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文网劝学出自篇1
论文关键词：劝说，语用学，言语行为，综述
引言《现代汉语词典》对“劝”的解释是“拿道理说服、使人听从。”“劝说”是“劝人做某种事情或使对某种事情表达同意”的意思。劝说是一个古老的研究课题，中国古代思想家韩非子就有“劝说难”的感慨，西方国家早在古希腊时期就建立了以传授劝说技巧为核心的修辞学。人们已经从修辞学、社会心理学、传播学、经济学和广告学等多维度、多层次对劝说言语进行研究。近年来西方的语用学理论和观点被广泛引入到劝说的研究，在界定劝说言语行为的基础上，对劝说言语进行了全面的分析。对于劝说言语来说，Austin、Searle的言语行为理论、预设、礼貌原则与Grice的合作原则和JefVerschueren的顺应论等对其有一定的解释力。
⒈ 社会交往的角度
（1）劝说的言语行为研究
英国语言哲学家奥斯汀（John Austin）在他的《如何以言行事》一书中提出了言语行为理论。奥斯汀把言语行为分为：言内行为、言外行为和言后行为。言内行为是指说话者说出的这一个句子；言外行为是指说话者通过这一句话所表达的隐含的真实意思；言后行为则是指这一句话在听话人方面产生的效果，它与特定的语言环境相联系。Searle发展了Austin的理论,提出了实施言外行为的条件：基本条件、命题内容条件、预备条件、真诚条件。Searle又提出了“间接言语行为理论”(IndirectSpeech Act),即用一个言语行为来间接地完成另一个言语行为。
劝说通过某种交际形式(通常是语言),根据语境、目的和对象选择相应的策略来实施一种行为,并以此来影响或改变他人的信念或行为方式。所以,劝说就是一种言语行为。（申智奇，2004）劝说者有目的地使用语言作为传播媒,且指向说话本身,是言内行为;博取劝说对象的好感与同情是常用的有效策略;传递某种信息指通过说话实现告知,是言外行为;影响、干预他人或一定群体态度和(或)行为指通过说话做事实现感化,是言后行为。（唐霞，2009）
劝说现象极其复杂，间接言语行为在劝说过程中使用频繁，主要可能是因为该行为所体现的劝说力往往受到礼貌原则的制约，表现得较为礼貌、温和，容易让人产生亲近感和信任感，因而易于激起人们的积极响应。同时也受到不同文化因素和适宜条件的制约。徐昌华（2002）认为劝说语可以通过疑问、推量、陈述、命令等间接言语行为达到劝说的交际功能。孙淑芳（2001）也认为间接言语行为（指愿望式、疑问句式、及带模词的陈述式）是劝告类言语行为的表达手段之一。曹希绅在他的著作里提到劝说可以采用间接言语，但是一定不要使对象对劝说内容产生歧义，否则将达不到劝说的目的。张明芳（2002）认为广告主更倾向以间接言语的形式传递信息，因为直接言语比间接言语更容易引起消费者的质疑和抵触，而间接言语行为能使消费者对广告产生积极地评价。王桂琴，刘长庆（2004）运用言语行为有关理论以书面语（印刷）商业英语广告为研究对象，通过统计分析，探讨了广告语言中的劝说力的问题。他们总结出英语广告劝说力的实现，直接言语行为和间接言语行为都是普遍使用的，但是直接言语行为（占56℅）多于间接言语行为（占44℅）。这种差异反映了中西方文化的不同。
奥斯汀与塞尔的言语行为理论解释了日常语言的一些现象，对劝说言语的特点做了分析，总结归纳了劝说的策略和技巧，但是忽视了对情景与语境的研究。其次劝说过程中不仅需要劝说者实施劝说行为本身，还需要在听话人中产生一定的效果，当需要对人们的态度、观点的改变进行解释时，言语行为理论就显出了局限性。
（2）劝说的语用预设研究
预设（presupposition）也叫前提，作为一个哲学概念最早出现于德国哲学家弗雷格（G.Frege）的著作《意义和指称》（On Sense andReference ）。自从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随着语义学的发展和语用学的兴起，预设就成为语言学家关注的热点。（何自然，陈新仁，2004）有关劝说的语用预设的研究也在这两年刚刚开始。预设在劝说过程中发挥着委婉功能、隐藏功能、自我保护功能，从而可以增强语言的劝服力。厉燕（2007）通过实例论证了进行劝说时可以采用潜隐说劝法将重点信息以潜隐的方式表达出来，更利于达到预期的劝说效果。唐霞（2010）对劝说语篇中的语用预设进行分类，结合中国特有的文化背景论证了劝说者利用人品预设、过程预设、内容预设和文化预设建立特定的话语假设，实现预设的劝说功能。语用预设所具有的特点和广告的语言特征有很多相似之处，预设由此可以从不同角度为广告实现其劝说目的，语用预设在广告语言中出现频率很高。张***益，高晓琪（2009）将广告语用预设分类，并且论证了预设在广告成功实现劝说过程中的重要作用。闫毓芳，杨惠丽（2007），赵宏（2001）运用语言学知识，从语用预设在广告语中表现出的特征、分类以及功能三个方面进行论述，说明了不同类型的预设能从不同的角度服务于广告，为广告语发挥最大功效提供了可能性，增强广告的说服力。
从以上文献中我们可以看出语用预设对于劝说言语的产出过程做出很好的解释，可是说话人所预设的内容与听话人所理解的内容之间会有一定的差距，所以语用预设并未解释劝说言语的理解机制。
（3）劝说的合作原则和礼貌原则研究
美国的哲学家格莱斯(Grice)认为在所有的语言交际活动中为了达到特定的目标,说话人和听话人之间存在着一种默契,一种双方都应该遵守的原则,他称这种原则为合作原则。合作原则又包括四项准则,每项准则又包括一些次准则：①量的准则,即给听话人提供充足的信息；②质的准则,即提供准确的信息；③关系准则,即提供的话语要彼此相关；④方式准则,即讲话要有条理,要简洁免费论文***。唐霞（2009)认为合作原则对劝说言语具有重要意义，劝说的价值在于促使对方选择合作并持续合作，赢得合作原则至关重要。张明芳（2002）、高契（2010）等从语用学角度运用格赖斯的合作原则理论分析广告语言的说服性。劝说的实质在于试***改变他人的观点和行为,从本质上说是威胁面子行为。劝说情况也并不像看起来，说起来那样简单。人们不仅选择使他们能够成功进行劝说的技巧，而且这些技巧必须帮助他们达到其他目标言语行为，即要保持自己的身份，要给别人留下好印象，要与人保持良好的关系。人们自觉不自觉地处于一种寻求认同的情景之中。Leech的礼貌原则能更好的解释劝说言语行为及策略。唐霞（2009）认为劝说者遵循礼貌原则的“得体准则”和“慷慨准则”,做到尽量少让别人吃亏让自己多吃亏,尽量多使别人受益少使自己受益,从他人的角度和利益出发,隐藏或弱化自我利益和对劝说对象的不利因素,凸显和强化对其有利因素;遵循“赞誉准则”、“谦逊准则”、“一致准则”和“同情准则”,多用赞美少用贬低,减少双方的分歧和反感,增加双方的一致和同情,最终实现劝说目的。黄绅（2007）以问卷调查的方式通过实验得出结论：多数人在通常的情况下会利用报答的方法来进行劝说，几乎没有人使用惩罚这种劝说方法。
合作原则和礼貌原则对劝说言语具有一定的解释力，劝说的目的在于试***改变劝说对象的态度和行为，劝说的方式要被劝说对象接受，在心理上产生好感。因此劝说者要遵守合作原则和礼貌原则。但是,合作原则在解释劝说言语行为时有自身局限性。Grice的交际理论基于交际双方必须合作的观点之上,而实际上劝说对象对劝说者经常持有敌对态度或没意识到劝说的存在。现实生活中劝说者为了达到目的，有时会根据具体的语境和被劝者的性格故意不遵守合作原则和礼貌原则。
（4）顺应论关于劝说的研究
维索尔伦（Jef Verschueren）的语用综观说认为把语用学看作是从功能方面对语言的综观比把语用学看作是语言学的一个分科来研究更加科学和完善。顺应论是语用综观说的核心内容，它阐明了这样一个观点：使用语言的过程就是选择语言的过程。语言使用者之所以能够在使用语言的过程中作出种种恰当的选择，是因为语言具有变异性、商讨性和顺应性，根据语用综观说和顺应论，要从以下四个方面描述和解释语言的使用，即语境关系的顺应、语言结构的顺应、顺应的动态性和顺应的意识程度。在劝说言语产生的过程中劝说者通过不断地调整、协商、选择合适的语言，以便达到最佳的劝说效果。
目前运用顺应论对劝说言语进行解释的文章并不多见。安美丽（2004、2010）通过对服装销售人员的语料分析，运用语言顺应论从语用学的角度对服装销售语言进行了解释。她把商品销售中的劝说语言分为：顺应物理环境、顺应社会规约和顺应心理动机。邵广（2008）以顺应论为依据，结合劝说的三要素，研究分析了商品销售语言如何实现劝说的三要素，形成了商品销售劝说语言的框架。
顺应论提出了新的语言观和语言使用观，把语言当作整个人类和个体拥有的一种交际顺应手段。（谢朝群，陈新仁，2007）顺应论对劝说言语作出了更加全面的解释，是对言语行为理论、合作原则和礼貌原则关于劝说研究的补充，加深了我们对于劝说的了解。但是顺应论本身具有先天不足，即：“将‘顺应’看成一把万能钥匙，以解释所有的言语使用，有运用过度之嫌”（刘正光、吴志高2000）劝说的顺应论解释过于笼统和片面，因此也未能触及其本质。
⒉ 认知的角度
关联理论被看作是Grice合作原则的深化。关联理论把交流看作是一种认知活动,而为了达到交流的成功,对话双方必须要遵循最佳关联(optimalrelevance)。运用关联理论对劝说言语进行研究的成果不多，目前国内有申智奇运用了关联理论中的信息意***和交际意***分析了商业广告如何实现劝说的目的。（申智奇，2004）劝说过程中，说话人期望通过劝说性言语在劝说对象的大脑里产生某种效果，比如控制思想，改变态度，诱发或抑制行动；说话人期望自己的意***能够被劝说对象识别；最后，说话人期望自己想要的某种效果能够通过劝说对象的识别而出现。关联理论认为只要有办法识别交际者的意***，交际就是有可能的。斯波伯和威尔逊把意***看作是一种心理状态，认为意***的内容肯定会在心理层面上得到表征，而交际者的意***直接改变的不是受众的思想而是认知环境，交际者之间相互认知环境的改变则会影响后续言语互动的过程及其结果。因此，从关联理论的角度看，劝说者期望通过所传递的信息意***强化或者改变劝说对象的认知环境，使双方的认知环境互明，实现劝说对象对劝说言语的认同，产生劝说效果，最终实现其交际意***。劝说是极其复杂的现象，对劝说的全面研究需要结合人类社会各个学科的知识，正如肯尼斯.伯克认为的那样：那些由人类学家、人种学家、心理学家等所作的论断都能对语言学的劝说功能产生影响。关联理论集合了认知语言学、语用学、心理学、哲学等学科的观点，是一种跨学科的理论，其主要观点具有较强的解释力，能够得到各学科研究成果的支持。
小结：从以上劝说言语的文献综述中我们可以看出，目前国内语用学界对于劝说言语的研究多采用某一理论对其进行分析，归纳总结出劝说言语的特点以及语用策略。但是从认知模式、心理机制角度着手的少，因为没有从其认知本质出发解读，所以对劝说言语的生成和理解机制的解释不够全面。劝说是一极其复杂的人类交际活动，其背后有着特殊的心理认知机制，因此从认知语用学的角度给予界定将对我们更深入地研究劝说言语提供了新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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劝学出自篇2
【关键词】 计算机劝导技术 伦理素养 伦理价值 ***府治理
前言
具体技术是对“道德物化”最生动、最本质的演绎，“劝导技术”就是其中一种生动表现形式。“劝导技术”指的是对人的思维、价值、行为产生向导作用的交互式技术。目前，计算机劝导技术已经成为人类交往活动中不可获取的一个部分。互联网的不断发展与普及，使得计算机交互性已经挣脱了时空的束缚，以强大的软、硬件为基准，对交流对象行为特征、周围环境进行感知与判断，并依据输入信息及对象实际需要自动进行行为调整，创新劝导方式，有效保障劝导效率和劝导能力的提高，由此催生计算机劝导技术。福戈定义指出，计算机劝导技术学主要任务是：基于引导人们思维观念、行为习惯的良性走向，分析、研究及设计出专门的交互式计算机产品。
一、“劝导技术”的应用原则
“劝导技术”的有效实现需要遵循特定的原则。一般情况下，这些原则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因果” 原则；二是“社会学习” 原则，有人通过计算机技术获得奖励，那么其他人也会追随这些计算机技术；三是“建议”原则，及时把握最佳时机，提出合适的建议；四是“隧道”原则，以一个程序为主导，引导使用者进行下去；五是“虚拟奖励”原则，在虚拟空间中设置特定奖励，刺激人们的操作欲望；六是 “量体裁衣”原则，根据兴趣、需要、使用环境、个性等个体因素的不同，针对性进行设计，切实增强劝导功能。此外，“劝导技术”还有一种重要的表现形式――环境智能，环境智能能够感知和判断人的行为，并对此作出相应调整。例如，对老年人进行护理过程中，如若老人在病房内不慎摔倒，探测器便会迅速感知，并发出警报；智能厕所能准确感知人体健康状况，并对健康问题提出针对性建议；智能冰箱能对冰箱里的东西进行自动识别，并且主人制定科学的购物单，并且监测主人饮食习惯存在健康隐患与否，提出科学的膳食安排参考。
基于这些情况，我们的行为会在自己毫无觉察的的情况下向良性方向转化，很多情况下，我们甚至难以判断自身的行为转变是自身意识驱使还是外界环境的规范指导。这就跟计算机劝导技术的“内隐性”不谋而合。
二、计算机劝导技术面临的伦理问题和解决思路
2.1计算机劝导技术之伦理问题
计算机劝导技术虽然存在自身不可复制的优点，但在实际应用过程中，受诸多因素的影响，也会引发一定的问题。如计算机劝导技术使用动机不纯，在使用过程中违反道德规范、对个人自由造成影响，个人信息隐私受到侵犯、模糊了计算机劝导技术与人之间的界限，导致责任归因复杂化。
