。
前两者的祸害一目了然，倒是明朝主要由文官组成的朝廷是否对皇帝构成威胁令人怀疑。事实上明代能与皇帝处于对立状态的，除了四个造反的藩王之外，就得数文官***府了。皇帝并不能完全控制朝廷，全体文官经常跪在紫禁城外向皇帝“请愿”，事实上这种“请愿”可以理解为“示威”。比如嘉靖年间的“大礼仪”事件，和万历皇帝试***更换太子等***治动荡，使皇帝对文官***府的信任受到严重伤害，后者实际上对皇帝构成了一定的制约，尤其是在涉及皇位继承方面。有些皇帝竟以不办理奏章来发泄对文官***府的怨气。祟祯初继位时排斥宦官，但不久因文官***府***派之争愈演愈烈，遂对文官失去信任，复用宦官。崇祯曾说“诸臣若实心任事，朕亦何需此辈（指宦官）。”［62］
古代人并不是不记得前朝的教训，明朝为害最大的宦官魏忠贤初露头角时，就有人给皇帝上疏，指出“魏忠贤可能成为第二个赵高”［63］。问题是，如果没有宦官这个“太上内阁”制约文官“内阁”，皇帝可能失去对朝廷的控制，南宋“权相”叠出就是证明。由于宦官到底不能正式充当各级官员，不能彻底取代文官，宦官与文官互相制约，谁也不能“一支独大”，皇帝则居中调节，左右逢源，大权在握。
当然，明朝比中晚唐、东汉还是有一些前进。“魏忠贤不像第二次宦官时代唐王朝的宦官，他始终没有取得***权，对他来说，这是一个致命伤。”［64］使他在祟祯继位后两个月就被铲除。
中国古代***治的一个规律是，如果某一集团在某一朝代为害甚巨，那么该集团在紧随其后的朝代中必被压抑。这是统治阶级“吃一堑，长一智”的必然结果。如前所述，满清设立内务府以取代前明庞大的为皇帝提供生活服务的宦官机构；以密折制代替前明主要由宦官掌握的特务机构（东厂、西厂、锦衣卫）；设立***机处以架空内阁，消解相权，同时也取代了前明给皇帝提供秘书服务、后来权势极大的司礼太监……。这些措施的实施，从这个角度看，就如同历朝历代的***皇帝们吸取前朝教训后的必然反应一样,并没有什么特别之处。至于宦官为害是否能从此彻底杜绝，如果满清之后还有一个君主制王朝会不会死灰复燃？那就和对付所有类似宦官的做乱势力一样，不是靠几个皇帝颁布几道圣旨就能解决问题的。（如果君主制的弊端这么容易就能解决，中国早就长治久安了。）
宦官原是古代最卑贱之人，所以能作威作福，起初当然是仰仗君主授予的权力。君主们依靠宦官办的事越大，授予他们的权力才会越大；如果只需要他们打扫卫生，何必授予***国大权？因此虽然个别宦官由于君主的宠信狐假虎威在所难免，但若能成为一种普遍现象，背后必有不得不如此之原因。如上分析，东汉、中晚唐和明朝的君主们正是为了制衡外戚、武将、文官这些单凭自己难以对付的势力，才不得不依靠自己的亲信，而朝夕相处的宦官当然成为最重要的人选。至于是否会养虎为患，尾大不掉，以至于祸国殃民，都只能是退居其次的考虑了。因此，将宦官势力永远清除出***治舞台的前提是——君主不再受到统治阶级内部其它势力的威胁，只有那时君主才不需要依靠宦官来维持自己的统治，才不会授予他们大权。
芈月与秦始皇的关系篇9
关键词：招魂；复礼；高洁不群；文学侍臣
中***分类号：I20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1101（2016）01-0071-04
《大招》自王逸起已不能明确作者，而《招魂》虽然王逸和朱熹都说是宋玉所作，历来怀疑者也颇多，至于文中所招者为何人更是众说纷纭，计有王逸、朱熹的宋玉招屈原魂说，黄文焕、林云铭、蒋骥等的屈原自招己魂说，吴汝纶、马其昶、郭沫若等的屈原招怀王魂说，金荣权、潘啸龙等的宋玉招顷襄王魂说，陆侃如、冯沅君的宋玉招不确定之魂说，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编《中国文学史》中所说的宋玉招某一楚王说等等，未有定论。历代学者且多征引《三礼》中之“复礼”来考察楚地的“招魂”之俗，未知“复礼”与楚地之“招魂”是不是一回事首先就是个疑问。
一、“复礼”与“招魂”未必等同
“招魂”作为楚地风俗，其地域性是不得不考虑的方面。近人王维堤认为“楚文化除了与中原文化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之外，还有其本身的特殊性，可以说，它是华夏文化的一个具有浓烈地方色彩的分支”[1]1，“芈姓之族从中原带来了虞商文化和夏文化，当地居民复以百越文化、夷濮文化、巴蜀文化、氐羌文化和土著苗蛮文化充实之”
[1]7，张正明也说“楚文化的主源可推到祝融，楚文化的干流是华夏文化，楚文化的支流是蛮夷文化，三者交汇合流，就成为楚文化了”[2]26，就是说楚文化与周王朝代表的华夏文化是不完全相同的。楚地民俗又多信巫鬼，王逸《九歌章句》言：“昔楚国南郢之邑，沅、湘之间，其俗信鬼而好祠” [3]55，与周朝王畿之地风俗有异。“复礼”见于《三礼》，记载的是周王朝***礼仪，唐贾公彦《仪礼疏》序曰：“至於《周礼》、《仪礼》，发源是一，理有终始，分为二部，并是周公摄***大平之书”可证，与作为楚地风俗的“招魂”自有区别。《仪礼・士丧礼》记载：“士丧礼。死于适室，挠昧掺馈8凑咭蝗艘跃糅头，簪裳于衣，左何之，Q领于带；升自前东荣、中屋，北面招以衣，曰：‘皋某复！’三，降衣于前。受用箧，升自阼阶，以衣尸。复者降自后西荣”，是一套程序严谨的礼仪制度，与《二招》之“魂兮归来”完全不同。
“复礼”既是一种礼仪，就已经摆脱了它的原始含义而转变为一种规范化了的程序，从而更注重“礼”的意味而不是它的本来用意。《仪礼》中还有“三日，成服，杖，拜君命及众宾”，《礼记・丧服四制》云：“杖者何也？爵也。三日授子杖，五日授大夫杖，七日授士杖。或曰‘担主’，或曰‘辅病’。妇人、童子不杖，不能病也” [4]，服丧之人拄着丧杖，原来可能确实是因为“孝子丧亲，哭泣无数，服勤三年，身病体羸，以杖扶病也”（《礼记・问丧》），但是一旦成为礼仪之后，就成了“礼”的表现而具有了象征的意味，不再属于实用的范围。如果真的是“以杖扶病”，又为什么要在第七天才“授士杖”？又为什么妇人童子“不能病”？其中的矛盾是显而易见的。“复礼”也是如此，由《礼记・问丧》中所云“三日而后敛者，以俟其生也”以及郑玄《礼记》注所云“复者庶其生也”，并不能推导出“复礼”可以招“生魂”的结论，所谓“俟其生”、“庶其生”、孔疏所云“复而犹望生”，无非是在说死者家属不愿亲人死去，希望他还能活过来，这在早期人类社会可能人们真的这样想，但到了丧葬制度已经完备的周代，可能就只是一个象征性的仪式了，并不是说家属们真的守在死者身旁等着看他能不能活转回来，所以“复礼”中的“招魂续魄”只是针对“死魂”而言，不过是丧葬礼仪的一部分，关于这一点当代学者金式武在《招魂研究》一文中[5]论之甚详。若是在家里老病而死之人说是“复而犹望生”还可以理解，而《礼记・檀弓》记载：“邾娄复之以矢，盖自战于升陉始也”，按照孔颖达的说法“若因兵而死身首断绝不生者，应无复法。若身首不殊因伤致死，复有可生之理者，则用矢招魂”，那就要首先判断一个人是真死了还是暂时死过去了，然后再分门别类有的“复”有的不“复”，是把“复”当作了一种医疗手段，恐怕是对“以俟其生也”的误会，《三礼》中也不见相关的记载。反观《九歌・国殇》“出不入兮往不反”、“身既死兮神以灵”，或者有灵魂不死的观念，但人死不能复生的概念是明确无疑的。
