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文网商君书翻译篇1
关键词：马君武；近代翻译家；译事活动；翻译成就
中***分类号：H05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0118（2013）01-0374-02
马君武（1881-1940），初名道凝，字厚山，后改名马同学，号君武，是我国近代资产阶级民主***家、教育家、广西大学的创建人，也是一位杰出翻译家。马君武具有系统的科学知识、扎实的双语功底、进步的民主思想，这样的译者在中国近代是为数不多的。他怀着满腔的爱国热忱从事翻译，把西方先进的科学文化与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介绍给当时的国民。他的译作种类丰富，数量蔚为壮观。他的翻译作品，从知识的性质来说，涉及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与人文科学三大领域；从学科结构而言，关联***治学、经济学、社会学、心理学、字典编撰、哲学、文学、生物学、矿物学、化学、物理学、机械学等等。其自然科学译作涉及生物学、矿物学、机械学、数学、物理、化学，社会科学译作涉及历史、***治、经济、哲学，人文科学译作则包括小说、戏剧、散文、诗歌和人物传记。由于其翻译涉猎面广，马君武也就因此成为中国近代翻译史上继严复、梁启超、林纾之后的第四位翻译大家，也是近代史上广西重要的翻译家。其翻译活动及翻译成就对中国近代社会的发展与进步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在翻译领域，马君武怀着满腔的爱国热忱从事翻译，把西方先进的科学文化与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介绍给当时的国民。他不辞辛劳、笔耕不辍，因而译作颇丰。他与1901年春天开始执笔翻译，至20世纪30年代初期搁置译笔，其翻译历程持续了30多年。在其繁忙的一生中，马君武都表现出对翻译事业的热爱和在翻译领域“译”耕不辍的忘我精神.无论是在轮船上，还是在火车上，他都在进行着他挚爱的翻译。即使在办公时间，他也会见缝插针，时不时拿起译笔翻译一点东西。如果白天工作太忙，他也会在晚上抽出时间翻译。20世纪20年代中期，时任北洋***府司法部长的马君武尽管因工作繁忙而使其每日的翻译量有所下降，但他还是坚持每日提笔译书。可以说翻译已经成为马君武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正是基于其对翻译事业的热爱，和其在翻译的园地里勤奋耕耘与劳作，马君武才在翻译方面有了丰硕的“译果”。他的翻译作品可以分为自然科学译作、社会科学译作和文学译作三类。
马君武是从翻译自然科学著作走上翻译道路的。他的第一部自然科学译作是《史密斯代数学》，该译本现已佚失，具体的出版年份、篇幅等信息难于查证。其后，马君武对达尔文进化论思想进行了断断续续的翻译。1920年9月，达尔文的The Origin of Species（今译为《物种起源》）的全部译文以《达尔文物种原始》为题出版。马君武还翻译了德国科学家兼哲学家海克尔（Ernst Haeckel，马君武译为“赫克尔”）的系列演讲集《自然创造史》。除长篇著作外，马君武还翻译了一些自然科学方面的短文，以适应时代的急需，如《自然哲学·说热》、《酒类化学》、《汽机重说》、《矿物结晶学》、《炼锑法》、《结晶学》等。
马君武的社会科学翻译涉及的内容非常广泛，涵括历史、***治、哲学、经济、社会、民族心理、词典编译。他翻译西方***治文献始于译介西方女权理论，具体有《斯宾塞女权篇》，《足本卢骚民约论》（原本为卢梭（Jean-Jaeques Rousseau）的Du Contrat Social，这个题名现通译为《民约论》）。西方哲学的译介成果包括《唯心派巨子黑智儿学说》、《弥勒约翰之学说》、《唯物论二巨子底得娄、拉梅特里之学说》。经济方面的有奥地利维也纳大学教授菲里波维（Philippovich）的《国民生计***策》以及孙中山用英文著的《实业计划》。马君武唯一的社会学译作是被列为少年中国新丛书第五种的《斯宾塞社会学原理》。在民族心理学方面，马君武摘译了寓华22年的美国传教士明恩溥（原名阿瑟·汉德森·史密斯（Arthur Henderson Smith），马君武译为“十弥时”）所著的《中国人特性》（“Chinese Characteristics”）的第13章The Absence of Public Spirit（马君武译为《中国人无公共心》）。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德华字典》是马君武第二次留学德国时充分利用余暇编译而成的，这是他这一时期取得的另一项重要翻译成果。
在马君武的文学翻译中，诗歌翻译成就最大，因而也最为引人关注。1903年前后，他开始翻译诗歌。从现有的文献看，1903—1905年间，马君武笔耕不断，翻译了《米丽容歌》、《缝衣歌》、《哀希腊歌》、《重展旧时之恋书》和《临终之感想》（另一译名为《菲律宾爱国者黎沙儿绝命词》），其他译诗有《阿明临海岸哭女诗》（译于1907-1910年）和科学译作及戏剧译作中附带的译诗。在这些译诗中，《米丽容歌》较为忠实原文，其他的译诗增添删减改写颇多。
在戏剧翻译方面，马君武在1913年冬季至1914年秋季间，翻译了德国著名诗人兼戏剧家席勒的名作《威廉·退尔》。原剧由五幕构成，向观众呈现了不同阶层在反抗异族统治、争取民族***的斗争中的态度和行为。马君武的《威廉·退尔》全译本最初以“国民戏曲”为题，首刊在1915年1月20日由中华书局发行、梁启超主编的《大中华杂志》创刊号上，一直连载到1915年6月20日的第一卷第六期。
马君武的小说译作有俄罗斯著名小说家列夫·托尔斯泰的短篇小说《绿城歌客》和长篇小说《心狱》。这些都是马君武在第二次留学德国时期从德文译本转译的。《绿城歌客》原名《卢塞恩》，是托尔斯泰在瑞士一个名叫卢塞恩的小城创作的小说。小说讲述“我”傍晚入住绿城（卢塞恩）一家旅店所看到的人与人之间冷漠的关系。《心狱》是托尔斯泰长篇小说《复活》三部中的第一部，译文共有57章。尽管这是一个删节译本，但仍然受到读者的热捧。《心狱》于1914年9月初版，1916年9月再版，到1933年共出了四版。阿英曾说，马君武1914年译的《心狱》和林纾1918年译的《现身说法》在当时堪称“名著名译”。
作为中国近代杰出的翻译家，马君武诗歌翻译成就最大，其翻译活动及翻译成就对中国近代社会的发展与进步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在近代翻译文学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是中国近代译诗内容最丰、特色最著、影响最大的一家。他的翻译涉猎面广，译作种类丰富，数量蔚为壮观。因此成为中国近代翻译史上继严复、梁启超、林纾之后的第四位翻译大家，也是近代史上广西重要的翻译家。
参考文献：
[1]阿英.晚清文学丛钞·俄罗斯文学译文卷·叙例[M].北京：中华书局，1961.
[2]陈福康.中国译学理论史稿（修订本）[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0.
[3]陈玉刚.中国翻译文学史稿[M].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89.
[4]方华文.20世纪中国翻译史[M].西安：西北大学出版社，2005.
[5]高丽华.中外翻译简史[M].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9.
[6]高正琴.杰出的翻译家马君武先生[J].社会科学家，1995，（5）.
[7]龚喜平.南社译诗与中国诗歌近代化简论[J].外国文学研究，2003，（1）.
[8]郭小转.马君武与近代诗歌翻译[J].石河子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2）.
[9]郭延礼.中国近代翻译文学概论（修订本）[M].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5.
[10]李伟.中国近代翻译史[M].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9.