2.2 计算机劝导技术伦理问题的解决思路
2.2.1有效介入伦理学为计算机劝导技术健康、稳定推行的前提
要有效介入伦理学，我们可以借鉴国外先进经验。很多美国大学凭借自身技术优势，跨学科建立起专门的研究中心，囊括了大批优秀伦理学者。而这些研究理论中最为核心便是伦理学者提出的“田野哲学”，该哲学以问题解决为出发点，打破学科之间的界限，跨学科构建事物完整的***景，从伦理学角度深入分析现实生活中的热点问题。至于如何将技术实践介入实际生活之中，美国学者侧重点虽然各有特色，互不相同，但在方***层面上却最终实现了融合，我国伦理学者在计算机劝导技术的介入环节可以参考这些理论。因此，2011年我国成立了5TU，也即是五所高校合力成立的科技伦理研究联盟，并且努力取得与相关组织部的交流写作，如荷兰科技伦理研究中心就是5TU建立了深入、稳定的合作关系。这在某种程度上说明了我国在此方面迈出了大胆的一步，主动实践探索、开拓创新。
2.2.2提高计算机劝导技术企业责任担当意识
市场的核心和主体是企业，企业可以根据自身发展情况及对形势的推断，***制定决策和推行决策，决定了自身的技术发展力量。伦理学者和计算机程序员只是负责企业决策执行的行为主体，处于较为被动的地位。因此，现代企业不仅仅是经济实体，还是伦理实体。面对社会利益和经济利益之间的冲突和矛盾日益激发的现状，要稳定、健康地推行计算机劝导技术，切实造福人们的社会生活，关键是要提高企业伦理意识，对分内的职责主动承担。
2.2.3提高计算机劝导技术程序员伦理道德
计算机技术的不断发展，不断加快了我们信息化进程，社会群体在接受信心化带来的满足感时，自身的技术决定论思想也在悄然发展了改变，这种改变有时甚至不为自身所察觉。我们对技术进步的渴望过于强烈，一味追求发展技术，殊不知技术进步会不可避免地催生信息污染、能源危机、生态破坏和环境污染等问题，人们甚至在日益膨胀的信息社会里出现了社会道德的严重滑坡，精神家园失守，这些衍生出来的问题足以使我们汗颜。因此，为了有效解决这些问题，关键是强化科技伦理的教育，切实提高计算机劝导技术程序员伦理道德，让科学发展真正以真、善、美的有效统一为前提。
2.2.4 充分发挥***府在计算机劝导技术治理上的功用
***府可以提供公共产品服务，优秀的计算机劝导产品如若真正体现了公共利益和公共价值，***府通过自身购买方式进行支持。为了保证计算机劝导技术发展方向的向善，***府可以通过加大财***补贴，减少税收等方式来进行调节，有效引导计算机劝导技术朝着社会期许的方向发展。要有效贯彻这些治理方案，应该最大程度地统筹力量，让***府、计算机企业、伦理学者、计算机程序员等有效联结起来，面向大众，收集大众观点，听取大众心声，了解社会大众真正的需求及期许，相互促进、相互补充，扬长避短，资源共享。这样才能使得计算机劝导技术推行过程触及的伦理问题得到最有效的解决，保证信息安全和信息化进程的稳定推行，真正提高人们的生活质量。
参 考 文 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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劝学出自篇3
[关键词]袁黄劝善功过格
在晚明思想界，劝善是一种很流行的思潮，“各种‘功过格’‘感应篇’‘阴骘文’等宗教伦理之色彩非常浓厚的道德实践手册或通俗伦理教科书竟然一下子大量涌现，称其为一场思想运动毫不为过。在这一思想运动中，袁黄无疑是最突出的一位。袁黄（1533-1606年），字坤仪，号了凡，浙江嘉善人，万历十四年（1586年）进士，明代著名学者。他的劝善思想尤其是其功过格思想，在十六七世纪影响很大，清初思想家张履祥在《与何商隐》的信中说：“袁黄功过格，竟为近世士人之圣书。”当然，张履祥站在程朱正统的角度上，尤其是站在其师刘宗周所为《人谱》的角度上，对袁黄持批评态度。《告先师文》中，张履祥说：“本朝至隆、万以后，阳明之学滋敝，而人心陷溺极矣。卑者冥冥于富贵利达，既惟流俗之归，而其高者率蛊于李贽、袁黄猖狂无忌之说，学术于是乎大裂。”虽然被攻击为“猖狂无忌”，却也客观地表明袁黄劝善思想在社会上广泛流行的现实。袁黄的功过格思想也一直影响到18世纪，其《了凡四训》更是屡经刊刻。因此，在十六七世纪的劝善运动中，袁黄的功过格思想有重大意义。酒井忠夫称袁黄功过格在善书思想的发展史上“产生了划时代的意义”，不为过誉。那么，袁黄的劝善思想根源是什么，为什么对社会上一般民众具有如此之大的吸引力？在劝善思想发展史上，袁黄的贡献是什么？
一、袁黄劝善思想中的儒学因素
袁黄的父亲与王畿、王艮等人都有交往，而袁黄本人是王畿的门人，与王畿的其他门人丁宾、周汝登等人都有交往。因此，从学术渊源上看，袁黄属于阳明后学。沈大奎在《训儿俗说序》中说：“司马坤仪袁公幼即志圣贤之学，从事于龙溪诸先生之门。”袁黄亦自言：“我在学问中，初受龙溪先生之教，始知端倪，后参求七岁，仅有所省。”因此袁黄对于心体的论述始终是阳明后学的论调，强调即凡即圣。阳明后学式的思想表达在袁黄作品中随处可见。其论“明明德”云：“明德不是别物，只是虚灵不昧之心体。此心体在圣不增，在凡不减……汝今为童子，自谓与圣人相远。汝心中有知是知非处，便是汝之明行，但不昧了此心，便是明明德。针眼之空，与太虚之空，原无二样。吾人一念之明，与圣人全体之明，亦无二体。”阳明曾对朱子所言“虚灵不昧，众理具而万事出”一语曾加一“心外无理，心外无事”的转语，意指心体为虚灵不昧。“一念之明与圣人全体之明，亦无二体”的思想也与王阳明所说不同分量精金只论足色不论分量的思想很相近。袁黄论“至善”，亦以“虚空”为喻，说：“何以见至善？此德明朗，犹如虚空，举心动念，即乖本体。”这与阳明、王畿以来以“无善无恶”释“至善”一脉相传。袁黄论“亲民”，也是谨守阳明学遵行古本《大学》的路径。当然，袁黄曾以同为嘉善籍的云谷禅师为师，习***之法，又交妙峰法师，深信天台之教，受到佛学的影响。他说：“吾师云谷大师***二十余载，妙得天台遗旨，为余谈之甚备。余又交妙峰法师，深信天台之教，谓禅为净土要门。”从《祈嗣真诠》看，袁黄自述还曾经在南京栖霞寺得异人传授祈嗣之诀，谓“天不能限，数不能拘，阴阳不能阻，风水不能囿”。虽然没有说这异人的身份，但属于宗教人物的可能性更大。因此，袁黄的劝善思想毫无疑问糅合了三教的思想。在儒、佛、道三种思想中，尽管有些学者认为对袁黄“心性”修养影响最大的乃佛门中人，但在袁黄劝善思想的表达中，儒学及阳明心学的痕迹是非常清晰的。
袁黄的劝善观念有其哲学根源，而这种哲学主要是儒学。袁黄对于劝善的热衷与投入，源于他对儒学中“亲民”与“万物一体”等思想的理解。在讨论“亲民”时，袁黄对儿子说：“亲民以万物为一体则亲……汝今未做官，无百姓可管，但见有人相接，便要视他如骨肉则亲，敬他如父母，则亲。倘有不善，须生恻然怜悯之心，可训导则多方训导，不可训导则负罪引慝以感动之。”在阳明的思想中，亲民不只是修身，不只是自了，袁黄同样是这么认为的。那么，对于为官之人来说。亲民就是安百姓，但是没有官位的人既然不能只***自了，那又该如何亲民呢？袁黄提出的亲民之法便是与人相接使其感到亲近，使不善之人负罪引慝以感动。见不善，可训导则多方训导，这是每个人都可以做到的。因此，劝善思想在袁黄那里的来源之一就是作为儒学士人“亲民”的社会责任感。由“亲民”观念可以发展到为官爱民的***治理念，也可以发展到劝人行善的教化观念。袁黄自己说：“亲民原是吾儒实学，故一切众人，皆当爱敬。”因此，袁黄对于劝善的热情，有其根源于儒家思想的部分。正如许多学者所指出的，“改过”是王学重要的议题之一。晚明大儒刘宗周也说，致良知必须落在“改过”上讲。重视“改过”在明代中后期的表现是，思想层面上对自省、内讼的强调和实践层面上大量省过簿的出现。功过格虽然借用了宗教的形式，但其思想的根源却是明代中后期以来儒学尤其是阳明学的“改过”思想。
进而言之，在对“善”的阐释上，袁黄的劝善思想还清晰地表露了他作为阳明后学的特点。正如儒学士人经常强调义利之辨一样，袁黄强调“善有真有假”。他曾经借中峰和尚之口说：“有益于人是善，有益于已是恶。”由此出发，对于善的评判不在于事物或行为的表面，而在于动机或本心。袁黄说：“是故人之行善，利人者公，公则为真。利己者私，私则为假。又根心者真，袭迹者假。又无为而为者真，有为而为者假。”在这里，利人与利己、公与私、心与迹、无为与有为，成了“善”与“恶”的分界，成为判断行善与否的标准。只有根源于本心，而不流于外在形迹，那样的善才算得上是真正的善。因此，行善不是要邀誉，不是要获得回报，而只需要遵从自己的本心。因此，袁黄又说：“凡欲积善，决不可狗世人之耳目。惟从心源隐微处默默洗涤，默默检点。纯是济世之心则为端，苟有一毫媚世之心即为曲，纯是爱人之心则为端，有一毫愤世之心则为曲，纯是敬人之心则为端，有一毫玩世之心则为曲，皆当细辨。”所谓济世、爱人、敬人的劝善之心。必须是纯粹的，不夹杂一丝一毫的媚世、愤世和玩世的心。唯有秉持这样的心，行善、劝善才是真正之善。因此，人们行善应不着于善，“心不着于善，则随所成就，皆得圆满；心着于善，则终身勤励，止于半善而已”。
二、袁黄劝善思想表达之策略
袁黄的劝善思想为什么影响大，为什么能吸引社会大众？除了袁黄的劝善思想契合了普通人的心理之外，其表达策略也值得研究。其一，袁黄在其劝善思想的表述中，抓住了当时社会人群最关心的两个议题――科举与子嗣，而这两件事情在明清社会无疑是人们最重要的关注。正如袁黄门人韩初命在《刻祈嗣真诠引》中所说：“子嗣于人生系至重矣，曷论王公韦布、贫贱富贵之殊？”袁黄向人们积极宣扬，一个人积善就可以得子。他说：“爱者生之本，忍则自绝其本矣。君子宁过于爱，毋过于忍。”另外，在明代社会，科举可以说是整个社会的耦合剂之一。一位研究者主张，在看待明清社会的科举时，要由录取者扩展到整个应试群体，再扩展及家庭，以此视角看待明清时代科举制影响的真正范围及其深入社会的路径。因为即便通过科举改变身份的概率不大，但“在实际社会生活中，人们仍然对科举制抱以极大的热情，科举考试在日常生活中处于中心地位”，形成“社会结构以士绅为中心、社会价值以功名为中心”，而“这两个中心耦合成传统社会整合的重心”。正因为人们的高度关注，晚明各类与科举相关的传说、梦境都成为人们津津乐道的话题。袁黄劝善以科举、子嗣为话题，容易获得人们的认同感。
其二，从表达策略上来看，袁黄在宣讲其劝善思想时，常以近人为例，甚至以自己为例。例如，他讲镇江靳翁拒纳邻家女为妾而终生子，而子最终取科第，为大学士；又如舒芬的父亲因捐金十三两代人偿官银而救人一命，生子舒芬.为正德十二年（1517年）进士第一；屠勋疏请恤刑而生三子，“子孙科第，至今未绝”；邯郸张翁积钱十年而代邻人完赎银，得子弘轩先生，子孙相继登科第。这些都是求子、子孙获科第结合的典型案例，“一念之善，遂成世家”，足以动人。袁黄甚至还常以自己为喻，以传记、训子书的形式来传递这种思想观念。例如，袁黄劝人重视祭祀自己的祖宗，就强调这是自己的经验，说：“我在宝坻，每祭必尽诚，祷无不验。天人相与之际亦微矣哉！”在一个故事的流传中，在一种道德信念的宣讲中，事情的真伪往往在其次，有没有具体的活生生的人来“认领”无疑是最重要的。袁黄本人是这种善恶报应事例的最生动的认领者。这并不意味着袁黄在讲述这些故事的时候有伪造和虚构的成分，而是说他愿意坦然地以自己作为故事的主角讲述出来，本身就是勇于劝善的表现。
其三，袁黄的劝善思想虽然融合三教，但根本不离儒学，而且始终抓住紧贴普通人的伦常纲纪来做文章。孔子奠定了中国儒学“亲亲”的原则，即一切社会行为的出发点要从自己做起，从身边的人与事做起。这也确立了儒学与佛道之学的差异。同样，家庭伦理是袁黄劝善的首要着眼点。他的劝善思想的表达常以家训或训儿语的形式呈现，而重视家庭伦常、以伦常为先是中国传统家训最基本的原则。在袁黄的《训儿俗说》中，“立志第一”之后紧接着便是“敦伦第二”。袁黄认为，只有从恪守夫妇、父子之伦做起，方有推而广之的可能，“以此事君则为忠臣，以此事长则为悌弟，无时无处而不爱敬，则随在感格”。袁黄本人也着力实践这种家庭伦理，有睦族之举。袁黄训子云：“吾家族属不多，自吾罢宦归田，卜居于此。族人皆依而环止。今拟岁中各节，袒嶙迦耍正月初一外，十五为灯节，三月清明、五月端午、六月六日、七月七日、八月中秋、九月重阳、十月初一、十一月冬至，远者亦遣人呼之，来不来唯命。此会非饮酒食肉，一则恐彼此间隔，情意疏而不通，二则有善相告，有过相规，即平日有问言，亦可从容劝谕，使相忘于杯酒间。睦族与劝善融为一体，劝善才可以深入人心。
其四，行善之法简便易行，因而更吸引人。欲导人向善，当教人如何行善。然而，设置的目标越虚玄越高远，则对普通人的吸引力就越远。但袁黄却不同，他的劝善从强调家庭伦常开始，因此容易实施，不易受到传统家庭伦理的抵制。而且，袁黄提倡随缘济众，不着意地给每个向善之人增加额外的经济压力，从而使行善简单易行。袁黄说：“随缘济众，其类至繁。约言其纲，大略有十。窃谓种德之事，第一与人为善，第二爱敬存心，第三成人之美，第四教人为善，第五救人危急，第六兴建大利，第七舍财作福，第八护持正法，第九敬重尊长，第十爱惜物命。”在这十类行为之中，尽管有施财的内容，但大部分还是要求人们精神上向善。而且，袁黄也强调说，人们劝善不是要去直接地出言教人，而是要“收敛才智，若无若虚，见人过失，且涵容而掩覆之，一则令其可改，二则令其有所顾忌而不敢众。见人有微长可取，小善可录，翻然舍己而从之，且为艳称而广述之”。这大概也是前述第三条的“成人之美”、掩人之恶的具体解释。这样的行为虽不难，但往往是之前劝善思想所忽略的。至于如何“随缘济众”，袁黄在《净行别品》中谈得甚多。袁黄认为，《华严净行品》中“触事遇物，辄求有益于众生，万类在怀，一膜可撤”实儒家“亲民之上轨也”，因此仿其意而将“儒者所宜行”者随类演辑，广列若干事，作《净行别品》，所载均系生活中常见的细碎之事，但却是行善之路径。
三、袁黄对劝善思想之发展