二、“招魂”之俗为楚地巫医的疗救之术
楚地“招魂”之俗，未有文献明确记载，仅就《二招》来看，很可能是楚地巫医为“颜色憔悴，形容枯槁”的“魂魄离散”之人招“生魂”之用的。当时巫医不分，巫即是医，医即是巫，生病了去找巫师是自然的，洪兴祖补注引《山海经》云：“开明东有巫彭、巫抵、巫阳、巫几、巫相、巫履。注云：‘皆神医也。’”，即是明证。《招魂》中写道：“曰‘有人在下，我欲辅之。魂魄离散，汝筮予之！’”，《大招》中也说“魂乎归来，凤皇翔只。曼泽怡面，血气盛只。永宜厥身，保寿命只”，王逸注云：“言魂既还归，则与己身相共俱生，长保寿命，终百年也”，可见是招“生魂”无疑。
《招魂》中提到的“掌梦”之官也颇有意味，从“帝告巫阳曰：‘有人在下，我欲辅之’”来看，这个人就应是活着的了，而“巫阳对曰：‘掌梦’”，王逸注云：“招魂者，本掌梦之官所主职也” [3]198，古人往往有睡梦中灵魂会暂时离体的观念，《周礼》也有“占梦”之职：“占梦掌其岁时，观天地之会，辨阴阳之气，以日月星辰占六梦之吉凶”，而只有生人才可能做梦，只有在生人中才有梦可掌，所以这里的“招魂”必定是为生人招“生魂”。 王逸出生于楚地，去古未远，他对楚地这一民俗的解说应有相当的可信度。而当代学者张中一在《〈招魂〉乃屈原自招新证》一文中说，《招魂》“作者在‘梦’地哀‘江南’的‘梦’就是楚江南地”，“楚国历史上习惯把黔中郡洞庭之域称之为江南地”，“战国中期，秦楚争雄，秦国多次想攻占楚江南地，楚予以坚决护卫，在此曾发生过拉锯战”，“‘掌’是掌管某地或某行业的官员”，“‘掌梦’即掌管梦地的官员” [6
]，这种说法恐怕证据不足。第一，史书并无“梦地”这种提法。《史记・楚世家》云：“二十二年，秦复拔我巫、黔中郡”，《秦本纪》云：“蜀守若伐楚，取巫郡及江南为黔中郡”，《战国策・秦策》云：“秦与荆人战，大破荆，袭郢，取洞庭、五都、江南”，不见“梦地”在何处。第二，文中对“‘掌’是掌管某地或某行业的官员”的推测，来自《周礼》“掌舍、掌葛、掌染、掌炭、掌节”等官职的记载，这些职位都只是掌管“某行业”而不是“某地”，况且相对地位低下，和“掌管某地”的地方官当有不同。按王逸的说法，“掌梦”既可招魂，应是“巫”一类的沟通神人天地的人物，恐怕和行***上的地方官无涉。
对于巫阳所言之“若必筮予之，恐后之谢，不能复用巫阳焉”，历来解说不详，王逸注云：“一云：谢之”、“谢，去也”，《说文》云：“谢，i（辞）去也”，王逸注引五臣云：“阳意不欲以筮与招相次而行，以为不筮而招，亦足可也”，综合考虑，这句话的意思很可能是这样：要是一定要先筮再招，恐怕将来魂魄辞去，就不能再用巫阳之术了。如果是这样的话，则楚地之“巫”与“掌梦”皆可招魂。楚地尚巫，“巫”的地位很高，或者“巫”也兼招死魂，未可知。
三、《招魂》的作者为宋玉而非屈原
《招魂》历来就有屈原作、宋玉作两种看法，最早为《楚辞》作注的王逸对此的态度是明确的，他说：“《招魂》者，宋玉之所作也”。若说是屈原自招己魂，则“主此盛德兮，牵于俗而芜秽”一句无法解释，屈原对自己的高洁不群是很自信的，《离骚》中的例子不胜枚举。若说是屈原招楚王魂，“牵于俗而芜秽”的不是屈原而是楚王，则又何必一定要写“朕幼清以廉洁兮，身服义而未沫”这两句？有一种可能就是该篇从头到尾都是屈原代楚王自招，第一句的“朕”也是指楚王自己，这个“朕”不是在为他人，而是在为自身的“离殃”而诉告上帝以求帮助，这样的话则后面乱辞中对陪同楚王云梦狩猎的叙述又无法解释。如果像钱钟书《管锥篇》中所说“夫发端‘朕幼清以廉洁兮’至‘长离殃而愁苦’，乃患失魂者之词，即‘君王’也”，“《乱》之‘吾’即招者自称……乃追究失魂之由”，一则文中并无人称转换的提示，二来这一段乱辞的用意恐怕还是借回忆随楚王射猎来抒发“时不可以淹”的感慨，王逸注云：“以言尝侍从君猎，今乃放逐，叹而自伤闵也”，正是这个意思，正如孙作云在《〈大招〉的作者及其伪作年代》一文中说的那样，“这一段话的意思是追述作者和楚王田猎游乐之事，并且对于这样的大猎予以赞扬和夸张。案这种有近于弄臣，――至少是帮闲的文学侍从之臣的姿态和屈原的身份绝不相应，和屈原的思想更不相应”，并引《离骚》中征引古代荒唐田猎的帝王以为戒的例子说：“他一再地以荒唐田猎为戒，如何能在招魂词中反以此为荣、大事宣扬呢？这种思想和行为是和屈原的思想、人格、作风相矛盾的” [7]583。而且所谓“君王亲发惮青兕”，怕是和招魂的原由关系不大，若是重在阐明招魂的原委，重点就应放在楚王怎样被猛兽惊吓这一点上，即使这样也与第一段的“长离殃而愁苦”矛盾，无论如何，偶尔一次被猛兽惊吓也不能算作是“长离殃”。单就对“君王亲发惮青兕”这一句的理解来看，也有许多疑问，王逸注云：“言怀王是时亲自射兽，惊青兕牛而不能制也”，是说惊吓了兕牛，若按钱钟书的说法，是“盖言王今者猎于云梦，为青兕所摄，遂丧其魂”，则是说兕牛惊吓了楚王，二者相去极远。至于有学者认为楚人迷信射杀兕牛不出三月必死，张正明在《楚文化史》中说：“楚人有种种禁忌。其中，一项突出的禁忌是不得射杀科雉，说是射杀科雉的人不出三月就要死掉。‘科’借作‘窠’，科雉即尚在窠中的雏雉。《说苑》卷四记：‘楚庄王猎于云梦，射科雉得之，申公子倍劫而夺之……射科雉者，不出三月必死’……《吕氏春秋・至忠篇》亦记此事，但射杀的是‘随兕’而非科雉，‘随兕’必误，因为兕是长着坚厚的皮的庞然大物，非一人所能射杀或夺走。而且，楚人并不以杀兕为禁忌，恰相反，见了兕，只要能杀，他们是不会放过的。杀了兕，可以用它的皮制甲。《吕氏春秋》虽早出，但作者非楚人，不免误记。《说苑》虽晚出，但作者先世是楚人，所记反而近真”[2]119-120，所以这一说或者也有疑问。屈原作《招魂》说的其余证据如史迁读《招魂》而“悲其志”、王逸《章句》序与其内容不符等，许多学者已经予以。
从《招魂》本文来看，也多显示其非屈原所作。屈原一生身陷***治漩涡，几遭放逐，他本身又是一个具有强烈个性和感情的人，日人浅野通有称“其强烈的程度已远远超过常人的标准”[8]，他并总结出“自我夸颂”、“自杀的决心”等几个特点。从《离骚》、《天问》等作品来看，屈赋有下列典型特征：1）围绕着自己的***治理想，抒发不为所用的愤怒、哀伤和绝望，展示自己高洁不群的意愿。这样的例子随处可见，即使在为娱神所作的《九歌》中也不乏其例，如《云中君》“思夫君兮太息，极劳心兮忡忡”，《湘君》“横流涕兮潺，隐思君兮悱恻”等；2）多跳跃性思维，气势大而情绪激烈。3）多写神异高贵之物，意象奇崛险怪而脱俗。而就《招魂》观之，第一，乱辞中的“目极千里伤春心”，充满了对楚王射猎的怀念与留恋，是无可奈何的哀惋而不是愤世嫉俗的失落；第二，语言琐碎，全文略显小气。朱熹评价《大招》时说：“虽其所言，有未免于神怪之惑、逸欲之娱者，然视《小招》则已远矣”[9]，以屈原的激烈个性，恐怕不会津津乐道于鬼神怎样害人、房屋如何豪华、饮食如何精美、歌舞如何繁盛这些俗事。