商君书翻译篇2
联络志士合力翻译
1937年11月，寓居北平的斯诺来到上海，会见了记者同行、文化界救亡领袖、“七君子”之一的胡愈之，以英文版《红星照耀中国》一书相赠。胡愈之阅读后，大有第一次与闻之感，从而萌生了把这本书翻译成中文出版的想法，以使各界人士对中共领导下的陕北这块“未知地”有一个真实而全而的了解。
他即刻付诸行动，四出奔走，联络了文化教育界11个熟习英文的救亡志士，他们分别是：林淡秋、王厂青、章育武、吴景崧、胡仲持、许达、傅东华、邵宗汉、倪文宙、梅益、冯宾，连胡愈之自己共12人。
胡愈之向他们讲述了翻译出版《红星照耀中国》的构想及意义，大家一致赞同，当下将全书拆分，各取部分章节，分头翻译。
12个人都是专家，未满一个月，各自翻译完毕，理顺润色后，交到胡愈之处。胡愈之夜以继日，列各人译文作了认真校阅，发现疑难文字及时与斯诺磋商，力求准确达意；最后在文句上再作修饰，使整本书从头到尾浑然一体，风格如一。
空挂起出版社招牌
书是译成定稿了，出版却碰到了难题。
当时上海已被日寇侵占，只剩下称为“孤岛”的租界。胡愈之连走了几家日占地的出版社，都是不果而归，因为出版商担心遭日***残暴镇压而不敢接受。至于租界里的出版商，因美、英等国宣布在中日冲突中恪守中立，所以也都婉言拒绝了胡愈之送上门来的生意，以免引来麻烦。
胡愈之不甘半途而废，决计作瞒天过海的“地下”出版。他在自己住所的福熙路(今延安中路)安乐村一七四号，挂起了有名无实的出版社招牌――复社，将书稿交与熟识的商务印书馆工人印刷装订。
印刷工人熟识、敬仰“爱国七君子”之一的胡愈之，甘冒风险暗中印刷。胡愈之一时筹措不到资金，工人们答应先把书印出来，待卖了书后再付印刷费。
翻译此书的11位同人，也都明确表示但尽义务，不要稿酬。
买纸张的钱，也是胡愈之采取秘密推销预订的办法，预收书费每册1元，用于支付第一版的纸张钱。
斯诺助一臂之力
斯诺早在来华之初，就耳闻目睹了中华民族饱遭内忧外患，他发誓要对中国的老百姓有所帮助，也因此置安危生死于度外，潜赴陕北采访，写成了《红星照耀中国》。而今，为使中国民众真实地了解中国***及其领导下的苏区，他又对胡愈之翻译出版此书给予了大力支持。
斯诺先是对原作进行了修改补充，增加了在“红色中国”采访时拍摄的大量照片，其中包括穿红***服、戴红五星八角帽的半身照片。斯诺自称，这是为所拍众多照片中最好的一张。
斯诺将版权无偿赠送给了胡愈之。他在为此书写的序言中表白：“复社是由读者自己组织起来的非营利性质的出版机关，因此，我愿意把我的一些材料和版权让给他们，希望这一个译本，能够像他们所预期的那样，有广大的销路，值得介绍给一切中国读者，对于中国会有些帮助。”
改书名以利发行流传
关于中文译本的书名，胡愈之再三斟酌，考虑到日寇视***为死敌，当局对中共尚未正式“解禁”，若以原名“红星照耀中国”出版，这“红星”两字太引人注目，于发行大有障碍，于读者也不安全。为掩敌耳目，胡愈之决定把书名改作“两行漫记”，让人乍一看，还以为是一本游记呢。他的这一改动可谓用心良苦。
只短短二个多月，中译本《西行漫记》问世，第一版印了一千册，并通过秘密渠道将书送到讯者手中。因为内容都是神秘的“红色中国”的人和事，又因胡愈之只收工本费，故而此书成了抢手货，一传十传百，销路大开，不只行销日占区、统治区，还畅销港澳及海外华人区。
商君书翻译篇3
关键词：理雅各 论语 道
理雅各（James Legge，1815―1897）是一位有国际影响的汉学家。他所译《论语》在当时开创了西方汉学新纪元，直到今天仍被奉为标准译本。理雅各素以“忠于原作为己任”，译笔严谨细腻，对中国古典著作的研究功底深厚，后来的翻译者都能从他的译文中获取有益的成分。就连学贯中西的文坛怪杰辜鸿铭也承认他是“对中国经书具有甚为渊博而死板知识的学究”。
一
一般认为，翻译时应以句子为最小的理解和翻译单位，可词是构成文章的最小单位，如果不把词的意义准确地表达出来，译文必将流弊丛生，无以成篇。所以翻译界前辈王宗炎提出：“辩义为翻译之本。”辩义之准确在于用词，在于“恰”到好处，毋不及，毋过分。而辩义的前提是理解，好的译文理解是基础，经典的翻译尤为如此。在《论语》这部儒家经典中，一些核心词如“仁”、“礼”、“道”、“君子”等，意义丰富，体现了儒家思想的精髓。不把这些核心词全面、准确地翻译出来，就不可能有成功的英译《论语》。
在这些核心词中，“道”的涵义是最复杂、最难把握的。在《论语》中，“道”字出现了80多次，这诸多的“道”字，有词性的不同，有概念上的相异，有层次的差别，有方向的各异。杨伯峻在《论语译注》中将其用法归纳如下：
（一）孔子的术语（44次）；
（二）合理的行为（2次）如：三年无改于父之道（1.19）
（三）道路中途（4次）如：中道而废（6，12）
（四）技艺（1次）如：虽小道必有可观者焉（19.4）
（五）动词“行走”（1次），做。如：君子道者三（14.28）
（六）动词“说”（3次）如：夫子自道也（14.28）
（七）动词“治理”（3次）如：道千乘之国（1.5）
（八）动词“诱导”、“引导”（3次），道之以文（2.3）
以上归类也只是大概。而且即使在同一分类中，“道”在不同语境下的涵义也有细微的区别。如：作为孔子的术语，“道”有时指道德，有时指学术，有时指方法，因此在翻译时就不能用简单的doctrine或way来统而概之。更何况还有一些无法归入以上各类的他“道”。
另外，由“道”构成的复合词有：“道路”（1次），即指道路；“无道”（12次），其中指***治黑暗10次，指君主行事作风坏1次，指坏人1次；“有道”（14次），其中指***治清明、天下太平12次，指有道德、有学问的人1次，指好人1次。
总之，这个词义丰富、用法灵活而高频率出现的“道”，在英文中没有哪一个词与之对应，这就给译者带来了困难。该词的翻译一直是翻译界众说纷争的焦点，也成为衡量译者翻译《论语》水平的一个标准。理雅各翻译时，认真研究，他“不专一说，博采旁涉”，在选词上力求准确，故许多“道”的翻译反倒因难见巧，令人信服。他将“道”分别译为：truth、right、way、course、duty、path、studies、lead、rule等，这些对应词的选用不仅符合上下文，而且揭示了儒家的整体精神，因此忠实地将“道”字丰富的内涵传达给了读者，显示出他译作的一大优点：用词准确，译法灵活。
二
我们不妨来欣赏一下这位翻译大师的对“道”字的翻译：
1.道之以***，齐之以刑，民免而。（2.3）
If the people be led by laws，and uniformity sought to be given by punishment，they will try to avoid the punishment.（2.3）
本句意为，用***法来诱导他们，使用刑罚来整顿他们，人民只是暂时地免于罪过却没有廉耻之心。这里“道”字，连同下文中“道之以德，齐之以礼”（2.3）均为诱导，引导之意。因此理雅各译之为“lead”，意为influence the actions or opinions of sb。
2.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与议也（4.9）
A scholar，whose mind is set on truth，and who is ashamed of bad clothes and bad food，is not fit to be discoursed with.
读书人有志于真理，但又以自己吃粗食穿破衣服为耻辱，这种人不值得同他们商议了。这里“道”字指真理，译为truth意思是fact，belief，etc that is accepted as true。另有一处“君子谋道不谋食”（15.32），理雅各也恰切地译为truth。
3.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8.7）
The scholar may not be without breadth of mind and vigorous endurance.His burden is heavy and his course is long.
读书人不可以不心胸宽广而有毅力，因为他负担沉重，路程遥远。
这里的“道”字不指一般意义上的道路，而是指“士”求道行道之进程遥远。所以理雅各将其译为course：forward movement in time，非常符合上下文意。
4.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4.5）
Riches and honours are what men desire.If it can not be obtained in the proper way，they should not be held.
发财做官，这是人人所盼望的；不用正当的方法去得到它，君子不接受。此处“以其道”，即拿正确的方法，故译为in the proper way。另外，在“直道而事人，焉往而不三黜；枉道而事人，何必去父母之邦？（18.2）中，“道”字也指方式、方法，故“直道”，“枉道”分别译为in an upright way和in a crooked way.
5.所谓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则止（11.24）
What is called a great minister is one who serves his prince according to what is right.
我们所说的大臣，是拿合乎礼义的方式和内容去对待君王，如果这样行不通，他宁可辞职不干。这里right指of（conduct，actions，etc）morally good，即合乎礼义的，正当的。
“道”字除以上所列译法之外，还有“善人之道”（11.20），译为the characteristics（of good man）；“乐道人之善”（16.5），译为speaking of；“固相师之道也”（15.42）译为the rule；“虽小道，必有可观者焉”（19.4），“小道”译为inferior studies；“上失其道”（19.19），译为duties；“道千乘之国”，为动词rule“治理”，等等译法。
甚至连“邦有道”，表示***治清明，“邦无道”表示***治昏暗，在不同的篇章和语境中，理雅各的译文也不拘一格。如：when country were well/ill governed（5.7）；when good/bad order prevailed in his country；when good/bad government prevailed in the empire（16.2）；when right principles of government prevailed in the empire……when they prostrated，等等。
从上文中，我们不难看出理雅各对“道”字翻译选词之认真、严谨，因为每一个对应词既在词义上符合上下文，符合儒家思想的整体精神，又考虑到了对中国文化，尤其是“道”几乎一无所知的西方读者对译文的接受程度，使译文具有很强的可读性。可见，在该词的翻译上，理雅各基本上参透了原作者的意***，把握了其不同语境下的思想内涵，他采用“一词多译”，正是通过准确地词解原作的内涵原汁原味，怪不得前人评价理译《论语》不愧是一部“严谨的学者风格的著作”。
三
然而由于中西历史和文化的差异，理雅各对“道”的翻译也有缺陷。这主要出现在他对“道”作为孔子术语时的理解上。该术语在论语中出现了44次，理雅各多次将其译为principle。笔者以为，该词在哲学意义上不能等同于孔子的“道”。
英文中principle含义是，basic，general truth that underlies sth；principles：guiding rule for personal behavior。前者指原理、原则，后者指准则、规范。不管从哪层意义上来讲，principle都是指一些死板的、约定俗成的规则，只需要人去遵循。
在汉语中，“道”字是由道路及在道路上行走发展起来的。《庄子・大宗师》中说：“道行之而成。”这表明了“道”是一个具有动态性、过程性和动词性的词汇。从哲学意义上来讲，孔子之“道”，不论如何推广，必然是解决人自身问题的人道，而人道必然在行中体现。行是行进的、向前的，所以“道”也是在行进中开辟并不断发展的。
如：人能弘道，非道弘人。（15.29）
A man can enlarge the principles which he follows，those principles do not enlarge the man.