劝善思想在儒学历史上起源颇早。儒家伦理说教中对“德福之道”的阐述，最早可追溯到《尚书》《国语》等先秦著作。从《尚书・洪范》“五福”之一的“攸好德”、《春秋》“惩恶而劝善”之义法、魏晋时代善恶报应和因果轮回的表述，直至明代阳明心学的劝善思想、明末清初的劝善运动，源远流长。朝廷在劝善的推动上也常起到重要作用。在明代，《为善阴骘》《孝顺事实》之类的御制劝善书流传甚广。从16世纪起，劝善与乡约等基层教化相结合，由***或士绅号召向下层扩展。晚明以同善会为代表的劝善运动也在南北多地展开。袁黄的功过格思想正是这种大背景之下的产物。然而，无论从纵向的源流看，还是从同期的劝善运动背景来看，袁黄的功过格都有特别的意义。
晚明劝善成为风潮，不仅阳明后学励行劝善，以程朱为宗的东林学者也积极响应劝善思潮。像周汝登、袁黄等人，均是王门后学，王畿的门人，劝善尤笃。东林学派的高攀龙、钱一本等人，也倡行同善会以劝善。这一思潮的出现，更多地似乎有应对社会现实的无奈。高攀龙说：“吉人为善，惟日不足，如树之必枝叶必花必实，自然而不容已也。彼岂以善之可以有功获福而为之乎？然而人之为不善者，动于欲而不能自克，语之以祸福，犹有所慕而勉、畏而不敢，语之以理则以为迂而无当……姑以祸福告人，引不知者入于善也。入而安焉，而后知人之不为善乃树之不枝叶不花不实者也，伐无日矣。”在高攀龙看来，人之为善虽然像“树之必枝叶必花必实”一样乃是自然不容已的，然而对于那些陷入欲望之中而不能自拔的人来说，以祸福劝谕使其向善，乃是一种权宜之法，可以逐渐让他们在行为上向善，最后知“理”。对于袁黄来说，劝善不只是改变社会道德状况的权宜之策，而且是根本之学。
袁黄的贡献，是把劝善的形式由公共的、说教的、例证的转化为个人的、私密的、可以量化的。他继承了儒学重视道德与伦理的传统，同时结合了道教功过格的形式，从而使劝人为善与自修紧密地结合起来。儒家对于个人道德修养的要求，不只是在公共场合如何说如何做，而且对私密环境中如何思考、如何为善去恶也提出了要求，即所谓君子不欺暗室。然而，在袁黄推广功过格之前，劝善与自修之间存在一条难以逾越的鸿沟。劝善更多体现在言语上、行事上，而它究竟能让自己内心得到多少净化是不清楚的。而功过格不一样，功过格既可以用以劝人为善，也可以用以自修，作为自己改过向善的工具。因此，功过格就不会像一般的善书、乡约俗讲那样流于言语之间，流于外在形式之上，而更强调个人的自觉性。完全做到不欺暗室，大概只有圣人才可以做到。然而，既然劝善要针对每一个平凡的个人，那么能否做到暗室中稍有警醒自律，或者过后而能反思，也是一种退而求其次的方法。善恶报应，只是督促人们信还是不信，是外在的、附加的，而功过格本身所具有的私密性、个人性，充分表明了这种修习方式更强调人的自觉。实际上，如果追溯渊源，功过格在形式上虽然取材于道教的功过格，但其思想根源却更多地源于明代中后期士人克己改过的思想，而且更像是通俗易行、底层民众可以操作的修身日记。从这一意义上来说，功过格的出现，不但不会使劝善流于形式，反而是个人修行可以鞭辟入里的工具。因此，劝善在同时代许多思想家那里也许是权宜之计，而在袁黄那里却是根源深处的修行之法。这一点应该说同时代的思想家周汝登看得很清楚。周汝登在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立命文序》一文中，以对答的方式表达了他对袁黄功过格思想的评价：“客曰：‘子谈无善无恶，宗旨奚取？兹言果尽上乘语耶？’余日：‘无善者，无执善之心。善则非虚。未尝嚼着一颗米，而饔飧之养废乎？未尝挂着一缕丝，而衣裳之用缺乎？且中所述云谷老人语，明祸福由已，约造化在心，非大彻者不能道。谓非上乘法，不可也。’”周汝登认为，袁黄的劝善不是一种权宜之计，而是上乘之法。而且，受袁黄的影响，周汝登也作《日记录》。周汝登《日记录序》云：“余览了凡公立命之言，因以劝二三子共发积善之愿，而予以身先焉，为绿以记，月系以日，日系以事，虽纤小弗遗，虽冗沓弗废也。客有问日：‘子为是，弗劳矣乎？’日：‘乐此，则不为疲矣。不有博奕者乎，予差以是胜之。’客日：‘善可纪，不有限矣乎？’日：‘余旦旦而起，则窃自念日：其无忘是绿乎？一唤醒问，而吾之善念已盎然溢矣。”那么，当人们质疑说，善可以用数量来统计吗？周汝登说，当我们在统计善或者说记录善的时候，我们的善念就会盎然溢于全身。而且，内省、自讼此类的传统士人修身之法，经过功过格的“量化”的转变，成为普通大众都可以接受和实施的修行之法。
因此，在善书思想演变史中，袁黄功过格带来两个转变：一是由例证式的、说教式的转变为可操作的、可实践的；二是把过于理想化的修行方式向现实作了一定的妥协，从而保证善书的实际效用。后来刘宗周及其门人对功过格的不满主要在于功过格所秉持的功过抵消的思想。因为在正统的思想家看来，人在道德境界上，应该是要不断地、单箭头式地向上攀登，而功过相抵便有可能导致人在这一向上路径上偶尔堕落而且轻易地原谅自己。这是正统的儒学思想家所不能接受的。然而，既然功与过都是这个现实世界中存在的，是每个人都要面对的，乌托邦式理想的道德直线主张又有什么意义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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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劝导技术是利用计算机、设备及应用软件来影响人类想法及行为的技术。该文对劝导技术的发展及其现状进行了综述，并着重对劝导技术的可信度及其三类劝导技术应用结果通过心理学的角度进行了分析。系统生命周期是现代设计方法理念的一个重要概念，该文介绍了系统生命周期，并介绍了基于系统生命周期中的劝导技术的设计评估行为。该文为劝导技术产品研究设计分析提供了系统的理论的指导。
1引言
在CHI97(ConferenceonHumanFactorsinComputingSystems1997)上，计算机技术作为劝导技术而首次被介绍[Dillard,J.&Pfau,M.,2002]。劝导技术是指设计及应用计算机系统、设备或软件用于影响使用者的想法或行为[Berdichevsky&Neunschwander,1999]。劝导技术最初出现于七十年代及八十年。劝导技术是一门包含心理学和计算机科学跨学科技术。根据实际项目的不同，更多的学科包含在劝导技术应用中。因此劝导技术是一门多领域学科交叉合并而成的一门新型学科。尽管许多劝导技术产品应用于商业、教育界、健康问题预防及经济领域，其实际应用有着巨大的潜能，但本学科的研究还处在初级阶段。本学科前瞻性的创始人麻省理工大学B.J.Fogg博士创立了一个新名词“计算机劝导学/Captology”用于描述此学科，计算机劝导学是一个基于英文词组“用于劝导的计算机技术/ComputersasPersasiveTechnologyies）”的合成词。计算机劝导学是一门致力于设计、研究和和分析以改变产品使用者观念、态度或行为为使用目的的互动性计算机技术产品的的学科。
劝导技术的载体一般分为两大类：一类是个人电脑，另一类是利用计算机技术的电子设备。计算机有三个功能使之成为优秀的劝导者：
1)计算机在使用过程中作为工具计算并引导使用者。
2)当计算机作为媒介，利用仿真技术模拟真实环境为使用者来提供信息及经验。通过仿真信息，计算机可以劝导使用者改变想法和行为。
3)计算机可作为社会行为者，利用互动技术对使用者做出回应。
利用计算机技术劝导有两种途径：一种是以有意以劝导为目的，另一种无意劝导使用者而产生了劝导效果。本文所探讨的是第一类劝导技术应用，即产品设计的目的是使使用者接受或改变某种想法或行为。例如SkillTek1开发的软件模拟了特定的工作环境来劝导使用者对改变对某些行业工作者如医疗工作者或重型机械操作员的偏见。
2劝导技术的可信性
劝导技术的可信性是劝导技术特有的品质，这种品质在计算机提供仿真环境时格外重要。可信性共有四种不同类型：感知型、据称型的、表面型的以及经验型的[Tseng,S.&Fogg,B.J.,1999]。感知型的可信性描述了感知者相信某人或者某种事物的程度基于感知者的普遍假设。例如，相对陌生的营销员，人们会更相信自己的好友。通常计算机都被认为是高度可信的。据称型的可信性描述了感知者相信某人或者某种事物的程度基于第三方的描述。
根据可信性的类型，有不同变量用于使用者评估劝说技术产品的可信性。
1)如果使用者熟悉产品某些的内容，使用者可根据自己的专业知识。如果有错误出现，使用者会认为该产品不可信。但当使用者不熟悉产品，他们可能会认为该产品是可信的。
2)如果使用者非常需要某类信息，那么他们更可能接受该产品提供的此类信息，并认为该产品是可信的。
只有在使用者有恰当的专业知识并进行客观的评估时，可信性的评估结果才是可接受的。对于劝说技术产品的设计者来说，任何时候保证产品的可信性都是至关重要的。
3劝导力/Persuasibility
劝导力/Persuasibility在传统的字典里是找不到的，但是在网络字典中，可以看到它的解释为：劝导的能力。
劝导力是劝导产品设计固有的特性。当今，对于软件易用性系统化的设计及评估方法已经非常成熟了。但是，作为软件易用性的一个要素，劝导力的系统设计及评估仍然是研究领域的一片空白。因此笔者在本文中率先将以生命周期为导向的系统化理论和方法用于计算机仿真软件产品劝导力的设计及评估。
4劝导产生的行为上的结果
劝导的研究曾经被界定在非常有限的背景下，例如公共场合的演讲和***治性的传媒。今天，劝导已经非常普遍的用于人际交往、商业、广告和许多其他领域。学术界对劝导的研究兴趣的出现是由于劝导潜在的社会意义。通过劝导会产生三种不同的的行为上的结果，区别这三种不同的行为上的结果是非常必要的，这三种结果并不是相互排斥的，而往往会相互交叉重叠。根据不同的劝导结果，劝导力的评估会产生并侧重不同评估标准。
4.1想法及行为塑造过程
这种情况下，使用者在使用产品之前，有非常有限的相关知识。想法及行为塑造往往不被认为成典型的“被说服”。劝导在这种情况下实际是一种学习过程。传统上，有关劝导的文献将这一过程称为“想法形成”而非“想法改变”。儿童学习过程可以视为想法及行为塑造过程。但此过程并不局限于儿童。例如，在使用婴儿仿真模拟器之前，使用者可能完全不了解如何照顾婴儿。所以使用过程也是学习过程并通过学习接受劝导。
4.2想法及行为强化过程
许多劝导过程实际上是强化感知者的固有想法或行为而使之抵制改变。在我们的社会里，许多劝导过程都是想法及行为强化过程。因而许多劝导技术产品不仅仅用于改变使用者想法，而是让使用者保持并强化原本的想法且拒绝改变。例如，如果青少年使用者在使用婴儿仿真模拟器之前就认为成为少年父母是不合适的，那么通过使用模拟器，会强化使用者原本的想法并拒绝改变。
5基于产品生命周期的劝导力设计及评估
在概念性预设阶段，设计者必须对产品劝导力要求进行质化及量化的确定及分析。劝导力设计评估的计划流程必须在此阶段确定。产品设计者及潜在的用户在此阶段必须清楚的理解该产品的劝导力要求。在预设计阶段，产品劝导力设计要求需要分配至产品的产品的子系统中。正式的劝导力设计在此阶段必须被在产品为单元的层次上审核以确保达到设计使用的要求。
5.1细节设计研发阶段
在细节设计研发阶段，设计者确定详细的细节化的设计需求，分析劝导力的需求以支持产品设计。产品劝导力的预测行为是反复的并穿插于整个系统生命周期的来辅助劝导力的评估。同时，产品劝导力的自我评估也为产品设计者提供了修正劝导力设计的指导方向。如在概念性预设计阶段一样，正式的劝导力设计审核也是必要的，但此阶段，设计的主要工作已转移到产品子系统的层次，以产品细分之后的子系统的层次上进行设计及评估。而这一工作在子系统生命周期中也是重复进行的。超级秘书网
5.2生产阶段
在生产阶段，根据设计要求，劝导技术进入了实施阶段。正式的劝导力设计及评估在这一阶段展开。用户必须参与此阶段的产品测试。设计者收集并分析相关的数据及信息。如果产品的测试评估表明产品没有达到预期的劝导要求，设计者必须实施有必要的产品修正工作以确保产品达到预期的劝导效果。
5.3使用及废弃阶段
在此阶段，对产品劝导力的数据信息收集，分析及评估是非常必要的，这些信息可以为产品的改进和升级提供有效的帮助。如有必要的修正和改进，设计者将会对此备案，用于将来系统升级以及进一步的研究工作使用。
6结束语
本文在对劝导技术进行综述后，首次将系统工程，易用性设计评估及劝导技术相结合。对于劝导技术产品的设计及评估方法具有指导性意义。劝导技术的目的在于改变用户的行为及想法。因此对于劝导技术产品的劝导力评估方法进一步的研究将是一个重要的研究领域。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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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修辞权威；修辞人格；修辞劝说；西方修辞学；修辞术：亚里士多德
中***分类号：H3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04(2011)04-0201-06
一、引言
修辞权威是修辞劝说行为所依赖的一种机制，是达成劝说效果的一个有力手段。修辞人格(ethos)也是亚里士多德所推崇的三种劝说手段之一。实际上，修辞权威是修辞人格的重要体现。修辞者若具有较高的修辞权威，即其所言具备较高的可信度，那么其修辞人格便容易彰显。修辞权威与修辞人格对修辞劝说效果的好与坏有着重要的影响，甚至能左右受众的反应。当然，这也不尽然。修辞劝说效果要牵扯到很多其他因素，比如修辞形势、受众等。即使只谈及修辞权威与修辞人格，其对修辞劝说效果也不一定起决定作用。本文拟从一则汽车广告谈起，进而分析修辞权威、修辞人格与劝说之间的互动关联。
