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文网摘要：梁祝传说起源于何时，一直是学术界长期论争的焦点。（作者考证认定）梁祝传说源于江苏宜兴，祝英台最初不是人名而是地名，因人们对宜兴“祝英台读书处”刻石误解而衍生出动人的梁祝故事；“祝英台读书处”成刻于齐建元二年；宜兴“诗米汉”“谢钧记”或“诗米汉谢钧之记”怪异文字出现表明梁祝传说尚未萌芽；梁祝传说起源不早于唐大中十年。
关键词：艺术史；中国传统文化；梁祝；祝英台；祝英台读书处；起源
中***分类号：J80文献标识码：A
《江海学刊》2008年第3期刊登拙文《祝英台考》（《人大复印资料》2008年第11期转载），文章提出梁祝故事的核心人物祝英台最早出现在江苏宜兴，祝英台最初不是人名而是地名，祝英台乃东吴孙皓封禅的台坛；孙皓封禅所立国山碑，碑文有篆书向隶书过渡的特征，在书界享有非常高的地位，“祝英台读书处”最初是为方便解读国山碑文字、揣摩国山碑书法的人觅碑而设，“读书”是指“读碑”，并不是指有个叫祝英台的女子曾在这里读过书，后因人们对宜兴“祝英台读书处”刻石误解而衍生出动人的梁祝爱情故事。
因此，考证出“祝英台读书处”刻石的年代，对研究梁祝起源无疑会起关键作用。
笔者赴宜兴调查，找到了失踪了数百年的“祝英台读书处”刻石（见《祝英台考》）。考证以为，“祝英台读书处”刻石与六朝书法风格倾向及当时石刻之风兴盛有关，石刻产生于齐建元二年（480），进一步考证得出结论，梁祝传说起源时代不可能早于唐代大中十年，此前关于梁祝起源的说法多有失偏颇，梁祝传说晚唐出现是合理的。
一、梁祝起源时间说
自梁祝文化走入学者视野，梁祝起源于何时，一直是学术界长期论争的焦点。目前有认为梁祝传说源于两晋的，有认为源于六朝的，也有认为梁祝并不是同代人物等等的说法，与梁祝起源地的论争一样，传说究竟源于何时，说法至今不一。
从1930年钱南扬《梁祝故事叙论》研究文章发表算起，迄今为止梁祝研究已进行了八十多年，目前关于梁祝传说源于何时，主要有这样几种说法。
一是始于晋代。明徐树丕《识小录》条目有“梁山伯祝英台皆东晋人”，①浙江、宜兴等地史志均有谢安奏封祝英台墓为“义妇冢”的记载。
钱南扬《梁祝故事叙论》根据《金楼子》是梁元帝萧绎所作，结合晋代妇女“放诞风流得很的风气”，认为“梁祝故事托始于晋末，约在西历400年光景”。②
作为我国最早研究梁祝传说的、影响最大的资深学者，钱南扬的观点对其后涉入学者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如张恨水《关于梁祝文学的来源》、芜公《梁祝故事的发生和演变》、刘锡诚《“梁祝”的嬗变与文化的传播》、白岩《梁山伯庙与风俗调查》等文章皆持此观点，这是目前最有影响力的一种说法。
为证实梁祝确为晋人，1997年，浙江对宁波鄮城西的高桥镇据传的梁祝合葬墓进行发掘，专家们普遍认为，墓的位置、规格和随葬器物与志书记载的梁山伯鄞县县令身份和埋葬地相吻合，是可信的实物资料。参加发掘的钟祖霞《“梁祝”的原地考析》认为“从随葬器物的简陋程度，可以判断出墓主人是位身出寒门的下等官吏，这与历史文献志书记载的梁山伯县令的身份相吻合，换句话说，这就是真正的梁山伯墓。”