该句意为，人能够将道扩大，不是用道来扩大人。而“人能弘道”根本上说是人通过行动来“弘道”，这个动态的不断发展的“道”是不能简单地用死板的、静态的principles来表达的。这样的误译是由于理解的偏差造成的，或者也跟译者所处维多利亚时代呆板的英语有关。
总之，理雅各的翻译是学者型的，拘于准确，过于直译，但其最大的优点是忠于原文，使英文读者能够真实而直接地感受到东方古代文化的气息。然而由于时代久远，风俗习惯、语言因素和价值的差异，理雅各的译本中也有不足之处。翻译不可能尽善尽美，尽管略有瑕疵，理雅各的英译本《论语》仍不为翻译的善本。
参考文献：
［1］理雅各.汉英四书［M］.长沙：湖南出版社，1996.
［2］杨伯峻.论语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0.
商君书翻译篇4
一、而君幸于赵王
苏教版高中《语文・必修三》和《〈史记〉选读》（选修）都节选了《廉颇蔺相如列传》，且节选的内容完全一致，但书下的注解却有些出入，尤其是“而君幸于赵王”这一句，翻译的句子很简单，“但是您被赵王宠幸”，而书下注解却有出入。苏教版必修三注【幸，宠幸】，而《史记选读》注【幸，被……宠幸】，显然其中介词“于”引导的被动句，“于”即翻译为“被”，则“幸”译为“宠幸”为好。
二、莫之夭阏者
苏教版高中《语文・必修五》节选有《庄子・逍遥游》，教材注【莫之夭阏者】无所滞碍。夭，挫折。阏，遏制，阻止。人教版新课标高中《语文・必修5》（2004年7月）【莫之夭阏者】没有什么阻碍它。夭阏，阻塞。
首先，从结构上看，在古汉语中，“莫”是无定代词，表广泛的否定。若没有先行词，表示一种不强调范围的否定，一般指人，如“保民而王，莫之能御”、“国人莫敢言，道路以目”。汉以后，“莫”有了否定副词的用法，表示禁止性的否定，相当于“不要”；也可以表示一般性否定，相当于“不”。其次，从语境上看，此处用了“大舟深水，草芥浅水”的生活实例，进行假设论证。假如大鹏无强风凭借，则无法飞行；此时，无需任何人“夭阏”，大鹏也无法飞行。假如“培风”，则大鹏必定“抟扶摇而上者九万里”而***南；此时，任何人阻止它飞行，也是枉然（莫之夭阏者）。
因此，“莫之夭阏者”应该属于宾语前置句，应译为“没有谁能阻碍它（飞上九万里的高空然后向南飞行）”。
三、而征一国者
苏教版高中《语文・必修五》教材注解【而征一国者】而取得一国之人的信任的人。征，信。
首先，从字义上来看，在古汉语中，“而”，除常见的ér音外，还可读néng，见《汉语大词典》（缩印本，汉语大词典出版社，1997年，第5053页），【而2】néng通“能”。共义项三，义项能力；才能。《庄子逍遥游》：“故夫知效一官，行比一乡，德合一君，而征一国者，其自视也亦若此矣。”《荀子王霸》：“若是，则人臣轻职业，让贤而，安随其后。”于省吾《双剑诸子新***荀子二》：“让贤而即让贤能，而、能古音近，字通。”第1898页，徵1（征）其义项（5）信。《庄子逍遥游》：“故夫知效一官，行比一乡，德合一君，而征一国者，其自视也亦若此矣。”陆德明释文引司马彪曰：“徵，信也。”其次，“知效一官，行比一乡，德合一君，而征一国”，从修辞方法上看，为排比；从结构上看，是并列式结构：“智”、“行”、“德”、“而”对举，“效”、“比”、“合”、“征”对举，“一官”、“一乡”、“一君”、“一国”对举。因为“智”、“行”、“德”都为名词，分别可译为“智慧”、“行为”、“品德”，则“而”定为名词，因此，“而”译为“能力”为妥。人教版新课标高中《语文・必修5》及人教版全日制高中《语文（必修）第四册》中的《逍遥游》都注【而征一国】的“而”通“能”。是以“而征一国者”的“而”，宜作通假，通“能”，注解为“能力”。
四、彼且恶乎待哉
苏教版高中《语文・必修五》教材注解【彼且恶（wū）乎待哉】他还有什么要依赖呢？恶，何。
正如教材所注【恶】（wū）是疑问代词，相当于“何”，一般作宾语时，则其常置于动词前，引导的是宾语前置句。苏教版《史记选修》之《文言知识・宾语前置》也介绍，这种类型的句子，关键是有作宾语的疑问代词（如：谁、何、奚、曷、胡、恶、安、焉等）（详见P108）。因此，笔者认为【彼且恶（wū）乎待哉】正常语序应为“彼且待恶乎哉”，应译为：“他还要凭借（依靠）什么呢？”苏教版高中《语文・必修五》将其看作一般句式，误。人教版新课标高中《语文・必修5》及人教版全日制高中《语文（必修）第四册》都注解【恶（wū）乎待哉】凭借什么呢？也就是无所待。此注甚是。
《淮阴侯列传》是苏教版《〈史记〉选读》（选修）中的一个篇章，文言较为通俗浅近，但有几处还有待商榷。
五、大丈夫不能自食
教材注【食】读shì。
笔者按：王力主编的《古汉语常用字字典》关于[食]注音有二：（1）shí；（2）sì。而《古代汉语词典》、《汉语大词典》多一注音yì，用于人名。如汉代有郦食其、审食其、赵食其。此处，[食]应是一个动词，意为“给吃，喂养”。如《战国策・齐策四》：“左右以君贱也，食以草具。”《史记・商君列传》：“自粥于秦客，被褐食牛。”《诗・小雅・绵蛮》：“饮之食之，教之诲之。”《墨子・非攻中》：“故孝子不以食其亲，忠臣不以食其君。”是以[食]应注音为sì。shì音，此处或为排版错误。
六、信能死，刺我
教材注【能死】不怕死。
商君书翻译篇5
【关键词】孟子；梁襄王；民本思想；仁***
孟子在各诸侯国国君面前始终摆出一副高高在上的“架子”。直言不讳中折射出他的真性情，他曾说：“说大人，则藐之。勿视其巍巍然。……在彼者，皆我所不为也；在我者，皆古之制也，吾何畏彼哉！”（《尽心下》）特别是对那些情不投意不合的国君，批评起来一针见血，丝毫不留情面。
他初次见梁惠王，梁惠王问道：“叟，不远千里而来，亦将有以利吾国乎？”孟子当场就反驳道：“王何必日利。”他对梁惠王一开金口就谈利十分不满，接着又说道：“亦有仁义而己矣。”孟子的言外之意是，要想国家强盛，只要有仁义就行了。
无独有偶，与梁惠王的儿子梁襄王见面后，孟子对这位国君也是嗤之以鼻，交谈后一出来就对人感叹说“望之不似人君，就之而不见所畏焉”。
“望之不似人君，就之而不见所畏焉”句，许多资料上翻译为：远远望去不像个国君的样子，走近他，看不见有什么可敬畏的。对于译句中的“敬畏”，有些资料上还补注，“意思是没有威严的仪表”。
为什么梁襄王不像一个国君，从这些资料中似乎给我们一个信息就是：没有国君应有的威严。一些资料书由“卒然问之日”之“卒然”，认为是梁襄王缺乏沉稳威严的国君气度，言下之意是梁襄王像个胸无城府遇事惊慌失措的市井小民。
这样的理解很值得商榷，笔者分析为以下两点：
首先，“威严的仪表”是不是做国君的必备条件我们先搁置不论，我们的疑问是，“威严的仪表”是孟子衡量国君的一根标尺吗？
众所周知，孟子对一个国君最看重的是是否施行仁***，是否有民本思想。他认为“君仁，莫不仁；君义，莫不义；君正，莫不正。”“国君好仁，天下无敌焉。”这样看来，仁***措施、民本思想才是孟子考查国君像不像国君的重要标尺。
其次，如果孟子单凭简单的观望（“望之”“就之”），只凭外在的仪表、举止动作来评判一个人，即使是评判普通人都难免武断，“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更何况评判一国之君？
所以我们有理由怀疑孟子说梁襄王“不似人君”的原因并不是简单的一个不够沉稳的动作“卒然”，也不是外在的没有“威严的仪表”，而在于他思想深处的无所畏惧。
追根究底，问题的症结出在“就之而不见所畏焉”的翻译。单纯从语法的角度，“所畏”是“所”字加动词“畏”构成名词性短语，既可以翻译成“敬畏的地方”，也可以翻译成“害怕的地方”，一种是“梁襄王没什么让人敬畏的”，一种是“梁襄王对什么都不怕”。二者有天壤之别。因此，笔者认为该句不应该翻译成“走近他，看不见有什么可敬畏的（没有威严的仪表）”；而应该是“走近他，没看出他有什么惧怕”。
因此，我们有理由认为，梁襄王不像人君不在于他没有让人敬畏的威严仪表，而是孟子通过与他交谈，没有看到（听到）他有所畏惧。到这里，我们可以做个大胆设想，由于他在言谈中表现出无所畏惧，尤其对百姓无所畏，让孟子打骨子里反感，孟子才有“不似人君”的评判。
笔者如此推断的理由如下：
首先，“望之不似”与“就之不见”语义各有偏重。“望”，是远观，只看到外在的容貌、形态、一举手一投足；“就”，是走近，走近的目的是在把远观没看清楚的地方看得更清楚的基础上，进一步了解他的内心，通过交谈深层次地了解这个人的本质。所以严格说来，“望之不似人君”与“就之而不见所畏焉”句，不是因果关系，不是因为“不见所畏”，就有“不似人君”的结论。这两句是并列关系，通过远观和近察，发现梁襄王无论是外在容貌、形态、举手投足，还是内在的思想品德，都不像个国君。
其次，儒家主张君子应“有所畏”，比如《论语》里说，“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言”。虽然此处的君子不一定就是国君，但国君应该是像君子这样的人，“内圣外王”，是儒家的一贯主张。加之孟子主张人性本善，“无恻隐之心，非人也”。可孟子从与梁襄王言谈中，发现他无所畏，什么都不怕，不怕征战不怕杀伐，不尊重人的生命，杀人无所畏惧，与孟子心目中理想的行仁***国君相去甚远，于是有如此感叹。
商君书翻译篇6
一、考点梳理
理解并翻译文言文中的句子既考查考生的文言基础，又测试考生的文言文阅读能力和书面表达能力，是历年高考试题中的必考考点，一般以主观题的形式出现。考查的语句通常是比较抽象的议论性语句，涉及通假字、词类活用、古今异义、文言句式等文言知识。