明星代言在当今社会中已经成为司空见惯的事情，这已经渗透到了各个消费领域，包括汽车行业。明星代言汽车真的能为厂商带来销量吗?对于消费者而言，能够爱屋及乌充分信任明星代言的产品吗?无论怎样，很多汽车企业最终还是打出了明星代言这张牌。
曾经的“傻根”扮演者王宝强，在热播的电视剧《士兵突击》中成功出演“兵王”许三多，以普通外形的非凡特质，征服了许多观众，获得东风渝安车辆公司的青睐。11月19日，王宝强正式出任“东风小康”品牌形象代言人。今年，王宝强为东风小康V27做了一个广告。此广告中，策划人创设了一种特殊的场景。在野外，王宝强发现了一辆V27，并驾驶它通过各种不同的路况，以一种***人坚定的口吻说道：“发现目标，外观不错，我出发了，很强劲，顺利通过，安全没问题。”最后，到达目的地，向长官报道：“报告，完成任务。”整个广告给人以一种斩钉截铁的稳重感。广告中，王宝强的个人形象及风格塑造了一种独有的修辞人格，向受众传递了一种修辞权威。广告商正是利用这种明星的修辞人格实现对品牌的宣传，从而更有力地劝说受众并激发受众的购买欲望。
实际上，为新车找个明星代言人，这种营销手段目前特别流行。但多数企业还是抱着壮门面、赚眼球的心态，真正涉及到整合营销层面的经典案例少之又少。汽车毕竟不同于快速消费品，想靠某个明星迅速提升品牌和销量是有一定难度的。如果没有一套完整的营销策略，只是跟风凑热闹，这将收不到意想的效果。明星的修辞人格以及其配套的修辞权威能在多大程度上实现成功的劝说是一个复杂的问题。本文将结合实际的案例探讨修辞权威、修辞人格与修辞劝说之间的互动关联。
二、修辞权威
修辞活动中，有时需要一定的话语“权威”。修辞者的权威具有一定的导向作用。权威往往以成功为其基础，富人被认为知道如何赚钱，名画家被认为知道如何画画，成功就有影响力。权威必须使某个具体的受话者信服，权威必须被某个具体的观众接受。如果我们使用受话者熟悉并尊敬的权威，我们就有了优势。
权威指的是一种某些被授予合法性的人与其他人之间的一种“领导”与“服从”的社会关系。Weber根据“合法性”的来源将权威分为：①传统权威(traditional authority)。这种权威的建立基于授予传统上居于统治地位的人合法性的既定信念。这种权威体现了命令与服从的社会关系。②人格魅力权威(charismatic authority)。当受众对于某些人由于其本身的人格魅力而不是某种形式的规则约束而产生感情上的依赖时，人格魅力随即产生。⑧官僚权威(bureaucratic authority)。这种权威的建立基于规则和条例。它给高职位的人以和实施命令以及奖罚的权利。④职业权威(professional authority)。它的建立基于达成共识的专业技术或知识。⑤道德权威(moralauthority)。Durkheim指出，道德权威是加在我们身上的、比我们自身所具的更高传统道德力量的影响。李克、李淑康认为，以上分类存在着重叠现象，并在原有分类的基础上将此分类整合为：传统道德权威、人格魅力权威、职业权威和官僚权威。
修辞权威往往与压制(coercion)有关。假若说话者具有一定的修辞权威，那么其言论将会“压制”受众做出某种接受的意向，从而在一定程度上促成了成功的说服。比如，Qs(食品质量安全)认证。这个认证具有较高的修辞权威。因为带有Qs标志的产品就代表着已经通过了国家推行的、所有食品生产企业必须经过的强制性检验。这个权威对消费者有很大的压制力。另一方面，压制与劝说是紧密结合的，帮是修辞过程的一部分。当修辞限制交际中受话者的选择时，修辞过程变得更具压制性，因而修辞的劝说性体现得更少。这说明了压制与劝说之间的“压迫性”紧密联系。当发现选择屈从于压制时，说服者会处于强势的劝说地位。压制可以看作是劝说的对立面。但劝说却常常依赖于压制。权威的重要性体现在其对受众施加的积极或消极的影响。在修辞互动中，个人权威的形成是劝说的一个重要资源。受众总是“自愿”地接受权威话语的压力，或者授予权威话语某种权力，使之合理合法。
总起来讲，任何修辞者都需要获得某种修辞权威才有可能达成成功的劝说。广告是一种说服性的传播过程。广告一般诉诸于名人的权威效应。广告代言人的社会地位越高，权威越大，道德品质越好，受众就越觉得可靠而越容易被说服，这是因为在长期的思维实践中，人们形成了尊崇名人、尊崇权威的习惯。这就是“名人效应”的修辞权威力量，因为声名卓著的人所说的话总是更具有说服力。本文涉及的“东风小康广告”正是借助了名人王宝强的修辞权威。王宝强有着自己特殊的家庭与社会背景，他来自农村，一步一步靠自己的勤奋从农村走出来，并凭借自身的表演功底抓住每一次表演的机会，最后在一部电影中脱颖而出，成为大众喜爱的明星。如果分析一下东风小康汽车的企业背景，便会发现东风小康以王宝强为企业代言人的部分原因。而东风小康车辆有限公司主要从事微型乘用车、商用车的研发、生产、销售、服务等业务，是东风汽车公司唯一定点生产微型汽车的企业。自今年三月国家颁布汽车下乡***策优惠购车***策以来，微客市场呈现出愈加繁荣的景象。东风小康正是抓住了这一点努力开拓市场。借助王宝强的名人效应创设的修辞权威(其实这种权威与王宝强的社会背景也有一定关联；同时，涉及到修辞权威的类别，王宝强的修辞权威属于一种人格魅力权威。)，加之其合理的销售策略，东风在汽车市场上占有了一席之地。另一方面，这种人格魅力权威
对广大微客消费者也有一定的“压制”力，这种“压制”力会促使消费者做出一些带有倾向性的选择，从而达成较好的劝说效果。但效果的好与坏要取决于多种因素，修辞人格就是另外一个重要因素。
三、修辞人格
修辞人格是西方修辞学有的概念，一个比较通用的译本是身份/人格组合。亚里士多德认为主要的说服手段有三种：诉诸修辞者人格(ethos)、诉诸受众情感(pathos)以及诉诸道理(logos)。亚里上多德关于修辞人格有两大主要观点，一是修辞人格是起支配作用的说服手段；二是修辞人格是不同于修辞者个人人格的一种构建。
修辞人格意指一个人的生活方式(包括人格和道德、或一个人在表面上展现出的正直性的能力。亚里士多德强调演讲者必须具备正直、善良和较强的判断能力等人格特征。西塞罗和昆提利安也指出一个人必须首先是一个正直的人才有可能通过一定的训练成为一名合格的修辞者。西塞罗强调说话者需要真正的人格魅力才能促使人们采取行动。因此，修辞人格包括演讲者直接或间接向听众展示自己的某种品德，如智慧、名气、威望、美德等。
另一方面，修辞人格涉及一种交际活动。在此过程中，劝说效果取决于由说话者人品激发的价值观判断，同时，对说话者人品的感知基于整个修辞过程――修辞发明、布局谋篇、文体与演讲技巧。从古典修辞学确立以来，修辞人格被看作是人的观点、感情、价值观的主要表现形式。由此可见，修辞人格与一个人的价值观有着密切的联系。根据价值观激发机制的来源，Rosenthal将劝说行为分为人格劝说(personal persuasion)和非人格劝说(nonpersonaIpersuasion)。如果说话者的人格是受众产生劝说反馈的主要原因，并且也是价值观激活的主要来源，那么这种行为即是人格劝说；如果交际的篇章内容本身是受众劝说反馈的主要原因，也是价值观激活的主要依据，那么这即是非人格劝说。
据此，修辞人格在广告的劝说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东风小康的广告利用了王宝强的修辞人格，扩大了其产品的品牌影响。王宝强具备较高的人气、正直的为人以及勤奋的美德，这构成了其较高的修辞人格，从而对受众产生了较强的影响。当然，西方的修辞人格要求除了自身的道德情操之外，更重要的是在修辞过程中表现出来的、受众期待的人格因素；中国修辞学的人格则要求修辞者自身的道德人格。如果道德人格存在问题，其对修辞劝说效果的影响是很大的。如，每年在“3.15”晚会上，央视会爆出一批明星代言广告存在的一些问题，进而揭秘骗局、戳穿虚假广告谎言的核心品质。例如。某明星被曝平时滴酒不沾，广告里却与多位白酒专家一道，摇身变成了白酒鉴赏家，代言了多个品牌的白酒，不少网友发帖表示不满。其实这其中存在一个修辞人格问题。
另外，基于价值观的激发机制，王宝强的广告既属于一种人格劝说，也属于一种非人格劝说。当然，汽车广告的劝说机制并不能完全依赖于人格劝说，还要靠非人格劝说，即广告中对汽车性能的简单介绍。王宝强的修辞人格已经在受众心目中建立起来，同时，王宝强在广告语中所提及的“外观不错，很强劲，顺利通过，安全没问题”是对汽车性能的概述，则是一种基于交际篇章的非人格劝说机制。这两种劝说机制的整合能有效提高修辞劝说效果。当然，这也不是一种决定性的因素。修辞权威与修辞人格是影响劝说的两个重要因素，它们两者与修辞劝说之间有着紧密的联系。
四、修辞权威、修辞人格与修辞劝说
(一) 修辞权威与修辞人格
修辞权威与修辞人格之间有着一种紧密的联系。英国修辞学家坎贝尔在其著作《修辞原理》(ThePhilosophy of Rhetoric)中指出，修辞人格必须是身份和品质的组合，并指出修辞人格乃至修辞作为一个整体和“权威”这一概念之间存在着极其紧密的联系。一定的身份要求一定的人格作为其配套。他进一步指出，任何在公共话语领域中发挥功用的道理跟修辞人格一样，必须以拥有某种权威作为自己产生效力的一个可能条件。由此可见，修辞权威是修辞人格的配套，修辞人格是修辞权威的载体。
一般情况下，修辞者可以在相关修辞情景、目的及利益的提示和驱使下，有选择地投射出对目前修辞任务最为有利的一个修辞身份和修辞人格的组合，使自己居于一个较为有利的位置。这种情况下，修辞者应当把握好自己身份蕴含的修辞权威与修辞人格的有机整合，从而实现有效的劝说行为。例如，医生的修辞身份决定了其在医患关系中的专业权威以及据此塑造的修辞人格。如果医生做出不合自己身份或不符合医德的事情，那么其修辞权威就将丧失，其修辞人格也将受到极大破坏。
修辞人格的构成涉及人格权威问题。一个人若有较高的修辞权威，那么他/她也一般具有较高的修辞人格。一个大学教授具备较高的修辞权威(一般来讲是一种专业权威)，那么其在学生心目中一般具有较高的威信，这种威信会转化为一种人格魅力权威，同时表明这个教授具有很高的修辞人格。比如，在外语界，很多德高望重的学者都是学生心目中的“明星”，这是因为他们本身具备的专业权威构建了一种高尚的修辞人格。当然，如果某个教授的专业权威受到质疑或挑战，那么其必然会丧失一部分修辞人格。如，近年来不断涌现的“学术造假”事件不仅使相关当事人身败名裂，同时引起了国家和社会的高度重视，也使公众对相关教授的权威提出了很多的质疑，影响了大学学术在公众心日中的形象。
涉及到本文中的这则汽车广告，王宝强的修辞身份(一个电影明星)塑造了其人格魅力权威，进而其在一部分受众中具有较高的威信度。加之其本身稳重与真诚的人格秉性，从而构建了其较高的修辞人格。汽车厂商正是利用明星的修辞权威与修辞人格之间的互动关系才能激发消费者的购买欲望，从而使自己在汽车销售市场居于一个有利的地位。
(二) 修辞劝说与修辞权威、修辞人格
修辞术是一门与哲学几乎同样古老的学问。西方修辞学所关注的一个重要问题是如何通过语言及其它象征手段影响受众的认识、态度、行为。尤其，古典修辞学是一门有关劝说的学问。实现劝说的方法有很多。人格诉诸就是一种重要的方法，它基于说话者的信誉性与可信性。因此，修辞人格是一种劝说机制，是受众对说话者的个人特征(诚信、明智等)的评价，一般反映在话语中。Hesselgrave曾指出，说话者的修辞人格被公认为是劝说的最重要因素。受众对说话者人格特征的评价是实现说服目的的重要因素。如果修辞者的修辞人格达到了受众的心理期许，那么劝说目的自然会达到。修辞人格除了修辞者的个人特征之外，还应包含一些其他相关因素。单方面的个人特征不能构建完备的修辞人格。奥古斯丁也指出，修辞人格也包含事实的本质特征以达成劝说的目标。修辞者只有准确把握事实的本质特征，才能使其所言所行有理可据，从而体现其较高的修辞人格。
如，王宝强只有对其所代言的东风小康V27的外观、参数配置、油耗以及安全性能等方面与有一定的了解，才能对其在广告中所说的广告词负责，从而与自己的修辞人格匹配起来，进而达成受众对其的心理期待。
一个人或者一个观点如果得到公众的认可，便可拥有某种“权威”力量。因此，修辞者总是千方百计地借用从“个人魅力”到“理性”等各种不同类型的权威去说服受众。除修辞人格外，修辞者也可通过确立自己相对于受众的权威，从而对受众进行说服。修辞权威是达成较好修辞劝说效果的一个重要途径。明星代言广告靠的主要是其人格魅力权威。如，王宝强不是汽车行业的内行，但是他可以凭自己的人格魅力成功地代言汽车广告，并受到消费者的好评。很少有哪个明星靠自己的职业权威去代言广告。当然，体育明星代言体育用品的广告是例外，因为在体育这个行业里，只有体育明星的职业权威与人格魅力权威才能激发体育用品消费者的购买欲望。
综上所述，修辞权威与修辞人格都是提高劝说效果的重要手段。但是，并不是拥有较高的修辞权威与较好的修辞人格就能实现成功的劝说。
(三) 修辞劝说效果分析
修辞劝说是修辞者与受众之间的互动行为。修辞者试***通过各种手段对受众进行劝说活动从而达到说服的目的。本文中涉及的修辞权威与修辞人格就是修辞者所依赖的两种机制。然而这两种手段到底能不能达到劝说的目标则是一个相对复杂的问题。修辞形势也是一个相关的重要因素。修辞者应对不同的修辞形势表现出不同的修辞人格。修辞人格是否适合实现某一特定修辞目的也取决于另一点，即与该目的相关联的那个特定受众期待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修辞者。坎贝尔强调修辞人格必须因具体“修辞形势”和受众的期待而异。身份权威和人格特征一旦相互协调，形成一种功能型组合，就足以在目标受众中产生一利，对达到既定说服目的至关重要的信赖感。由此可见，修辞权威、修辞人格、修辞形势与受众都是影响劝说效果的重要因素。