另外还有一个细节也颇能看出些端倪。《招魂》中写到“长人千仞，惟魂是索些”、“雄虺九首，往来倏忽，吞人以益其心些”，而《天问》中也有“雄虺九首，倏忽焉在？何所不死，长人何守？”，从《天问》来看，屈原对此是持怀疑态度的，在《招魂》中又煞有其事活灵活现地写出来以警告鬼魂天地四方“不可以些”，这种可能性应该说是很小的。种种证据表明，《招魂》为屈原所作的可能是不大的，还是依王逸所说是“宋玉所作”更为妥当。
四、《招魂》为宋玉自招己魂
上文已经分析过，不论是全文代他人招魂还是局部的代他人招魂，就《招魂》本文来看都有难以解释的地方，那么就只有一种可能，即宋玉借巫阳之口自招己魂。批驳自招己魂之说的学者往往以《招魂》中对生活起居的描述不合人臣身份为由，如郭沫若就说：“文辞中所叙的宫庭居处之美，饮食服御之奢，乐舞游艺之盛，不是一个君主是不够相称的”，对此也有学者有不同意见，当代学者熊任望在《运用筛选法为〈楚辞・招魂〉决疑》一文中说：屈原“自招说可通”，“其中‘二八侍宿，夕递代些’，在春秋战国时的高官生活中习以为常，就连小小的卫国大夫公良桓子家中，也有‘妇人衣文绣者数百人’（《墨子・贵义》）。至于大夫私畜女乐，如魏绛受晋侯所赐女乐（《左传・襄公十一年》），在当时也是合法的”，“招辞中说‘二八齐容，起郑舞些’……相当于大夫（或士）一级的‘法定’标准” [9]，非但不是“不够相称”，反而是“低于实际水平”（ 熊任望语）了，更何况巫阳的招辞带有很大的夸张成分，以这一点来否决屈原或是宋玉自招己魂，证据不是很充足。
关于宋玉的生平，因史料缺乏而难以确知，据今人研究，宋玉主要活动时期当在顷襄王在位时期，正是楚国进一步衰败，君昏臣佞，国家多难之时，其大片土地为秦所占，太子也作为人质留在秦国。至于宋玉本人，刘向《新序・杂事第五》云：“宋玉因其友以见于楚襄王，襄王待之无以异”，而《宋玉集序》则云：“宋玉事楚怀王，友人见之于王，王以为小臣”， “楚怀王”《韩诗外传》作“楚相”，“小臣”事实上则是文学侍臣，***治地位和身份不高。《新序・杂事第五》说“宋玉事楚襄王而不见察，意气不得，形于颜色”，《九辩》中也有“离芳蔼之方壮兮，余萎约而悲愁”之句，这些情况和《招魂》中的“牵于俗而芜秽”、“长离殃而愁苦”是相合的，他自己说自己“恐溘死而不得见乎阳春”，所以也有为自己招魂的动机。
《招魂》乱辞中对“与王趋梦兮课后先”的追忆，符合宋玉作为文学侍臣的身份，而当时楚国的危难境况，正是“目极千里兮伤春心”的背景。结合《九辩》来看，宋玉可能也有类似放逐的经历，其中多有离乡远行之句，如“草木摇落而变衰，兮若在远行”、“怆U兮，去故而就新”、“贫士失职而志不平，廓落兮羁旅而无友生”等，而《招魂》乱辞中也有“献岁发春兮汩余南征”之句。王逸《九辩》序云：“《九辩》者，楚大夫宋玉之所作也……屈原弟子也。闵惜其师，忠而放逐，故作《九辩》以述其志”，而有学者考证屈宋并无师生关系，李志慧在《论〈九辩〉在艺术上的独创性》一文中作出这样的判断：“本篇实为宋玉借古乐为题，以抒写自己的感慨愁思，是受屈原影响而写的与《离骚》相类似的自叙传性的长篇抒情诗” [7]667，而《九辩》中“窃独悲此廪秋”、“ 余萎约而悲愁”、 “恐溘死而不得见乎阳春”等句，也与屈原言行相去甚远，所以《九辩》中记叙的正是宋玉自己的亲身经历。两相对照，一个是在“廪秋”时节“若在远行”，一个是“献岁发春兮汩余南征”；一个“登山临水兮送将归”，一个“倚沼畦瀛兮遥望博”；一个“悲哉秋之为气也”，一个“目极千里兮伤春心”；一个“恐溘死而不得见乎阳春”，一个“魂魄离散”而“必筮予之”，时间上从深秋到初春，空间上从离开故土到来到江南，心情上“悲”继之以“哀”，身体状况上“恐溘死”继之以“魂魄离散”，都十分吻合。
综上所述，从《招魂》文本中的逻辑关系、话语风格、情绪流露、创作动机、与《九辩》的比较等各方面的证据来看，都指向宋玉假借巫阳之口自招己魂这一解释。《招魂》首句之“朕”，即是宋玉自己，而“上无所考此盛得兮”之“上”，应是指使自己“长离殃而愁苦”的楚王。因为实际上并不能真的由自己给自己招魂，所以又假托“上帝”令“巫阳”来招，于是有了中间的一段招魂辞。最后的“乱”则是对招魂原由的进一步阐明并借此抒发自己的“伤”与“哀”，又照应了第一段所说的因为长期遭受祸殃而生出的“愁苦”。文意上一气通贯，情感上回环缠绵，全文看起来很清楚。从“入修门些”、“反故居些”来判断，《招魂》很有可能作于宋玉从江南返乡之后。
五、《大招》为景差招襄王生魂
学者多引司马迁所云“余读《离骚》、《天问》、《招魂》、《哀郢》，悲其志”来证明《招魂》为屈原所作，但是司马迁后面还有“读《服鸟赋》，同死生，轻去就，又爽然自失矣”云云，恐怕这个“悲其志”仅仅只是就这些文章而言，并不能作为推断作者的证据，关于这一点，当代学者力之在其《〈招魂〉考辩》一文中有详细解说[11
]。说《大招》为景差所作，理由如下：1）朱熹《楚辞集注》云：“凡差语皆平淡醇古，意亦深靖闲退，不为词人墨客浮夸艳逸之态，然后乃知此篇决为差作无疑也”，对照《大招》与《离骚》、《天问》、《九歌》等作品，《大招》明显没有屈原笔下的凌厉气势，即使与《招魂》相比，也只能算是平实规矩，与朱熹所言“语皆平淡醇古，意亦深靖闲退”甚为吻合；2）上文在驳斥《招魂》为屈原作时所列举的证据如对鬼怪的描述、对歌舞的渲染等，在这里也同样有效。有学者认为《大招》末一段关于国家***事的表达符合屈原的***治理想，以此推断《大招》为屈原所作，实际上所谓“尚三王”云云，作为一种***治理念，未必为屈原所独有，仅仅据此加以判断，恐怕也未必适宜。
说《大招》是招襄王生魂，证据有：1）《大招》中所谓“正始昆只”、“尚三王只”等等，所写均为帝王之事；2）景差与宋玉同时，侍奉的同样是顷襄王。有学者从“魂无逃只”、“思怨移只”等句推断出所招之魂即客死秦国的怀王，恐怕只是臆测，并无有力证据。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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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朱熹.楚辞集注 [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140.