二、答题方法
（一）正确理解文言语句
1.整体把握文意。要反复诵读全段或全篇，掌握全段、全篇的内容、意旨，据此才能准确“理解文中句子”的含意。如：“（韦凑）迁右卫大将***，玄宗谓曰：‘故事，诸卫大将***与尚书更为之，近时职轻，故用卿以重此官，其毋辞！’寻徙河南尹，封彭城郡公。”若译为“近期职权较轻，所以任用你来重视这一官位，还是不要推辞吧！”把“重”译成“重视”，显然没有从整段文字出发进行理解，是错误的。根据上文，韦凑升任了卫大将***，旧制是卫大将***与尚书交替任用，职权很重要，可近期卫大将***的职权较轻，所以应该是让韦凑担任此官职以加重这一官位，“重”应是使动用法，可意译为“加重”。全句正确的译文是“近期职权较轻，所以任用你以加重这一官位，还是不要推辞吧！”
2.根据情境，合理推断。文言文语句翻译题，往往在一些关键字词上设置障碍。这里的“合理推断”，实际上就是对词义的推断。在翻译时要特别注意结合所给材料的具体语境，正确理解和翻译句子，尤其是对没有把握的词语，可以根据上下文进行推断。如：“为吏者宜宣布德泽，为民除疾苦，宁少数匹驴耶？”若译为“做官的人应当宣布恩德，为老百姓解除困苦，（国家）难道还差少数几头驴吗”。这里对“宣布”“少数”没有翻译，而只翻译为“宣布恩德”，倘若光用嘴说，怎能为老百姓解除困苦，应该是“宣扬传布”;“少数几头驴”也说不通，“少”应是“缺少”，“数”就是“几”。该句应该译为“做官的人应当宣扬传布恩德，为老百姓解除困苦，（国家）难道还缺少几头驴吗？”
（二）直译为主，意译为辅
直译即遵循字字落实，一一对应的原则。字字落实就是严格地把原句的每一个词（一般是单音节词）都译成现代汉语。一般情况下，一个文言单音节词可以翻译成一个现代汉语的双音节词。如果有的词情况比较特殊或不便翻译成现代汉语，就可以进行意译。如：“太古之人，或巢于木，或处于穴。木处而颠，土处而病也。”其中“木处”“土处”要根据“巢于木”“处于穴”来理解;因为住在树上，所以“颠”意为“跌落”;“病”，名词活用作动词，译为“生病”，故翻译为“在树上居住会跌落，在洞穴里居住会生病。”
（三）遵循翻译五原则――留、换、删、增、调
1.留，指有的内容不用翻译，凡是古今意义相同的词语，或专有名词，包括人名、地名、国名、年号、朝代、官职、典章制度等可以保留原文，不作翻译。如：“淳安公主赐田三百顷，复欲夺任丘民业，文力争乃止。”其中“淳安公主”“任丘”“（韩）文”分别是封号名、地名、人名，均可保留不译，即“淳安公主受赐田地有三百顷，又想强夺任丘民众的产业，因韩文尽力相争才停止”。
2.换，将现代汉语中不用的文言词语换成与它意义相同或相当的现代汉语词语。如古今同形异义词、通假字等。如：“即偕诸大臣伏阙上疏，疏入，帝惊泣不食，瑾等大惧。”其中“即”译为“当即”，“偕”译为“与……一起”，“伏”译为“拜伏”，“惊泣”译为“惊哭”。
3.删，指删去文言文有而现代汉语中没有的某些只起语法作用没有实际意义的词语，包括句首发语词、陪衬语素、结构助词、个别只起语法作用的连词等。如发语词“夫”、表停顿的“者”等。
4.增，即增补原文省略句中被省略而现代汉语中又不能省略的部分。古汉语中经常省略表示人称的代词。如：“吾故市人家，生子而能业，吾业不废足矣，奈何从儒生游也？”其中“奈何”前缺少主语，翻译时要补出，译为“我们本是商人之家，生养儿子能够继承我的手艺，我的手艺不废弃就行了，（你）怎么能跟读书人交往呢”？
5.调，文言文的某些句式要按现代汉语的习惯调整，如宾语前置句、定语后置句、介词结构后置句等。
（1）宾语前置句，宾语要移至动词或介词之后。如：“是区区者，何难之有？吾侪愿尽力焉，沿途以行乞所得，供先生食。”其中“何难之有”为宾语前置句，翻译时动词“有”要前移，译为“这是区区小事，有什么艰难”？
（2）介宾短语后置句，介词短语要移到谓语动词之前。如：“先生以为经学本于文字训诂，刊布许氏《说文》于安徽以教士。”其中“本于文字训诂”“刊布许氏《说文》于安徽以教士”均为介宾短语后置句，翻译时，要将介宾短语提前，译为“先生认为经学应以文字训诂为基础，（便）在安徽印刷发行许慎的《说文解字》来教育读书人。”
（3）定语后置句，定语要移到被修饰限制的中心语之前。如：“会添设京卫知事一员，诏吏部选可者。”其中“一员”应为“京卫知事”的定语，要前移，故译为“恰逢（要）增设一位京卫知事，皇帝下令吏部挑选适合的人。”
【同步突击】
1.把下面两段文言文中阅读材料中画横线的句子翻译成现代汉语。
孔子曰：“君子有三思，而不可不思也。少而不学，长无能也。老而不教，死无思也。有而不施，穷无与也。是故君子少思长则学，老思死则教，有思穷则施。”
――《荀子・法行》
孔子曰：“夫富而能富人者，欲贫而不可得也。贵而能贵人者，欲贱而不可得也。达而能达人者，欲穷而不可得也。”
――《说苑・杂言》
（1）有而不施，穷无与也。
译文：
（2）达而能达人者，欲穷而不可得也。
译文：
2.阅读下面的文言文，把画横线的句子翻译成现代汉语。
张逸字大隐，郑州荥阳人。进士及第，知襄州邓城县，有能名。知州谢泌将荐逸，先设几案，置章其上，望阙再拜曰：“老臣为朝廷得一良吏。”乃奏之。他日引对，真宗问所欲何官，逸对曰：“母老在家，愿得近乡一幕职官，归奉甘旨足矣。”授澶州观察推官，数日，以母丧去。服除，引对，帝又固问之，对曰：“愿得京官。”特改大理寺丞。帝雅贤泌，再召问逸者，用泌荐也。……以枢密直学士知益州。逸凡四至蜀，谙其民风。华阳驺长杀人，诬道旁行者，县吏受财，狱既具，乃使杀人者守囚。逸曰：“囚色冤，守者气不直，岂守者杀人乎？”囚始敢言，而守者果服，立诛之，蜀人以为神。
――《宋史・张逸传》
（1）帝雅贤泌，再召问逸者，用泌荐也。
译文：
（2）囚始敢言，而守者果服，立诛之，蜀人以为神。
译文：
3.阅读下面的文言文，把画横线的句子翻译成现代汉语。
（方）克勤为治以德化为本，不喜近名，尝曰：“近名必立威，立威必殃民，吾不忍也。”自奉简素，一布袍十年不易，日不再肉食。每行县，杯汤不肯受。兖州守因童子进二瓜，笞而却之。而于人最恩，南冠过郡者必米醪遗之，不能步者僦舟车送之。同列以事夺禄，旦夕延共食。会饮醉，投案大诟去，礼待之益恭。及酒解，来谢。克勤阳为不知者，曰：“昔之夜，吾亦大醉，不识君何谢也？”晚益畏慎，昼所为，夜必白之天，俯仰无愧怍。
――《明史・列传》
（1）同列以事夺禄，旦夕延共食。
译文：
商君书翻译篇7
阅读下列文段，翻译画线语句。
秦孝公据崤函之固，拥雍州之地，君臣固守以窥周室，有席卷天下，包举宇内，囊括四海之意。并吞八荒之心。(1)当是时也，商君佐之，内立法度，务耕织，修守战之具；外连衡而斗诸侯。于是秦人拱手而取西河之外。
及至始皇，奋六世之余烈，振长策而宇内，(2)吞二周而亡诸侯，履至尊而制六合，执敲扑而鞭笞天下，(3)威振四海。南取百越之地，以为桂林、象郡：百越之君，俯首系颈，委金下吏。(4)乃使蒙恬北筑长城而守蓥篱，(5)却匈奴七百余里。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马，士不敢弯弓而报怨。于是废先王之道，焚百家之言，以愚黔首；隳名城，杀豪杰，收天下之兵，聚之成阳，销锋镝，铸以为金人十二，以弱天下之民。然后践华为城，因河为池，据亿丈之城，临不测之渊，以为固。良将劲弩守要害之处，信臣精卒陈利兵而谁何。天下已定。始皇之心，自以为关中之固，金城千里，子孙帝王万世之业也。(6)(节选自《过秦论》)
【参考译文】
(1)有并吞天下的意***
(2)以武力来统治各国
(3)用严酷的刑罚来奴役天下的百姓
。
(4)百越的君主俯首称臣，把性命交给秦的下级官吏处理。
(5)于是派蒙恬到北方修筑长城，守卫边境
(6)始皇心里自以为(倚仗)这关中的险固地势、方圆千里的像铁一样坚固的城池，就可以(成就)子孙万代的帝王基业。
【解析】上述六个句子，在翻译时都做出了较大调整，以致译文与原文字面意义有较大的距离，其中的原因就是句中含有不同的修辞方法。如第(1)处，对原句进行合并，译文简短，因为原文用的是特殊的排比手法，“席卷天下”、“包举宇内”、“囊括四海”、“并吞八荒”等四个短语意义相同。但于今看来，很不适宜。正如钱钟书所说“四者一意，任举其二，似已畅足，今乃堆叠成句，词肥义瘠”，所以做出调整，以合现代汉语之习惯。第(2)(3)(4)句，考虑到“振长策”、“执敲扑”、“鞭笞天下”、“俯首系颈”都是以具体写抽象的借代方法，所以译文不着具体，直译抽象了。第(5)(6)句中的“藩篱”和“金”，属于比喻，所以前者直接以本体代之，后者译为明喻了。从这些例句看出，读懂句中修辞，并准确翻译，是阅读文言文应有之能力。
二、问题探究
上述翻译中的修辞问题，人们对其处理仍具有很大的随意性。
如对于“执敲扑而鞭笞天下”和“俯首系颈”，教材的态度就不一样，对于前者，新老人教版教材都给出“用严酷的刑罚来奴役天下的百姓”这样的注释，而对于后者，老人教给出的注释为“意思是愿意服从、投降。俯首，低头，表示服从。系颈，颈上系绳，表示投降”，新人教给出的注释为“意思是愿意服从、投降。系颈，颈上系绳，表示投降”，大同小异。但都跟对待前者的态度不同，即没有直接用抽象的表达代替具体的描述。再说“俯首”和“系颈”其表达的抽象语意相同，正如“关门闭户掩柴扉”中的“关门”、“闭户”和“掩柴扉”相同一样。由此推想，对于句中借代词语的翻译到底是译出字面义好(直译好)还是译出其本体好(意译好)呢?传统的公认做法应该是意译好。那么其他常见修辞应该怎样翻译呢?