涉及到本文中的汽车广告，不同的修辞形势下，代言明星的修辞权威与修辞人格的作用是不一样的。国家对汽车产业的不同***策构建了不同的修辞形势。进入21世纪以来，我国汽车产业高速发展，产业集中度不断提高，产品技术水平明显提升，已经成为世界汽车生产大国。但是，产业结构不合理、自主开发能力薄弱、消费***策不完善等问题依然突出。2008年下半年以来，随着国际金融危机的蔓延、加深和国际汽车市场的严重萎缩，国内汽车市场受到严重冲击，导致全行业产销负增长、自主品牌轿车发展乏力，我国汽车产业发展形势严峻。在这种修辞形势下，明星代言广告的效力会大大打折扣，再大的修辞权威与再高的修辞人格都很难激发消费者的购买欲望，因为整个经济环境对汽车行业发展不利。2009年3月，***颁布了《汽车产业调整与振兴计划》。该计划规定：“自2009年1月20日至12月31日，对1.6升及以下小排量乘用车减按5％征收车辆购置税。在新增中央投资中安排50亿元资金，自2009年3月1日至12月31日，对农民购买1-3升及以下排量的微型客车，以及将三轮汽车或低速货车报废换购轻型载货车的，给予一次性财***补贴。”2010年，汽车以旧换新的单车补贴金额标准提高到5000元至1.8万元；购置税减半***策变为减按7.5％征收，并增加了对节能惠民车型予以3000元补贴的***策。国家颁布的这些***策创设了较好的修辞形势。在新的修辞形势下，2009年中国汽车共销售1364.48万辆，同比分别增长46.15％。中国首次正式超越美国，成为全球第一大新车市场。当然，在利好的修辞形势下，代言广告的明星的修辞权威与修辞人格会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进一步激发消费者的购买力。当然，这种作用到底会有多大值得探讨。易车网2010年对此做了一项深入的调查。调查结果显示，32.4％的网友对明星代言的车型不关注，87.9％的网友明确表示不会买自己喜欢明星代言的车型，明星效应在拉动销量上的作用很小。虽然这种调查结果不一定能科学地反映现状，方法未必科学与严谨，但却能在一定程度上揭示明星的修辞权威与修辞人格在劝说效果上的影响。
实际上，受众也是影响劝说效果的一个重要因素。在如今消费者越来越理性的趋势下，大多数消费者不会处于对明星的好感而盲目选择购买某款车型。毕竟在信息畅通的现代社会，消费者对汽车产品的了解已经达到了一个相当深入的程度。汽车是好是坏，品质如何，工艺怎样，使用时的口碑如何，消费者很容易获取这些信息。而这些因素正是左右消费者购买意愿的关键因素。明星代言只会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产品的关注度和美誉度，并进而起到提高销量的部分作用。
综上所述，修辞权威、修辞人格、修辞形势与受众中每个单一因素都不能对劝说效果起决定性作用，只有将这几个因素有机整合才能实现成功的劝说。
劝学出自篇6
（一）出示***文，直观感知（幻灯展示本校学生相关浪费水资源的新闻***片，***片下面附有简短的文字说明。）
（二）画外激趣，引出讨论
导语：最近，我在校园内发现了这样一些现象，有些同学水龙头打开之后不关上，任由自来水哗哗白流；有些同学关不紧水龙头，任由自来水滴漏；还有些同学洗手时，水龙头开得很大……发生了这种事，我们该怎么解决？
（三）畅所欲言，导出课题
鼓励学生畅所欲言，导出和板书课题（学生各抒己见：写倡议书、报告老师、劝说、写警示牌、开班会……）。
（四）归纳小结，选择方法
教师进行归纳、小结，并引导学生选择合适的办法之一――劝告。
二、小组交流，探究方法
导语：劝告别人最重要的是什么？是以理服人。那么，怎样才能做到以理服人呢？让我们来讨论一下。
（一）分组讨论
要求小组就“怎样以理服人”展开讨论、交流，小组负责人负责记录本组发言提纲。
（二）交流分享
请各小组代表上台发言和交流。
（三）点拨补充
教师根据学生发言情况，作出相应的点拨和补充。
（四）情境教学
（播放录音：明确诚恳的态度在劝说中的作用。）
1. 导语：同学们，我们的道理已经准备得很充分了，那么让我们来听听两位同学劝说的开场白。
（播放录音1）
甲1：乙1同学，快去把水龙头关掉，水在那里哗哗地流，太浪费了。
乙1：关你什么事？（一边哼歌一边走）
（播放录音2）
甲2：乙2同学，你刚才水龙头忘了关了，水哗哗地流，我觉得很可惜。
乙2：噢，对不起！我忘了。（回头把水龙头关了，流水声停了。）
2. 比一比，说说自己的想法。
甲1 甲2
态度：生硬 和气
语气：直接 婉转
角度：自己 他人
结果：拒绝 接受
（五）感悟提升
学生小结：甲1同学说话的时候语气生硬，有指责、批评的意思，故引起了乙1同学的反感，不能达到预期的效果；甲2同学说话婉转、诚恳，既表示了自己的态度，又全无指责之意，所以对方很快接受了他的建议。
（六）归纳总结
教学小结：刚才听了录音和同学的评价，所以劝说也是一门语言的艺术，仅靠充分的理由是不够解决实际问题的，诚恳的态度、婉转地表达才是让人接受的前提。
三、学习模仿，尝试实践
口语交际模仿内容：一次放学的路上，小明发现小敏同学在马路上乱扔果皮杂物……
（一）出示要求：如果你是小明，你会怎样劝说小敏呢？先同位讨论交流一下，再派代表上台展示。
（二）尝试实践：
1. 同位讨论交流，教师巡视指导和相机点拨。
2. 请学生同桌分别扮演劝说者和被劝说者，其他同学当观众。
要求：学生应用劝说提纲展开劝说工作，其他同学适时插话补充。
（三）评议小结：
1. 根据学生口语交际情况，鼓励学生开展相关评价。（要求：与众不同、有针对性）
2. 教师相机引导学生依据提纲有理有据、有礼有节地开展劝说，提醒学生不要说与话题无关的事情和内容。
四、组织评价，促进提高
（一）互评互议：对话理由是否充分，态度是否诚恳，被说服者是否心悦诚服，还有哪些道理没有讲清楚？
（二）摘录补充
教师利用媒体适时补充出示关于水资源的破坏与保护、公共卫生的损害与维护等的相关资料，各个学生根据自己的需要摘录、补充自己的提纲。
（三）举办比赛
口语交际模仿内容：一天早上，小芳发现小红正在座位上抄同学的作业应付老师检查……
口语交际学习要求：如果你是小芳，你会怎样劝说小红呢？
1. 说一说
推荐两组4人上台，展示劝说本领。
2. 议一议
评价标准：态度是否诚恳，条理是否清晰，理由是否充分，表达是否婉转，被劝者是否心悦诚服。
3. 评一评
组织学生开展评分，最后确定比赛的结果。
劝学出自篇7
[关键词]恢复性司法 和解劝告 少年矫正 少年司法
一、韩国恢复性少年司法的导入
韩国国内关于导人恢复性司法的讨论始于2000年左右，历经数年的研究和争论，通说认为2006年4月起在部分检察院开始试行，2007年1月起在全国各级检察院全面施行的“刑事调解制度”可以视为最早在韩国实施的恢复性司法程序。
在导人恢复性司法的大讨论过程中，诸多专家指出，鉴于恢复性司法所标榜的原则和目标，对与成人犯相比更具有矫正可能性的少年犯而言，适用恢复性司法将更加有效。具体而言，以白发参与和对话为原则的恢复性司法，不会使少年犯打上罪犯的标签，且可以促使少年犯反省自己的行为，防止他们再次实施犯罪。同时，对于被害人而言，通过加害人的道歉和损害赔偿，可以尽可能地恢复正常社会生活，忘却犯罪给其造成的伤害。这些讨论在2007年《少年法》第六次修改过程中受到充分重视，《少年法》最终吸收了恢复性司法的理念，在《少年法》中新设了充分体现该理念的法院审理阶段和解劝告制度（第25条之3）。不仅如此，这一理念也影响了《少年法》和少年司法过程中既存的警察侦查和检察官审查阶段数个制度的设置和实施。当然，相较于警察阶段和检察官阶段的恢复性司法，《少年法》所规定的法院审理阶段的和解劝告制度更为引人关注。
二、韩国恢复性少年司法制度的设置和实践
（一）警察侦查阶段的恢复性司法制度
《少年法》有关警察侦查阶段的内容中，尚未明确规定恢复性司法的条款。但诸多研究表明，警察侦查阶段适用恢复性司法最为有效。因此，尽管《少年法》并未明确规定，在少年案件的侦查实务过程中，主管机关已经开始尝试导人体现恢复性司法理念的制度，并在试行过程中揭示了《少年法》存在的问题。2007年，韩国警察厅联合刑事***策研究院、平和女性会纠纷解决中心开展了为期5个月的警察侦查阶段恢复性司法制度示范运行活动。示范运行分两次进行，第一次从2007年5月10日至2007年7月13日。第二次从2007年7月13日至2007年10月13日。
第一次示范运行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以2007年5月10日至6月12日间的“校园暴力自行申告期间”的“善导附条件训放案件”为对象；第二阶段以2007年6月12日至7月工3日间的校园暴力等“轻微少年犯罪”为对象。示范运行的方式是创设“家族会合程序”。但第一次示范运行仅在实施了“专家参与制”的5个警察局进行。虽然此次示范运行曾希望通过“警察阶段善导附条件训放制度”、“少年法侦查时专家参与制度”和“恢复性司法制度”相结合的方式，构筑民众参与警察侦查程序的侦查系统，提高警察侦查程序的透明性和保C少年犯的人权，并通过和解，促进少年犯反省，抛弃对轻微少年犯罪也无区别地加以刑事处罚的落后处理方式、阻断对少年犯贴上犯罪的标签，以减少再犯可能性和促进其健康成长。同时还希望通过给予被害人损害赔偿，尽量减少被害人的损失。但示范的最终效果却一般，事实上最终一例案件也未能成功实施。究其原因，既有警察业务方面的问题，也有法律局限性的问题。
就警察业务方面而言，主要存在四个问题：第一，警察对恢复性司法的理解不够深入，对通过会谈进行劝诱这一类似民事处理的方式存有误解，因此对示范运行持消极态度；第二，因为警察对示范运行的会谈不够了解，仅仅通过制作和发放公告很难说服当事人参与会谈；第三，与一般程序相比，所需时间更长，但加害人和被害人因需要上学等原因，抗拒前往警察局，监护人也以工作繁忙等理由拒绝参加；第四，示范运行的5个警察局都是实施了“少年犯侦查时专家参与制”的警局，警察的业务量过大。
就法律局限性方面而言，主要也存在四个问题：第一，现行法未规定警察附条件训放的权利，无论案件性质如何，警察都必须将案件移送至检察机关，这一局限是示范运行未能实施的最根本原因；第二，因在警察侦查阶段，无论会谈的结果如何，都将被移送至少年部，双方特别是加害方参加会谈的意愿不高；第三，如果实施恢复性司法，整个案件的处理程序有可能被拖延；第四，加害方和受害方不履行双方达成的合意时，缺乏强制措施。针对以上问题，相关机构在总结第一次失败的教训后，又进行了第二次示范运行。
第二次示范运行与第一次示范运行的对象相同，但其选择的警察局范围有所扩大，增加了未实施“专家参与制”的13个警察局。之所以选择未实施专家参与制的警察局，是为了解决第一次示范运行时警察业务负担加重的问题。不仅如此，在具体操作中也通过各项措施尽量减轻警察和专家们的业务负担，以确保相关人员有能够精力和时间处理示范案件。同时，针对第一次示范运行过程中警察业务方面存在的其他问题，从提高警察对恢复性司法的认识度、会谈流程等方面积极地做了改进。第二次示范运行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在受理的10个案件中，有6个案件达成了合意。
尽管这次示范运行并未能走远，但通过这一次示范运行，揭示了《少年法》在警察侦查阶段实施恢复性司法存在的问题，为《少年法》将来修改提供了依据。第一，必须在《少年法》中明文规定警察阶段的恢复性司法制度，为其实施提供法律基础，确保有专门机构负责恢复性司法程序，并通过制订恢复性司法运行的指南，确保恢复性司法理念深入民心、顺利运行。第二，必须修改现行《少年法》第4条关于案件全部移送少年部的规定。依据现行《少年法》第4条，警察侦查阶段完成后，无论案件轻重，只要符合第1款第2项和第3项的情况，全部都应移送给少年部，由少年部审查后决定是否，这实际上进行了不必要的反复调查，反而容易给少年打上标签，因此有必要修改该第4条，确立警察的训放权（侦查阶段分流权），即针对轻微案件，施行“警察善导附条件不入案制度”，警察经过侦查，认定为轻微案件并符合条件的，警察无须再移送给少年部或检察机关，而是有权训话后予以释放，以终结程序。
（二）检察官审查阶段的恢复性司法制度
根据韩国《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检察官在对警察移送的或直接发现的少年被疑案件进行调查时，在将案件移送少年法院之前、做出不处分或暂缓决定时，有适用恢复性司法的余地。
1.处分决定前的事前调查。现行《少年法》新设第49条之二“检察决定前调查”条款，规定检察官为了对少年被疑案件作出移送、提起公诉、暂缓等处分决定，认为有必要的，可以要求所在地的保护观察所所长、少年分类审查院院长或者少年院院长，对少年的品行、经历、生活环境以及其他必要事项进行调查（第49条之2第工款）。检察官须参考上述调查结果，作出对少年嫌疑人教化、改善最为合适的处分（第49条之二第4款）。该条规定了检察官决定前的调查，尽管其目的是通过调查资料，在早期掌握少年的特性，以便对每一少年作出合适的处置，但并不妨碍其被视为判断是否适用恢复性司法的基础资料。当然，该条款仍然存在一定的问题。比如，调查仅仅限于检察官“认为有必要的”情形，因此其能否得到很好的适用完全依赖检察官的主观判断。该条款若要得到有效的适用，有必要将其扩大至所有案件。此外，检察官可以委托保护观察所所长、少年分类审查院院长或者少年院院长进行调查，这就可能出现各方提供的调查结果不相同的情形，为防止该问题的发生，有必要明确评价的标准。
