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文网近代以来，来自世界各地的犹太人大量来华，在中外交流交往中留下不灭的痕迹。但许多人并不知道，千百年来漂泊不定、四海为家的犹太人，早在遥远的古代即已有定居中国者。在商业高度发达的北宋，犹太人与中国出现了深层次的交往。
开封犹太人是记录保存最完整的中国犹太社群。由于入境较早、居住集中、延续较长，保留了一些文物、文献，开封犹太人常被视为中国犹太人的代表。尽管有迹象表明广州、北京、宁夏、泉州、洛阳、敦煌、长安等地古代也有犹太人存在，但是目前为止有据可查并且影响最大的只有开封犹太人。开封犹太人曾经拥有一定规模的社团成员，并修建起气势宏大的清真寺，宗教文化活动也异常活跃。尽管在经历了漫长的文化调适之后，开封犹太人最终被融合到中国大家庭之中，但他们在与外部犹太社团几乎隔绝的状态下，维持宗教民族身份长达800年之久，堪称世界民族史上的一个奇迹。
公元1605年，西方来华传教士利玛窦在北京见到了慕名来访的开封犹太人艾田。在中国竟有犹太人居住！这个消息震惊了西方，被认为是民族学史上的一大奇迹。西方入华传教士、西方犹太人、官吏和学者，争相对开封犹太人进行调查研究。而自清代后期起，也有不少中国学者对开封犹太人历史和现状进行研究并颇有成就。近年来由张倩红审定，李景文、张礼刚等编校的《古代开封犹太人——中文文献辑要与研究》（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汇集了大量相关史料，对了解开封犹太人历史有极高的价值。
他们从陆上丝绸之路来
犹太人离开故土来到遥远的东方，很大程度上是为追逐商机而来，而当时沟通中西的丝绸之路就是最好的线路。犹太人作为一个以经商著称的民族，当时的国际大都市东京（开封）无疑对他们有着强大的吸引力。据推测，开封犹太人的先祖可能来自中亚的波斯，或者印度。犹太人究竟何时进入开封，有不同的说法。《宋史》有载，“咸平元年（公元998年）春正月……辛巳，僧你尾尼（名叫“你尾尼”的犹太人）等自西天来朝，称七年始达”，这则史料被视为开封犹太人始来开封的证据。这也与开封犹太人在明代弘治年间所立的弘治碑文相互印证：“出自天竺，奉命而来，……进贡西洋布于宋。帝曰：‘归我中夏，遵守祖风，留遗汴梁。’”相对而言，犹太人在北宋初年经陆上丝绸之路始来开封较为可信。
犹太人在开封经商贸易，迅速发达起来，铁屑楼的兴盛即为明证。北宋时期东京开封最有名的酒楼72座，犹太人所建的铁屑楼就是其一，铁屑楼所经营的“瑶醍”非常有名。风流天子宋徽宗曾不止一次光顾这座酒楼，才有后人“地底唯知幸铁楼”的感慨。北宋时期开封犹太社团的人数史无确切记载。据弘治碑言“有七十姓等”，似乎始来开封定居的社团成员共有七十个家族。又据载“草创殿院，而教人七十有三姓，五百余家”，可知七十三姓乃草创殿院时社团的人口情形。这是后来修建犹太会堂时的大致数据，即金章宗大定三年（1163年）的人口状况。实际上，北宋时期开封犹太人的人口应该多于这个数目，可见社团之盛。
活跃的宗教活动
犹太人在开封很快建起犹太会堂作为宗教活动中心，宋孝宗隆兴元年（1163年），在今天的土街附近建造会堂，名曰清真寺。明代正德年间为区别于***教清真寺，曾一度改称“尊崇道经寺”，清朝初年又恢复旧称，俗名礼拜寺。开封犹太会堂规模宏大，金碧辉煌，素有“梁园胜境”之美称。依据犹太人的居住传统，清真寺的周围环居着社团的教众。清真寺中存放着作为日常宗教指导的道经、方经、散经，据“康熙二年碑”载，“殿中藏《道经》一十三部，《方经》、《散经》各数十册”。这些经书为他们所极度珍视，“谁出卖经书就是出卖上帝”。
由于开封地势低洼，历史上屡遭洪水袭击，再加上年代久远、自然侵蚀，犹太会堂曾多次遭毁坏。为此，开封犹太人多次花重金进行修葺重建。1605年利玛窦在北京会见艾田时，后者告诉利玛窦：“在他老家的城里还有十至十二户以色列人家，以及一座很宏伟的犹太教堂，他们最近刚花了一万多金子把这座教堂整修一新。”从1163～1688年的五百年间，他们曾12次修复和重建会堂。重建过程中留下的石刻文字记载——《重建清真寺记》（弘治碑，1489年）、《尊崇道经寺记》（正德碑，1512年）、《重建清真寺记》（康熙二年碑，1663年）及碑阴题名、《祠堂述古碑记》（康熙十八年，1679年）等四通石碑，成为后人了解其宗教社会生活的主要依据。由此可见，在17世纪以前，开封犹太人以会堂为主要载体维护其古老的。