’比喻的翻译。明喻如“剽疾如猿猴”，调序可译为“像猿猴一样剽悍敏捷”；暗喻如“夫秦有虎狼之心”，译为明喻性语句如“秦王有虎狼一样的心肠”；借喻有时如“误落尘网中”，则以本体代喻体，直接意译为“误入污浊的官场”；有时仍是保留借喻的形式，如2010年高考全国卷I翻译题中的一个片段“汝爝火馀烬，敢与日月争明邪!”只能翻译为“你们这些微火残灰，怎敢与日月争辉啊!”。
互文的翻译。互文如“主人下马客在船”，合并翻译为“主人与客人从马上下来，已经来到船上”；如“榆柳荫后檐，桃李罗堂前”，合并译为“房前屋后广种榆柳桃李”。
合叙分承的翻译。“兵革非不坚利也”即用了该手法。“兵”和“革”连说，叫合叙；“坚”和“利”分别陈述“革”与“兵”，是为“分承”。这种手法在古文中比较普遍。
错综的翻译。“披星戴月”，是错综，可理解为“披戴星月”；“山清水秀”，可理解“山水清秀”。如“酿泉为酒”，是“泉酿为酒”的错综，可以为“用泉水酿出美酒”。，
夸张的翻译。夸张实是一种虚拟语气，翻译时，要传达出这样的语气来。如“怒发)中冠”，若译为“愤怒得头发向上顶起了帽子”，就显得太实；加上“像要”或“快要”，而译为“愤怒得头发像要顶起了帽子”。
【练习】
阅读下列各个文段，将其中画线语句翻译成现代汉语。
(一)(1)吾师道也，夫庸知其年之先后生于吾乎?
(韩愈《师说》)
(二)(2)句读之不知，惑之不解，或师焉，或不焉，小学而大遗，吾未见其明也。
(韩愈《师说》)㈡予尝求古仁人之・心，或异二者之为，何哉?(3)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
(范仲淹《岳阳楼记》)
，四)尝以十倍之地，百万之师，叩关而攻秦。秦人开关延敌，九国之师，逡巡而不敢进。秦无亡矢遗镞之费，而天下诸侯已因矣。(4)于是从散约败，争割地而赂秦。秦有余力而制其弊，(5)追亡逐北，伏尸百万，流血漂橹；因利乘便，宰割天下，***山河。
(贾谊《过秦论》)
(五)太守蔡兴宗临郡，深加贵异，以私米馈原平及山阴朱百年妻，原平固让频烦，誓死不受。人或问日：“府君嘉君淳行，憨君贫老，故加此赡，岂宜必辞。”原平日：“府君若以吾义行邪，则无一介之善，不可滥荷此赐。(6)若以其贫老邪，耋齿甚多，屡空比窒：非吾一人而已。”终不肯纳。百年妻亦辞不受。
(节选自《宋书・郭原平砖》)
㈥樊哙日：“臣死且不避，卮酒安足辞!夫秦王有虎狼之心。(7)杀人如不能举，刑人如恐不胜，天下皆叛之。怀王与诸将约曰：‘先破秦入成阳者王之。’今沛公先破秦入成阳，(8)豪毛不敢查堑近，封闭富室，还***霸上，以待大王来。故遣将守关者，备他盗出入与非常也。劳苦而功高如此，未有封侯之赏，(9)而听细说，欲诛有功之人，此亡秦之续耳。窃为大王不取也!”
参考答案
(一×1)我(是向他)学习道理啊，哪管他的生年比我早还是比我晚呢?(注意合叙。)
(二)(2)不理解字句，向老师学习，小的方面学习了；不能解决疑难问题，不向老师学习，大的方面却放弃了，我未发现他们的明智!(注意合叙。)
(三)(3)他们不因为环境好坏而悲喜，也不因为自己遭遇好坏而悲喜。(当心互文。)
(四)他们曾经以十倍于秦的土地，上百万的***}1人，开往函谷关去攻打泰国。秦人大开关门引敌深入，九国的***队(却)迟疑起来，不敢入关。秦人没有丢失一支箭那样的消耗，天下的诸侯(却)已陷入狼狈不堪的境地了。(4)这样一来，纵约解散了，各诸堡国争着型些基贿赂泰国。秦有富余的力量利用对方弱点来制服他们，(5)追堡走的败兵，互互堕基横市道整，血流(成河)，好像能漂浮起大盾竖。(秦人)凭借这有利的形势。割取天下的土地，(重新)划分山河的区域。(当心错综和夸张。)
商君书翻译篇8
关键词：商务印书馆；地理学；译著；近代化
晚清时期，商务印书馆是我国较大的民营出版机构，其翻译出版的地理学书籍在民营出版机构中占有一定地位。
一、商务地理学译著出版概况
笔者利用周昌寿编撰的《译刊科学书籍考略》，国立中山大学***书馆所编《新编中文书目：地理类》，结合艾素珍①②和邹振环③对晚清时期地理学译著的研究，对这一时期商务版地理学译著的书名、出版时间、出版数量等作了考证。经统计，商务印书馆在1897～1911年间出版了19种地理学译著。商务印书馆的地理学翻译出版工作始于1901年。这一年，商务出版了《地学讲义》和《日本地理志》两种日文地理学译著。到民国成立前，又陆续出版了《（中学）万国地志》《扬子江》《世界地理志》等地理学译著。在这19种地理学译著中，日译地理学著作有15种，占比78.95%。此外，来源于美国的地理学译著有3种，源自法国的1种。④
这一时期，广智书局、作新社、金粟斋、会文学社、通社、学部编译***书局等译书机构也出版了一批地理学译著。其中，广智书局的人文地理学译著与学部编译***书局的区域地理译著，出版数量多，品种全，形成了自己的出版特色。会文学社拥有范迪吉等知名译者。与这些专事译书的机构相比，商务印书馆的注意力集中在地理学教科书的编撰上，出版的地理学译著在数量上并不多。
二、主要著译者为归国留学生
晚清时期，商务印书馆的地理学译著主要由日本翻译而来，因而作者多是日本人。据笔者统计，1897年至1911年间有15种地理学译著译自日本，排重及加上合著作者后，日本个人作者有11位，包括志贺重昂、中村五六等集体作者为日本参谋本部。此外，来自美国的作者有忻孟和谦本途，法国作者为波留。
经笔者对晚清时期商务版地理学译著第一译者的统计，翻译两种以上地理学译著的译者仅有3人，分别是王建极、奚若和张元济，这说明这一时期译著的译者较为分散。归国留学生是译著的主要译者，其中以留日学生居多。邵羲是留日学生译者中的代表。1903年，他在上海预备立宪公会兼任会刊编辑员时翻译了《地文学问答》。由《译例》⑤可以看出，该书的译介与其留日经历有密切联系。留日学生通过翻译活动，传播了经日本人消化的西方地理学思想。
三、商务地理学译著出版兴起的原因
晚清时期商务印书馆地理学译著出版的兴起，一方面受到编译所设置这一内因的促进，另一方面也得益于留日热潮的推动和地理学教育的发展。
1.商务印书馆编译所的设置
在1897年建馆之初，商务印书馆只是一家专事印刷的机构。1902年，编译所的设置，使其重心转移到出版上来。经张元济举荐，蔡元培出任首任编译所所长。据蒋维乔回忆：“由蔡元培先定国文、历史、地理三种教科书之编纂体例，聘爱国学社之国文史地教员任之，蒋维乔任国文，吴丹初任历史、地理。”⑥可见，此时商务印书馆的选题环节由编译所长决定，并聘请教员编撰地理教科书。1903年，张元济接任编译所所长后，聘请蒋维乔为常任编辑员，庄俞编辑地理。半年时间，蒙学课本初稿十册编撰完毕。而后，商务印书馆“聘高凤谦为国文部主任，采合议制，先定编辑之根本计划，依此计划，审查已编成之蒙学课本”。⑦此时，商务印书馆已采用会议制来商讨选题。可见，商务印书馆编译所的设置，尤其是张元济担任编译所长后，地理学译著的策划出版开始步入正轨。
2.留日热潮的推动
甲午战争以后，中国掀起了留学日本的热潮。1896年，清朝***府选派13名青年学生留学日本。以后，留日学生逐年增加，1901年274人，1903年1300人，1905年8000人，1906年竟达12000人。⑧留日学生取代传教士，成为翻译出版界的主要译者。梁启超、罗振玉、张之洞等学界和***界人士都提倡翻译日文书籍。国内也建立了多家翻译出版日文书籍的机构。熊月之以《中国译日本书目综合目录》统计资料为基础，推算了中国翻译日文书籍的数量。他认为从1896年至1911年15年间，中国翻译日文书籍至少1014种。⑨在这一时期翻译的日文书籍中，社会科学、史地类的书籍数量增大，译自日本的地理学书籍也逐渐增多。
3.地理学教育的发展