2.善导附条件暂缓。为了善导、保护少年犯，防止给少年犯贴上罪犯的标签，韩国少年司法实务上实施了“善导附条件暂缓制度”，尽管该制度在实务中发挥了较好的效果，得到大家的认可，但因无法律上的依据而饱受批评。为此，2007年《少年法》第49条之三明确规定了该制度，为该制度提供了法律依据。根据该条款，在犯罪预防自愿支援委员对嫌疑少年进行善导，或者在与少年的善导、教育有关的团体或设施内对嫌疑少年进行咨询、教育、活动等情况下，可以不对案件提起公诉。但此时须经少年的监护人等法定人同意。在该过程中，可以有效开展恢复性司法。即在该过程中，如果通过实施恢复性司法，促使被害人与加害少年达成和解的，可以积极考虑不提起公诉。这一做法可使检察阶段的分流效果实现最大化。
（三）法院审理阶段的恢复性司法制度
1.和解劝告制度的导人。2007年《少年法》第六次修改时，新设了第25条之三“和解劝告制度”，即“①为矫正少年的品行和保护被害人，少年部法官认为有必要的，可以劝告少年通过赔偿等方式与被害人和解。②为进行第1款和解，少年部法官认为有必要的，可以指定期限，传唤少年、保护人或证人等其他人员。③少年依据第1款的劝告与被害人达成和解的，少年部法官在作出保护处分时，可以考虑该事项。”和解劝告制度被认为不仅可以实现保护被害人的目的，而且可以通过被害人和加害人的和解、调解等，实现对加害少年的矫正。对于第25条之三规定的和解劝告制度是否属于真正意义上的恢复性司法制度，韩国国内存在不同意见，法务部***有关《少年法》修改案的说明资料中明确将其视为恢复性司法的实践程序。但因为该条款仅规定了法院审判阶段的和解劝告制度且和解由法官主导，有违恢复性司法要求的自律性，并且对加害少年参与和解有一定的强制性，因此也有反对意见认为其不属于真正意义上的恢复性司法。
2.和解劝告制度的实践。尽管存在上述争议，和解劝告制度导人后，立法机关和司法机关是开始运行该制度。但因为《少年法》和相关施行条例等未规定具体操作方式，最初该制度一直处于形式上运行状态。2009年5月左右，韩国大法院召开的少年保护裁判改善研究班上，参考民事上的调解制度，选出了《少年法》上的和解劝告委员，开始督促该委员会完善和解劝告制度，以实现和解劝告制度实质性的运行。各级法院也开始积极尝试开展和解劝告制度的运行。2010年5月起，首尔家庭法院开始了尝试，并取得了良好效果，至2010年9月30日，在提交的62个案件中，有48件达成了和解。
（1）首尔家庭法院的尝试。为了顺利运行和解劝告制度，首尔家庭法院制订了颇为详细的运行规则，就和解劝告的对象案件、和解劝告委员的选定、具体的运行程序等做了规定。
其一，和解劝告的对象案件。考虑案件的类型和性质、对被害人造成的损害程度、加害人非法行为的过程等，可以作为和解劝告对象的案件包括：第一，适合进行和解劝告的案件类型。①刑法上暴行罪、胁迫罪、特殊暴行罪、伤害罪、恐吓罪以及因此违反《暴力行为处罚法》的罪行。②盗窃罪、特殊盗窃罪、违法使用机动车等罪以及各罪的未遂犯。③损害财物罪、重损害罪、特殊损害罪。④其他被认定有必要进行和解劝告的案件。第二，数个犯罪的情形。考虑和解劝告委员业务负担和所需时间等因素，对数个犯罪是否可以进行和解劝告，设置如下标准：①加害人一人犯数个性质不同的犯罪的，原则上不进行和解劝告，但如果认定其中的部分犯罪适合适用和解劝告的，仅对该部分犯罪适用和解劝告。②对惯犯不适用和解劝告，对作为竞合犯处罚的情形，被害人原则上不超过3人，且各犯罪的总时间间隔原则上不超过6个月。③加害少年为数人的，原则上不得超过5人的案件才适用和解劝告，但数名加害少年与多数案件有关的情形除外。④加害少年为1人，但受害人为数名的情形，原则上不超过3人的案件才适用和解劝告。⑤一个案件中加害人和受害人均为数人的，原则上加害少年不超过5人、受害人不超过3人的案件才适用和解劝告。第三，成为和解劝告对象案件的其他要件。①加害人为犯罪少年或触法少年。加害少年为虞犯少年的，因还不存在具体的被害人，所以当然排除。此外，被害人是否为少年对和解劝告的开展并无影响，但被害人过小（10岁以下）则排除适用。②事实关系清楚，加害人承认犯罪事实。承认犯罪事实并非意味着坦白，但否认全部或部分犯罪事实，或者主张正当防卫的情形，以及否认对犯罪行为应承担的责任的，排除适用和解劝告。当然，虽然否认了部分犯罪事实，但是如果该部分为细枝末节的事实，且在警察侦查阶段予以否认，但在调查或审理期间又承认的，可以适用和解劝告。③被害人同意。被害人是否同意完全取决于其自由意思表示，只有被害人和保护人（被害人为未成年人的情形）同意参与，和解劝告程序才可能开展。④加害人未明示反对。为达成和解劝告所期待的效果，原则上需要加害少年和其保护人的同意。但《少年法》为了确定和解劝告的期限，并不以加害人的同意为其要件，因为在有些情况下，为了加害少年行为的矫正，有必要进行和解劝告，此时，仅要求被害人必须同意，而对于加害少年和其保护人则要求“未明示反对”，即可进行和解劝告。
其二，和解劝告委员的选任。第一，必要性和适格性。和解劝告不能像以法官为中心的审理一样运作，而必须以被害人和加害人能动地参与对话会谈的方式开展，因此有必要具有专业知识的和解劝告委员的参与。第二，和解劝告委员的委任、任期、报酬。法院院长可以从心理学、教育学、精神医学、保健护理学、社会福祉学、家族***学、谈判学、家族关系学以及其他与少年保护案件有关的领域中具有专门知识和经历者中，委任和解劝告委员（《首尔家庭法院关于和解劝告委员的委任和报酬等内规》第2条第1款），任期1年（同内规第2条第2款），和解劝告委员的报酬、旅费、住宿费等费用适用首尔家庭法院调解委员的标准支付（同内规第5条）。第三，实际选任人员情况。首尔家庭法院2010年5月7日共委任了15名和解劝告委员，其中律师5名，具有硕士和博士学位的青少年咨询专家和纠纷解决专家10名。15名委员分为5组，每组3人，由工名律师和2名其他专家构成。
其三，具体程序的运行。第一，和解劝告对象案件的选定和对关系人的通知。少年部法官在论新分配的案件时，如果认为符合提交和解劝告委员程序的，可以将“是否属于适合进行和解劝告的案件和关系人的意思”等内容包括在调查对象中，作出调查命令。如果认定须立即开展和解劝告，则可以省略调查官调查的程序，在确认当事人的意思后直接提请进入和解劝告程序。对于当事人意思的确认，在法官作出调查命令的情形，由负责的调查官进行确认，其他案件由法院参与官或事务官进行确认。经过调查，被判定为提交和解劝告的案件的，法院事务官依据顺序将被害人和加害人的人员信息和犯罪事实等通过邮递或传真等适当的方式发送给该案的和解委员（1名律师和2名其他专家），以便委员们能够了解案情。法官或合议庭可以指定和解劝告期限，然后传唤当事人和关系人以及和解劝告委员，考虑到和解劝告委员们事前可能会与被害人和加害人面谈，在期限的指定上要留有余地（大多指定4周以上）。2名和解劝告委员专家，为在期限内顺利完成任务和确定当事人的意思，可自由确定事前与当事人之间的接触期限。第二，和解劝告具体的进行方法。和解劝告在法院准备程序室或调解室进行，为缓和气氛，法官不穿制式服装而穿便服。相关人员全部到场后，首先应从被害人和其保护人处取得同意参与和解劝告的同意书，之后法官对参与人员进行介绍，最后朗读和确认事实关系。尔后，原则上法官应退场，此后程序由和解劝告委员主导。如果金钱赔偿成为主要议题，和解劝告可能向民事或家事案件调解运行，和解劝告委员要将程序控制在表达各自立场和意见，寻求案件的核心争论点和责任范围，以谋求在损害赔偿和防止加害人再犯方面取得解决方案。在和解劝告期限内，双方圆满达成合意的，通过制作“和解劝告期限内合意书”，终结程序。加害少年被害人及其保护人等全部签名后，将原本存档，副本交付给保护人等。双方和解失败时，从和解劝告委员处收到报告的法官，应宣布因未达成合意而终结程序，根据情形，可依据终结之前的审理及时对加害少年作出保护处分。无论是否达成和解，和解劝告委员都应当制作“和解劝告委员意见书”并提交给法官或合议庭。第三，和解劝告期限届满后的程序和考虑事项。即便达成和解，因和解劝告只是个人间的合意，不具有法律上的强制力，负责的调查官在和解事项履行完毕之前，须检查其履行情况，并根据其结果，提出针对加害少年的合适的处分意见。尽管未达成合意，法官在作出决定时，仍然应该参考和解劝告委员提交的意见书等，确认加害少年和其保护人是否为和解作出过努力。
（2）大法院《少年审判规则》关于和解劝告程序的规定。在首尔家庭法院等实践基础上，2012年2月，韩国大法院总结经验教训，修改了《少年审判规则》，增设数个条款，对和解劝告的程序做了较为详细的规定，其中重要内容如下：其一，和解劝告程序的提出和撤回。《少年审判规则》规定法官拟进行和解劝告的，必须取得保护人和被害人的书面同意，同时规定违法少年、保护人和被害人在和解劝告进行过程中，也可以书面撤回之前所作的同意。其二，和解劝告委员会的委任和指定。根据《少年审判规则》，法官可以独自进行和解劝告，也可以安排和解劝告委员们进行和解劝告。对于和解劝告委员的构成，该规则吸收了首尔家庭法院的经验，规定“从具有纠纷解决专门素养和能力，或者法学、心理学、教育学、精神医学、保健护理学、社会福祉学、家族***学、谈判学、家族关系学以及其他与少年保护案件有关的领域中具有专门知识和经历者中”委任和解劝告委员。其三，和解劝告的原则。《少年审判规则》再次强调恢复性司法的理念，要求“少年部法官和和解劝告委员，应努力促使少年和被害人或地方社会成员等白发性地参与案件和解过程中，使因犯罪遭受的损害得到实质性的恢复，促进少年健全地回归社会。”
3.和解劝告制度存在的问题从上述和解劝告制度的立法和实践来看，对该制度的效果和作为恢复性司法的适当性与否可以初步得出肯定的结论。但是，若要确保该制度的长期效果，还必须解决以下几个问题：第一，《少年法》上的和解劝告制度仅仅适用于少年保护程序，而不能适用于刑事程序。在刑事程序中仅能适用刑事调解制度，这一刑事调解制度是否属于真正意义上的恢复性司法仍存在疑问。第二，恢复性司法程序以作为斡旋调解员的第三人介入加害人和被害人的交涉，以促使双方对话为其主要内容。但依据《少年法》第25条之3的规定，和解劝告制度由少年部法官主导，这有可能损害其公正性、当事人的自律性和中立性等，很难真正解决纠纷。第三，对于经过和解劝告程序达成的合意，其法律性质如何认定完全依据少年部法官的裁量，这同样存在问题，因此有必要对其法律效果作出具体化规定。与此相关联，对达成的合意书是否履行这一问题，也应该由专门和***的机构进行判断。第四，对在少年保护案件审理开始之前双方白发达成的和解，法官在作出保护处分决定时可能无法参考。
三、韩国恢复性少年司法制度对中国的启示
综观韩国《少年法》和少年司法过程中恢复性司法有关制度的制定和实践，可以归纳为以下三点经验：第一，经过十余年的讨论和实践，少年司法中实施恢复性司法的理念已为大家普遍接受，不仅在法官审判阶段强调恢复性司法，而且在警察侦查和检察官审查阶段也积极实施恢复性司法制度，以实现审判前的程序分流。第二，实施恢复性司法的目的不仅在于促使加害少年对受害人遭受的损失给予积极赔偿，更致力于加害少年的矫正和回归社会，这一理念并未仅仅停留在法律条文中，而是贯穿整个运行过程，甚至具体涉及法官的着装要求。第三，强调专家参与，在诸多程序中吸收法学、心理学、教育学等领域的专家介入，以确保警察、检察官和法官作出的决定更加科学、合理。
当然，韩国在恢复性司法制度的制定和实施过程中，也出现了很多问题：第一，2008年《少年法》修改时仅仅在法院审理阶段导人和解劝告制度，而未能为警察侦查阶段和检察官审查阶段提供法律依据。目前尽管可以依据其他法律法规实施警察侦查阶段和检察官审查阶段的恢复性司法，但《少年法》上相关规定的缺失导致少年司法中恢复性司法的实施缺乏整体性和系统性，甚至导致与《少年法》的相关规定发生冲突。第二，2008年《少年法》修改时导人法院审理阶段和解劝告制度，但最初实践效果并不理想，在前两年基本处于空转状态，最主要原因在于未能及时出台具体的操作指南。第三，目前《少年法》上的和解劝告程序仅仅适用于少年保护案件，τ诮衔严重的刑事程序能否适用尚存争议。第四，尽管有专家委员的参与，但恢复性司法的开展和决定的作出，仍由警察、检察官或法官主导，这可能损害相关制度的公正性和中立性，有违恢复性司法的本意，很难真正解决纠纷。
我国对恢复性司法的关注由来已久，有关少年司法中恢复性司法的构建也论述颇多。某些地区的司法改革中，在少年司法领域试行的暂缓、圆桌审判、社会调查、司法评估、心理干预、刑事和解、社区矫正等制度，也带有明显的恢复性少年司法的要素特征。2012年《刑事诉讼法》修改时，将诸如社会调查、刑事和解、附条件不等具备恢复性司法特征的制度纳入其中，也是少年司法的一种新尝试。但我国各地区少年司法的改革和实施存在较大的差异性和不均衡性，少年司法制度在我国仍处于边缘位置，相关制度亟待建立。韩国导人少年恢复性司法以来，有成功的经验，也有失败的教训。在我国少年恢复性司法的构建和实践中，上述韩国的经验和教训可以给我们些许启示：
第一，尽快制定少年司法的专门法律，将恢复性司法理念纳入其中，在总则部分将恢复性司法理念作为少年司法的一项基本原则。同时，从少年司法的实施流程来看，越早实施恢复性司法效果越好。因此，有必要将恢复性司法理念落实到少年司法的整个过程，包括警察侦查、检察官审查阶段和法院审理阶段。但需要注意的是，韩国《少年法》仅仅规定了法院审理阶段的恢复性少年司法制度，而未将警察侦查和检察官审查阶段的恢复性少年司法制度纳入其中，这导致恢复性司法的实施缺乏整体性和系统性，甚至产生冲突。建议我国在制定少年司法的专门法律时，能够尽量将三个阶段的制度纳入一部法律之中，以保证其整体性和系统性，避免产生冲突。
第二，重视具体制度的设置，使制度具有可操作性。韩国《少年法》导人和解劝告制度后的两年内，该制度实际处于空转状态，最主要原因在于未能及时出台具体的操作指南。首尔家庭法院的尝试取得了较好的效果，原因则在于其在和解劝告对象案件的选择、专家委员的选任和具体程序的运行流程等方面均作了具体细致的规定，具有很好的操作性。