芈月与秦始皇的关系篇10
【关键词】经史、文史、史学、魏晋南北朝
较之汉代,魏晋南北朝时期史学有了长足的发展, 不论是史学著作的种类还是数量都大大增加了。《隋书·经籍志》史部所列史书共计十三类,即正史、古史、杂史、霸史、起居注、旧事、职官、仪注、刑法、杂传、地理、谱系、簿录。其中,每一门类除开头一种或少数几种为三国以前著述外,几乎全部都是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著作。[1]史学的发展不是孤立的,它与同一时期的经学、文学都有着密切的关系。本文以下将围绕着经史之学与文史之学这两条线索展开讨论,以期把握史学发展的脉络。
（一）
这一时期史学发展的最大特点莫过于史学学科的***了。班固在《汉书·艺文志》中,依据西汉末刘向、刘歆父子的《七略》,把《国语》、《世本》、《战国策》、《太史公书》等史书都附于《春秋》经之下,史学没有***的地位。但是到晋代,情况发生了变化,西晋荀勗作《中经新簿》,分书籍为四部,史学著作为***的一类,属丙部,东晋李充又改定次序,将其置于乙部。《隋书·经籍志》不用乙部之说而谓之史部,实质并无变化。
史学著作在***书分类上的变动不是没有原因的。梁代阮孝绪编制《七录》,其一为经典录,其二为记传录。他解释说:"刘氏之世,史书甚寡,附见《春秋》,诚得其例。今众家纪传倍于经典,犹从此志,实为蘩芜"。[2] 阮氏所说有一定的道理,从汉末至梁代,史籍数量确实大增, 别开一类,势在必行。但是在西晋,新的史著并不是很多,恐怕还不能这样解释。
考诸史实,经与史的区分在目录分类以外也有反映。《三国志》卷42《尹默传》：
益部多贵今文而不崇章句。默知其不博，乃远游荆州，从司马德操、宋仲子等受古学,皆通诸经史,又专精于《左氏春秋》。
据陈寿所说,汉末荆州的学校不仅教授经学,而且也教授史学。对此,我们找不到旁证,姑置不论。但"通诸经史"一语,至少表明在陈寿生活的西晋时期,人们心目中经与史是明明有别的。《文选》卷49干宝《晋纪》总论李善注引王隐《晋书》称:"王衍不治经史,唯以庄老虚谈惑众。"王隐是两晋之际的人,他也用了"经史"一词,可见陈寿用语不是出自个人的习惯。"经史"在唐修《晋书》中是经常可以见到的,如卢钦"笃志经史",邵续"博览经史",王珣"经史明彻"等等。[3] 参诸上述晋人用语,这些记载应该是可信的。经史双修实际上汉代就有,《后汉书》卷64《卢植传》载,卢植少从大儒马融受古文经学,后在东观"校中书五经纪传,补续《汉记》。"我们自然可以说他是"通诸经史",可是当时人并不这样说。有经史之实而无经史之名,这说明在东汉人的观念中经与史的区别尚不明确。[4] 西晋人开始频频使用"经史"一词,意味着经与史发生了分离。
西晋以后,经与史的区分在教育上也有明确体现。《晋书》卷88《刘殷传》:
刘殷字长盛,新兴人也。……弱冠,博通经史,……有子七人,五子各授一经,一子授《太史公》,一子授《汉书》,一门之内,七业俱兴。
《晋书》卷105《石勒载记》下:
署从事中郎裴宪、参***傅畅、杜嘏并领经学祭酒,参***续咸、庾景为律学祭酒,任播、崔濬为史学祭酒。
《宋书》卷93《雷次宗传》:
元嘉十五年,征次宗至京师,开馆于鸡笼山,聚徒教授,置生百余人。会稽朱膺之、颍川庾蔚之并以儒学,监总诸生。时国子学未立,上留心
艺术,使丹阳尹何尚之立玄学,太子率更令何承天立史学,司徒参***谢元立文学,凡四学并建。
不论是在官学中或是在私学中,史学都是一个***的门类,由此可见,自晋以后人们对经学与史学的区别是有清楚认识的。荀勗、李充在书籍目录上把史书从经书中分离出来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发生的。阮孝绪生活在梁代,他没有考虑目录以外的上述历史变化,而仅仅从史书数量的增加来解释目录分类的改变,似乎还是未达一间。
"经史"一词的出现、目录分类的变化、教育中史学科目与经学科目的分别设置都反映了一个共同的事实,那就是,史学确实***了。史学摆脱经学而***表明人们对经、史的认识有了变化。在这方面,东汉的王充可谓思想上的先行者。《论衡·谢短篇》:
夫儒生之业,五经也。南面为师,旦夕讲授章句,滑习义理,究备于五经,可也。五经之后,秦汉之事,不能知者,短也。夫知古不知今,谓之陆
沉,然则儒生,所谓陆沉者也。五经之前,至于天地始开,帝王初立者,主名为谁,儒生又不知也。夫知今不知古,谓之盲瞽。五经比于上古,犹为
今也。徒能说经,不晓上古,然则儒生,所谓盲瞽者也。
王充责难儒生只懂五经而不了解古今历史,这当然是对史学的强调。不过,更为引人注目的是他的叙述方式,他把历史分为"五经之前"与"五经之后",言外之意,"五经"只是这之间的一段历史的记载而已,儒生所了解的历史仅至于此。这实际上已是视经为史了。所以,他又说:"儒者不见汉书,谓汉劣不若,使汉有弘文之人经传汉事,则《尚书》、《春秋》也。"经亦史,史亦经,这种大胆的思想使我们在经学泛滥的时代看到了史学振兴的可能。余英时先生称王充为"晚汉思想界之陈涉",[5] 其比喻极为恰当。王充的思想在他生活的年代没有得到积极回应,但是,从汉魏之际开始,可以明显感到人们对历史的兴趣是越来越浓厚了。《三国志》卷41《张裔传》称蜀郡张裔"博涉《史》、《汉》",卷42《孟光传》称河南孟光"锐意三史",卷64《孙峻传》注引《吴书》称会稽留赞"好读兵书及三史"。[6]吴末,右国史华覈上疏道:"汉时司马迁、班固,咸命世大才,所撰精妙,与六经俱传。"[7] 《世说新语·言语篇》载,"张茂先论《史》《汉》,靡靡可听" 人们何以对史书如此感兴趣？《三国志》卷54《吕蒙传》注引《江表传》:
初,权谓蒙及蒋钦曰:"卿今並当塗掌事,宜学问以自开益。"蒙曰:"在***中常苦多务,恐不容复读书。"权曰:"孤岂欲卿治经为博士邪？但
当令涉猎见往事耳。卿言多务孰若孤,孤少时历《诗》、《书》、《礼记》、《左传》、《国语》,惟不读《易》。至统事以来,省三史、诸家兵书,自以为大有所益。如卿二人,意性朗悟,学必得之,宁当不为乎？宜急读《孙子》、《六韬》、《左传》、《国语》及三史。"
《三国志》卷59《孙登传》:
权欲登读《汉书》,习知近代之事,以张昭有师法,重烦劳之,乃令(张)休从昭受读,还以授登。
孙权要吕蒙等"涉猎见往?quot;,"急读"史书、兵书,以为"大有所益",又让孙登读《汉书》"习知近代之事",这些建议都与现实有关。当时的社会正处于剧烈变动之中, 经学作为意识形态,因其繁琐、迷信、荒诞已经丧失生命力。孙权说"孤岂欲卿治经为博士邪？"正反映了经学的无用。在思想迷失了方向的时候,从历史中,尤其是从近代历史中总结得失成败的经验教训就成了当务之急。诸葛亮在《出师表》中说:"亲贤臣,远小人,此先汉所以兴隆也;亲小人,远贤臣,此后汉所以倾颓也。先帝在时,每与臣论此事,未尝不叹息痛恨于桓、灵也。"[8] 这也是在总结近代历史的经验教训。《隋书·经籍志》载,诸葛亮著有《论前汉事》一卷,大约都是此类内容。
关于史学与经学此消彼长的关系,我们还可以从西汉的历史中得到应证。西汉之初,面对秦的骤亡,人们也在总结历史经验教训,陆贾著《楚汉春秋》,贾谊写《过秦论》,以后又有司马迁的《史记》,但是并没有因此出现一个史学的高潮,原因在于经学兴起了。在汉儒眼中,经学是无所不能的,对于历史的演进,经学已经给出了答案,对于社会生活中的具体问题,汉儒也每每以经义断事,赵翼说:"汉初法制未备,每有大事,朝臣得援经义,以折衷是非"。[9] 在这种情况下,自然没有史学的地位。《汉书·艺文志》将《史记》等史书附于《春秋》经下,在今人看来是贬低了史学,如果就当时而论,倒不如说是抬高了史学。比较两汉,经史关系一目了然,经学盛则史学衰,经学衰则史学盛, 经与史之演变轨迹大致如此。