19世纪末，中国人自办的新式中小学校多单独设置了地理课程。⑩京师大学堂等高等学校也开设了舆地课程。地理教育逐步在高等学校和中小学中开办起来。同时，***府也颁布章程，规定在地理以外的学科中设置地理课程。1902年，***府颁布《钦定学堂章程》，规定大学预备科、***科设置中外舆地课程，中小学设置地理课程。1903年，清***府颁行《奏定学堂章程》，规定经、文、格致、农、商等科皆应设置地理课程，在进士馆、译学馆、师范馆等都设各种地理课程。1906年，清朝***府颁布《优级师范选科章程》，规定在以培养初级师范及中学的师资为主旨的优级师范中，设置地理课程。
1905年，清廷废除科举制度，广设学校。新式学堂地理课程的开设，客观上推动了地理学教科书的出版。此时，中国传统舆地学已经不能适应新式学堂的需要，翻译日本地理教科书成为一条捷径，因而地理学翻译出版日渐兴盛。
四、商务地理学翻译出版的文化贡献
晚清时期，商务版地理学译著通常作为教科书使用，重心在于普及地理学知识。商务印书馆地理学翻译出版的意义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增进了国人对世界的了解
国人通过阅读商务版地理学译著，能够更加清楚地认识整个世界。商务印书馆译介的《地理读本》为美国人谦本***所著，是一套游记类译著。谦本***1903年从北美出发开始游历，到非洲结束，每游历一洲就刊行一本游记。这套游记经孙毓修译述后，1908年开始出版，国内外出版时间间隔很短。《地理读本》的译介，能够让国人及时且充分地了解世界概况，保证国人对世界认识上的先进性。译著采用“中国游历员语气”，通俗易懂。同时，译本也联系了郑和下西洋等国人知晓的历史知识，紧密结合了时下国内国际形势，让国人能够身临其境地跟随谦本***游历，进而轻松地认识这个世界。
商务版地理学译著让普通民众认识到中国以外的世界，了解到世界之大。通过阅读地理译著，国人打开了眼界，认识到自身的狭隘，从而引发了中国人世界观念的转变，促进了中国社会的变革。
2.促进了中小学地理教育的发展
与明末清初的汉文西书相较，商务版地理学译著通常作为新式学堂教科书使用。其中，《东洋历史地***》和《西洋历史地***》属于《最新中等教科书》系列，《地理读本》《（中学）万国地志》《地文学》《地文学教科书》等也作为中小学教科书使用。地理学译著的传播范围不局限于精英阶层，而是扩散到中小学生群体。
美国人忻孟所著《地文学》一书，经商务印书馆译介后即作为中学教科书使用。在翻译时，译者对原文作了一些适于国情的调整，以便普通民众阅读。由于作者是美国人，书中引证的美国资料很详细，译本中删去了与文中关系不大的附***。在标点符号上，译者“读用点，句用圈，遇专名则加点于旁”，符合国人的阅读习惯。为了简便地理单位，译本“以喱代英厘，沾英尺，即英寸，哩代英里”。由于中外地理单位不同，读者容易混淆，译者列出了中外地理尺度换算表，以便读者核对。清朝1905年废除科举制后，教育体制产生了重大变革。《地文学》作为中学教科书使用，广大的学生读者群体保证了该书的市场需求，促使该书初版一年后就再版。为了培养学生对地理学科的兴趣，商务印书馆译介了一些游记作为学生课外读物。《地理读本》即作为中学课外读物使用。该书体例新颖，采用了“旅行体”风格。译者孙毓修认为之前的地理课本“枯寂寡欢”，读来乏味。即便一些地理教科书采用了游记体裁，但是“作者往往未出户庭，仅集合他家之书，以己意附会之”。《地理读本》作者仍是美国名人谦本***，他学识好，写作质量也高。孙毓修将该书译介后作为教科书使用，能够培养学生的兴趣，使学生快乐地学习和吸收地理知识。此外，《地理读本乙编》书末还附有地***和其他地理教科书的广告，有益于学生进行延伸阅读。
商务印书馆重视译本的适读性，精心译介体裁新颖的西方地理著作，为学生提供了易于学习且不失趣味的地理教科书，传播新知。因而，这些地理学译著的出版客观上促进了中小学地理教育的发展。
3.加快了中国地理学的近代化
晚清时期西方地理学著作的译介，加快了地理学及其他科学知识在中国的传播。这一时期，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地理学译著多作为教科书使用。在使用译著作为教科书的过程中，中国教师潜移默化地吸收地理学译著中的学术思想和优良体例，从而影响了其今后的地理学教科书编撰实践。因而，商务印书馆地理学译著为清末新式地理学教科书的编撰提供了范例。
19世纪末20世纪初，地理学教科书的编撰在框架结构、知识体系和表述方式上，深受地理学译著（尤其是日本教科书译本）的影响。19世纪，西方地理学常采用数理地理学、自然地理学和***治地理学的三分法。在邹代钧《京师大学堂中国地理学讲义》等地理教科书中可见此种分类体系。清末出版的问答式、游记体、白话文教科书，均受到西方地理学译著编写体例的启发。同时，国人编撰的地理教科书多取材于日文地理学译著。一些辑录的地理教科书，明确表示资料来源中有日本地理学著作。总之，在商务印书馆等出版机构地理学翻译出版的推动下，国人在地理学教科书编撰中吸收西方地理学知识，促进了中国地理学近代化。
（肖超，陕西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讲师、博士）
注释：
①②艾素珍.清末自然地理学著作的翻译和出版[J].中国科技史料，1995（3）：16-22，26-35.
③ 邹振环.晚清西方地理学在中国――以1815至1911年西方地理学译著的传播与影响为中心[J].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353-406.
④ 肖超.商务印书馆地理学译著出版研究（1897～2012）[D].南京大学，2014：155～165.
⑤ 邵羲.译例[M]//邵羲.地文学问答.上海：商务印书馆，1903：1.
⑥⑦蒋维乔.编辑小学教科书之回忆（1897～1905年）//蔡元培等.商务印书馆九十年：我和商务印书馆[Z].北京：商务印书馆，1987：57.
⑧⑨熊月之.西学东渐与晚清社会[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508-509.
⑩ 褚亚平等.地理教育学[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2：14～15.
鞠继武编著.中国地理学发展史[M].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87：212.
地理读本叙例[M]// [美]谦本***.地理读本甲编欧罗巴洲.孙毓修译述.上海：商务印书馆，1908：2.
译例[M]// [美]忻孟.地文学.王建极，奚若译.上海：商务印书馆，1907：1.
毕苑.汉译日本教科书与中国近代新教育的建立（1890～1915）[J].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版），2008（3）：93.
商君书翻译篇9
[关键词]传媒文化特质；电影片名；汉译特点
随着间文化交流的增多、盗版影碟的横行和网络的迅速发展，我们越来越多地看到港台翻译的英美电影。有趣的是，香港、台湾与中国内地虽是同宗同族，但是我们常常体会到两地相互之间翻译习惯的差异，如Dr，Dolittle 2香港翻译为《D老笃日记2》，台湾翻译为《怪医杜立德2》；Desperado港译为《三步杀人曲》，台译为《英雄不流泪》。如1998年获第70届奥斯卡最佳影片提名的As Good As It Gets成了《猫屎先生》(港)和《爱你在心口难开》(台)；Good Will Hunting成了《骄阳似我》(港)和《心灵捕手》(台)。最近的如本届奥斯卡的大赢家Slumdog Millionaire香港叫《一百万零一夜》，台湾叫《贫民百万富翁》。再如The Curious Case of Benjamin Button，台湾译作《班杰明的奇幻旅程》，港译《奇幻逆缘》。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香港和台湾两地在翻译英美电影片名时产生如此大的差异?