“大水患”下的衰亡
但是，清真寺每重建一次，汉化的色彩就浓厚了几分。根据康熙年间来开封查访的耶稣会士孟正气神父所绘制的平面***，清真寺的建筑风格不同于西式的犹太会堂，而是典型的中国庙宇式建筑（主要以院落、亭台、殿堂、门庭等为标志）。整个建筑为长方形东西向院落（中间庙宇为南北向）。院门向东，进正门至二门为第一进院，大门左右有花墙，迎门有牌楼，南北有厢房。二门以西为第二进院，迎门大殿为前殿，院中有牌坊，南北竖立二碑亭，亭中立明、清三碑，前殿旁边有诵经堂、教祖（亚伯拉罕）殿、盛祖（摩西）殿，并有走廊直达纵深宏阔的后殿。前、后殿的命名也颇有中国色彩，前殿为“至清殿”，后殿为“至教堂”。明永乐十九年（1421年）第二次重建时，寺中立起了大明皇帝的牌位，清代又改设了“大清万岁龙楼”，供奉“皇帝万万岁”的牌位，其目的无非是为了表达“受君之恩，食君之禄，惟尽礼拜告天之诚，抱国忠君之意”。特别是康熙二年，竟以石狮镇邪，显然有悖于犹太仪礼。在这种文化融合过程中，开封犹太人无形中与自身的民族宗教传统渐行渐远。
不过，自然灾害是加速开封犹太社团走向衰亡的直接原因。其中最大的一次灾难就是1642年李自成围攻开封时决堤黄河，以致酿成空前的“壬午水患”。犹太社团成员纷纷外迁，残留在开封者所剩无几。寺庙原址几乎全部为大水冲毁；经卷则全部被水浸渍，乃至模糊不清。这次大水患带来的创伤几乎是不可弥补的，致使其再也无法恢复元气。
直至清顺治十年（1653年），才有七姓犹太人陆续“旋汴复业”，补修经卷、重建清真寺。但此时的开封犹太社团已经日暮西山，经卷虽经修复但已难复旧观，文化的传承失去了载体。更关键的是犹太人口严重下降，已经失去了足以维持民族文化的人群基数。特别是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与咸丰元年（1851年），短短几年间开封几度遭遇水患，清真寺被彻底冲毁，从此再也没有修复过。清真寺是开封犹太人的根基，寺毁意味着教亡，教亡则离族灭不远。
变为地地道道的中国人
比自然灾害更致命的是，开封犹太人自身民族与宗教认同的淡漠与迷失。对于散居犹太人而言，犹太人之所以为犹太人的最根本特征就是宗教与民族身份的同构，一旦抛弃了这种身份便不再是犹太人。19世纪中期之后，随着最后一位拉比（祭司）在甘肃去世，再无人主持宗教礼仪活动，开封犹太人的集体宗教活动也告终止。1851年，更有人将十三部藏经中的六部，盗卖给“伦敦犹太人布道会”；后来，剩余的经卷陆续为西方人购得而流失殆尽。没有会堂、没有经卷，加上与外部犹太社团联系的断绝，开封犹太人的宗教生活日益松弛懈怠，许多禁忌逐渐被突破。
到19世纪中叶，开封犹太人已无人认识希伯来文，完全放弃了对救世主弥赛亚的期待。1866年，前往开封查访的美国传教士丁韪良发现，犹太清真寺已成一片废墟，只剩下那块六英尺的弘治碑矗立在空地上。次年，美国圣公会主教施约瑟访问开封后作了如下报道：“他们已完全丧失了自己的宗教，从任何方面看与中国人几乎没有什么区别。他们的家里供着偶像，并留着祖先的牌位，一人还当了和尚。他们与当地人通婚，并不再行割礼；从相貌、衣着、习惯和宗教方面来看，他们是地地道道的中国人。”加拿大基督教中华圣公会河南教区主教怀履光也指出，到19世纪中叶，无论从宗教意义或作为一个社团来说，开封犹太人已不复存在。其后裔虽曾有恢复宗教及民族身份的愿望，但由于经济力量的不足、社团向心力的消失，更重要的是宗教虔诚已经失去，这一愿望终究不可能实现。
就这样，开封犹太人不可避免地融化消散在中国的民族大家庭之中。开封犹太人的历史遂成为其后人记忆中念念不忘而又无力践行的流风遗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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