第三，明确警察、检察官和法官等在恢复性司法过程中的职责和权限范围，确立其中立而非裁判的地位。恢复性司法强调自愿、和解和修复，因此当事双方自愿进行谈判，自愿达成和解是其应有之义。在此过程中，警察、检察官和法官等应处于中立地位，而不应由其强行组织和解或判定和解协议的效力。如前文所述，韩国在和解劝告制度的实施过程中，尽管有专家委员的参与，但恢复性司法的开展和决定的作出，仍由警察、检察官或法官主导，就被各界认为有违恢复性司法的本意。
第四，重视专家的作用，积极吸收青少年司法和保护各领域专家的参与。帮助青少年经历符合青少年特点的司法程序，是青少年人权保护的应有之义。因此，在青少年司法过程中，必须积极吸收了解青少年心理、精神、教育状况等领域专家的参与，才能作出更为科学和有效的决定。但我国现有司法制度从构建到实践，对专家参与的重视程度显著不足。韩国设置和解劝告委员的做法，包括委员的组成、委任等具体内容值得借鉴。
参考文献
[1][韩]郭炳善（音）：《的回顾和展望》，载《少年保护研究》第26号。
[2][韩]吴英根：《改正的课题与展望》，载《刑事***策研究》第19卷第2号（通卷第74号），2008年6月。
劝学出自篇8
关键词：《宣讲拾遗》 宣讲 善书 劝世文宝卷 劝善
善，应该说是中国社会最基本的道德准则。民间广泛流传的善书以劝善教化为目的，宣讲善书更是民众追求善的一种体现。善书的编者在内容、形式、语言等方面做出了有益的尝试，有效地发挥了善书的教化功能。同样以劝善教化为目的的劝世文宝卷的出现，与善书的广泛流传紧密相连，也成为民众精神家园的有力支撑。时至今日，我们对于善的追求并没有改变，只是我们需要更加有效地引导和帮助。借鉴宣讲善书与劝世文宝卷在劝善方面的成功之处，有利于公民自身的道德建设和社会和谐氛围的形成。
一、宣讲善书
善书的内涵和外延十分广泛，内容复杂，形式多样。广泛来讲，所有的劝善之书均可归入善书。日本研究善书的学者如服部宇之吉、小柳司气太、酒井忠夫均持此观点。[2]与日本学者对善书研究的宏观视角不同，我们在实际中经常用到的是善书的一个狭义的概念，即“宣讲”，这种宣讲也称“说善书”。车锡伦先生对宣讲善书这样解释：“但在民间也出现另一种‘宣讲’（其出现的时间不详），即用‘俚语歌词’讲唱一些传说故事、时事传闻，表彰民众认为的美德、善行。它们也倚称‘宣讲’：‘不拘乎地，不择乎人，不限以时，不滞以礼。宣之而如歌词曲，讲之而如道家常，因较之设学谨教，尤便于家喻户晓也。’这种宣讲也称‘说善书’”。[3]民间宣讲善书是受到了宣讲圣谕的启发而产生的。这一点也得到了学界的公认。但是，民间宣讲善书与***宣讲圣谕又不同。首先，它们的性质不同。民间宣讲善书是民间自觉的、非***性质的一种自发自我的教化。而宣讲圣谕，从它产生之日起就带有***的性质，即是“在地方官的指导下，由各地乡绅、士人、耆老富裕阶层合作开展的官设宣讲。”[4]
其次，它们在内容和形式上也不同。民间宣讲的内容加入了深入人心的故事，采用民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具有娱乐性。而***宣讲圣谕则条目固定、形式较为刻板。[5]因此宣讲圣谕在各地方宣讲推行时，身处社会下层的民众难以理解，很难收到实际的教化效果。也正因如此，民间宣讲善书受其启发，通过改变内容与形式，更加地贴近民众生活，广泛被民众接受。《宣讲拾遗》[6]作为代表作处处体现着上述宣讲善书的特点。
《宣讲拾遗》刊印于同治十一年（1873年），从卷首的自序中可以推断，《宣讲拾遗》的作者是出版乡村善书的书肆、兼任同善会的乡村书塾主人，姓庄，号跛仙。庄跛仙是在看到“乡***邻里间，有厌《集要》之故”的现象之后，希望借助更通俗易懂、更容易实践的《宣讲拾遗》，使之为民众重新听闻宣讲，从而达到宣讲教化的目的。[7]
围绕这一目的，《宣讲拾遗》在内容选择、表达形式、印刷方式等方面进行了有益的尝试，体现了其民间性的特点，顾及到了教化对象的广泛性和文化水平的局限性。
《宣讲拾遗》所采集的内容更加通俗易懂，朴实简明，也更加容易践行。它采取民间广为流传的故事传说，如：“燕山五桂”（即《三字经》：“窦燕山，有义方，教五子，名俱扬。”）、“三娘教子”“安安送米”等。故事紧密结合民间（城隍、土地、灶王等），传达了中国传统的孝亲、友善等思想。这些家喻户晓的故事所反映出的人生道理，成为民众日常所秉持的一种生活行为规则，使他们行善弃恶，安分守己。正是因为故事中这些平常人的事迹，使得劝善惩恶的思想从认知的层面上升到了实践的层面，行善不再是有钱人、上层阶级的专利，平凡的人也可以通过简单的孝顺父母、与人为善等行为来获得福报，做到知行合一。
《宣讲拾遗》中的故事采用民众喜闻乐见的形式，说说唱唱。“说”指散文，前面有“宣”字作为标注，内容通常是叙述故事发生的时间、地点、缘起、人物介绍等；“唱”一般指七字或者十字的韵文，前面有“讲”的标注，内容一般为人物的独白、对话、所想所见等。
此外，清代书坊的兴盛也成为《宣讲善书》广泛流传的有力推动者。从地域上看，《宣讲拾遗》广泛流传于甘肃、山西、江苏等18个省市。许多善书局，如上海广益书局、大成书局、章福记书局，济南同善书局等都曾刊印发行。清光绪癸未年季秋（1883年9月）的新镌木刻本卷末有详细的捐资人的籍贯、姓名、捐资金额。捐资人中陕西、山西人较多。最后有捐资金额的总数“六十四千五百文”，共印《宣讲拾遗》二百部。由此也可以看出，《宣讲拾遗》主要以善人捐募集资的形式流通。这种方式同时也是《宣讲拾遗》故事中所宣扬的捐资行善以获得善报思想的体现。
二、《宣讲拾遗》与劝世文宝卷
道光年间鸦片战争和太平天国运动的失败对晚清社会造成很大的影响，这不仅体现在***治的丧权辱国、，经济的衰弱，人民生活困苦，更加体现在给社会民众心理造成的伤痕。面对内外交困的社会局面，想要修复这种创伤和破坏的民间人士，发挥善书的传统，自觉地捐资刊印善书，劝善教化民众，为民众提供了他们急迫需要重建的精神家园。
与《宣讲拾遗》在同一背景下流传和发展的宝卷也发挥着社会教化的功能。宝卷是一种十分古老的、在宗教和民间信仰活动中，按照一定的仪轨演唱的说唱文本。[8]由于演唱宝卷一般都“照本宣扬”，因此演唱宝卷称为“宣卷”，它集、娱乐、教化功能于一身。宣卷从其本质上来说是一种民间信仰活动[9]，因此它首要的还是民间信仰的特征。宝卷的教化作用可以概括为“劝善”，宝卷发展到后期，劝世文宝卷出现，其教化功能得到加强。
（一）劝世文宝卷
劝世文宝卷这一名称的提出见于车锡伦先生《中国宝卷研究》。[10]按照宝卷的发展过程将宝卷分为宗教宝卷和民间宝卷，劝世文宝卷就属于民间宝卷。《中国宝卷研究》中对于劝世文宝卷的介绍相比其他类型的宝卷来说较为简略。
根据车先生的阐述，笔者从《中国宝卷总目》[11]和孔夫子旧书网上历史拍卖的宝卷中，辑出劝世文宝卷共18部，其刊刻或抄写时间主要集中于清末民国时期。这一时期，无论是宣讲善书还是宣讲宝卷，都进入了一个兴盛繁荣的时期。
关于劝世文宝卷的编者和抄写人，在相关的研究中并没有定论。《潘公免灾宝卷》之后有“板刻捐资姓名”，详细开列了捐资人籍贯姓名，每人至少捐资刊印五十部。清末人民在生活困苦的艰难环境下，能够出资刊印五十部甚至更多宝卷的人士，应该属于当时的富裕阶层。木刻本《太上感应宝卷》，卷首的序文概括了感应篇的特点和发展历史。另有龙角居士的序文，其中详细介绍了“三教弟子各执其是，交相诋毁，是以旁门林立，异说风生，以致大道半明”的社会现象。手抄本劝世文宝卷，没有抄卷人身份信息的明确提示，但抄写文字有固定的字体风格，书面整洁清晰。其中的《善福报宝卷》还有校对之后，红笔修改的痕迹。
综上所述，劝世文宝卷的编卷人和抄写人应该是民间社会中有一定经济基础和文化知识的人，他们重视自身的修养和宝卷劝善教化功能的实现，希望通过编辑和传抄宝卷来使“愚夫愚妇”明白从善去恶的道理，使社会风气有所改善。因此，劝世文宝卷中所选取的大多是孝亲、友善、以及因果报应的伦理故事，采用的形式多为民间宝卷的形式，唱七、十字唱词。
（二）《宣讲拾遗》与劝世文宝卷
劝世文宝卷中，明显受到《宣讲拾遗》影响的是《佛说至孝成仙宝卷》和《佛说爱女嫌媳宝卷》。《宣讲拾遗》的刊刻年代为同治十一年，这两部劝世文宝卷的抄写年代是宣统年间和清末民国时期。《宣讲拾遗》与两部劝世文宝卷具有时间上的承继关系。
两部宝卷的内容与《宣讲拾遗》第一训“孝顺父母”中讲述的两个故事一样，都说的是杨一哭坟孝亲和爱女嫌媳（即传统的“安安积米奉亲”）的故事。其形式上的相似性，更加能够证明《宣讲拾遗》对这两部宝卷的影响。两部宝卷在抄写时，只是删去了民间宣讲善书中“宣”与“讲”的标注。很明显，这两部宝卷基本照抄了《宣讲拾遗》中的两个故事，并未做任何改动。
民间宣讲善书和劝世文宝卷，其共同劝善教化的创作目的，促使它们在各自的发展过程中产生交集，宝卷向善书逐渐靠拢，尤其是劝世文宝卷身上处处体现着民间宣讲善书的痕迹。但需要指出的是二者终究不是同一事物，它们的源出不同、性质不同。车锡伦先生在《中国宝卷研究》中，进行了全面的概括。[12]
三、《宣讲拾遗》与劝世文宝卷的价值和影响
天下之物，最动人耳目者最易入人心。《宣讲拾遗》与劝世文宝卷的传播使民众明白了什么是善、怎样行善。虽然《宣讲拾遗》与劝世文宝卷不是同一事物，于民间社会而言，它们都是劝善之书，其中所承载的许多伦理教化内容，比如力行孝道、取财有道、宽以待人等，都是历经检验所沉淀下来的中国优秀的思想传统。它们成为民众生活的行为准则和内心精神世界的寄托，对民众的生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在经济快速发展的今天，多元文化相互碰撞融合，普通民众迫切需要建立自己稳定的精神家园，我们开始重新审视中国传统文化，寻找适合自己的安身立命的“根”。我们需要富有时代精神的“《宣讲拾遗》和劝世文宝卷”来宣扬以“善”为核心的传统道德，正确引导人们的行为。相比之前，我们有了更多的资源和途径，著作、电视电影、报刊杂志、网络自媒体等都应该成为重要而坚定的力量，回归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多一些真诚，少一些媚俗、商业化的成分，使人们能够从中汲取到充足的养分，弥补因现代化带来的道德和信任的缺失，帮助民众建立起自己坚实的精神家园。
注释：
[1]车锡伦：《中国宝卷研究》，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558页。
[2]刘岳兵，何英译，[日]酒井忠夫著：《中国善书研究之“序说”》，南京：凤凰出版传媒集团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
[3]车锡伦：《中国宝卷研究》，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559页。
[4][5][日]酒井忠夫：《中国善书研究》，2010年版，第524页，第509页。
[6][清]冷德馨，庄跛仙著：《宣讲拾遗》，北京：华夏出版社，2013年版。
[7]以上参见卷首“宣讲拾遗序”：“愚才疏学浅，不娴文辞。适有冷君，号德馨者，晤言书乐堂庄君，号跛仙者，手集古人遗事数款，条切身心，病中世俗，欲附枣梨，以资宣讲。恨无序语，嘱余为文，以冠其篇。愚思庄君之善心可表，冷君之美意堪嘉，遂不揣谫陋，草彻俚语。”
“序”：“近世所宣讲者，有《集要》一书，就十六条之题目，各举案证以实之，善足劝而恶足惩。行之数年，人心有转移之机。考其书，乃潜江王文选先生所采集也。余心焉慕之，兹又于古今所传有关教化之事，择取若干条，仿《集要》之体，而畅其义旨，颜之曰《拾遗》，亦恐乡***邻里间，有厌《集要》之故者，为之一新其听闻焉。鄙意之所存仅此，夫何敢同《集要》之书，遍传宇内哉？不意宣讲诸先生，谬为赏鉴，怂恿付梓，余深愧言之不文，不堪行远，特于镌成之日，书数语以自表云尔。”
[8]车锡伦：《中国宝卷研究》，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页。
[9]车锡伦：《中国宝卷研究》，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23页。
[10]车锡伦：《中国宝卷研究》，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5页。
[11]车锡伦：《中国宝卷总目》，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2002年版。
[12]车锡伦：《中国宝卷研究》，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559-560页。
参考文献：
[1]王培元抄本.佛说爱女嫌媳宝卷[Z].清宣统辛亥年（1911年）.
[2]佛说至孝成仙宝卷[Z].清末民国抄本.
[3]木刻本.潘公免灾宝卷[Z].咸丰八年（1858年）.
[4]太上感应宝卷[Z].民国木刻本.
[5]山东刘明则抄本.善福报宝卷[Z].清光绪元年（1875年）.
[6]真修宝卷[Z].清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刻本.
[7][清]冷德馨，庄跛仙.宣讲拾遗[M].北京：华夏出版社，2013.
[8]孙雪梅译，[日]酒井忠夫著.中国善书研究（增补版）[M].南京：凤凰出版传媒集团，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
[9]车锡伦.中国宝卷总目修订本[M].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2000.
[10]车锡伦.中国宝卷研究[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
[11]游子安.从宝卷道善书――近代劝善方式之传承[J].文学遗产，2008，（2）.