一、电影翻译受到受众群的传媒文化特质的影响
从功能翻译理论来看，翻译是一种以译者为中介的有选择性和目的性的跨文化交际行为。语言学和翻译学家Nord提到“人类交际受情境的制约，情境又根植于文化习惯。”由此看来，电影片名的翻译，跟各地的文化背景密切相关。另一方面，电影作为大众传播媒介，有效传播性是必须优先考虑的问题。根据现代传播学理论，“社会中的人们往往根据自身的兴趣、需求、广泛的社会经验及文化等因素选择使用大众传媒。个人差异和社会差别是决定媒介影响的重要因素。”因此，在主要通过翻译途径实现的电影的跨文化传播过程中，电影必须关注片名作用的受众。受众不同，会采用不同的翻译策略。译名既然是以本地观众为目标，就必须符合本地观众的欣赏与品味水平，符合整个受众杜群的文化倾向。虽然从宏观上讲，香港、台湾与中国内地同宗同族(群)，又是粤文化和闽南文化的辐射区域，但是从微观上看，香港和台湾两地在社会制度、文化环境、生活方式等方面多有不同，由此致使双方在***治理念、价值取向以及目标诉求等方面存在差异。由此看来，两岸不同的传媒文化特质深深地影响了英语电影片名的汉译策略和手段。
二、港台传媒文化特质对比分析
1，香港传媒文化特质
香港原属广东省新安县(今深圳市)，鸦片战争以后清***府被迫将其割让给英国。在此后的一个半世纪里，中华文化与西方文化在这里碰撞、交融，逐渐形成了它颇为独特的文化景观。一方面，在传媒领域，香港实行英式自由，有相当大的自主空间。香港媒体在传递信息、引导舆论、监督***府、教育民众、提供娱乐等方面十分活跃。另一方面，香港作为国际贸易自由港，经济的繁荣带来了商业的繁荣。根据美国经济学家T.Cowen在《商业文化赞歌》一书中的陈述，商业不仅不是反文化，而是把文化活动(包括文学、音乐、绘画和电影等)推向高峰的原动力。传媒精神与商业精神有着以下的共通性：一是炫耀性共通，传媒是商业最有效和不可或缺的炫耀展示平台，同时亦借商业的力量炫耀自己；二是性共通，传媒着受众的需求，商业力量着消费者的需求。所以，香港的商业文化的繁荣赋予了其更加自由甚至肆无忌惮的传媒空间。所以一说起港式文化，便立即有了跑马文化、饮茶文化、麻雀(将)文化、电视文化、八卦文化、炒楼炒股文化等各式各样文化的同时登台亮相，撩人眼花。香港处于中西文化之间，却因为殖民地的教育与文化***策，令学生对两边传统的认识都相当破碎。香港文化一直是处于解构之中，批判性多而建设性少。与之相对应，在文化传媒作品上表现为明显的香港性特质，即商业性、草根性、无父无君性、移民性，还有一点遗民心态。周星驰的无厘头式的幽默在香港百姓中如此受欢迎，本身就有其草根叙事的共鸣在里面，它明显带有非主流、非正统的反精英气质和自发性、非功利的“爱美”(Amateur)性格，一种压抑不住的原创性。他是以小市民所乐见的喜剧形式来表达，呈现出一种原本应是悲剧式反抗的、庶民的胜利。这种风格，是华语文化中所不可复制的一个标本。
2，台湾传媒文化特质
对台湾文化渊源流变的追溯可以看出，台湾文化具有多元性。原住民文化、近代西方海权文化、闽粤文化、日本殖民文化、中国传统文化、现代欧美***治文化和大众消费文化，都是台湾文化的源头，都曾被接纳到台湾文化之中，都对台湾文化的形成发展起到过一定作用。但总的来看，台湾文化仍属于中国文化的一部分，仍是中国文化下的一种地方文化。这是因为，台湾的语言、文字、艺术、伦理、哲学、思维方式、价值取向、、审美情趣等文化“深层结构”，以及饮食习惯、节日习俗、婚丧嫁娶、各种礼仪等“表层结构”，均沿袭中国传统，并未因其他文化的浸染而出现质变。不同于香港的一直处于解构中的文化，台湾传媒文化是先解构而后建构，对传统的继承很多，具有浓厚的古典文学和乡土文学积淀。但同时台湾和香港双方在经贸、交通、旅游、报刊出版、影视制作等领域始终保持着互动关系。上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台湾***治经济形势的深刻变革，台湾文化吸纳了更多的外来文化元素，内容更为丰富，源自美、日的大众消费文化传入台湾。这种以个人主义、享乐主义、急功近利、满足个人感官需要为核心要素的“速食”文化迅速流行起来，蔚为风气。与之相对应的是，在大众传媒上出现了高度娱乐化。
三、港台的电影片名汉译特点对比分析
1，香港传媒文化特质下的电影片名汉译特点
(1)草根性的特质带来的是港译片名大量使用了粤语发音和香港本地方言俗语。如《宝贝小猪唛》(Babe)、《超能塞豆窿》(Baby’s Day Out)、《头奖拍住抢》(Lucky Numbers)等都是用粤语做为片名，明显带有香港制作的烙印，体现出草根、平民文化在香港这个在外人看来很“洋派”的都市的坚忍不拔姿态。又如The Cable Guy译为《线鬼衰人》，The Princess Diaries译为《走佬俏公主》，Scary Movie系列译为《搞乜鬼夺命杂作》，snatch译为《边个够我姜》就是典型的例子。还有更过分的，如Adaptation译为《何必偏偏玩谢我》，Pay It Forward译为《拉阔爱的人》。
(2)商业性的特质使得港译片名带有浓厚的香港庙街电影特色：香艳、暴力。和很多港产电影名一样，港式翻译往往选用那些刺激、煽情的字服做影片名。如Things AreTough All Over译为《糊涂宝贝上错床》，Dr.T＆the Women译为《医尽女人心》；A Night To Remember译为《摄魄》，You’re A Big Boy Now译为《艳侣迷魂》。这样的片名其实和电影故事毫无相关，只能说纯粹是为了商业目的，不择手段来吸引公众的眼球。
(3)移民性与无父无君性的特质产生了以英文“译”英文的奇怪译法。以英文“译”英文是港式译名的一个鲜明特征之一。如The Other Sister译为《爱情DIY》，Tycus泽成《Y2K大毁灭》。DIY最初为计算机术语，意思为自己动手组装，而Y2K就是电脑“千年虫”。香港虽然是英语为***母语，但我想大多数并不熟悉计算机语言的香港市民看到这样的译名一定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这样的电影译名恐怕只有香创。
(4)一点点的遗民心态导致港泽中为数不多的改换中国古诗古词做片名。港译片名中偶尔会出现舞文弄墨之态，如将The Sound of Music(音乐之声)译为《仙乐声飘处处闻》，极具缥缈仙气。此句语出唐代大诗人白居易的名篇《长恨歌》。诗中原文为“骊宫高处入青云，仙乐风飘处处闻”，被改掉一个字。虽说主要强调动听歌曲、美妙音乐这一市场卖点，但似乎缺乏文艺片片名所特有的雅致。再如根据海明威的名作The sun Also Rises(《太阳照样升起》)改编的同名电影片名译为《妾似朝阳又照君》，显得矫揉造作，晦涩艰深。
2，台湾传媒文化特质下的电影片名汉译特点
(1)浓厚的古典文学积淀产生了台译片名中大量古诗词或文言词的使用或改换。和香港的一点遗民心态下的矫揉造作不同，台湾传媒文化带有深厚的中华文化积累，在对欧美电影片名的汉译中出现了很多文辞隽永的译名。如pretty woman译为《风月俏佳人》，“风月”二字既点明了片中女主角的社会角色，又显得很雅致，符合文艺爱情片的特点。古典诗词使用的一个典型例子就是电影Lolita在台湾译为《一树梨花压海棠》。这个译名出自宋代词人张先和苏轼的一则文坛趣话，张先在80岁时娶了18岁的女子为妾，好友苏轼做一首贺诗调侃：“十八新娘八十郎，苍苍白发对红妆；鸳鸯被里成双夜，一树梨花压海棠。”这最后一句寓意老夫配少妻、白发对红颜，有一种的艳丽和含蓄。小说描绘的是老鳏夫亨伯特爱上自己年仅13岁的继女洛丽塔的畸恋故事，小说译本的副题就叫“鳏夫忏悔录”。因此“一树梨花压海棠”被用来比喻这个惊世骇俗的畸恋故事。
(2)婉约、细腻的本土文学风格使得台译片名有很强的文艺特质。台湾的文学创作尤其是诗歌创作，一直处于相当兴盛的状况。20世纪上半叶中国的新诗运动在台湾得到继续，其形式、语言、技巧日益成熟，这种婉约、细腻的文学风格也深深地影响到对欧美电影片名的翻译。像对生活片和爱情片名的翻译显出了浓厚的“鸳鸯蝴蝶”味道，如the remains of the day译为《去日留痕》，Howards End译为《此情可问天》，West Side Story译为《梦断城西》，As Good As It Gets译为《爱你在心口难开》，等等。
(3)近年来高度娱乐化的传媒文化带来了台泽片名过度追求“眼球经济”。和早期的台湾翻译界执行的对原名忠实为主，但求无过的电影译名方针截然不同的是，台湾近年来在翻译电影片名方面开始表现出恣意的“自由”和“豪放不羁”。台湾的片商在确定影片译名时，很多时候似乎根本不考虑影片原名和内容，只是一味地迎合“市场需求”，至于这些字眼和原片有无关系，则不予考虑。由此，流行公式也应运而生，如“总动员”系列、“战警”系列、“追缉令”系列、“魔鬼”系列。如阿诺・施瓦辛格主演的电影，译名上构成一个“魔鬼”系列。如《魔鬼复制人》(The 6th Day)、《魔鬼终结者》(The Terminator)、《魔鬼末日》(End ofDays)、《魔鬼司令》(Commando)，就连他的一部喜剧片Kindergarten Cop也被译为《魔鬼孩子王》。