③周静书《论梁祝故事的发源》提出，“考古认为‘墓主人是一位出身寒门的下品官员’，因此这与梁祝故事中‘出身寒门’和‘县令’身份是相符合的”，“再说遍查古籍，也没有发现梁祝墓周围有其他名人的墓道记载在这里，因此也不会混淆不清、张冠李戴。由此可见，墓主人无疑是梁山伯与祝英台”。④从随葬器物的简陋就能判断出其为下等官吏已让人称奇了，进一步认为墓主“出身寒门”则更有失严谨，考古证明这是单人墓，同冢的祝英台又在哪里呢？祝英台怎么又变成男身了呢？由此看来，它不是真正的梁祝同冢墓穴。试***从考古发掘角度来证明梁祝源于晋代证据不足。
二是发生在六朝。罗永麟《试论梁山伯与祝英台故事》、缪亚奇《论宜兴流传的梁山伯与祝英台故事》等文章均认为梁祝传说源于六朝，然而，这类文章结论牵强，难以令人信服。
三是源于唐代。路工《梁祝故事说唱集》中认为，“我们根据确实可靠的资料，梁祝故事在唐代已有记载”，“宋代的词，有《祝英台近》的牌名，可见宋代已普遍传唱祝英台的歌了”，路工认为，“梁祝故事流传到今天，已有一千多年了，宋以来各地方志书和名人笔记中有很多记载梁祝的事迹”。⑤事实上，《祝英台近》与梁祝传说本无关系（见《祝英台考》）。梁祝传说在唐代已有记载，目前尚未见有人将梁祝传说源于唐代的观点坐实。
四是梁祝根本不是同代人，祝英台出现得更早。根据民间流传的传说进行调查，吕洪年《梁祝“黄泉夫妻”说小议》认为，梁山伯是南北朝人，而祝英台则更早。⑥几乎所有梁祝传说中，梁祝都是同时代人，然而结合祝英台最初不是人名，后才附会入梁祝传说的事实来看，吕洪年的观点确实是非常有价值的。
此外，还有梁祝传说源于汉代、五代等时代的说法。事实上，目前所有关于梁祝起源时代的说法，或证据不足，或对史料出现误判，都不能服众。
二、梁祝传说不可能始于晋代或更早
拙文《祝英台考》提出，祝英台最早出现在江苏宜兴，“祝英台读书处”刻石是梁祝起源的母亲石，如果梁祝故事始于晋或更早，那么这块石刻的年代无疑也会更早，然而事实并非如此。
笔者认为，“祝英台读书处”刻石的背景与引导人们识读国山碑文字有关，因此可以此为线索，从书法角度来考证“祝英台读书处”刻石年代。
孙皓立国山碑后四年，东吴即为西晋所灭，作为前朝封禅之碑，西晋不可能在宜兴刻下“祝英台读书处”，引导人们去寻访瞻仰。
从书法角度说，“祝英台读书处”亦无在当时成刻之可能。西东晋时期，书法艺术十分受重视，晋武帝曾立书博士，设弟子员，教习书法，规定以钟繇（151—230）、胡昭（161—250）二人之书为标准。钟胡二人之书得东汉末年书法大家刘德升（147—189）的真传，刘德升以行书名世，书法史有“胡书肥，钟书瘦”的说法，惜乎钟、胡的行书均未传世。从传世的钟繇《宣誓表》、《力命表》、《贺捷表》三表来看，均为小楷，而其《荐季直表》虽有行隶痕迹，但仍应归诸小楷。当时条件下，似篆非篆、象隶非隶的国山碑上文字显然不可能受到重视。东晋的书风与国山碑碑文字亦完全有异，东晋早期，书坛代表人物几乎都是南下的北方氏族，钟繇书法仍居强势地位，东晋中后期，随着王羲之（303—361）、王献之（344—386）的出现，书风为之大变，人们学书不再效法“钟胡”而趋就“二王”。“二王”书法的成就在于其对“钟胡”正书、行书和张芝草书的变革，形成了清新的书坛风格。今人可以从传世的东晋书法作品与宋人刻印的《淳化阁帖》中体味到当时流行的书风特点。这种背景下，以古朴见长，似隶似篆的国山碑书法风格不应受到推崇。