劝学出自篇9
日本人在发起劝诱时倾向使用“话题提示”其次是“开场白”第三是“关怀体贴”。而中国人的习惯是“开场白”其次是“话题提示”最后是“关怀体贴。赠送礼物时所说的「つまらないものですが，日中两国也不尽相同。请客吃饭时的发话，付款，两国也存在差异。本研究将在具体场合对劝诱进行具体分析。
关键词：先行研究 劝诱发话 「つまらないものですが 请客吃饭
中***分类号：H31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791（2013）01（a）-0219-02
随着全球化的发展，中国人与日本人之间的交流越发频繁起来。但是，交流间的误解和摩擦也随之增多起来。例如：劝日本友人再吃些东西时，他们会重复的说“吃饱了、足够了”以示谢绝。但是，一旦你把食物拿出来，他们就会把拿出来的东西全部吃掉。有的中国学生就会问：“这是为什么呢？有点儿不能理解。”这是因为，他们把对方的做法看成自己固有想法，按照自己的理解尺度来解读对方的意思，从而出现了这种状况。那么，日本人在想要劝诱人时，会如何发起会话？在赠送礼物时，又会说些什么？再者，邀请人吃饭时，他们又会说些什么呢？与日本人相比，中国人会如何做以上的事呢？两者的差异又在哪里？本研究想要对这样的问题加以研究。
学习日语的目的除了能够正确使用语法外，还能够和日本人进行流利的交流。但是，在现实生活中，即使能够正确的使用语法，也经常会和日本人产生交流上的差异。那是因为不是十分的了解日本人的生活习惯和语言表达习惯。因此，本研究从中国人和日本人的劝诱发话场面、赠送礼物场面，以及请客吃饭的场面进行考察、比较、分析，明了劝诱表现在日中语言文化下的不同。希望此研究对日语学习者在和日本人交流时有些微的帮助。
1 先行研究
所谓劝诱是指说话者邀请听话者（单数或是复数）和说话者一同进行相同的行动，或指说话者向听话者建议做某种行动（与共同***性无关）。（坂田2004）。
关于劝诱的研究不多，例如：有从日本的教育立场上分析劝诱的谈话构造（铃木2003、筒井2002）。有通过对日语中劝诱发话以及相应回答的问卷调查来对照分析日中语言行为的样式（刘健华1984）。作为劝诱表现所被使用的「シヨウ「シマショウ（樋口1992）和考察研究在劝诱表现里「シナイカ和「シヨウカ的机能（安达1995，姬野1998）等等。
这些研究大多数是从构造论方面、言语行为方面和表现行为方面进行的考察研究。但是，关于日中两国在具体劝诱方面的研究却不多，因此，本研究想要从具体的场面考察研究在日中言语文化上劝诱表现的差异。
2 关于劝诱发话
劝诱发话者在进行劝诱时，未必会直截了当的进行邀请，而是根据对方和场合，先向对方说一些围绕劝诱而展开的话语，例如开场白、关怀照顾、话题提示等等。以下例举了日中两国劝诱发话者关于劝诱周边话题的实例。
（1）开场白。
①寒暄。
例：日おはよう（早上好/こんにちは（你好）/お疲れ様（您辛苦了）
中 吃了吗？/最近挺好的？/最近干吗呢？
②打招呼。
例：日 お～い、C子！C君！Cちゃん！ C先生！
中 Hi！小李/ 喂！
③注目要求—— 引起对方注意的发话。
例：日 あっ/ あら/ あのさ/ あのーですね
中 那个～，嗯～
（2）关怀体贴。
①惶恐之意—— 观察对方的情况，表达恐慌，抱歉之意。
例：日 お忙しいところ大変恐縮ですが、（这么忙还来打扰您，太过意不去了）/ 突然、悪いけど。（这么突然，很不好意思，但是）
中 实在不爱好意思/知道你很忙，但还是不得不求你
②减轻对方负担—— 为减轻听者的负担而叙述条件，传达不是强求的发话。
例：日 先生のご都合がよろしければ。（老师是否方便呢？）/ どうしても無理って言うんだったら仕方ないけど。（这么说很无理，可是没有办法）
中 也知道最近工作很多，如果不方便的话～～/知道你很忙，要是没时间的话～～。
（3）探求方便—— 寻求听话者现在的状况，确认现在的状况，已做好发话的准备。
例：日 今ちょっと話せる？（现在说会话行吗？）/今お時間いかがですか（现在有时间吗？）
中 现在方便说话吗？/有空吗？
（4）话题提示—— 预告说话内容，寻求事实行为的可能性，然后暗示想要邀请之意，向对方做起发话准备。
例：日 とってもスポーツができると聞いたけど？（听说你体育很好？）
中 我听说了一件事/有个事，不知道该不该说。
以上就是劝诱周边话题的实例和意义。根据调查的结果，能够得到以下结论：日本人在劝诱人时，最常使用的是“话题提示”其次是“开场白”第三是“关怀体贴”。与日本人相对，中国人最经常使用的是“开场白”其次是“话题提示”最后是“关怀体贴。在“开场白”中，选择“打招呼”的日本人有很多，而选择“寒暄”的日本人却不怎么多。与日本人相比，中国人不论是选择“打招呼”还是选择“寒暄”，哪一个都很多。在“关怀体贴的发话”中，日本人经常使用“减轻对方的负担”，而中国人却多数选择用“话题预告”。
3 赠送礼品时的「つまらないものですが
3.1 从使用情况上看
在日语学习者的印象中，日本人给对方赠送礼品时，经常会说「つまらないものですが这也被认为是“关怀体贴”的一种。那么现在日本人还频繁的使用「つまらないものですが这种表达方法吗？中国人在送人东西时也会用「つまらないものですが这种方式吗？清（1999）对在百货商场购买中元节礼品的顾客进行了问卷调查。在赠送对方礼物时会说些什么这一问题，300名的回答者中只有1例使用「つまらないものですが，其次，作者对景德厚子关于「つまらないものですが的调查作了如下整理：
根据表1，在被调查的76名日本人当中，选择最多的是不使用「つまらないものですが这种表达方式，有27名。其次是根据场合使用的人数也较多（21名）。因此，可以说，现在的日本人不怎么使用「つまらないものですが这种表达方式。
根据表2可知，中国人对于赠送礼物时是否用「つまらないものですが这一表达方式问题的回答，对自己的上司或长辈会用，对友人不会史用的人最多（11名），而选择用的人只有3人。
通过这两个表的比较分析，能过得到这样的结论：日本人也好，中国人也好，在平常赠送礼物的时，不频繁使用「つまらないものですが，而是由根据场合和地位来决定的。
3.2 从使用情感上看
「つまらないものですが是一种对自己谦恭对他人尊敬的表达方法，并不是真的就是「つまらないものです（没价值的东西），是表达一种怀有谦逊感情的语言。同时也表达了一种“不是很值钱的东西，不用给予还礼”的感情。但是在中国，在送人东西时，经常会说“这是费了好大力气才找到的东西、这是好东西，只有在名品店才买得到”或者说“这是花了很多心思特意为你买的东西”“等这样的劝诱对方接受的发话，表明是费了很大的力气才得到的，无论如何也要收下的意思。
下面从「つまらないものですが的使用场合和当被劝诱者听到「つまらないものですが这句话时的反应方面进行论述。
“真的是不值钱的东西，价格很便宜” 的时候、“感觉与对方多少有些距离”的时候、“对对方抱有很大的期待”的时候、“对对方是否满意而感到不安”的时候，这时会用「つまらないものですが这种劝诱表达方法。例如像在7月的“中元节”和12月分的“岁末”，对经常照顾自己的长辈、上司、恩师或一个公司赠送另一个公司礼品时，通常会说「つまらないものですが这样的劝诱发话。
在过生日时或是以个人名义赠送礼物时侯，赠送礼物的人会考虑对方的喜好和性格，尽可能的选择适合对方的礼物，传达为了使对方从内心感到满意和高兴而尽心选择时，不说「つまらないものですが。而会说“如果能合你的意就最好了”“找寻了……喜欢的东西”“选了认为适合……的东西”等用这样的语言表达劝诱对方收下。
如果在不恰当的场合说了「つまらないものですが，就会带来像下面这样负面影响：“如果对人说了的话，就会想为什么那么在意呀？会感到很惊讶”（中国人）“相当的奇怪，说‘不是很多的东西’这样表达不是会更好么？”（马来西亚人）“对方太过郑重其事了”（中国人）“朋友的话，讨厌这种感觉，因为感觉不亲切”（中国）。
中国人和日本人在关于赠送礼物方面存在着差异，随着时代的发展，现在的日本人不再像人们印象中的那样，经常用「つまらないものですが，而是根据不同的地位和不同的场合来决定是否使用它，另一方面，中国人在给对方礼物时，总是向对方传达为了对方倾尽全力这种感情，并且这种感情是不受场合和地位限制的。
4 关于请客吃饭
在日本，想要邀请对方吃饭时，会说“今天，我请客”“一起吃个饭吧，时间12点”然后，双方就会一起去吃，被邀请的一方会说“谢谢”作为礼貌回答。谁提出的邀请，就由谁买单，很少考虑性别问题。但是在中国，男方邀请女方吃饭，男方付款。女性邀请男方吃饭，有女方付款的请况，但还是由男方付款的情况更多，这是关乎男方面子的问题。为了传达“自己热情、积极的态度”，会说：“尝尝这个，很好吃，我每次都会点”并主动把这道菜放到对方碗里。或者说“还有很多，多吃些，千万不要客气。”等等这样的话。因此，在要请人吃饭时，必须要注意对不同的人使用不同的方法和语言表达方式。
5 关于研究结果
对于劝诱在语言文化上的具体表现，如果只是按照自己国家的习惯进行交流的话、在异文化交流中就很容易引起误解和摩擦，因此，中国的日语学习者在用日语进行交流时必须要注意到这些。本论文从“劝诱发话”“赠送礼物”“请客吃饭”这三个具体的方面进行考察、比较，研究，得出了以下的结论。
首先，日本人在劝诱人时，经常使用的是“话题提示”，中国人却对“开场白”情情有独钟。在日本很少有人说像「おはよう（早上好）这样的寒暄，经常使用的是“开场白”。但是在中国，“寒暄”也好、“开场白”也好，两者均被经常使用。再者、日本人劝诱人时都带有减轻对方负担之意，相反，中国人要先根据劝诱行为的可行性，然后再暗示自己想要劝诱的这种心情。
其次，现代的日本人再赠送礼物时，是根据地位和场所才决定是否用「つまらないものですが这种表现形式。「つまらないものですが是一种自谦的，尊重对方的语言。在亲友之间是不使用「つまらないものですが，而是用其他的语言代替，表达出“用心选择”。在中国也有根据地位、场合来使用「つまらないものですが这样的语言，但如果在不适当的场合用了「つまらないものですが的话，就会造成「いや（讨厌、厌恶）这样的负面影响。在中国人的信念中，不论赠送什么样的礼物，都要表达出为了赠送给对方，费了很大的精力、对方无论如何都要收下的这种心情。
第三，在劝诱对方吃饭时，中国人都用一种非常积极态度来邀请对方，并且，根据性别不同，付款人也不同。但是在日本，并没用这种表现形式。
本文论述的是在日中言语文化下具体场面中劝诱所表现出来的差异。对于日中具体劝诱场面，日本人的表现方式、劝诱者和被劝诱者之间的心情和中国人的表现方式、劝诱者和被劝诱者之间的心情有着明显的差异。日本人也好，中国人也好，具体劝诱的时候，都是按照固有的交流方式进行交际。这是除了语法错误之外，引起交流摩擦和误解的最大原因。但是，本稿只是在“劝诱发话”“赠送礼物”“请客吃饭”三个具体的场合，从言语的角度进行分析，并不是从语法的角度进行考察的。因此，从语法上考察时今后的课题，并且，关于“请客吃饭”的劝诱场面，没有从心理角度进行考察，所以今后也有必要在这方面下功夫。
参考文献
[1] 鈴木睦.「コミュニケーションから見た勧誘のしくみ.《社会言语科学》第6巻第1号，社会言语科学会，2003.
[2] 筒井佐代.「会話の構造分析と会話教育.《日本语·日本文化研究》12，大阪外国语大学日本语讲座，2002.
[3] 劉健華.「勧誘·応答における日中言動行動の比較.大阪大学文学部，（日本语学）.1984.
[4] 長谷川哲子.「勧誘の談話における日本語学習者の発話の特徴.《立命馆源于文化研究》.立命馆大学国际言语文化研究所.2002.
[5] 景徳厚子.「異文化間コミュニケーションに影響を与える要因.第一章第一节《言语》.2000.
劝学出自篇10
二、活动时间：待定
三、活动地点：四川大学锦城学院
四、活动主题：文明——从角落开始
五、活动目的：
1、号召锦城全体成员共同参与锦城校园文明建设，共建绿色和谐校园
2、积极与商家寻求共同发展的长期合作模式
3、展现文劝成员共同建设校园的热情与决心
4、进一步扩大文劝在学校各成员中的影响，促进校园文明建设
5、积极推广锦城的“三讲三心”明德教育，进一步提高学生素质，维护好锦城的形象
六、策划主办单位：
四川大学锦城学院校文明劝导志愿服务队
七、四川大学锦城学院校园文明劝导志愿服务队简介：
四川大学锦城学院校园文明劝导志愿服务队（以下简称：锦城文劝），成立于2009年6月，是由院学工部和院团委直接领导的院级学生组织。锦城文劝以“以己之行，播种文明；以种之行，彰显文明”为宗旨，加强学生的自我教育、自我管理、自我服务的意识和能力，促进良好校风、学风的形成。自成立以来，积极参加学院各种活动，服务全院师生，为创造和谐文明的校园环境不懈努力，受到学院领导老师和学生的一致好评。
八、具体活动项目：
角落文化（具体活动流程见附件）
九、可行性分析：
1、文劝是院上组织，其主要负责校园、教学楼、***书馆、宿舍、食堂的文明，而角落文化又是一个位于教室、宿舍、楼梯间、洗漱间、卫生间等永久性公共传介媒体，直接接触10000多人；
2、角落文化主要用于做有益广告、闲暇解闷，其影响力远非其他一般性的学校活动能比；
3、角落文化覆盖面大，永久可靠；
4、加上贵公司严谨的管理和优良的产品，为顾客提供全方位服务，对于宣传效果而言，存在着稳定的基础。
十、赞助效益分析：
因为本次活动规模大，面向对象广，历时长，立意高，因此通过本次活动定会给贵公司带来不可低估的宣传效应，从而为贵公司树立良好的企业形象。这也是一次树立贵公司品牌的绝好机会。效应无限，期待您的参与。
十一、双方关系：
甲方（文劝）为减少学生消费的盲目性，填补角落文化广告这块空缺，特向贵公司提出赞助。
乙方（贵公司）为锦城学子生活和学习提供方便，为加强宣传力度，特予以赞助。
十二、甲乙双方权利及义务：
甲方权利和义务
1、甲方为乙方提供广告宣传场地
2、甲方在协议有效日期内有义务帮乙方对广告进行维护并杜绝其他广告在角落文化出现
3、甲方在角落文化成立之日准予乙方在校园悬挂横幅一星期，（内容：**祝贺文劝角落文化正式启动）
乙方权利和义务
1、乙方为角落文化提供活动赞助费
2、乙方自行（或者文劝帮忙）设计设计其广告模式并制作
十三、我们能为贵公司提供的：
1、100个卫生间的广告覆盖
2、260个班级的广告覆盖
3、3240个宿舍的广告覆盖
4、10000名学子的广告覆盖
附件：
角落文化：
一、前期准备：
1、设计文明标语若干
2、巡视校园，对需要添加文明标语的地方进行登记
二、活动开展时：
1、通知所有干事，安排人员进行粘贴活动标语
2、对活动当天的情况进行拍照，并写篇新闻稿，发到文劝的博客上，并发送院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