商君书翻译篇10
[关键词]中庸 时中 文言文
[中***分类号]H31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5349（2012）09-0036-02
中庸有云：“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1]（p104）中庸的“中”是指适当，恰当之意，而“庸”是用，中庸意指体与用的结合。中庸之道要求人们遵循万事万物的和谐，至善状态。中庸又云：“君子之中庸，君子而时中。”[1]（p49）时中作为中庸的内在精神之一，是中庸精神的“执两用中”原则的实际应用。时中，作为中庸的哲学的精髓，它与折中、调和主义有明显区别。所谓时中，即审时度势，一指随时而中，指的是时时处处无所不中；一指因时而动，指的是依据特定的时间地点，事件而采取灵活的用中举措。儒家的时中包含着深刻的辩证法思想、鲜明的知识理性内容以及强烈的进取精神。
深受儒家熏陶和新人文主义思想的梁实秋在翻译中时怎样体现中庸观点的呢？
一、辩证理性地对待赞助者的观点
梁实秋的译莎活动不能不提到一个人，那就是胡适。作为赞助者，其对梁实秋的影响不容低估。译者对于赞助者的主观认同也是客观事实。勒菲佛儿认为，文学系统的两个控制因素：来自系统内部的专业人士和来自系统外的赞助商，前者制约作品的诗学形式，后者控制译者的意识形态。[2]（p14-15）而胡适正好是来自文学系统内部的赞助商，他不仅在诗学上影响梁实秋，而且影响其意识形态。
梁实秋显然受到了胡适的影响，在对原作理解和表达方面自觉地以中庸之道对待原作的艺术现实，在表达方式的选择上注意采取补偿的方法与译语进行调和。
在诗学方面，胡适对梁的译莎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比如文体采用，加注的重要性，保留标点等翻译方法都提出了具体建议。
胡适在担任翻译委员会委员主任一职时曾邀请梁实秋、闻一多、徐志摩、叶公超和陈西滢翻译莎士比亚剧本全集，他曾经对梁说：“最重要的用何种文体翻译莎士比亚，我主张由一多，志摩试译韵文体，另由你和通博译散文体。试验之后决定全用散文或两种文体。”[3]（p148）梁实秋的采用白话散文译莎显然受到了胡适的影响。并且梁本身支持白话文运动，他希望通过白话文体的语言形式，显现外来文学的陌生性，用以改进中文的文法、句法，借西洋的语言长处来提高汉语表现力。但是他对胡适的主张也采取了一种辩证观点，在白话文化与文言问题上，胡梁之间不见得完全情志相投。胡适主张用白话，视文言为死文字，梁实秋先生认为文言没有死，语体文是继承文言文而来，主张文白夹杂。
外国文学的各类文体推动了中国文学的转型和创新，而这一切都离不开白话文体陌生化的作用。五四时期翻译使中国产生了一次文言到白话，由汉语的地道到带有欧化成分表达的演变。“五四翻译文学的文体陌生化是译者伸入文体，又从文体转出的开拓者，是文化结构和重构的媒介者。文体陌生化首先通过文体表面形式表现出来，陌生化的归宿是推进文学***和文学创作，陌生化和传统化是文体的冲突和对话的两个方面。二者是一个矛盾统一体，并将长期共存。”[4]（p94）胡适倡导的白话文运动是语言形式的陌生化和思想陌生化的统一，有利于五四文学形式的变革和文学内容的丰富。而梁实秋认为文言文体有其独特价值，在谈论文学创作时他说：“胡适领导的白话文运动‘八不’，其中有不用典，只说对了一半，写文章若大掉书袋，固难写出流畅自然句子，读来晦涩，令人生厌：但若能适当用典，白话文恰切使用文言，不但能做到最经济表达，而且使文句的内涵更丰富。我还以为要写出好的白话文，要熟读古文……今后散文发展，不能失掉传统，应努力将新旧脉流融合在一起。”[5]（P250）虽然谈论文学创作，但与翻译密切相关。在翻译中，梁大都善于通过文言文达到古今融合、文白交融的境界，其译文显示出健雅、挺拔的典丽之美。
在译莎加注上，梁也明显受到胡适的影响，但对胡适建议也是有选择的。
加注是异化策略的补充手段。在朱生豪《错误的喜剧》中只有一个注释，而梁实秋《错中错》中则用了四十几个注释。大量加注是梁的翻译特色，这不是梁实秋的初衷，而是在胡适直接影响下的结果。“开始翻译时，我想不加注而能使读者明了译文。译了几本之后，胡适先生要求我加注。我就补加了。”不过梁实秋对加注也有自己的观点，他说：“译本加注并非难事，莎剧原文的版本都是有注解的，注得很详尽，像‘新集注本’尤其丰富。有许多注解都是有关涉及到原文之考证，不一定有助于读者对于原文之了解。所以我加注是有选择的，并不以多取胜。”[6]（p84）梁实秋的注解对于那些想了解西方文化却又没有工具书的读者来说极有帮助。包罗万象的注释宛若一部研究莎士比亚的小型百科全书。这种翻译方法与他文学创作中的引经据典是一脉相承的，都是受新人文主义和古典主义的影响，显示出“理雅之趣”。
二、特定历史背景下的理性选择
翻译从来不是发生在真空条件下，翻译往往与权力关系联系在一起，译者处在意识形态，诗学和赞助人等复杂的权力关系网中。译语文化语境入特定历史时期的***治、经济、文化、意识形态，据主导地位的文学体裁、文学规范等某种程度上制约着译者的翻译选择，译者或服从权力话语而被主流诗学接受，或者抵制权力话语而处于边缘地位，同时译者的文化立场对于翻译也起决定性作用。翻译可以是保守的，也能是***性的。处在20世纪上半期中国社会从近代走向现代的转折点上，这正是***治文学领域重大变革时期，同时也掀起了一股翻译高潮。而当时“五四”新文学受卢梭的“自然人性论”影响，标举人道主义和平民文学的旗帜，无论是文学创作还是翻译作品的选择都带有情感的泛滥的倾向，忽视了中国文学传统蕴含的理性内涵。梁实秋并不否认“五四”新文学传播西方文化，颠覆旧体制的意义，但对于“五四”之后的非理性的情感主义，没有节制的自我表现以及流于印象主义的与颓废主义的作品进行严肃的批评。梁实秋吸收了儒家的“中庸”之道和“中和”之美，比如强调文学的理性节制、重视文学的健康和适度、提倡宽容和忍的精神等等。“以理制欲”也是莎士比亚作品主题之一，反映莎士比亚追求美好人格，重视内心崇高的法则与自身修养的境界，他与儒家中庸有异曲同工之妙。
时中贵在用“权”，即视具体情形随时权衡利弊。梁实秋从历史出发，根据自身文化特点寻求定位。作为一个社会文化的“协和者”，梁选择正是对传统内涵进行协调，并且对当时主要的叙述话语进行了挑战，是一种善“权”表现，他改变了在一个社会的特定时期，译者总是聚焦于某一类外国作品的现象，这种因时而变，恰当损益，正确认识“和”的内涵，否定单一的趋同的理念。正是“中庸”原则在翻译观上的体现。
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知识分子对西方大规模译介多以***性和现代性为主流，当时中国文坛为此发生过关于译介选材的一场论争，莎士比亚作品翻译也卷入其中，被视为与现实无关的古典作品。当时表现社会现实的现当代外国文学作品的译介被视为正统和主流，其他文学作品被当作了支流甚至逆流。梁实秋看到了主流派文学存在的公式化、概念化等弊病。后来左翼文学也反省过“***的罗曼蒂克”倾向。“以文艺而论，清一色是不必而且也不可能的。”梁实秋认为中国文学，包括翻译文学在内地也应该呈现多特质特征，而对于世界文学的经典的译介则有助于形成文学与思想的多元化局面。
可见，“中庸”并不否认矛盾和对立，而是在承认矛盾和对立的基础上求的一种动态平衡，追求一种整体的和谐。“时中”从动态角度强调坚持恰到好处的中道，内含着观察判断，分析思考的认知过程和理性内容。因时而中，因事而中，才能达到“善”与“美”。“时中”要求抓住时机，及时行动。梁实秋的翻译选择过程，正是用“中”的实践过程。
【参考文献】
[1]子思源著，王国轩译著.中庸.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
[2]Andre Lefevere.Translation，Rewriting and the Manipulation of Literary Fame.Shanghai：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2004.
[3]梁实秋，怀念胡适先生.见梁实秋著，陈子善编.梁实秋文学回忆录.长沙：岳麓书社，1989年.
[4]魏家海.五四翻译文学主体的“陌生化”与“传统化”.四川外国语学院学报，2000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