魏晋以后史学脱离了经学而***,这是一个重要的变化,不过,我们不得不注意另一方面,这就是,经学对史学也还有很大的影响。这首先表现在史书语言的使用上。《三国志》卷1《武帝纪》载曹操语曰:
夫刘备,人杰也,今不击,必为后患。
注引孙盛《魏氏春秋》云:
刘备,人杰也,将生忧寡人。
裴松之就孙盛改易文字评论道:
凡孙盛制书,多用《左氏》以易旧文,如此者非一。嗟乎,后之学者将何取信哉？且魏武方以天下励志,而用夫差分死之言,尤非其类。
当时采用类似的文字处理方式者不止孙盛一人。刘知几在《史通·模拟篇》中列举了这方面的大量例证。比如:"谯周撰《古史考》,思欲摈抑马《记》,师仿孔《经》。其书李斯之弃市也,乃云'秦杀其大夫李斯。'夫以诸侯之大夫名天子之丞相,以此而拟《春秋》,所谓貌同而心异也。"又如"干宝撰《晋纪》,至天子之葬,必云'葬我某皇帝'。时无二君,何我之有？以此而拟《春秋》,又所谓貌同而心异也。"又如"《公羊传》屡云'何以书？记某事也。'此则先引《经》语,而继以释辞,势使之然,非史体也。如吴均《齐春秋》,每书灾变,亦曰:'何以书？记异也。'夫事无他议,言从己出,辄自问而自答者,岂是叙事之理者邪？以此而拟《公羊》,又所谓貌同而心异也。"刘知几对貌同心异的模拟极为反感,但对得其神似的模拟却也不反对:"如《左传》上言芈斟,则下曰叔牂;前称子产,则次见国侨,其类是也。至裴子野《宋略》亦然。何者？上书桓玄,则下云敬道;后叙殷铁,则先著景仁。以此而拟《左氏》,又所谓貌异而心同也。"除去对经传的模拟外,篇中还举出了对《史》、《汉》的模拟,如令狐德棻《周书》模拟《汉书》。最后,刘知几概括说:"大抵作者,自魏已前,多效三史,从晋已降,喜学五经。"他的概括是不准确的,对三史的模拟文中只举出了《周书》一例,而其作者令狐德棻是唐人,与"自魏已前"之说自相矛盾;历史著作对经传的模拟也不是"从晋已降"才出现的。这个问题,我们在后面还要讨论。
经学对史学的影响除语言之外,还表现在史书的名称与体裁上。这一时期,史书书名常常模仿经书,如袁晔著《献帝春秋》,孔衍著《魏尚书》、《汉魏春秋》,孙盛著《魏氏春秋》,习凿齿著《汉晋春秋》,王琰著《宋春秋》,吴均著《齐春秋》,裴子野著《梁春秋》。除《魏尚书》外, 这些以"春秋"命名的史书均属编年体,显然是对《春秋》经的模仿,至于《魏尚书》,大约是对《尚书》的模仿,模仿《春秋》远多于模仿《尚书》,这或许是因为《春秋》原本就是史书,而《尚书》为古代文献汇编,体裁不适宜模仿。除以春秋为名者外,如上引刘知几所提到的干宝《晋纪》、裴子野《宋略》等也均属编年体。语言模拟现象基本上都是出自这些编年体史书。史学著作在语言、体裁、名称上都模拟经书,经学对史学的影响不可谓不深。
对于这一时期《春秋》体史书的大量出现,《隋书·经籍志》解释道:
自史官放绝,作者相承,皆以班、马为准。起汉献帝,雅好典籍,以班固《汉书》文繁难省,命颍川荀悦作《春秋左传》之体,为《汉纪》三十篇。言约而事详,辩论多美,大行于世。至晋太康元年,汲郡人发魏襄王冢,得古竹简书,字皆科斗,……盖魏国之史记也。其著书皆编年相次,文意大似《春秋经》。诸所记事,多与《春秋》、《左氏》扶同。学者因之,以为《春秋》则古史记之正法,有所著述,多依《春秋》之体。
按此,模拟《春秋左传》的编年体史书起自汉末的荀悦,不过,《隋志》的作者似乎比较强调西晋竹书出土以后所带来的影响。这与刘知几所说史书在文字上"从晋已降,喜学五经"不谋而合。经学在汉代盛于晋代,何以模拟之作从晋代始？这是须要加以解释的。
如果不局限于《春秋》体裁,而是从更广泛的意义上来理解模拟,则模拟还可以推得更早。《续汉书·百官志》:
故新汲令王隆作《小学汉官篇》。案:胡广注隆此篇,其论之注曰:"前安帝时,越骑校尉刘千秋校书东观,好事者樊长孙与书曰:'汉家礼仪
,叔孙通等所草创,皆随律令在理官,藏于几阁,无记录者,久令二代之业,闇而不彰。诚宜撰次,依拟《周礼》,定位分职,各有条序,令人无愚智
,入朝不惑。君以公族元老,正丁其任,焉可以已！'刘君甚然其言,与邑子通人郎中张子平参议未定,而刘君迁为宗正、卫尉,平子为尚书郎、太
史令,各务其职,未暇恤也。至顺帝时,平子为侍中,典校书,方作《周官解说》,乃欲以渐次述汉事,会复迁河间相,遂莫能立也。述作之功,独不
易矣。既感斯言,顾见故新汲令王文山小学为《汉官篇》,略道公卿内外之职,旁及四夷,博物条畅,多所发明,足以知旧制仪品。盖法有成易,而
道有因革,是以聊集所宜,为作诂解,各随其下,缀续后事,令世施行,庶明阙旨,广前后愤盈之念,增助来哲多闻之览焉。"[10]
胡广曾作《汉官解诂》,此段议论,是就此作的说明。文中提到"刘千秋",王先谦《后汉书集解》引惠栋说:"刘千秋即刘珍也。《文苑传》云珍字秋孙,疑《传》误。……珍与子平(即张衡)皆南阳人,故云邑子。"检索《文苑传》所载刘珍事迹,知惠栋说不误。胡广此段叙述十分重要,它说明有意模拟《周礼》撰述汉制已在东汉人的自觉意识之中。由此可以推论,东汉出现的《汉官》、《汉官仪》一类书名正是由模拟《周官》而来。这与前述晋代众多的模拟《春秋》之作并无区别。因此,应该说,模拟是从东汉开始的。
此外,在史书的注释与传授方面,我们也可以看到模拟的痕迹。自东汉后期开始,对史书的注释渐多,如延笃有《史记音义》,胡广有《汉书解诂》,蔡邕有《汉书音义》,服虔有《汉书音训》,应劭有《汉书集解音义》。周一良先生说: "这些音义注解,大约与汉儒解经相同,多重在训诂名物方面。"[11] 应该说,这也是一种模拟,是注释方法上的模拟。前引《孙登传》中称张昭读《汉书》"有师法",《隋书·经籍志》称:"唯《史记》、《汉书》师法相传,并有解释。"我们知道,汉儒读经最重师法相传,而读史居然也要有师法,这又是在传授方法上对经学的模拟。
由此可知,模拟之风并非始自晋代,从东汉起,在史书的名称、体例、注释、传授诸方面均已有模拟出现,在这个阶段,因为还没有形成著史的风气,所以西晋以后的那种在语言、体裁、书名上全面模拟经传的众多史书自然难以见到。
东汉以来,经学有今、古文之分,仔细分析这一时期的经史关系,可以看到,对史学的影响似乎更多地来自于古文经学。我们知道,《周官》、《左氏春秋》都是古文经,因此,严格地说,《汉官解诂》、《汉纪》一类书只是对古文经的模拟。史书的音义注解,其实也只是对古文经的模拟,因为今文家只讲微言大义,并不重训诂名物,重视训诂名物乃是古文家的特点。注释《史》、《汉》的学者如服虔、延笃等,本人都是古文学家,他们以注释经书的方法来注释史书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关于史学与古文经学的关系,我们还可以通过分析《东观汉记》的作者来进一步探讨。《东观汉记》的修撰是从东汉明帝时开始的,一直持续到献帝时,参与者较多。《四库提要》主要根据刘知几《史通》并参诸《后汉书》,列出的作者有:班固、陈宗、尹敏、孟异、刘珍、李尤、刘騊马余、伏无忌、黄景、边韶、崔寔、朱穆、曹寿、延笃、马日磾、蔡邕、杨彪、卢植、韩说、刘洪。这个名单并不完备。余嘉锡广为搜求,又补充刘复、贾逵、马严、杜抚、刘毅、王逸、邓嗣、张华数人。[12]以上作者中,可以肯定是古文经学家的人相当多。《后汉书》卷64《卢植传》载植上书称:
臣从通儒故南郡太守马融受古学。……古文科斗,近于为实,而厌抑流俗,降在小学。中兴以来,通儒达士班固、贾逵、郑兴父子,并敦悦之
。今《毛诗》、《左氏》、《周礼》各有传记,其与《春秋》相表里,宜置博士,为立学官,以助后来,以广圣意。
《后汉书》卷24《马援传附马严传》:
从平原杨太伯讲学,专心坟典,能通《春秋左氏》,因览百家群言。
注引《东观记》曰:
从司徒祭酒陈元受《春秋左氏》。
《后汉书》卷79上《尹敏传》:
少为诸生,初习《欧阳尚书》,后受《古文》,兼善《毛诗》、《谷梁》、《左氏春秋》。
《后汉书》卷64《延笃传》:
少从颍川唐溪典受《左氏传》,……又从马融受业,博通经传及百家之言。
以上诸人都是古文学家。还有一些人,史传中未明言所属经学派别,但是可以从旁考证。如马日磾,《三国志》卷6《袁术传》注引《三辅决录》曰:"日磾字翁叔,马融之族子。少传融业,以才学进。"按马融为古文大家,日磾传融业,自然也是古文一派。又如蔡邕, 实际上也应是古文家。从《月令问答》中可以看出他的经学倾向:
问者曰:"子说《月令》,多类《周官》、《左氏》。假无《周官》、《左氏传》,《月令》为无说乎？"曰:"夫根柢植则枝叶必相从也。《
月令》与《周官》并为时王***令之记。异文而同体,官名百职,皆《周官》解。《月令》甲子,沈子所谓似《春秋》也。若夫太昊、蓐收、句芒
、祝融之属,《左传》造义立说,生名者同,是以用之。"……问者曰:"令曰:七驺咸驾。今曰六驺,何也？"曰:"本官职者,莫正于《周官》。《
周官》天子马六种。六种别有驺,故知六驺。《左氏传》:'晋程郑为乘马御,六驺属焉。'无言七者,知当为六也。"
《隋书·经籍志》载蔡邕著《月令章句》十二卷,严可均《全后汉文》卷80以为《月令问答》即出自《月令章句》。蔡邕说《月令》,多类《周官》、《左氏》,由此可知,他确实属古文家。
东观作者中,可以明确为今文家的只有杜抚、伏无忌、杨彪、。杜抚,"受业于薛汉,定《韩诗章句》"。[13]杨彪系杨震之后,"少传家学。"[14] 杨氏家族世世传习欧阳《尚书》。伏无忌为伏湛之后,"亦传家学"[15]伏氏所传为韩《诗》。杜、杨、伏三家所传均属今文经。虽然如此,我们认为这些今文学家及其他学术不明的作者很可能也通古文经学。《通典》卷26职官8:
汉之兰台及后汉东观,皆藏书之室,亦著述之所。多当时文学之士,使讐 校于其中,故有校书之职。后于兰台置令史十八人,又选他官入东
观,皆令典校秘书,或撰述传记。
东汉皇家***书,章、和以前在兰台,章、和以后移至南宫东观。 按杜佑所说,兰台令史及以他官入东观者除撰述传记外,还有典校书籍的任务。考诸史传,知杜佑此说不误。如贾逵:"拜为郎,与班固并校秘书,应对左右。"班固:"召诣校书部,除兰台令史,与前睢阳令陈宗、长陵令尹敏、司隶从事孟异共撰成《世祖本纪》。迁为郎,典校秘书。固又撰功臣、平林、新市、公孙述事,作列传、载记二十八篇。"刘珍:"永初中,为谒者仆射。邓太后诏使与校书刘騊马余、马融及五经博士校定东观五经、诸子传记、百家艺术,整齐脱误,是正文字。永宁元年,太后又诏珍与陶马余作建武已来名臣传。" 王逸:"元初中,举上计吏,为校书郎。" 崔寔:"迁大将***冀司马,与边韶、延笃等著作东观。……复与诸儒博士共杂定五经。"卢植:"复征拜议郎,与谏议大夫马日磾、议郎蔡邕、杨彪、韩说等并在东观,校中书五经纪传,补续《汉记》。" [16] 按校书,即是所谓"整齐脱误,是正文字"。《通典》卷22职官4引《汉官仪》称:"能通《仓颉》、《史籀篇》补兰台令史"。兰台令史必须通小学,这是因为令史有"是正文字"的任务。***书移至东观后,这种要求应该依然存在。《说文解字》序载许冲上言:"慎前以诏书校东观"。许慎也曾入东观校书,这应该是因为他精通小学的缘故。兰台、东观校书者通小学,这为我们探寻其经学背景提供了路径。王国维曾发现,两汉小学与古文经学存在着密切的联系。他说:"观两汉小学家皆出古学家中,盖可识矣。原古学家之所以兼小学家者,当缘所传经本多用古文,其解经须得小学之助,其异字亦足供小学之资,故小学家多出其中。"[17] 按此,小学家皆出古学家中,而于兰台、东观校书者又必须通小学,是知兼校书、撰史于一任的东观诸文士必定通晓古文经学。
东观作者还有一个特点,即不少人好为文章。如班固"能属文诵诗赋",刘珍"著诔、颂、连珠凡七篇。"李尤"少以文章显,和帝时,侍中贾逵荐尤有相如、扬雄之风,召诣东观,受诏作赋,拜兰台令史。" 刘毅"少有文辩称,元初元年,上《汉德论》并《宪论》十二篇。时刘珍、邓耽、尹兑、马融共上书称其美。" 边韶"以文章知名……著诗、颂、碑、铭、书、策凡十五篇?quot;刘复"好学,能文章。"延笃"能著文章,有名京师。"蔡邕所著诗赋等"凡百四篇"[18] 据《隋书·经籍志》载,东观学者中,班固、贾逵、刘騊駼、刘珍、李尤、王逸、边韶、延笃、崔寔、卢植、蔡邕等皆有文集传世。文章与小学一样,也与古文经学存在着密切的联系。如桓谭即是"能文章,尤好古学"。[19]何休《春秋公羊传》序为此提供了最确切的证据:
传《春秋》者非一,本据乱而作,其中多非常异义可怪之论,说者疑惑,至有倍经任意反传违戾者,其势虽问不得不广,是以讲诵师言至于百
万犹有不解,时加酿嘲辞。援引他经失其句读,以无为有,甚可闵笑者,不可胜记也。是以治古学、贵文章者,谓之俗儒。至使贾逵缘隙,奋笔以
为《公羊》可夺,《左氏》可兴。"
何休为今文学家,他将"治古学"与"贵文章"者视为一体。由此反推,上述以文章著名的东观学者应属古文学家。
东观撰史者通小学、能文章,这都是与古文经学联系在一起的,而反之东汉一流的今文学家如范升、桓荣、欧阳歙、何休等人完全不具备这些学术特徵。由此可知,史学确实是与古文经学联系在一起的。
古文经学与史学能够联系起来,是由其本身的特点决定的。古文经学反对微言大义,强调对事实的考订、补充,这与史学本来就是相通的,也可以说,古文家对古文经的研究本来就是一种初步的历史研究。二者所不同的是,古文经学只研究经书所限定的时代范围内的历史,而史学的研究则要延伸到当代。由考订古代历史到撰写当代历史,其间只差一步,我们看到,东观作者终于迈出了这合乎逻辑的一步。
在描述经史分离的进程时,前文曾着意指出,经学的衰落是史学兴起的原因。至此,我们可以更准确地说,所谓经学的衰落,主要是指作为意识形态的今文经学而言,就古文经学而言,东汉时期,它不仅没有衰落,反而是蒸蒸日上。正是古文经学的繁荣才为史学的发展打下了基础。因此,就经史关系而论,今文经学的衰落与古文经学的发达这两个因素加在一起才共同构成史学发展的前提。
前文还曾指出,"经史"一词的出现意味着经史的分离,至此,还要补充的是,"经史"一词的出现也同样意味着经史仍有密切的关系, 史学对经学、尤其是对古文经学的模拟正可说明此点。
总之,史学虽然从经学中***了出来,但这一转变过程不可能脱离原有的学术基础,这个基础就是经学。史学对经学的模拟,正是史学刚刚脱离经学后不可避免的特徵。
(二)
荀悦在《汉纪》卷1《高祖纪》中说:"夫立典有五志焉:一曰达道义,二曰章法式,三曰通古今,四曰著功勋,五曰表贤能。"他所说的著史的目的在***治方面,除此之外,自司马迁以来,著史者往往还另有目的。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说自己写《史记》是"鄙没世而文采不表于后也。"[20]这一点在魏晋以后得到了继承。《晋书》卷82《王隐传》:
建兴中,过江,丞相***谘祭酒涿郡祖纳雅相知重。纳好博弈,每谏止之。纳曰:"聊用忘忧耳。"隐曰:"盖古人遭时,则以功达其道;不遇,则以
言达其才,故否泰不穷也。当今晋未有书,天下大乱,旧事荡灭,非凡才所能立。君少长五都,游宦四方,华夷成败皆在耳目,何不述而裁之！应仲
远作《风俗通》,崔子真作《***论》,蔡伯喈作《劝学篇》,史游作《急就章》,犹行于世,便为没而不朽。当其同时,人岂少哉？而了无闻,皆由
无所述作也。故君子疾没世而无闻,《易》称自强不息,况国史明乎得失之跡,何必博奕而后忘忧哉！"
这段话的中心思想是强调著史以求"没而不朽"。在王隐看来,这是第一位的,而"明乎得失之跡"的***治目的反而居于次要位置。这种认识并不仅仅是王隐个人的看法。陆机撰《吴书》,陆云致陆机信中称之为"大业"、"此真不朽事"。[21] 一直到南朝,还可以找到类似的说法。《南史》卷33《徐广传》:
时有高平郗绍亦作《晋中兴书》,数以示何法盛。法盛有意***之,谓绍曰:"卿名位贵达,不复俟此延誉。我寒士,无闻于时,如袁宏、干宝之
徒,赖有著述,流声于后。宜以为惠。"绍不与。
"流声于后"与"没而不朽"为同义语。追根寻源, 此说实来自曹丕。曹丕在《典论·论文》中说:
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年寿有时而尽,荣乐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无穷。是以古之作者,寄身于翰墨,见意于篇
籍,不假良史之辞,不託飞驰之势,而声名自传于后。
曹丕极重文章,但这里所谓"文章"却并不能仅仅理解为文学作品。刘邵在《人物志·流业篇》中说:
盖人流之业十有二焉:有清节家,有法家,有术家,有国体,有器能,有臧否,有伎俩,有智意,有文章,有儒学,有口辩,有雄杰。
那么,什么是"文章"呢？他的解释是:"能属文著述,是谓文章,司马迁、班固是也。"在文末总结处他又扼要地说:"文章之材,国史之任也。"刘邵只把"文章"与"国史"相联系,似乎过窄了,但"文章"中包含有史著是可以肯定的。前述东观撰史者多擅长文章已经暗示出了二者的联系。刘勰的看法也是如此,他在《文心雕龙》中将文体分为"明诗"、"乐府"、"诠赋"等二十类,其中第十一类即是"史传"可见,在当时人眼里,史是包括在"文章"中的。六朝人以文求名、以文求不朽,既然史在文中,所以撰写历史著作当然也可以达到这个目的。在这样的认识下,魏晋以后,文学家著史蔚然成风。如西晋陆机著《晋纪》,东晋袁宏著《后汉纪》、南朝范晔著《后汉书》,谢灵运著《晋书》,沈约著《晋书》、《宋书》,萧子显著《晋史草》、《南齐书》等都是如此。《隋书·经籍志》说当时的情形是:"一代之史,至数十家"。文士纷纷著史以求不朽,自然导致史书数量大增。北朝人对此似乎不能理解,李彪说:
近僭晋之世有佐郎王隐,为著作虞预所毁,亡官在家,昼则樵薪供爨,夜则观文属缀,集成《晋书》,存一代之事,司马绍敕尚书唯给笔札而已
。国之大籍,成于私家,末世之弊,乃至如此,史官之不遇,时也。"[22]
北朝文史均不发达,李彪因为不明白"国之大籍,成于私家",是与著史以求不朽的风气有关,所以将其简单地归结为"史官之不遇"。
将史纳入文的范畴及由此产生的文人著史的风气给史学著作以很大的影响。这一时期的著史者往往把较多的注意力置于文字一端。袁山松说:
书之为难也有五:繁而不整,一难也;俗而不典,二难也;书不实录,三难也;赏罚不中,四难也;文不胜质,五难也。"[23]
周一良先生对此评论说:"五条之中,三条都是关于文字表达方面。据本传,袁山松博学有文章,善音乐,是一个才士。他的修史标准特别着重文字,也就可以理解。"[24] 《三国志》卷53《薛综传附薛莹传》载华覈上疏推荐薛莹任史职:
……涉学既博,文章尤妙,同寮之中,莹为冠首。今者见吏,虽多经学,记述之才,如莹者少。
薛莹"文章尤妙",有"记述之才",所以应该担当史职。这与刘邵的观点是完全一致的。范晔自称所作《后汉书》"《循吏》以下及《六夷》诸序论,笔势纵放,实天下之奇作。其中合者,往往不减《过秦》篇","赞自是吾文之杰思,殆无一字空设,奇变不穷,同合异体,乃自不知所以称之。此书行,故应有赏音者。"[25]刘知几对这种文风深表不满: 《史通·叙事篇》:
自兹(班马)已降,史道陵夷,作者芜音累句,云蒸泉涌。其为文也,大抵编字不只,捶句皆双,修短取均,奇偶相配。故应以一言蔽之者,辄足
为二言;应以三句成文者,必分为四句。弥漫重沓,不知所裁。
同篇又云:
昔夫子有云:"文胜质则史。"故知史之为务,必藉于文。自五经已降,三史而往,以文叙事,可得言焉,而今之所作,有异于是。其立言也,或
虚加练饰,轻事雕彩;或体兼赋颂,词类俳优。文非文,史非史,譬夫龟兹造室,杂以汉仪,而刻鹄不成,反类于鹜者也。"
《序例篇》云:
孔安国有云:序者,所以叙作者之意也。……爰洎范晔,始革其流,遗弃史才,矜衔文彩。后来所作,他皆若斯。如是迁、固之道忽诸,微婉之
风替矣。
文学对史学的影响如此之大,这使得脱离了经学的史学并未获得完全的***,史学若要进一步发展,还必须划清与文学的界限。
关于文风改变的时间,刘知几在以上三段中,时而泛泛说在班马以后,时而又强调"三史而往"与"今之所作"不同,只有第三段才明确提出始自范晔。按此,文对于史的影响是日甚一日。但不能不注意到,也正是从范晔生活的南朝开始,文与史开始了分离的过程。以下由"文史"一词的使用开始讨论。《宋书》卷58《王惠传》:
陈郡谢瞻才辩有风气,尝与兄弟群从造惠,谈论锋起,文史间发。
《南齐书》卷33《王僧虔传》:
僧虔好文史,解音律。
《梁书》卷25《周捨传》载普通六年诏书称:
周捨"义该玄儒,博穷文史"。
《陈书》卷34《岑之敬传》:
之敬始以经业进,而博涉文史,雅有词笔,不为醇儒。
《魏书》卷45《韦阆传》:
长子荣绪,字子光,颇涉文史。
《颜氏家训·涉务篇》:
国之用材,大较不过六事:一则朝廷之臣,取其鉴达治体,经纶博雅;二则文史之臣,取其著述宪章,不忘前古;……
"文史"一说,西汉就有,司马迁说"文史星历,近乎卜巫之间",[26] 东方朔说"年十三学书,三冬文史足用",[27] 其含义是指文书记事而言,与文学、史学无涉。唐修《晋书》中也有文史一说。《晋书》卷62《祖逖传附祖纳传》:
纳既闲居,但清谈、披阅文史而已。
同书卷69《刘隗传》:
隗雅习文史,善求人主意,帝深器遇之。
同书卷90《吴隐之传》:
隐之美姿容,善谈论,博涉文史,以儒雅标明。
按此描述方式,似乎晋代已有文学、史学意义上的"文史"之说。这些记载可能不准确。《世说新语·德行篇》注引王隐《晋书》:
"祖纳……最治行操,能清言。"
《太平御览》卷249引虞预《晋书》:
"刘隗……学涉有具,为秘书郎。"
《艺文类聚》卷50引王隐《晋书》中有吴隐之任广州刺史事迹,未涉学业如何。王隐、虞预为晋人,在他们的描述中未见文史一词。唐修《晋书》是以南朝臧荣绪《晋书》为蓝本,《文选》卷4《三都赋序一首》李善注引臧荣绪《晋书》曰:"左思字太冲,少博览文史,欲作《三都赋》。" 唐修《晋书》所谓"文史"云云,有可能是由臧氏而来。
不管怎样,文史一词被频繁使用是从南北朝开始的,这与晋代使用的经史一词相似,也具有双重含义,既意味着文与史的分离,也意味着文与史还有着紧密的联系。不过,从发展趋势来看,分离是主要的方面。如第一节所述,南朝宋代,儒、玄、文、史四科并立,文与史如同经与史一样是各自分开的。萧统《文选》中收有"史论"若干篇,他在序中论及选文标准说:
至于记事之史,繫年之书,所以褒贬是非,纪别异同,方之篇翰,亦已不同。若其赞论之综缉辞采,序述之***文华,事出于沉思,义归乎翰藻
。故与夫篇什,杂而集之。
文与史的区别在此表述得清清楚楚,史书中的赞、论等入选只是因为有文采而已。《颜氏家训·省事篇》:
近世有两人,朗悟士也,性多营综,略无成名,经不足以待问,史不足以讨论,文章无可传于集录……
这与前引刘邵《人物志》中把"文章"与史混同的观点已迥然不同,史与"文章"终于区分开来。到唐代,文与史的分离进一步完成,刘知几对"文非文,史非史"的责难、唐修《晋书》卷82史学家集传的出现、《隋书·经籍志》中史部的明确提出都可证明此点。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才会有专门的史学批评著作《史通》问世。至此,自晋代开始的史学***进程告一段落。
(三)
大致说来,晋代的经史之学与南朝的文史之学可以视之为前后相承的两个阶段。史学历经两个阶段而走向***,这是史学发展史上重要的一章。但是,对这一方面似乎不宜估计过高。几百年间学术思潮的演变对史学的发展也有诸多制约,晋代的玄学、南朝的文学对史学的冲击是不能低估的。 《晋书》卷50《庾峻传》:
时重《庄》、《老》而轻经史,峻惧雅道陵迟,乃潜心儒典。
同书卷82《庾预传》:
预雅好经史,憎疾玄虚,其论阮籍裸袒,比之伊川被发,所以胡虏遍于中国,以为过衰周之时。著《晋书》四十余卷、《会稽典录》二十篇、
《诸虞传》十二篇,皆行于世。
据此可知,经史之学与玄学在西晋是处在对立位置上的,这一点在地域上也有反映。唐长孺先生曾指出,魏西晋时期,玄学等新学风是从河南地区兴起的。[28] 与之相反,这一时期的史学家却大多出自河南以外。著《魏略》的鱼豢是京兆人,著《帝王世纪》的皇甫谧是安定人,著《古史考》的谯周、著《三国志》的陈寿都是巴蜀之人,著《后汉书》的谢承、著《后汉记》的薛莹、著《晋书》的陆机都是吴人,著《后汉书》的华峤是平原人,著《续汉书》的司马彪是河内人,著《魏书》的王沈是太原人。经史之学在文化最发达的河南地区不受重视,这对史学的发展自然是不利的。
东晋以后,学术发生了变化。《晋书》卷82《孙盛传》:
孙盛……善言名理。于时殷浩擅名一时,与抗论者,惟盛而已。盛尝诣浩谈论,对食,奋掷麈尾,毛悉落饭中,食冷而复暖者数四,至暮忘餐
理竟不定。盛又著医卜及《易象妙于见形论》,浩等竟无以难之。由是遂知名。……盛笃学不倦,自少至老,手不释卷,著《魏氏春秋》、《晋
阳秋》。……《晋阳秋》词直而理正,咸称良史焉。
孙盛为一流玄学名士,同时又模拟经传著史。与之类似的还有袁宏。《世说新语·轻诋篇》:
桓公入洛,过淮、泗,践北境,与诸僚属登平乘楼,眺瞩中原,慨然曰:"遂使神州陆沈,百年丘墟,王夷甫诸人,不得不任其责！"袁虎率而对曰
:"运自有废兴,岂必诸人之过？"
袁虎即袁宏,余嘉锡先生《世说新语笺疏》评论道:"然则宏亦祖尚玄虚,服膺夷甫者。" 袁宏一方面著《后汉纪》,以为"夫史传之兴,所以通古今而笃名教也",[29] 另一方面,又祖尚玄虚。孙盛、袁宏的事例表明东晋儒与玄逐渐合流,这使得玄学对经史之学的威胁自然解除。
但是,南朝日益发展的文***流又对史学构成了新的威胁。当时文史之学转盛,但文史两方面并非势均力敌,实际重点在文而不在史。《梁书》卷14《江淹任昉传》末载陈吏部尚书姚察曰:
观夫二汉求贤,率先经术;近世取人,多由文史。二子之作,辞藻壮丽,允值其时。
所谓"近世取人,多由文史"云云,参考下文所说"二子之作,辞藻壮丽,允值其时",可知实质仅是指文学而言,在南朝,史学是不受重视的, "晋制,著作佐郎始到职,必撰名臣传一人",[30] 以检验其能力,而到宋初则是:"诸佐郎并名家年少"[31] 颜之推说:"梁朝全盛之时,贵游子弟多无学术,至于谚云:'上车不落则著作,体中何如则秘书'"。[32] 史官任用不重学术而只重门第,由此可以推知史学的地位。《通典》卷16选举4引裴子野论曰:
……爰及江左,称彼颜、谢,箴繍鞶帨,无取庙堂。宋初迄于元嘉,多为经史,大明之代,实好斯文,高才逸韵,颇谢前哲,波流同尚,滋有笃焉
。自是闾阎少年,贵游总角,罔不摈落六艺,吟咏情性,学者以博依为急务,谓章句为专鲁,***文破典,斐尔为曹,无被于管弦,非止乎礼义,深心主
卉木,远致极风云,其兴浮,其志弱,巧而不要,隐而不深,讨其宗途,亦有宋之遗风也。
留恋经史之学的裴子野对南朝文学的迅猛发展持消极态度, 而文学之士对他也颇有微辞。萧纲评价裴子野称:"裴氏乃是良史之才,了无篇什之美。"[33] 沈约初撰《宋书》,论及子野曾祖裴松之时竟说"松之已后无闻焉。"[34] 裴子野逆风而行,固守传统,"为文典而速,不尚丽靡之词,其制作多法古"。[35] 但他终究无力改变潮流的发展方向。《文心雕龙·通变篇》说:"今才颖之士,刻意学文,多略汉篇,师范宋集,虽古今备阅,然近附而远疏矣。"刘知几说"从晋以降,喜学五经",实际上,南朝喜学五经者如裴子野辈毕竟只是少数。
重文轻史的现实,在文史分离的进程中也有反映。文史分离与经史分离不同,在经史分离中,史学是主动的,它是伴随着今文经学的衰落而走向***。在文史分离中,文学正处于高涨阶段,史学处于被动的地位,当时并不是由于对史学的本质有了更多的认识而将文史分开,实际的情况是,人们因为越来越认识到文学的特性,所以才逐渐把史学从文学中排斥出去。换言之,是文学的进一步***迫使史学不得不随之***。如果说,魏晋以来对文章的重视客观上促进了史学的繁荣,那么,南朝文学的深入发展以及由此而来的重文轻史的风气则显然对史学不利。
萧子显在《南齐书》卷39传末说:
江左儒门,参差互出,虽于时不绝,而罕复专家。晋世以玄言方道,宋氏以文章闲业,服膺典艺,斯风不纯,二代以来,为教衰矣。
此处所论,意在说明经学的衰落原因,但是据此讨论史学也未尝不可。"晋世以玄言方道,宋氏以文章闲业",准确地概括了学术思潮的演变,在这之中没有史学的位置。因此之故,史学尽管获得了***,也有了较大的发展,但毕竟不可能达到两晋之玄学、南朝之文学所达到的高度,这就是本文对这一时期史学的基本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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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参见周一良:《魏晋南北朝史学发展的特点》,载《魏晋南北朝论集续编》。
[2] 《广弘明集》卷三阮孝绪《七录序》
[3] 分见《晋书》各本传。
[4] 《太平御览》卷463引范晔《后汉书》载,孔融十二岁时与李膺"谈论百家经史,应答如流,膺不能下之。"按今本范晔《后汉书》无此句。
[5] 余英时:《汉晋之际士之新自觉与新思潮》,载《士与中国文化》
[6] "三史",即指《史记》、《汉书》、《东观汉纪》。参阅程千帆《史通笺记》补注篇
[7] 《三国志》卷53《薛综传》
[8] 《三国志》卷35《诸葛亮传》
[9] 赵翼《廿二史札记》卷2"汉时以经义断事"条。
[10] 文中"顾见故新汲令王文山小学为《汉官篇》"一句不通。疑"小学"、"为"二字倒置。联系上文,此句应为:"顾见故新汲令王文山为《小学汉官篇》"。《隋书·经籍志》载:"《汉官解诂》三篇。汉新汲令王隆撰,胡广注。"书名与《续汉书》所载不同,或许是胡广作注后为之改名？
[11] 周一良《魏晋南北朝史学著作的几个问题》,载《魏晋南北朝史论集续编》
[12] 余嘉锡《四库提要辨正》卷5《别史类》
[13] 《后汉书》卷79下《杜抚传》
[14] 《后汉书》卷54《杨彪传附传》
[15] 《后汉书》卷26《伏湛传附传》
[16] 分见《后汉书》各本传
[17] 《观堂集林》卷7《两汉古文学家多小学家说》
[18] 分见《后汉书》各本传 [19] 《后汉书》卷28上《桓谭传》
[20] 《汉书》卷62《司马迁传》 [21] 《陆士龙文集》卷8
[22] 《魏书》卷62《李彪传》。 [23] 《史通·模拟篇》
[24] 周一良《魏晋南北朝史学著作的几个问题》,载《魏晋南北朝史论集续编》
[25] 《宋书》卷69《范晔传》
[26] 《汉书》卷62《司马迁传》
[27] 《汉书》卷65《东方朔传》
[28] 参唐长孺《读推论南北学风的异同》载《魏晋南北朝史论丛》
[29] 《后汉纪》序
[30] 《宋书》卷40《百官志》下
[31] 《宋书》卷64《何承天传》
[32] 《颜氏家训·勉学篇》
[33] 《梁书》卷49《庾肩吾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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